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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族老人向边疆战备医院捐献的 秘药突然失踪！赃物突然如数 送回。但案件并未结束，后面还 隐藏着一个特大阴谋 …… 傅索安从台湾逃回苏联后，一面治疗皮肤病，一面接受克格勃对她的审查。这种审查的一部分是让她一遍遍地写书面述职材料和无休无止的回答讯问。这种遭遇，再加上皮肤病的折磨，使她心烦意乱，有时真想自杀。无可奈何之际。她就只好从酒精中寻求刺激，藉以解脱。 这种状况直到1971年元月上旬，才算宣告结束。那天，克格勃的两名官员突然来到她住的招待所，请她出去吃饭。饭桌上，他们向她说明了她在台湾暴露身份的原因，说责任不在她身上。由于她完成了一部分任务，所以仍能受到奖赏，总部决定向她颁发一笔奖金。另外，那两个官员以个人名义向她赠送了一件礼物，那是一个带打火机的烟盒，具有照相、发射子弹、毒针的多种功能，是一件间谍器具。 这顿饭吃过后，傅索安获得了自由。克格勃通知她可以在莫斯科市区和郊区任意游览，但如果要离开上述范围，则须报告去向，以便有事可随时联络。傅索安叛逃投苏当克格勃特工后，尽管游览过香港、东京和台北，但却从来游览过莫斯科。她决定乘这次机会，好好游玩一番。傅索安购买了一本《莫斯科游览手册》，细细研读了半天，又花了半天时间制订了一个旅游方案，先游哪条路线，次游、再游哪条路线，详详细细都列了出来。但是，正当傅索安开始实施这个方案时，突然获得的一个消息使她的情绪一下子跌进了深谷，以至于打消了旅游念头。那是1971年元月11日，傅索安在莫斯科马克思大街购物时，意外遇到了一个苏联姑娘——特维尔谍报学校的同学玛莎。两人一阵惊喜之后，手拉手走进饭店喝酒。玛莎比傅索安早两个月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被分配在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六部情报处担任内勤。她告诉傅索安一个两天前刚刚获悉的消息：钟秀翔奉派去中国执行任务，因身份暴露而被中国公安部门抓获，目前生死不明！ “啊？！”傅索安目瞪口呆。 钟秀翔的被捕经过，是一个完整无缺的侦破故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西北侧，有一座逶迤连绵一直延伸至苏联境内的山脉——塔尔巴哈台山。塔尔巴哈台山中国境内一侧，有个边题名镇塔城。塔城附近有一条额敏河，二十八年前，由苏联克格勃一手策划的企图制造、传播牲畜瘟疫“新疆出血热”的阴谋，就发生在额敏河畔。 额敏河畔有个距中苏边境仅二十多公里的城镇，名叫吉也克。 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紧张时，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7年代中期已划并兰州军区）在吉也克的附近设置了一个代号为“7801”的野战医院。7801医院的设置，既是战备需要，也弥补了边境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医院向当地各族群众开放，还派出医疗小分队深入牧区，送医赠药，为少数民族人民消除病痛。一时间，额敏河畔的人民群众对7801医院有口皆碑，赞不绝口。 7801医院的义举，感动了吉也克镇外巴拉坎大队的一个社员。这个社员是哈萨克族，名叫铁克里，1890年出生于额敏河畔，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铁克里解放后被定为“富裕中农”成分，距“地、富、反、坏”中的富农仅差半个坎坎，所以为人处世一向小心谨慎。特别是1962年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发生后，因铁克里的两个儿子率妻子儿女悉数逃奔苏联，他更是羞愧难当，整日价在人前不敢抬头。到了1969年7801医院初建开张时，铁克里夫妇都已是风烛残年之人。1969年12月，铁克里76岁的妻子患了肺气肿，去公社卫生院看了几次，钱钞花了不久疗效甚微。这时正好7801医院的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解放军医生免费为铁克里妻子诊治，长达三月之久，终于给治愈了。这时，铁克里本人又交了厄运，先是感冒，后是疟疾，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幸亏又蒙医疗队伸援手，才算恢复了健康。铁克里对7801医院大为感激，决定向解放军献出他珍藏多年的祖传秘方。 1970年7月中旬的一天，铁克里骑着一头毛驴来到7801医院，对一位看病看得熟悉了的医生说有要事求见院长。那位医生报告院长余敏章获准后，把铁克里领了去。铁克里见了余院长，烟不抽，茶不饮，甚至坐也没坐，从怀里掏出一小瓶药液，放在桌上。 说献给医院。 余敏章揭开瓶盖，一看，那是一种淡黄色的液体，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怪味，刺鼻但能接受。他合上瓶盖，笑吟吟道：“老人家，请坐！唔，这是什么药？适宜于治什么病？” 铁克里告诉余敏章，这药叫“长肉水”，把它擦在伤口上，具有消腐、抗菌作用，并能促使伤口迅速长出肉芽，加快愈合。他因感谢解放军，所以把根据父亲临终前留下的秘方配制的这种药水送来医院，请医生试一试，如果确认有用，他将献出秘方。铁克里说完，不顾余院长的挽留，告辞而去。 7801医院几位领导对铁克里献药一事进行了研究，认为其行为一般说来不会有差错，但那“长肉水”效果如何却颇难鉴定，总不能贸然在哪个伤员身上试验啊！最后，决定先找头动物来试验一下。这事责成外科主任负责，他让人找了条狗，制造伤口，促其发炎。三天后，外科主任亲自操刀；将狗身上的伤口腐肉挖去，清洗创口后擦上了这种“长肉水”。二十四小时后，检查伤口，发现不但未发炎，而且已经开始长肉芽。继续试验，仅仅四天，伤口就愈合了，从头到尾未使用过任何其他药物。于是，院长会议决定，在征得伤员本人同意后，可以将“长向水”使用到人体伤口上。 第一个愿意接受“长肉水”的是一名工程兵战士，他的左脚内侧在施工中被机器轧伤，形成一个十厘米长、七厘米宽的伤口，最深处可见骨头。入院治疗一个月，链霉素、青霉素打得臀部结块，一碰就痛，但伤口不但没长。而且有轻微发炎症状。这战士被折腾得心烦意乱，听说有这种神奇的药水，立刻要求试用。半个月后，一小瓶“长肉水”用光，他的伤口也长合了。这中间，从第四天开始不再注射抗菌素，仍眼用维生素C。伤口长合了，但因面积过大，已经超过了人体皮肤正常自行愈合的范围，医生决定以植皮方法解决这个难题。 医疗方案很快就拟就了，准备从伤员自己的大腿上取下皮肤，移植到左脚伤口上。还没进行时，铁克里因久未得到献“长肉水”的下文而二上医院来了，听余敏章一说情况，笑道：“不必植皮，我还有‘生皮水’。” 余敏章大喜，急派人随铁克里去取来“生皮水”。这回不以动物先做试验，直接用到伤员身上。奇迹又一次发生了，仅仅九天，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这时，正好新疆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首长来7801医院检查工作，闻知此事，大感兴趣，召见了哈萨克族老人钦克里。谈话中，铁克里透露了这两种药水的来源：系当年左宗棠率清朝军队西征伊犁抗击异国侵略者时，军队中的郎中留下的配方。卫生部首长指示给铁克里物质奖励，并希望在这两种药水扩大试用范围获得成功后，铁克里能献出秘方，造福人民。铁克里一口答应，说将马上采集原料，配制浓缩药液，送来稀释后供一批伤员试用。 卫生部首长和铁克里紧紧握手，当场指示余敏章：“药水配成后，送到乌鲁木齐，卫生部将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批量试用。铁克里在配制药水期间，有什么困难，你们随时帮他解决！” 7801医院留铁克里住了一夜，次日余敏章派车送他回村。临走时问铁克里需要提供什么帮助，老汉想了半天，说别的什么都不要，只缺两个有不透气塞子的玻璃瓶，因“长向永”和“生皮水”都有较强挥发性，必须有密封塞子的。余敏章说这很容易，遂即派人去医院药房索要。药房主任听了要求，让一个药剂员去药品仓库取了两个一干五百毫升容量的盐酸瓶，那上面是防止挥发而又开启方便的玻璃塞子。用碱水洗干净，又消了毒，交来人带给铁克里。 铁克里折腾了一个来月，于1971年10月上旬把两瓶自制的神奇药液送到了7801医院。余敏章院长收下了药水，即往千里之外的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挂电话。卫生部说医院近日如有便车去乌鲁木齐，可顺便捎来；如一时无车，则军区在下周有车去塔城，返回时可交车带回。余敏章一算，最近几天无车去乌市，只有下周交军区的车捎去了。他唤来一个木工，让量了盐酸瓶尺寸，定制两口本箱，里面须填垫棉花，以防路上把瓶子颠碎。木工走后，余院长又叫来药房主任，让他把这两瓶药水拿往药房去保管。余院长特地关照：“这两瓶药水是铁克里老汉照祖传秘方特地配制的，贵重无价，军区卫生部又等着要，你可得留心些，千万不要出差错！” 药房主任又是敬礼又是拍胸脯：“请院长放心，保证出不了问题！” 这句话说出不到十二小时，问题就出了：“长肉水”、“生皮水”连瓶一并不翼而飞！ 药房主任把这两瓶被余敏章称为“贵重无价”的药水拿回药房后，交给了药品仓库负责人李某。李某是个细心人，寻思这瓶子不能随便乱放，万一碰翻砸碎了怎么担当得起？想来想去，忽然灵机一动：这是盐酸瓶子，把它和盐酸放在一起岂不最为适合了！于是，这两瓶药水就放进了装有原瓶盐酸的那个木箱里，为防止搞混，是单独放在上面一层空格里的。当时，李某只考虑到“碰翻砸碎”，没从“防盗”方面去想。 这天晚上，药房轮到上夜班的是两个女军人：药剂员杜晓玲和收款员乔冰。上半夜还有几个病人来配药，下半夜就没人来看病了。杜、乔两个凑在一起说着话，大约到2点钟左右，乔冰去上厕所，不一会儿，她慌慌张张跑进来，悄声对杜晓玲说：“怪事！对面药品仓库里面怎么有亮光？！” “亮光？”杜晓玲一惊，“什么亮光？” “像是手电筒光，一亮就消失了。” “不好！准是有人搞破坏！”杜晓玲胆大，“走！咱们去看看！” 两人脱下白大褂，露出绿军装，锁了门，双双轻奔与药房仅隔一个院子的药品仓库。到门口一看，门锁完好无损。随即转到后面，后面的小门也锁得好好的。又到靠围墙一侧，定睛一看，只见两扇窗户洞开，十二毫米粗的铁栅栏已被扯开三根，像矛尖一般地朝上翘着！ 杜晓玲倒抽一口冷气：“果然有人搞破坏！小乔，你去叫人，我在这里守着！” 乔冰急忙往门诊部奔去。杜晓玲从地下拣了半截砖头，侧身盯着窗口，但仓库内却没什么动静。片刻，乔冰叫来的医生、护士七八人赶到了，几个男的从窗口里爬进去，各处查看了一遍，没发现人影，显然那家伙已经逃掉了。 仓库负责人李某闻报，急忙赶来。整个野战医院，只有他有药品仓库的钥匙，开门进去，一个个橱柜、架子、箱子检查下来，没短缺什么药品、器械。李某松了一口气：“唉，幸亏小乔发现得早，估计那家伙听见声音不对，来不及偷什么东西就溜走了。要不，这里面贵重药品有的是，随便偷点出去卖给一些小医院就能发财了。” 众人一听，都很高兴。尽管没逮住窃贼，但医院财产没受损失，这毕竟是一桩欣慰之事。有人说幸亏被乔冰发现异常，否则损失准难免，应当表扬她。也有人说保卫科夜间巡查不力，该挨批评。正七嘴八舌说着，忽见李某突然抬手一拍额头，冷不防一个激灵的样子，正不解时，李某已经三步并作两步窜往仓库里侧角落，跟着就传来一声长长的惊叫：“呵——糟啦！” 放盐酸的木箱里，那两瓶被余院长称作“贵重无价”的药水已经不见了！显然，这就是窃贼撬窗入室的目标。 这时，保卫科值勤人员赶来了，听李某一说情况，惊得差点跳起来。几个人二话不说，立刻把所有人都赶离仓库，将现场封锁起来，同时向院值班领导汇报。 7801医院家属区就在医院后边，不一会，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药房主任、保卫科长等一班头头脑脑都赶来了。保卫科长被余敏章骂了个狗血喷头，差点挨耳光。余敏章骂够了，才喝问：“你看怎么办？” 保卫科长垂头丧气回答：“开展侦查，抓获窃贼，追回赃物。” “咋个查法？” 保卫科长小心翼翼道：“这个案件案情特别重大，看样子要和公安部门联系。” 余敏章和政委交换意见后，决定立刻向公安部门报案。电话打去后，没隔多久，吉也克镇派出所的所长就带领四名警察赶来了。当时中国的警方装备比现在差，镇一级的派出所连刑事侦察勘查包也没法配备，那位所长已报告哈拉布拉县公安局，所以也不勘查，只让两个警察带着两条从牧民家借来的猎犬，和生人一起嗅寻踪迹。两条猎犬胡乱折腾了一阵，无功而返。 天亮以后，哈拉布拉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队长马斯勋率八名刑警驱车赶到7801医院。一下车，也顾不上和院方寒暄，便立刻进行现场勘查。马斯勋原是西北野战军的侦察排长，转业到公安局干刑警，已经干了二十年刑侦工作，侦破过不少大案、疑案。 像7801医院这类现场，在刑事案件中不算很复杂的，马斯勋指挥手下刑警里里外外爬上爬下折腾了一阵，弄清了窃贼进出现场的路线：先从外面攀上围墙，下到医院地面，穿过三米宽的夹弄，到药品仓库窗下，用胶布贴在玻璃上，弄碎玻璃后拨插销打开窗子，然后用棍状物撬开三根铁栅栏而钻进仓库。他进入仓库后没翻动其他东西，连放置人参、羚羊角、猴枣、麝香、珍珠粉等价格昂贵的稀珍药品的柜子也没打开，而径往放盐酸、蒸馏水等医院实验和自制药品用的原材料的那个角落，窃走了铁克里的那两瓶药水。他从原路出了仓库，爬墙逃离医院时也许因为带了赃物碍事，就把不远处的一个木架子搬到墙边，踩上去攀越而出。从仓库窗台上和木架子上分别提取到三十八码脚印一个，从印痕看，那是一双崭新的解放跑鞋。由此判断，窃贼是一个身高一米六五左右的矮个子。 马斯勋和院长、政委单独交换意见后，决定由县公安局、镇派出所以及医院保卫科抽调出来的四人组成联合专案侦查组，全力侦查这起盗窃案。以现在眼光看来，医院保卫科并非法定侦查机构，只能协助破案，而没有作为侦查主体参与侦查工作的资格。但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做法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流行的。当天上午10时许，专案组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特邀余敏章院长到场介绍了关于铁克里那两瓶药水的有关情况，然后进行讨论分析。 派出所长首先发表意见，他认为这是一起内盗案件，理由是从余院长的介绍看来，铁克里送来药水是突然行为，事先没有约定过日期，从送达到失窃只隔了十几个小时，外人甚至本医院的其他科室、部门的人是不知道这一情况的，只有药房和院部的人才知道。 所以，从逻辑推理角度来说，该案应当是知情人内盗。 但保卫科长对此高见不敢苟同：“我们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是革命军人，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否则，怎么会被挑选来到这边防重地？不瞒诸位说，我院组建一年多以来，全院内部没发生过任何偷窃、奸情、诈骗、拾物不交之类的事儿，哪怕预谋未遂的也没有！我们保卫科因此是全院最轻松舒适的部门。所以，我可以拍胸保证：7801医院的医务人员肯定与本案无关！” 保卫副科长大刘连连点头，望着派出所长问道：“顾所长认为窃贼是男是女？” “从脚印判断，估计是个一米六五左右身高的男子。” “那就不对了：药房和院部共有四十三人，其中女性二十八人，都应排除；另外十五人中，没有一个身高一米六五、穿三十八码鞋的！” 保卫科长想起了什么，说声“稍等”，去隔壁打了个电话，回来后大声道：“还有一个佐证，我向后勤科了解过了，我们部队发的跑鞋是军用产品，而现场提取到的跑鞋是上海产的民用产品，因此肯定不是内盗。” 派出所长还想说什么，但刘斯勋比他先开了腔。刘斯勋的观点也是认为应当排除内盗。他的理由是：7801医院都是军人，又是新组建的单位，和地方上基本没有联系，而盗铁克里那两瓶药水的动机，无非是给人治伤骗取钱财，医院的人即使有这种动机，也无实施的条件，所以，不会是医院内部人员内盗。 一个刑警说：“如此看来，这个窃贼说不定是个江湖郎中一类的角色，或者是和那类人有密切关系的？” “有这个可能。”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议，众人想到了这样一种可能：会不会有江湖郎中看中了铁克里的药水，想购买遭拒绝后而一直盯着老汉，得知他送来7801医院后便下手行窃？ 刘斯勋于是以专案侦查组组长的名义作出决定：立即派人去向铁克里老汉调查。 调查结果和案情分析会推测的可能竟然部分吻合：铁克里称，确有一个绰号“黄鼠狼”的人向他提出过购买那两种药水。 消息传来，专案组诸君大喜，马上决定将“黄鼠狼”作为重点嫌疑对象予以调查。 “黄鼠狼”名叫季宝君，汉族，四十一岁，和铁克里老汉同为巴拉坎大队社员，铁克里在第一生产队，他在第三生产队，两村相隔三里地，这在新疆算是近的。季宝君自称是“将门之后”，说他的祖上是清军大帅左宗棠手下的一员参将，当年随左大帅进军伊犁抗俄时，负伤致残而留居当地，娶妻生儿，就有了他这个后代。此话真伪因年代久远自然无法考证，但季宝君家里确实挂着一柄三尺古剑。 季宝君出生于1929年，其父是个跑单帮的商人。当时，中苏边境线上两国边民出入境频繁，季父常去苏联境内做生意，季宝君自幼跟随其旁，至十几岁时已成为一个“老江湖”。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出入境作了严格限制，季宝君不能出境从事“国际贸易”了，就一面种地，一面进行“国内贸易”。后来搞了合作化，他不能做生意，又受不了一年到头的耕耘之苦，遂经常外出，卖假药做神汉，兼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由于季宝君个头矮小，容貌狠琐，为人刁钻，狡猾阴毒，又喜偷鸡，同大队社员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黄鼠狼”。 铁克里老汉有祖传秘方配制的“长肉水”、“生皮水”，在巴拉坎大队乃至吉也克地区算不上一个秘密。早在四五十年前，附近有人生疮、烫伤、烧伤或是打猎负伤了，创口溃烂，难长皮肤，都求到铁克里门上，送一份薄礼，讨一点药水，治愈后再登门谢一次。季宝君本人也曾三次向铁克里求取药水治过伤，并陪一个外地狐朋狗友登门讨过“生皮水”。也许他认为铁克里的药水可以给他带来财运，两年前他曾去找过老汉，提出要购买铁克里的秘方，让老汉开个价钱，遭到了拒绝。后来，季宝君又多次去铁克里家，说如果不肯出让秘方，那就卖给他配制好的药水，让他走街串乡去“为人民服务”。或者由他把药水拿去“为人民服务”，所得钱钞和老汉分成，都被铁克里回绝了。 半个月前，季宝君患了感冒，在家躺着，高烧达四十度。他孤身一人，无人照料，7801医院的巡回医疗队在上门诊疗时发现后，即和生产队商量解决方案。生产队愿意承担部分费用，把季宝君送进了78O1医院。季宝君入院三天后，被发现患了肺炎，于是转到内科住院病房，一连挂了七天盐水，方才转危为安。目前，他还在7801医院观察。据铁克里反映，昨天他去医院送药水时，曾在大门口碰到“黄鼠狼”。“黄鼠狼”得知他是把两大瓶浓缩药水送给解放军时，惋惜得“啧啧”连声，直翻白眼，还用嘲讽的语气问铁克里“是不是想当一名老兵”。 上述情况，自是疑点，专案组决定把侦查触角伸向季宝君。经商议，先开展外围调查，一查查下来，疑点增加了——季宝君身高一米六五，穿三十八码鞋。 昨天下午，去镇上购了一双崭新的三十八码解放跑鞋，正是现场发现脚印的那个牌号。 与他同一病室的三个病人都证明他昨晚不在病房，直到早晨七时许方才回来，一脸疲乏，倒头便睡，显然一宿未眠。值班护士也证明早晨量体温时没见到他。 刘斯勋鉴此情况，果断决定当面讯问季宝君。 当天午夜时分，已经躺着的季宝君被叫了起来，带进了医院保卫科。办公室里，坐着刘斯勋、大刘和一个刑警。其他专案组成员，坐在和这间屋子连通的隔壁办公室。保卫科长带一个下属去季所住的病房搜查了。 大刘担任主审，他不温不火地招呼季宝君坐下，递给一支香烟，然后问道：“季宝君，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季宝君抽着香烟，摇了摇头：“不清楚，正要请教哩！” “你的病好了吗？” “早好了！我要出院，可大夫不让。” “好了就可以随便乱窜，夜不归窝了？” 季宝君一惊：“夜不归窝？这是什么意思？”’“你昨晚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啊，就在病房里睡觉。” “睡觉？好的，这事儿等会儿再谈。唔，听说你昨天买了双新跑鞋？” “是的。昨天下午闲着没事，我上镇去了，走过供销社，见有跑鞋卖，就买了一双。” “鞋呢？” “丢了！” “丢了？” “可不是吗，下午刚买回来，搁在床头，一会儿回来就没了！” “当时怎么没人听你说起过？” 季宝君笑笑：“一双鞋嘛，丢了就丢了，咋呼什么？让人笑话，又没派头！” 这时，一个刑警递了张条子进来。刘斯助一看，是保卫科长写的，说搜查病房一无所获，既无跑鞋，也无赃物。他把条子递给大刘看了，后者便又把话题扯了回去：“季宝君，你老实说，昨晚究竟干什么了？” “老实说？我不是说过了，在病房里睡觉呗！” “还说睡觉？那和你同室的病人怎么都没见到你？” 季宝君神色不变，淡然一笑：“晚上大家都在睡觉，怎谈得上见到不见到？” 大刘也冷冷一笑：“那么，早晨6点量体温时怎么也没见到你？ 这个，值班护士可是有记录的。” 季宝君闻言，脸色微变：“这个……这个……”支支吾吾说不下去了。 这时，一直没说过话的刘斯勋开口了：“季宝君，你大概还不清楚你面临着一个什么性质的案件吧？” “您是……” 大刘说：“这是我们特地请来破案的县公安局刘副局长。” “哦！破案？破什么案？” 刘斯勋说：“巴拉坎大队社员铁克里昨天把两瓶根据祖传秘方配制的药水献给解放军……”季宝君一惊，打断道：“什么？铁克里拿来的药水被偷走了！” “是的，昨晚偷走的。” “可惜！可惜！那两瓶药水若给我去替人治伤，少说也能赚万把块钱哩，还不包括人家给我的吃喝。哦，怪不得你们要问我昨晚的去向了，原来是疑到我头上来了！唉——你们也真是，我姓季的可是贫农出身，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怎么会和‘偷’字沾边？” “人家不是叫你‘黄鼠狼’吗？” 季宝君的神情有些尴尬，但并不惊慌：“那是和我闹着玩的。” 刘斯勋说：“这是一起特别重大案件，你说得不错，我们已经怀疑到你头上来了。对此，你作何解释？” 季宝君马上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也就顾不得其他了，把自己昨晚的去向来了个和盘托出。原来，季宝君昨天下午去吉也克镇闲逛时，碰上一个额敏县来的朋友。这个朋友是做木匠的，经常外出揽活，揽到后就地住下，三五个月，半载一年没个准，做完后再走。这木匠嗜赌，而季宝君也喜好此宗，两人原本就是在赌台上相识的。此刻相遇，木匠大喜，说正缺少搭伴，遂约季宝君晚上去战个通宵。季宝君一口答应，返回医院后吃过晚饭便溜了出去。 他和另外两个赌徒在那木匠朋友的住处玩了一夜纸牌，赢了二十七元八角钱和四斤八两新疆粮票。 刘斯勋记下了季宝君所说的三个赌伴的姓名，让吉也克镇派出所所长立刻往镇派出所打电话，命令值勤民警速查即报，这里坐等回音。 一小时后，派出所报来了调查结果，证明季宝君所言属实。 这么说，季宝君的疑点被排除了？ 可是，那双和现场鞋印相同的解放跑鞋的不翼而飞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已是下半夜3点钟，专案组诸君都是哈欠连连，刘斯勋让众人休息，次日再作计议。 次日上午10点钟，专案组还没开始计划时，传来了关于那双解放跑鞋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季宝君隔壁病房的一个老年病人提供的。案子发生前的那个下午，4点多钟，他在走廊里散步时，见到一个瘸腿青年从季宝君病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双套着包装纸袋的解放跑鞋。对方见到他，在一瞬间似乎脸露惊慌，但稍显即逝，匆匆而去了。老年病人朝季宝君那个病房看看，里面空无一人。 这个消息令刑警精神一振，专案组当即举行案情分析会，决定以此为线索往下查。众人分析：在这之前以及同一时间，7801医院并未失窃过什么东西，由此可以判断，那个瘸腿青年并不是特地来医院盗窃病人物品的。而据其他病房的病员反映，他们病房没来过这样一个角色，也没见他在门口鬼鬼祟祟探视。因此，估计那个瘸腿青年是去季宝君那个病房探望病人的，见没有人，便顺手牵羊把跑鞋偷走了。 案情分析会决定立刻分头向季宝君病房的四个病人调查瘸腿青年。 案情分析是对头的，季宝君听刑警一说瘸腿青年，马上作出反应：“这人像是‘四狗子’！” “‘四狗子’是谁？” 据季宝君说，“四狗子”是与他们一生产队的社员，名叫杨关森，二十六岁，未婚，一腿残瘸，但不影响行走。此人因嫌干农活吃力，经常在外瞎混，一度曾跟他外出卖过假药，后因“吃心”凶，而被他借故赶走了。 刑警向季宝君：“‘四狗子’是否知道铁克里老汉的药水？” “知道。我对‘四狗子’说起过多次。” 当天下午，刑警驱车赶往巴拉坎大队第三生产队，直接闯进“四狗子”家。“四狗子”不在，随即进行搜查，未发现任何可疑物品，那双解放跑鞋也未见。问其家人，都说不知“四狗子”的去向。 刑警无奈，只得悻悻而归。车行一半路时，见一瘸腿青年迎面而来，和季宝君所陈述的“四狗子”很像。刑警把车停下，叫了一声“四狗子”。对方下意识地答应了一声，于是便被请上车，带往7801医院。 立即进行讯问，“四狗子”承认他前天下午去吉也克镇返回时顺便上7801医院想探望季宝君，病房里没人，他不耐烦久等了，遂离去了，临走时把一双崭新的解放跑鞋偷走了，现在穿在脚上的就是。至于铁克里老汉献出的那两瓶药水，他并未行窃，甚至根本不知道。 刑警没与“四狗子”多罗嗦，让他脱下跑鞋作鉴定。把鞋底和现场脚印照片放在一起进行比照，专案组意见不一致，有的说相符，有的说不符。刘斯勋用放大镜看了又看，一时也难下定论。他苦笑道：“不是科班出身，碰上这类问题就难了。这样吧，把鞋和照片一起送往地区公安处去，请刑侦技术员作专门鉴定。” 刚把送鉴物封完，7801医院保卫科长大步闯了进来，高声大调嚷道：“刘副局长，你看怪不怪：那两瓶药水送回来了！” “哦！”刘斯勋大觉意外，“怎么回事？” 保卫科长叙述了情况：下午结束挂号后，挂号室的女兵小丁在打扫挂号室外面的地面时，发现角落里有一个口袋，解开口袋一看，是两瓶液体。她一看是1500毫升的盐酸瓶，马上想起闹得全院沸沸扬扬的那桩失窃案，暗忖莫不是窃贼害怕而把赃物送回来了，于是马上报告。保卫科闻报，当即派人过去，把东西看守起来，同时向科长汇报。 刑警初步检查下来，认定那两瓶液体确是铁克里献出的药水。 但最后认定还得由铁克里老汉亲自拍板，由于已是晚上，考虑到老汉不宜出门，于是决定次日把铁克里接来作鉴定。 次日上午，7801医院派车把铁克里接来，经老汉反复检验，认定那两瓶确是他亲手配制的“长肉水”和“生皮水”。余敏章院长这几天一直为此事无法向军区交差而愁眉不展，闻讯不禁额手称庆，连说“交了好运”。 专案组分析，窃贼肯定就在吉也克镇一带，抛出赃物一举估计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没料到警方竟会这样重视这起失窃案，竟成立了专案组进行侦查，慑于声威，担心败露，迫不得已予以抛赃。另一个是该案系“四狗子”和他人合伙而作，现在“四狗子”被传讯，同伙恐败露，故抛出赃物以掩护“四狗子”。因此，既然侦查已经进行到这一步，就有必要对“四狗子”查到底，仍将鞋和照片送往塔城地区公安处去作技术鉴定。 吉也克距塔城仅二十多公里，专车专人送去，当天就获得了技术鉴定结果：送鉴鞋的底纹与现场鞋印照片迥异。 这样，第二个可能被排除，专案组把“四狗子”放了。 刘斯勋和7801医院领导、县公安局领导交换意见后，认为鉴于赃物已追回，而警力、财政方面又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决定解散专案组，暂时停止对该案的侦查。 次日，刑警撤离了78O1医院。医院经历一次不大不小的波折后，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是，谁也没料到，这种平静仅仅维持了十多小时——当天深夜，神秘窃贼竟然再次光顾7801医院！ 7801医院自遭盗窃以后，次日即开始加强警戒措施。保卫科安排专人值班，负责带领从各科室抽调的不脱产医务人员轮流组成的三人巡逻小组在全院各处进行巡逻。 这天晚上，保卫科轮到值班的是科员小黄，他所带的巡逻组三人都是外科、内科的女护士。晚上八点钟，三个护士到保卫科向小黄报到。小黄参军已经六年，算得上是一个老兵，调来医院前是排长，因此考虑这类事很有章法，他向三个临时部下作了安排：大家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还要通宵值勤，夜间外面又很冷，所以不应当难为她们。夜间巡逻主要是防盗，医院虽然很大，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会引起窃贼兴趣的，比如太平间、门房间、厕所等，窃贼就不会去。又比如各科急诊室、住院区、院部、伙房等，因为都有人值班、工作，所以窃贼也不会去。因此，他们的巡逻，范围可以大大缩小，重点定在财务室、药品仓库、后勤仓库三处。由他和三人之中轮流推出的一人，每隔二十分钟出去巡逻一趟。 那三个护士一听，自是高兴，于是甲、乙、丙作了安排，随小黄出去巡逻。几趟转下来，已是午夜时分。吃过夜宵，小黄和一个护士又出去巡逻。留在办公室里的那二位，闲着无事，坐着又犯困想打盹，就用纸折了些飞镖，互相射来射去闹着玩儿。一会儿，飞镖都掷离了手，她们就满屋子寻捡。一个护士在窗台那里捡时，无意中朝外面一望，冷不防一个激灵，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哎——”“怎么啦？”另一个问道。 这个压低了声音：“快过来看！把灯关掉！” 关了电灯，两人趴在窗前隔着玻璃窗往外看，只见药品仓库侧边的围墙上，露出一颗人的脑袋，用黑布包得严严实实，估计只露出一双眼睛，正朝药品仓库上次被窃时遭破坏现已修复的窗子张望。就在这时，小黄两人打着手电出现在院子里，那脑袋随即消失了。 两个护士目睹此状，一阵紧张，稍停方才小声说起话来，这个说是窃贼，那个主张冲出院外去逮。正议论时，小黄两个回来了，还没进门就问为什么关灯。屋里开了灯，待小黄进去，那两个争先恐后把情况说了。小黄闻言，大喜道：“这事儿好，骆驼钻到羊群里——活该咱露一鼻子！”他拔出手枪掂了掂，眨了几下眼睛，就往外走。 一个护士扯住他：“你准备干么？” “那小子准又是来偷什么贵重药品的，我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这会儿去院墙外把他逮住！” 三个护士倒很心细，都说这是冒失行为：捉贼捉赃，人家既没下手又没赃物，凭什么速人？这医院外面又不是军事禁区，咋不能走？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碰上是个少数民族的，还会产生纠纷，当心吃不了兜着走！小黄一听认为言之有理，想了想道：“既如此，我就去药品仓库里候着，来个守株待兔！” 三个护士深以为然，可能觉得很有趣，都争着要和他一起去。 小黄随手点了一个“你去！你们两个也警觉点，时不时去财务室、后勤仓库那里去转转。” 小黄打电话往宿舍区让药品仓库负责人李某来开了门，和一个护士进去，双双躲在离窗口不远的一排木架子后面。大约过了半小时，只听见窗口外面传来几下轻响，随即只见玻璃窗上映出一个黑影。那个护士又兴奋又紧张，乱扯小黄的衣角。小黄拔出手枪，轻轻推弹上膛，拔开保险，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窗口。 那黑影头脑蒙着黑布，手上戴着一副白手套，双手动作，把胶布贴在玻璃上，然后以手加压，把玻璃无声地弄碎了。他揭去碎玻璃，伸手进来拔开插销，拉开窗子，又用一根木棍状的东西轻而易举地把三根铁栅栏一一撬开，探进头来，用手电筒往里照着检查是否有人。手电光稍亮即灭，黑影开始往里爬。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护士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黑影一条腿已经搭在窗台上了，闻声一惊，飞快地缩了回去。 小黄不无恼怒地骂了一声，如离弦之箭般地朝窗口扑去。他扑到窗口时，黑影已经爬上围墙了，遂断喝一声：“下来！” 黑影并不理睬，挪动手足欲往外跳。小黄探身窗外，朝天鸣枪，黑影一惊，飞快地从墙头上消失了，也不知是跳下去的还是摔下去的。待到小黄钻出窗外，爬上围墙往外看时，外面早已没有人了。 枪声惊动了整个7801医院，院部总值班随即赶来，指挥人员去墙外搜索，但没抓到窃贼，也没发现任何痕迹。 保卫科连夜举行紧急会议，分析案情。众人一致认为这个窃贼显然和上次那个是同一人，但吃不准他为何在抛出赃物后还要来光顾药品仓库。只认定一点：药品仓库是行窃目标，必须加强防范。 次日上午，7801医院向吉也克镇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派几名警员来现场看了看，拍了几张照片，又询问小黄等人后做了份笔录，最后作了些防范方面的指导就走了。但是，派出所还是当天就向哈拉布拉县公安局作了汇报，这为后来侦破该案起到了很大作用。 窃贼第二次光顾7801医院后大约一个星期，哈拉布拉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队长刘斯勋接到通知，去塔城地区公安处参加为期三天的业务会议。 刘斯勋在塔城市有一个生死朋友，名叫唐家乙。这唐家乙以前也是军人，在刘斯勋手下当副班长，和刘同时转业到公安战线，分配在塔城地区公安处。他曾经混得很好，已被领导定为科长。 但就在将宣布未宣布的当儿，他却和一个家庭出身是富农的女青年谈上了恋爱，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是敏感的问题。领导找唐家乙谈话，言简意赅：要科长还是要女友，只能选一样。唐家乙也很干脆：要女友！这样，他马上被调出公安处，去派出所当一名普通警察，十几年过去了，仍是警察。唐家乙当年在战争岁月，曾和刘斯勋在战场上互相救过对方一次，所以两人的情谊称得上生死之交。 刘斯勋每次去塔城，必被唐家乙请去家里喝酒，两人不喝个昏天黑地决不罢休。 这次，也是这样，刘斯勋到塔城后的当晚就去唐家乙家。唐家乙一如既往，让老婆炒菜烫酒，热情款待。但喝的时候刘斯勋却瞅着觉得有点反常，这位仁兄老是打哈欠，显出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刘斯勋感到奇怪，禁不住发问道：“你今天怎么啦？” 唐家乙说：“唉，别提了，昨晚挨着个事儿，一直折腾到今天下午4点钟才结束，两天一夜没合眼了。” “什么案子？” “谈不上案子，是你那个县的一个老头折腾的。” “说说吧。” 唐家乙便说了一件事：昨天晚上9点多钟，他正在派出所值班室坐着和搭伴的两个小民警聊天，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生产资料商店抓到了一个窃贼，是正下手时人赃俱获，问怎么办。唐家乙说还有什么怎么办的，人赃一起送派出所来！ 一会儿，窃贼被押来了。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瘪小老头，汉族人穿着，一件羊皮袄脏兮兮的，腰间拴着根绳子，一看便知道是乡下人。这人撬开生产资料商店的后门，潜入店内，下手行窃时，被住在楼上的两个营业员听见，下来把他逮住了。 唐家乙看了看小老头，问营业员：“赃物呢？” 一个营业员指指脚边的一个布袋：“在这里面。”说着往外拿。 唐家乙原以为既然是乡下人潜入生产资料商店，必是偷绳子、喷雾器、马鞍之类，不料拿出来的却是四瓶五百克装的盐酸。他感到有些意外，指着瓶子问小老头：“你偷这玩意儿干什么？” “抹队里的风车呀！” “抹风车？这是什么？” “桐油呀！” “这是桐油吗？你看看瓶子上的标贴！” “我不识字。” 这段对话并不是讯问，但唐家乙大体上已弄清这个小老头的作案动机。这当然是借用专业术语，因为盗窃这么四瓶盐酸，是够不上立案标准的。唐家乙寻思这是一起小案子，讯问一下，做个笔录，然后通知其所在地公社或者大队来人把他领回去就是了。如果不肯领，也就把他放了，不料，小老头说过上面几句话以后，便问什么也不吭声了。这样，照公安行当的职业思维，就可以产生若干联想：他会不会是流窜犯，或者是逃犯？偷盐酸这种规定严格控制购买的物品，会不会是想去搞某种破坏性行动？等等。因此，就有必要对此事查一个水落石出。 唐家乙和两个小民警轮流唱红白脸，软哄硬喝，端茶递烟，拍桌摔凳，样样来过，但那小老头软硬不吃，僵山芋母猪肉，煮不透蒸不烂，从容应对，只不开口。唐家乙三人一直折腾到天明也没弄清他的姓名地址，来龙去脉。天明后，所长、指导员上班来了，一问此事，又见那三位一脸倦容，又好气又好笑，所长让他们下班，说这事由他处理就是了。两个小民警如逢大赦，拔脚就走。唐家乙却不服气，一定要留下来查到底。 吃过早饭，继续讯问。说也奇怪，小老头见是派出所长亲自出马，竟马上乖乖开了口，供称自己是额敏县二道河公社的社员，奉生产队派遣来塔城购买桐油，因不小心把钱弄丢了，只好潜入生产资料商店行窃，否则回去无法交差。 所长让唐家乙往额敏方面挂电话核查。那时候通讯设施落后，用的是摇把子电话，长途全靠人工挂接，一个长途接通花一个小时不算一桩稀奇事。唐家乙打了三四个电话，一直到中午，终于弄清小老头所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二道河根本没那么个人。 重新讯问，小老头已经睡了一觉，精神很好，说刚才他是想开玩笑，所以瞎说了一遍，现在说真的了：他叫马午生，哈拉布拉县吉也克镇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社员，至于买桐油丢钱一节，确是如此。 于是，又打电话。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查实：马午生所言属实。巴拉坎大队的治保主任在电话中说，马系三代雇农，平时又从无偷盗劣迹，希望这边能从宽处理，放其回归，由大队进行教育处理。 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年代，凡事都讲究出身，马午生的成分使派出所不得不考虑大队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对其进行教育后，予以释放。 唐家乙一五一十把上述事情说完，两人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刘斯勋想让唐家乙早点休息，便告辞而去。他回到招待所，也没把这当成一桩什么事儿，便上床睡了。一觉醒来，刘斯勋看看手表，清晨3点多钟，寻思还早，想再睡一会，却再也睡不着。睡不着难免东思西想，不知怎的头脑里冒出了唐家乙所说的那桩事儿，他总觉得似乎不对劲儿——生产资料商店出售的桐油，要么五十斤一百斤一桶的连桶售，要么一斤二斤零打，哪来的五百克瓶装连瓶售的？马午生常年在农村，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而把五百克瓶装盐酸当桐油窃走？ 如果真是为给风车上桐油而行窃，偷四瓶共二千克显然是不够的。 一般说来，像桐油这种农村常用的生产资料品，吉也克镇就有，马午生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塔城来买？ 刘斯勋越想越觉得这事儿表面似乎罩着一层疑云，在此事的后面似乎隐藏着一个什么阴谋。他决定待天明后了解一下此事。 上午，刘斯勋去公安处开会的时候，写了个条子，请刑侦科一位熟人打电话了解一下吉也克镇供销社是否出售桐油，近日是否脱销过，所售质量、价格与塔城的有何不同。中午吃饭时，那个刑警把条子递了回来，上面已注明了电话调查的结果：一、吉也克镇供销社终年出售桐油。二、近日未曾脱销过，商店每天营业。三、所售桐油从塔城农资公司进货，质量、价格与塔城生产资料商店所售的完全一致。 刘斯勋看了条子，嘀咕道：“反常！” 多年的刑事侦察实践告诉刘斯勋，凡是反常的事物都有研究一番的价值。这天下午，他没好好开会，头脑里老是想着这件事。 晚上，他一个人钻在招待所的一间空屋子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不时在笔记本上划拉二笔。终于，刘斯勋从纷乱如麻的思绪中理出了一个线头：盐酸！ 位于吉也克镇外的7801医院的药品仓库失窃案，窃而复归的赃物看上去是铁克里的药水，但实际上是被窃贼认为是盐酸而下手的。他发现窃错了，就抛出赃物，以免事态扩大。 窃贼抛赃的当天晚上，企图再次行窃7801医院药品仓库，其目的是不是可以推断：因为上次错把“铁克里药水”当盐酸而窃了，这次是来窃盐酸呢？ 在7801医院再次行窃盐酸不成，就上塔城生产资料商店行窃。 由此可见，窃贼的行窃目标是盐酸。至于为何要盗窃盐酸，那就不得而知了。刘斯勋认为，这正是需要调查清楚的。所以，他让唐家乙把讯问马午生的笔录抄了一份让他带回哈拉布拉县去。 三天会议结束后，刘斯勋匆匆赶回哈拉布拉。当天，他就向县公安局局长、政委（由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兼）汇报了“盐酸”情况，认为应当调查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局长、政委深以为然，经研究，决定由刘斯勋负责主持这项调查。当然，由于不明情况，此事还不能立案，更谈不上什么专案组，不可能投入较多力量去开展调查。 刘斯勋从他的刑侦队里抽调了两名资深刑警，一叫王松，一叫徐佩丰。这天晚上，他把王、徐请到自己家里，一面喝酒一面介绍案情，交代任务：“从明天起，你俩就不必沾手其他事儿，就专门调查这事儿，务必要弄它个水落石出！” 三人分析了情况：窃贼第一次盗窃二瓶一千五百克重的“盐酸”，第二次盗窃了四瓶五百克的，这说明他所需要的盐酸在二千克至三千克之间。这也可以作为窃贼为什么不把中学作为行窃目标的解释，因为中学的化学实验室虽然也有盐酸，但通常不超过五百克，而且不是经常有的。但窃贼为什么要盗窃这个数量的盐酸，那就难以判断了。若准备搞破坏活动，那应当盗硝酸或者硫酸，因为硝酸、硫酸腐蚀作用远远胜于盐酸，而且硝酸还能制造炸药。但他去盗盐酸，这里面显然兜着一个谜。 刘斯勋对王松、徐佩丰说：“你们的调查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王松、徐佩丰对马午生的调查先从外围开始，他们赶到吉也克镇派出所，直接向派出所长说明情况，问是否知道巴拉坎大队的马午生这么一个人。 派出所闻言惊道：“什么？马午生会去塔城偷窃公物？这个……是不是弄错人了？” 王松把刘斯勋从唐家乙那里获知的马午生的年龄、外貌等说了一遍，派出所长沉吟道：“听上去倒是此人。”于是连连摇头，说：“他会偷窃，真是不可思议！” 王松、徐佩丰听了便向所长请教为何“不可思议”。派出所所长向他们介绍了马午生的情况：马午生，回族，今年五十四岁，祖祖辈辈居住在塔城地区，至少三代是以替人打工作为谋生手段的。 解放前，马午生也是长工，直到1944年才因参加“三区革命”而成为军人。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暴动者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这次暴动，史称“三区革命”。马午生当时参加了“三区革命”，成为民族军的一名马夫。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马午生在该军第二师司令部当炊事员，后来担任炊事班长。 1954年，马午生从部队复员，回到巴拉坎老家，娶妻成家，以种地谋生。三年后，经原民族军的一个上司介绍，马午生去塔城“苏联侨民协会”当杂役，每月领取一份工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2年4月，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区发生数万中国边民集体冲关外逃投往苏联的事件，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伊塔事件”（也有称“伊犁事件”的）。“伊塔事件”是苏联克格勃一手策划的，事先有为数不少的克格勃特工以“苏联侨民”、“走亲访友”的名义在伊犁、塔城等地进行秘密活动，对中国边民进行反华宣传，最后促成了这次事件。当时，在塔城“苏侨协会”当杂役的马午生，事先曾两次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所知晓的关于该事件先兆的蛛丝马迹。“伊塔事件”发生时，边民外逃持续了三天三夜，许多人是全家外逃，有的村子逃得只剩下十几人。马午生的妻子在境外有亲戚，见同村有不少人外逃，便也动了念头，提出要全家越境投奔苏联亲戚。但马午生坚决不肯，结果其妻带着一对儿女扔下他走了。 外逃的人中，有的还赶走了生产队的牲口、大车，车上装着集体的财产。马午生见状，坚决阻止。他在北疆寒意十足的春夜里，光着膀子站在村口桥头，大叫着“谁要带走集体的财产就先把我姓马的杀了”，伸开双臂拦住大车。结果，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大车、牲口一辆一口也没被外逃者带走。在阻止过程中，马午生被殴打成伤，但他毫不退让。 “伊塔事件”结束后，政府在处理善后事宜中，了解到马午生的表现。他受到了表彰，出席了公社、县和地区的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伊始，每有外地红卫兵来当地“串连”，马午生总被作为“反修标兵”而去给他们回忆九年前“伊塔事件”中他的事迹。红卫兵送给他的《毛主席语录》、像章、袖章，积存在一起竟有满满一木箱。所以，马午生在当地，是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物。这样的人，竟会有偷窃行为，自然令派出所长感到不可思议了。 派出所长介绍完马午生的情况，说：“为慎重起见，我建议你们还是认真细致调查一番为好，我们要对马午生负责。” 王松、徐佩丰同意这一观点，表示不会草率行事，更不会妄下结论。他们决定去巴拉坎大队深入调查，当然，无论以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宜公开身份。因此，他们要求派出所方面予以协助。派出所长便把两人作为‘’县革委会农业组（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给公社革委会，还真的陪王、徐过去了。王、徐也只能假戏真做，称是奉命下来调查农村社员科学种田情况的，想跑几个大队，先去巴拉坎大队，因为该大队的粮食亩产一直处于全县前茅。公社革委会哪知底细，当即出具介绍信，两人便赶到了巴拉坎大队，在大队部住了下来，开始对马午生进行秘密调查。 由于有派出所长那番言语，王松、徐佩丰也真怕有人冒名顶替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所以他们先查事发时间马午生是否在生产队，查下来马午生果真外出了。 接下来调查两个问题：马午生是否真的奉派去采购桐油？他是不是完全文盲？结果，两个侦察员巧妙地从生产队长那里了解了以下情况：马午生确实是为生产队采购桐油，那是他自己主动向生产队长提出的，而并非受生产队所派。本来，这个季节不是给木器涂抹桐油的季节，木器上桐油应当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里，但生产队长考虑到马午生是个“名人”，只怕他干活觉得累了，想弄桩外出差使轻松轻松，也就不便驳他的面子，于是就同意了。没想到从大队传来消息，说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次日，马午生从塔城回来了，出乎意外地却带回了十来斤桐油，他向生产队长叙述了自己在塔城遭窃后无奈而被迫行窃的经过，说返回时从吉也克镇上的一位朋友处借了钱，买来了桐油。生产队长虽然对他不在吉也克镇上采购桐油而非要舍近求远去塔城一举感到不解，但还是为他“出于公心而行窃”所感动，在家里杀了只公鸡请他喝了顿酒。至于被窃去的钱，那按照规定只好由马午生自己负担了，生产队长不能开“报销”之例。马午生没读过书，但他在部队里学过几年文化，其水平相当于小学四五年级，能看报纸，也能写写信。 王松、徐佩丰出于谨慎，没和马午生作正面接触，便返回县城向刘斯勋副局长汇报了情况。 刘斯勋听了侦察员的汇报，沉思良久，眨着眼睛道：“如此看来，这个马午生在唐家乙那里说厂假话，他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应当是识得瓶子上所贴标签上的‘盐酸’字样的，他的塔城之行其实完全是为了盗窃盐酸。一个农民，如此迫切地要盐酸干什么？……唔，看来，有必要还要调查一下马午生是不是去7801医院行窃的那个人。你们知道他穿几码的鞋？” “这个不清楚，为防打草惊蛇，我们没敢和他接触。” “唔，这事儿去查一下，你们辛苦一下，再去巴拉坎走一趟。这回不必藏藏掖掖了，可以向干部亮明身份，但是请他们要保密。” 王松、徐佩丰二上巴拉坎，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见他们去而复回，先已意外，待到看了证件，更是吃惊。王松说：“我们这次来，对外名义仍是搞农业调查，但真正目的是想弄到马午生的脚印，最好是看一下他穿的鞋子。” 大队治保委员吃惊不小：“马午生，他怎么啦？难道真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现在还没能下结论，所以要调查。不过，他身上兜着疑团是肯定的。” 治保委员便让生产队长予以协助。生产队长说：“怎么查呢？ 马午生这两天又不在家，他去红花峪走亲戚去了。” “他家里有什么人？” “他老婆孩子都逃苏修那边去了，就他一个人生活。” 徐佩丰说：“那倒好，我们正好去他家看看，总有留下的鞋子的。” “可门是锁着的。” 这个问题当然构不成障碍，侦察员说：“去看看再说吧。” 生产队长便带王松、徐佩丰去了南侧村口，指着树林子说马午生就住在那里面。两个侦察员走进树林子一看，那是三间土屋，门窗紧闭，门界上扣着一把铁挂锁。王松说：“想个法子进去看看。” 徐佩丰看了看门锁，没去触碰，绕到屋后，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就把一扇窗子鼓捣开了。生产队长年岁已高，腿脚不便，自然不能攀爬，便待在外面。王松、徐佩丰攀窗而入，里面一间是厨房兼作堆放农具、粮食、杂物，一间是客堂，一间是卧室，皆陈设简陋，但收拾得很整洁，不像通常庄户人家那样杂乱无章、肮脏不堪，也许是主人当过军人的缘故。 侦察员转了一圈，在床下发现了几双穿过的鞋子，遂拍了照片并将其中一双跑鞋底弄了个石膏模。徐佩丰把鞋子放回原处后，把目光投向床上，意外发现枕头下露出一个书角。他抽出来一看，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柳青所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封面已经有些破损，翻开来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马根法。里面翻了翻，没发现什么。 王松接过书也翻了翻，笑道：“一个自称是‘文盲’的人，竟还看起了柳青的长篇小说。”他把书放回原处的时候，眼睛突然眨了眨，定定地望着那块印有向日葵的枕巾：“唔？” “怎么的？” “你看枕巾上面！” 徐佩丰定睛一看，枕巾内侧的边沿有一截头发，一头压在枕巾下面，取出来一看，是一根大约25厘米长的软软的细头发，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王松自言自语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吗？怎么床上有女人头发？这事儿怪了！” 徐佩丰说：“也许是相好吧？” 王松把头发夹在笔记本里：“管他相好不相好，总得查一查！” 侦察员对这次秘密搜查所获得的东西进行了鉴定和调查——鞋印虽为三十八码，但从磨损特征判断，与在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鞋印不是同一人。 马根法系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回乡知识青年，《创业史》是他的，半个多月前马午生借去。当时他颇为不解：马午生从不看书的，怎么借起长篇小说来了？便有些拒绝的样子。马午生说是借给他的侄女看的，马根法这才给了他。 马午生平时从来不和女性交往，村里从未有过关于他和哪个女人相好的传言。 刘斯勋和王松、徐佩丰分析了上述情况，得出一个推断：马午生床上的头发系他所说的“侄女’”所留，《创业史》也是她所阅读；估计这个“侄女”多半和“盐酸”有关。 刘斯勋下令：“一查到底，弄清这个‘侄女’是何许人！” 王松、徐佩丰三赴巴拉坎大队，仍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秘密调查。但是，查下来却发现马午生并无兄弟姐妹。不过，越是这样，倒越引起了侦察员的兴趣。王松忽然想起马午生这几天去红花峪走亲戚之说，便向大队治保委员了解：这个亲戚是何人？治保委员不是二队人，不清楚马午生的根绊，于是便向二队生产队长请教。 生产队长说：“记得马午生娶的婆娘是红花峪的，要么是他婆娘面上的亲戚？” 这是一条线索，但若要查清则须去红花峪。两个侦察员交换了意见，决定去红花峪跑一趟。红花峪属于额敏县，距巴拉坎大队四十里地，两人赶到那里，通过公社公安特派员悄悄一摸，喝！不但查到了马午生的亲戚，还查到了他那个“侄女”。 马午生的“侄女”名叫朱远芳，二十三岁，甘肃省伊哈托黑人氏。这伊哈托黑处于狭长的河西走廊的最北端，西为内蒙古，东为新疆，往北三十余公里以外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朱远芳的父亲原先在新疆谋生，“三区革命”时也是一个参与者，后来成为民族军战士，和马午生待在一个班里，两人交情很深。解放后，朱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退伍军人的名义回到了老家伊哈托黑，在当地一家工厂工作。1968年，朱远芳被分配到伊哈托黑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和当地社员关系搞不好，日子很是难过，便央求父亲给她另外联系一个地方插队，这在当时的知青中称为“转队”，算不上一桩新鲜事。朱父想起老战友马午生，便写来一封信请求帮忙。马午生古道热肠，两肋插刀，当即和红花峪联系，以自己“侄女”的名义把朱远芳安排来新疆插队。这件事从1970年7月间开始办，至9月份办成，朱远芳于9月上旬来红花峪落户，以上情况是侦察员从红花峪大队干部和群众那里调查所获。 王、徐回到县公安局，把调查所得的情况向刘斯勋汇报了。刘斯勋听了眉峰一耸：“又冒出一个女知青来了！这个朱远芳从9月份抵达红花峪，跟着就发生了7801医院药品仓库失窃案件、‘盐酸事件’什么的，看来，她不是一个良善之辈，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后来据刘斯勋说，他就是从这时开始怀疑这个案件可能不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间谍破坏案之类。因为这样想，所以他马上去向局长、政委汇报，谈出了自己的怀疑。局领导认为此案非同小可，当即召开党委会，专门讨论此案，最后决定成立专案组，政委挂帅总抓，具体仍由刘斯勋指挥。 刘斯勋撇开手头的工作，率领十二名警察来到吉也克镇，把专案组设在派出所里，正式开始侦查此案。由于思路起了变化，侦查路子也重新作了安排，专案组决定把调查重点放在朱远芳身上。 首先同时展开两步调查：一是查阅朱的档案材料。二是秘密提取朱的脚印及头发，分析鉴定是否是7801医院失窃案案犯及在马午生床上过夜的女性。 侦察员去了额敏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查阅了朱远芳的材料。那是甘肃方面在7月份寄来的，有朱远芳的履历表。 县知青办及伊哈托黑镇特哈拉大队准予其“转队”的证明、户籍转移许可证明。侦察员作了摘录，并把所有材料都拍了照片。刘斯勋看了材料摘录及照片后，由于头脑里已有“间谍案”的怀疑，当即命令出动三名侦察员星夜急赴甘肃伊哈托黑调查。为争取时间，他吩咐侦察员在获得调查结果后，立刻发回加急电报告知。 另一路侦察员通过红花峪方面的帮助，顺利地提取到了朱远芳的脚印和头发，当即连伺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脚印照片，马午生床上的那根头发，由专人驱车送往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作技术鉴定。两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7801医院现场脚印及马午生床上的头发均系朱远芳的。 这时，去甘肃外调的侦察员也以加急电报发回来调查结果：伊哈托黑无朱远芳其人，该地也未办理过类似此情的知青“转队”手续，新疆方面所收到的所有证明材料都是假的。 刘斯勋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在获知这一结果后还是感到震惊：“如此看来，这个‘女知青’是一名特务嫌疑分子！”他通过电话向局长请示后，当即下令：“立刻拘留朱远芳、马午生！” 这时，马午生已回到巴拉坎大队，侦察员连夜急赴其住处，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扣上手铐拉了就走，同时搜查住处，未获任何可疑物品。 与此同时，朱远芳也落入了法网，侦察员搜查了她的住处，获得如下特工活动证据：外形酷似“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高频超短波收发报机一台，定向无线电联络仪一个，苏制左轮手枪两把，子弹一百二十发，新疆、内蒙古、甘肃空白边境通行证各三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证一份，密写药水一瓶，全国粮票三百公斤，人民币八千元。 这个名叫朱远芳的“女知青”，就是1970年6月从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的克格勃特工钟秀翔。 这种可怕的牲畜瘟疫产生于克格 勃技术管理局生物研究室，一旦传播 开来，将引发震惊世界的新闻！ 当时，知道“朱远芳”的真名叫钟秀翔的，只有她自己。 钟秀翔被捕后，由于案情重大，刘斯勋命令给她扣上了双副手铐，武装押解布拉哈拉县，直接押往县看守所，审讯就在看守所内进行。 刘斯勋亲自出马，担任主审。据一位当时在场负责警戒事宜的刑警后来回忆，他接到紧急通知赶到看守所对审讯室布置警戒措施时，钟秀翔还未押到。大约在清晨5时左右，钟秀翔押抵看守所，大门洞开，押解车辆直接驶进看守所院子。她穿着一件当时知青中流行的草绿色紧身棉袄，双手反铐在后，被两名为这次任务而特地从公安局内勤抽调出去的女警察左右挟架着下了车。在双脚着地的同时，她飞快地转动眼睛，迅速观察周围环境，这是谍报学校所受的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她在下意识地动着脱逃脑筋。 钟秀翔被押进审讯室时，神情并不慌张，只是有些呆滞，从她接下来回答讯问时的情况看来，这个呆滞并不是惊吓所致，而是故意装出来的。 刘斯勋事后谈到这次不顺利的审讯时犹自耿耿于怀，他说：“他妈的！特务犯跟一般刑事犯就是不一样，钟秀翔有着一种特别沉得住气的本领，简直软硬不吃！”钟秀翔在长达五小时的审讯中，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叫朱远芳”，一句是“你们抓错人了”。此外，不管审讯人员问什么，说什么，她都不吭一声，偶尔冷笑几声，态度很是恶劣。 刘斯勋见“话不投机”，最后决定停止审讯，让把案犯关进监房，同时指示看守所必须给予她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看守所长亲自出面，让给钟秀翔送去了崭新的被褥和生活用品，考虑到她被捕后还未吃过东西，特地让伙房下了鸡蛋挂面送去。钟秀翔吃了，而且吃得很香，吃完后她蜷缩在被褥里打起盹来。这本来是违反监规的，但考虑到当天还要审讯，所方也就不阻止她了。 钟秀翔休息了，刘斯助一班人却还不能休息，他们接着提审马午生。马午生冷不防被逮捕，料想东窗事发，已经吓得坐立不安，这会儿被押进审讯室，见里面坐着六个警察，连大腿杆子都筛起糠来。审讯者让他坐下，刘斯勋的副手、刑侦队副队长马德泉问过他的姓名等等后，便让他交代问题。 马午生可能觉得马德泉的态度很和善，便异想天开地起了硬顶的念头，指手画脚嚷嚷道：“我有什么问题？我是被你们瞎抓的！ 我是回回，你们瞎抓少数民族，当心闹起民族纠纷！” 马德泉淡笑道：“回回又怎么啦？你是回回，我也是回回。在中国，什么民族、什么人都得严守国法。马午生，你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为好！” 马午生声调低了八度，但犹是不肯承认：“我有什么问题啦？ 我有什么事儿啦？” “你先说说你跟朱远芳的关系。” “她是我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原本是去甘肃虱…”“停！”刘斯勋喝住他，“这个，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全是假的！” 马午生一愣，张口结舌：“这……这个……那么……”他突然咬住了舌头，不无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盯着审讯桌旁边的一张稍矮的桌子。那上面，原先盖着一块白布，现在突然被揭去了，露出了下面那些从钟秀翔住处搜出来的特务活动罪证。 刘斯勋笑道：“怎么，没想到吧？现在，我想你可以开始交代了，不然，对于你来说，可能太晚了。” 马午生沉思良久，终于哭丧着脸作了以下交代——原来，马午生在塔城“苏联侨民协会”当杂役时，其经历和多年生活养成的狡猾引起了披着“苏联侨民”外衣的克格勃特工的兴趣，决定发展他为特工。1959年秋，克格勃派了一名也是“苏联侨民”的女特工以色相轻而易举地把马午生引上了钩，然后便捧出了底牌：要么听他们的指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么被指控为“强奸罪”送到塔城公安局去。马午生吓坏了，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参加克格勃。从此，他开始秘密替克格勃搜集边境地区的军事、政治情报，从克格勃那里领取了不少奖金。1962年初，克格勃根据赫鲁晓夫的旨意，开始策划“伊塔事件”。具体主持这项阴谋的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六部考虑到事件发生后，原先在伊犁、塔城等地区活动的披着“苏联侨民”外衣的特工都将暴露而被迫撤回苏联，克格勃在上述地区的谍报工作所选中的人员中，有一个便是马午生。 为了使马午生取得中国方面的信任，便于今后活动，克格勃故意指使马午生在“伊塔事件”发生前便去向中国有关部门报告蛛丝马迹：事件发生时，又让他指使家属逃苏，而自己却留下来阻止边民外逃，从而把他塑出了一副“反修英雄”的形象。 “伊塔事件”后，马午生继续接受克格勃的指令，为克格勃收集情报，直到1966年夏天才停止。之后三年多时间，克格勃没有跟他联系。直到1970年8月中旬的一天，马午生去吉也克镇赶集时，忽然有一个哈萨克牧民打扮的汉子和他打招呼，邀请他去一家小酒店喝酒。马午生马上想到这可能是克格勃派来的联络特工，尽管心里颇有些惶惶，但还是只得去了。果然，酒刚斟上，对方就说出了接头暗语。马午生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只得老老实实听对方传达了克格勃的指令：克格勃将安排一名女特工来塔城城区开展活动，马午生须妥善安排其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然后积极协助其进行活动。 那个“牧民”传达指令后，让马午生当场拿出有关方案来。马午生寻思那主儿大概活动过就要走的，即使不暴露，也会给他留下一个话柄，引起人们的议论，日后会与他不利，所以，不能把她安插在自己村里，得弄到外村去，这样，他头脑里便冒出了“红花峪”。 至于名义，这倒难不倒马午生，他想起自己有个姓朱的战友在甘肃，可以让女特工顶其女儿的名义，“转队”来新疆落户。他把设想对“牧民”一说，对方未置可否，让他过几天听消息。 五天后，马午生又去赶集时，径直来到那家小酒店，那个“牧民”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他了。这一次，两人谈话时间不长，“牧民”向马午生交代：决定照他提出的方案实施，考虑到这里是边境地区，为避免麻烦，决定把女“知青”朱远芳的原籍定在甘肃边境地区的伊哈托黑，从边境到边境，相对说来不易引起怀疑。“牧民”让马午生这几天不要外出，注意接收从甘肃方面“老战友”寄来的挂号信。收到信后，立刻着手办理此事。红花峪方面答应后，可在巴拉坎大队二小队村口的电线杆一米高处用刀子刻一个“△”符号，朱远芳会携带有关“转队”材料来找他的。 马午生照此办理，去红花峪一说，那边一口答应，说安排一个知青没问题。他便发出了联络暗号。十来天后，朱远芳果然悄悄来找马午生了，随身带来了甘肃方面同意她“转队”至新疆的全套材料。红花峪大队先把朱远芳安置下来，然后去办了有关手续，使她成了一名合法的“插队知青”。 朱远芳潜伏下来后，立刻着手开始活动。她找到马午生，说需要三至四公斤百分之一百浓度的盐酸。说来也好笑，马午生虽然是克格勃特工，但他没受过一天训练，又没上过学，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盐酸。朱远芳给他解释了好一会，才知道那是一种化学药水，具有腐蚀性，但他不知道应当往什么地方去搞。朱远芳说在化工原料商店或者生产资料商店可以买到，让马午生去购买，并交给他一千元钱。马午生一打听，塔城及附近地区并没有什么化工原料商店，生产资料商店倒是有的，但在塔城市里。10月1日，马午生乘生产队放假的机会去了趟塔城，生产资料商店倒是有盐酸卖的，但是必须出具经公安局盖章核准的单位证明。马午生空手返回，赶到红花峪对朱远芳一说，朱远芳皱眉不语，沉思良久方才开口，让马午生回去，说由她想办法解决。 马午生回队后的第三天晚上，朱远芳突然来了，说她已经侦察清楚，吉也克镇外的解放军7801医院药品仓库里有盐酸，她决定去盗一些来。今晚就去，让马午生给她望风接应。马午生自无二话，当即和朱远芳出发。两人赶到7801医院外面，朱远芳攀墙而人，潜入药品仓库，不一会就盗了两瓶盐酸，从墙头上递给马午生。 两人拿着盐酸回到马午生家，已是拂晓时分；朱远芳便在马午生那里住了下来。 次日，朱远芳一查验，发现所窃的并不是盐酸，而是一种有着浓烈挥发气味的药液，不禁大为沮丧，寻思只得再去医院辛苦一趟了。她考虑到医院方面会“贼出关门”作一些防范，便决定稍停几天再去光顾。这样，她就在马午生家待了下来，出于谨慎，她从不出门，终日缩在马午生卧室里。这样难免寂寞，便让马午生去同村社员处借了本小说来消遣，却不料因此留下了蛛丝马迹。 这时，7801医院失窃了铁克里老汉所献药水的消息不胫而走，终于传到了村里，马午生把传闻告诉了朱远芳。朱远芳闻之颇为吃惊，担心公安局抓住此案不放，一查到底，查到马午生这里来，于是决定把赃物送还7801医院，以让公安局偃旗息鼓。她让马午生去办了这件事。次日，朱远芳派马午生去7801医院探看，得知刑警已经撤走，不禁大喜，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今晚二上医院，把盐酸盗来！” 当晚，朱远芳、马午生二上78O1医院，不料朱远芳在窥探动静时正巧被值勤护士发现，结果差点当场被生擒活捉。两人胆战心惊地逃回巴拉坎二队，一头缩进屋里，再也不敢动7801医院的脑筋。 马午生原以为此事就这样罢休了，哪知几天后朱远芳忽然下达指令，命马午生去塔城生产资料商店盗盐酸。马午生不敢违驳，只得答应，便去向生产队长讨了买桐油的差使。朱远芳向他作了交代，告诉他万一失风被捕，可如何推脱，并让他如何应付警方的讯问。朱远芳和他约定：如果到次日下午2点钟还不回来，她就离开巴拉坎二队回红花峪了。如他很快就获释，则速去红花峪找朱远芳。 马午生在塔城行窃失利后，从派出所放出来回到巴拉坎二队，因已过了约定时间，朱远芳早去了红花峪，他便往红花峪去向朱汇报了失利经过。朱远芳没有责怪他，说另外再想办法搞盐酸。总之，盐酸是必须搞到的。 马午生一口气交代到这里，摊开双手道：“我所干的就是这些，都交代了，请公安同志明鉴。” 是“公安”而不是“同志”的刘斯勋一边在听马午生交代，一边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朱远芳这么急切地想得到盐酸，这是为了什么？她要用盐酸来干什么？当下，他便发问：“朱远芳要盐酸想干什么用？” 马午生连连摇头：“这个，我可不知道，她没说，我也没敢问。” “她什么都没说吗？比如露一点口风之类的？” “没有，一点口风也没漏，只说要三至四公斤浓度为百分之一百的盐酸。” 对马午生的审讯就进行到这里，刘斯勋一班人此刻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了，决定休息几个小时后重新审问朱远芳。 马午生、朱远芳反革命间谍案在破获伊始，布拉哈拉县公安局已经向地区公安处作了电话汇报，公安处随即电告自治区公安厅。 公安厅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该案由自治区公安厅直接审理，于是往布拉哈拉县公安局拍发了“速将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稳妥押送乌市”的紧急电令。刘斯勋回到公安局想去值班小憩一会时，电令刚到，自然是无条件执行。县局当即把该案的全部卷宗材料、证据等聚拢一起，装箱密封，连同马午生、朱远芳二犯由刘斯勋率领四名刑警、八名武警，连夜押送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对这起反革命间谍案相当重视，特地抽调了五名资深预审员组成了一个审讯班子，组长由已干过二十多年预审工作、突破过多起疑难大案的杜培生担任。杜培生接手该案后，先和其他四名预审员一起仔细阅读了全部卷宗材料，察看了证据，然后商议审讯方案，最后决定先审马午生。 马午生原以为自己的案情不算怎么严重，严重的是朱远芳，没料到竟被警戒森严地押送到了乌鲁木齐，这才知道情况不妙，一进审讯室马上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地仟侮自己的罪行。这样，对他的审讯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他却供不出比在布拉哈拉看守所时更多的内容。这样，预审员所期待的从马午生口供中找到对付朱远芳沉默的突破口的希望就落空了。杜培生只能在对案情了解不深的情况下进行对朱远芳的审讯。 朱远芳从被捕一直到押解乌鲁木齐，头脑里自然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应付讯问的思考。根据她在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所学到的反审讯内容，她采取的方式是一口咬定自己是甘肃知青，“转队”来到新疆的。这当然不解决问题，预审员告诉她：早在下手拘捕她前，就已经派员去甘肃伊哈托黑作过直接调查，当地并无“朱远芳”其人。另外，那张上面有盖着钢印的她的照片的公安部证件，又作何解释？当然，还有其他手枪、无线电收发报机、密写药水之类的间谍证据等等。朱远芳听了以后，恍然大悟：特务学校所教授的东西在实践中似乎并不管用啊！于是，她就采取在布拉哈拉一样的方式，缄默不言。这样，第一次审讯没能达到目的。 几小时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讯，朱远芳仍旧不肯开口。 由于案情重大，朱远芳是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的。事先，杜培生怕出问题，亲自去那间监房察看过，并且向看守所长直接交代过：必须派责任心强的看守员负责看守关押朱远芳的那一排监房。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朱远芳竟在第二次审讯的那天晚上上吊了！ 事情是这样的：看守所长知道朱远芳案情重大，特委派女看守员小乔值夜班看守几个关押女案犯的监房。小乔二十六岁，当兵出身，“文革”开始那年复员来到看守所当看守员。她在部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办事认真，所以被看守所长委以重任。这天晚上，小乔倒是格外认真地巡视，但她那几天正开始妊娠反应，常常呕吐。这当然不能在巡视时当着案犯的面进行，她就一趟趟跑值班室。大约在下半夜2点钟左右，小乔又一次去呕吐，这一次吐得极难受，涕泪交流，她在值勤室耽搁的时间就长了一些。不料，当她料理定当再去走廊巡视时却发现特务犯朱远芳已经用被单撕成的布条把自己吊在铁栅门上了！幸亏发现得早，抢救措施又得力，总算把朱远芳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 杜培生被这次事故吓得不轻，预审小组商量下来，决定把朱远芳关进另一个已有四名犯其他罪行的女案犯的监房，由所方向她们交代注意监视朱远芳，使其无再次自尽的机会。与此同时，继续对朱远芳进行审讯，但她依旧坚不开口。这样，审讯形成了僵持状态。这种情况，对于杜培生这样一个老预审员来说，自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考虑再三，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暂时不再提审朱远芳，把她“晾”在监房里，使她放松戒备之心，产生无聊之意。 这样，她为了打发时光，自然会和同监犯说话聊天，言多必失，时间稍长，估计她会在不经意中吐露口风的。 这着棋子走得很对，一个月后，经向朱远芳的四名同监犯分别了解，预审员获得了一条线索：朱远芳对北京很是熟悉，对一些街道、胡同简直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此外，她对东北黑龙江农场也有所了解。预审小组分析了上述情况，初步判断朱远芳是北京人，可能是从北京去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叛逃苏联后当特工，又被派遣回国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杜培生针对这一情况，决定加大了解朱远芳的力度。经严格选择，预审小组将一名犯流窜盗窃罪而被拘捕的吉林女知青调入朱远芳所在的监房。按照估计，这个流窜女贼与朱有几点共同之处：北京人，女知青，在东北农常她们之间可能会有共同话题，这样，朱远芳也许会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经历、事情会有较多的吐露。哪知事与愿违，朱远芳一听对方是知青，似乎产生了戒心，不肯多和其接触，更谈不上吐露什么了。预审小组见事情不妥，便开始走另一步：把朱远芳的照片、体态特征、口音等材料以“协查通知”的形式发往北京、天津地区的公安机关，请求那边予以调查，想弄清朱远芳的原籍，顺藤摸瓜调查到更多材料后，作为审讯她的突破口。 “协查通知”发出去后不到一星期，一直难以突破的僵持局面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从而使预审小组找到了突破口——一向身体健壮的朱远芳突然生病了，她最初的症状是喉痛、头痛，每天去监区作巡回医疗的狱医知道后，估计是感冒，就给她眼了感冒药。但药吃下去后却并不见效，当天晚上朱远芳开始发烧。 当时同监犯都在睡觉，谁也不曾留意，直到她一次次喝开水时，她们才警惕起来，怀疑她有心事睡不着，说不定又在动上吊自杀的脑筋了。这下子，大家都不敢睡着了，生怕错过了立功赎罪的机会（看守所规定阻止同监犯人自杀的被视为立功行为，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她们不睡，朱远芳倒睡过去了。她的睡，其实是一种高烧的昏沉。几小时后，她开始出现惊厥和说胡话。同监犯见状，摸摸她的额头，烫得简直不能沾手，于是马上咋呼起来。值班看守员当即向预审小组报告，杜培生那天正好轮到值班，马上调车召人，把朱远芳送往医院救治。 朱远芳当时是被作为要犯关押的，杜培生亲自守在旁边，看着医生对她实施抢救。医生所有的抢救手段和所用的药物，均须经他点头。朱远芳送进医院时，发烧高达42℃，已经处于完全昏迷状态。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一刻钟后体温反而蹿到了42．4℃。 内科主任、副院长等高年资大夫都被召到急诊室，经紧急磋商，决定再注射退烧针，并敷以冰袋强迫降温。双管齐下，温度才缓缓下降，人却仍是昏迷不醒。一小时后，温度降到40℃时，朱远芳说起了胡话，其中反复说到的是“盛炜富”三个字，听上去是一个人的姓名；另外，频率较高的还有“三连七排”。当时的公安机关，由于经济原因，装备很差，所以也无法弄一台录音机放在朱远芳床头，杜培生只好守在朱远芳旁边用笔记录。朱远芳说了持续大约个把小时的胡话，杜培生和另一个女预审员记下了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一时无法辨别的就以汉语拼音记下谐音。 朱远芳退烧后，公安机关从人道主义出发，出资请医院为她作了全方位的体检，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和检测手段，最后未发现内脏有什么隐疾。医生认为这次发烧是由感冒引起的。在她住院治疗、检查的五天里，公安机关派出了近百人次的侦察员进行秘密监守；另外，因其是病人，还专门抽调了四名女干警，分两班昼夜在病房照料。 朱远芳入院的当天，杜培生就和预审小组全体成员埋头研究了她在发高烧时所说的胡话内容，认为从“三连七排”来判断，应当是某个军垦农场的编制番号，结合同监犯所反映的她了解黑龙江农场，初步可以认定她曾在黑龙江境内的某个军垦农场待过。至于“盛炜富”，可能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她还说过“咱俩”，因此多半是她的恋人。极有可能是同学、同事。根据上述判断，杜培生决定派四名预审员，带着朱远芳的照片，即赴东北，分头去军垦农场调查是否熟悉此人，调查路线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如东三省均无，则去内蒙古调查。杜培生特别强调：“不要考虑路远路近顺道不顺道，先查黑龙江！” 结果，预审员凭着朱远芳的照片和“盛炜富”这个名字，很快就查到了朱远芳亦即钟秀翔的底细。当再次审讯，杜培生叫出“钟秀翔”三个字时，这个克格勃女特工原本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如纸，双目眸子定住不动，呆若木鸡地望着预审员，她怎么也没想到公安机关竟会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查到了她的真名实姓。 当然，奥妙并不在于这个真名，而是她所有的底细无疑也随之暴露了。 杜培生用一种成分复杂的眼光望着眼前这个和他女儿同岁的女犯，轻声问道：“你感到很震惊，是不是？要抽支烟定定神吗？” 钟秀翔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摇摇脑袋：“不必！” “此刻，你有什么想法？” 钟秀翔抬起头，用一种令预审员大出意外也是从未从案犯口中听到过的朗朗之声回答：“你们可以查到我的底细，但是你们休想动摇我的信仰！” 坐在杜培生旁边的女预审员闻言拍案而起：“嚣张！你……”她想怒斥这个无耻之徒，但是却被杜培生一个手势阻止了。 杜培生脸上的神情变了，变得凛然威严，眼睛里透着一种严厉和嘲讽相杂的光泽，直射钟秀翔：“一个叛变自己祖国的人，也来法堂上谈什么信仰！请问你信仰什么？勃列日涅夫主义，希特勒哲学，抑或蒋介石的那一套？” 钟秀翔不甘示弱地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过自己是否意识到。实不相瞒，我的信仰是爱情至上！我这一生只爱过一次，只爱过一个人，可是我的爱情早已被你们埋葬了，所以，我仇视你们！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钟秀翔当初和恋人盛炜富越境叛国，盛炜富做梦也没想到苏联方面迎接他的是残酷的殴打和体罚，他无法忍受这种遭遇，在关押处写了一纸遗书，藏于内裤腰间，以衣服碎条搓成布绳上吊自尽了。苏联方面发现盛伟富死后，把尸体拖到黑龙江上，扔在国境线中国一侧的冰面上，作为对此事的了结。这个情况，钟秀翔因和盛伟富分开关押着，所以是不知道的。后来她答应当克格勃特工时，曾问过盛炜富的情况，苏方骗她说盛炜富早已参加苏联边防军，在巡逻时被中国越境潜伏在苏联境内的侦察兵杀死。钟秀翔当时听了，大哭一场，要来一瓶酒，朝着中国方向遥奠一番，发誓要为未婚夫报仇，这也是她死心塌地为克格勃效命的原因。在她看来，这种思想上已经上升为一种“信仰”了。 杜培生闻言不惊，紧盯着问道：“你的爱情是如何被埋葬掉的？ 可以说说吗？” 钟秀翔冷冷一笑：“没什么不可以的！我的未婚夫盛炜富，1969年初死于侵入苏联领土的中国边防军人之手！” “盛炜富死的时候，你在场吗？” “我不在常如果我在场，我也不要活了，肯定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跟凶手拼命！” “那你是怎么知道盛炜富亡命之情的？” “是苏联同志告诉我的。” 杜培生眨着眼睛：“你的苏联同志没告诉你把盛炜富埋在什么地方，而让你去坟墓前祭奠一下？” 钟秀翔咬牙切齿：“杀死盛炜富后，他们把遗体也抢过去了！” “以你这次潜来中国的身份，应该是判断得出此话的真伪了：即使盛炜富真如你所说的死况，中国方面也没有必要抢他的尸体啊，边防军要一个叛逃者的尸体干什么用？况且还要从苏联带回中国？” 钟秀翔闻言一愣，连续眨着眼睛，似乎是想把蒙在她眼睛前妨碍她视线的一层薄薄的东西去掉。她原本不笨，进了趟谍报学校后，思维更是清晰敏捷了，经这一点拨，便觉得此事似乎真的不合情理。稍停，她望着预审员，缓和了语气问道：“那么，你们是否听说过盛炜富的情况？” 杜培生说：“盛炜富确实已经死了，但他是自杀的，也可以说是苏联方面迫他自杀的！” ‘啊？！不！不可能！” 杜培生朝一个预审员点点头，他打开一个卷宗袋，从里面拿出一叠照片送到钟秀翔面前：“你看一下，这是盛炜富绝命遗书的影印件，这是当时苏联方面把盛的遗体扔到国境线我方一侧后，我方接收下来解剖前所摄的照片，这是我方法医对盛伟富作尸检后的书面结论影印件。” 钟秀翔接过照片，一张一张地仔细看着。预审员发现她的双手在微微颤抖，脸色越来越难看，白得吓人，青得可怕，然后是豆粒大的泪珠顺着脸颊一颗颗地滚落下来。终于，她把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杜培生微叹一口气，站了起来，动手倒了一杯水，端着走到钟秀翔旁边，站在那里，候得钟秀翔止住哭泣，把杯子递过去：“姑娘，喝口水吧。定定神，定定神！” 钟秀翔接过杯子抬脸眼泪滂沧地望着杜培生：“谢谢！谢谢！” 她喝了水，掏出手帕擦去泪水，又看了看未婚夫的遗照，小心翼翼地问道：“能否告诉我：黑龙江在哪个方向？” 杜培生指指审讯室右侧：“那里！” “能让我站一站吗？”她是要犯，虽然未上镣铐，但是那张专供犯人坐的椅子上有一块锁着的档板使她坐下后不能站起来，这是防止犯人施暴的一种措施。 杜培生点点头，让女预审员把锁具打开了。钟秀翔站了起来，几步挪到右侧，在写着“坦白从宽”四个大字的墙壁前跪了下来，双手捧着照片，朝黑龙江方向一连磕了三个头。她磕得很重，额头在木地板上碰撞出的“咚咚”声响，直叩每个预审员的心。两个男预审员担心她会突然撞墙，机警地站在她身后，随时准备作出反应。 钟秀翔磕完头，站起来，回到位置上坐下，双手捧着照片递还给预审员，又连说了两声“谢谢”。尔后，她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你们能不能把盛炜富的照片印一张给我保存？” 杜培生不假思索道：“行！” “谢谢！谢谢！” 次日，钟秀翔果然得到了一张盛炜富的照片。 接着，钟秀翔就开始交代罪行了。她要求先由自己谈，不要被打断，待谈完后再接受讯问。预审员同意了这个看上去有点奇特的要求，于是钟秀翔便开腔交代了。她谈得很详细，从自己的家庭谈起，一直谈到“文化大革命”、去农尝在农场投毒犯罪及叛国当克格勃特工等，这些在前面已有叙述，不再重复，倒是需要写一写她此次受派遣来中国新疆活动的情况——钟秀翔在1970年6月底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按照克格勃的惯例，她被送往外高加索的凯斯洛夫克州的高加索山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去休养。一个月后，休养期满，她被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分配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但找钟秀翔谈话的那个人事管理局官员却没通知她去莫斯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报到，只叫她直接去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市待命。钟秀翔马上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要被派赴中国进行什么间谍活动了，因为阿拉木图居于靠近中苏边境的城市，往东不到三百公里就是中国新疆地区。果然，钟秀翔抵达阿拉木图的第三天，就有克格勃官员找她谈话，让她准备去中国新疆执行任务，最近一个阶段将有人来给她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并教她一些简单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语言。至于任务内容，待出发前再予以交代。 钟秀翔在阿拉木图郊外的一幢别墅里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克格勃官员向她解释：这不是软禁，而是因为阿拉木图距中苏边境线近，又不是旅游城市，像她这样一个东方姑娘频频在街头出现，容易引人注目，于她潜入新疆后可能会产生不利。这样到了9月初，克格勃派人每天用汽车接她去军用机场，进行跳伞训练。 一连训练了五天，钟秀翔已经掌握了要领。 第六天上午，来了四名穿制服的克格勃军官，汽车上带来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除了钟秀翔被捕时所搜获的武器、电台等，还有“转队”的全套证明材料和一个五百克重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如白砂糖的晶状物。克格勃军官先向钟秀翔交代了她的“转队”事宜，然后谈了这次任务：那白砂糖似的晶状物，是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生物专家研制的一种特种病毒，这种病毒被牧畜和食草动物摄入后，会产生一种传染疾病，症状是发热，几小时内即可升至极限体温，然后是七窍流血，在二十四小时内不治而亡。病畜从染上此毒开始，其所有的体内分泌物（液）都是新的传染媒介物。中毒发病的动物死去后，尸体如不立刻焚烧，那病毒将会在尸体内迅速繁殖，成为新的散播载体，随风、水、尘土等四面八方蔓延，使更多的牲畜染上疾病。这种可怕的牲畜瘟疫世界上从未出现过，所以没有病名。克格勃决定向中国新疆地区传播这种动物疾病，因此命名为“新疆出血热”。 “新疆出血热”病毒在实验室内的生存时间为二十七天，克格勃专家考虑到特工人员潜往新疆后的活动条件有限，可能在二十七天里无法散播，这样便会造成“师出无功”，所以他们动了脑筋，以药物使病毒处于休眠状态，到使用前将其激活。用于激活的化学物质便是盐酸。克格勃专家在这方面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盐酸在中国和苏联一样，轻而易举就能从商店买到的，所以既没让钟秀翔携带，也没为她准备一纸购买盐酸的假证明。这样，钟秀翔跳伞潜入新疆后，就不得不以盗窃方式获得盐酸，从而终于暴露了身份而被捕。 克格勃给钟秀翔配备了电台，让她完成任务后返回前与苏联境内联系，克格勃将在边境线予以接应。克格勃给钟秀翔规定的最后回返时间是1971年2月1日午夜。 钟秀翔一口气交代到这里，要了一杯水喝，然后说：“现在你们觉得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讯问，我一定老老实实告诉你们。” 于是，预审员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包“新疆出血热”病毒到哪里去了？ 钟秀翔说：“哦，我忘了说，我一到巴拉坎二队村外，就把它埋起来了。” “埋在哪里？” “村外那口破庙后面。给我纸笔，我画一张坐标图给你们。” 审讯结束后，杜培生向公安厅领导汇报了情况，然后立刻率领四名警察驱车直赴吉也克镇。十四小时后，杜培生一行抵达吉也克镇，在派出所配合下，即往巴拉坎二队村外，按照坐标图，果然挖出了那包病毒疫苗。至此，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钟秀翔其人，不久在看守所突然患病，仍是高烧不退，只是无感冒症状。所方即送医院，但医生动用了最好的进口药物也未能使高烧退去，二十四小时后她终于不治而亡。这天，是1971年2月2日，距克格勃规定的返回期限超过一天。而发病入院那天，正是2月1日，因此，有关承办人员曾怀疑钟秀翔在奉命派遣入境前，已被克格勃以不易察知的方式输入了定时发作的毒药，如按时返回，则有解药可救，否则一命呜呼。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猜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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