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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文指导员的“失踪”，在大家的内心深处搅起了极为不安的波澜。据说，他被指控为姑息同情“右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回云山场部批外反省去了。连队的工作完全由四队来的尹队长和三队来的朱副指导员负责。 从此，尽管十分艰苦但尚算比较文明的流放生涯，立即宣告结束。 尹队长40多岁了，家里有个刚二十出头的“支边青年”的年轻妻子。不管大家如何苦战，他也常常离开工地连部的那顶大棉帐篷，回到小云山四队家里去。经常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三队来的那个朱副指导员了。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位朱副指导员多费点笔墨。 在1958年春天“向地球开战”的转业风潮前，朱是一名少尉。他的水平之高低，一时难以看得出，但其为人之粗暴和蛮不讲理，却是十分明朗的。他那满是雀斑的圆黑脸庞上，又有一些浅麻子，加上为人如此，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他的大名，而背后一律称之为“朱麻子”。心地善良又懂得政策的刘文在时，朱麻子和尹队长还常常骂我们是“土匪”、“俘虏”、“一群老绵羊”①。刘文这一走，他们就更抖活得出格了。开口：“你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闭口：“你们要识相，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刘文常说的“努力工作，刻苦锻炼，加快祖国建设”一类的催人奋发上进的语言，似乎从未在尹队长和朱麻子的齿缝间迸出过。对王震将军带头喊的“同志们”这三个字，尹队长和朱麻子就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们动不动就训斥我们给他们“丢脸”，使他们“抬不起头”。惟一的根据是，他们到云山场部去开会，只能坐在最后面，不敢向别的连队挑战应战，因为我们的战绩“老是在最后”。 ①因为我们不少人常常翻穿老羊皮大衣。 这就奇怪了！我们连第一个完成了一干渠的包干任务，转移到二干渠快一个星期了，三个“左派”精英连还在一干渠迟迟未转移，我们怎会成为“最后”？！ 原来那些连队都是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红薯”的“卫星成绩”，而我们却是“铁榔头砸石头——实打实的”。 二 一天都深更半夜了，我们刚刚拖着十分沉重的一双腿，回到了各自的小窝棚，正脱大衣、棉衣人被窝，朱麻子就让三队来的第二排排长田振兴，丁丁当当地敲响了连部棉帐篷门前的一小截钢轨：“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大家纷纷从各个小窝棚里钻了出来，边扭衣扣边向那灰色的棉帐篷跑去。原来是朱麻子要训话。他向帐篷边上一指，说： “你们看，今天从团部扛回了两面大黑旗！这就是你们的‘光彩’！你们如果再不好好给我们争面子，我们也绝不再跟你们讲客气！（不知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过“客气”。）还要降低你们的口粮——少干活就少吃饭嘛！” 第二天，果然，太阳快落山了，两大箱午饭还搁在沟边上，宁可让一粒粒苞米馇子冻成了冰豆豆，也不让大家吃。究其原因，说我们还没有完成上午的定额。 很多人当即发起牢骚来，越干越没劲儿。可是皮大衣上一尘不染的朱麻子，却让值星排长田振兴喝令大家摘去头上的帽子，光着头干活，还要边干边唱歌，说是“让他们提提神”。这个田排长居然照办：“快摘掉帽子，摘帽子，快，快！” 田振兴何许人？原是汪精卫汉奸部队里的一个士兵。鬼子投降后，他被我们的部队俘虏了过来。解放战争中，他由战士而班长、排长、连长，建国后又升为一个师的作战科长。不知何年何月，他转业到了工业部，也当了个科长。又不知是何原因，他也被扣了顶“右”帽，被发配到了北大荒。一到北大荒，他就施展出了他那到处行之有效的“特长”——投机钻营、捧上压下，很快就当上了排长，成了朱麻子的“大红人”。排长轮流值星时，他的一只胳膊上套着“值星”二字的红袖章，神气活现地在全连面前说：“我虽然也是‘老右’，但现在和你们不一样！我是监工员，就是要代表领导来监督你们！” 为此，曾有人当众斥责他：“你算个什么东西？！”刘文在的时候还有人建议刘文撤换他；但有朱麻子的庇护，哪能撤？ 此刻，田振兴在沟边上来回跑，边跑边吆喝：“快摘帽子，快摘帽子……哎呀，快摘啊……”见大家大眼瞪小眼地不动弹，他那黑不溜秋的一脸横肉急得直颤颤，牛暴子眼鼓得更大了：“快搞啊，快唱呀……” 对人的尊严如此蔑视和践踏，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谁能摘、谁能唱？只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有气无力地哼得零零落落：“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当儿，朱麻子在一旁气得麻脸刷黄，气急败坏地说： “好吧，你们不唱，你们不唱！你们的眼里哪有党的领导？！可你们要明白，你们再不老老实实赎罪，我们有办法治！！” 说完，他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我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赎罪”？我们有什么罪？这种强迫大家饿着肚子去为自己“争面子”的人，也能叫做“党的领导”？这种人所以也高喊“革命”，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耀武扬威享清福吗？！就是真地为了“革命”，这样蛮干也是不许可的。第一，弓弦绷得太紧，总有一天连弓背也会被折断的；第二，接连不断地“放卫星”，事前准备，养精蓄锐，事后疲惫不堪，实同休息，即便“卫星”上了天，全过程的总成绩还不如每天按部就班的平均工效高，这何苦来？何况，这当中由于草率从事、窝工返工，既浪费了材料和时间，也让大伙白费了力，这对谁有利？！ 当晚收了工，我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先钻进了连部那棉帐篷，向朱麻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改变强迫劳动和强制“放卫星”的做法，既利于国，也利于人。 朱麻子无动于衷地向我瞪着眼，冷冷地说：“听到啦！你快回去吃你的晚饭吧——” 奈何？真可谓“将帅无德无才，苦死三军战马”！ 三 我们的命运在这种人的掌握下，必然会不幸接着不幸！ 一天，由于冻土层太厚，五六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它也纹丝不裂。眼看当天的土方定额无法完成，朱麻子决定爆破。事前又不向大家讲清楚爆破必须注意事项，国际书店一位姓王的同志奉命去给炸药包安雷管，当他刚刚安好雷管大喊一声“安上了”，还没等他跑开隐蔽好，远处管按电闸的侨委的一个同志就心急火燎地按下了电闸，只听“轰”的一声，王同志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人们连忙奔过去抢救，只找到他的一条腿。大家惊痛得目瞪口呆！ 这一不幸事件，使得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这是朱麻子等领导一味地强迫大家多干快干、草管人命的结果。他们事前既没有说明爆破守则，也没有准备旗语信号，才导致了王同志惨遭粉身之祸。这责任应由朱麻子等领导承担。但是事后大家所看到的，侨委的那位同志成了替罪羊——被逮捕判了刑，王同志的那条腿被悄悄掩埋了事，连个追悼会也没开！ 正当其时，山上的“右派”伐木队也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 四 这个伐木队，也是在王震将军的统一号令下，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组成的。 据说当时首都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迎接建国十周年。王震的口号是：“进军完达山，拿下20万方优等木材，保证首都十大建筑的需要，支援大连造船厂的建设，向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厚礼片很快，各大农场就组织起3000多名复员转业官兵，兵分数路，挺进完达山林区。 我们所在的云山畜牧场，也遵奉850总场的指示，从打草队和“五间房”、“三间房”抽调了一百多名“右派”组成了一支伐木队，深入完达山南麓的原始森林进行伐木大战。其组成人员有电影演员张莹、李景波，新华社的编辑方约、陈亮、陈封雄，老《大公报》的名记者朱启平，总后勤部的军医李定国，八一制片厂的摄影师戚玲，等等。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没见过原始森林啥模样，更甭说对又高又粗的大树拉大锯劈大斧了。为了避免伤亡，伐木队领导也曾召开过大会，请当地伐木老师傅传经送宝，讲授伐木要领与注意事项，也讲了些被树砸死砸伤的教训。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人人都听得很入神，特别对如何判断被伐树木的倒向及伐木的姿势要领等等，听得格外认真，许多人还做了笔记。 可是老师傅们一讲完，伐木队队长陆某就极其威严地双手往下一按说： “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我要告诉你们，我陆某可不是好惹的！如不相信，我们就竖个对立面较量较量……” 这样的训话，等于给大家当头一棒，把大家刚才听老师傅传授经验教训时的兴高采烈训得烟消云散，只能冷冷地面面相觑。坐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只见陆队长浅浅的麻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似乎对大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 最后陆队长又给大家强调说：“伐木场也是战场，钢锯就是战士手中的枪！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记着没有？！” 台下人都睁着失望的眼睛瞪着他，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回答说：“记得啦——”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吃罢早饭匆匆上工去了。大家人人腰上系着皮带或小草绳，别着小斧或小镰刀；挂着饭盒水杯和毛巾，肩上扛着钢锯或大斧头，走起来了当乱响，和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般。 进入林区后，各班散开，两人一组，看清树的长势和倒向，用镰刀小斧清除了树边的杂草和灌木，就躬下腰蹶起屁股，一来一往地拉起大锯来。锯了下口再转过身来锯上口，不一会，林子里就响起了“顺山倒”、“迎山倒”或“横山倒”的呼叫声，提醒周围的锯组注意或快闪开。每随着一声呼叫，就是一棵大树倒地的隆隆声。随即人们拿着大斧和大锯修去枝杈，再把树干锯成几米不等的树段，用皮尺量好大头和小头的直径，计算好木材的立方量，记上小本本，才算完成了锯倒一棵树的工作量。 这些树，有的是上等建筑材料红松，有些是专给人民大会堂作地板用的硬木水曲柳和核桃揪，有些是树皮可做软木塞、木材用于军舰轮船或枪托的黄菠萝，更多的则是一般用材白桦、赤桦和杨树。劳动强度大而成绩也是十分可观的。 但是和山下的排水连一样，成绩再可观，也得不到队长们说一声“好” 有一次收工回来，李定国用中号脸盆打了大半盆稀汤粥，由于“液体太多固体太少”，他还没等跨出伙房，就已经把它们三下五除二地灌进了肚。这时背后有人大喝一声：“李定国！”李定国扭头一看，原来是伐木队的另一个队长“王大吼”。 “李定国，我真不明白，”这位说话声音特大因而被大家背地里叫做“王大吼”的队长说，“你的个头儿这么小，你的肚子真能容纳那一盆稀饭？你就不怕撑坏吗？” “……”李定国不吭声，只翻着眼睛看着他，心想：“你们吃的是啥？你们吃的是烙饼、馒头、窝窝头，是‘固体’，而我们喝的是‘液体’，能比吗？个头儿小又怎样？个头儿小的肚子里灌满了液体，也能‘宰相肚内能撑船’嘛！这大半盆稀汤算得了什么？” 劳动了一整天饥肠辘辘，饥不择食地喝了多半盆稀汤粥也挨了一顿训，李定国窝着一肚子人回到了自己的大窝棚。 五 不几天，队长“王大吼”又让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在大家面前“出了丑”。李景波40多岁牙就几乎掉光了。吃玉米馇子时，往往还没吃下一半，碗里的就冻成冰豆豆了，他只得几粒几粒地先放进嘴里慢慢地化开了再吃，这样常常影响按时出工。那天“改善生活”吃馒头，他就多拿了两个馒头掖在自己的被窝下。有“积极分子”告发，“王大吼”立即让大家在大窝棚外面严寒中排队站着，带着“积极分子”们在大窝棚里面搜查，把李景波掖的两个馒头搜了出来。 “李景波，站出来！” 李景波站到了队前面。 “你为什么要偷偷地藏起两个馒头？” “这不是‘偷’，而是大家都看到的。” “就算是大家都看到的，为什么别人不藏，你要藏？” “我的牙口不好，吃冰馇子常常影响出工，所以我在吃馒头时才要多拿两个馒头。” “你这是什么行为？算不算特殊化？” “这也是为了工作，不算特殊化。” “你还狡辩！我让你在队前‘照照相’，看你的面子还往哪处放！” “‘照相’就‘照相’吧！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无齿之徒’，大家都会谅解的。” “好，你自称‘无耻之徒’，可见得你是个不知羞耻的人。这两个馒头收回伙房，还要在你的档案上记上一笔！”说完，“王大吼”向大伙大吼一声：“解散，出工！” 李景波也跟着班里的人出工了，除了告密的“积极分子”外，几乎无人不深深地同情这位名演员。 六 晚上，李景波跟着大伙儿回到了大窝棚。这窝棚是他们刚上山时自己匆匆盖起的。麦杆儿苫顶，100多人就寝，李景波。李定国、郭冠军、李运田等人正睡在屋漏更遭连夜雨的地方，常常几夜都睡不好，听着大伙儿的如雷鼾声和陈亮梦中的英文歌。现在漫山都是雪，外面零下38度，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 大伙儿受尽了折磨，仍然“黄连树下弹琵琶”，没有完全忘掉苦中作乐的谐趣。他们常常在火塘边上穷聊“老林伐木工夜话”，古今中外，洋话和汉语，无所不谈。有时聊到上下眼皮打架，才各自躺上榛子条结构的“席梦思”，尽力推开内心的悲苦。 有一次，大家还独出心裁地未经领导批准开了个小小的文艺晚会。电影演员张莹用俄语朗诵了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那首名诗，李定国唱了首客家山歌，孔祥祯背诵了“四喜”诗。 孔祥祯戴副近视镜，平时老闷着头干活，话不多，常挨队长批，说他没有打起精神来改造，“假正经”。其实他年纪较大，家庭思想包袱较重，所以才寡言少语。这样的人竟背诵起“四喜”诗来，使大家感到特别有趣。他说有一位秀才做了这首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位举人阅后说，这还不是特别令人欣喜的，应在每句前面加上两个字——“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瞎子金榜题名时。”——这才是十足的大喜。这时有人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免去了‘右’字号桂冠，才是我们的大喜！” 接着，有人想挖苦一下排长之一的张寄，说了个平常在背后者说的一个“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大伙儿故意沉默静思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说：“张寄。”张寄是来自商业部的一名“老右”，先当班长，后当排长，常常向队长、指导员们打大家的“小报告”，向“王大吼”密告李景波掖了两个馒头的“积极分子”就是这主儿，大家恨透了他。平时一旦发现有人向队长、指导员告了什么人的密，有的人就说这一定是“西厢书柬”干的事，而不说“张寄”的大名，别人就心领神会。现在在这种场合下把它公开出来，弄得这位张排长难以自容。 接着，有人出了个字谜——“洞房内的新娘内衣——打一字”。有人立即举手： “‘规’字。 “为什么？” “因为只有做丈夫的，才能见到新娘子的内衣。” 一阵欢腾的掌声：说得在理。 乐以忘忧的文艺晚会结束了。大家上炕时，有人不禁叹息说：“我们什么时候被摘去了‘右派’帽子，那才真正值得大乐一番哦！” 这一说不打紧，大伙儿立即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七 现实是冷酷的。 不是么？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王少明和镶着金牙的山西人史裕华，在深山密林中伐了一天的树收工回来时，天色已黑透了。他俩迷了路，大伙儿吃罢晚饭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俩回来，一个个都急了。许多人打起火把去出收工的路上寻找呼喊，才把他俩找了回来。事后，新来指导员李某，还把他俩猛剋了一顿，说他俩故意制造事端，弄得全队人员心神不定，严重影响了“伐木大跃进”。 不久，令人悲哀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戚玲和另一位难友锯倒了一棵树，用大斧子修削枝枝杈杈时，一斧头砍空砍伤了脚面；青年画家孙承武和一位伙伴伐树，树倒时，树冠落在另一棵树上弹了回来，一根枝杈打得他满脸鲜血直流……这都叫“小伤”，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且照常出工不误。 尽管如此，这比起死亡来毕竟还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天早起，风很大，吹得原始林呼呼号叫。电影洗印厂的莽珉（蒙古族）去蹲茅坑，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琛也在蹲茅坑，莽珉知道，刘琛这位山西人是1936年的老干部，尽管为人做事很稳重，但毕竟40多岁了，在我们这一群人中岁数是比较大的，遂对他说：“老刘，今儿个风特大，咱们伐树时得多留点神！”刘琛说：“可不是？是得留点神。”出工时，刘琛特地穿上了家里刚寄来的新棉衣和新的大头鞋。 当天下午，大家伐一片桦树林。刘琛与别人伐的是一棵歪脖子树。这树的直径约有60厘米，倾斜度比较大。他们先从从容容地锯了下口。在锯上口时，还没锯到上下锯交口时，一阵大风吹来，只听“咯吧”一声，锯口向上树身的一半猛地劈开，树底端不断升高，刘琛还牢牢地记着防队长的那句“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的命令紧紧地拖着锯，没注意脚下砍倒的榛条拌了他的脚，刹那间这棵树突然坠落下来，树干正打在他的头上，他立即被压倒在树下。难友们急忙锯断了树头，把他抢救出来，但已头碎脑溢，惨然死去。张莹、莽珉和冯英等人把他抬到山下一间茅草房，夜里让李景波看守着，以防落入狼口。第二天装进一口薄皮棺材，把他掩埋了事。戚玲赋五言绝句一首，以作悼念： 人在武器在，惜锯惨罹难； 长征留铮骨，伐木献忠肝！ 刘琛在“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东征中参加革命，故有“长征留挣骨”句。就是这样的老干部，由于被打成了“右派”，虽然因公而死，也不让开个追悼会，这使得大家十分悲戚。 当天，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好，各做了一口棺材。等刘琛在山下被掩埋，才知道山上的棺材是多做的了。 “这不是好兆！”莽珉说。“多做了一口棺材，还不知道留给谁！” 果然，不久，中国科学院的施崇仁又被树砸死了！他是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三十刚出头，不太高的身材，浅黄色脸膛，颧骨突出，善于逻辑思维，是个轻易不改变自己见解的人。那天他和一位伙伴伐一棵杨树，树皮有雪，特别滑。树倒时，底部猛烈向后一弹，撞击了他的胸口，他后仰倒地，口鼻不断地向外流血，显然他的内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难友们连忙草草做了一副担架，把他向山下抬去。难友们知道他有个才一岁的女儿，妻子要和他离婚，有人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缓慢地有气无力地说，他就想念小女儿，眼角滚下了泪珠，还没有被抬到山下卫生所就咽了气。 施崇仁的死，使大家又多了一层哀伤。大家提出要开个追悼会，云山场部仍然不同意。但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才同意给他来个遗体告别。 难友们把他的遗体擦洗了一遍，穿好了衣服，安放在大窝棚的中间，遗体上方挂了张戚玲为之匆匆画成的遗像，默默地围着他绕行一圈。没有悼词，没有哀乐，只有窝棚外呼啸的寒风为他发出哀鸣。然后大家把他埋葬在老电锯厂南面新电锯厂木轨路一侧山坡上的灌木丛中，墓前竖了块木牌，上书“施崇仁之墓”五个字。 此后，又死了两位难友。一位是断口劈开，底部猛往上一翘，击中了他的下巴，当即脑额破裂而死；一位被倒下的一棵大树的树杈打中了脑袋，也当即脑裂而亡。 对所有这些死者，同样都不准开追悼会，也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对因公死去的右派应立即宣布摘去其右派帽子”，都是草草掩埋了事。难怪戚玲在哀悼施崇仁的五言古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诌友难挽留，隐恨长悠悠。 夜雪化泪雨，友情热血流。 云笼高山暗，了然一荒丘。 敢评语谏竟获“罪”，疾恶作楚囚。 苍天何愤愤，此恨何时休？！ 今日辞君去，悲痛隐心头。 问孰扫君墓，语谁奠君馐？ 草原莽苍苍，毅魄何所投？ 关山魂渺渺，野林声欺欺。 权且安窀穸，勿为襁褓忧。 生此当舍己，贵志有人酬。 长夜几时旦，何日快恩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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