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绝 密方案，执行者竟是傅索安！ 傅索安从东京返回莫斯科后，受到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嘉奖。克格勃总部也派一名将军以总部名义接见了她，称她为“有功人士”。几天后，主管暗杀、绑架业务的克格勃行动执行部部长钦巴尔少将也亲赴傅索安下榻的对外谍报局第三招待所接见她，赠送了一块瑞士出品的金壳女式手表。 傅索安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工作汇报后，被送往克格勃在黑海海滨小镇巴索里亚尔附近的一个疗养院。按照克格勃专家的理论，执行暗杀、爆破、绑架等暴力型任务的特工，在完成任务后，都应当去疗养院接受以疗养为主的心理治疗，以减轻那些任务对他们的大脑和心灵深处的潜在压力。 一般说来，像傅索安这样情况的特工，去疗养院所待的时间都不少于两个月。这两个月里，除了必须进行的体能锻炼外，其他都是属于高级享受的。但是，傅索安在那里只待了半个多月，就被紧急召往莫斯科，让她转往香港去疗养。傅索安意识到又有任务下达了，但那个向她说明此事的克格勃官员却反复声明这是纯粹的疗养，不存在其他性质的情况。傅索安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态，独自从莫斯科直接飞往香港。 傅索安的猜疑其实是对的，克格勃之所以心急火燎地把她从黑海疗养地召回，是想让她另外执行一项任务——去台湾潜伏。 当时，台湾方面在和美国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乞求式谈判后，终于获得许可准予获得一种新型化学武器的技术援助。台湾的“国防部”和美国草签了一份协议书，规定美方将从1970年10月份开始，在六个月内分六次把该化学武器的技术资料、样品和生产设备输送台湾；美方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台湾方面不得以任何形式将该武器的任何资料向第三方泄露，否则将随时取消该项目的援助。可以想象，这份协议对于台湾方面来说，肯定是一项特大机密。但是，这项机密在产生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不知怎么的，就被克格勃知晓了。很快，关于该机密的一份简报就送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上。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苏联应当了解美国拟援台湾的这种化学武器的情况，以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这样，此事就下达给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 对外谍报局主管美国和加拿大间谍工作的第一部和主管中国、越南、朝鲜间谍工作的第六部的特工立即奉命紧急行动起来，在短短三十六天时间内，就获得了该项被美国和台湾称为“GV计划”的军事技术援助计划的有关情报。“GV计划”协议书规定：台湾方面具体负责接受并作制造该化学武器策划的机构是“中华民国国防部”管辖的“第三特别局”（该局又称“接受美援局”，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撤消，改以“临时特别处”替代，于1979年彻底解散）。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总统”名义特地直接发文，指定由“国防部第三特别局”“副局长”丁雪猷全权负责主持“GV计划”的实施。丁雪猷是广东汕头人氏，1920年出生，自幼即赴美国生活和接受教育，1943年以美国军事援华组成员的身份叵到中国。抗战胜利后，美军援组撤回美国，丁雪猷留在中国。蒋介石为了利用他和美国的关系得到援助，让他担任了国防部高级参谋，特授陆军少将军衔。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丁雪猷一度脱离军界，赴美经商，直到1967年才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热情邀请而返回台湾，担任“国防部第三特别局”“副局长”，该局一直未设“局长”，所以他实际上是该机构最高长官。 克格勃的谍报专家在分析丁雪猷的各种情况后，制定了一个获取美援台化学武器技术情报的方案，决定派特工打人丁雪猷公馆，秘密窃取情报。书面方案形成后，经安德罗波夫亲自审议批准，指示对外谍报局“立刻付诸实施”。对外谍报局通过秘密调查，弄清楚了雪猷有一个表兄名叫了扶生的，是台湾基隆市的一个房地产老板。丁扶生在丁雪猷小时候一次游泳遇险时曾救过这位表弟，算是丁雪猷的救命恩人，所以丁雪献后来发迹后一直不忘提携表兄，凡事都很买他的面子，对了扶生提出的要求从不驳回。对外谍报局的专家经过慎密研究后，决定利用丁扶生的关系，把特工安插到丁雪猷的公馆里去。丁扶生有个独生子，名叫丁默，五岁，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克格勃安插特工的文章开篇，就动在此人头上。 1970年3月中旬的一天，丁默陪同菲律宾赴港的几位贸易伙伴去香港岛西面海中的大屿山游览。当时，大屿山与香港岛之间的交通不甚方便，只有一种班次间隔时间较长的小轮船。丁默为了显示派头，特地向一位贵商朋友借了一条私家游轮，带足了酒类、饮食，准备在大屿山待上三天。不料头天晚上，他们所泊的游轮就遭到一群武装海盗的袭击。他们不但抢去了所有人身上的财物，还把人一个个押到开来的快艇上，逐个询问家庭住址和拥有的家产。这实际上是克格勃密谋策划的一次特别行动，这些“海盗”全是克格勃收买的黑社会人士，由两名克格勃特工临场指挥。当蒙住双眼的丁默被押上快艇后，他们给他注射了一针管由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专家特地研制的药剂。当时丁默不痛不痒，正觉得不可思议时，他被告知：不准泄露注射针剂一节，三天内当他有不可忍受的痛苦时，可以拨打一个电话（他们给了他一个号码），会有人来为他解除痛苦的。一番话语说得丁默毛骨惊然，哪里还有心思游览，一行人当晚就起锚动身，返回了香港岛。 丁默回家后，果然没敢向任何人透露自己被打针一节，也不敢外出，一直待在家里。他心里很希望那一针不过是海盗和他开的一个玩笑，为的是阻止及时报案，而能来得及逃离香港海域。丁默甚至还推测可能当时被掳上快艇的每个人都挨了这样一针。很快，两个昼夜过去了，丁默体内并无什么反应；第三天白天，他也没任何异样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丁默愈加相信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是，第三天深夜，当“海盗”所说的时限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药性突然发作了：一直安安静静、惬意地坐在沙发上的丁默那张白白胖胖的脸上突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霸，紧接着又可怕地皱成一团；药效在几秒钟时间内便使他由安静的羊羔变成了咆哮的老虎，就像二百伏特的电流在体内通过，四肢被大锤在慢慢地敲碎一样，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却又马上倒在地下，疯狂地滚动，嘴里发出骇人的叫声：“哎呀！疼死我啦！救命啊！” 家人、佣人闻声跑进了书房，丁默一面乱滚，一面断断续续地说出了电话号码，让即刻拨打呼救。 仅仅过了几分钟，就有人赶来了。来人给丁默服了一粒药，不到半分钟，他就恢复了正常，对对方感激涕零，差点磕头。那人说今天时间晚了，不宜谈话，给了丁默一个地址，让他次日中午去那军负面。 次日，丁默依约赶去，昨晚那位已经等着他了。对方告诉了默，那一针的药效持续时间可长达三年到五年，服一粒解药仅能保证在十天内不发作，十天过后必须再服解药，否则突发无疑。当然也有一次性了断的解药，那是另一种针剂，打下去便永远不会再发作了。丁默以为对方是为了敲竹杠，便大着胆子问对方“要多少”。 对方表示不要一分钱钞，只要丁默答应协助办到一件事情，现在马上可以获得部分解药，待事情结束后，则可给予注射永久性的解毒针。 丁默听了，连连点头：“是！是！先生让办什么事，请尽管吩咐！” “我们介绍一位女佣人到你那里，由你负责把她送到台北去，通过你父亲的关系介绍到你的叔父丁雪猷将军公馆去当佣人。” 丁默一听，寻思其中必有什么不大灵光的缘由，但他鉴于体内毒药的原因，只有同意这一选择了。对方又说：“丁先生，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选择。那么，我们将在十天之内把那个女佣人送到贵府。你在三天内必须把如何使她赴台北并进丁公馆的打算详尽地列出来，七十二小时后我们仍在这里碰面，听你谈这一打算。最后，要提醒丁先生的是：此事是一个重要机密，你必须守口如瓶，包括对你的夫人和父亲。知道吗？” 丁默自然点头。 三天后，丁默拿出了他的方案：他准备对父亲谎称×（女佣人）原系他家的佣人，因和他有染被妻子察知而无法继续待下去；而他已和×产生了深厚感情，不忍分离，所以想把她送往台北，自然也不适宜留在老家，又不忍把她送往他处谋生，所以想请父亲出面把×介绍到丁雪酞公馆去做一个阶段的女佣人再说。 克格勃的特工专家紧急讨论了“丁默方案”，最后得出结论：可以施行。对外谍报局在考虑“女佣人”人选时，想到了傅索安，因为她是中国人，年龄、容貌又都符合方案要求，而且重要的一点是她在前两次执行任务时，都能表现出一种“特工的天赋”，专家们认为她肯定能够完成这项特别任务。这样，傅索安就被紧急从巴索里亚尔疗养院召回，飞赴香港。 傅索安抵达香港后，被安置在九龙一幢豪华的别墅中，确实过着比在巴索里亚尔疗养院还高级的物质生活，但是，这幢别墅里除了陪伴她的一对猫狗外，没有任何人，一切事情都要她亲自动手，包括侍候猫狗。另外，留给她看的录像片，全是清一色的香港片，而且每部里面都有不少关于佣人在东家干活、生活的内容。聪明的傅索安马上想到，这回大概要叫她扮演女佣人的角色，去完成一项什么任务了。由于有了这个思想准备，几天后克格勃指派的一名代表来到别墅向她交代任务时，她一点也不感到突然。 傅索安被送往丁默家中，真的做起了女佣人。丁默对此事守口如瓶，他本人对傅索安自然心存畏惧，不敢得罪。但他不谙真情的妻子、儿女却把傅索安当成了真正的佣人，很是给了些恶气，这对于傅索安来说，是进入角色的助动剂。后来她之所以能在丁雪猷公馆里站稳脚跟潜伏下来，部分得益于这一点。 傅索安在丁默家中待了一个多月，已经能熟练地胜任一个女佣人所需干的一切活儿，也学会了在主人面前如何使用各种得体的神态、语言。这时，丁默根据“海盗”的安排，真的和傅索安上了床，并且故意让妻子发现。丁妻虽不是《水浒》中孙二娘、顾大嫂一类的角色，却也没得可以，马上和丁默大吵起来，还打了傅索安两记耳光。丁默“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傅索安送到他所熟悉的一位富商家里，仍做女佣人，讲明是临时的，他将把她送往台湾去。 1970年11月20日，傅索安在丁默的陪同下，从香港飞往台北。丁默已经安排了一切，傅索安在丁默父亲了扶生家里只住三天，就被送往丁雪猷公馆去了。 令人惊讶的事实：克格勃的锁具 专家，仅凭着一张照片，就破译了具 有九位数密码的美国名牌保险箱锁 具，制造出一模一样的钥匙！ 丁雪猷公馆位于台北市区东南侧信义路附近的一条小巷里，附近有中山公园、孙中山纪念馆、台北医学院和国泰医院。这是一幢日本庭园式建筑物，占地面积不大，构筑得却十分精致。原是侵台日军一个高级将领的宅邸，台湾光复后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敌产没收，一度曾被警方占用。1967年3月丁雪猷从美国返台湾前，由蒋经国亲赴现场察看后，下手谕让紧急修缮，以“政府”的名义赠给丁雪猷作为公馆。 丁雪猷是个五十岁的矮个子，西装革履，戴着一副玳瑁架眼镜，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学教授，模样斯文，说话英语多于汉语。他一见傅索安，就笑吟吟地叫着她的化名：“陈尘珠，不错不错！长得这么漂亮，可惜没一份好工作，真是沉落在尘土中的一颗珍珠啊！ 不过没什么，你还年轻，完全可以改变面临的现状。唔，你会说英语吗？” 傅索安用英语说：“我能听懂，但说不好。” 丁雪猷大为高兴，说她说得还可以，马上给她起了个英语名字：玛丽亚。从此，他一直叫傅索安“玛丽亚”，一直到后来傅索安间谍案东窗事发，台湾有关方面来调查时，他仍这样称呼这个克格勃女特工。 丁雪猷家庭结构极为简单，就夫妻两人，一子一女全在美国华盛顿。和他们夫妇同住一起的有一个看门人，一个花匠兼杂役，一个厨娘兼佣人，两个卫士兼司机。傅索安去后，丁雪猷夫妇让她替代厨娘的一部分差使，主要是负责打扫内宅，这为傅索安进行间谍活动提供了便利。 克格勃为了开展这项工作，专门搞了个七人小组，分布香港。 台北，负责掩护、协助傅索安活动，传递间谍器具和情报。傅索安进入丁公馆后，立刻利用外出购物之便，把丁公馆的地形、房间分布图以及丁雪猷的一些情况作为首份情报递送给接应特工。几天后，她从接应特工那里获取了莫斯科的指示。对外谍报局要她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开始注意丁雪猷的言行，从中获取有关“GV计划”方面的情报。 一星期后，傅索安去丁公馆附近的一个超市为主人购物时，发现那里的广告栏里有一个暗号，她知道其中的意思，便去附近的中山公园“游玩”，在偏僻角落的一堆石块下顺利地取到了克格勃专为她送来的间谍器具，那是“FDⅢ”特工照相机和“K9”窃听器。这两种间谍活动器具都是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特务工厂新研制的产品，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间谍器具。“FDⅢ”照相机的体积极小，隐藏在一块普通女式手表里，其性能极佳，可以使用微型胶卷在通常摄影有困难的光线条件下拍摄任何种类的东西，拍摄时没有任何声响。“FDⅢ”伪装得极好，即使是受过训练的海关检查员，也看不出这块手表跟别的手表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拆开来看内部的机件，是不可能发觉这是间谍照相机的。“K9”窃听器的发明权并非克格勃所拥有，最初，大约在1957年，那是东德特务机关所研制的产品。1962年，克格勃的技术专家把这种微型窃听器改进成为一种“电子微型偷听器”，它的直径不到十二毫米，虽然体积极细，却具有高度性能，可以清晰地偷听一间房间里的每一种声音。甚至把它藏在一只挖空的鞋跟里，或者放在家具里，都能照样拾音。几年后，克格勃又将“K9”窃听器的体积缩小，使它的直径只有八毫米，而拾音效果却增强了一倍。到了60年代末期，随着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克格勃又把“K9”窃听器缩成比大头针略粗一点的体积。改进后的针状窃听器由于超短波辐射波的限度，发射电波的范围只能达到四百米左右。对外谍报局担心在丁公馆附近的接应特工不能在这个范围内收听、录音或者虽然能听但声音不清晰，又给她配备了刚从技术管理局的研究室里制造出来的“K9R”微型接受器，这种接受器只有一支圆珠笔大小，它收取针型拾音器的传播后，能立即自动增强发射，使收听者能在较远的地方收听和录音。 最初，傅索安凭着“Kg”窃听器听到了丁雪猷夫妇在卧室里的谈话中对于她的评价。她了解到丁雪猷对她毫无戒心，并且认为她很勤快，表示如果她不想离开，可以让她长期待在公馆里。而丁雪猷的妻子则担心丈夫被傅索安的姿色所吸引，多次婉转地提醒丈夫注意。傅索安由此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女主人的这一心理进行自己的活动，藉以牵制丁雪锁，后来她果然达到了目的。 丁雪猷虽然是“国防部”的“中将副局长”，但他从来不穿军服，只在他的卧室里挂了一套将军服。平时基本上也不去“国防部”上班，而总是在公馆里看书、用英文写作（他是军事评论家，在美国好几家报刊辟有专栏）或者接待客人。再不，就去美军驻台司令部进行半公半私的聊天，由于他和美国的那种关系，他向来被美军驻台司令部奉为上宾，有时他甚至就住在司令部里，一住就是二三天。 丁雪猷的公事，基本上就在家里办的。丁公馆后院那间三十多平方米的书房，就是丁雪猷的办公室。美军驻台司令部赠送给丁雪猷一个一米高的保险箱，让他用来盛放机密文件。丁雪猷另外还有一个从美国带来的保险箱，放在卧室里，用以存放他们夫妇的私人贵重物品。 傅索安根据上述情况，判断到10月份美国方面通过美军驻台司令部向台湾方面支付“GV计划”所规定的首批技术资料时，极有可能把丁雪猷召往司令部，当面交付。之后，丁雪猷会先把资料带回家里，次日再送往“国防部”。于是，傅索安意识到若要窃取资料，必须掌握书房那口保险箱的钥匙。 最初，傅索安想从丁雪猷那里获取保险箱印模，但观察下来发现难度极大。因为了雪猷从小受的是美国教育，性格中形成了一种讲究认真的成分。他认为保险箱钥匙应当永不离身，所以便专门制作了一根粗粗的金项链，把钥匙挂在上面，寸身不离，即使洗澡也不拿下来。傅索安从窃听器传来的对话中了解到，丁雪猷晚上睡觉时也不把钥匙取下来，只有和妻子过性生活时，才取下放在一边，过后即重新系上。傅索安思来想去，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即以色相勾引对方，伺机获取印模。她想凭自己的容貌，以及在特务学校所学的勾引男性的手段，把这个国民党中将引上床榻还是办得到的，况且必要时还可以使用克格勃特制的春药。问题是在具体实施前必须把丁雪猷的妻子调开，看来此事得依靠接应特工去实施了。 傅索安用密写药水写了一份“计划”，通过接应特工传往莫斯科。对外谍报局对这个方案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傅索安关于技术资料会先拿到丁公馆的推测，但是不同意她所想出的办法。特工专家们认为，傅索安在台湾潜伏，应当不留下任何可能会引起怀疑的蛛丝马迹，以女色勾引了雪猷而获取钥匙印模的办法是一种“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宜使用。因此，他们指示傅索安：作好从保险箱获取资料的准备，至于钥匙，由他们去解决，只要求傅索安提供一张该保险箱的正面照片。 傅索安于是动用了“FDⅢ”照相机，在打扫丁公馆书房时悄悄拍摄了一张保险箱的正面照片。这张照片被冲印放大后，送到了克格勃技术管理局专门负责锁具研究的第七研究所。第七研究所拥有二十多名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锁具专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一手开锁的绝技。用一根棉纱线开启某种手铐之类的近似天方夜谭的本领，对于这些专家来说，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专家对照片上的保险箱进行了辨别，认定这是美国雷呜公司于60年代初推出的“雷鸣牌”保险箱。他们从资料中查到，“雷鸣牌”保险箱具有防盗性能特强、锁具保密性极佳的特点，这种保险箱能防各种金属工具的砸、钻、磨、撬和电焊切割，甚至还能抵挡一定程度的梯恩梯炸药的爆破。它的锁具是特制的，采劝一箱一锁”制，即每口保险箱均配备一个与其他保险箱结构种类都不同的特别锁具，这种锁具所附设的密码长达九位数，使窃贼在一定时间内根本无法拨弄到“开启”的位置。这种保险箱的种种优点自然都是可以想象的，否则，美军驻台司令部绝不会赠送给丁雪猷了。 但是，这难不倒克格勃的锁具专家。他们经过研究后，决定先弄清了公馆那口保险箱的锁具的内部结构，然后仿制一模一样的一个锁具及钥匙。为了了解锁具结构，专家们专门设计制造了一个特殊装置。 1970年9月上旬，这个举世无双的特殊装置到了傅索安手里，同时附来的还有一份用密写药水所写的使用说明书。专家考虑到傅索安的文字水平，是用中文所写的，以使她能一目了然。这个特殊装置的外形像一本三百页厚的32开图书，六面全部是平整密封的，四侧是胶木，正面和底都是高级铝合金，正面有一层特制的粘膜，使用前揭去粘膜，把它平放在保险箱门的锁具上方，就会自动粘住，并且开始工作。半小时取下，原封不动送出去，就完成了全部了解锁具结构的程序。 傅索安拿到这个特殊装置后，立刻开始考虑如何下手。丁公馆书房的门平时一直是敞开着的，但是丁雪猷待在里面的时间居多，所以必须候得他出门时方可行动。了妻平时一般不去书房的，这倒不必考虑防范。其他几个人里，卫士是跟丁雪猷走的、看门人也不会去后院。剩下厨娘和花匠两个，花匠脚头最散，是防范的重点对象，不过这个老头子晚上通常是回家的。所以，傅索安决定选择某个晚上，待了雪猷出门应酬时下手。 傅索安等了大约一个星期，一天下午，丁妻忽然把她叫去，把两套衣眼交给她，让她去外面洗衣铺烫一烫，特地关照立刻取回。 傅索安听了，心里一动：难道今晚他们夫妇要出门？她不假思索，马上开腔道：“夫人，不必出门找店铺烫，我就会烫的。” 丁妻闻言大喜，立刻让傅索安操作。傅索安确实学过烫衣服，那是得益于1968年叛逃苏联后不久和克格勃两个教她俄语的女特工生活这一段日子。那两个苏联女人讲究穿着，每天烫衣服，她在旁边看着看着就会了，一动手比她们毫不逊色。没想到这一招到眼下竟能派到用常傅索安手脚利索地先烫好一套女式装，丁妻穿上身一照镜子，连叫“OK”，催着傅索安快烫丁雪猷的那一套。 傅索安边烫边问：“夫人今晚要出去？” “可不是吗？‘国防部’张高参的夫人今晚举行生日舞会，张高参再三邀请我们出席，那只好去一去罗！” 傅索安闻言大喜，寻思机会终于来了，这真叫“苍天不负苦心人”。 天黑以后，丁雪猷夫妇和两名卫士坐着轿车出去了，丁公馆里一片静谧。傅索安走到厨房里，催那个肥胖如猪的厨娘快弄晚饭吃。她知道厨娘喜欢吃喝几口葡萄酒，便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一瓶法国红葡萄酒，说她今晚也想喝一喝，让对方多弄两个菜。厨娘见了，自是高兴，马上操弄起来。不一会，菜肴就起锅了。傅索安让厨娘盛了一份，连同一瓶白酒放在一个食篮里，拎着送到门房那里，让看门人吃喝。她顾不上和对方说话，匆匆忙忙马上奔到自己的卧室，取了那个特殊装置，直去书房，按照说明书所叙述的程序迅速操作，把装置粘在保险箱上后悄然离开，回到厨房。 厨房里，胖厨娘已经把酒菜摆上桌子，两人相对而坐，边喝边聊。不料刚喝开个头，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个六十多岁的老花匠一头撞进了厨房，上气不接下气道：“不……不……不得了！” 傅索安见老花匠竟没回家，不禁目瞪口呆，望着对方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老花匠今天下午干完活后，不知怎么的感到甚是疲乏，便在花房里躺下休息一会，不想竟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天黑。 他急着回家，爬起来就走。哪知路过书房时，听见里面传出一阵阵轻微的响声，驻步定睛一看，竟见里面还有微光闪烁。这老头子笃信鬼神之说，见状想起这公馆原是日本将军的宅邸，当年肯定有人在这里屈死过，莫非现在闹起鬼来了？想着不禁大骇，便三步并作两步来厨房了。 当下，傅索安听花园如此这般一说，耳畔轰然一响，头都大了，思忖这下子要砸锅了！她心里骂着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专家：怎么没在说明书里写上那玩艺儿使用时会发出声音和闪光？ 胖厨娘一听，也是魂不附体，双手捂住心口，嘴里喃喃而语：“闹鬼了！闹鬼了！咋办呢？” 老花匠说：“要不我去叫阿祥去里面看看，他当过兵，想来不怕闹鬼。” 阿祥就是那个看门人，据说以前在胡宗南军队当过兵还立过战功，想来肯定杀过人，而杀过人的角色通常是不怕鬼的。 傅索安见老花匠要往外挪步，便强作镇定道：“别去叫阿祥，让我去看看吧！”说着，她操起一把切菜刀往外便走。花匠、厨娘互相望了望，壮起胆子远远地跟在后面。 傅索安边往后院走，心里边在思忖：到这当儿，得先保住自己，也顾不得什么钥匙不钥匙了，我进去后把那玩意儿取下来就是，再找个借口骗过他们，把这事给稳祝因为那两位跟在后面，她生怕被他们察觉，所以步履飞快，不一会儿赶到后院，往书房望去，却什么动静也没有。傅索安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书房，装模作样把灯打开，嘴里咋呼着“是什么东西”，眼睛朝保险箱一看，那装置好好的贴在门上，悄无声息，也没闪光。原来，这个特殊装置实际上是一架特制的X光摄像机，它能自动调节X光的射透强度，把保险箱锁具的内部结构一层层拍下照片。在最初启动机器时，它会发出类似电焊枪和焊接物接触所产生的轻微“噼啪”声和电闪光，须臾即消失。刚才正好被花医看见，现在自然没有了。傅索安见没有什么异常，便决定仍让它工作，毕竟这种机会是难逢的。她听见外面二位已往书房一步步挪来，便当机立断关上电灯，退出门外，笑道：“虚惊一场！” 花匠、厨娘异口同声问道：“是什么？” “是桌上那个台灯的插头拔下时没拉开，天黑以后工厂下班，用电量减少，电流、电压增大了，把插头吸近插座上的钢片，这样就引起电火花和声音了。我已经把插头拉开了，放心，没有事了！我们去喝酒吧。” 花匠、厨娘都是乡下人，哪里知道什么“电流”、“电压”，当下自然被傅索安懵住了，信以为真，如释重负。三人便回厨房去喝酒，傅索安担心两人多嘴多舌乱说出去引起了雪猷的怀疑，便说此事应当算是她的责任，因为插头是她拔的，一时大意了，请求“大爹”。 “大婶”不要对其他人说，免得主人赶她走，说着拿出一些钱塞给他们。花匠、厨娘原本就因傅索安的到来使他们减少了活儿而高兴，加上傅索安甚是乖巧，哪里舍得她离开，此时又得了钱钞，自是一口答应。 一会儿，傅索安看看手表半小时已到，便找了个借口，出去了一趟，把那玩意儿取了下来。却多了个心眼，不敢放在自己卧室里，而藏在花园里的一块石头下面。当晚，一宿无话。 次日，傅索安见丁雪猷夫妇神态依旧，料想没什么事儿，便利用去邮局替丁雪酞寄信件的机会，把X光摄像机送了出去，交给了每天守在联络点上的接应传工。 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锁具专家对所有X光像片进行了慎密的判读和研究，绘制了重达吨余的图纸，又经过上百次的实物试制，最后终于制成了一个和丁公馆那口“雷鸣牌”保险箱一模一样的锁具，并配制了相应的钥匙。1970年9月30日晚上，这把钥匙以及相应的密码数字送到了傅索安手里。接应特工向她转达了克格勃专家的意见，为确保万无一失，应当先试一试，看是否打得开保险箱。第二天，傅索安在打扫书房时，试了一下，轻而易举地把保险箱打开了。 10月10日，丁雪猷从美军驻台司令部参谋长史密斯将军那里拿到了美国方面托交的“GV计划”第一部分资料。史密斯将军为表示对实施该计划的庆贺和祝愿，以私人名义在美军驻台司令部举行酒宴，热情款待丁雪猷。酒宴结束后，果然如傅索安两个月前所估计的，丁雪猷把技术资料带回了公馆，放讲了他认为万无一失的“雷鸣牌”保险箱。 傅索安从窃听器中获知这一情报后，于当天半夜时分果断行动，打开保险箱后，用“RDⅢ”特工照相机拍摄了丁雪猷拿回家的全部资料。次日清晨，这批资料已被制成只有一粒芝麻大小的微型胶卷，傅索安把它放在一个清凉油盒里，当礼品赠给了那个化装成小贩的克格勃接应特工。 克格勃的情报专家对这批情况的评价甚高。对外谍报局为了勉励傅索安，还用密写药水写来了一封表彰信，对她的工作予以好评，并许诺在完成全部任务返回苏联后，将给予重奖。但是，无论是对外谍报局还是傅索安，都没有料到，当这封信到傅索安手里时，危险正在向她逼进！ 傅索安吓得魂飞魄散，暗忖此时 不走，还待何时？……全台岛戒严！ 电视台、电台滚动播放“悬赏通缉”， 傅索安插翅难飞！ 傅索安在丁公馆从事间谍活动被台湾方面很快就察知的原因，当时她并不知道，甚至连克格勃方面也不清楚。直到她历经艰难逃回苏联后九个月，才从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找她谈话的一位官员口中得知真实情况——美国准备并已开始着手援助台湾的那种化学武器。在当时美国的军事武器库里，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60年代中后期，由于越战的原因，美国在研制化学武器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所以他们在这个领域里处于世界之先。这样，即使不是最先进的化学武器，在苏联看来，已经是“耳目一新”了。傅索安盗拍的那部分技术资料，使苏联军方高级人士感到震惊，他们意识到苏联如果不立刻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将来是会大大吃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获悉这一情况后，于1970年10月中旬在克里姆林宫由勃列日涅夫亲自主持举行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决定立刻着手组织一批科学家开展研制化学武器的可行性研究。 当时，苏联化学家中有三人正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和访问，被国内紧急召回。这三名科学家，都是国际化学界榜上有名的角色。 根据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的情报机构的工作惯例，举凡这类科学家，都是他们的监视对象，他们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每篇文章都是情报特工所大感兴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中心，甚至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档案库，将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核专家、气象专家地理专家的各种情况加以搜集保存，不断予以研究，以判断是否有研制新式武器、研究战争可行性的迹象。现在，苏联一下子紧急召回这三名化学家，马上引起上述国家情报机构的注意。这些国家互相之间订有“交换情报”的协议，经常交换一些被认为可以推出的情报。当下一交换，苏联的这一动态马上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度注意。他们是知道“GV计划”的，专家一分析，马上怀疑“GV计划”在实施中有可能出了毛病，着了苏联情报特工的道儿。美国人动不动就要上真格的，尤其在谍报范围内，他们宁可上当白花力气，也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疑点。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头头脑脑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刻着手调查“GV计划”的泄密情况。局本部指定七名高级特工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全权负责调查此事。 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小组首先在本国进行调查，循着和”GV计划”有关的国防部、陆军、兵工科研部门进行了一系列极为秘密的调查，并未发现问题。于是，他们把调查触角伸向台湾，自然也是悄悄的，先调查美军驻台司令部与“GV计划”有关系的几位将校军官，在确认可以排除疑点后，终于认定毛病有可能出在台湾方面。 到这时，有关情况可以向美军驻台司令部通报了，并且按照惯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宜直接和台湾方面发生关系，而应当由美军驻台司令部和台湾方面联络沟通。调查小组和美军驻台司令部一通气，决定由美军驻台司令部出面向台湾方面提出请安排力量开展对此事的调查。 1970年11月3日，美军驻台司令部参谋长史密斯向“中华民国总统府侍从室”打电话，要求会见蒋介石“总统”。当时蒋介石正患感冒，在发烧，遂让蒋经国代为会见。史密斯参谋长向蒋经国通报情况后，要求立刻进行调查，并就此和美方保持热线联系。史密斯走后，蒋经国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会见情况。蒋介石闻讯后很是惊畏，因为当时尼克松已经就任美国总统，美国方面已经在某些方面显露出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端倪，“GV计划”的达成本来就来之不易，如果在台湾方面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断实施该计划的借口。因此，蒋介石立刻让蒋经国向“国防部长”黄杰转达口谕，命令“国防部情报局”仿效美国中央情报局组成特别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严密调查。 台湾党政军的组织结构，一向有些不伦不类，比如“国防部情报局”（其前身是“国防部保密局”，再往前那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局”）。从名义上看来应当完全归“国防部”管辖，但它的实权却在主管台湾全岛谍报工作的蒋经国手里。所以，蒋介石让蒋经国向黄杰转达口谕，实际上就是向蒋经国下命令。蒋经国当即驱车去黄杰官邸，传达‘”总统”口谕后，要求黄杰向“情报局”下达了有关命令，再往下这事就由蒋经国过问了，一直到调查结束，才让黄杰看了有关书面结论。 “国防部情报局”的调查组成员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组成员要多，共有十七人，由军统少将级老特工叶佩防担任组长。叶佩防接受任务后，先去拜访了“国防部办公厅”“副厅长”龙政旺，了解了关于“GV计划”的基本情况及台湾方面的承办程序。调查组一分析情况，认为如果真是出毛病的话，那么毛病出在丁雪猷那里。 丁雪猷的情况，叶佩防自然知晓，他不敢贸然把调查触角伸向这个深受蒋家父子器重的红人，遂去求见蒋经国。蒋经国听了倒并未觉得意外，他认为了雪猷本人决无问题，无论从其信仰、忠诚及经济状况的任何一方面来说，都决无与苏联合作的可能，估计毛病出在其周围。蒋经国指示叶佩防：直接与丁雪猷接触，向其了解有关情况。 叶佩防领了令箭，有恃无恐，当下便找了一个丁雪猷正好去“国防部”自己的办公室坐坐的机会，闯了进去，和丁雪猷当面接触。叶佩防和丁雪猷，实际上是老相识了。当年丁雪猷以美国对华军援组成员身份待在陪都重庆时，叶佩防是军援组的卫士组组长。丁雪猷去前线视察时，叶佩防总是提供寸身不离的保护。有这段情谊，又有蒋经国发的话语，丁雪酞对叶佩肪还是客气的，知道叶英语水平蹩脚，他特地说起了汉语。但他一口咬定自己这边肯定不存在什么泄密问题，让叶佩肪去其他方面调查。叶佩肪好说歹说，并且表示相信他这边不会出什么纰漏，只不过作为程序过过场，才使他答应谈一下自己经手办理“GV计划”的经过。这一谈，叶佩防马上发现有一点不对头：丁雪猷竟然违反规定把“GV计划”资料带回家，虽然只在家里放了一夜，但谁能保证毛病不恰恰出在这个晚上？ 叶佩防一说，丁雪猷哈哈大笑，不以为然道：“老弟，你可能不知道，我那口保险箱是美军司令部赠送的‘雷呜牌’，不是吹，别说什么万能钥匙了，就是我把原配钥匙插在上面叫人去开，也别想动它的脑筋！再说，这钥匙我是昼夜寸身不离的！” 叶佩防见谈不下去，只得布置开展外围侦查。他倒不是已经认定准是丁雪猷那里出了毛病，而是此事系蒋氏父子亲自交办的，必须把劲使到，方方面面都查一查，有苗头当然最好，该他立功受奖。没有线索，他也可以交差，落个“办事认真”的评语也是好的。 所以，他执意要调查清楚。 由于把疑点设想在丁默猷把资料带回公馆的那天晚上，所以调查组把调查零点定在那天晚上和资料存放同一时间在丁公馆过夜的人员身上。他们把丁妻、卫士、看门人、花匠、厨娘、傅索安一一排列，马上将疑点集中到傅索安身上，因为一是新近方来，二是并不是台湾居民。查到这一步时，正好蒋经国召见叶佩防，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叶佩防一汇报，蒋经国大为吃惊，拍桌道：“丁雪献糊涂，怎么能把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收留在堂堂国军中将的公馆里！”当即命令调查组迅速查清傅索安的背景，并且同时把她秘密监控。 对傅索安的调查开展得很是顺利，“国防部情报局”调查组循着丁雪猷一了扶生这条线索一直查到香港，终于发现傅索安所示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是伪造的。至此，差不多已经真相大白了，叶佩防在请示蒋经国后，决定逮捕傅索安。 1970年12月10日，上午9点多钟，两辆轿车驶抵丁公馆外的小巷口，叶佩防率领八名特工来抓傅索安了。按理说逮捕傅索安这样一个角色毋须一个少将大特务亲自出马，但因为是去丁公馆抓人，叶佩防就不得不出马了。从保密角度考虑，事先没有通知丁雪猷，叶佩防生怕这么多人贸然上门显得孟浪，便让手下人在小巷里守着，自己先去通个气。 丁雪猷正在书房里写稿子，听说叶佩防来访，料想必仍是来谈“GV计划”那事的，心里颇不以为然，有心不见，却又没有理由，只好让他进来，直接到书房。傅索安见来了客人，习惯地沏了茶送上。叶佩防担心傅索安在外面偷听察觉，便打着哈哈对丁雪猷说：“听说丁局长卧室里的一套西洋家具实在不错，兄弟特来求观一眼，想给即将新婚的犬子也依照购上一套。” 丁雪猷听了一愣，寻思你这家伙生了一对女儿，哪有什么“犬子”？正纳闷间，见叶佩防朝自己不住地眨眼睛，这才恍然：他有事要拉我到卧室去谈。丁雪猷知道叶佩防是衔命调查“GV计划”一事，自是不会开玩笑，便点头道：“好啊，去看看也好啊！只是你大概得去夏威夷才买得到。” 两人说说笑笑步出书房，往卧室方向走去。叶佩防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番心思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傅索安并不认识叶佩防，也不知这个西装革履的老头子是什么角色。她送上茶水后，走出书房院子里晾衣服，忽然见盯叶两人往卧室那里去了，心里不禁一动：这是什么意思？看这老头和丁雪猷刚见面时的样子，并不是什么深交故友，以丁雪猷的规矩，哪有随随便便往卧室领的道理？莫非其中有诈？傅索安想着，寻思此事不得不要注意，做间谍的，凡事都须防范在先！于是，她马上快步走回自己的卧室，拿出笔型窃听耳机，按下按钮启动，藏在丁雪猷卧室里的“Kg”针状窃听器，把“圆珠笔”（耳机、录音机）的一端贴近耳朵，里面传出叶佩肪和丁雪猷的对话声音：“……丁局长，情况就是这样的。” “唉！她是这种角色，真使我始料不及啊！老弟，这事‘总统’知道了吗？” “‘总统’大概还没知道，不过我已报‘秘书长’（指蒋经国）了，‘总统’那边肯定是瞒不过去的。” “看来我这次要栽了！” “丁局长，不瞒您说，兄弟我今天登门，就是来拿她的，我带来的弟兄就在小巷口等着。” “没说的，人。你拿下就是！” 傅索安被这番话吓得魂飞魄散，暗忖此时不走，还待何时？前面小巷有人，我就从后门走。她来不及收拾什么东西，连窃听耳机也没拿，当即拔腿便走，一溜烟地奔到后院，开了后门逃之夭夭。 却说叶佩防和丁雪猷定下逮捕傅索安的措施后，叶佩防立刻出门去召集特工，丁雪猷则让花匠去唤傅索安，想在他的卧室里遣人。不料，花匠在公馆里转了一圈没找到傅索安。这时叶佩防领着那班人进来了，一听找不到人，不禁大惊失色，马上断定傅索安已经逃跑了。叶佩防是老特务，经历丰富，立刻定下神来，命令八名特工立即出门分头追捕。然后，他要通了台北市警察局的电话，直接和指挥中心的头头通话，自报身份和简单说明情况后，用下命令的口吻道：“立刻启动！控制机场和火车站！在淡水河上的光复桥、华江大桥、中兴大桥、忠孝大桥、台北大桥、淡水大桥、重阳桥和基隆河上的百龄桥、承德大桥、中山桥、大直桥紧急布设哨卡，检查过往行人、车辆，把逃犯围在台北市内，然后查缉！” 警方紧急行动，在十几分钟之内已经落实了上述措施。 叶佩防随即赶回“国防部情报局”，向上司报告情况后，又抽调大批特工，并调动部分军警，在台北市内紧急通缉傅索安。与此同时，电视台和电台也破例播出“悬赏通缉”，其实这时傅索安已经逃离台北市了。 傅索安从丁公馆逃出来后，立刻拦了一辆出租汽车，直驶台北火车站，赶在警方控制车站前的一二分钟跳上了台北开往基隆的短途火车。她只乘了两站就下了车，又坐出租汽车急驶基拢车抵基隆市区，傅索安立刻下车，换乘了一辆挂基隆牌照的出租汽车。司机问她去哪里，她不假思索道：“港口！” 特维尔谍报学校开设的众多间谍科目中，有一项就是“安全返回”，即在国外一旦被追捕时如何逃回本国。“安全返回”课上，教官反复强调的几个要点时，有一个就是“在走投无路时，应当往港口逃”，因为一般大城市的港口都是国际码头，停泊着许多外轮，也许其中就有苏联或者和苏联友好国家的远洋轮，那时就可以逃上外轮偷渡出境了。傅索安此时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处境十分危急。动的就是这个脑筋。 当然，城市的港口都有警察或者保安人员守着，以防止偷渡。 这一点，教官在讲授时提及过，也教过方法：苏联的远洋轮，都由克格勃定期给一个统一的呼叫暗语，这种暗语一般三个月调换一次，而派遣特工在接受任务时则必定被要求记住这个呼叫暗语。当发生意外需要向可能停泊在某个港口的苏联远洋轮求援时，则可去附近的民用电报局拍发电报，轮船上收到暗语电报后，立刻会作出反应。傅索安抵达港口后，马上去附近一家电报局拍发了一份这样的电报，这时，她不清楚基隆港是否停泊着苏联货轮，此举纯是“病急乱投医”式的求援行为。不想巧的是这天基隆港的海面上正好停着苏联一点二万吨级“阿莫斯尔号”远洋货轮。船上电讯室收到暗语电报后，马上报告船长。船长意识到自己碰上了苏联航海界圈内人士熟知却又极少遇到的情况，马上和政治委员通气，两人商量下来，决定派人上岸去接应这个求援者。但是，他们担心上台湾或者美国情报机构的当，决定求援者若无法提供证明自己真实身份的证据，就不予接应。船长把这个任务交给大副，让他带领一群船员以“玩”的名义上岸，在码头附近寻找求援者，验明身份后把求援者带上轮船。当然，由于码头上要点人数、查证件，所以这里面要耍耍花招，比如由船上派出汽艇去海面上接应。 大副等人很快就在港口外面一家商店门口和傅索安见面了，他们见迎上来的是一个中国姑娘，不由一愣，大副马上想起政委的嘱咐，寻思这别是美国和台湾合搞的一个圈套。这时，傅索安开口了，说的是俄语，问他们是不是苏联海员。这一开口，疑窦更重了，因为对于苏联人来说，傅索安所说的俄语听起来总不十分流畅，大副便怀疑这是台湾特工，是想混上船搞什么名堂的。他还没开口，一个船员搭腔了，说他们是苏联“阿莫斯尔号”远洋货轮的船员，还介绍了大副。傅索安马上盯住大副，但在马路边上显然不便说，见对面有家酒吧，便提议会里面坐坐。 一行人走进了酒吧，刚刚坐下，店堂里悬挂着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上突然中断了正在播的音乐节目，播出了台北市警方发言人公布通缉“除尘珠”的讲话。傅索安胆战心惊，一面东张西望看四下是否有人注意自己，一面压低了声音对大副说：“同志，这个‘陈尘珠’就是我……”大副打断道；“你是什么人？” 傅索安说：“我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也就是对外谍报局的军官。” “可是你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但已经取得了苏联国籍，所以是苏联公民。我奉命来中国台湾执行任务，现在突然暴露了真实身份，正遭到追捕，所以向你们求援，希望你们马上把我接应到你们的船上！” 大副有点相信了，但他要求查看证件。这真是隔行如隔山，傅索安被弄了个哭笑不得，心急如焚道：“我是混进岛的，哪里来的证件？” “那你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真实身份的东西吗？” 这时，电视里又播出了警方的通缉令。傅索安寻思这真是“急惊风遇上慢郎中”，她擦去脸上的冷汗，突然想起“FDⅢ”间谍照相机，马上把手表从腕部解下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照相机，也许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 海员身上都带着多功能刀，手表马上被拆开了，大副看了只有豆粒大的照相机，马上称傅索安“同志”，随即作了布置，命令六个海员立刻乘出租汽车赶到附近的东海衔基隆海水浴场，租一艘快艇往港口外的和平岛方面驶去，他和另外的船员马上回船，派汽艇和他们的快艇会合，把傅索安接上汽艇，载往“阿莫斯尔号”。 四十分钟后，傅索安已经安全地上了“阿莫斯尔号”。她一见船长、政委，就要求船上的电台向莫斯科克格勃第一管理局总部拍发一份密码电报。这份电报很短，使用的是克格勃特工在国外执行任务遇上突发事件时所规定的密码，每个派遣特工都把这些密码背得滚瓜烂熟。电报发出后不到一个小时，“阿莫斯尔号”就收到了苏联交通部直接发来的电令，让他们“绝对负责地保证‘所载货物’的安全”。博索安的身份得到了确证，于是，她马上被船长。 政委当作座上宾予以热情款待，他们在船上的小餐厅搞了一桌极为丰盛的酒菜，为她压惊。这顿酒席刚开始不久，就有执勤水手来报告：台湾警方派人来交涉，说奉命对“阿莫斯尔号”进行检查。同时，港口外的海面上有几条警方的巡逻快艇在穿梭行驶，估计是监督“阿莫斯尔号”的。 原来，“国防部情报局”在布置对台北市的查缉行动后，考虑到博索安有可能已经通过特殊渠道离开台北，便迅速布置在台北市周围的台北县、基隆市、桃园县、宜兰县进行查缉，并且出动炮艇和直升飞机在海面搜索，检查可疑船只。与此同时还把情况向美军驻台司令部通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个调查组有两名特工一直待在司令部里，等着台湾方面对此事的调查结果，当下听说此情况后，凭着特工所特有的直觉，认为傅索安有可能会逃上停泊在基隆港的外国轮船潜离台湾，于是提醒“国防部情报局”予以注意。“国防部情报局”一查，发现基隆港停有苏联货轮“阿莫斯尔号”，顿起疑心，于是立刻让该局基隆站对“阿莫斯尔号”组织严密搜查并予以监视。 却说傅索安刚刚如释重负似地松了一口气，听值勤水手一说此事，顿时脸色煞白，惊问“怎么办”。船长和政委也很紧张，低声交换了几句意见，船长出去应付来人，政委对傅索安说：“请你放心，我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但是你可能要受点委屈。”说着，叫来两名水手，让傅索安跟他们走。 傅索安已经紧张得六神无主了，手足无措地跟着水手走，七拐八弯下到底层油舱。一个水手拿出一套潜水服，帮傅索安穿上，又把氧气瓶给她背上，对她说：“作好准备，必要时你就只能钻到油舱里去躲避搜查了！” 这时，十多名特工警察已经上船开始搜查了。他们搜查了船长室、卧舱、餐厅、厨房、仓库、货舱、活动室、厕所、救生艇等等可以藏人的地方后，在每个通道口都站上一个人，其余三人便上到机舱搜查。油舱那里，那两名水手接到上面打来的电话后，马上让傅索安下到舱底，伏在油中，然后，他们便拿着工具开始“修理”设备。 一会儿，那三个来到油舱，尽管检查得很认真，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油中伏着一个人。 这一幕，终于有惊无险地过去了。傅索安在油中待了半个多小时，那时是冬天，温度在摄氏十度以下，等她爬出来时，已经冷得籁籁作抖了。而且，由于过敏，她全身许多部位的皮肤都产生了疙瘩，又痒又痛，后来治了好一阵才痊愈。 三十小时后，“阿莫斯尔号”离开了基隆港，经日本返回苏联。 傅索安总算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克格勃在对傅索安进行审查后，确认她对此事并无责任后，通过交通部对“阿莫斯尔号”的有关人员进行了表彰。克格勃的内部宣传读物中也反复提及此事，想藉以说明“苏联人民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心连心”的。但是，据当时一度在苏联秘密流传，被克格勃称为“地下反革命宣传品”的《现代事纪实》载称，该刊曾采访过“阿莫斯尔号”的船员，他们称此举并非出于对克格勃的支持，而完全是迫于克格勃的淫威所做。否则，他们在回国后将会遭到严厉的报复。《现代事纪实》当时在苏联人民中口碑甚佳，所载纪实文字从未出现过失实现象，因此说应当是可信的。 至于“GV计划”，果真如蒋介石所估计的，被美国方面因此事而取消了。丁雪猷责任重大，原应逮捕，但考虑到他同美国方面关系的作从，仅以“降级降薪”处理了结。但是，丁雪猷的表侄丁默，一个多月后却突然在香港被人暗杀。他的死，至今仍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