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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 1848年12月底，伊包利特去世了，他病了将近两年，在酒里找寻一种人为的刺激。他什么也不吃，每天喝酒，越喝越多。死神来到了，他却没有察觉到。 1847年，奥古斯蒂娜生了个儿子，取名乔治。 玛丽·多尔瓦尔的外孙也叫乔治。玛丽·多尔瓦尔变老了，她退出情场，断绝了一切来往，只是一个热心的祖母。她的女儿卡罗琳娜，嫁给了喜剧演员勒内。小夫妇俩在事业上并不成功；但已有三个孩子了。玛丽的丈夫已经瘫痪，成了残废。沉重的负担压在多尔瓦尔的身上。她勇敢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巡回演出。因为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里，除她这个流浪女演员的演出报酬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收入。小乔治身体很虚弱。 为了使多尔瓦尔能带孩子到南方去调养，乔治·桑给孩子出旅费。孩子却因患大脑炎而夭折，多尔瓦尔也只比孩子多活了一年。 临死前，多尔瓦尔曾叫人通知大仲马和桑多，说她想见见他俩。大仲马跑来看她。玛丽担心会被抛到公共墓穴中去，大仲马安慰她，并答应为她买块墓地。但是小于勒错过了这最后的会面，他来得太迟了。在她的墓前，竖着一个黑色木十字架，上面写着：“玛丽·多尔瓦尔，死于悲伤。” 在她被诅咒、被抛弃和被侮辱的一生中，她是艺术和命运的牺牲品，乔治·桑慷慨地照顾她的外孙们——雅克和玛丽长期在诺昂度假。 肖邦没有再见到乔治·桑。1849年10月17日，他与世长辞。有人说他斯喃喃地说：“乔治·桑对我说过，我只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肖邦临终时，有几个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乔治·桑得知这个死讯时，把肖邦过去给她的一绺环状鬈发，放在一个小纸袋里，在上面写道：可怜的肖邦！死于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两年之后，小仲马在俄国与波兰边界，发现了乔治·桑给肖邦的全部信件。肖邦的姐姐把信从巴黎带到了密斯罗维奇，因为怕信被那里的海关截去，就把信留在朋友那里。那些人为了让年轻的小仲马开心，让他看了一个法国女人的情囊，而他们根本不认得她。 自从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之后，玛丽住在巴黎。她同家里的人（除了丈夫）言归于好，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主持政治沙龙，发表了一些严肃的作品：《论自由》《共和主义者的信》《伦理学提纲》。在写三卷《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的时候，她想和乔治·桑接触，希望这个当年参与这出历史悲剧的演员能帮助她回忆这段时间的历史。可是，这两个女人不和已经有十一年了。 1850年11月，玛丽·达古尔给乔治·桑写信：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人代表您向我淡了些知心话，说到我心坎上。但我还不敢沉浸在它带来的欢乐里。要是您是单身的话，我本来随时想去向您了解一下，我们间事实上破裂了的、美好友谊，是否还给您留下某些惋惜之情？您是否也和我一样觉得那友谊是永恒的，并且是一点也不能替代的呢？ 公众误以为我们相互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如果您发现我对不起您，我随时准备忏悔。但说实在的，我认为我们两人，只有一件事情是可责备的，那就是我们少不更事。我们那时年轻，就是说我们轻信，爱挑剔，又太暴躁。我们曾天真地相信了那些恶毒的，或至少是轻率的谣传。我们自以为强烈的温情被人出卖，流露过激烈的言词。但我怀着不能夺走的坚定信念：因为如果我们在那痛苦的年代的每时每刻，透过所有愤怒的谣言背后，都能了解对方真实的思想，那么我们的友情就会真挚深厚和牢不可破。 刚才提笔给您写信，我还很犹豫。我对您的感情对您是否还有些魅力呢？ 岁月也许是把我改变得比较好些了，但也使我变得没有那么可爱了。金发女郎翅膀不知留在哪里了，神奇的公主脱下了她蓝色的裙子，神圣的光芒已经离开了她的额头。在您充满才华的一切幻觉中，只剩下一个女人了。她性格倔强，更加勇敢，慢慢地走在一条孤独的路上，走在长长的送葬行列的最前头。 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我还是写信给您了。您将会感到这些话严肃而又真诚。我感谢您住日真诚地对待我。 乔治·桑，在我写这个如此亲切的名字时，我似乎看到自己又回到青年时代。所有疑虑都消失了，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们的友情将会复活，不仅亲密，而且更加坚强。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热烈的希望了。 而您呢，乔治·桑？ 乔治·桑并不反对这种半和好的想法。但是，在同意和解之前，她坚持要把脓肿挤干净！要澄清一切事实。她给玛丽·达古尔写信，说明了这层意思。 说实在的，这两个女人间的友情，不可能继续存在。她们互相说得太多，写得太多了。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手与伙伴对自己的看法。过分直率，就不能相互原谅。它使对方大清楚别人的评价。这评价过去残酷无情，现在可能依然如故。没有信任就没有友谊。而且，尊重对于友谊来讲，即使是虚情假意，也比严厉的真诚更有利。此外，真诚常常也只是一种生气或怨恨的表示。 乔治·桑的孩子们几乎没有变。索朗芝和她的丈夫在爱情与离异之间摇摆。他们因支付不了抵押的利息，法院根据债权人的请求和申诉，把纳博纳公馆贱价出卖了。女儿自己的陪嫁挥霍光了，母亲仁慈地答应给她每年三千法郎的补贴。1849年5月，一个小女孩降生在卡西米尔的家里。她就是让娜·克莱森热。 莫里斯还是那样优柔寡断，仅有愿望而没有行动。他老是说要成家，但计划总是落空。 1850年12月21日，母亲在信中对他说：“不对，你对结婚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是悲剧性的，不要以为我责备你的过去。” 她劝儿子，如果真想找妻子，要在巴黎把结交的范围扩大，并且深入到各种不同的团体里。“还有别的阶层：你愿意见见达古尔夫人吗？她接受伟大思想的最芳香的花朵。我们之间已经言和了。尽管我不愿常去她那里，但你可以去看看她。她会热情接待你的，因为她渴望和解，她有几个女儿，她会接待年轻人的。然后，新朋友再介绍新朋友……” 她特别要莫里斯经过认真的选择之后再做决定。这是很重要的事，不仅对莫里斯是这样，对她也一样。如果将来她和媳妇不和，就得离开诺昂。 根据她自己的经验，乔治·桑提醒儿子，只有一种方法可使夫妻幸福，这就是说要诚心诚意，而不是只有些游移模糊的想法。她劝人们要保持忠贞。这可能使人惊讶。但对爱情的忠贞却是她的一贯主张。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终生的苦役。 不久前，我就听你说，你认为不能永远爱一个人，也不能保证结婚后永不变心。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不要结婚。因为那样你会成为戴绿帽的丈夫，那你是咎由自取。你得到的，不是个愚蠢的牺牲品，就是醋意十足的泼妇，或者你所瞧不起的骗子。 人们在相爱的时候，总是确信对爱情忠贞不渝。人们完全可能受骗，但是相信保持忠贞，立下山盟海誓，能坚持多久就能幸福多久。要是专一的爱情不能维持一生，至少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人们可能相信忠贞不渝的爱情。 在我看到你有自信心的时候，我就安心了。 莫里斯在诺昂吸引了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青年，有画室的同伴，也有政治上的朋友。他们长期住在诺昂。乔治·桑把自己的生活同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1850年以后，亚历山大·芒索升级为受宠的人，并且在诺昂留了下来。他使乔治·桑女士完全满意，她的政治偏见和模糊的母性都得到了满足。 芒索比乔治·桑小十三岁，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但身子单薄，肺也不太好。 他出身贫寒，父亲是卢森堡宫的卫士。他是个很有艺术才能的雕塑家。他起初给乔治·桑当秘书，很快又成了她的知己。 当乔治·桑去巴黎时，她不听莫里斯的意见，要往在芒索的家里。尽管母亲人到中年，莫里斯还是担心这样做又会招来闲话。但乔治·桑对莫里斯说：“你希望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我住在芒索那里，比住在你那里更好。要是你和我住在一起，要是你能睡在他的工作室里，就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即使你不来睡觉，也不会有的。你想，除了看门人之外，谁也不知道我住在那里！每天，一个男青年把他的套间，借给一个外省来的夫人，特别是这位夫已经四十六岁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乔治·桑的生活中，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她在诺昂又重新过起平静的生活，重新每天观赏美丽的鸢尾花和欧石南，重新生活在吵闹而又快乐的年轻人的周围。 芒索要她去照顾，儿子要她去爱，这个家要她去管理；而且，每天晚上，她要写二十页小说。她的生活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路易·波拿巴被选为共和国总统。新的元首对乔治·桑并不陌生。路易·波拿巴年轻时就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烧炭党人。大概在1838年，乔治·桑在巴黎的一个沙龙见过他。当时，路易谋反的计划败露后，被送进了哈姆监狱。 亲王知道乔治·桑女士对他很感兴趣，便叫人告诉乔治·桑说，要是她能够到哈姆监狱来的话，对于他就是盛大的节日。她并没有去，但给亲王写过信，彬彬有礼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那时，乔治·桑真想相信这个年轻波拿巴的真诚。朋友们要她谨防上当；但是，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她还是在《改革报》上发表了一篇不抱敌意的文章。 1851年11月，她来到巴黎，参加她写的《维克托里娜的婚姻》的彩排。该剧于1851年11月26日在体育馆上演。 索朗芝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保护人多尔塞伯爵观看了首场演出。克莱森热夫妇若即若离，忽而分居，忽而合好。第二年，这对互相仇恨的夫妻的动荡不安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这时，大家都在谈论着可能发生的政变。谁来反对政变呢？是资产阶级？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是工人？他们为什么要捍卫那个曾经下令枪杀他们的国民议会呢？ 十二月初的一天，有人对乔治·桑说：“如果总统不马上搞一次政变，他就是个外行，因为现在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那天晚上，乔治·桑和索朗芝与芒索一起去看马戏。凌晨一点钟，他们走过爱丽舍宫，看见院子的正门关着。只有一个哨兵守在那里，万籁俱寂；路灯光照着泥泞滑溜的路面。乔治·桑笑着说：“这还不是明天！”这一夜，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一早，有人来告知她：“国民议会己被解散。”这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很久以来，丧亡中的共和国就已不再是她所期望的共和国了。 大街上，人们都很平静，但是，晚上《维克托里娜的婚礼》在体育馆演出时，观众寥寥无几。 “现在，我非常能控制自己，”乔治·桑对一个朋友说。“再也没有什么会激起我的气愤了。我对待反动派，就像是对待盲目的命运，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耐心，才能战而胜之。” 她坐在炉旁度过了这个路易·波拿巴晚上，细心地听着外面有什么动静：“什么也没有，到处是死亡、蠢笨或者恐怖造成的寂静。”在这几天里，她希望路易·波拿巴这个新主人将尽力使法国人和好。 但是，新政权一开始就充满血腥与暴虐。就像白色恐怖时期一样，一些极端分子要求路易·波拿巴亲王做一个冷酷无情而又公正的人，并要求他手持严酷的利剑，越过世纪。 凡是忠实于共和国的，都被残酷地消灭了。地方上的报复行动，使镇压有加无减。半个法国都在检举别人，依据匿名、诬告而做出的不能上诉的判决，使无数不幸的人被囚禁、被运往非洲，或流放到美洲去。 贝里也笼罩在惊恐之中。诺昂的常客中，很多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指定流放。有人说乔治·桑也要被捕。她不愿逃走；相反，她决定要去见路易·波拿巴。 其实，她根本没什么危险。亲王总统很尊敬她。她坚持要得到总统的接见，她要替朋友们的案子做辩护。 1852年1月，她来到巴黎，并写信给亲王： “我一直把您看成是一个天才的社会主义者，对您满怀虔诚的信任。我认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高声责备上天和民族，责备由上帝所降生和为人民所拥护的人，简直是一种罪过。” 总统亲笔回信给她：“夫人，我将很高兴地接见您，时间由您定，下星期随便哪一天，下午三点钟吧。” 她担心时间不够，不能讲完自己的意见，事先准备了一封很长的信。这是一份要求宽容的呼吁书： 亲王，我来到您身边大胆地进行交涉。亲王，我童年和老年时的朋友们，我的兄弟和我收养的孩子们，现在都已身陷囹圄，或者被流放。 在陌生的天空底下永远过流亡生活，这不是您的意愿吧？ 但愿您知道它使最平静和最漠不关心的人都感到沮丧啊！而且，在候审监狱，羁押着身患疾病和生命垂危的人。囚犯们都挤在铺草的地上。那里臭气薰天，而且冰冷难熬。母亲和女儿完全不理解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她们焦虑不安。温和的工人和农民都惊呆了。他们说：“难道要把那些不谋杀和不偷窃的人，统统投进监狱吗？我们都要去吗？而我们那时投票选他，都是多么高兴。” 亲王，我过去爱戴的亲王，请您本人好好考虑吧！您还不至于为了进行统治，而变成无情无义吧。政治也许做出了伟大的事情；但是，只有良心才能做出奇迹。扪心自问一下您的良心吧！ 赦免吧！我的亲王！如果您不听我的话，我在临死之前做了这最后的努力，那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自己既不会使上帝不高兴，也不会损害自己做人的自由权利。我尤其不会有愧于您对我的敬意。我珍视您对我的敬意胜过珍视宁静地度过晚年和辞别人世。 路易·波拿巴握着乔治·桑的两手，听她慷慨陈辞，请求实行大赦，揭露以政治为幌子的公报私仇。亲王对她说，非常尊重她的性格，同意她为朋友们提出的要求，并把她介绍给内政部长。她从这位部长那里获得了对一些贝里人的从宽处理。 接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了让不幸的人们获得赦免，她进行了勇敢顽强的斗争。这真是两头不讨好的任务：她坚持不懈的奔走，几乎激怒了当局；而她与当局的关系，又引来了共和派朋友的指责。然而，她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在几个月里，乔治·桑在部长、亲王与警察局长之间周旋，来回奔波。她拯救生病的囚徒；为他们的家庭争取救济；阻止运送被流放者的囚车出发；给被流放者寄书汇款。为了维护请愿者的尊严，她替他们写请愿书，从行刑队手中抢救出几个被判了死刑的士兵。 当乔治·桑碰到的麻烦太多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写信给总统，乔治·桑继续相信这个从前的哈姆监狱囚犯的善心，可是他已成了爱丽舍宫中的昏君。 总统差不多取得全国一致同意，当了皇帝。乔治·桑再也见不到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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