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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使命：暗杀勃列日涅夫的卫士。 傅索安的香港之行，同时也是克格勃对她的一种考察。她单独出境而能去而复返，证明是值得信赖的。这样，克格勃便决定委予她一项重任。 这项重要任务，其实是在傅索安刚从香港返回莫斯科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只不过博索安不知道而已。她回到莫斯科后，在对外谍报局第三招待所里过着疗养似的生活。克格勃每天给她单独放几部介绍日本社会的纪录影片和消遣性质的故事片，全是日文原版片。另外，还在她的房间里放了许多日本画报和连环画，供她随意翻阅。克格勃对这些安排的解释是：一个优秀特工，就像一个优秀的畅销书作家一样，应当了解的知识越多越好。 大约在1970年2月底的一天，下午2点钟，傅索安正在房间里看电视时，那个去机场接她的克格勃少校叩门而进，问傅索安是否愿意附近走走。 傅索安正觉得有些烦闷，便说：“好啊！去哪里呢？” “我和我的助手开了辆汽车来，车上有猎枪，还带着一条猎犬，您如果有兴趣，我们去森林打猎吧？” “太好了！”傅索安拍手欢叫，她根本没想到这是克格勃下达任务的一种方式。 傅索安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手套，随少校下了楼。楼下停着一辆“基辅人”牌越野车，少校的助手坐在司机位置上。傅索安钻进车厢内，后部蹲着的一头猎犬凶狠地盯着她，发出低沉的吼叫，被少校喝止了。 越野车驰出招待所大门，飞驰了十来分钟，拐上一条石块铺筑的便道，驶进了一片树林，在空地上停了下来。三人下了车，每人拿了一支猎枪，踩着白皑皑的积雪，向树林深处走去。四周一片寂静，偶尔才听见远处传来一二下声响，那是松鼠或者雪鸡在活动。 他们走了一会，少校的助手忽然驻步，指着前面：“嘘——！” 少校和傅索安定睛看去，原来是一只肥硕的野兔站在树下。 少校立刻举枪瞄准，说时迟，那时快，傅索安早已撩枪搂火，“砰”的一声，野兔应声倒地。猎犬兴奋地吠了一声，箭似地蹿了过去，把猎物叼了回来。 少校和助手不无惊奇地望着傅索安，助手翘起了大拇指：“好枪法！” 少校赞叹道：“不愧是特维尔谍报学校的高材生！” 这只野兔是他们这次狩猎活动的推一收获，接下来他们转悠了一圈，再也没碰到什么目标。少校领着傅索安回到停车的地方，说：“歇一会儿吧。” 助手把牵着的狗拴在一株树上，然后打开汽车引擎盖自顾检查机器了。少校从衣袋里掏出两颗糖果，一颗递给傅索安，一颗放进自己的嘴里：“吃下去，然后我给你表演一种你从未见到过的魔术。” 傅索安具有女人天生的好奇心，听了自是大感兴趣，马上把糖放进嘴里，轻轻嚼了几下，咽了下去。她觉得这糖不怎么好吃，甜中略带苦味，似乎还有些药的气味。少校见她把精吃下去了，微笑着问道：“傅，你来自中国，我听说中国有一种功夫，只要把手指朝人一指，对方就会死掉，是吗？” 傅索安笑道：“这是中国武术中的点穴法，但使用时并不是朝人一指，而是一戳，而且必须戳在规定的几个穴位上。另外，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使人死掉，而仅仅是把对方制服。” “哦！”少校点点头，又问：“那么对动物呢？比如说对这条狗一指或者一戳，能不能将它致于死地？” “这个，没听说过。我想大概不能吧？” “可是，我能！你信不信，我只要对这条健壮的猎犬一指，它马上会倒地死亡！” 傅索安摇摇头。 “你不信吗？那好，我试给你看看。” 少校在猪犬前面大约两尺远处蹲下，叫傅索安站在他旁边，左手托住右手腕，右手抬起，食指、中指并拢着对准正朝他望着的猎犬一指。奇迹发生了，傅索安看到从他的手指间似乎喷射出一股似轻烟薄雾的气体，那条猎犬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栽倒在地下，一动不动地死了！ ‘啊！”傅索安惊得目瞪口呆。 少校站起来往地下吐了一口口水，从衣兜里取出两个塑料制的子弹状盒子，递给傅索安一个：“赶快插进鼻孔，用力吸！” 傅索安学着他的样子吸那盒子里的药，鼻腔里充满了一种甜津津的气味，闻之使人觉得清新。 少校命令助手把猎犬尸体抬上车，三人然后上车返回招待所。 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回到招待所，少校和傅索安一起走进房间。坐下后，傅索安沏了两杯浓咖啡端上。少校喝着咖啡，微笑着问道：“傅，你认为我刚才表演的魔术怎么样？够水平吗？” “这不是魔术，这是一种暗杀手段。”傅索安在归途中已经把先前目睹的一幕悟透了，“暗杀用的武器，就在你的袖口里！” “哈哈，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你完全说对了，看，这就是武器。” 少校从皮夹克的袖口里抽出他的“魔术道具”，那玩意儿看上去就像一支超长形钢笔，手指头粗细，端头有一个大头针粗细的小孔，尾端一厘米处有一个三角形的按钮。少校说：“这是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科学家最新研究的毒药枪，让我给你作一个分解说明。” 克格勃技术管理局是克格勃三个没有编号的管理局中的一个，该局专门制造和供应特务活动用的各种工具和仪器，其中包括各类杀人武器。少校分解的这支毒药枪，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个由一节一点五伏特的高储能电池控制的扳机；第二部分是一个撞针，由于是电源启动撞针，所以保证不会发出一点声响；第三部分是一个玻璃药针瓶，瓶内装有SCC氢氰酸，当撞针击破玻璃瓶时，毒药立即喷射出来。 少校指着拆开的毒药枪，说：“这种毒药和空气接触，立即会化成雾状，在两尺内对准一个人的面部喷射，可以即刻致死，而且不留痕迹，因为在两秒钟之内，那个人死于心脏麻痹。世界上最出色的法医来进行尸检，也只会得出‘心肌梗塞’的死因结论。” 傅索安马上意识到克格勃此举是要叫她去执行暗杀使命的先兆，心里不禁“咯噔”起来。但少校把毒药枪收起之后，并没有说什么就告辞而去了。 次日，少校的助手来了，带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苏联女人。就苏联人的体态而言，她算是“瘦斜的，长得也不漂亮，还戴着一副眼镜，一进门就盯着博索安看，看得博索安浑身不舒服，几乎要泛起鸡皮疙瘩。 助手说；“傅，这是给你安排的日语教师。” 那女人朝傅索安点点头：“你好！我是娜佳。” 傅索安和娜佳握手，自报了姓名，心里暗忖：让我学日语，看来是准备派我去日本执行暗杀任务了！ 少校的助手走后，娜佳立刻开始教傅索安日语口语。娜佳相貌不敢恭维，日本话却说得绝对到位。傅索安怀疑她在日本生活过一段不会很短的时间，她甚至会说日本社会底层那些人嘴上挂着的俚语，还会说日本女人和男性做爱时表达种种感受的语言。 娜佳教傅索安所说的日语，全是实用的生活和交际方面的内容。 傅索安和她二十四小时待在一起，利用一切机会学会话。此外，还看一些日本电影、录像片，大多数是以东京为背景的。娜佳对东京的地理情况比傅索安对天津的了解还熟悉，她常常指着镜头侃侃而谈，介绍那里的各种情况，简直如数家珍。 几天下来，傅索安心里大致上已经有数：她将被派往东京执行暗杀任务。 一个月后，娜佳对傅索安的日语会话及对东京的了解程度作出了评价：“你的日语会话水平已经相当于一个在日本待了一年半至二年的外国人的水准；对东京地理、社会的了解程度，则相当于一个在那里待了三年的外国人了。你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在东京生活了。” 娜佳作过评价后，就告辞而去了。傅索安从此再也没见到过她。据说，在克格勃这样的神秘人物有数千之多！ 娜佳走后，傅索安开始等待少校，因为她已经百分之百地肯定她马上要被派往东京去杀人了。按照克格勃的纪律，拒绝接受上级所下达任务的特工，将送交军事法庭以“违抗军令”罪接受审判。 只有一点例外：除非这个人当时正患着严重的疾病而傅索安并未患病，因此她只有作好接受这一任务的准备。 两天后，少校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穿便服的胖老头，少校对他执礼甚恭，估计是克格勃的一位高级军官。少校向他介绍了傅索安，却没对傅索安说到他的职务。 这个胖老头看上去很和善，没有那种高级军官颐指气使的派头，他用拉家常的口吻询问了傅索安叛逃来苏后的一些情况和感受，然后像讲故事似的聊起了一件事：“你大概也听说过，我们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卫国战争时曾是一位将军，他曾直接指挥军队和德国鬼子作战，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1943年春天，勃列日涅夫将军在行军途中，遇到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少年，当时这个少年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很快就会死亡。将军命令军医全力予以抢救，并拿出专门配备给他用的、当时非常紧张的葡萄糖注射液给少年使用。少年脱离险境后，人们问清了他的情况：他叫尤里·巴甫伦夫，十六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列宁十年制学校的九年级学生，卫国战争爆发后，父母均死于德军空袭，哥哥姐姐参加了游击队，也先后战死。他为了给亲人报仇，决定参加游击队，拿起武器亲手杀死德国鬼子。在寻找游击队的途中，他冻饿交加，终于昏迷，如果不是遇到红军，那就肯定一命呜呼了！ “勃列日涅夫将军听说尤里·巴甫伦夫的情况后，深表愤懑和同情，亲自去看望他，给予安慰、问候后，问他是否愿意留在这支部队里，参加反侵略战斗。尤里·巴甫伦夫喜出望外，立刻表示愿意。 勃列日涅夫将军指示把尤里·巴甫伦夫送往侦察连当士兵。尤里·巴甫伦夫在那里表现出色，立了两次功。1944年底，勃列日涅夫将军下令把尤里·巴甫伦夫调往司令部，担任他的卫士。从此，尤里·巴甫伦夫就在将军的直接关怀下成长，一直到战后。 “1948年，尤里·巴甫伦夫见苏联已经迅速恢复了经济，战前的大学也已重新设立，就向勃列日涅夫将军表达了他想去上大学的心愿。当时，他已由将军作为介绍人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将军正准备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但将军还是尊重他的选择，马上出面联系，把他送进了军事科技大学。尤里·巴甫伦夫入学后，选择了轻火器专业。由于勃列日涅夫的那层关系。学校把他作为特殊对象进行重点培养。1953年，尤里·巴甫伦夫以优异成绩从军事科技大学毕业，被母校留校任教。勃列日涅夫同志继续对他予以关怀，勉励他在工作的同时进行轻火器研究。在这种关心下，尤里·巴甫伦夫在三年内设计出两种世界上一流的轻火器，填补了苏军在这方面的空白。1958年，他被调往专业部门从事轻火器研究，成为苏联新一代的兵器专家之一，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 “尤里·巴甫伦夫出名后，渐渐变了，变得特别喜欢挥霍钱财和好色。这样，尽管他是苏联少数高薪阶层者之一，但其收入仍远远不能弥补支出，只能以借债来支撑。至1966年，尤里·巴甫伦夫已经债台高筑，为了躲避讨债者，他不得不经常待在他的研究室里，那里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即使是红军高级将领，也必须持通行证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这样过了大约一年，1967年11月中旬，尤里·巴甫伦夫应邀去保加利亚作讲学。在那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对他进行收买，于是，他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挽救他、培育他的勃列日涅夫同志。 “尤里·巴甫伦夫叛国后，先在美国特工的安排下秘密逃往西德，然后绕道英国去了美国。在美国，他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全部苏联兵工业的秘密，犯下了特大叛国罪和泄密罪，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利益。情况报到勃列日涅夫同志那里，他大为震怒，指示必须严厉处置。苏联红军最高军事法院于1968年3月组成特别法庭，进行缺席审判，判处尤里·巴甫伦夫死刑，并特别强调任何一个苏联公民都可以以任何方式执行这个判决。 “当时，尤里·巴甫伦夫在美国费城。判决生效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同志就亲自直接向行动执行部下达命令，让该部立即派特工去处决这个叛徒。行动执行部派两名特工飞赴费城，但还没下手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觉了，通知尤里·巴甫伦夫转移了。一个多月后，执行者在夏威夷群岛的巴塞页岛上发现了尤里·巴甫伦夫的行踪，经过观察、策划后开始实施。但当过卫士的尤里·巴甫伦夫十分警觉，两次避过了死神的袭击。之后，他就失踪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奉命调查了一年有余，还是没有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行踪。不久前，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我们获得了他的消息，他已经整容换面，改变了国籍和姓名，以西德商人的名义定居在日本东京，已经开了两家公司，正在进行正常的经商活动。” 胖老头一气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点燃了烟斗，抽了两口，一双眼睛沉思地盯着袅袅上升的氤氲青烟，哺哺地说：“我想，这次他的末日终于到了！” 少校望着傅索安：“傅，你知道首长说这句话的意思吗？” 傅索安感到好笑：哪有不明白的？我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明白了！她点点头，轻声道：“我想，首长是准备派我去东京对尤里·巴甫伦夫执行死刑。” 胖者头笑了，笑得很畅爽，一边笑一边点头，然后在一瞬间突然恢复常状，开腔道：“尤里·巴甫伦夫是个狡猾的家伙，他既有保卫工作的经验，又有保镖，并且已经对克格勃有防范意识，所以欧洲人根本别想接近他。我们想，你是中国人。又是一个年轻姑娘，也许不在尤里·巴甫伦夫的防范范围内，因此几经研究，决定把你推出去执行这个任务。傅，你愿意吗？” 傅索安知道这句间话是多余的，马上朗声道：“首长，我愿意！ 并且感到很光荣！” “很好！你完成了这个任务，苏联将会永远记住你！克格勃将给你记特等功！” “谢谢！” “有关整个行动的方案和执行细节安排，将由少校向你作详尽的交代。” “是！” 胖老头为了表示对这项任务的重视，在谈话结束后特地请傅索安到莫斯科市内的一家大饭店吃了一顿饭。次日，少校和他的助手开车来招待所，把傅索安接往位于莫斯科东侧市郊结合部的一幢建筑物里。当傅索安踏进其中一个大房间时，不禁大吃一惊：里面设置了一个足有20平方米大的东京全景立体沙盘，上面有东京的每条道路、每条河流、每幢建筑物、每座桥梁、每根电线杆，商店的招牌、公共汽车的站牌都标得清清楚楚，用放大镜一看，全是日文。 少校说：“这沙盘是刚制作的，克格勃对此的直接投资是七万八千六百卢布。它等于是从东京上方一百五十米处对全市的直接俯瞰。这是特地为这次任务制作的，由此可见我们对除掉尤里·巴甫伦夫的决心。” 三个人在沙盘前断断续续一共待了三天，少校和助手极为详细地向傅索安介绍了尤里·巴甫伦夫在东京的住宅位置、公司所在地、座车牌照号码、日常活动规律、体态相貌特征（有照片和录像），并且交代了代号为“W—I”的暗杀方案。 少校说：“我听说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对你这次赴东京执行‘W—Ⅰ’方案完全适用，克格勃的专家在制定方案时无法判定尤里·巴甫伦夫一旦在意外情况下所采取的行为，这就由你自己根据情况灵活掌握了。总之，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除掉这个叛国分子就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傅索安点头：“明白！” 少校又向傅索安交代：为了配合她执行“W—I”方案，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已经指定在日本活动的特工抽出人员组成一个支援小组，将在她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支援；具体联系方法以及执行方案所用的毒药枪等，将由去东京羽田机场接她的那个人负责转交。 最后，少校说：“你留在这幢建筑物里，休息三天，同时对着沙盘巩固对东京的印象。第四天，我将送你去机场的。”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 其实，她对如何执行“W—I”方案，心里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答案。 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 化成一股淡雾，直袭尤里·巴甫伦夫 的脸部，他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0年4月上旬的一个周末，傅索安持克格勃的证件伪造专家专门伪照的护照，以香港居民赴日本旅游探亲的名义，化名“李娜丽”飞抵东京，顺利地通过了海关检查。机场外面，克格勃已经安排了一个日本中年男子来接站。 这个日本人名叫固关孝三郎，是东京一家机械公司的汽车司机。傅索安在莫斯科接受任务时被告知的是：此人是她的临时房东，她被安排住在他的家里，住宿及搭伙均需付钱，绝对不能让他知晓真实身份及使命。因此，傅索安到他家后，马上赠送给固关孝三朗夫妇每人一件中国真丝短袖衫，说明自己将在东京待一段时间，边打工边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叔父，说着预付了一些食宿费用。固关夫妇很是客气，再三推辞不掉方才收下，然后冲傅索安连连鞠躬。他们把傅索安安排在靠近后门的一间大约有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傅索安可以从后门自由出进，这使她感到很是满意。 当天晚上，傅索安拿出尤里·巴甫伦夫整容后的照片，最后看了一遍，然后使用销毁剂将全部照片化为纸浆，倒进抽水马桶冲掉。至此，尤里·巴甫伦夫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傅索安的脑海里，即使他混在几十个和他年龄、体形、外貌都差不多的男子中间，她也有把握一眼就认出来。 第二天，傅索安花了一天时间，坐车兼步行把东京转了个遍。 她不无惊奇地发现，东京的地理、环境和建筑物分布情况和克格勃的那个立体沙盘完全一样，甚至连警察站岗、巡逻的位置、路线也毫无差异。傅索安由此而觉得自己对东京是相当了解的，这，增加了她完成行刺任务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开始接触行刺目标。尤里·巴甫伦夫住在东京市区南部一个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个高级公寓小区，距傅索安下塌的固关孝三郎家有二站路，步行大约需要一刻钟时间。根据克格勃掌握的情报，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是这样的：每天清晨6点钟，他在两个日本保镖的陪同卜，从家里出来，步行会附近的一个小型公园散步三刻钟左右，然后来到公园前的天桥上，那里有一伙擦皮鞋摊，他会随意在其中一个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阅读上天桥前从报摊上买来的当天早报。一张报纸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报纸和钱走路。他在家里用完早餐后，坐上私人轿车去他所经营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伦夫经营着两家公司；此外，他还开了一个技术咨询所，专门接受机械方面的技术咨询。尤里·巴甫伦夫上班时间通常总是待在无线电器材公司，机械公司或者技术咨询所有业务，都是通过电话向他请示拍板的。他在无线电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点钟，这才坐车返回阿谷叮公寓。之后，他不再出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伦夫都过着这种深居简出的单调生活。他和他叛逃后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兼佣人生活在一起。由于他的好色，那两个日本女青年无疑是他发泄性欲的对象。尤里·巴甫伦夫常年雇着两个保镖，他们日间一起值勤，晚上则一天隔一天轮换在公寓里提供保护。 傅索安不露声色地盯了两天，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况毫无差异。于是，她开始考虑如何下手。 根据克格勃的方案，她应当在尤里·巴甫伦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楼”下手。“兵部大楼”即尤里·巴甫伦夫那家无线电器材公司所在地，这是一幢五层建筑物，以业主兵部规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伦夫的公司位于八楼，占用了一半房间。克格勃的行动专家在反复研究后，认为博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楼”物色机会对尤里·巴甫伦夫下手。因为一般说来，保镖在公司或者家里对他的保护对象的关注程度最为薄弱，此时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杀所用的武器是特制的毒药枪，所以傅索安下手后不易被怀疑，容易完全脱身。傅索安因为此事关系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考虑得特别细致。 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漏洞：从理论上说，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楼”伺机下手。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进大楼后无法下手，甚至一连几次都无法下手，这样，对方肯定会注意她，那时她无疑无法下手了。这不是拿她的性命当儿戏吗？傅索安气得差点破口大骂。但气归气，骂也可以，行动却必须实施的。 克格勃的纪律森严，如无特别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安德罗波夫有句名言：“须知我们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送你们到国外去，不是为了让你们观赏异国风情和享受高级生活的！”后面他没有说，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开动脑筋，另想办法完成任务。她以“生脖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给她的应急联络方法，在阿谷町地铁车站出口处的阅报栏的第二根木柱子一点二米高度处，用手指甲刻了一个不十分明显的三角形图案。次日上午8时许，她去街心花园，在长椅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色彩鲜艳的画报。一会儿，来了一个欧洲男子，用英语对上陪号后，问她有什么事要协助的。 傅索安用英语说：“请给我安排一个在阿谷町天桥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卖报机会，并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时内行吗？” 傅索安当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伦夫只在早晨去天桥，寻思三十六小时其实和二十四小时是一样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点了头，又问：“怎么联系？” 对方说：“明天晚上8点钟，请您去大东京电影院门前，有人会递给你票子，您进去就解决了。” 傅索安站起身来：“好的。那么，再见！” 三十六小时后，傅索安准时抵达大东京电影院门口，果然有一个日本男子递给她一张票子。傅索安凭票入场，对号入座，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一会儿，灯光熄灭，电影开场了。有个人无声无息地挨着她旁边坐下，在经过她面前时，把一个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电影院，回到固关家打开皮包一看，里面是一套东京报贩穿的衣服，一张折叠式尼龙布小椅子，一块印有“东京报纸专卖”字样的塑料布和一些零钱。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竟是中文，让她明天早晨6点钟去天桥下摆出报摊，会有人给她送来报纸。条子上还附有报纸的种类、名称、批发价和零售价。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刚在天桥下尤里·巴甫伦夫每天买报纸的那个位置放下椅子，摊开那块塑料布，便有一辆自行车到面前，骑车人扔下一包报纸后，点点头便走了。傅索安把报纸在塑料布上摆开，坐在椅子上开始卖报。不一会儿，另外几个报贩也来了，各人自己找了个位置，摊开报纸，等候主顾。 6点40分，傅索安估计尤里·巴甫伦夫要来了，便悄悄取出毒药枪，卷在一份报纸里面，然后拿了一颗“糖果”，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她刚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见身高体壮的尤里·巴甫伦夫在马路对面气定神闲地踱着方步往这边走来，身后跟着两个比他矮一个头的保镖。傅索安马上把卷着毒药枪的那份报纸成喇叭状握在手里，朝行人轻轻晃动着。东京报贩不兴吆喝，这个动作就是招睐顾客。一个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驻步，买了一份《东京湾时报》。 他刚走，尤里·巴甫伦夫已经来到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张纸币，说着蹩脚的日语：“请给我一份《东京晨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伦夫的面部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两尺，如果开枪，显然起不到效果，还有可能会被察觉。要想达到效果，除非站起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保镖马上会作出反应！傅索安叹一口气，只得放弃计划，把报纸和零钱一起递给尤里·巴甫伦夫，冲对方嫣然一笑，用日语说了声“谢谢”。 尤里·巴甫伦夫对女性特别注意，他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张俏丽的脸蛋，眼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居高临下对着对着傅索安审视了几秒钟，开腔问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我来自香港。”她牢牢地记着克格勃专家的关照，不说“中国人”，而说“香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对外都不称“中国”而称“香港”的。 尤里·巴甫伦夫点点头，鼻音重重地“晤”了一声，和保镖一起上了天桥。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懊恼万分地把那份卷着毒药枪的报纸放进了装报纸的帆布袋。此后两个小时，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着天桥上的那几个擦皮鞋摊头，寻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装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机会了。但现在已不能“转行”了，否则定会引起怀疑的。 就这样，傅索安一直到卖完报纸收摊走路，还是没能想出什么方案来。往回走的时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没有限定时间，还有回旋的余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图。傅索安走到拐弯角时，忽然从后面走来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定睛一看，认出是那个欧洲男子。对方开口问她还要提供什么帮助，她说现在不需要什么，但是从今天起每天晚上8点钟都必须去街心花园和她见面。对方连连点头，说着英语：“明白！明白！”然后迅速离去。两人接触不过十秒钟，在旁人眼里，这是一次生活中常见的问路。 此后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叮天桥下卖报，尤里·巴甫伦夫也每天从她手里买报，他盯着她看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显然头脑里已经在动起了想入非非的脑筋。傅索安对于尤里·巴甫伦夫，就像一个猎手隔河面对着极想猎获的猎狗，徒然渴望而又无可奈何。 每天晚上8点，傅索安准时去街心花园赴约，因为没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个欧洲男于说话，眼神一对，微微摇头便走开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闷闷不乐地从街心花园往固关家走时，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车撞人而引发的三人吵架，她心里突然一动：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 二十四小时后，傅索安和那个欧洲男子在街心花园见面，她向对方作了交代后，问实施起来是否有困难。对方沉思了一会，说“没问题！请您说个时间。”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点50分，请来人看我的暗号行事。事成之后；请安排我立即离开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愿您获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这个日子，无论是号码还是星期排列，都是欧洲人所深感忌讳的，许多人把这类“13”和“一”相逢的日子称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国的风水先生所说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伦夫就是这天被刺身亡的。 这天早晨，尤里·巴甫伦夫和往常一样，在6点45分左右来到阿谷町天桥下，径直走到博索安的报摊前，扔下钞票买《东京晨报》。傅索安送上报纸和零钱时，一双眼睛显露出娇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伦夫见状，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用俄语嘟哝了一句：“真是诱人的东方美人啊！”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语。 尤里·巴甫伦夫走上天桥，在一个擦皮鞋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两个保镖一左一右分站两侧，两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各人一侧的那个通道口。尤里·巴甫伦夫开始看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天他竟一反常态，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点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着，这为傅索安的行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掩护。一只皮鞋刚擦到一半，忽然从天桥下传来争吵声，那是傅索安和两个日本大汉为了对方走路时踩脏了塑料布而引发的。傅索安铜铃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语，马上使尤里·巴甫伦夫辨别出这是谁了，他放下报纸，把脸转向那个方向。就在这时“啪”的一声，傅索安挨了一个大汉一记重重的耳光，她尖声大叫，拔腿就往天桥上逃，手里很“自然”地拿着一份卷拢的报纸。那两个大汉嘴里骂骂咧咧，在后面紧追不舍。 傅索安逃上天桥，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奔来，一脸惊惧，嘴里用日语大声叫着“救命”。尤里·巴甫伦夫见状，马上作出反应，指着傅索安：“过来……拦住！” 过来——是招呼傅索安；拦转—是对保镖下的命令，让拦住后面那二位。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已经赶上傅索安，飞起一脚踢在她的臀部，傅索安尖呼一声，整个身于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跌冲过来。两个保镖已经上去挡住两名大汉，尤里·巴甫伦夫急忙把搁在架子上擦皮鞋的那只脚放到地下，想起来扶住傅索安。就在这时，傅索安隔着报纸按下了毒药枪的按钮，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化成一股淡雾，直袭尤里·巴甫伦夫的脸部。几乎是同时，尤里·巴甫伦夫一声不响地栽倒下来，正压在擦皮鞋者的身上，引出一阵负痛的狂叫。傅索安也“立足不稳”而摔倒在地下，借机把毒药枪塞进怀里，将报纸扔在一边，以示“无辜”。两个保镖听见叫声，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奔过来扶尤里·巴甫伦夫。两个日本大汉不肯罢休，犹良奔过来要打傅索安，迫得后者爬起往桥下奔逃，拦下一辆出租汽车（也是预先安排的）上去狂叫“快开”。汽车急驶而去，傅索安马上吸解毒药，然后将毒药枪、解毒药交给司机，下车拦住另一辆出租汽车，直奔羽田机常却说尤里·巴甫伦夫被送到医院时，早已气绝身亡。那两个保镖这才想起报告警方。东京警视厅派员赶赴医院，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死者家属，一面调查傅索安和那两个日本大汉的下落，同时传讯了那几个在场的擦皮鞋人。尤里·巴甫伦夫的妻子赶到医院后，同意解剖死者尸体。结果，经法医验检，认定尤里·巴甫伦夫死于心肌梗塞。于是，东京各方撤回了所有调查人员。而此时，傅索安早已飞离东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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