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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在额抖…… “女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她们的生活作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爱的人。” 不止一个传记作家想把这句话用于乔治·桑的政治生活。他们说：“她没有理论，她在思想上追随她所爱的男人。” 其实并非如此。甚至在爱某一个人之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肖邦是个贵族，缪塞是个怀疑论者；他们都没有使乔治·桑变成贵族或者怀疑论者。她曾从米歇尔·德·布尔日、拉姆奈和皮埃尔·勒鲁等人那里，吸收过他们的一些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是她原来就有的。 在政治上，她本来就是极端大胆、热情和激烈的。她是十九世纪在法国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少有的妇女之一。 乔治·桑从孩提时起，她就已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她珍重人民，并且常常喜欢想到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长期亲密无间地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她认为母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小就对母亲怀着强烈的爱。因此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不相信富人，天生就同情反叛者。她尝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化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她也参与这种腐化，于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大众的美德上。 因此，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至少她自认是民主主义者。和拉夏特尔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反对君主派，为共和派和拿破仑派辩护。在她看来，凡是国王，即使他自称公民，都是暴君。当莫里斯和蒙彼利埃公爵在同一个班上学时，她禁止儿子接受年轻的亲王的邀请。她拥护共和政体；但是，她在寻找最好的共和国。 乔治·桑从来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给妇女以政治上的平等。她认为母爱的职责，同公职不相容。她说：“妇女将同男子一样受教育，但是女人的心，将仍是爱情、忠诚、耐性和慈悲的庇护所。正是女人要在粗暴的情感中拯救仁慈的基督精神。女人不再起这种作用的世界，是十分不幸的。” 她为妇女要求的不是投票权和选举权，而是公民权的平等和情感的平等。她认为，男人控制女人的奴役方式，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幸福，而这幸福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如果女人能如愿以偿的被人爱，她们也许就无所求了：“但是，男人们虐待她们、责备她们被迫养成的习惯，鄙视她们的无知，嘲笑她们的学问。在爱情上，男人们把她们看成妓女；在夫妻的情份上，则把她们看成佣人。男人们并不喜欢她们，男人们使唤和利用她们，并且希望这样迫使她们屈从于忠贞的戒律。” 这就是她主要的抱怨，也是她自青年时代就发出的呼声。这在她后来的作品里都有反响。男人认为忠贞是徒劳无益和可笑的。但是，凭什么公理，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公理，人们能够要求妇女忠贞？如果那男人是个追逐女色、粗暴放荡之人，为什么妻子还要对他保持贞洁呢？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在我们的偏见和习俗里，一个男人越是交了好运引人注意，人们就越是对他笑脸相迎、巴结奉承。某人吃得脑满肠肥，情场上春风得意，就被看作是快活的伙伴。而被指控为奸妇的女人，却不会有这种地位。这就是人们给予妇女的唯一的荣誉。对丈夫不忠的女人，她变得憔悴，被人轻视；在子女眼里，她也是很丢人的；她该受到侮辱性的惩罚，比如说坐牢。 乔治·桑所希望的是，把妇女因结婚而被剥夺了的公民权利归还给她们；并且希望废止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侮辱性惩罚的法律，因为那是“使通奸现象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加的野蛮法律。” 她认为整治两性结合不合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地中止和改变夫妻关系，而这种自由那时还不存在：“在世上，一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已经进化到懂得完美的爱情的时候，就不能够——最好说，就不允许——走回头路，仍旧像野兽一样对待性行为了。” 当肉体的结合不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时，它对人来说是一种罪过和亵渎行为，即使是结了婚，也是如此。女人应有权躲避这样的结合：“我认为，在爱情中显露虚假的快感，以及在不完全的爱情里极力制造快感，都是莫大的罪孽。我认为，并且要说：要么全心全意地去爱，要么干脆如处女般生活下去。” 在她看来，错误和罪过并不在于更换情人，去爱自己所爱的人，而在于委身于自己不爱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这就是她的女权论的界限。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妇女来讲，这种女权论并不牵涉到政治行动。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随大流，还是逆潮流，他们都要受到同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或者与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乔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继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号召社会革命。 1847年，乔治·桑的个人生活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中断了同肖邦的来往；出现了克莱森热与索朗芝的婚姻悲剧。这些打击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悲伤压碎了，我相信，这是无法医治的忧伤。因为，我越是能够暂时忘记忧伤，忧伤越是向我袭来。往后，我就更加阴郁不快，心碎欲裂……” 尽管这样，她仍然继续工作，而且显得很愉快，有时也会真的心情舒畅。 乔治·桑终于为她的奥古斯蒂娜找到了一个丈夫，三十六岁的图画教师卡罗尔。他是流亡法国的波兰人，维克多发现了他；乔治·桑曾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对奥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这对年轻人没什么财产，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为了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乔治·桑给了新娘三万法郎的陪嫁，又为新郎找到一个税务员的职位。 乔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疯狂的克莱森热挥霍浪费，结果负债累累。为了使收支平衡，她写了十卷本的《我的自传》。 1847年，乔治·桑几乎没有见过皮埃尔，勒鲁，十分宽宏大量的乔治·桑很严肃地批评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勒鲁的事，我开始习惯做这样的设想：他在与世隔绝的、想象的钢丝绳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将会变成怎样，但他总可以找到办法，一方面，他办事情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坚持不懈。而且，他很善于从他不承认的这个世界，取得必需的帮助。多年来，他心甘情愿地过着穷困的日子；但是，他一家老小，那么多人吃饭，却从来不缺少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拖延下来，他并不那么担忧，他有令人赞叹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过难关。他也有令人赞叹的才智，使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年轻的维克多此时成了诺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将在巴黎举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乱。乔治·桑起初还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惊，全法国也为之一震。乔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于一种女性的强烈愤慨。 她写信给儿子，劝他不要再去那里闲逛了，因为人们会被砍伤，而且这对正义的事业毫无好处。她见儿子没听她的劝告回诺昂，感到很吃惊。莫里斯喜气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热。乔治·桑很担心，于是决定去找她的儿子。 到了巴黎后，乔治·桑突然感到，这是伟大的日子，不仅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她发现朋友们都已上台掌了权。 共和国是坚强的。大家不再放弃它，为了保卫它，必要时就战死在街垒上。正直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许不能胜任只有拿破仑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部分人都尽力去工作。 乔治·桑看到临时政府的首脑，被工人和资产阶级拉来拉去。他们用工作服反对礼服，用鸭舌帽反对礼帽，将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立。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乐观，尤其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她使她的朋友们被任命为共和国在拉夏特尔等城市的专员。旧情人米歇尔已被澈职，因为他害怕作蛊惑人心的宣传，背叛了民主。乔治·桑还使莫里斯成了诺昂的镇长。 她有一张长期通行证，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随时去找临时政府的成员。她成了革命的缪斯。革命行动使艺术家们大为振奋，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危险，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容易任人塑造。 美梦是不会长久的，这就是美梦本身的含义。富人们害怕，穷人们也一样，人民对一八三○年怀着惨痛的记忆。那时候，国王从人民手中抢走了共和国，人民仍然握紧武器。 乔治·桑1848年3月写道：“我看见了不信任和怀疑已经钻进了富人的心窝，我看见了野心和欺骗戴上了赞同现政权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诺昂，为的是陪莫里斯回去就职，并了解一下外省的情况。一个乡间的庆祝集会就在市镇广场上举行。但是，在拉夏特尔，资产阶级表露了敌对的情绪。“我回到这里，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们，变革那已经变得相当麻木的贝里。不管怎样，并不因为拉夏特尔不同意，共和国就失败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顽强，变得更好斗。回到巴黎后，她十分自豪，自命为政权的智囊和笔杆子。 伟大真诚的信仰在她的心头掀起了波涛。 巴尔扎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权的运气：共和国维持不了多久，顶多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尽量不失时机。要是他有钱的话，他也许会像他的小说中的投机者一样，趁着人心惶惶之机，低价买进债券和田产。他写信给情人说：“为了建立共和国，要摧毁一切，重建一切。这事业没有人支持。因此，我们将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巴尔扎克本来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乔治·桑有分歧。 普选临近了。乔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权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说去选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选人。但是。全省除了几个属于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尔一样保守。 不过，乔治·桑不承认被击败了。她撰文威胁道： 如果选举不能使社会真理取胜的话，如果选举只代表一个人民不真诚信任的特权集团的利益，那个本应是拯救共和国的选举就将会失败。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大概只有一条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过去建起过街垒，他们也许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意志，使错误的国民议会决议推迟实行。这是最后的、可悲的办法。法国愿意迫使巴黎再求助于这个办法吗？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这是号召举行暴动。 乔治·桑不害怕暴动。在她看来，政府、报刊、整个法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纯粹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们与君主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派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派，她是其中的一员。她想，唯有战斗的结果才能区分两大阵营。 然而，在等候选举时，政府中思想先进的人，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政权。很多人把造成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乔治·桑的文章。 乔治·桑在别的报纸上力图解释说，她不主张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说的，不主张“特权集团和小集团”。“特权集团”就是所谓的领导阶级，“小集团”指的是狂热鼓吹暴力的小集团。但是，实际上，她是鼓励“小集团”，而公众反对她的叫骂也是很厉害的。 这时，乔治·桑还能到一些部长的家里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乔治·桑劝告他们的那样做了。巴黎的起义者们闯进了彼旁宫，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紧急动员令，富人区的国民卫军挽救了国民议会。 5月15日，乔治·桑在哪儿呢？波旁宫旁边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看见，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在发表演讲，并博得众人的喝采。她就是乔治·桑！ 5月15日晚上，乔治·桑断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失败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诺昂去。 但是，她等了两天，因为有人说她将要被捕。她不愿意显出逃走的样子。在等待搜查时，她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没有任何人想要为难她。于是，在17号晚上，她平静地口诺昂去了。 当乔治·桑回忆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况时，她就会觉得，诺昂就是她的避难所。但现在却应该改变这种看法。在混乱的巴黎，人们都把她给忘了，而在这乡间，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反动派把她当作攻击目标，邻居们指控她犯了种种过失和罪行。 诺昂新镇长奥拉尔是乔治·桑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私交。他劝乔治·桑离开家乡，直到各种谣言和愤怒平息之后再回来。 乔治·桑去了图尔，报纸讥笑说：“乔治·桑到哪里去了？她狼狈不堪，六月事件的时候，收拾好家具和雪茄烟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图尔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义失败和六月的血腥屠杀之后，有上千人被流放。社会共和国被推翻了。一道新的血腥的壕沟挖好了，横在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乔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报上发表文章。她说： “我不给任何报刊写了，至少是现在不写。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想。所谓当务之急，就是要做些让步，而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但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崩溃了，还未复原，我要等它康复。” 这时，肖邦在伦敦越来越恶毒地谈论他旧日情人的不幸：“最近这段时间里，她陷进泥泞里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进泥潭。人们认为，燃起内战之火的公告是她写的……” 除了外界的责难，乔治·桑的心中也充满了痛苦的斗争。奥古斯蒂娜的父亲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为《当代女人——乔治·桑的传记及其阴谋》。他在文章中指责乔治·桑把奥古斯蒂娜拐到诺昂，做莫里斯的情妇，然后把这姑娘随便嫁给一个男人。 乔治·桑去请教了大律师谢·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说，他儿子和养女之间，只有圣洁的兄妹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乡间，家庭里充满亲密的友情，我一直看着他们长大。” 谢·戴斯丹日恐吓了那位父亲，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没有发表。 但是，轮到肖邦来指控了。他说：“总之，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议论这桩最肮脏的丑闻。做父亲的虽没有尽责，但那都是事实。这就是那桩善举！当这姑娘来到这个家时，我是竭力反对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并且经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乔治·桑写给索朗芝的信：“对于他，我不能以怨报怨，以怒报怒。我经常想到他，就像是想起一个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为了迎击敌对派的进攻，乔治·桑再次把自己的书桌变成防卫的堡垒。她重新开始写《我的自传》，并又挖掘乡间题材小说。 这种新的田园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好感。那并不是因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确实放弃了激烈的政治观点。她说，她从此也许可以接受两种所有制：一种是个体制，只有阶级调和才能使它为人们所接受；另一种是集体制，她希望它能够实现，并且范围尽可能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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