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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上了街。 我在街上逛了一天，只听说这个所长姓赵，年纪轻轻的，好像是个才从警官学校出来的学生；一到街上，就被段家两弟兄拉到家里去吃饭喝酒的，见不到人影。我想这怎么行，正着急，就听见有人在喊“三姐”。 我一回头，见是一个背枪的，穿一身制服。他见我迟疑，就说：“三姐，你老人家好健忘啊，我是魏远荣，魏家沟的。”我一下子想起了，这人是我二姐夫的堂弟。 我迎上去说：“是好久不见了，怎么你也背上枪，吃官饭了？” 他说：“三姐，你不要取笑我，吃什么官饭啊？还不是来帮丘二①的，帮这里的赵大哥背枪。” 我问：“哪个赵大哥？” 他说：“新来的警察所长赵文俊嘛。他是我妹夫，我的妹子魏远秀，在顺庆读书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很快就要结婚了呢。” 我一听，不禁喜出望外，口里却说：“好啊，妹夫当了官，舅子来背枪，你时来运转了。” 他叹了口气说：“当什么官哦，他造孽。光杆司令一个，人也没得，枪也没得，又是人生地不熟的，这么乱的世道，他自己都还没长醒呢，当什么所长。我不想来，是我妈硬要我来，说自己屋里的人可靠，好保护他。” 我说：“你这个妈也是，咋不跟我说一声？好歹我是个亲戚嘛。跟你那个妹夫说，他和远秀的喜事我包了；缺背枪的人，我去给他找；只要这场上有我这个三姐在，包他汤圆不得散。” 魏远荣一听高兴得很，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去见赵文俊。我一看，真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心里暗自好笑，看来这国民党真的是找不出人来了。我亲亲热热地打了两个哈哈说：“赵所长，你到这里来当官，眼睛就高了吗？听说你城隍土地都拜完了，咋就不来看我这个老姐子？”赵文俊一听忙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我才说要和远荣一起来看你老人家呢。” 我手一挥说：“哪里用得着你动步，今天我老姐子正街上请客，给你接风！” 我不回乡下了，成天都在街上张罗，今天叫亚彬派来几个年轻人给他背枪，明天又把倾向我们的保长乡长们拉来和他打牌，没两天四乡都知道新来的赵所长是我的亲戚。段家兄弟眼睁睁地看着赵文俊在我们手里转来转去，连个空都插不进去，就急了，不知道从中捣鼓了些什么，赵文俊就叫魏远荣来找我保枪借子弹。 我说：“你听谁说的我有枪？” 魏远荣说：“三姐，你就帮了我们这个忙吧，人家都说你有办法。你说我们这个警察所，光壳壳一个，上面又不发枪呀子弹的，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咋办……”我想了想。就说：“好吧，我去给你想办法。”于是我跑到段成帆家里，说：“段乡长，上面叫成立警察所，又不出经费，明说了要由地方上负责筹办，可是你们乡长书记这样的公事人都不管，不是硬叫人家所长为难吗？人家年轻，又是初来乍到的，拿你们这样老辣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要到上面去说嘛，我又怕他伤了大家乡里乡亲的和气。唉，没法啊，谁叫我是他的老姐子呢？只好厚起脸皮来求你，求你看在我这么一大把岁数，又是亲戚的份上，赏个脸，算是借给我几支枪几颗子弹好不好？我叫文俊给你打个借条。”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他家的堂屋里，不走了。 那姓段的听了，气得两只眼睛鼓得多大，最后只得拿了八颗子弹和一支破枪出来。我拿起枪，拉开枪栓一看，就还给他，说：“段乡长，这枪，怕是哄细娃儿的吧？要是真的有了什么事来，警察所的枪都打不响，怕是要追究责任的哦。” 他实在拿我没办法，只好又换了一支好枪。我把我们自己坏了的六颗子弹拿出来换了，然后才一起交给赵文俊。我坐在关帝庙赵文俊的办公室里，长叹一声说：“你看，这段家两弟兄，有多坏。我去说了半天的好话，还许了你给他们打借条，结果借的枪是烂的，我硬叫他换了；没想到借来的这八颗子弹，又有六颗要不得！你虽然年轻，却好歹是上面下来的嘛，不把我的脸面子当回事也就算了，这样不尊重你，你在这里怎么做事情？” 赵文俊拿着那几颗烂子弹，摇着头说：“三姐，我真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坏。他们当着我的面只是说你的坏话，说你怎么又歪又恶，硬要人家给你磕转转头；又说你和廖大哥从前都是共产党，是地下的异党分子；还说像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鬼点子多得很，从来就不会安分守己的，廖大哥早就背时①了，总有一天你也要背时。” 我听了一笑，说：“小老弟，你这么聪明一个人，咋就听不来话啊？你不要忘记了，你也是知识分子啊，他们是在警告你，凡是知识分子，就不会安分守己，就是他们的对头！你也不想想看，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明摆着一个地主，一个商人，愿意拿我的田土钱财去给人家共产？哼，当年他们一心要想占我家的那点财产，被我骂了个落花流水，这多年一直不安逸我，却只是拿你那个不明不白地死了几十年的廖大哥来东说西说的。今天的事情你该明白了吧？你是上面下来的一个堂堂的警察所长，他们都要哄你，我一个寡妇不歪不恶，那还不早就打碗水把我吞了？至于异党分子嘛，我既不晓得是啥子东西，也没见过。不过你放心，只要你给我说清楚，我就会给你注意着，说不定哪天，我就会给你逮一个真正的异党分子来，让他们看看谁真谁假呢。” 起义的工作紧张地进行着，我们的人不断从城里派下乡来，宁君和一青都回来了。一青装作一个买药的商人，宁君穿着高跟鞋坐着滑竿，一回来就将乖乖的冰华放在魏家沟我二姐那里，自己将八卦丹、万金油在街上摆了一大摊，然后以药材商的名义到合川、广安到处去“推销药品”。许多同志成天在我家里来来往往，我自己就在街上守着赵文俊。眼看他的喜期到了，我又是为远秀操办嫁妆，又是找木匠来做家具，忙了一大阵子，然后邀约了一大群人，吹吹打打把一对小夫妻送进了洞房。 我只图着热闹大操大办的，把赵文俊的积蓄花去了大半。婚后一缺钱用，赵文俊就想也学着打烂条。正好，街上一个贩卖吗啡的大地主被人告到了他手里，他就连忙来找我商量。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如果要树你的威风，就秉公办了，以后就没有人敢在你的面前东说西说的；你如果不想树敌呢，就睁只眼闭只眼，还可以做个人情。” 赵文俊听了，支支吾吾地说：“三姐，人情倒是可以做的，只是不能就这样白做啊。” 我一听就说：“那当然，这事好办，你开口说个数，就交给我吧。” 他连忙说：“三姐，我刚上任，可不能有什么事捏在人家手里，再说街上的段乡长他们又……你可千万要为我保密啊。” 第二天，赵文俊把人放了。晚上由我经手，找人给他挑了两担黄谷加上五十块银元，了却了这桩公案。刘石泉听了，哈哈一笑说：“这下子，背枪的、打牌的、办事的都是我们的人了，眼下这两担谷子和五十块银元一进门，这位赵所长就死死被你捏在手里了。老大姐你松不得手啊，我们要在这里活动，你要在街上去为我们稳住阵脚，要不然，就可能露马脚哦。” 我笑笑说：“老刘，你放心，当年连杨森的那么多师长旅长都不在话下，这赵文俊，算什么？” 说了这话没过两天，黎梓卫街上就出现了三三两两卖针头、麻线、毛巾、袜子的小商贩。我也不去关帝庙赵文俊的办公室了，也到茶馆里坐着，跟茶馆的老板摆龙门阵。我说：“这一向不知道啥子货好卖啊，我想再去重庆做趟生意。” 老板说：“三姐，做米吧，米好卖，一趟米运到重庆，至少七成利呢。” 我一边应着话，一边偷眼看那个卖针线的，突然发现他包头的布帕子下面，有一圈戴过军帽的痕迹。我站起身来，一趟子跑到赵文俊那里，把他从牌桌子上拉起来，悄悄说：“你不是要抓什么异党分子吗？我给你在茶馆里看到一个，你赶快去一趟，保证没错。” 赵文俊一听，连忙喊：“来人，快去把人给我拉来。” 不一会儿就听见外面吵吵闹闹地进来一群人，那卖针线的不服，一路上日妈倒娘地骂。这边的乡丁毛了，只听见有人喊打，就拳头脚尖地打了起来。那人直是喊：“打不得啊，我是上面派来的……”打的人说：“上面派来的，我们所长为什么不晓得？分明是来捣乱的异党分子，不打你不得说实话！”那人被打得遭不住了，说：“我真的是上面派来的，不信你们看我包包里的‘派司’。” 赵文俊叫别打了，搜他的包包。又过了一阵，那个家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地被送了出来，赵文俊还直说，“慢走慢走，对不起啊……” 我跨出房间门，拉住赵文俊问：“你咋把他放了啊？”赵文俊哭笑不得地说：“三姐，搞错了，人家真的是上面派来的，那‘派司’是蓝本本，直线联系，不消和下面通气的。” 我打断他的话头说：“他们这样真真假假的，谁弄得清楚啊，说不定真正来了异党分子，也要被蒙混过去了呢。看来这个忙我给你帮不了，我不晓得啥子蓝本本黑本本的。”赵文俊说：“三姐，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免得你又去闹笑话。这回啊，重庆一共下来八十多个人，我们这一带有二十多个人，他们是打前站的。你这一向看到那些一伙一伙的做小生意的人，就不要过问。” 我说：“那他们这就不走了哦？” 赵文俊说：“不得不得，他们不过是过个路，今晚上就去住新场一家姓王的旅馆里，然后一起到广安。” 又说了几句别的，我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告辞出来，装成一个卖纸烟的，连夜赶到新场，找到了那家旅馆的王老板。王老板说：“这些人，是有些怪，一伙一伙的，又不图做生意，听说明天就要去广安。”王老板看看四周，悄悄对我说：“他们身上都带着枪，还有一种这个样子的铁家伙。”他一比我就知道，是催泪瓦斯。 我连忙回来，对老刘说明了情况，赶快通知我们的人这几天都不能上街。男人一律马上都把头发剃了，该躲的都躲一下，要买东西都叫女人来，尤其不要去和那些卖洋线毛巾的打交道，不能出问题。 没两天就听说敌人一到广安，就逮了我们十来个人，其中就有我们的上川东地工委员、广安工委书记骆安庆。我们一听这消息，估计这几十人一定会马上经渠河送往重庆，就连夜布置人马，在渠河沿岸罗渡溪、肖家场、马头溪甚至金滩、丈八滩一带都布置了人，一定要把被捕的同志抢下来。一切安排好之后，我去对赵文俊说：“既然你们上面催你捉异党分子催得这么紧，你怎么就没在河边上设卡子？”于是我带着我们那几个给赵文俊背枪的人，连夜连晚地河边上守着，搜查来往的船只，防止敌人连夜偷运。 一直等了三四天，一点动静也没有，又听说敌人已经从旱路把人送走了，我们只好把人撤了回来。可是刚刚撤回来的那天晚上，敌人就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把人抢运去了重庆。我和刘石泉听到这个消息，后悔得不得了，只怪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 骆安庆被押到重庆后，立即叛变，供出大批上川东的同志。重庆的敌人调兵遣将，大批军警特务涌进华蓥地区。王璞同志来到罗渡溪召开会议，决定将起义提前。紧接着，曾霖同志和已经在广安暴露的杨玉枢，被迫带领人马在代市场和观音阁起义，打响了华蓥山地区起义的第一枪。我们各处的队伍都准备动了，亚彬和老刘都在组织人马，修理枪支，形势已经半公开。王尧和一批死硬分子乘机出动，逮捕了阳合场的丁鹏武和左国政，先送到县城后来又送到了重庆渣滓洞。敌人到处都在捕人，只有我们黎梓卫街上还没动静。 一天，赵文俊找到我说：“三姐，有个事我想问问你，我们这周围，有没有异党分子啊？” 我说：“你又听到什么了？你看看到处都乱七八糟，只有我们这里轻风雅静的，哪里来的异党分子？” 说着就随手在他的桌子上乱翻，一下子从他的公文堆里抽出一份印着“机密”的文件来。赵文俊一看事情不好，伸手要来抢，我一转身，顺势抖开，一眼看到那文件上写着“……立即抓紧调查，逮捕共党嫌疑分子陈玉屏……”我一笑，干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说：“看不出来你啊，表面上三姐三姐喊得亲亲热热的，暗地里却在调查我，要抓我。也好，我送上门来了，你抓吧。” 赵文俊一见事情败露，连忙声明说：“三姐，你莫生气，我哪里是要抓你，你看我这上面连章都没盖嘛。我们是亲戚，我哪样事情不是先跟你讲？” 我把手里的文件一扬，说：“你先跟我讲？今天若不是我看到了这个，你会先给我讲？实话说吧，抓了我，你也跑不脱，我就说啥子事情都是你叫我干的，我是头子你就是下手，你是头子我就是下手！哼，我还在帮着你抓异党分子呢，没想到我自己倒成了你要抓的异党分子了。” 赵文俊连忙说：“三姐，这事是上面下来的，只是喊调查，又没什么证据，我就拖他们一下，你赶快走吧。你去重庆赶紧把你的那些米呀盐的卖了，免得人家说东说西的。”我说：“我的米又怎么了？我卖米又不是一回两回，犯到哪个了？我早就晓得，段贡武那两弟兄不安逸我，就是因为我事事都帮着你，他们钻不到空子了。比如说枪的事情嘛，那回不就是因为去帮你借了那些烂枪烂子弹，他们就气得到处说我的坏话吗？对了，还有那两挑黄谷，硬是眼睁睁地看到挑进了你的屋里，原来这些甜头都是拿给他们吃顺了嘴的呀。唉，我这个人，就是过于热心，结果看来，还要连累你，你又偏偏老是这么不醒眼。你想想，抓了我，这满场上我的亲呀戚的，会饶了你吗？我的儿呀女的，会饶了你吗？而段家兄弟到时候，再去雪上加霜，说你是我的亲戚，说你和我同谋，说你包庇我这个共党分子，然后好把你一起除了，再安上他们的人。那个时候，你倒是自作自受，可是我那远秀妹子咋办？她肚子里的娃娃咋办？那才把人家高兴死了呢！”赵文俊一听，一时不知咋办好。 我说：“看你那副窝囊相，还当什么警察所长，远秀真是瞎了眼睛。告诉你吧，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我才不得去什么重庆呢。我这就去县上，就要到县衙门里去问问，是哪个去报的我陈玉屏是共产党。” 赵文俊听了，一把拉住我说：“三姐，你去不得啊，只要你在我这黎梓卫，我就保你没事，你要是一出这块地盘，我就没办法了。” 我一听，心里全明白了。 可是老刘一听，连忙说：“大姐，现在我们是被迫起义，许多工作都很仓促，你一定为我们争取时间。再说，同志们现在都在你家里来来往往，还有的同志在你家里养伤，只要赵文俊不敢抓你，你就得在这街上守住，拖住他，能守多久就要守多久，一定要守到最后。” 我咬咬牙，说：“好吧！” 这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八月中旬，华蓥山大起义的前夕。 八月十四日，我陈家的妹子被她公公逼死了，于是我声扬要打人命官司。在街上摆出几张大桌子，扯了几匹白布，叫了些裁缝来做孝衣；又叫来我们陈家娘屋的人和我妹子婆家的人，在茶馆吃茶打官司。还扭着赵文俊和段家两弟兄，要他们这些公事人来给我作主；接着把宁君也叫到街上来，为她的姨妈哭丧，闹得满街上鸡飞狗跳的。这时候风声更紧了。有个地主跑到街上来到处说：“陈玉屏在这街上和人家打人命，她家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一升豆子的豆花儿，筷子碗一响就没得了，不晓得在干啥子名堂。”我一听，趁着气头上把他拉了来，大吵大闹地说：“我在这街上脚都没动过，怎么会家里成天人来人往的？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不给我说清楚就走不到路……” 闹完了，远秀拉我到赵文俊家里去吃饭。赵文俊说：“三姐，我这才晓得为啥子那些人那么恨你，你也是太恶了，怎么动不动就要人家那么大岁数的人磕转转头？三姐呀，你也不要只顾了你的这头，还是要帮我想想办法哟。广安那边都已经打起来了，我这里的枪还是东一支西一支的，人也不齐，连子弹都没有，要是真的打起来，咋个办嘛？”我说：“你不是说你的枪都是些烂枪，叫亚彬找人为你修理去了吗？只是我想，我们这街上又没有什么大商大贾大财主，那些饥民打过来有个什么图头啊？不过退一万步说，若是真的打了起来，你这几支烂枪也抵不了什么用，不要打不死老虎，反而和老虎结下了死仇，那时候才中了人家的借刀杀人之计呢！反正上面也晓得你和段家兄弟不和，你呀，就说枪都捏在段家两弟兄手里，叫上面要找就去找他们，这叫做顺水推舟，你一不劳神二不得罪人，也好给你自己留条后路。我晓得他们一看到到处都在捕人，手就痒，巴不得把平常得罪了他们的仇人都一下子杀绝了。” 八月十八日，我这头的官司正打得热闹，七工委书记徐庶生就召集党内的同志，在太阳坪我的家里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定在八月二十一日晚上，全体武装人员在我家里和周围的几个院子里集合，起兵攻打走马岭，然后夺取山下各乡的武器，将队伍拉上华蓥山打游击。会议还决定宁君和几个女同志都不参加起义，一青因为熟悉整个华蓥地区上上下下的情况，就和我、宁君一起做后勤联络工作，亚彬此时已经是我们这个纵队的中队长兼党支部书记，要带兵出去打仗。 八月十九日是个逢场天，街上人多，我没敢露面。等到二十一日，起义的人都开始到我家集合，眼看就要正式扯开，我实在有些不放心，下午了，还是到街上去看动静。没走几步，就碰到段贡武手里拿着两根红甘蔗，迎面向我走来，见我先是一愣，立即说：“是大表嫂啊，我正找你呢，听说你家廖亚彬把乡里团防的枪都拿走了，干什么去了啊？”我说：“段家大哥，什么我家廖亚彬，难道亚彬不也是你家的？你好歹也是他的表舅舅嘛！他为乡上的团防管这几支烂枪，还不是承你们段家的抬举？那天我听保长说，现在土匪闹得凶，叫他把枪都拿去修理，这几天你们都看见的，我在街上打官司，好多天连家都没回，这亚彬也不来给我帮个忙，我还正要找你们要人呢。” 段贡武看着我，阴笑着说：“大表嫂，我说不过你，不过我真的有点事情要求你，今天请你吃夜饭怎么样？” 我一看他那样子，就晓得是不怀好意，可是此刻他身边没有人，谅他也不敢立即就动手。我一回头，看见几个挑柴的农民大汉正朝我走来，就伸手将他手里的甘蔗夺过来，叭叭地就在膝盖上掰成几截，随手分给后面上来的那几个大汉，一边说：“请我吃夜饭我不敢当，就请我吃这几节甘蔗吧。”说完就和这几个人一起走了。 段贡武以为这几个挑柴的农民是我带的人，一犹豫，我已经转过了街口。正想下一步怎么办，突然看见段成帆带着两个人朝乡公所走，我连忙又转身赶到河边，上了渡船，到了河对面的罗渡溪。 我从罗渡溪抄小路回到太阳坪家里，天都快黑了。我们的人已经在四面放了岗哨，附近的几个院子里人来人往闹哄哄的，很多人都背着枪。刘石泉一见我就说：“老大姐，你看都要打响了，准备工作还没做好，阳合场、天宝寨的人说好早点来集合，可现在都还没有消息，打起来还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到今天晚上队伍还没到齐，你就在家里等，然后把他们带到走马岭来。我们的人算来，也不过一两百人，要是再有人掉队，被敌人分而治之，就糟了。” 他急急忙忙的，走了几步又回来，补了一句说：“你不能再到街上去了，太危险。” 这天晚上，我们附近的八个院子一起埋锅造饭，直到大家出发，我连和亚彬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天还没亮，保长就慌慌张张跑来找到我说：“三娘啊，你家亚彬把我们这一保的枪都拿到哪儿去了？人家赵所长说，上面喊人要集中，我跑了好几个地方，人影子都找不到，连几个甲长也跑得没影了……” 我说：“你这当保长的，就晓得吃鸦片烟，就不怕那些土匪饥民打到你的烟床上来了？亚彬早就让段乡长调去守卡子去了，赵所长他还不晓得？” 过了一阵，一个和我一起做过小生意的人跑来说：“陈三娘啊，听说走马岭那边打起来了，开仓放粮，口口声声说什么打土豪打恶霸的，都说不像是土匪，像是共产党呢。”我心里一愣，说：“不会吧？我听说是饥民，吃大户。”那人说：“什么饥民啊，人家喊的都是打倒蒋该死，解放全中国呢，还喊共产党万岁，这和饥民有好大个关系？听说张家院子和王家院子粮仓的后壁墙都被打烂了，下粮的人像牵线线的蚂蚁，好多人没得箩筐，就脱下裤儿来装……”一个小媳妇在一边听了，忙说：“管它啥子党，只要是分粮给我们穷人吃，就是好党。搞快点，大家都快回去拿口袋，装好多算好多！”说罢转身就跑了。 我听了这番话，心里暗暗着急。这一片到处都是敌人，怎么能够公开喊出我们自己的口号，这下子想盖也盖不住了。正在想下一步怎么办，我放出去的暗哨回来了，急急地说：“大姐，你赶快走，段贡武两弟兄从县城里带来了十多个兵，都过河来了，指名说的是要捉你们全家。” 我想了想，问：“我们阳合场那边的人，好久能到？”来人说：“不晓得，你怕是等不得了。” 我说：“你慌什么，他那头不是才过河吗，还有一阵，我再等等。” 又过了一阵，我听见保长在下面的几个院子里惊呼呐喊地叫着：“张老二，王老三，都快点去各处守卡子，要不然一会儿土匪从走马岭打过来了，大家都跑不脱……” 我估算时间，段家两弟兄带的人很快就会到了，要是再不走，我就走不出去了。再一想，走马岭这一边打起来了，敌人很快就会扑过去，我只有从黎梓卫过河，顺渠河而下，按照和刘石泉事先约好的第二方案，到马头溪杨巨白家去等他派人来接头。 我从屋背后的坡上绕了一圈，又到了黎梓卫。 街上静悄悄的，到处都关门闭户。我正在想，难道这些家伙都抓我去了吗，就一眼看见走马岭那个被人叫做王棉花的保长在街上东奔西窜的，后面跟着他那披头散发的老婆。我说：“王棉花，你两口子一大清早不去打你的早谷子，跑到这里干什么啊？” 他一脸的哭相说：“不好了，走马岭打起来了，还把乡长张蜀俊都拉走了。我来找段乡长他们，能不能帮我一把……” 王棉花一边说一边走了，他老婆一把拉住我说：“陈三姐啊，你没看到那个阵仗，好吓人哦，我现在脚杆都是软的。”我把她拉到一边说：“你那老公，硬是不醒眼，现在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还有心去管人家。” 那女人一听，恍然大悟地说：“三姐，我晓得了，我这就拉他到我娘屋里去躲祸事。他这个保长，不过是为人家那些大户人家跑腿的，又没打到我屋头来，关我们什么事……” 我看见他两口子那慌里慌张的样子，心里暗自好笑。我们的人在走马岭下谷子，这不假，可是说乡长张蜀俊被我们当成土豪拉了，这就是假的了。那张蜀俊早几年前就是我们“好人团”里的人了，前段时间张伦又去做了不少工作，现在都成了我们游击队的纵队司令了。 我赶到河边，一眼看见魏远秀戴了个草帽，在那里站着。我老远就招呼说：“远秀啊，你是有身子的人，不去好生将息，在这大太阳底下站着干什么？” 远秀一见我，泪汪汪地说：“三姐，你没听说吗？走马岭那边都打起来了，上边喊要设卡子，文俊找人去了，叫我在这里先给他站着。”我叹了口气说：“远秀，你怎么嫁了个这么没用的男人！我只听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听说男人要女人家来为他办公事的！见了文俊，你跟他说我到县上打官司去了，说不定还要拉他去给我当证人呢。”说着就上了船。 我坐的船刚走出码头不到五里路，就听见走马岭那边又是枪又是炮地打了起来。船到了罗渡溪，我看见岸边上站着六七个戴草帽的，一下子就明白了赵文俊为什么要叫远秀也戴个草帽站在河边，看样子这些人都是特务。我不敢在罗渡溪上岸，一眼看见河边上的另一只小船上，站着一个叫田老幺的船老板，就打了个招呼，一脚跨了过去说：“老幺，你是到重庆去吗？正好搭个方便。我有一船货在重庆卖了个好价钱，他们叫我去算帐呢。这里又是兵荒马乱的，我还是去躲躲的好。” 船到了马头溪，我找个借口下了船，到了杨巨白家里。老杨一见我就说：“大姐，你的胆子好大啊，没看见这渠河边，一路都是兵？” 我说：“怕什么？他有七算，我有八算，他有烧酒，我有罐罐，我这一辈子不都是在和他们转吗？就是不晓得我们阳合场那边的队伍，到了没有？” 老杨没想到我到了这种时候，还说出什么烧酒罐罐之类的话来，禁不住卟哧一下笑出了声。 我跟着老杨，到合川冯家牌坊一个姓赵的同志家里，见到了刘石泉。他问起战斗情况，我说：“还不晓得，不过这些年轻人，连山上的情况都不熟，就要拖队伍上山，而且粮食也没运上去，我实在是有些不放心，老刘，你就让我上去吧……” 刘石泉说：“先不说这个，再给你一个任务。听说我们一打响，县长就亲自带着两个警察中队二百多人往我们这里来了，另外还派了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去重庆绥靖公署告急，搬救兵去了。现在岳池城里，到处都在修工事，怕我们去攻城，听说还在向国民党的一个退役师长杨什么借迫击炮。”我说：“这个人叫杨赛宣，我认识。” 老刘说：“认识就好，你去叫他把他的三十门迫击炮收回来。还有，我们这一打起来，很快就要攻城，你再去把城里叫门的乡长的工作都做一下，叫他们把兵都撤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不听，我们打的时候就不留情了。”一路上都已经设了密密的卡子，老刘给我把任务交代了，一想起路上的情况就犹豫。我说：“事情都到了这一步，还说什么危险，我要是不去，一旦打起来又不晓得要牺牲多少人！”说完转身就走。 这一去，又是十恶九险，等我从敌人的通缉令下逃出来，又见到刘石泉时，他已经明显地瘦了一圈。 我说：“石泉，工作我都去做了，可是四道城门只打通了两道。” 老刘说：“两道也可以。只是现在敌人的兵力太强，我们的同志又大多没有火线作战的经验，一时还是不去攻城为好。亚彬他们已经在山边上和岳池、广安两县的警察队伍交了火，从山上扯了下来。准备拉到肖家场来和这里的队伍会合后，再拉到金子沱去和大队人马会师。” 我一听就有些着急：“敌人正从四面围过来，这么多的人拉到平坝上来打，一定会吃亏的，这是当年我们作战的大忌啊。” 老刘说：“老大姐，现在顾不得那些了，你现在就去渠河嘴找张伦同志，和他一起去把渠河的退路打探一下，他不熟悉那一带的情况。” 于是我又赶快去找到张伦，和他一起坐一条小船，到渠河上去察看地形。我躲在船舱里，悄悄指给他看这渠河两岸，哪里是伏击敌人的要地，哪里是我们打了之后的退路，我们在这里最多能派多少人，敌人的救兵船来了我们又应该在什么地方拦击……最后我还带着张伦找到了一个姓贾的滩师，让他帮着我们把群众都组织起来，只等我们的命令。这事办完了之后，我又跑到合川，买了一船木柴到重庆去卖了，赚了个对本，为我们的队伍筹点经费……就这样，起义一打响，我就白日黑夜地没停过脚，在整个战场上跑来跑去，到处都是枪声和炮声，好消息之后又不断地伴随着一些坏消息。先是华蓥山上原来派人做过工作的一支土匪队伍反水，切断了我们回山去的后路；接着我们的队伍一路冲杀，到了武胜黑尔场，却被敌人四面围住，纵队政委杨希勤牺牲；再后来又是我们的七工委书记徐庶生被捕；最后得到的噩耗，竟是王璞同志的牺牲……就这样，从八月十日曾霖和杨玉枢同志在广安代市场首先起事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渠县第六支队一打响就转移结束，整个华蓥山地区的这次起义一共进行了四十二天。这次被迫提前发动的起义，当时就震动了正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使华蓥山变成了“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也纷纷披露：“共匪此举在于建立游击武力，发动农民运动，响应外匪入川”；那些上层人士们慌了，纷纷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派出“得力部队进剿”；蒋介石很快给四川的保安部队来电，责询华蓥山“土共”的情况，并令迅速扑灭……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也是惨重的。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的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四十五人；在岳池县被捕后送往重庆渣滓洞关押并牺牲的七十多人；至于起义失败后在敌人“铁篦式”大清乡中和群众一起被杀害的，更是不可估算。这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曾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志和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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