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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儿到底是男孩子，一玩起来，就忘了给他的任务；宁儿却当成了一回事，真的成天像个尾巴一样跟着我，寸步也不离。我没办法，只好趁三姐她们不注意，带着宁君出去，去找服装店的工人们。大家一听说我回来，邀邀约约地都来了，乱哄哄地说：“陈先生啊，你这一走，可把我们苦了！重庆现在失业这么严重，有的大服装社都垮了，我们到处都找不到活路，这日子咋过嘛？” 我问：“林先生呢？我可是托过他的啊。” 陈树安一愣：“陈先生你还不知道啊？你刚走了没几天，重庆的卫戍司令部就来抓人，说你是……还把我们的铺子封了，林先生差点也被抓了去。后来我们听说，他去了万县，李司令和雷旅长也不在重庆，我们的铺子就这么垮了。” 我听他提到李大哥，心里一阵难过，连忙转了话题说：“我当然是想把服装店再开起来，可是我现在是扯红了的人了，不能再出面，你们大家想想办法，说该咋办？”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这有啥子问题，你明地不出来，暗地给我们当老板不是一样的吗？”一个女工说：“现在满街都是服装店，我们不做服装了，做另外的好不好？比如化妆品、雪花膏之类的，成本低，工艺简单，又赚钱。”另一个接口说：“还可以染色嘛，现在重庆敢接这种活路的店家不多，我们这里染过，有信誉的……” 陈树安等她们闹过了，才慢吞吞地说：“看你们这群鸦雀子，闹够了没有啊？就晓得摩登红、雪花膏，我们这些老裁缝不做衣服，还吃不吃饭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最后决定由我起草个简章，名字还是中亚实业社，老牌子，在重庆有信誉，只是不打我的名字就是了，业务呢，仍然有服装缝纫，兼营染色做化妆品什么的，生意由我来总管，能用的关系都用起来，大家也想办法出去找活。这样没几天，我们的中亚社又撑起来了，只是现在我不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隔几天去一下，剩下的时间都要用来处理山上的善后工作。 不几天，陈亮佐下来了。他说从山上和我们分手之后，一路都是敌人的卡子，他在邻水没有找到人，就赶紧到了大竹后山去看我们的伤员，帮着安排好了就去了刁大哥那里。亮佐很感慨地说：“我们走了这一趟，把同志们的情绪都基本安定下来了，大姐你的功劳不小啊。” 我叹了口气：“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我算了一下，自从你大哥牺牲，刘湘迎蒋介石进川以来，华蓥山区就成了他们的‘剿匪重点区’，我们的党员和主要干部牺牲了近四百人，枪支损失了大约两千多支，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多的队伍，基本上都打散了。十年了，一切要重振旗鼓，不容易了啊。”亮佐说：“大姐，这是大形势，红军走了，党中央和所有的关系一下子都找不到了，所有的根据地都被敌人杀得血淋淋的，受损失的不仅仅是我们啊。我们群龙无首，只得自己摸着干，能够这样去清理人枪和安顿人心，已经尽力了。现在要紧的是看下一步怎么办？” 我说：“我已经给吴绍先去信了，约他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我又说起唐俊清的事，问亮佐知不知道他的消息，亮佐摇摇头。我实在放心不下，说：“这么久没音信，怕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你干脆去一趟，看看吧？” 亮佐点点头，说行。 不久，谭老五又下来了，说：“刁大哥把渠河的水道都疏通了，我们山上和大竹那边的伤员同志缺吃少药的，能不能再搞两条船，在渠河上跑运输？” 我想了好久，才说：“船的费用太大，实业社才开张，不可能拿出许多钱来。干脆这样吧，华蓥山上多的是竹子和树子，你们能不能砍些下来，扎成筏子放漂下重庆？” 谭老五说：“当然可以，只是过滩的时候很危险。”我说：“这事你去找找刁大哥，看他能不能找两个可靠的滩师，要好脚手，工钱不少他的就是了。” 谭老五又走了，唐俊清还是没有消息。我找人带信去找玉珍来一趟，回信说她回家清理财产去了。 七月十几上，吴绍先才来了。我把清理队伍的情况给他谈了，问他找组织关系的事有没有着落。 绍先摇摇头说：“据我们了解，现在整个四川的党组织都破坏了，连原来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①同志的关系都没接上，都是自己根据党的大方针在行动。我们几方面的领导人都碰了头，有些事情现在来和你商量。” 我点点头：“你说。” 吴绍先擦了根火柴，点燃了烟，又接着说：“现在形势起了变化。日本人步步进逼，从东北打到了华北。我们的党中央已经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在这种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党已经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成了逼蒋抗日，看来我们现在不能和他们打了。再说他们在统治区的兵力这么强大，我们遭了这么惨重的损失，也没有力量和他们硬拼。” 我咬了咬嘴唇，没说话，只抽烟。 吴绍先看看我的脸色，停了一下才继续说：“老大姐，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认输了。只是因为形势的需要，我们必须隐蔽起来。我们就这么一点人了，抛撒不得啊，现在分散开去，好好保存下来，将来一有什么事情，才有人的。那时候，我们照样要在战场上和他们相见。” 我点点头说：“你放心，你大姐这么多年的老党员了，懂。”吴绍先笑了：“晓得你懂，还给你说个事情，你听了要沉住气哟。” “又出什么事了？” 吴绍先摇摇头：“廖大哥在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过到苏联去学习的事？” “是说过啊，只是后来……” “后来廖大哥出事了，这件事就放下了是不是？现在形势平静下来，我们一清理，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还在，你就动身吧。同志们都说在这些年的武装斗争中，你已经显示了自己很高的军事才能，希望你到苏联去好好学习军事本领，回来我们还有得仗打的。这月二十四号，你到千厮门新新茶社，有人和你联系。” “谁？” “车耀先同志。” 这辈子还能去苏联，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眼前总是晃动着玉璧的身影。当初我们约好，我先去学个一年半载的就回来，他再去；还说好临走时要见上一面的，要么是我上华蓥去，要么是他下山到重庆来，没想到那次分离，竟成了永诀……记得那个夜晚，月色很好，我们相偎在床上一直谈到天亮，谈到牺牲的同志们，谈到眼前的斗争形势，也谈到了孩子们。我说我走了，孩子怎么办，送回家去吗？玉璧说这些年来敌人斩草除根，孩子们躲都躲不了，还送回去做什么？还说他天长地久地不和孩子们见面，现在孩子见到他都不亲热，将来恐怕会认不得他这个爸爸了。 现在，我要继续他的事业，真的要去苏联了。两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眼看又要离开我这个本来就不称职的妈妈……还有山上那么多的同志们，吴绍先虽然说他们会安排，可是……唐俊清为什么还没有消息？是出事了还是隐蔽起来了？去苏联，那么远的路……第二天，我一大早起来，正要去和徐清浦商量，急冲冲走进一个人来。 我一看，是玉珍，连忙一把将她拉进里屋：“玉珍啊，可把你等来了，快说，你唐大哥怎么样了？” 玉珍呆呆地说：“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德敏呢？她怎么样了？”“也死了。” “玉珍，你别问一句说一句，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走了之后，李文清他们到处说这件案子是你在教唆德敏闹，硬说唐大哥是从华蓥山下来的共产党，是廖玉璧的贴身跟班，那法官就软了。德敏拿着我留给她的那笔钱，到处磕头作揖说好话，又在衙门口摆地状，加上我们走了，敌人抓不住证据，地方上的士绅们又都出来议论纷纷的，最后才把唐大哥放了出来。李文清和陈素英做了亏心事，害怕，就去算命。城里那个叫刘神仙的瞎子故意气他，说他们总有一天要死在仇人手里头。于是他们就一不做二不休，拿钱买通了那连长，在唐大哥和德敏回合川的路上拦住了他们，把他们打死在、打死在一口堰塘边……” 我紧紧地捏着拳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玉珍抬起头来，看着我怯生生地说：“大姐，荣群和亮佐他们还要我给你说个事，他们一气之下，拿枪把那两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了，说是没有征得你们那个组织的同意，要惩要罚他们都愿意。” 我挥着拳头大声喊：“谁要罚他们了？打得好！要罚就罚我，要不是我当初拦着他们，早就把这两个祸害打了，还能让他们来害人？都是我姑息养奸，是我害了他们俩口子，是我害了他们啊……” 玉珍看我直打自己的头，吓坏了，连忙一下子跪到了地上，拉着我的手泪水花花地说：“三孃啊，你别这样，这不能怪你啊。广安城里那么多的人捉你，你都没跑，你卖了三姑爷留给你的枪去救唐大哥，你还冒了那么大的风险到牢里去看他，你是在用自己的命去换唐大哥的命啊！唐大哥是好人，德敏也是好人，还有三姑爷和仁勇大哥他们都是好人，可是如今天下大劫，恶人当道，好人也是在劫难逃啊！”玉珍越哭越是伤心，伸出双手，仰天大嚎起来：“老天爷啊，你不公道啊，你连这样的好人都不放过？唐大哥和德敏，连个孩子都没有，你就忍心让唐家一门绝了后啊……”我喊了声玉珍，一下子抱住她，也哭了起来。 窗外的月亮，悄悄地躲进了云层中。 转眼之间，七月二十四号到了。我按照吴绍先的嘱咐，早早到了千厮门新新茶社，等人来和我接头。我选定一个靠河边的位置坐了下来，按约定的暗号，穿着一件白色上衣，一条青裙子，还放了一把白绸的折扇在面前的桌子上。吴绍先告诉我，会面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如果过了时间还没有人来，就不能再等了，两天之后再在原地方见面。 我看看表，才十点，心里觉得好笑，这么早来坐在这里，这两个钟头怎么过啊？我买了一包瓜子慢慢地嗑，快嗑完了还没有人来；又买了一张报纸来看，看着看着突然想到约定的暗号没有看报纸这一条，要是错过了怎么办……就这样心惶惶的，一直等到了十二点，正在四处张望，一个人走了进来。 这人四十来岁的年纪，个子不高，脚有点跛，外穿一件蓝色的长衫子，里面是白色的上衣和裤子。他一只手拿了根深色的拐杖，另一只手拿了一只没装上烟丝的烟斗，正和我要对的暗号相符。 我站起身来，正要喊“舅舅”，他却先跟我打招呼：“玉屏，你来得早啊。” 这就是大家非常敬重的车耀先同志。 我四面看看，茶客们大都回家吃饭去了，茶馆里很清静。我们面向河边轻轻地交谈着，一直谈了两个多钟头。说起玉璧，车耀先同志也很难过，长叹一声说：“要不是老廖牺牲，你们现在早就到陕北了。”接着又对我说：“玉屏，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经过多年实际锻炼的老同志了，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受住了考验，所以我们才让你去继续完成这个任务。” 我听了这话，鼻子一酸，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掉。车耀先沉默了一阵，等我冷静下来才转了话头说：“现在去苏联，从陕北这边走很困难，你只能和一位叫老汪的同志一起，从万县到宜昌换船去上海，然后从海上经朝鲜再到苏联的西伯利亚。你可以带个小铺盖卷，再带一口皮箱，沿途要尽量少露面，一切都由老汪负责，连船票都不要你管。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派人回来联系。”他说着，就从衣包里拿出五十元钱说：“你去做几件衣服，打扮得漂亮些，最近路上很紧，装成阔太太好掩护。记住，二十八日，老汪会来找你。” 我接过了钱，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车耀先又说：“玉屏啊，现在能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哟，我们以后的路还长得很呢，以后不管是跟谁打，都非常需要军事人才，希望你能在短期内学有所成，胜利归来。” 我看着他，说：“我一定不辜负组织上的希望。”他笑了笑：“这几天你要好好准备一下哟，两个孩子怎么安排？” 我迟疑了一下说：“舅舅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他点点头说：“你放心地走，我们组织上晓得照顾他们的。”说完就出门坐上一辆黄包车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又想起了我自己那个厚道而又细致的亲舅舅，只觉得眼睛有些发潮。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记着这一幕。 我出了茶馆，就去了都邮街，买衣料。说实话，我这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穿，尤其喜欢穿那些质地好的面料。这一去，不知道要去多久，单的夹的都得准备一些。我选了半天，最后选定了一截枣红的印度绸，一截豆沙色的华尔纱，另外买了一截绿色的细毛呢料，准备做一件夹短大衣，其它的只有等到了上海再说。眼下正是大热天，衣服做多了，别人要起疑心。 选好了衣料，我就去了服装社，只说是有个朋友，在上海有一批化妆品原料，愿意和我们一起做，很赚钱的，得赶快去进货，赶在秋天旺季做出来才行；另外顺便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服装面料，现在重庆市面上的秋冬面料缺得很呢。 大家听说我要去上海，都高兴得很。陈树安赶着给我量尺寸，一边说：“陈先生，我还没有正正经经地给你做过衣服呢，你这么好的身材，真该好好做几套穿穿。”女工们在一边叽叽喳喳，都说：“大姐，你是最有办法的人，我们可是等着你回来大赚一笔啊。” 我听了，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回到李子坝，宁君已经在门口张望，亚彬见我回来，老远就张开翅膀飞过来，扑在我怀里喊妈妈，嘟着小嘴说韩嫂不给他买洋画儿。我拉着他那脏脏的小手，轻轻地拍打着说：“看你成天在地上拍洋画儿，脏得像个小叫化儿，还不快去洗……”一边却从包里摸出钱来。亚彬见了，一把抢了过去，欢呼着跑去买洋画儿了。我一抬头，看见曾三姐倚在门口看着我笑，说：“这么多年了，就这几个月才像个正正经经当妈的。” 这一夜，我张了几次口，话都没说出来。脑子里老是曾三姐的那句话：就这几个月才像个正正经经当妈的。 第二天一晃就过去了，我还是没开腔，曾三姐看我闷闷的，问了几次是不是有什么事，我都岔开了。睡到半夜，一算明天就是二十六号了，万一老汪提前来了，这一去天长地久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给三姐说清楚怎么行。正想着，有人把灯拉开了，我一下子爬起来，曾三姐已经站在了我的床前。 “玉屏，你有心事没给我说。” 我一把拉她在床边坐下，长叹了一口气说：“是有事，我要到上海去一趟，去进点货。” 她说：“不对，进货哪里犯得着这样，你是要出远门。又要去干他们男人的那些事情。” 我不说话了，半天，点点头。 我们相对无言，好久她才说：“玉屏，我是个无能无志的妇道人家，我不懂你们的那些事，可是我知道你和玉璧都是了不起的好人。现在玉璧不在了，可是他的那些事还在你心里牵肠挂肚的，既然这样，我就不拦你了，你把两个娃娃都交给我，就放心地去吧。好人总是应该有好报的，老天爷睁着眼，清清楚楚的。”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喊了一声“三姐”……二十八号晚上，老汪来了，说是票已经买好，今晚十二点上船。先到万县，然后换船去宜昌，跟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和我很熟的刘老太太，要去宜昌看女儿，在一起有个照应。 晚上十点，两个孩子睡得甜甜的，我不敢惊动他们，轻轻地亲了一下他们的小脸蛋，就和老汪一起出门了。走了好远，忍不住回过头去，还看见曾三姐呆呆地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 老汪是船上的工人，把我们安排好，就下机房去了。这是间三等舱，上上下下一共十六个人，除了四个女客之外，其余的全是男客。七月重庆的天气，热得不得了，船老板为了多卖钱，连过道都坐满了人，地下到处都是痰、油泥、瓜子皮，男人都只穿一条短裤，满舱里又脏又臭。刘老太太年纪大了，好睡，我却闷得不行，干脆到外面船头上去乘凉。江上的风大，吹着我的头发，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那个夜晚，玉璧抛下新婚燕尔的我独自去了成都。我和玉洁还有远光大哥他们，也是乘这样的船去南京读书。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满脑子的幻想，什么读书救国啊，体育救国啊，一副“看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傻模样。如今真的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了，真的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拿起了枪，才晓得“救国”这两个字的分量有多重。她是要儿女们用鲜血去祭奠的啊。 下午三点多钟，船到了万县，我们要在这里换船，再买票到宜昌。 老汪常来常往的，对这里很熟悉，带着我们从杨家街口上岸，边走边说：“南津街有一家叫“茂生祥”的旅馆，老板姓熊，是自己人，我们的人常常住他那里，没出过事情。” 说话间，旅馆就到了，我举头一看，怎么招牌上写的“茂林”两个字。老汪一看，也愣了。正在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喊：“玉屏呀，陈玉屏——你在哪里……”我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刘老太太东看西看地迷了路，一路喊着在找我。 陈玉屏这名字在川北一带扯得太红，我早就不用了，可是老太太记着，改不过口来，真拿她没办法。 老汪回过头来对我说：“来都来了，先就在这里住下来再说吧，反正只住一晚上。我得先去看看明天的船票，迟了就买不到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帐房里一个老先生，看见有客人进来，连忙招呼伙计把我们送到一个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又是送茶又是送水的，接着就拿来了一个登记簿子说：“先生娘，你登个姓名。” 我接过来，写上了陈联诗三个字，然后写上由重庆来，到宜昌去教书。那老先生接过来，恭恭敬敬退了出去。 我关上门，正准备洗脚，却听见有人在敲门，一边喊着陈联诗、陈联诗。我一愣，没开腔，却又听见那人在喊“诗姐”。我连忙趿上鞋，跳过去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林竹栖。他又惊又喜地一把抓住我说：“哎呀，诗姐，我好想你啊，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会面，真是难得难得！” 这人真是，大庭广众之中，口口声声想你想你的，也不怕人笑话！我连忙让他进屋来，说：“你怎么到万县来了？”他说：“诗姐，说来都不好意思……” 我说：“快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差点替我进了卫戍司令部，真是连累你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他看看门外，悄悄说：“原来这里开旅馆的熊老板被捕了，可是这里我们来往的人太多，没个地方不行，于是我就顶了下来，改成了‘茂林’字号，当上了老板。”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热。我知道林竹栖还不是党员，可是这些年来他舍生忘死地为我们做了不少事情，真是难得啊。 林竹栖要招待我吃饭，去买菜了。老汪过来，提了一个大包说：“这是刘老太太的东西，放在这里你看着，她要跟我去看船票。” 我说：“这老太太也真是的，哪里是去看船票，又想去挤热闹吧？” 老汪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走了。 老汪刚出去不到十分钟，突然闯进来四个宪兵，指着我问：“你是岳池人吗？” 我说：“不是，我是重庆人。” 其中一个酸溜溜地一笑：“别哄我们了！陈玉屏，我们走一趟吧。”说着就把我和刘老太太的东西全部收在一起，推推搡搡往外走。 刚到大门口，就碰到老汪急冲冲地进来，一眼看见我，目瞪口呆的。我连忙给他使了个眼色，他悄悄一缩头，往侧边的小门溜走了。 我被带到宪兵营的稽查室，几个家伙就出去了。一会儿，我听见隔墙有人在问：“人拉到没有？” “拉到了，可是她说她叫陈联诗。” “陈联诗？不对吧？报的是陈玉屏啊。” “她这种人，本事大得很，没听说过吗？双枪陈三姐呢，在川北一带，只要有她的一张片子，就会畅通无阻，换个名字有什么稀奇？” “不对，陈联诗我认识。” 我心里一沉。认识我的人太多了，这人是谁呢？ 第二天，我被叫到隔墙审讯室，抬眼一看，上面坐的人眼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他一见我，嘿嘿一笑说：“果然是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 旁边一个宪兵说：“这是我们陈营长。” 那人笑笑说：“我叫陈有先，那年你在梁山教书，我的儿子是你的学生，你的国文教得很好，他现在还记着你呢。” 他这么一说，我果然记起来了。我在梁山教书时，是认识这么一个人，他那孩子成绩不错，时常受到我的表扬。陈有先说：“我晓得你在梁山教书的情况，他们这些人道听途说的，可能是弄错了。你自己写个口供，我帮你转上去，转到万县县政府，到时候取个保就可以出去了。”我说：“既然是弄错了，为什么不放我出去？还要取保做什么？” 他笑笑：“本来就该没事了，可是一搜你的行李，怎么从一双老太婆穿的尖尖鞋里搜出一小团鸦片烟丸子来。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了。反正我这里帮你说说话，其它的事情你自己去说清楚。” 看来都是刘老太太闯的祸，她在街上乱喊一气，又在鞋里藏鸦片烟丸子。她吃那东西，而且上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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