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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尼克松当政时代，米契尔夫妇可说是最红的风云人物，也是最多采多姿的一对了，我是在1969年尼克松就职典礼上才认识玛莎的。但我和她丈夫在尼克松竞选期间，已经共事了一年多。 初见米契尔是在纽约的公园大道尼克松寓所，尼克松亲自介绍我们认识。因为米契尔是尼克松竞选活动总干事，他和我一直保持密切接触。有时候，他会一天打两三个电话给我。虽然1968年、1972年两次竞选活动期间，我们在工作上密切合作，但我始终摸不透他这个人，他时而待人很热诚，有时却又显得非常冷漠，不过他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竞选活动期间，米契尔保窗一个私人电话号码，号码若有变更，他一定先通知我。每次我拨某个号码，不是他本人接，就是有人告诉我，他会打回来。起初，我并不知道米契尔手里握有如此大权，我去看他，和他联络，似乎毫无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对他有点批评，认为他抓权抓得太厉害，有些工作人员常请我带信给米契尔，或要求他批准某项竞选提案，我也天真地替他们效劳。想不到“满招损”这话可为当时写照。 在迈阿密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尼克松顺利获得提名，他挑选安格纽作竞选搭档。我还记得是尼克松还有米契尔建议应该与越南驻美大使会晤，最后决定由我来安排。这些我在前面都已说过。 现在再来谈米契尔夫妇。当时米契尔的私人秘书是苏·莫里森，人非常能干，也很称职，她是米契尔忠实而又能干的女秘书，我想在当年，若是她继续担任米契尔的秘书，或许能够阻止一些权力中的冲突，可惜米契尔办公室迁至华府不久，她就结婚了，婚后随夫婿到佛罗里达州，于是米契尔失掉了一位好助手。竞选期间，共和党成立了一个外交政策特别委员会，由德州参议员陶尔任主席，东尼·朱瑞奇任执行秘书，委员会成员多半是共和党党内有力人士，计有麻州州长伏尔普（后来成为运输部长），马里兰州的莫顿（日后的内政部长），国会议员赖德（后出任国防部长），纽约州参议员顾德尔、希尔大使及哈洛等，我也是委员之一，委员会每周在国会山庄俱乐部开会。每次开会都是两三小时，讨论问题很多。 米契尔忙很少参加这些集会，但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会场，大家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任何重要决定均须获得他的批准。偶尔他会派他的副手、米契尔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伊文斯，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参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州的狄克逊参议员也时常来参加会议。 大选之后，共和党全体欣喜若狂，墨斐大使奉尼克松之命，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直，我被派担任就职委员会主席马里臭特的特别助理。那时我与米契尔渐渐熟起来，等他们夫妇也迁至水门公寓，我们变成了邻居。 后来，除米契尔夫妇外，商务部史丹士夫妇、交通部伏尔普部长一家、尼克松私人秘书伍兹小姐、勃恩兹一家、参议员汉森夫妇，及白宫主笔布肯南一家，都搬到水门来住，许多民主党人士也陆续迁入，其中有参议员龙恩及其新婚妻子卡洛琳、加州参议员葛兰斯登等。 米契尔夫妇搬进水门之后，玛莎就成了新闻人物，要不是尼克松政府内阁阁员的妻子都不愿做新闻人物，玛莎可能不会如此抢镜头。当初大家还觉得有趣，到后来就发生了问题。 她口无遮拦地说话，玛莎在来华府之前毫无准备，她是被推进了陷阱，这真是件既不公平而又不幸的事。 从1969年到玛莎去世前几个月，我和她常常碰面，但我对她了解并不深，不过我可以说，玛莎是个很热情的人，她有脾气，有时候做起事来很感情用事，但是作为朋友，她倒是蛮可爱而又讲道义的。 我们私下谈过好几次，有时她来我家，有时我去她家。在晚宴和酒会上也常碰到，她请我吃过饭，喝过茶，我也回请过他们夫妇几次。有次在我家吃饭，玛莎和约翰·米契尔最后才离去。两人竟然发生了一点争执，玛莎脱下高跟鞋，向她先生摔过去，米契尔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只告诉她说该回家了。 玛莎又脱下另一只鞋，往沙发上一坐，说她不想回家了。那是玛莎的另一面，相信很少人知道，她很有点孩子气。 我还记得在我家的另一次晚宴上，一位来自越南返国的陆战队将官向大家报告越南局势。他讲到一半，玛莎开始嘤嘤啜泣，说我们不该加入越战，坐在她身边的客人，感到非常尴尬，但玛莎就是这么一个人，口没遮拦，想到什么说什么。 她常对我说，白宫有人不但嫉妒她先生，还试图加害于他。当她当着米契尔的面这样说时，他只叫她安静点，不要太认真。 我最后一次看见玛莎是在纽约，水门事件已发生，米契尔当然也下了台。她觉得不太舒服，希望见见我，她一定要来我住的地方，因为她那里老是有人偷听，或窥探，她和米契尔已经分开了，她告诉我她需要律师给她一点意见。那时水门案件正闹得翻天覆地。我去纽约，而且请她吃中饭，我们谈了很久。 权力来了又走了，我常想，如果米契尔这一对，从不曾涉足华盛顿这座政治丛林，他们或许今天还在纽约过着他们安静的生活。这也是命运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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