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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原编者按）党的全国第19次代表会议正在临 近。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 教授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被选为出 席会议的代表之一。同他的这次谈话涉及到我国历 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以及我们应该从过去得出的结 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个需要深刻思考的复 杂的题目，处于这位学者的专业兴趣范围之内。 ——1985年四月全会所选择的方针是十分必需的。除了革命性的改革以外，另一种合理的选择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相当一致。但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选择什么方式来赢得这种转变，却是摆在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面前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革新的中心点，而如果准确些说应是列宁主义复兴的中心点，在我看来在于下列两个方面。首先，经济的彻底改善；其次，广泛的民主化。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存在真正的人民主权。它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苏联人的权利的价值，特别是会提高他对社会、对历史和对自己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责任感。 在我看来，真正的通读祖国历史的所有篇章对解决革新的问题具有不小的意义。遗憾的是，人们对这暂时还所知甚少。历史——这是人民的记忆。它使人们可能真实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这种了解是创建需要的事物所必需的。真理正在澄清，虽然经常带来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是剧烈的和长期的…… ——您在自己的书里是否写到这些？ ——是的，我现在正在写作《胜利与悲剧》一书，讲的可能是苏联历史上最充满矛盾的时期——斯大林专权的时期。我力图既分析斯大林个人的个性，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源，也分析“恺撒主义”和强加于党和人民的不可思议的迫害的原因，力图搞清20至40年代胜利和悲剧的教训。我想要说明，一个人的胜利是怎样转变为整个人民的悲剧的。 ——在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大力消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并指出克服它的方法以后，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遗憾的是，我国人民对很多事情了解得仍很不彻底。用今天的观点看，对斯大林的个性，对他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怎样评价呢？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可能避免象个人迷信这样丑陋的现象呢？《劳动报》的很多读者带着这些问题向编辑部寻求解答。 ——伟大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有一个很睿智的思想：历史学家有权用自己的假设与已经发生了的事变相对立。在我看来，斯大林主义、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完全不是必定如此的，不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考虑到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换下来的欲望，采取相应的措施，那末甚至这个能够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大概就有可能使我们避免后来发生的给人民心灵造成流血创伤的许多事件。如果伊里奇遗留下来的党和国家的民主基础（其中包括，譬如，确定总书记的任期）能够得到发展，如果权力的交接、监督、选举、报告工作和最广泛的民主化的机制能够得以实现，象列宁遗言嘱咐的那样，那么，我想，就谈不到任何法制的破坏。专权的实质在于民主不完善的体制，在于缺乏避免滥用权力的可靠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在于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水平不高。当然，也还存在着个人迷信的外部原因：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鼓励了集权和限制民主。 有时人们会说，我们与斯大林一道“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建设”，“做成了”很多事情。当然，否定下列情况是荒唐的：我们在建设强大的工业、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尽管存在着扭曲、存在着那个年代的法制破坏，社会主义在上次大战中，在很多其他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性。但我相信，我们取得的胜利、完成的建设和做成的事情，如果没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会更多一些，而付出鲜血和损失会更少。只是凭借着十月革命留下的巨大的纯真的精神财富才在斯大林恐怖横行的时期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价值。 例如，我们谈谈这样—个论点：我们取得胜利是由于斯大林。而事实是这样的。在战争前夕，每一个军区的指挥员，几乎一半的军长和师长遭到镇压。从1937年5月1日到1938年9月1日，几乎有40000名红军中高级指挥员被消灭。如果说排级指挥员可以在不少于6个月的时间内被培训，而这个期限也只是最艰难的战争期间的做法，那么，为了培养师、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又需要多少时间呢？当时马上就由一些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知识的人指挥我们的集团军和师。很多人表现出色，但这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流血啊！我还没有说人的生命本身无可挽回的价值啦…… ——而他们思想的活力又怎样呢？ ——是的，牺牲的不仅是人，而且常常还有思想。一般来说应该指出，在30年代，我国的军事理论思想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斯韦钦、特里安达菲洛夫，图哈切夫斯基、伊谢尔松和其他一系列理论家提出了对那个时代来说很先进的思思，例如，机动战、积极防御、使用大批坦克等。 众所周知，在战争前夜，斯大林曾三次审查国家的防御计划。但总书记又两次否定了它。为什么？这是因为总参谋部认为，主要打击将来自西部方向，沿着通往莫斯科的最近的道路。而斯大林从自己的国内战争期间的观点出发强迫修改计划。主要打击方向被确定在南部地区。这导致部队配置方面的变化，力量没有被集中在那些需要的方向上。在后来，在1942年，斯大林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这次正相反”。当时，由于他的坚持，部队被集中在西部方向，而希特勒军队恰好突然冲向南部的高加索……你们看，这就是来来的大元帅战略天才的代价。是的，在1943年和后来的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允许这种失误，但这不只是他的功劳。而是整个最高指挥机关的功劳。 还存在着政治错误。直到最后时刻，斯大林仍不相信希特勒将要进犯我们国家。在6月22日前的一星期内，他说战争至少在明年春天之前不大有可能爆发，虽然他掌握有来自侦察人员、外交官和投诚人员关于相反情况的所有材料。大家知道的塔斯社6月14日的可悲的声明，与其说迷惑了法西斯分子，不如说迷惑了苏联人民，这个声明追求的是十分具体的目标：召唤希特勒举行新的谈判，以为谈判可以拖延下去，6月、7月……，而到8月，法西斯分子就不会发动战争了——冬季临近了。但在这些问题上，希特勒不比斯大林了解得差，他没有吞食这个诱饵。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怎么回事？康·西蒙诺夫在自己的评论文章《在我这一代人看来》中谈到这个条约，曾在人民中间引起困惑。直到现在对这个条约还存在着相反的态度。这是一个错误呢，还是相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步骤？ ——确实，直到今天，这个条约仍有很多批评家。特别是在国外。很多人认为，它打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这是对西方的背叛行为。然而，我想，真理应该是高于一切的。在从很多方面谴责斯大林的同时，我们应该指出，他的主要目的——拖延战争，是正确的。他为此做了很多事，虽然在方法上常常是错误的。不应忘记，波兰和西方国家在我们之前已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不是我们首先在这里开辟了道路。要知道我们曾建议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个建议被否定了。斯大林与波兰大使举行过会谈，当时谈到允许我国军队通过波德边界来保卫波兰安全，这种安全是与我国的安全相关的。但遭到了拒绝。 因此，虽然这个条约看起来在道义上是不光彩的，它却在使战争有所推迟方面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而真正不可原谅的失误是在一个月后即9月28日作出的。还是在莫斯科，还是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南（斯大林也出席了）签订了。友好和边界条约。，只要想想它的名称就够了，与法西斯德国的友好条约。在这里已经不需要任何注释了，因为所有这些看起来是极端亵渎性的。 因而，当时希特勒感觉到，只要不爆发战争，斯大林准备作任何让步。他开始变得更加无耻。《友好条约》使人民阵线，反法西斯力量，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迷失了方向。我们在国际上变得极其孤立。实际上，这种在手段选择上的不讲道义（这是斯大林的基本特点）导致了与他设想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希特勒得到了鼓励，反法西斯力量精神颓丧，自己的道德形象受到损害。所有这些在战争进程中都有反映。 ——斯大林本人是否在事后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或者真正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在您看来，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怎么样？ ——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他变得更“平凡”了，“神圣的方面”大概消失了。他感觉到，他也可能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斯大林变得，如果可以对他用这个词的话，更普通了。他感觉到，不仅我们的国家，而且他本人能否存在，这个问题仅仅取决于领导接近人民，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的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虽然在胜利以后他重又变得“唯我独尊”了。 一般说来这个人心理（我们说得温和一些）很不同异常。例如，他无限地信任纸面上的东西。如果某个材料向他表明，某某是敌人，通常他总是相信。几乎找不到这种情况，他否定了告密，把它当做虚假的、幼稚的，杜撰的或者完全是挑拨性东西。对书面材料、机构、官僚体系和等级制度的偏爱，大概是斯大林的心理特点之一。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隐讳感情的人，很多人力图猜测他的意见。只有少数人成功。例如，贝利亚的特点是，他比别人更善于猜测，并因此自鸣得意地说，“他想的和斯大林想的一样”。但一般说来“领袖”通常对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也要隐藏自己的真正意图。当斯大林企图达到某种大的目标时，那就要较长时间地、谨慎地、用小步来走向它。但在这时他表现出异乎寻常地坚定和始终如一，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止步。特别是在权力的角逐中和在实现自己的想法的斗争中更是如此。 我相信，总体说来，这个人的心理特征首先在于，就他的智慧和性格来说，他是个教条主义者。他认为下列情况是完全自然的，由于信奉马列主义，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就都是终极真理。请试着阅读斯大林的任何一部大的著作吧，他经常引用自己的话。同时，引文已经被看做是经典的、无可争辩的、和绝对正确的。他只是对它们作了些解释。 同时，斯大林在内心深处又是孤独的。请想象一下这样的专制君主，没有人和他争辩，不需向谁证明什么，解释什么，也不需向谁道歉。无论他说什么，立即都会成为“伟大的、天才的、无以复加的”。 斯大林的智慧尽管是合理的、机智的和狡诈的，看来并没有失去实际的考虑，但他终究只是个理论上的通俗解说者。虽然他写作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顺便插一句，这部著作不是他写作的），他并不懂政治经济学。哲学更使斯大林感到困难。当然，他有一本著作叫做《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是一部粗糙的书。斯大林不可能使自己表现得象个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家，譬如说，像布哈林那样。布哈林常提出独创性的思想，尽管有时不是无可争议的，有时是错误的。在20年代，一些来自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教授每周两三次到斯大林那里去讲课，它的正式的说法叫咨询。著名的哲学家斯滕也教过斯大林，他拟订了一个提纲，向斯大林介绍古典哲学，介绍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和费希特的著作。然而，这位从前的教会学校的学生表现出对理解这样复杂的材料缺乏训练。在30年代，斯滕毫无痕迹地消失了。 斯大林成了列宁主义的积极的通俗解说者。他把列宁的理论以简单化的、粗陋的方式加以阐述。他的很多文章和讲话被如此密集的引文所取代，以致于如果“抖动”一下这篇文章，就会只留下标点符号。说实在的，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理论家。这个具有教义问答式思维的人喜欢把一切都按照格式来罗列。机会主义的“四个特点”，红军的“三个特点”，生产的“四个特点”，托洛茨基主义的若干特点：一切都按格式。但这里没有辩证法的深刻性，这只会促进教条主义思维。 斯大林是一个大伪君子。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才能的演员，他善于扮演“民族之父”、“统帅”和“领导者”的角色。在人们面前，他通常不表现出自己残忍的品性。但例如只要有一次空军司令雷恰戈夫对较高的事故率表达了与“领袖”不同的意见，刚过一星期他就永远地消失了。甚至与斯大林一起共事20多年的最亲密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也成了斯大林惩罚机器的牺牲品。根据贝利亚的决定，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被逮捕了。甚至不允许她写信。虽然波斯克列贝舍夫跪在地上请求斯大林赦免她，发誓说，有3个孩子的她不可能是间谍，“领袖”还是不为所动，只是说，一切都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的，这件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不过，我发现有一次斯大林赦免了一个人。在每周呈报给斯大林的由维辛斯基和乌尔利希签署的有关死刑判决数量的报告中，有一份报告指出，一个被判刑的人不适宜枪毙，因为他得了癌症，治愈无望。斯大林写了批示：“同意”…… ——斯大林周围是些怎样的人？您怎样看待他们的个人品质和对列宁的思想和原则的忠诚程度？ ——我想，这些人的绝大多数盲目地相信斯大林。这是些毫无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完全接受了斯大林信奉的官僚式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们和斯大林一样认为，社会主义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是能够被建成的，而对专政他们只承认一个方面，即暴力。但要知道暴力不是唯一的方面，也完全不是主要的方面。 一个就其实质来说并不具备某种深湛的专业基础的人领导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达30年之久。他实际上甚至没有专业。这个人既不真正了解工人的生活，也不真正了解农民的生活。除了极偶然的例外，斯大林没有到过集体农庄、工厂和前线。他周围的很多人也是同样的人——无怪乎我们当时感受到只受过中学教育，但很熟悉革命词藻的“人民院士”那样多。概而言之，很多当时的“领袖”不了解真正的工人的生活。例如，同一个莫洛托夫毕业于革命前的实科中学，实际上没有生产实践。马林科夫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表现得象个技术秘书。卡阿诺维奇是个皮鞋匠。 斯大林本人为自己选择了周围的人。到30年代末，列宁时代选出的政治局成员只有斯大林一个还活着，这决不是偶然的。所有其他人都被当做“人民的敌人”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这个极端狡猾、诡诈、好记仇的人就按照独裁者的古老原则行事。他清除了那些了解他革命前和革命年代情况的人，而提拔了那些在某些事情上（更好的是那些在所有方面）都从他那儿得到好处的人。要知道，在革命时期斯大林在列宁的大军中处于第10至15排的位置。我认为，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坚定的和有毅力的执行者。但后来他采用双手推开所有的人，从队伍的深处冲了出来，站到了队伍的第一排，再后来又领导了这支队伍。这个上升的过程是很快的。如果有人1917年在图鲁汉斯克对斯大林说，过5至6年后他会成为这个庞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大概他本人都会认为是不高明的玩笑。 有这样一件事使我感到惊讶。在写书的时候，我重新通读了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其中包括他的论文集《列宁主义问题》的第11版，这是在1945年印行的。文集中有他在20和30年代的一些讲话。他在讲话中进行辩驳，辱骂、批判和大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科利尼科夫、克里斯京斯基和其他许多人，请注意，在当时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在了，他把他们都消灭了！但在1945年出版书时，这些话就象在“当时”说得一样，——就象他和从前一样地在对他们这些活人说话。甚至使人感到有点可怕；斯大林在继续和影子作战。破坏法制的机器一旦发动起来，它就象从前一样要求不断往它的炉膛里送牺牲者——活的，甚至是死的。 ——难道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这个狂妄地把自己看作人类命运的唯一主宰者的人吗？ ——这里有几个方面。首先，不能否认，斯大林在群众通常的意识中，他个人成了社会主义的体现。他使自己成了社会主义的象征。实际上，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一无例外地成了官方的路线，被所有人理解为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因此，同他进行斗争是十分困难的，虽然有些人（当然有这样的人）曾感觉到他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和罪行。但是，企图指出这一点的任何人，实际上都会被当做社会主义的敌人。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使我作为一个人和一名学者内心更加不安。在最困难的和最异常的状况下，一个人总会有表现自己良心的机会。那怕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明白，谁要在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全会上，代表大会上和大规模的会议上挺身而出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你在干什么？难道这些人是敌人？为什么恐怖的斧钺落到了我们党的优秀成员的头上，落到了列宁的近卫军头上？”这样的人就会被消灭。可以设想，这种良心的勇气不会不留下痕迹的，因为党会知道这样的发言。大概，这不能制止镇压，特别在它的后期。但无论如何存在永久的价值——真理、善良、高尚和荣誉。然而，表现这些品质的机会，这种良心的机会却很少被利用。相反，产生害怕告密，猜疑和互不信任的气氛。所有这一切又浓密地贯穿着对领袖的赞美…… 当然，我们知道有不少的人有勇气讲出真理，讲出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大家都这样利用良心的机会那该有多好啊！归根结底，个人迷信不只是斯大林自己建立起来的，其他人、他周围的建立了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家对此也负有责任。因为，如果说人民群众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这个概念不是抽象的？这个作用不仅表现在“归根结底”的作用上，而且表现在表达对与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不符合的现象的自己的集体态度的能力上。 ——您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有哪些特点，您遇到了哪些困难？在研究祖国历史上如此矛盾的现象时您给自己提出了什么任务？ ——我想，如果委托某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或者由科学院院士组成的有声望的集体来写作此书，它一定会写得更出色，但不管怎样对它的看法照样会是矛盾的。对斯大林的不同观点现在还存在着。只有被全面地研究了的真实情况（这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才会形成对这个人物和与他相关的事情的完整的态度。因此，我不抱任何幻想。在我的想法中出发点只有一个。在文献的基础上讲述真理。我不想讨好任何人，不去迎合任何人的口味。我不是斯大林分子，也不是反斯大林分子，而是一个普通人，我认为应该记述我国历史的盾牌上的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应该用真理来修补。与这个人物的“胜利”相联系的人民的悲剧会永远提醒我们。我想，我们越是迅速地进入这个人在过去的谬误的深处，对我们所有人的将来就越好。 当然，这会触动很多人，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什么，难道大家过去的劳动、工作、干的活和完成的事都是徒劳的了，不，不是徒劳的。过去所作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祖国这一切都会留在我们的总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潜力之中。我在很多档案馆，包括党的、中央的、军队的和法律的档案馆里工作过。与数十人（如果不说数百人的话）谈过话。这些人本人了解斯大林。同时，我的书不是政治传记，而是政治肖像。我力图在文献、资料和证明材料的基础上，说出自己对过去的判断、思考和想法。 ——在出现大量关于我国历史的文章的今天，是否存在着为填补“空白”表现出急躁和浮浅态度的危险呢？因为对历史的分析需要深刻的分析和专门知识…… ——我和很多人一样，一度曾对斯大林很迷恋。在事后的今夭我不想说，好象我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个罪人。不是这样的。我和大家一样，也曾认为斯大林是个特别高大的人物，他做了很多事情，是个领袖等等。我现在记得，在他逝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年青的尉官很真诚地为之痛苦，为之哭泣在今夭这是很难理解的。但社会意识的洞察力是必要的，它已经来得太迟了。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人民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但人民只有在有真正的领导人的时候才能表现出自己的权力和意志。只是这些领导人必须置于这样的条件下，即要实现人民对他们的完整的和深刻的监督。换句话说，要在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条件下。 一言以蔽之，领导者、群众、人民、党应该在真正民主的结构中深深地相互联系。我很高兴，我很快将成为一次人民集会的参加者，这次集会将为确立这种结构提供希望。我们不应该错过表现良心的历史机会。如果了解历史，我们可以说，今天并没有结束，未来已经开始。 （A·齐加诺夫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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