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尼古拉·茹谢宁 是的，斯大林对镇压、对违法行为是负有罪责的，这点谁也不会否认，不会进行辩护。但是，绝不能把一切“归咎”于他一个人，绝不能不加区分地诅咒斯大林时期的一切。顺便说一句，在斯大林死后，无论在正式的文件里，还是在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的发言里，都不曾说过也不会说，罪过只是斯大林一人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斯大林背后有不少仆从和冒险家，就像叶若夫、贝利亚，可能还有别人。我说“可能”，是因为关于这些镇压还远没有研究和调查清楚。因此，关于这点也是应该写的。 A·F·扎夫拉日内赫 于维亚茨基·波利亚内（基洛夫区） 关于他是如何当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有着许多传说。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经过文件资料证实的。况且，有关贝利亚生活的材料保存下来的极少，尤其是他“高升”之前的材料。这个人收集了大量有关每一位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务活动家的案卷，据传，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的案卷，他十分清楚证据和证人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很难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并真实地再现我们历史上这位可怕的并招来祸患的人的活影子。 “人民领袖”的忠实战友的生活记述，一方面是一种对千百万人说的宫方说法；另一方面，是一些象黑夜中的恶梦一样可怕的传闻，其中每一个都会使人丧命。这就是今天可以得出有关贝利亚的概念所依据的轮廓。 然而，一些见证人还健在，有关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以及被捕和死时的证明材料依然存在。此刻贝利亚已无权重新编造和销毁它们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贝利亚开始“高升”的呢？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斯大林无限信任贝利亚。当有人谋杀领袖的时候，贝利亚曾用胸膛作掩护，并迅速收拾了刺客。这件事发生在斯大林在裹扎湖休假期间。当时曾有人猜测，谋杀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化装舞会，结果造成对一些“化装人”的流血镇压，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多疑症……但是，没有人敢揭穿这个骗局，哪怕只是将其暗示给斯大林。因为这样做无疑是对斯大林的致命侮辱，有损其尊严。于是，这场闹剧被冠之为“英雄行为”成为贝利亚非凡仕途中的一块奠基石。 “贝利亚外交式地接任了自己的新职务”，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米高扬回忆父亲讲过的一些事。“他首先宣布：‘清洗’该结束了，应当干些正事了。这些话使许多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们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但当时很少有人能想到，贝利亚只是稍稍松动了叶若夫紧紧套在他们身上的缰绳。因为他需要时间去了解他的前任建立起来的镇压机制是如何形成和运转的；弄清为什么该机制最终会导致叶若夫垮台；逐步完善它，使其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同时这样做不仅不能引起斯大林的怀疑，恰恰相反，要使他坚信，只有这种形式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才能成为领袖的可靠盾牌，无论什么目标都能捕捉到。这正是贝利亚所谓‘真正工作’的涵义和最终目的。为要使镇压机器的飞轮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旋转起来，即使在斯大林的秘密的鼓励下，也需要有卓越的外交和组织才能，并且善于编织阴谋倾轧的罗网。” 不过，贝利亚不同于叶若夫。后者只是一个准备按上司命令去收拾人的可靠工具，而不太注意打着司法的幌子。贝利亚是斯大林政策的传播者，他能够打着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幌子对那些他不中意的人进行全面镇压。他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人，而非其他类型的。为此，有些人得到了他的宽恕，而有些人则性命难保。 贝利亚终于如愿以偿。由于他超乎寻常地忠于职守，斯大林授于他苏联元帅军衔并呈请授于英雄勋章。 谢尔盖·尼基塔维奇·赫鲁晓夫（尼·谢·赫鲁晓夫的儿子）说，每当他父亲和其他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务活动家回忆起贝利亚用来柬缚斯大林政府所有成员的那些讹诈和倾轧阴谋时，无不愤慨。每一个人都知道口利亚在背后对他们搞特务活动，同时也都猜出，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斯大林。 对于贝利亚来说，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许多革命前入党的党员、伊里奇的战友和年青时代的伙伴、共青团工作者、大学生、知名学者、文艺大师、妇女和孩子们都成为毁灭机器的牺牲品。甚至连他的家乡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共和国的所有党的优秀分子、知识分子的精华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无一幸免。可以说，类似情况遍及国内每一地区。被镇压的不仅是“人民敌人”本人，而且还有其家庭、远近亲属、同事和朋友。 今天，当需要真实和完整地再现苏联人民生活和斗争历史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应用沉默来回避历史上的这一页。苏共二月全会（1988年）强调：“应当鲜明地表明：亿万人民曾经是怎样生活和劳动的，他们信仰什么，成功与失败、成绩与错误、喜悦与悲痛、群众的革命热情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有时甚至是罪行怎样交织在一起的。” 至今还活着这样一些人（在撰写这些材料时我有幸同他们见面），在他们跟前只要一提到贝利亚的名字，他们的双手便开始颤抖。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害怕？为什么在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一种要尽快与我告辞的愿望？他们心中到底在想什么？是意识到参与了极其严重的共同犯罪，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或是一种稍稍的自我慰藉（为了今天能继续生活并能正视人们），因为过去他们只是坏蛋手中的盲目武器？还是坚信（这是最可怕的）当时没有别的办法。这最后一种人至今仍在重复着这样一则寓意可怕的谚语：砍伐树木就得碎片飞扬。 还有一些斯大林圈子里的人活着，我曾试图接触他们，以期更多地了解贝利亚的活动。然而徒劳无获。 那些曾作过贝利亚的牺牲品、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了其罪行见证的人们，每每回忆起他们同贝利亚的见面，总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格拉菲拉·卢金尼奇娜·布柳赫尔，1938年被枪决的布柳赫尔元帅的遗孀回忆道： “我在卢比亚卡的一间单人牢房里渡过了七个月。我永远不会忘记贝利亚亲自进行的第一次审讯。虽然没有象对其他军人妻子那样拷问我，以便诈出有关自己丈夫的虚假供词。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任何轻松，因为他们夺去了我最亲爱的人。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不需要再拷问我了：有关布柳赫尔的材料已经伪造出来了，把我单独隔离起来，仅仅因为我是著名元帅最亲近的人。显然，贝利亚亲自审讯，完全是出于一个暴虐狂的好奇。” “格拉菲拉·卢金尼奇娜，您还记得贝利亚是怎样一个人吗？” “他非常高傲自大，不是在看人，而好象是在观察人，就象用放大镜观察小昆虫一样。他的外表令人厌恶，令倍受其害的人们感到无比阴森可怕……这是一个不仅仅我们这些肉体被毁灭、精神受折磨的人感到痛苦的时代，而且那些生活和工作着的、甚至受尊敬的人们也不好受，并且时刻在等待着：很快就会有他们的亲人被叫去谈话了。” 退役中将伊戈尔·鲍里索维奇·沙波什尼科夫： “战争期间，我国人民的精力都集中到尽快粉碎敌人上。我的父亲，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为这一神圣的事业做出了贡献。说实话，我觉得奇怪的是，当贝利亚亲自下令逮捕了一位我们最亲近的亲戚后，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父亲忘我地工作着……” 退役上校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斯塔里诺夫回忆道： “我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时，因为没有从事所谓业务工作，对贝利亚的一些事情并不留意，当然多少总有些耳闻。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战后，斯大林决定处决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贝利亚曾发愁，究竟让谁出面提供这位元帅的罪行。最后找到了诺拉·帕甫洛芙娜·切郭达耶娃，一位在西班牙同巴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起工作过的翻译。根据策划，她应提供沃罗诺夫同托洛茨基昔日联系的材料。但这位坚强的妇女没有说光荣的元帅一句坏话，因而被关了一年监狱，斯大林死后她才获释。” “贝利亚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遭受的迫害并不比军人少。”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继续说。“他们是些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并力图解救那些无辜者的人。为了拯救别人，他们自己却牺牲了，或是被处决，或在集中营里慢慢死去……” 一位青年时代参加过修建贝加尔一阿穆尔干线（193—1933年），而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苏联著名建筑师讲到： “那时对于囚犯来说，所谓的‘工作日评定’是个很大的刺激因素。当时完成特别重要、艰巨或紧急的工作，一天可算作两个服役日，两天也可相应地算作三个工作日。但在战争爆发前两年，有一次铁路建筑集中营的一位领导去了趟莫斯科，向贝利亚报告了‘工作日评定’的混乱状况，犯人的服刑期因此普遍缩短了一倍半到两倍……贝利亚将此事报告了斯大林。很快评定就被取消了。几千人的一线希望从此破灭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多么挑剔自己圈子里的一些人在私生活中的任何不道德和龌龊的表现。然而他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什么给几十个家庭带来了不幸。 “即使根据肖像您记得住贝利亚吗？”我问斯维特兰娜·瓦西里耶芙娜·什。“夹鼻眼镜后面一双鼓泡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我记得，我周围的妇女们在报纸、画册上看到这张脸时，无不胆战心惊。当时首都接二连三传出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失踪的消息。说她们都是在贝利亚的汽车献媚地紧贴着人行道停在她们身旁后失踪的。传闻可信可不信。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年纪的女同学沿着阿尔巴特街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从里面下来两个高大健壮的青年，飞快地向我们走来。不容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已抓住女友的手强行将她塞进汽车。为什么带走她？带到哪里去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难受。喊叫、哭泣、控诉？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都无济于事，充满着危险。” “是的，确有其事。”迈娅·伊万诺芙娜·科涅娃（苏联著名元帅科涅夫的女儿，其父主持了对贝利亚的审讯，痛心地证实了这个故事。“记得父亲十分憎恶这个恶棍。因为他听过许多母亲哭诉她们的女儿成了这个好色之徒的牺牲品。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那充满激情的话语：战争年代里，我就担忧过每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坚信战争后她们一定会成为某一个人的恋人，当妻子、做母亲。而他，这个败类，却这样惨无人道地对待她们。” 斯大林逝世前，这个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在新政府班子中贝利亚是苏联内务部长。本来他可以在这一职位上坚持一段时间，然而他自己却表现得急不可待。 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格奥尔基耶维奇·马林科夫讲述了父亲的回忆。“贝利亚分别面见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怂恿他们夺取政权。为什么要怂恿他们呢？或许因为这两个人当时在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担任着极有影响的职务。但是贝利亚失算了。不管布尔加宁还是赫鲁晓夫都到我父亲那里谈了这件事。他们的报告便成了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充分理由。” “父亲还回忆了当时怎样逮捕这个十分危险然而还相当有势力的敌人。”安·马林科夫继续说道，“贝利亚被邀请参加政治局例会，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会议的议题。 “你，拉夫连基，想发动政变吗？以什么方式？’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问道。 所有的与会者都记得，贝利亚的脸骤然发白，语无论次。” 民间中流传着多少有关贝利亚被捕的传闻！我有幸见到了参加这一逮捕行动的唯一健在者，退役少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祖布，从而为澄清事件的真相提供了可能。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别墅里。”少将回忆道。“突然我的副宫打电话通知我，说国防部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紧急召见我。说实话，我很惊奇，国防部长怎么会对我这个莫斯科军区防空部队政治部主任感兴趣。我去了。在会客室里我见到了N·巴吉茨基将军、A·巴克索夫将军、K·莫斯卡连科将军。在场的还有莫斯卡连科将军的副官B·尤费列夫中校…… 首先，布尔加宁详细了解我的履历，询问了身体状况，最关心的是我使用武器的能力怎么样。最后问我是否准备完成政府赋于的重要任务。我严格地按着条令作了回答。谈话到此结束。” “依您看，为什么把逮捕贝利亚的任务恰恰交给了您和您的同志？” “我推测，是赫鲁晓夫提议由莫斯卡连科来完成，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十分了解莫斯卡连科。显然，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也希望同他一起完成这项任务的必须是他所熟悉并经过战争考验的战友们。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失可夫元帅亲自领导并直接参加了逮捕行动。” “你们是怎样进人基本上是由贝利亚的人守卫着的克里姆林宫的？” “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用自己装有暗色毛玻璃的卧车将我送进了博罗维茨大门。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装扮成随同部长们来开会的人，待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 “事件后来是如何发展的？” “休息时，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来到我们的房间，讲明了任务。我们要在预定信号——铃声响后进入会议厅。当我们听到铃声后，端着手枪从三个门走了进去，每个门各两人。一些同志惊慌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看来，远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可能发生的事件。后来事情就很简单了。马林科夫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当时建议表决：‘谁赞成逮捕贝利亚？’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走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的贝利亚跟前说：‘举起手来，您被逮捕了。’ 我们准备应付他的一切意外举动，但奇怪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显然，贝利亚还未弄清事情的严重性。随后，贝利亚由参加逮捕的六个人押着，被送进一个单人房间。这时朱可夫告辞了。下一步行动的全部重担便落到了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身上。 在这个房间里我们一直等到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换岗。只有这时才能采取措施将贝利亚秘密押往下一个目的地。次日凌晨四点我们上路了。” “贝利亚这时表现如何？” “他企图诱开我们，使我们放松警惕，并想方设法地要打电话和自己的人取得联系。但是我们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在审判前对贝利亚生命负责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请问他在羁押期间表现如何？” “他什么都不承认，后来宣布绝食，持续了十一天。为了把这个恶棍活着‘拖上’法庭，让他为自己的残暴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花费了不少气力……” 前面已经提到，贝利亚十分清楚证据与证人的价值，因此他竭尽可能销毁证据。但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还是弄清了一些情况。早在1919年他在巴库时便参加了由英国情报机关操纵的阿塞拜疆平等党反革命政府反间谍组织的特务工作。1920年，在格鲁吉亚他曾和该地的孟什维克政府暗探局合作过。 斯大林是否知道这些情况？一想起这些就令人不安。 审判于1953年12月18日至23日进行。同贝利亚一起坐在被告席的还有其他六个共犯。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这是一次特殊的审判，连谈话都是特殊的，因为它是秘密进行的。 惩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拉·贝利亚、B·麦尔库诺夫、B·杰卡诺佐夫、B·科布洛夫、C·郭格利译、N·梅希克、N·弗洛特基米尔斯基极刑——实行枪决，没收其私人财产，取消其军衔及各种奖励。此乃最终判决，不得上诉。” 12月23日当天执行了枪决。 ……对奥莉加·安德烈耶芙娜·巴吉茨卡娅进行的简短采访： “您丈夫曾受命执行这一正义行动。他讲过没有，贝利亚是怎样伏法的？” “他说，贝利亚曾跪着央求宽恕。我丈夫都为此感到恶心。干了那么多卑鄙下流幄龊的勾当，却拿不出一点点勇气去一声不吭地接受惩罚……” 最后，用炮兵主帅、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托卢布科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 “我认为，追究贝利亚罪行的根源，与其在他自身上，倒不如在斯大林身上找。正是个人迷信和背离了列宁的准则才产生了贝利亚现象。贝利亚能猜透斯大林的心愿，善于利用主人的弱点为自己攫取个人名利。成千上万的人无辜受害，这首先应由斯大林及其象叶若夫和贝利亚这样的帮手负责。为此，历史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原载苏联《星期周刊》1988年第8期。陈京宪译）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