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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卡尔平斯基斯·科恩 尼古拉·布哈林的名字，无论有人怎样竭力竭其革出教门和打入冷宫，它总是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并不停地唤起世人的巨大兴趣。今天，在不久前举行的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决议之后，布哈林被恢复了公民权到，他单个世纪蒙受的被1938年“反苏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诉讼案定的罪名得到了澄清。在此之前，米·谢·戈尔巴乔夫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为布哈林回到我们的历史中来奠定了基础。下面是《莫斯科新闻》周报组织的有关这个主题的一次对话。参加者为该报记者列恩·卡尔平斯基和美国学者、《尼古拉·布哈林》一书的作者斯蒂芬·科恩。 列恩·卡尔平斯基（以下简称列·卡）：教授，为什么在您着手研究苏联社会和它的历史时，要从布哈林开始，并写成了《尼古拉·布哈林》一书？ 斯蒂芬·科恩（以下简称斯·科）：我想，对于你们和我们的历史学家来讲，布哈林是一位重要的和必须研究的人物。作为党内同志，他是列宁的战友。当然，列宁与布哈林之间的个人关系，这是另一个题目。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某一点上好似严父与不太听话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布哈林不仅是中央委员，而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消息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辑、共产国际的领袖，着有一系列党史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是许多重要文献的作者。列宁去世后，正是布哈林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家和捍卫者。 我在自己的书中，并不认为布哈林一贯地和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我力图证明这的确是一位无法排除的历史人物。我是20年前开始做这项工作的。这本书在我们美国几乎是15年前出版的，在西班牙、法国、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都有译本。 列·卡：不久前，我读了来自卡马河畔切耳内市青年工人瓦列里·皮西金的一篇书介。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恢复布哈林的名誉？又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国家面临的任务是，将社会主义同斯大林主义区分开来，并将后者从前者中清除出去，不要再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或者部分地混为一谈。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主义”。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时不研究布哈林的问题是不行的。 斯·科：研究布哈林的生平，也就要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而进行这种研究就不能不为其内部的丰富性，这一政治的和理论的潮流的多面性与活跃性而感到惊讶。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停滞的，而正是一种潮流。列宁在世时，党的内部、甚至党的领导内部都曾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然而，列宁认为这些意见分歧是正常的，而斯大林则认为是违法的。这当然是巨大的差别。 列·卡：这种党的生活内部的精神损失难道不是使其“肉体”受到巨大损失的前提吗？假使不先用恐怖手段反对民主本身，斯大林对人的镇压是不可能发生的。 比起其他任何人，布哈林同列宁的争论最多，并且争得相当厉害。但是，他们在论战时没有成为敌人。可是斯大林不争论。甚至在他急欲获得无限的权力并使列宁主义遭受沉重伤害的时候，也还以列宁的名义宣誓。对于党内外反对自己的人，归根到底，他也不去争论，而是简单的消灭。 斯·科：斯大林是这样的。但列宁给予布哈林的不同评价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怎么又会有不能“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要知道，列宁并没有说错。 列·卡：显然，这里抓住了布哈林思维方式中的真实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列宁评价中表面上的两重性。我觉得，“缺点往往是人的优点的延伸”这一众所周知的格言似乎是亏为布哈林这种人想出来的。 思想家布哈林有一种无法遏止的习惯，即把一切问题的理解提高到完备的理论水平上。思想家常与自己的思想融为一体，并完全生活在其中……。而对思想是怎样脱离实际生活的却没有发现。当已经不是思想家驾驭思想，而是被思想牵着走时，便会丧失良机。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锁哲学的东西”。这是说的布哈林。 斯·科：我也相信布哈林是一个“理论人物”。这对于理解布哈林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当他迷路时，他会站在理论高度上论证，这就会使他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甚”。但反过来当他正确时，也会是同样的情况。 列·卡：您能说些具体情况吗？ 斯·科：主要是他迷路时的情况。譬如，从理论上论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布哈林不仅论证了这一政策，而且还为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唱颂歌”。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国内战争要求把国家所有现存的资源置于国家的管制之下，要求建立强制没收和“摊派”这些资源的有许多地方分支的行政机构。布哈林以理论结构的形式反映这种必要性，甚至试图把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非常时期的条件，经过布哈林的抽象推断后，丧失了非常时期的特点。他确信，他描绘的是由混乱中产生社会主义的普遍适用的模式。 列·卡：布哈林的观点作为对那个使我们念念不忘的时代的遗产的特殊教训，终究是有教益的。我指的是行政命令的实践，这种实践损害了经济，而且不仅是损害了经济。 斯·科：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布哈林32岁。他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列宁的创议，并发现现在的思想与他当初幼稚的想法不同了。他的战时共产主义幻想消失了。 列·卡：如果用准确的说法，大概应该说不是幻想的消失，而是观点的更易。原因是具有根本性质的。那么，当时布哈林得出什么看法呢？ 斯·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布哈林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政治中民主因素的尊重，这点决定了其他各点。例如，他清楚地看到官僚主义超集中化在经济上的不合理性。按照他的意见，国家一般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组织的和不应该这样做的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作为对战时共产主义过火行为（当时极端集中化被看作是计划化）的反动，布哈林曾嘲笑总体计划的思想，这种总体计划由上面强制推行，“突然出现”，就像大雪落在头上一样。 沿着这个轨道产生了布哈林对“群众消费”的关心，或象他纲领性地表述的那样：“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而不是消费者为经济而存在”。布哈林同样也有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思想，这样可以提高工作质量。布哈林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市场机制可以最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列·卡：这是与后来成为时髦的准则相反的，这种准则把长宫意识加人每种商品以代替它的价值，让人们坐在那里，大声喊出自己商品的价格。 但是，可不可以这样看，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认识中有某种中心思想？ 斯·科：这确实如此。布哈林把列宁关于工人和农民必须历史地联合的思想看成是革命的“口号中的口号”。对待农民的态度是布哈林成熟时期社会学中的主霎东西。对于布哈林来讲，中农不仅是农民阶级内部的“最重要的阶层”，而且是全体农民的象征。 列·卡：从中学时代起，我们就被灌输说：布哈林是“代表富农利益的思想家”，他的一条特别罪状是提出“发财吧！”的口号。 斯·科：依我看，布哈林这一提法的真实涵义是，让各阶层的农民都富起来，包括中农和富裕农民在内。在同持左倾观点的人争论时，布哈林力图使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共同贫穷”，并补充道：“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该有贫农”。 布哈林他当然赞成合作社，而不是象可能认为的那样反对合作社。他尤其赞成“一般的合作社——采购合作社、销售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他把建立生产合作社推迟到将来，推迟到自愿建立起来的、机械化的、收支相抵的集体经济在同个体农民竞争中巳可证明自己的优越性的时候。 列·卡：根据一切来判断，布哈林在这里巳同斯大林发生了冲突，这是他们共同跟左翼反对派进行斗争之后。 斯·科：这可以根据布哈林的报告和演讲来考察。1924年他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超工业化纲领，说成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惊人地相似”，而1926年时已认为斯大林的观点——等于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不过，不能把布哈林的主张称作美化农村的民粹主义思想。 如何解释斯大林与新经济政策的决裂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推行自己的路线？事实上，对这一立场能回答什么呢？——战争已迫在眉睫，没有时间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模式来使国家工业化。西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布哈林的纲领是天真的。 列·卡：“预言”过去同预见未来是一样地困难的，正因为历史发展已经有了结果。然而历史应当深刻反思，为了使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发展起来的各种可能方案，在我们今天寻找最佳答案时，不失去自己的认识价值。 斯·科：再过若干年，我可以从你们的作者那里了解到比他们今天从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哪怕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历史，所以他们比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要好。 1988年是布哈林诞辰一百周年。许多国家都因此提出组织学术会议的建议。但是，我认为这不应该是苏联代表参加的西方的学术会议，而应该是西方学者参加的苏联的学术会议。 （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1988年2月21日。弓弘译，陈启能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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