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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米高扬 他（贝利亚）主宰过许多人的命运，用恐怖使人绝对服从。但服从并非尊敬。光荫荏荐，人民的回忆这一法庭对贝利亚作出了自己的判决。 《共青团真理报》评论员按：如果我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愿望，要再一次地揭露很久以前已被揭露的丑恶，大概不妨重新拾起这个人物。但是，目的是不同的，我们这一次打算研究慢慢形成的一种机制和贝利亚这样的家伙在这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不是一切都能看得清楚的。他是刽子手吗？是专横和恐吓的工具吗？这已真相大白。但是，其他人没有费劲就象更换旧手套一样地被更换了。而这个人却延宕了整整15年……人们编造出了一些神话：什么“不了解”啊，被抓获的凶手“不知道从何处来”的啊（叶若夫），还有虚假的所谓正义的恢复和法制的胜利（1938年），以及什么犯罪分子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组织者的天才”（指贝利亚在战争年代）？这些神话是如何编造出来的呢？把黑的变成白的或者把白的变成黑的：把无辜的人变成“罪人”，把刽子手变成善人（1938年和1953年的贝利亚），把未来的牺牲品变成帮凶甚至同谋犯，这种互相交换的机制是因何而形成的呢？他们为了使所有的人今天（还有明天！）全都觉得自己是罪人，于是不仅竭力干掉对手，而且竭力吸收、污辱和珐污成千上万不相干的人，这种“扩大同谋犯”的思想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呢？ 历史正在洗刷洗刷不掉的官方标签。现在到了应当按其功能重新使用这种标签的时候了。应当把这种标签加给那些臆造出来这种标签的具有好撒谎的头脑的人。那时，大家将各就其位。他不只是罪犯，而且是破坏分子。不只是凶手，而且是人民的敌人。读者们看过《胜利者》一文之后，坚决要求谈谈贝利亚。在真正的人民敌人中首先就有他贝利亚。这是他的真正角色…… 对待这些破坏分子和人民的敌人，就象对待他们的受害者和反对者一样，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全部真相。文件是重要的。但是，目睹者、事件的参加者，不论已经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他们的证词也是很重要的。具有个人关系色彩的证词虽然在终审法院不作为真实情况使用，但是这些证词也包含着难以估价的材料……我们现在公布这样一个证词。 ——A．阿法纳西耶夫（《共青团真理报》评论员） “我们最宝贵的资本就是干部！你可要当心啊，拉夫连季……”这是在5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一个令人伤心的笑话。当时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披露了关于“个人迷信时期”违法行为的严酷真相，当时人们把专制统治的年代称作个人迷信阶段。笑话的头一句话说得慷慨激昂，就象站在讲台上向整个大厅讲话；而第二句话是低声说的，就象对在身边不远的人说话。 的确，身材不高、头顶微秃、戴着夹鼻眼镜的拉夫连季，他总是在附近。从30年代初的时候起，任何时候他都能够表现出个人忠诚和愿意完成任何委托，不管这种委托具有怎样微妙的性质。（我在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我从我父亲和事件的其他参加者及目睹者那里知道的。） 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领导过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那时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组成外高加索联邦）。斯大林1931年到茨哈尔图博休养。贝利亚也到这里来了，表面上是保证斯大林的安全，而实际上是骗取信任，用这种办法达到升迁的目的。贝利亚在茨哈尔图博一直呆到斯大林离开。他们过去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是这回已经彼此很好地了解了。甚至好到如此程度，以至斯大林直接从茨哈尔图博向莫斯科发去了一道命令，让中央委员会准备听取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和三个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领导的汇报（事先根本无此计划）。谁也不能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与什么事有关？例如，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甚至就连中央书记卡罔诺维奇除了收到从茨哈尔图博发来的简短电报之外，也没有掌握别的消息。会议本身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卡罔诺维奇主持了会议。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人也莫明其妙，他们是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雅科夫列夫（第二书记），奥拉赫拉什维利（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布尼亚特一扎杰、杰夫达里阿尼、汉姜·波隆斯基、捷尔一加布里埃良、穆萨别科夫、多加多夫。 会议参加者，1917年的党员，当时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A·B·斯涅戈夫回忆道，大家都注意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出席会议。A·B·斯涅戈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找到一个方便的机会，问坐在身旁的米高扬：谢尔戈怎么没有来？米高扬在我的耳边低声回答说：‘谢尔戈何必要出席贝利亚的加冕礼呢？他很了解贝利亚的为人。’原来是这么回事！就这样，我在来参加会的人当中第一个知道了，我们要干什么。” 会议本身开得很平常，讨论了各种问题。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实际上已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当斯大林往后来出了名的烟斗里装烟时，他突然说：“如果我们这样来安排边区委员会的新领导班子：第一书记由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担任，第二书记由贝利亚担任，你们看怎么样？”很有趣的是，这个时候竟然还能有不同意的意见。能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和坚持不同观点的反对者还没有被调走。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立即作出了反应，按高加索人的方式情绪激动地说：“我可不会同这个善于招摇撞骗的家伙一起工作！”奥拉赫拉什维利问道：“科巴，你说什么？是不是我听错了？”捷尔一加布里埃良说：“我们可不能给党组织带回去这样一个出人意外的消息。”没有一个人支持斯大林的提议。因此，“民主讨论”刹时之间就匆匆结束了。斯大林怒气冲冲地说：“好吧，那我们就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几个月内，边区的领导班子被改组了。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派到位于埃哈的西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雅科夫列夫当了“东部地区黄金开采公司”的领导人，多加多夫被派到乌拉尔去。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当了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第一书记，贝利亚自然当了第二书记。但是，时间很短，不久奥拉赫拉什维利就被召到莫斯科，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副所长。于是，贝利亚就当上了第一书记。在外高加索联邦改组之后，他成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接着发生了更加急剧和明确的转变。“此后经过两个月，在格鲁吉亚的22个区里都出现了新的区委第一书记，——斯涅戈夫这样写道，——他们在此之前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分部的部长。我认为，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同样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样的事实，被召到莫斯科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自然死亡的。而只有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度过18年后活下来了……” 不久，贝利亚又成了“历史学家”。出了一本叫《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的书。这本书的原稿是由一些格鲁吉亚历史学家撰写的，作为贝利亚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的报告。不用说，作者们不久就都被枪毙了，而书却签上拉·帕·贝利亚的名字顺利出版了。当然，他竭尽全力“突出了”斯大林的作用。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她于国外出版的第一木书中企图编造一个“美妙的传说”，说什么贝利亚这个“凶恶的天才”欺骗了斯大林，把他弄糊涂了，利用了他的轻信态度。其实，这种传说早在贝利亚之前就流行过，不过是与叶若夫这个凶险的人物联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那个直到自已被捕前还担任党内要职的斯涅戈夫写道：“当政治局委员们无权保护自己信任的副手、战友，也无权保护自己的妻子甚至子女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了解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和权力集中在斯大林手中的程度；当他们并非昧着良心，而是认真地把消灭许多中央委员、党的十七大代表、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责任归咎于叶若夫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了解斯大林”。 有些人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足够的勇气按其本来面目对待历史事实，他们不大了解情况，但是现在其中的某些人毕竟也不反对议论议论这个问题了。 而真相是极其简单的：在贝利亚之前，雅哥达和叶若夫就已经先后起过贝利亚的作用，不过操纵这些傀儡的始终是一个人。与贝利亚同时和在贝利亚以后，还有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以及其他许多级别低的帮手。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弄清楚许多怪事。例如，为什么1938年贝利亚取代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之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大意是：可能已经到了少抓人的时候了，否则，很快就根本没有人可抓了？老一代人还会记得逮捕的浪潮曾有某些收敛。甚至还开始释放一些人。这使贝利亚对那些形式上还留在领导岗位上但却不能有丝毫作为的人给予某种扶持，以便停下开动着的镇压机器。 贝利亚何以敢这么说呢？原因是很清楚的：需要缓和一下，把锅炉里的气放出一点来，谈谈“过火行为”，把罪过推给某个人（这次是推给叶若夫）。而后呢？而后又心安理得地继续干“该干的”勾当。 贝利亚对于亲自参加审讯并不回避。据同时代人的证明，他在第比利斯自己的办公室里亲手开枪打死了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汉姜。他不仅毫不留情地镇压了长期同斯大林一道工作过和了解斯大林的价值的人，而且也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多多少少有些知道他贝利亚底细的人，这种镇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因此，格鲁吉亚共产党受的灾难大概比其邻近的各共和国共产党受的灾难确实要严重得多。 贝利亚的突出特点是为人狡猾，会耍手腕，善于使“老板”相信：他过去有用，现在有用，今后许多年也会有用处。他的确很有用处…… 论素质，贝利亚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战争时期，这一点使他不仅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且在涉及国防的事务上表现了自己的能力。诚然，他能自由调动集中营的大批劳动力这一点也对他帮了大忙。只要说一声这是“贝利亚的命令……”就必须绝无条件地执行。 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尽力使自己不要放松对新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的监视。他这样做是得到允许的。当然，只要不违背“个人迷信”制度的基本原则：镇压机关应当直接归第一把手管，归根到底只能由第一把手控制。一般来说斯大林所熟悉的一些人的命运只能由他本人决定，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贝利亚其人对此也毫无办法。例如，贝利亚憎恨彼·列·卡皮察院士。他借口说卡皮察不研究原子裂变问题，而集中搞最新的、简单的和便宜的氧气生产（顺便提一下，这对整个工业是极其重要的！），便想方设法先把卡皮察的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撤掉，然后又把他的制氧工业局局长的职务撤掉。卡皮察被迫在自己的别墅里建立了一个小试验室，闭门不出。但是，贝利亚始终没能使斯大林批准同意逮捕卡皮察，因而贝利亚也就没能动卡皮察一个手指头。 了解情况过多的人通常是讨人嫌的。贝利亚的才能也表现在对这一点的理解上。他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未让斯大林对他贝利亚产生类似的想法。但是，轮到他的时候终于来了……50年代初，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授权逮捕贝利亚的亲信，例如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察纳维和其他一些人。发生了所谓“明格列尔案件”（贝利亚的许多帮手是他从自己的老乡中网罗的）。在向斯大林报告案情进展情况后，斯大林指示：要抓当大官的明格列尔人。斯大林可能认为，阿巴库莫夫也“了解许多事”，而且可能同贝利亚过往甚密，结果，这位部长也被斯大林撤换了…… 但是，正好在1952年一桩更急和更严重的“医生放毒案件”吸引了斯大林的注意力。新任部长、原来的党务工作者伊格纳季耶夫是一个天真幼稚的人。他没有找到这群被捕的医术高超的医生的罪证以及证明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任何材料，只有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的叫季玛舒克的人写的一封信。而且，医生当中谁也没有招供！这个部长当着几个政治局委员的面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政治局一般地不举行定期会议，被请到斯大林的别墅的人一起吃晚饭，这本身就算参加了会议）。而这个部长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找不到罪证，而他们又不招供，那你也要到他们呆的地方去……随后医生就“招供了”，在干这类勾当方面比这个新部长更老练和更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制造了罪证。 1953年3月初的一天夜里，患高血压症的斯大林去浴池洗澡。室内只有他一个人，沙发上有准备好的床铺。他每天过了12点甚至午后1点起床，如果没有他召唤，谁都不能到他那里去。这天过了两点、三点、四点、已经是五点了，也没有听到召唤声。不安的保卫人员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最后，去叫女厨师，她是一个很早就在“主人”这里工作的已过中年的普通俄国女人（可能她是斯大林还信得过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中的一个）。她敲了门，但没有回答，再敲得狠些也一样。最后，决定撬开了门。“主人”躺在离沙发不远的地板上。病情很重，全身瘫痪不能说话。他只是愤怒地看着周围的人和来的医生（巳是新的医生！）。政治局委员得到马林科夫的通知来到了别墅。又过了三、四天。 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是，贝利亚还不理解这一点。他公开地不表示悲哀。按他的盘算，一切都再好不过了。正式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因为他刚刚在1952年末举行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是个软弱的人，处在他贝利亚的影响之下。现在，他贝利亚不仅不须要怕斯大林了，而且自己实际上就要成为整个国家的掌舵人。 厚颜无耻的贝利亚觉得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感情。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已经看出口利亚的欣快心情。于是瓦西里随便地制造了一个流言，说他的父亲是被“治死的”，甚至可能是被毒死的。后来国外著名的“苏联学家”阿夫托尔哈诺夫开始“论证”这一流言，附和瓦西里。瓦西里曾发疯地幻想：要是他父亲能够重新说话，那么他的父亲就能够下命令，枪毙政治局里所有敢于比他活得长的人。 在这个时候，贝利亚还“美化自己”。他大概是回忆了1938年的情况后，开始重新审理“医生案件”。“老板”刚刚死后，医生就平反了，被释放了，而以柳明为首的几个侦查人员则被判了死刑。不是单纯地使几个侦查人员当了“替罪羊”，而是要完全用惩办使医生遭到不幸的凶手来向所有的人表明，时代好转了，而这应归功于贝利亚。 时代确实是变了，但是这个诡计多端和罪行累累的人还没有明白，时代往哪个方向改变。贝利亚认为，党早已在精神上被镇压机关压垮了，它永远不能恢复它在社会中的作用了。他不能理解，他关干一个人价值的衡量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他的衡量是基于对“宫廷政变”把戏的理解，而不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这个社会推翻了贝利亚自己，他的机关，化了2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令人厌恶的机器。 1953年的夏天到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斯大林死前将其改称主席团）会议的过程中，叫来了一群苏联元帅和将军，他们受命逮捕贝利亚，并把他押送到莫斯科卫戍司令部。 对贝利亚的审判进行得很快，也许过快了。看来，应当迫使他多交代些情况，这样会使今天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一些……人们在盛怒之下，把他划成了什么人的“间谍”。看来，在这样做以前应该认真地弄清情况。（即使贝利亚1919年在巴库以平等党情报机关的间谍身份进行工作，而不是象他企图断言的那样，实际上是执行党的任务，也应该弄清情况）。 当然，问题在于整个时代结束了…… 历史给予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以高度的评价。以尼·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人结束了这些丑恶事件，而这些丑恶事件当时歪曲了我们社会的形象，造成了不应有的牺牲。 现在的问题是编写党和苏联社会真正客观的历史。最近党的中央全会强调指出：问题在于撰写真实的和完整的历史，这部历史应当是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历史，要包括各种胜利和失败，光明和痛苦，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行为，而有时是罪行…… 有时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触动这些幽灵，为什么要惊动过去？回答只有一个：应当知道过去，其中有一个目的，即要使未来完全摆脱过去的羁绊。 （原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年2月21日。董智忱译，康春林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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