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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那是大家正在东片“三间房”吃晚饭的时候，只见房前的岔道上开进来几辆小吉普，从车上下来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个头较高的上了岁数的人。大家注目而视，原来是王震将军。他只穿了一身简朴的灰色中山服，外套一件军大衣，足蹬布鞋。他是特意来看望我们这些“右派”的。 我们立即放下碗筷鼓掌欢迎。随后各人又端起自己的熬萝卜碗，拿着窝窝头，以王震将军为中心，在房前屋后和小山坡上围成一个不成形的人圈，听他讲话。没想到他还是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像面对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众多将士们那样，放开洪亮的嗓门，第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呵，我们还是“同志”啊！大家立即爆发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有的人还擦了眼泪。 掌声过后，王震继续讲话。他鼓励我们不要悲观失望。他说： “有些地方不欢迎在整风鸣放中跌了一跤的人。我说我不怕，都给我好了。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的同志。” 说到这儿，他再次提高声调说：“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人群又爆发出更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 王震继续说：“你们虽然犯了点错误，但与龙云们不同，你们还都是国家干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要吃得起苦，经得起新的磨炼与考验，将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 在谈到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有为、前程仍很光明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问： “你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还不到五十岁吧？” 人圈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黑羊皮翻领大衣的人，手里还端着自己的铝饭盒，用苏州、上海一带的官话回答说： “王将军，鄙人今年五十一了。” “哦？你尊姓大名？” “报告将军：我叫吴绍澍。” 王震将军半仰着脖子，凝视着眼前的小山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一会儿又“哦’了一声，对吴绍澎说： “对，想起来了，先生你好像是——原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吧？” “将军好记性！”吴绍澎敬佩地说，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简历：抗战中，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内部倾轧，就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到这儿，吴绍澎对王震说：“从那时候起，我就和贵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好得很！”王震请吴绍澎坐下。“朋友们过去为人民事业做过的好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吴先生今年五十一，也还不算老，同样有前途。望你保重身体，向前看，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勉强。我也祝你和大家一样锻炼成功！” 将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北京，有谁像他这样仍把我们看做“同志”，并说了这许多寄予厚望的鼓舞人心的话？ 他还对我们说，农场就归他统一领导，如果大家对农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不久，将军特地给我们拨来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两轮发电机。我和一些同志奉命去云山畜牧场场部把它拉来“五间房”。夜晚，我们的草坯房和房前房后都亮起了电灯，成了完达山南麓惟一的一颗“夜明珠”。农场的上上下下也都学着王震将军那样，对我们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二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种小麦。我们都能够理解，“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但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足的时候，我们这些两条腿的“老黄牛”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所以大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我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一天上午，水库工地全体丢下工具，钻到水库土坝南边小杨树林里寻找一头猪。这是队里伙房买的一头大肥猪。指导员刘文叫《光明日报》记者尤在去云山场部把它赶回来。个子瘦小的尤在辛辛苦苦地把它赶了半天快到家时，它下了公路一头钻进了小杨树林，尤在东找西找左唤右唤它也不出来，只好把大家都叫来找猪。大家排好队，在林子里翻来覆去地搞了一场“拉网战”也没发现猪影儿，只得败兴而回。有人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这么多知识，硬是对付不了一头猪！”说得大伙儿哈哈乐。 这时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大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我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 但是草坯垒成的“五间房”可不美。我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滴滴嗒嗒的漏水。谁不小心猛一抬头，就会哗啦一声碰翻了“小水库”，浇得满草炕都是水，自己也成了落汤鸡，引起哄堂大乐。偶尔也有一两条青花蛇、火赤溜从屋梁上掉下来。一经发现，一声喊打，大伙儿一齐上，就要了它们的命。 使大家更为兴奋的是北大荒的春天。这片亘古荒无人迹的原野，没有遭受到大自然不肖子孙的蹂躏，没有空气污染。碧蓝的天，白洁的云，漫山遍野的牡丹花、芍药花、黄花菜、桔梗、丹参、刺五加、猪笼草以及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它们争妍竞艳，色彩缤纷。尤其是，几乎每个晴朗的早晨，东边地平线上的云际间，都会出现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的景象：树木，田野，房屋，道路，湖泊，马车……美不胜收。 5月初，雨后的一个大休日①，我们男男女女，踏着湿润的小路，到碧翠的森林边缘，一边欣赏布谷鸟和各种山鸟的鸣叫，一边采集各种花草，回到“五间房”培起大大小小的花圃。电影名演员李景波摆开架势，大腿往二腿上一跷，拉起了京胡，商业部的一位块头瘦小而中气很足的“刘老板”，大唱《追韩信》、《借东风》、《空城计》；杨角夫妇和青年画家于善甫、孙承武等人在光洁的桦木板上画画；中央乐团的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则吹练闪光的黑管，复习从法国专家那儿学来的指功和运气功；我与我们新华社的陈亮、陈封雄以及丁聪、丁耀瓒、朱启平等人，则赛开了桥牌。 ①一开始，北大荒十天休息一天，故曰“大休”。 一位青年人，名叫郭冠军，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则用典雅流畅的文笔，给他在北京的妻子——来自莫斯科的娜塔莎撰写《完达山书简》；毕业于清华大学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罗相成，在研读厚厚的一本《马卡连柯教育法》；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和外交部国际货币专家孙方——李克农上将的乘龙快婿——围着大花圃谈心漫步；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编辑部的编辑——被吴祖光称做“小天才”的田庄，则教军医李定国学唱古巴民歌《鸽子》；另外还有不少人在大声练习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李景波的胡琴拉累了，就向别人表演“笑”——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神情下的笑：大笑、轻笑、阴笑、狂笑、热笑、冷笑……一共37种笑。他边表演边说“笑能治病”，因为笑能使人的心肺和腹部得到锻炼，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调节心律；放声大笑，可使面部、胳膊、腿部肌肉放松，从而能够消除烦恼和压抑；笑又是天然镇静剂，可以减轻头痛和背痛。 另有一些人，更会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小锅和手提式饭盒，背着装有酱油精和胡椒粉的小挂包，到草原上的穆棱河支流去钓鱼。那简直不是钓鱼而是拿鱼、抓鱼。那小河里从未见过人类的鱼，尤其是那种大头胡萝卜似的“老头鱼”，每见人影，就纷纷游上前来娱目欣赏这两条腿站着的玩艺儿。人们求之不得地伸手去抓它们，它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你抓。抓到手立即开膛剖肚，往开水锅里一扔，很快就是一锅白如牛奶的鲜美的活鱼汤。人们啖饱灌足之后，就势在河边上铺开油布，小憩晒太阳。 写过近600行长诗的诗人戚玲，晒着晒着太阳，突然诗兴大作，写出《溪边小憩》一首： 芍药金针铺满岗，熏风送暖小溪旁； 牧羊稚子远归去，短笛无腔下夕阳。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狍子。这些鹿和狍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退一退；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依恋不舍似的，真有趣！ 一天，铁道兵农垦局打电话到850农场，说北京新华总社一位周记者要到云山畜牧场看望正在劳动的右派，叫下面有个接待的准备。850农场打电话到云山畜牧场，云山畜牧场又打电话到第三生产队的“五间房”。三传两传，把“周记者”传成了“周总理”，弄得“五间房”的指导员刘文很紧张。他立即布置杨角带着李定国等人去大路上扎欢迎牌楼。杨角们用不易枯萎的带叶的树枝搭起框架，并用一块红布写了“热烈欢迎”四个大字挂在牌楼上。一切就绪后，杨角站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观赏了一番，大为赞叹地说：“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的确，四望片片林海，点缀着那么一幅红布，颇具诗意。可是忙到最后，才确知要来的不是周总理而是周记者，而且因时间不充裕不来了。尽管如此，白忙了一番的杨角、李定国等人还是觉得忙得挺惬意……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是流放吧，这也是胜过近代任何国家的相当文明的流放生涯了。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所以有人谱写了这样的歌曲：“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聚集在这里，建设北大荒。”并在“五一”晚会上演唱。 “五一”晚会在“五间房”之间的草坪上举行。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了“芭蕾舞”，李景波改唱了一首苏联少女唱的歌曲。那歌子的原词是“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这青年默默无言，只把那眼光闪一闪”，他改唱为一个老太婆的口吻：“晚霞中有一老头，他徘徊在我家门口。这老头一声不吼，只是把眼睛向我瞅一瞅……”直唱得大家前俯后仰。 总之，人们似乎都在尽量推开忧愁、痛苦和内心思考着的历史与现实。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被强行开除出党和骨肉离散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只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有礼貌的尊重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我们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馍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我们到“五间房”20多天，只看到过王震派专人送来的一小捆报纸。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问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我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辛胖子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筐再加一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向前挪，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面的李定国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镜，斯斯文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翻译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班牙”。有时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带有民歌风味的最有趣的工种是打夯和打破。每铺一段上，打夯的就抬起大木夯使劲地往下砸，边砸边喊号子：“快哟，嘿唷！赶呀，嘿唷！快哟，嘿唷！跑呀，嘿唷，飞啊，嘿唷……”打夯的砸了几遍后，打硪的就上来了。他们八个人散围成一圈，将八根绳子拴紧的石娥高高地抖起往下砸；每砸一次，由一位领头的唱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声“哼唷”： 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呀，哼唷！ 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呀，哼唷！ 栽上根木柴也开花呀，哼唷！ 使劲捏一把油花花呀，哼唷！ 等着好汉们来开发呀，哼唷！ …… 地上人们欢快地劳动着，空中布谷鸟、云雀、斑鸠、鹤鸦飞叫着，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改天换地图。虽然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方便时不得不像欧洲古典贵妇人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也有人风趣地说：“这里只有‘烤股学’而没有考古学！” 由此，大家也深刻地体会到“北大荒的四件宝”确实很可贵；“雨衣破棉袄，水靴防蚊帽”，而不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越来越熟悉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了。 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我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到最后！”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四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未雨而绸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最棒的青壮年“右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我也被挑选在内，由原是上尉军官的水库指导员刘文率领，到云山场部支援畜牧二队抢打开放着五颜六色小花的“五花草”，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 这打草，与我们在苏联影片中看到的顿河哥萨克壮汉们的打草方法完全一样。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的上部，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着地面，刷刷地有节奏地前进，像舞蹈一样健美。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健儿拼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长长草龙。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才在上面封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入窖也丕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日烤晒，黝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大云山“祖孙三代”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所有坡地上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 于是我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有一次，明明蓝天白云，正好干活，突然雷声滚滚，乌云翻滚，刮起了龙卷风，头顶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淋湿了。我奉命从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地的土豆地，向云山场部送急信：要畜牧二队伙房为大家制做防感冒的酸辣汤。当我正路过一座密林边缘时，“咯吧”一声，一个顶头雷劈了下来，山坡上的一棵大树被劈断，我也被震倒。后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把我激醒。我发觉自己只是滚了一身泥，继续向前跑，好似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五 秋天来了，我们又到草原上去打细长的“小叶草”。打草方法同样，但一垅一垅地就地先晒干，然后用木杈垛成一个个两人多高的草垛，分布在草原上，随时都可以拉回喂马，故曰“马干草”。 入冬，一割完大豆，我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秘书焦勇夫等十几人进入完达山，专伐坚硬的柞木，在劳改新生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下制作爬犁，准备隆冬季节向山下拉木头。不到一个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着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干水利”。 此刻正是举国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历史新阶段。850农场“大干水利”的人马，号称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水利第一师，下属各分场各组一个团；我们云山畜牧场号称第六团，下辖五个连：一、二、三连由一、二、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农工和内地来的“支边青年”①组成，被认为是“左派”精英连队；四连是劳改新生连队；五连就是来自各个生产队和打草队的“右派”所组成的“右字号”连队。 ①全称为“支援边疆建设青年”。 这五个连，在云山场部东北方向十几里外的沼泽大草原上一字排开，按人数的多少和地势的高低分段包干，开凿同一条四到八米宽、一米五到两米深的大干渠。团连排都有军旗，全部实行军事化，红旗漫卷，军号嘹亮，气势颇为壮观。 在这亘古荒凉而今苏醒了的大草原上，“右派连”的领导班子，由各自率领本生产队“右派”来的队干部组成。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队长者尹担任连长，畜牧二队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文担任指导员，“三间房”和“五间房”第三生产队一位姓朱的原少尉军官任副指导员。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似乎都在暗暗地摽着劲：看看谁负责改造的“右派”表现得最出色。 我们这个排的排长是电影演员郭龙泰，成员都是打草队中最棒的。刘文又从中挑出原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劳动干将组成一个班，成为全连第一排的第一班，满心想把这个班培养成思想改造中的优秀典型。 我就在这个班。刘文鼓励我们“大干一冬，苦战一春，为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奋斗”。 对于我个人，刘文似乎更一直寄予厚望。早在春天的“五一水库”工地，他看我劳动得很卖劲，与人抬土上大坝曾由一筐加到四筐，碗口粗的大扁担都被压弯了，他就曾叫我“悠着干”： “老戴，我们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你的为人我已经了解了不少。你是个好同志，吃亏就吃在嘴上，太耿直。应该牢记北京的教训啊！” 人非草木！对他的心意我心领神会！ 这时，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冻，白雪茫茫，零下三四十度。我们这个排，尤其我们这个班，人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毫不畏缩。每天开工，我们都要先用大铁镐凿开两尺多厚的冻土层，然后用铁锹一口气甩出下面的软土，不然一会儿就又冻硬了，又得用镐刨。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七到十立方土的定额，深更半夜也不收工。第二天天还没亮，军号一响，就又一骨碌爬出被窝，扛起铁镐铁锹，用急行军速度，赶到十几里外的干渠工地先干活，等送饭的马车来了才吃早饭。这样，每天的睡眠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小时。 就这样，还要不断地“放卫星”——三天小卫星，五天大卫星。就是说，一个月30天，要放大小卫星十多次。最多的一次连续苦战了56个小时。几乎人人都满身大汗，口喷白气，只穿着薄薄的棉毛衫裤。一说“歇口气”，只有五分钟，连忙披上棉袄，站在沟里拄着铁锹就睡着了。 曾在“三间房”当着众人的面，与王震将军对过话的原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吴老”吴绍澎，此刻反穿着他那件黑羊皮翻领大衣，操着手，腋下夹着一把小手锯，肩上搭了个装着斧头和凿子的工具袋，胡须上还挂着一小串冰鼻涕，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沟边上慢慢地来回走，向沟下反复嘟囔着一句话： “哪位要修镐把锹把(呕欠)？……” 后来为了节省上下工长途跋涉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干活，我们都奉命把行李挑到冻透了的草原沼泽地，割几把草，把被窝铺在透明的冰层上，连夜苦战。照明用的木柴和废柴油供应不上，大家都自动把铺盖下面垫的草抽出来照明，褥子或油布就直接铺在冰层上或冻土上。早晨军号一响，戴着棉帽或狗皮帽缩在被窝里睡觉的脑袋竟钻不出被窝，因为被窝头被呼气呼湿了，都冻成了冰壳儿，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层冰霜。大泥鱼似的靴子，更被冻得梆梆硬，怎么也伸不进脚。有时候窝窝头也冻成了冰疙瘩，不得不抡起劈柴的大斧，把它们劈碎了再往嘴里塞。开水供不上，大家就凿开沼泽地的冰层吃冰块，还把这叫做“冰激淋”、“冰棍儿”。真正是意气风发，满不在乎。 六 第一条干渠的土方任务，我们连抢先完成了，并迅速转移到西边几里地的第二条干渠。刘文指导员认为我们干劲很足而生活大艰苦，特别给我们半天时间搭小窝棚，让我们不要再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上盖蓝天下铺地”了。我用几根茶杯粗细的桦树杆，搭了一个从正面看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字形尖顶小窝棚，棚顶和棚后及两斜侧捆扎了薄薄的一层“小叶草”，前面的进出口挡了块冻得铁皮般的破油布，褥子下面也铺了一层草。这比睡在酷寒的露天下确实好多了。 但四面仍然飘霜进雪，呼呼地透寒风。外面零下40度，里面也高不了三两度。早早晚晚，都得戴着棉手套吃饭，小铁勺儿也常常冻在嘴唇上拿不下来。 有一次，正当小铁勺儿冻在下嘴唇上的时候，出工的号声响了，我用力一拉，拉掉下嘴唇上的一小块皮，流了不少血。 夜间睡觉，仍然要戴着棉军帽把头缩在被窝里。为了第二天早起不让靴子再冻得伸不进脚，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像保护宝贝疙瘩似地把它们塞在大衣与棉被的夹层里。 这种种艰苦，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且不说枪林弹雨下的生死考验都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就说这冰天雪地的熬炼也早领教过了。1948年元旦前，在苏北盐城南面30里地的伍佑一举围歼蒋介石的王匡部队，我就曾和战士们一样在小河沟的冰水中泡了半夜，冻伤过一只脚。1952年1月底，在朝鲜前线采访罗盛教烈士的事迹，在冰天雪地中爬山越岭，跋涉了100多里，被汗水蒸湿了的棉军衣，也曾冻出了一层硬壳。同时我深知此时此刻的北大荒，环境就是这样，不是谁故意对我们过不去。如果人人都怕艰苦，都去住高楼大厦，那么新的高楼大厦会从地皮下自己冒出来不成？ 到此为止，大家认为自从来到北大荒之后的流放生涯还是一种“文明的流放”，人格还是受到了尊重。但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寒冷，土层冻得越来越厚，常常要三四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才能把冻土层凿开一条裂缝，所以大家的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大。尽管大家没有怨声叹气，精神仍很饱满，但毕竟像俗话常说的那样——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人每天要完成七到十立方米的定额，确实越来越艰难了。 更不幸的是，大家所敬重的刘文指导员，突然不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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