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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策反对象。一青歪戴帽子斜穿衣，胸口上别着个从荒货摊上买来的国民党公安局市政府之类的牌牌，常常只在上衣口袋里露出个什么本本的一只角，坐车坐船从来都不买票，装得比特务还要特务；成天就在精神堡垒附近的夫子池、艺术馆里游逛。馆里的总务主任，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吴昌文①。他的大姐，又和当时重庆市长的秘书成了干亲家。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在这个特务、兵痞们密集的地方，把馆里的炊事员、采购员、事务员都换成了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人，而且都拿到了重庆街头特务们随时都要抽查的身份证，还为黄友凡等几位去香港学习的同志买到了飞机票。到后来，连我们许多重要的文件都在这里印刷，一青和亚彬常常在这里的一间房子里干到天亮。而这间房子的隔壁，就住着一个特务。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宁君和我一起，经常要到离艺术馆不远的合众舞厅露面。这个舞厅的经理叫蒋林隐，是我岳池老家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社员。此时他也利用他当什么大官儿的弟弟，开了这家舞厅，还当上了重庆“红帮”的舵把子，在重庆城里呼风唤雨的。歌舞升平的舞厅里，集合着各色各样的上层人物，其中包括蒋林隐的拜把弟兄、国民党国防部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而他的上司，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蒋林隐一听我们的计划就说：“三姐，要是能把那漆玉麟说动，你们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可是我和蒋仁风同志一商量，他大吃一惊，说：“老大姐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个漆玉麟，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们的好多人都是他抓进去的。现在他正伸长鼻子，到处找我们的踪迹呢，怎么能去自投罗网？” 我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看来我这个人这么多年来憨大胆、闯江山的经验，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用不上了。 于是我又找到我的一个堂兄陈仁堂。这个人，就是一九二六年我们华蓥山第一次起义时的民主人士、川北民军总指挥陈徙南的儿子，后来却跑去考上了国民党的一个新政学校，出来之后就当上国民党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因为曾经倾向进步，又和我是堂兄妹关系，我们对彼此的身分都心照不宣。又因为他掌着国防部的财政大权，连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要借重他几分。我又和仁风商量，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关系去做徐远举的工作，把我们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蒋仁风一听，还是不同意，说：“这个徐远举，也是个罪恶满贯的死硬分子，他是要跟着蒋介石去陪葬的。” 可是全国眼看就要解放了，总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救出来，要不然……我不甘心地到处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一青给我带了一个人来。 我一看，禁不住喜出望外。 来的这个人叫贾希一，是竹栖的好朋友，当年我还在重庆开服装店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后来我在万县的时候，他和一青都是当时万县城里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希一很长一段时间是由我们中央“特课”直管的特工人员，曾经打入过蒋介石的侍卫室，多次被敌人追捕，又多次逃脱，也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 一青说：“诗伯，你猜人家希一现在做什么？”我说：“他的本事大，当年连蒋介石都被他瞒过了，我怎么猜得到？” 一青说：“人家现在是交警大队的中队长了呢。”我看着希一说：“哦？那你平时干什么？” 希一笑笑：“不干什么，站站岗。” “在哪里站岗？” “就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一青和希一都哈哈大笑起来。一青说：“诗伯，希一现在的这个交警队，又叫‘志农部队’，这个‘志’，是取的交通局长马志超的一个字；这个‘农’字，就是戴雨农，也就是大特务戴笠。这下子你知道不一般了吧？这是一支专门负责中美合作所警卫的部队呢。” 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说真是老天爷有眼，我们的同志们有救了！ 希一也说：“诗姐，我也着急啊，可是和地方上的同志们没有联系，也不敢乱动作。你们说，怎么办，我尽力配合就是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总得打进去几个人吧？”希一说：“那好啊，现在正是时候。别看国民党正喊着要坚守重庆，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明白大势已去，准备培训一批反共特务，待全国解放之后潜伏下来打‘游击’。我们那里面，正在办‘干训班’，招募小特务呢。你们赶快找渠道，送几个可靠老练的人进来，不要暴露和我的关系，也不能和我发生联系，该行动的时候，我知道处理。” 于是我们就赶快研究人选找关系。第一个是一位叫张平和①的同志，通过他的一个同学的亲戚打了进去。不久小杜杜文举也进去了，都当上里面“交警一旅干部训练班”的勤务兵。“训练班”设在中美合作所里面原来的一座小学内，连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头子都经常到这里来讲课。这个地区防守森严，设了三道防线，每一道防线都要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过。杜文举和张平和进去之后，拿到了通行证，不多久就把敌人在这里的地形道路、岗哨关卡及守卫部队番号等等情况绘成了很详尽的图表，送到了一青手中。 我们一看，大喜过望，连忙实施第二步计划。 亚彬带上几个党员骨干，打入了驻在唐家沱的敌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当兵；冯群生这个小胖子打入了新桥重庆师管区的机关里当了文书。他们的任务都是做好敌人部队的策反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拉出一支队伍来，配合我们的人进行武装劫狱。重庆是个兵工基地，国民党的二十四兵工厂，也就在渣滓洞附近，平时只要往高处一站，连渣滓洞里面的碉楼和人来人往的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通过关系，在这里设了联络点，把我们从山上撤下来的几个骨干安插进去当了警卫，其中一个还当上了机枪手。另外渣滓洞附近，还有一个叫做三十粮秣库的军事仓库，我们也派了人进去，当了“库丁”。 可是要从中美合作所这个虎口里救出我们的人来，可不比当年在岳池县里救陈亮佐，还需布置得万无一失才行。我们暗地里继续调兵遣将，把分散隐蔽在郊区和市区的同志们分别编组，指定负责人，还着手派人回华蓥地区将我们起义中散失的枪支偷运一部分来渝。只要一声令下，这些同志们就到指定地点集合，接受任务。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前线的好消息也不断传来：三大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大获全胜；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继南京解放之后，西安、上海、长沙、福州、兰州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加紧玩弄两面派手法，先是散布“和谈”空气，拿着民盟中央常委范朴斋先生递给张群的三十七名被捕人员的名单，一咬牙从渣滓洞狱中放出三十一名来。可是紧接着重庆警备司令部却发布“十条杀令”，在成渝两地大肆逮捕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我们还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制定了“全面反共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八月十八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强调在整个西南反共军事战略中，一定要死守四川。 国民党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大家又高兴又担心，眼看营救渣滓洞的事情，已经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九月二日，大家一早又出去了，只剩下我和梅侠，带着她那才七个多月的孩子在家。下午四五点钟，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起火了！城里起火啦！”我们连忙跑出去，看见陕西街一带的天空，升起一片浓烟，接着这浓烟随着风力，在山城的天空飘散开来，包括朝天门一带的下半城很快就罩在了这浓烟里，满天昏昏沉沉的就像到了夜晚。 重庆的火灾，不得了啊。城里消防一直很差，沿江一带贫民窟都是竹篾笆墙，一旦燃起来就不可收拾。有一年千厮门起火，火势截断了付家湾的出口，面临高崖的居民们无法撤退，又无人搭救，竟活活烧死八十多人。更何况现在正是燥秋，又起这么大的风……眼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向着下半城一带迅速蔓延，黑烟中央着熊熊的火苗子，还有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天色渐渐黑了，火势越来越猛，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平地腾起一阵火光，火光里还看见一只只在空中乱翻的油桶。有人说糟了，是朝天门的汽油仓库，是汽油仓库爆炸了！ 翻滚的黑烟，带着强烈的油烟味四处弥漫，不一会连江上也炸响了。汽油漫到了江水里，整个长江里也成了火海一片，火光上彻天空，下连水面，照得亮如白昼。满江里乱糟糟的一片喧嚷之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燃烧的船只，看见船上有人往江里扑，还看见人在江水里挣扎的样子，有的人连同漂浮物一起着了火，随着这火海缓缓地向下游漂去。这场罕见的大火，一直烧到半夜三点左右才慢慢熄灭了。 这就是当时惊震全国的“九·二”火灾。后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火灾烧毁房屋数万间，烧死平民约五千余人，而这实际上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后来我们了解到，火灾区包括下半城的二十个保，其中的一个保就有四五百户居民；被烧的三十多条大街小巷和码头中，有九百多家被烧得人种不留；光是一个清尸小组，就从河里捞起了四千多具尸体，数天之后，长寿、万县、涪陵、武汉乃至上海，都不断见到漂去的尸体。火灾还烧了二十多家钱庄和银行，上百个沿江的大小仓库和堆栈。商会和各行业公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表明，在这场大火中损失的财产，占全市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所幸的是，我们家的人都回来了，同志们也都没有受伤的。只有吴昌文一见大火从赣江路那边烧起，立即跑去帮助一个叫谢彬①的女同志抢出了藏在她家中的那些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则被困在火海里，只得顺着朝天门跳进嘉陵江，爬上了一只没有舵的木船，顺水漂到下游青草坝的民生造船厂江边，才被船工们救起，真是九死一生。 大量事实表明，“九·二”火灾是危机四伏的国民党为了转移群众视线，支使特务放的火，可是火灾后特务们到处散布是共产党放的火，还在街上拉了几个替死鬼枪毙，其中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敌人破坏城市的前奏，敌人狗急跳墙了。 渣滓洞的同志们，时时都处在危急之中。我心中不停地祷告，千万出不得事情。 一晃，就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从新华社的广播里听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消息。接着就是十月一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贾希一从渣滓洞撤出来了。 我听了一跌脚说：“这个希一，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一青说：“诗伯，不行啊，希一他太打眼，他在国民党内部做特工的时候，就多次被发现过，这次是改名换姓。都这么久了，心想该不会出事了吧，偏偏又被查出来了。他这一走，我们的暗线怕也保不住了。” 果然，不久杜文举悄悄出来，说他在训练班的黑板上新发现了一个特务的名字，认识他，问我们怎么办。一青问：“这个特务现在在哪里？” 他说：“看样子很快就要来上班了，都叫我给他打扫房间了。” 一青听了，叹了口气说：“撤吧，你和张平和，都赶快撤出来。” 这两处的人一撤，我们埋在敌人心脏里的内应就没有了，武装劫狱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保证。 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解放大军兵分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慌了，连忙从重庆飞往台湾，和先去一步的蒋介石密商对付“西南危局”的办法。接着，蒋介石和特务头子毛人凤又匆匆地从台湾飞回了重庆，时局越是紧张起来。歌乐山的夜晚，不断传来枪声，内部有消息说，敌人的屠杀已经分批开始。 家庭支部会上，大家把那些策反对象一个个地重新分析，结果却都是两个字：不行。 我不甘心，对大家说：“再想想，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宁君听了说：“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关系，就……哎呀，对了，超姨妈，超姨妈那里，也许有办法。” 我听了，眼睛一亮。 宁君说的这个超姨妈，叫段成超，是我的死对头段贡武的妹子。我从绵阳回岳池的时候，她还是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看不惯她哥那仗势欺人的样子，成天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叫三姐，要跟着我干这样干那样的，结果却被她哥哥一顿好打，还关在家里不准出来。成超一气之下，就跑到了重庆，后来嫁给了一个叫袁建的人。不久前，宁君在街上碰见他俩，知道这个袁姨爹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和好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他还给了宁君一个记者证，说干什么方便些。 只是这个袁建的面目，还不是很清楚，得先去试探一下。宁君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宁君回来，高兴得满脸放红光：“一听我摆形势，袁姨爹就唉声叹气的，说现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上上下下都惶恐得不得了。大人物们表面喊得震天动地的要死保重庆，实际上早就作好了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知道自己去不了台湾，就准备跑成都；再次一点的哪里也去不了，又不愿意跟着死硬派们去打什么‘游击’，就找门子找钱，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见他说得差不多了，就说有要紧的事要找他想个办法。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说想找个可靠点的关系，去渣滓洞‘买’两个人出来。他一听，就紧张，直问我是两个什么人。我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去管别人？还不是自己的亲戚，冤冤枉枉被抓进去的。我还说你是我的姨爹，我的亲戚不也是你的亲戚？像你这么有本事的人都不管，谁还管得了啊？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你真的就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啊？……”宁君很得意地说：“袁姨爹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就说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得让他先去探探口风，过几天给我回话。”我们大家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有仁风说：“这几天宁君进城出城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带尾巴。” 过了两天，宁君又去了一趟，回来说袁建回话了，那边的人说可以，要价是一个人一根金条。 我再问她：“你袁姨爹到底托的什么人？” 宁君说：“他也没说清楚，只听说是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一个姓张的军事法官，去托一个大人物。” 这下子我们可着急了。有了希望，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根金条，就是十两黄金啊，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钱？我站起来说：“还是我去一趟吧，我去给他们讲价钱，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敲诈啊？” 仁风一听，连忙拦住我说：“老大姐，这事很危险，我们已经暴露了一个人了，不能都陷进去，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没法向组织上交代。这样吧，我们现在要赶快动员大家想办法，找钱救人，能救出一个是一个，不然就晚了。现在，宁君恐怕要去扭着你那个袁姨爹，让他去跟那边的特务讲形势，讲价钱。” 宁君听了，一个劲地点头，一脸兴奋的样子，把她的戒指和胸前的鸡心项链摘了下来，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妈妈，这是林伯伯给我打的，眼看都要解放了，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先救人要紧。我晓得我们现在一时要找这么多的钱，很困难。” 我看着些首饰，这是当年竹栖为她打的。竹栖说这孩子爱俏，又是我和玉璧惟一的女儿，婚事不能办得过于草率。 梅侠转身进去，一个劲地掏箱底，可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连她和作仪惟一的纪念品——结婚戒指，也在生孩子的时候托人卖了。我们大家也都忙着浑身上下地搜钱，什么纸币铜元都拿出来了。仁风看着桌子上这乱七八糟的一堆，只是摇头。 于是我们都进城去，发动了所有的关系找钱。蒋林隐那里，已经有特务注意了，不能去；一青只好去吴昌文那里，找我们的几位同志凑。那个在“九·二”火灾中被昌文救出来的谢彬和一个女同志，取下了她们的金戒指和金项链，几个男同志卖衣服当家什凑上了二三十块银元；我找遍了城里的亲戚姐妹们，拿来了她们的一对金耳环和八十块银元的私房。 袁建那边已经来了消息，说他不断提着礼物去讲价，先是降到五两金子一个人，以后又降到三两一个人，到最后讲成了一两金子一个人。宁君回来说：“那边不肯下价了，叫快点拿钱去，不然就没办法了。” 眼看时间这么紧，我们只得作出决定：先救出石泉和作仪，以后再接着想办法。 我把仁风拉到一边说：“你再好好想想，救人的事情，这么复杂，这么重要，这么危险，宁君她年纪轻轻的没经验。她还是个孩子，她应付不了的，再说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对得起她爸爸……还是我去吧，啊？” 仁风沉默了。过了好一阵，还是摇头说：“不行，老大姐，这事你不能出面，连宁君，也要切断一切组织联系，做好最坏的准备。” 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宁君。仁风说得对，眼下这样复杂的敌情，敌人像发了疯一样地杀人，我们是得做最坏的打算。 我把宁君拉进了里屋，在床边上坐下，半天才说：“宁儿，你去吧，你爸爸当年被捕的时候，同志们想了好多的办法，打了好几仗，还牺牲了几个叔叔伯伯，他们一个个都是有本事的好人啊。现在又该我们去救人了，本来这事是该我去的，可是我晚了一步，让你担上了。这事，是妈妈没想好，妈妈晚了一步。” 宁君轻轻地为我擦去眼泪，说：“妈妈，没事的，真的没事。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其实我早就不是孩子了，你忘了我也是孩子的妈妈。你算算，我就打从孩子剧团开始，也算是多年的老地下了吧？跟着你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好多事情看也看会了嘛。”说完，还笑笑。 宁君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在南京的时候，她才几个月，就对着萧楚女咯咯地笑，乐得萧楚女举着她逗了好半天。家乡的人们都说这孩子像我年轻的时候，可是竹栖却说一定不像。诗姐你当姑娘的时候，再是激进，也不过是高墙深院里的一个小姐。你进过剧团？你开过民主生活会？你见过周恩来、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你像她这样大声地笑过唱过？你听听你女儿的笑声，多好听！成天这样躲躲藏藏流流浪浪地过日子，这孩子心里怎么就跟明镜一样，没有忧愁？……正想着，仁风在外面叫宁君，她哎了一声出去了。我连忙也跟着出去，听见仁风很严肃地说：“宁君，你这次的任务，可不比往常啊。不但要尽一切努力，把两个同志救出来，自己也得做最坏的打算，万一被捕，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我们会派人随时和你联系的。” 宁君不笑了，看看亚彬，看看一青，又看看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了一遍。我上前抱住她，轻轻地说：“宁儿，你小心啊，到了姨爹家，见事情有什么不对头，就要扭住你的超姨妈，叫她给你想办法，她是个敢说敢当的女人，她会替你想办法的。” 宁君要走了，我要送她到江边。仁风说这周围到处都是特务，不能把影子扯大了，就让她像往常一样，自己走吧。 都十一月了，风大，江边吹来的寒风高高扬起她的那件黄色的呢子大衣，和我才为她围上的鲜红的长围巾。眼看她就要走远了，我突然奔了出去，大喊了一声：“宁君——”一青一惊，连忙拦住了我。宁君却气喘喘地奔了回来，隔着一青说：“妈妈，你看我还有件事情忘了：现在回去的路上松了，你得想办法，去把冰华接回来。” 宁君走了。一青把我半拖着扶回了屋里。我抓住一青的手，哭着说：“一青啊，冰华的事情，我们到现在还瞒着她啊，她也是当妈妈的人，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对不起她的啊……” 一青两眼怔怔地看着门外，不说话，泪水叭叭地落在衣服上。 梅侠听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才说：“诗伯，冰华她怎么了？” 我哭着说：“梅侠啊，冰华她死了。我们走了之后，敌人听说我们家大人都跑了，还有个孩子在魏家沟，就派了兵到处去找。你二姨妈带着她，白天晚上都往苞谷林子里躲，冰华在野地里着了凉，就发烧，烧得嘴都起了泡。你二姨妈又不敢带她去看病，就到那罗木匠的坟上去抓了些土，又和了些香炉里的香灰兑水给她喝，生生地让这孩子烧成了肺炎，死在了你二姨妈的怀里。临死的时候，还在问她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 梅侠一听，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哭了一阵才问：“那罗木匠，是谁啊，怎么要到他的坟上去抓土？”我说：“那罗木匠，是一九三二年和我们一起迎红军时候的苏维埃主席，后来被地主吴老肥勾结敌人杀害的。这么多年来，当地的老百姓都说他是好人，在世的时候为穷人分了地主的财物才被杀的，死了之后连坟上的泥土都是救人的神药，一有了什么灾病，就到他的坟上挖泥巴泡水来吃。”大家都不说什么了，好久一青才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在城里，只需要一支盘尼希林针，我们的冰华就得救了。好乖的娃娃啊！” 宁君前脚一走，我们后面马上就搬了家，这样即使她出了什么事，也不会找到我们了。宁君去的时候，袁建正在着急，说是这几天解放军都打过白马山，突破乌江天险，连彭水县城都围住了。国民党的达官要人们，跑的跑逃的逃，再不送钱来就要晚了。 是啊，再不送去就晚了。解放军进军的速度，不但敌人没料到，就连我们也没有料到。这几天满城都在嘈，说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逃窜的兵车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好多兵为了逃命，所有的行李和辎重都丢掉了，只剩下一身单衣；而重庆的白市驿机场则挤满了狼哭鬼嚎的官太太和少爷小姐们，每天挤掉的高跟鞋和丢掉的行李，都要用汽车装……整个重庆的秩序，异常混乱，常有散兵和走投无路的特务们，闯进大商店和有钱的人家，任意以私通或者窝藏共党的罪名绑架人质，动辄就要价成千上万的，弄得重庆街头人心惶惶，关门闭户。 我惦着宁君，正在家里坐立不安，梅侠又一头撞了进来说：“诗伯，不好了，原来曾经告发过我的一个三青团的骨干，今天街上又碰上了，跟了我好几条街才被我甩掉了，这家伙会不会……” 于是我们刚刚搬了两天的家，又得搬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你哥呢？你哥他有两天没回来了吧？不晓得这两天，你嫂子那里怎么样了。” 梅侠一边收拾一边说：“诗伯，我哥哥晓得，人家是两口子啊。你今天又说了一天了，说得人家心里怪紧张的。” 这天晚上，下着小雨，半夜里我被一阵隐隐的雷声惊醒了。我把梅侠推醒说：“这寒冬腊月的，哪里来的雷声啊？”梅侠听了一会儿，突然翻身起来，飞快地打开收音机，我们的电台传来了解放军攻克南川县的消息。梅侠一下子抱住我说：“诗伯，南川解放了，这不是打雷，是炮声，是我们解放军的炮声！南川离重庆，就只有半天的路程，解放眼看就在这两天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刚一打开门，一青就拉着宁君扑了进来。我一看，连忙扶住说：“怎么了？宁君你怎么回来了？石泉他们的事情……”宁君在床边坐下，抹了一把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说：“妈妈你别说了，没办法了。昨晚上半夜都过了，袁姨爹才回来，说那张法官回话了，他托的人，昨天晚上坐飞机跑了，跑台湾了。还说即使没跑，也来不及了，蒋介石都已经下了密令，执行大屠杀和炸厂计划，所有关押的政治犯，一律就地处决。” 梅侠一听“就地处决”这几个字，啊了一声，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第二天，我们全都进了城。按照宁君打听来的这个消息，到处奔跑，想办法救人救厂。重庆所有的兵工厂、电厂和电台，都是敌人破坏的目标，护厂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敌人安装炸药的迹象；各个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组织起来，连夜守护学校。只是救人的事情，跑了两天一点眉目都没有。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一青跑回来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渣滓洞那边，响了一夜的枪声。” 接着，报上登出了消息，敌人终于在逃跑之前，先后杀害了关押在那里的我们的全部同志，还包括从城里罗汉寺、新世界、老街等监狱里押去的政治犯，一共大约七百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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