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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房门，就是山，就是歌乐山的山顶。郁郁葱葱，人烟罕至，很难和不久前那场血雨腥风的大厮杀联想在一起。我们住的地方，是一所抗战时期从城里迁来的小学，叫广益小学，现在学校早已迁回城里，空荡荡的一大所房子，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和我们一家。自从起义失败之后，到处都在搜捕从华蓥山上退下来的人，住在这里远比住重庆城里安全得多。 从山上下来，我和一青、宁君还有梅侠，就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家庭支部，我任支部书记。一青一到重庆，还是成天不落屋地往外跑；梅侠怀着孩子，行动不大方便，就和我一起在家里收收文件什么的；宁君呢，因为撤退的时候太紧张，没能把丢在我二姐处的冰华带下来，一个人甩手甩脚地跟着一青倒是挺自由，只是一空下来就和我叨念：“什么时候上面的路口松动了，就得赶快想办法把孩子接下来。我们临走的时候，只是哄她说上街去给她买糖，她就站在地坝边，挥着小手儿直喊妈妈再见……好乖的娃娃啊！” 我们到重庆之后不久，刘石泉也下来了。我找出了不多的一点酒，梅侠忙了好半天，才摆出一盘泡菜和半碗炒豆，大家招呼着坐了下来。 我问起王璞同志牺牲的情况，石泉长叹一声说：“老大姐，你说得对，还是你说得对，我们这样只顾表面的热闹，是要吃亏的。在这么严酷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想到的不是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只想痛痛快快地打呀，一打起来就会胜利啊，马上就会解放了啊，而没有想到要多做那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多人连枪都不会用就上了战场，王璞同志就是因为警卫员弄枪走了火，误伤牺牲了的。我们没有像你们当年那样，没有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更说不上有经验的兵了。王璞同志一死，杨希勤同志一死，人心就散了，越到后来，人就越少，只有分散隐蔽，多保住一些人再说。现在敌人到处清乡，除了罗广文的三个团和地方的保安部队之外，重庆城里的内二警也开上去了，整整一个师，而且是训练有素的野战师，在我们起义的那一带，杀了好多人啊。岳池城里的临时监狱里关不下了，就往重庆送，我们好多同志都送到了重庆，听说徐庶生也送来了，就是不知道关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吧？张伦也牺牲了，多好的人，从来就没想到过他自己……” 石泉他喝干了酒，用拳头捶着桌子，泣不成声。这么坚强的一个汉子，为同志们的牺牲泣不成声。 过了好一阵，我才说：“石泉，你别哭了，你现在也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人，避一避吧？起义的许多领导同志，都避到川南和成都去了，要不要一青为你安排一下？他的关系多。”石泉听了我的话，只是摇头，说：“大姐，我怎么能走，我手里有这么多的同志，他们都马上会退到重庆来。我要是走了，他们去找谁？我听说现在重庆特务上万，我要是走了，同志们没死在战场，也要死在这些特务手里，那时候我岂不是成了罪人？再说他们就是要找一青，也要通过我，我比一青熟悉情况。现在叛徒这么多，万一把一青也拉进去了怎么办？哦，还有一点，大姐你和一青都得注意，不是极可靠的人，不能带到你们这里来，连我也不能住在你们这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不能让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呀！” 过了不久，宁君给我带回一个人来。我正想这孩子怎么就忘了老刘的话，那人就哭兮兮地叫了一声伯娘，然后连忙抹干了眼泪，嘿嘿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这个叫化子一样的人，一时想不起是谁。宁君说：“妈妈，你见过他，他叫冯群生①，冯胖娃，也是我们七工委的，刚从山上下来。” 我一拍巴掌说：“原来是你啊！那么敦实的一个小胖子，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冯胖娃吸吸鼻子，嘿嘿地笑了两声，摸出一支烟来，看了半天，不抽。 我说：“小胖子，你这烟怎么了？” 他说：“怎么了？我从山上下来，就成天在街上转，一连转了好几天，也没见到我们的人。我想这样下去，即使不落在特务手里，也要饿死街头了，哪晓得一下子就在七星岗碰上了宁君。我一高兴，就摸出刚拣来的烟锅巴。心想看她穿得那么摩登，不能就这样去和她打招呼，先吃口烟提提神，然后再跟着她，跟到个僻静的地方再说。哪晓得等我把烟点上，一抬头就不见人了。我后悔得很啊，当时就打了自己两个耳刮子，一下子把那烟锅巴丢了个十万八千里。我又在街上找她，找了她整整三天啊！唉，总算找到了，这下子，我要好好抽一口了。” 我们一听，都笑了起来。穿得珠光宝气的宁君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天我是看见一个叫化子一样的人跟着我，还以为是个特务呢，耍了个小花招就把他丢掉了，没想到今天又碰上了。我心想糟了，这下子跑不掉了，哪晓得他过来朝着我直笑，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冯胖娃，这才摸出钱来让他上澡堂子去洗澡、理发。” 冯胖娃听了，嘿嘿地说：“亏得你的眼神好，我当时的那个样子，恐怕连我妈也认不出来了，我又故意抹黑了脸，只剩下两个眼珠子在转。” 小胖子吃了亏之后，再说也不放宁君走了，一定要跟着她来见我和一青。没多久一青回来了，很快将小胖子来的情况告诉了刘石泉，接着将他和几个退下来的同志一起，安排在盘溪黑房子的一个什么学校，先住下来。 又过了一阵子，一青回来对我说：“诗伯，你猜我今天又见到谁了？” 我说：“你成天见到的人太多了，这下来还没几个月，起码安排了一两百了吧？我怎么猜得着？” 他说：“这个人你当然是知道的，小杜，杜文举①。”我长叹了一声说，“天啊，小杜他终于也跑出来了，前一向石泉跟我说起，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一青跟我说起的这个小杜，是我们七工委肖家场地区的支部书记，他的家也是我们七工委一个很重要的联络点。父母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和石泉、张伦还有许多同志来来往往的都住在他家，石泉还动员他的父亲做了当地的保长。起义一打响，他的全家都被敌人关了起来，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们和石泉都担心得不得了，没想到今天有了他的消息。我说：“一青啊，小杜和别的人不同，为什么不带他回来和我们见见，也不晓得上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一青说：“小杜来重庆都有些时候了，石泉安排他和几个同志一起，住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杜伯刚教授办的‘东方人文学院’，当个学生。石泉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一块旧表和几件学生装，还说在城里就要像个城里人，重庆的特务这么多，不能出问题。” 我说：“我们七工委的那些同志，也多亏有石泉指教，新党员一入党，就上秘密技术课。还记得他讲的一个在农村工作很有成绩的同志，就是因为上厕所不用农民用的篾片而用了草纸，被敌人发现的事情不？要不然啊，出的事还要多。”宁君在一边卸妆，一边说：“我觉得这杜教授，真是个好人，现在特务成天在重庆大学进进出出的，这么紧张，他不但把一青认成他的秘书，还不断地‘窝藏’我们的人，看来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宁君一下子说不出来了，我说：“是奈何以死惧之。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吧？” 一青看到宁君不好意思，就出来打圆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和石泉商量了，现在张蜀俊他们带着我们的一群人，已经在华蓥山周围打开了游击，苦是苦一些，可是比前段时间起作用。听说前不久，胡宗南的一部军需车运了些吃的穿的到大巴山去支援罗广文的部队，阻止我们解放军入川，就被张蜀俊他们截了，还得了五十万元金元券。而肖家场这一带，我们的人还多，老是这样消极地东躲西藏，很容易出问题的，还不好应付紧急情况。现在我们全国战场上打得这么好，说不定很快就有新任务。石泉又交代了，要他回去清理同志们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组织当然要清理，可是不能一看到我们的解放军都快打进大巴山了，就又急躁起来。当年你廖伯伯一死，也是这样，同志们都被敌人杀红眼了，一个个都只想着去拼命，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下来。要给小杜说清楚，现在蒋介石只剩下这么一块地盘了，不会轻易让我们在他的心窝子里翻跟斗。再说还不知道上面对这次起义是怎么说的，我们得等一等，扯红了的同志要赶快撤退隐蔽下来，枪支要埋藏好，要是一心急着去报仇，还要出大问题的。”一青听了，点点头，没说话。 我叹了口气又说：“你还得叮嘱一下石泉，不要自以为有秘密斗争的经验，就大而化之。现在满城都是特务，不都是只会吃干饭。” 宁君听了一撇嘴说：“妈妈，这话呀，怕只有你说他才得听。我昨天还说了他呢，他满不在乎的，说我头上又没刻字，他们身上也没带Ｘ光，他就知道我是共产党？再说我们这些人是死了心的，抓住了也没什么搞头。晓得不？我天天在练坐老虎凳呢，都能上三块砖了。三块啊，这么高，不怕宁君你是搞艺术的，跳过舞练过功，你行吗？” 看着宁君那一脸委屈的样子，我们都笑了起来，我说：“那这话我是更不能说了，你还是练过功的都说不过他，我这把岁数腿都硬了，还敢说他啊？” 一青说：“诗伯，这话还得你去说。倒不是为宁君出这口气，这还真是个问题呢。这样吧，这个星期六，我要带石泉去和上级领导见个面，完了我就带他来见见你。”我一算，今天都星期三了，就说：“好啊，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干脆就杀了那只老母鸡炖起，等他。” 星期五晚上，我半夜就起身，燃起一炉炭火炖鸡。可是到了星期六晚上，不但石泉没来，连一青和宁君也没影子。我披着衣服在床上等了一夜，第二天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音信。第三天，我知道出事了。按照当时地下斗争的规定，当天晚上人没回来，就得赶快搬家，防止被捕后出叛徒，我们那时候真是被叛徒害苦了。 我和梅侠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往门外张望，最后把箱子都提到了门口，却又站住了。 梅侠迟疑地说：“诗伯，我们真的要走啊？不等哥哥嫂子了？” 我返了回来，坐在床边，心里说：“不，即使真的出了问题，石泉他绝不会成叛徒，我的孩子们也绝不会成叛徒。我得等，就是天垮下来，我也得等他们回来。” 一直等到星期一的晚上，一青和宁君才回来了，一青进屋就往床上一躺，半天不说话。 我不敢问他，就在一边守着。冬天的风，在歌乐山的莽莽丛林中穿来穿去，发出尖厉可怕的啸声。过了好久，宁君终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扑过来说：“妈妈，石泉被捕了，他被叛徒卖了啊！” 我咬咬牙，半天才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一青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我们等了他三天。按规定，过了五分钟人没来接头，我们就该走，可是我们不相信他会出事情，就是出了事情也不相信他会成叛徒。我们等了他整整三天啊。我们今天才知道，他那天和我们一分手，就去和山上下来的一个人接关系，结果一走到接头地点，就被敌人装了‘口袋’。要是他叛了，我们今天也回不来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关在哪里，但愿不要被送到这山下来。” 我听了，心里一颤，梅侠却轻轻啜泣起来。一青指的这山下，就是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这是两个魔窟，但凡进去了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我们起义中的很多同志，就被送到了这里面，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也关在里面好几个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以后的日子很漫长。一青还是带着宁君，每天走四五十里进城，安排从山上下来的那些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中间，有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和骨干，但是更多的却是在起义中新入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别说是城市斗争的经验，许多人连城也没进过。前前后后，一青和石泉一起接待了一两百人，现在石泉出事了，担子就全部落在了一青身上。这么多的人要吃要穿要工作，许多人十冬腊月了还穿着单衣，一句话，都得要钱。 一青和我商量怎么办。做生意吧，现在物价飞涨，卖出去的钱就买不回新货来，前一段时间一青也在卖他的药，实在没什么赚头。想了好久，最后想到现在国民党刚刚发行金元券，钞票贬值得厉害，好多人一发工资，就往城里的米亭子银元市场上跑，换成银元保值。再说银元市场上人多且杂，也好接头。于是一青就去当银元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卖银元，回来还拿着银元跟我讲，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他指着民国三年出的货说：“诗伯，你看，这上面袁世凯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叫做‘三年闭眼’，最值钱。要是没遇上警察来‘围追堵截’，一天下来也要赚上好几个呢。” 宁君呢，通过关系，到《国民公报》当了个记者，又拉了些税务员作陪，去拉广告。她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点子多，每月也能挣上不少的钱。亚彬也下来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事情做，就去卖小菜。每天也不走远了，就在附近农家买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挑到磁器口去卖，剩下我和梅侠守家。 我常常在歌乐山的山顶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后，我沉默多了，脑子里总是搅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这是我经历的华蓥山的第三次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这是第三次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次的有利条件，都是前两次不可比拟的。可是结果只打了四十二天，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听一青说，这次失败是全川性的。孟依他们在下川东率先起事后，即遭敌人重兵“围剿”，不久川东临委的委员彭永梧同志牺牲了，他的夫人江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内的所有的起义领导人，眼下都成了敌人重赏之下的通缉要犯。接下来那么红火的大竹后山，听说解放区的歌儿都唱上街了，起义也只打了二十多天；到后来敌人牵着警犬搜山，把几个主要领导都推出来杀了；冯老二他们被敌人围住之后，也是弹尽粮绝，最后老冯掩护大家突围，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敌人的心窝子里搞武装斗争，一直都是隐蔽或者半隐蔽的，而且还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收渔翁之利。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看起来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结果却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正想着，一青带着两个人上山来了。其中一个浓眉阔嘴的，和竹栖他们当年在江油的时候就和我认识了，叫黄友凡①；另一个，我不认识，温文尔雅的，像个学者。经一青介绍，我知道他姓邓，叫邓照明②，是我们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当时在四川不算太暴露，被中央从延安派回来，起义时他负责大竹后山一工委那边的工作。 我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梅侠出来上茶。友凡见了，关心地问了一句：“作仪他，有消息吗？” 梅侠长叹一声，摸着自己快要临产的大肚子，摇摇头。友凡不问了，看着我说：“诗伯，你瘦了。” 我苦笑着给他们倒茶，一边说：“是啊，诗伯不但瘦了，还老了，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打啊杀啊流血流汗的，也帮不上忙，没用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一青说：“诗伯，照明他刚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一些情况，我们大家都听一听。眼下蒋介石虽说是要垮台了，可是看样子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们还有一大截路要走呢。” 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我也坐了下来。起义失败之后，川东临委的五位领导同志，死了两个，叛了两个，剩下一个叫肖泽宽①的，也因为敌人的追捕，东躲西藏的，我们和上面的关系也断了。这时候，我听说就是这位邓照明，站了出来，担起了整个下川东组织的重任。只凭这点，就值得人敬重。 照明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大家，我这次去上海，没能接上组织关系，但是没有组织关系，我们也要独立工作。搞对了，当然好；搞得不好，就由我负责，处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总不能……” 我说：“照明，你别说了，要怎么做，我们大家商量，当然也要大家负责。” 照明就开始说。他先讲了在上海和南京看到的情况，说现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打得这么好，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连国民党的最高慕僚张群，也在报上以“闲云野鹤”之身，谈当前“危疑震撼”的战局和政局。全国胜利也许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早一些。可是我最近和肖泽宽同志交换了意见，觉得在我们四川，尤其是在我们川东和重庆，在国民党即将崩溃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局势仍然是敌强我弱，我们要坚持谨慎稳健的方针，不要轻易暴露我们自己。当前我们还看不准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则非常明确：要接受过去轻敌冒险的教训，这实在是我们用血换来的。 亚彬刚刚回来，听了这些话，忙问：“那么我们的武装斗争呢？还搞不搞了？” 照明说：“现在证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目前在我们这里还行不通。要搞，也不能这样公开打出我们的旗号，还是要以灰色的面目，搞小型的武工队，在乡下秘密活动，打游击，不能和敌人硬拼。这事一青你们要商量一下，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尤其要在退下来的同志们中间传达。这些人大都和你有联系，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和你们这个家庭支部都很危险。眼看天就要亮了，我们不能再作无谓的牺牲，尤其不能再损失干部。刘石泉的被捕，实在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旁边的友凡听了，长叹了口气。那天就是他和一青、宁君，在那个茶馆里等了石泉整整三天，只要石泉稍稍一松口，他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一青点点头，转了话题又说：“从山上下来的同志，现在大多数人只是隐蔽，卖冰糕，当炊事员、帮人挑水，什么下力活都干，有的同志实在是没办法，就靠我去卖银元和宁君去拉广告来维持生活，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照明说：“看来现在敌人的注意力正在农村，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城市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们原来那种一味派干部下乡的做法，也要改变。能回去的，就回去；不能回去的，总不能硬往敌人嘴里送吧？城里的工运、学运、统战、调查研究和情报策反等工作，都得要人去做。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内部也会有分化，我们还是要和过去一样，找空子，打进去，只要机会一到，就……”他做了个手势，我们都笑了。他拿出一卷纸来说：“别笑，你们看，我们的《挺进报》又出了。可是这次，只供我们内部的骨干传达和分析情况，千万不能再去向敌人搞什么‘攻心战’了。我们要不动声色，麻痹敌人，让他们去认为共产党都被消灭光了吧。” 我听了这一席话，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才是我们从《挺进报》失事到起义失败，许多教训中最根本的教训。梅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才说：“邓大哥，那些叛徒害了我们这么多的人，难道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算了？听说他们还在重庆城里满街转，带着敌人抓我们的人呢。” 我们大家都不开腔了。从《挺进报》失事开始到现在，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为了从事家乡的武装斗争，连延安也没去，却被叛徒冉益智出卖，很快就被关进了渣滓洞。 一青想了想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已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民党特务的上校和中校专员。听说这两个寡廉鲜耻的东西，正得意忘形，争着向敌人出卖我们的同志以邀功，还时常带着特务到城里基督教青年会一带逛呢。现在那些叛徒们，都和特务勾结起来，对我们的威胁也太大了。若是不除掉这两个坏东西，只怕日后给那些长反骨的人长威风。”照明沉吟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想办法从山上调两个枪法好的同志下来，伺机除掉他们。”可惜这两只狗后来再也没露面，我们的这个计划没实现。照明临走前说：“老大姐，你们这个家庭支部，今后就由友凡和上面联系，也算是家里多了一个成员吧。” 我说：“友凡啊，这下子你就成了我们的领导咯。”友凡一听忙说：“诗伯啊，你别拿我开玩笑了。现在重庆的同志们，哪个不晓得你们这四个老大姐。饶国模饶大姐算一个，把自己红岩村的房子都献出来，给我们做了八路军办事处，全不把蒋介石当回事；还有呢，付淑华付大姐，跟着董必武董老血雨腥风地工作这么多年，从来都没说过半个不字；还有金永华金大姐，卖掉了她的家产，把那些金条子都拿给我们干革命了；另外就是你诗伯，陈联诗，陈大姐！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当年华蓥山上的双枪陈三姐，现在的双枪老太婆！我哪里敢给你当领导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照明走了之后，我们就加紧了行动。一青说，按当初和小杜约好的时间，他早就该回来了，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我还是上去看看吧。正说着，小杜回来了，一见面就对一青说：“秦鼎恐怕靠不住。他把我们同志们凑来做经费的一船米钱骗到手，一个人在沙坪坝汉渝路上租了一间房子，还拉了个妓女当临时老婆，成天花天酒地地大吃大喝，怕是要出问题。” 一青问：“你上去清理组织的情况，他都知道了？”小杜点点头：“许多同志听说我回去了，都跑来和我联络。我们一共集合了十多个打过仗的人，加上六支步枪和十多支手枪，还有一挺轻机枪，组成了一个小武工队。当时秦鼎也来了，还带了两个人和一挺轻机枪。我原来只听说他虽然是才改造过来的土匪，但打仗很勇敢，他哥秦耀还和张蜀俊他们一起在山上打游击，表现很不错的，就和他接上了。我们一起商量了很多事情，他也知道我下来是要找你们，接受下一步指示，他要是变了，许多事情会很麻烦。”一青看看我，我毅然说：“这个人不能留在我们的组织里，要切断联系。上面凡是他知道的同志，都要尽量通知到。” 可是我们还是迟了一步。秦鼎被我们切断关系之后，没钱了，就跑回合川到处去骗。途中被敌人逮捕、叛变，咬出我们的八十多位同志。而他的哥哥秦耀，被捕后英勇不屈，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大坪。 不久，我们在歌乐山的住地，搬来了一个国民党的退休师长，除了他那妖艳的太太和一群到处乱窜的孩子，还带着勤务兵。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决定搬家，搬到南岸的小石坝。 临走之前，我在山顶上站了很久。几天前，刘石泉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人带出了信来，我们才知道他果然关在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里。石泉只在纸条上写了简单的几个字：“事情很清楚，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你们好……” 中美合作所，就在这歌乐山下。如果从磁器口经杨公桥上山，就会从那片原来是田野的地方路过。自从四十年代初成为所谓的中美技术合作所并开始关押犯人以来，那一大片地方就被划成了“禁区”。上歌乐山的路也改了，改成现在由小龙坎经红槽房这边走，不管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一旦走上了老路，就会以“刺探”罪把你抓进去。就因为这个原因，一青他们死活不让我去那边，我说哪怕是去看看或者探听一点点消息也好。我也知道，这是国民党和美国人合办的秘密监狱，比不得当年我坐过的任何一个监狱，光靠我一个人去走走或者看看，除了徒添些危险之外，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可是那里面，关的不只是石泉，还有梅侠的丈夫陈作仪，那个瘦瘦的满身朝气的年轻人；有第二次起义时就和我和玉璧在一起的丁鹏武；还有从我们岳池、合川、从我们华蓥山地区押来的七十多位同志……哦，还有老肖，当年在万县和我一起的那个“保安司令”肖中鼎。就在石泉带信出来的同时，渣滓洞的同志们还带出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来，也附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被关在这里面的人，常常被特务们半夜拖出去，用无声手枪杀害后投入硝镪水中，化掉尸体。他们在这世界上，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下。我们知道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可是也知道自己是出不来的，惟一的希望，是让组织上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即使被杀害，被化掉了尸体，也要留下一个名字……” 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妻小，也有兄弟姐妹和朋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他们留恋的东西。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魔窟里，生命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丽，也更脆弱，脆弱得随时都可能化作一阵轻风，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当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已经出现了曙光，而他们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残酷。更何况这一切都完全是为了别人，为了许多根本不认识他们，甚至不以他们为然的人们。自古以来，“水往低处流，人往利边行”，这似乎已经成了人的本性。可是中国也有另一句古话，叫做“顺之者为民，逆之者为仙”，能够逆这本性而行的人，中国人叫做圣贤之人，西方人称之为“殉道者”。他们的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古今中外，这类人物都被罩上一层光环，受到崇拜。许多年以后，人们也歌颂我的这些同志，说他们是如何伟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们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全意追求的那个理想。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后能让组织上知道他们的名字。 现在，他们都还活着，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应该和我们一起，走进那曙光之后的黎明，只是……唉，当年同志们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办法；可是现在，我就在他们身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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