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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这张条子，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一心只想去苏联，怎么又要我改行经商？ 谭老五说：“大哥回来之前，我们上面都没动，这回一听说真的成立红军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大队伍又调回山上了，决定以河东七场为根据地，大竹后山作后备，等大哥从广安、邻水那边回来再动作。敌人没有兵，不敢到华蓥来，就派了些便衣特务在乡里活动，路上的卡子也查得紧了。如果要行动，就得变装，穿敌人的军服，所以要你想办法打两百套军服出来。再说我们现在扯得这么宽，又要孤立军阀，就不能老去打地主，打土豪。组织上开会研究了，让你先想办法搞点钱，对山上作些经济支援，起码每次的军需品，不要山上拿钱下来。” 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苏联暂时不去了，该不会是场梦吧？无凭无故的去打成百套军服，别人不怀疑吗？再说，我手边存着的薪水，一共不到两百元，自己要用一点，百多元也只能打几十套……越想问题越多，搞得我昏昏沉沉的，也没想出个十全之计来。 第二天，我找一个老师把课对调了，一大早就去找徐清浦，传达了组织上要他去合川的事，同时把山上要军服的事情说了，希望他能出些主意。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有啥子问题，开个服装铺自己搞。” 我说：“哪来这么多的本钱啊！” 他又笑着说：“要不了好多本钱，佃个铺子就行了。” 我们就认真地商量起来。徐清浦是个细心人，一个上午下来，连那些细节都设计得周周全全的，临走时我对徐清浦说：“怪不得人家喊你叫智多星，我昨夜想了一夜都没想出个妥善的法子来，你一说我就开窍了。” 我兴冲冲地步行回校，走到七星岗，看见一个服装铺里坐了一个女工，正在缝纫机上打衣服。我想女的好摆龙门阵，就借打衣服与她搭上了话。没说上几句，就知道了这家铺子的老板姓黄，是女工的哥哥，要去眉山做事，这铺子正想顶出去。 我一听，连忙找到了黄老板，问他打算要多少钱？ 黄老板说连租金、押金、机器在内，只要千多块钱。我看他铺子上摆着六部机器，铺面两丈多宽，三个套间，两楼一底，地方也还适中，就说：“我给你找一个人吧！”接着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我急急地告辞出来，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在隔壁布店里扯来七尺阴丹布，找他做一件旗袍，给了一块银元的定钱，约定后天来取。 我回来就对谭老五说：“你回去告诉你大哥，说的事一定照办，先打上几十套军服没有问题，要是有款子带点下来。”谭老五说：“现在队伍扯得那么宽，到处都要钱，要款子有困难，恐怕要你自己想办法。” 那就自己想办法吧。 隔了两天我去拿衣服，那女工说，他哥哥到眉山去了，顶铺子的事要开了年才能决定。 离寒假还有十多天，我提前把课考试了，领了五十元薪水。我一个子儿也不敢花，揣上就往七星岗跑。正好，黄家老板从眉山回来了，我把五十块钱交给了他，算作定钱。腊月间，他的账主很多，又要忙过年，这五十块钱虽然为数不大，却是雪地送炭，他直是点头，说：“这铺子一定顶给你，其他的款子好商量，分期付就行。” 虽然铺子有些眉目，没有拿到手总是不放心，就说不会变卦，也要开了年才行。再说开个铺子，要机器要人，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还要去讨些见识。学校放假了，我就退了聘，天天在城里遍街跑。听人说机房街盛家公司是专门卖缝纫机的大铺子，还附设了几个缝纫厂，我就跑去看。满屋子的缝纫机，一架一架地摆着，我站在机器旁边，心里正盘算，公司里的一群女工下班出来了，其中一个叫徐志群的认识我，招呼说：“陈老师，你买机器啊？” 我随意回了一句：“是的，我想买机器，开个铺子。”这些女学工听说要开铺子，都围拢来，七嘴八舌地打听。 我说：“怎么？你们学出来，还要自己找铺子？” 徐志群说：“是呀，不自己找，到哪里去做工？”“我们快要出师了，就在愁没有地方去呀。” 我想这些女学工，一个个都是十多岁，多单纯，就说：“愁啥子？求哪个？我们二天开个女子服装店，欢迎你们出来参加。” 她们听了，高兴得直跳，当时就围了十多个人过来，家也不回，饭也不吃，就围着我在机器边讨论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很热闹，最后决定有钱的出钱，有机器的出机器，一百元一股，我负责找房子，当时就凑了五六部机器和三四百元钱。谈完了，我招待她们去吃小面。我是个急性子，她们比我还要急，恨不得明天就把服装店开起来。 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埋着脑壳打算，走到小梁子，听见有人喊我。我一看是雷忠厚，就把开服装店的事跟他谈了，他说：“好事情嘛，我家里还有一部机器空起的，你拿去用就是。”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铺子还没打开，要求参加的人就不少了。我对经商没有搞过，但还是有许多打算。我想把铺子开宽点，开个服装店，还可以组织刺绣、织袜、染色，制化妆用品……想得天花乱坠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团结许多妇女，将来好做工作，更可以多赚些钱，解决山上的困难。可是到底怎么组织，我也搞不清楚，就到外面商店里找来一些简章作参考，自己拟了一个简章，然后去找一家公司的经理请教。他看了以后说：“就是这样的，不过后面还要举出社长、经理、出纳、会计、总务、保管等人的名字。”我听了很诧异：“要这么多人干啥子？” 他笑了笑说：“怎么不要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事啊，而且这些人还要领薪水哩。” 我吃了一惊说：“才搞起来，哪来这么多钱给薪水？”他说：“薪水算什么，还有耗损费、水电费、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保甲费等……一个月要几百块。” 我把那些要参加的女工都找来，讨论了简章，又提到那些困难，问她们搞不搞。她们表示开始不要津贴，机器分红的利息低一点，只要够吃饭就行了。大家决心很大，我提议取个“先声女子实业社”的名字，表示妇女独立，我们要先行的意思，大家一阵鼓掌表示赞成。 我住的李子坝离城内很远，徐志群的妈妈住在离七星岗不远的太白楼，那里又谨慎又方便，我就搬过去和她同住。这时，一个叫王莉蓉的女工探听到川东师范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说其他铺子要两块钱一套的工钱，我们要是便宜点，可以接过来打。大家说好是好，可是我们现在机器不够啊。 我说先接过来再想办法，接着一口气跑到七星岗黄老板的铺子里，把这情况谈了。黄老板算了一下说：“这笔货接得，自己买布料套起裁，可以节省很多料子，搞得好，大约要赚七八百元。” 我问：“一天一部机器要打多少套？” 他说：“这是门市货，要做过细点，打得快的一天打五六套，慢的最少要打两三套。” 我算了一下，有五部现成机器，一天一部拉扯打四套，如果加一班，人停机器不停，一天就可以打四十套，十天就是四百套，赚上七八百元，就可以做基金了。这生意确实做得。 我又一趟跑到川东师范，总务主任姓路，我们原来就认识，一见了面我就说：“你们的货我们打。” 路主任听我这么一说，莫名其妙：“陈老师，打什么呀？”“你们学校不是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吗？” 他一听，看了我半天，摇头摆手地说：“开啥子玩笑啊？陈老师教书教得那么好，来当裁缝老板？” 我说：“当真的，谁哄你，裁缝老板不是人当的呀？” 随后我们就认真进行了讨论，决定先打四百套，比外面少两角钱一套，另外每套提五分钱作他的回扣，十天交货，先交了五百块定金。 回到太白楼，把情况给王莉蓉她们谈了。她们又惊又喜，为我捏了一把汗，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接了定钱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事在人为，于是又跑到七星岗，看见黄老板铺子对面，正在整修一个铺面，很宽敞。房子老板姓倪，我去对他说，你的房子我要了，说着就要交定钱。这倪老板，本来也没打算出租房子，就说：“陈老板，你忙什么？这房子还没有修好，连壁头都没有糊呢。” 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迁来后，该怎么糊就怎么糊。”说着又把定钱加了十块。 当时重庆商业不景气，佃铺子还不困难，倪老板也是在年关期间差钱用，看我这么爽快，连忙叫人把屋里的家什收拾收拾，答应了。 房子有了，机器有了，工人也有了，可是这么大的一批活，又是头一次做的面子活路，没有一个过得硬的裁缝怎么行？还得找个技师。我就和徐志群一道，一起去找她的师傅陈树安。 陈树安是在上海学的手艺，技术很好，就是脾气有点古怪，和好几个老板合不来，现在闲耍着。我们把情况谈了，他很高兴，说：“你慌什么，要多少工人，我帮你找，机器也有。现在的失业工人多，就是怕没有事做。” 我看他很直爽，就问他要多少工资。 他说：“没有关系，做下来看吧。” 我说：“好吧，我们都是自家人，先干起来，打了一批货再说。” 他又问了订货的价钱和数量，随后我们一起到都邮街华华公司去订了面料，当天下午就到川东师范去比了几十个人的尺寸，晚上就开了工。 第二天，徐志群带来一些盛家公司的女学工，陈树安又找来几个男技工，搬来十五六部机器，安在两间房子里。没有案板，就把门板卸下来搭起，有些女工还回家去把被单拿来作垫子。陈树安又是比又是裁，一个人搞不赢，就在打工中找两个出来裁。为了赶工期，晚上我租了一盏大煤气灯来，照得屋子里满堂亮，只听见刷刷刷的裁剪声和啪啪啪的缝纫机声。打到半夜，我叫了一个卖担担面的来，对工人们说：“你们吃多少算多少，我给钱，不扣你们的工资。”工人们都高兴，陈树安说：“我们大家得努把力，才对得起人家陈老板啊。这法兰绒衣服，别处都只给两角钱一套的工钱，这里是三角钱一套还包夜宵，这样的仁义老板哪里去找？” 工人们白日夜晚地打，我也白日夜晚地陪着他们，站在机器旁边打打杂，帮助他们递递东西，也顺便学点手艺。夜深了，照例要到街上去找卖炒米糖开水、油茶鸡蛋或者担担面之类的加夜餐，还和他们摆些笑话龙门阵，振奋精神。 刚刚四天的工夫，四百套衣服就做完了，用黄包车给川东师范送去，一长串车子一直停在学校总务室门口。路主任叫人清点了数目，很满意，如数给我开了张支票，真是钱货两清。临走时，路主任说：“陈老师，你做事这样干净利落，又守信用提前交货，以后我们有了什么货，还要找你们打，其他学校的活路也可以帮你介绍。”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第一关总算过了，突然想到何不趁这个时候，赶紧给山上把急需的军服打了，就赶紧去抱了四匹布来。陈树安一叠十几层，一叠一剪，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裁好了一百套，当天晚上大家又赶了个工，就做了出来。第三天，金积成来了，还带来一个叫李士民的同志协助我的工作。他一听说军服打起了，高兴得不得了，一拍巴掌说：“现在到处都堵得紧，我们就是等着用这些军服去混过敌人卡子。大姐，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白手起了家，真是有办法啊。” 我去找到李荣华李大哥，由他到范绍增那里去开了张通行证，亲自把金积成送到磁器口才转来。 送走了全积成，我一个人慢慢地往回走，一边想着自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初闯商界就旗开得胜，不免有些得意。正想着，突然觉得身后有一个人怎么老是跟着我，还左看右看的。我一回头，那人站住了，怯生生地说：“是三姐吧？” 我一看，是个女人，穿一件淡淡雅雅的旗袍，头发挽了个很好看的髻子，很淑静的样子，一眼看去，很是眼熟。那女人见我只是看着她，笑笑说：“三姐，我是晓兰，你贵人多忘事，怎么连我也不记得了？” 我一把拉住她：“哎呀，晓兰，好多年不见了，你倒是越发出落得漂亮了。你什么时候也到重庆来了？” 晓兰已经结婚了，丈夫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一个孩子七八岁了，交给她婆婆带着，自己在家闲着，没事干。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晓兰是个很细致的女人，如果她能到服装店来，一定是个好帮手。 晓兰一听，很乐意，第二天就和丈夫说好，将行李搬到社里来了。我带着她成天在街上逛，在一家百货公司看到当时市面上很吃香的刺绣被面和绣花枕头，因为是上海货，价钱卖得很高。晓兰说：“三姐，这样的活路在你的手里算得上什么？你来画，我们再找些人来绣，现在重庆那些没事做的绣花女儿多的是，我就不信做出来比不上上海货。” 我说行！当时就买了各色软缎，拿回去由我画上时新的花样，动员工人们串联了贫民中的三十多个会刺绣的女工来做。不到十天工夫，就绣好了很多被面、帐帘子和枕头。表妹康玉英在重庆的一家染色厂工作，我找她帮我兑好颜色，两天工夫帮金山饭店印了三百多床床单，赚了一百多元；同时我们又四处派人出去联系，帮三峡厂代锁毛巾，帮袜子厂代锁袜子……社内的工作忙不过来，就通过我们工人的介绍，招了二十个贫民的女儿来当学工，周汤元的女儿也来了，这样又结织了很多贫苦人。 二月一日，“先声女子实业社”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了，早上门一打开，鞭炮就放起来，亮堂堂的铺面，玻璃柜里装满了我们自制的和代销的东西，对联和玻璃片装的屏对，铺子里都摆不下了。人们都说我们是全城六十几家实业社中，最漂亮的最吃得开的一家，买货的，参观的，挤满了人，直到二更过后，铺子还关不了门。 开张之后，生意一直很红火，大家也都很满意。二月十三号，黄老板来告诉我，他要去眉山了，问他的那间铺子，我什么时候接手。晓兰一听，有些发愁，说一个铺子都忙不过来，再接一个怎么办。可是我的心很雄，觉得忙点累点怕什么，总比在山上好嘛，再说玉璧他们还盼着我赚钱呢。于是决定把黄老板的铺子、机器、存货一齐顶过来，他把妹妹也交我照顾。当下就算了帐，一共一千三百多元，分三期付清，第一次交六百，第二次交三百，第三次交四百，一个月清帐。第二天就办了交接，铺子取名“中亚实业社”。我把李士民、陈树安和几个技工学工都调过来，当天就开始营业，我身上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全部拿出来作伙食费。李士民照顾铺面，我又去找钱，昨天向黄老板认承的１３００块钱，眼下一分钱都没有着落。 钱到哪里去找呢？只有靠接货。几个学校，都说才开学，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决定。跑了两天，手上空空的，还是只有去找李荣华。我把情况说了，他非常懊悔地拿出钱折子，说：“你怎么不早来一天，你看我的钱昨天才存入银行，要到期才取得到。” 我心里也很焦急，只得另外去想办法。闷闷不乐地走出来，在路上又遇着雷忠厚。我说：“雷旅长，找你商量点事，我又开了个铺子，还需要点钱，如果你手里方便，就算是你也入了一股如何？” 他很爽快地说：“你差多少？我这里有三百块，够不够？”我说：“要六百呢。” 他说：“没关系，我喊勤务兵给你送来。你开铺子，我也要送点礼，还要打点东西。”说着就叫勤务兵去拿钱，我们到华康公司刚把料子买好，他的勤务兵就把钱送来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就把六百块钱交给了黄老板，他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笑嘻嘻地说：“哎呀，陈老师，你真是……” 刚交完钱，李荣华也气喘喘地来了，一见我就问：“钱找到没有？” 我故意说：“哪里去找啊！这么多钱。” 他非常着急地说：“那就找你先声实业社作保吧，我去取。玉屏，经商不能失信用啊！” 我对他说：“算了，我在雷忠厚那里找到了。”他才松了口气说：“找着就好了，没付的，你给我留起，我完全负责。” 这样，第二期款子又有了着落。 我同李士民、陈树安商量下一步怎么走，他们都说两个铺子开起来费用大，要接大批货才行。于是我就带着王晓兰天天跑学校，加上川东师范路主任的介绍，把重大、美专、治平中学、树仁中学、江北中学等十六个学校的货全部拉到我这边来了。又是日夜两班地打，黄老板的钱全付了，又打了一百套军服送上山去了。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 徐清浦办完事由合川回来，看了我这个排扬，笑嘻嘻地直摇头说：“玉屏啊，你确实神通广大。” 我说：“承蒙你的指点。”我们回太白楼各自谈了情况，高高兴兴地耍了半天。 一天，群生服装社的张经理来对我说：“现在军队里要打十万套军服，每套工钱算一元，要是能全部领下来，可以赚十万元。” 我听了很高兴，忙问：“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现在业德厂和中孚服装社在联系，他们吃不下，来找我再约几家。 第二天，我同张经理去找业德厂的经理谈好了，当天下午就找了十二家服装店的负责人在《春秋餐厅》聚餐开会。会上业德厂的经理提出每套军服工钱一元，出包单位要三角的回扣，他自己又要提两角的应酬费，每家铺子的老板再提三角，而工人实得工资就只有两角了。我当时很不高兴，但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赚点总比不赚的好，就勉强承认下来。 按照开会决定，我们每家打一万八千套，由我和群生几家去接洽购买布匹，找机器。可是过了几天，等我们把布匹讲好了，机器也找来了，却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业德厂的经理把我们几家甩开了。尽管陈树安说这是商界中常有的事，可我还是很气愤，心想这些有钱的大老板，怎么这样不讲信用，连山野里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 这天上午，我正坐在铺子上闷闷不乐，门外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要来打一套哔叽制服。我不愿同这些人打交道，就叫李士民去说：“没有哔叽，不打。” 他一转身，自己去把料子扯了来，我们还是不愿意，可是看他那样子非要在这里打不可，因为当时我们的样式做得好，又是全城工钱最便宜的。陈树安看赖不过，就对我说不要紧的，比着尺码做，做错了我负责，于是就接下来了，由陈树安、李士民亲自来做。三天后做好了，他来取货，穿着合身很满意。讲定的十六块工钱，他硬要我们让两块，我们不干，他说你们让一点，我给你们介绍一批货。 我想这些人爱扯把子，不过为了少给两块钱，随便说说而已。但陈树安他们听说能介绍打货，就请他进屋来坐。我递上茶，问他有什么货介绍？ 他说：“陈老板，眼下天气热了，我们里边要打十万套衬衣短裤，正在找厂家呢。” 我说：“你们‘里边’是哪里啊？” 他一昂头，拿出了一张名片说：“康泽的别动队嘛，我就是中央军验编处的邵处长。” 我听了，没动声色，可是心里却一惊。最近听说康泽的别动队和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进川了。康泽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特务，他的这个别动队，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武装特务组织，中心任务就是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次进川的任务，一是将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进来，二是监视川军特别是刘湘等人的活动；最重要的则是清查红军留下的共产党的人员。这个邵处长说的验编处，是收容和整编壮丁的，看来做不做这件生意是小事，这个人不能轻易放手。 好在这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认事成后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还送他五分钱的回扣作介绍费，他当然高兴得很。于是我当时就带着王晓兰同他一道去左轮街军需部，很快讲好了这一笔生意，并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认定半月交货，到期不交货，多一天罚一百元，如果我们十天拿不到工钱，也要他按货款付息。我当时就打了一个主意：先把这笔生意接下来再说，即或到期交不了货，一天罚一百元，十天罚一千，我们光工钱就是五万元，有他罚的。 一转身，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山上，说蒋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们听说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计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缝纫机日夜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但我们只有十五部机子，还要到外面去找纫缝机子找人。陈树安说：“没有关系，人、缝纫机由我负责，业德厂可恶，到他厂里去拉。” 我当然同意，心想给奸商一点颜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陈树安就去对业德厂的人说，我们打衬衣短裤每套工资三角，可是你们打军服每套才两角。他们工人就罢工，要求每套军服工资增加到四角。业德厂的经理当然不同意，可是他们厂里的缝纫机多数都是工人自带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缝纫机子出来到我们社里。我们把工人配好，一部机子三个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锁眼的、缝扣子的也跟着加班。一时间，楼上楼下街沿边都安满了机器，又临时租下了隔壁的一间茶铺，机器还是放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来十多起卖汤元卖担担面的，叫工人们尽管吃，吃了我付钱。 业德厂的工人都面面相觑：“陈老板你这样大方，还赚不赚钱了？” 我说：“钱还是要赚的，不过少赚点。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赶活路，只要到时候按质按量交货就行。” 业德厂的工人走了这么多，他们厂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来。经理来找我扯皮，要我去吃茶评理。 我说：“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要哪个，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业德厂的工人们，平时就恨他刻薄，见他来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阵地起哄，把他哄走了。 业德厂是当时重庆缝纫行中的大厂，败在我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流手里，哪里输得下这口气，于是就邀约全城六十几家服装店来要挟我，要我加入同业公会，不入公会不准我营业。 我说：“入不入会是我的自由，你们看不顺眼就去告我。” 那经理一咬牙，就用高价来收卖陈树安和几个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陈树安知道他的德性，抱着双手说：：“我们在你那里受够了气，现在才伸起腰。我们的陈老板好得很，我们在这里不要钱也干。你把洋钱堆齐脑门心，我们也不得来。” 业德的经理没有办法，又勾结保长来抓我店里的工人当壮丁，我把保长臭骂了一顿轰出去。 俗话说，同行生嫉妒。城里几家大厂见我这人软硬不吃，照样搞得热火朝天的，就阴阴阳阳地放出了不少言语。有的说：“这女人这么有本事，二天我们开个大公司，聘她作交际部主任，给她五百元钱一个月。”还有的人说：“哪有地皮都没踩热就来挖墙角抢饭碗的？任她这样八面威风地闹下去，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我要抓紧时间赚钱，没工夫理睬这些流言，当面听见就骂他一顿，背后说就装着没听见。仅仅十天，我们就把货打完了，军需部派人来验收，用卡车把货拖走后，才说到成都去拿钱。这不明明是想敲诈吗？当时我就对那个军需官说：“原先交涉的是在重庆交货交钱，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个军官阴阳怪气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女裁缝，还这么歪呢。” 我气极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缝是不是？裁缝不做衣服，你打光条条！早晓得做官这样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还可以随便估吃霸赊！” 那家伙的脸一下就红了。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哄着闹着叫他交钱，说不交钱就不准他走。我指着他说：“你认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们就一道去找刘湘，找贺国光，他们总管得了你了吧？” 那家伙还是不干，我就跑去找他们的邵处长，扬言只要少了一分钱的工钱，不但他拿不到回扣，还要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捅出去。那姓邵的一听，慌了，连忙亲自出马，四处奔走，最后同意在重庆拿钱。 第二天，我带了十多个工人将款子取回来，把工人的工钱都付清楚了，个个都高兴得很。 可是，业德厂那边因为没有工人，不能按时交货，被罚了两千多块钱。他们更恨我了，就到卫戍司令部去密告我，说我工资高，工人只做八小时，不加入同业公会，工人来历不明……告我是共产党。 一天下午，卫戍司令部派了几个兵来捉我，说我“通共”。我想别的都不在乎，惟有这“通共”的名声，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又知道是业德厂那些坏家伙搞的鬼，反正没有证据，怕啥子，就叫工人照常工作，同时叫王晓兰赶快去通知徐清浦，叫他去找李荣华。 我到卫戍司令部不久，李荣华和雷忠厚就从里面一个办公室出来，跟一个军官握手告别。李荣华对我说：“玉屏，不要着急，今晚上就可以出来。”果然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审问，就放我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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