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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大”在夹缝中艰难地喘息，说不定哪一天有一口气喘不上来，就 会窒息。必须扼住命运的咽喉，这是李烛尘，也是“久大”唯一的选择！ 力主实业救国的李烛尘，1918年踌躇满志地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终于回来了，他满眼、满耳的新鲜：国家的变化，民族的进步，故乡的人事景迁……李烛尘多么希望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并通过自己这一代人不屈不挠的奋力拼搏，使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此时的李烛尘已是37岁的人了，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已近不惑之年，是有志人雄心勃起的正当口。 当时，中国化工原料——碳酸纳（纯碱）是玻璃、染料、纺织、造纸、有机合成等工业的基本原料之一，其重要性与硫酸并驾齐驱。衡量一个国家化学工业的兴盛衰败，酸碱产量是一个重要参数。中国的化工市场上酸碱原料长期靠进口，国内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纯碱，加上交通受阻，进口渠道不畅，国内市场纯碱极为短缺，一时有颜料如工业生产中的黄金之说。碱的价格昂贵，使独霸我国碱业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大获暴利。即便这样，纯碱仍供不应求，致使我国一些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工厂因一时买不到纯碱而纷纷倒闭。 看到这种情况，以创办精盐厂，建立以盐为原料的化学工业基地的范旭东急在心头。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制碱厂使范旭东和李烛尘一拍即合。正值此时，苏州的吴次伯见生产缄碱有利可图，并请到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化工的陈调甫和他的老师王小徐，搞起了土法制碱试验，并终于用食盐制出了纯碱样品。因为南方产盐有限，吴次伯、陈调甫、王小徐等人，辗转来到天津塘沽，找到了范旭东共同商议创办碱厂事宜。 在办碱厂事上，李烛尘与陈调市是范旭东的同行知音，这次他们不远千里奔波北上，为的是事业有成。有人说同行是冤家，范旭东的为人可是另当别论，他早就有办碱厂的宏愿，而且有不排斥技术界，尤其是化学工业界同行的胸怀。早年，范旭东到欧洲考察时，他不仅特别注意了食盐的制造，而且还专门留意考察国外的制碱工厂。如他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时，就特意考察了苏尔维法制碱工厂，包括其设备、工艺流程、配方等。但是，对方对制碱工艺的技术封锁十分严格。考察的结果使范旭东立誓要生产出我国自己的纯碱，打破洋人对制碱业的垄断。吴次伯和陈调甫的到来给范旭东注入了一支兴奋剂，他们将南方带来的纯碱样品与范旭东分析，因为南北两方盐的化学成分不同。经商议，决定再用海盐做一次较大规模的试验。范旭东请王小徐绘制了图纸，交天津三条石的万有铁厂制成一套小型机器和一座3米多高的供应碳酸气的石灰窑，在范旭东家的小院子里日以继夜地搞开了试验。结果终于如愿以偿，这次试验获得39公斤白花花的纯碱。他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还拍照留念，寄送亲友，以展示他们的成功。 这次试验的成功，无疑更加坚定了范旭东和后来被范旭东称之为“烛哥”的李烛尘的信心。为了创办碱厂，范旭东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启动资金基本到位后，永利制碱公司于1919年在天津塘沽破土动工兴建碱厂。次年获政府农商部批令，准予该公司以第475号注册，定名为“永利制碱公司”，特许工业用盐免税30年，并规定在塘沽百里以内，不得再设盐厂，同时还规定了公司股东以享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这些规定并不能阻止外国的纯碱和硫酸等化工原料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市场，到1928年、1929年，各项碱类进口总值达1000万元。外国碱商无不企图垄断中国碱业，英国的卜内门公司等从1926年起，长期以压低碱价等手段，争夺市场，妄图拖垮中国民营碱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邻近的日本及远在西方的欧美资本也迅速卷土重来，致使碱价大幅度下跌，那些原本欲获暴利的投资者看到减业无利可图，于是紧缩银根，不再投股应招了。永利制碱公司建厂初期困难重重。按说，永利碱厂是当时东亚独一无二的制碱企业，实际上资金不足200万元，年产量仅2万余吨。其时世界共有38家公司，49所工厂，每年产量约400万吨，主要生产国以英、美、法为主。“永利”的情况很显然远远赶不上英、美、法同业厂家，生产成本相应要高出许多。再加上国内生产原料要价很贵，英国一吨原盐．值价不过中国当时的国币2角5分左右，而永利所用长芦盐，最低每吨也得4元钱。运费昂贵也是一大原因，“永利”一吨碱由天津运往汉口的费用，与英国运一吨纯碱来华的运费相等。纯碱自身亦为工业原料，售价太高，无厂家敢用；售价过低，生产难以为继，公司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于长期不能投产，以“久大”名义所借贷款无法归还，而“久大”、“永利”先后透支金额达数10万元之巨，超过了“久大”、“永利”两公司注册总资本的半数。久大精盐公司董事长景韬白对此十分不满，在董事会上向范旭东提出质疑，与范旭东形成对立，而后又辞去了久大精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李烛尘作为久大精盐厂主持人毅然决定，将久大精盐厂多年积累调挤挹注，全力支持永利制碱公司，并以久大精盐厂的名义为永利制碱公司向银行作贷款担保。但那时“久大”本身也只拥有天津的6个小厂和山东青岛的一块盐田，获利甚为有限。对此，厂内曾有人发难，煽动职工的不满情绪。李烛尘采取各种方式，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努力说服职工认识全局，与永利制碱公司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1924年，正当永利制碱公司快要竣工投产时，英国卜内门公司暗施诡计，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及其驻华使节，指使民国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英籍会办丁恩，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突然无理公布一项《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工业用盐一担抽税2角，直接由北京稽核总所行文到塘沽稽核所执行。如此一来，“永利”在制碱生产成本上，按一担纯碱需两担盐算，直接增加4角。永利制碱公司将被扼杀在襁褓中。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敬业精神，驱使范旭东、李烛尘等以工业用盐早有财政部批准免税为由，控告痛斥盐务署“背信违法，摧毁碱业”的行为，同时据理力争，盐务稽核总所才不得不同意暂免盐税一年。不久“五卅”运动爆发，“永利”将工业用盐增税一案的始末在上海英文报《大陆》上公布出来。洋会办慑于舆论压力，批准免税延期5年。范旭东、李烛尘仍认为，此案没有了结，又经多方活动，才最后恢复1920年获得工业用盐免税30年的特权。 1925年3月，英国卜内门公司伦敦总行首脑尼可逊到上海视察，得知永利制碱公司的主要设备干燥锅被烧坏，生产停顿，他以为有机可乘，几次向范旭东提出会谈要求，地点可由永利制碱公司确定。范旭东为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与纠纷，同意在大连举行双方会谈。在赴会前，范旭东、李烛尘召集公司同仁商定一个基调：永利制碱担任着发展中国民营化工事业的任务，是成是败，全在于我们本身的力量和奋斗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公司的主权都不能落入外国人手中。不出所料，在会上，洋商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反复提出以资本和技术同“永利”“合作”；而这里的“合作”实际是乘人之危，插手中国碱业，从而达到侵吞“永利”，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目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范旭东婉言拒绝：“我股东只限于持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无可变通。否则牵动政府许我其他特权，不独未能助我，反而害我。”这次英商野心未能得逞，无可奈何，尼可逊只好相约以后再谈。 永利制碱公司在此后一年多时间几经挫折，终于使自己生产的纯碱质量稳定销路看好，直接威胁到卜内门公司的在华利益，永利制碱公司与卜内门公司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卜内门公司压低纯碱价格，每两三个月跌落一次，最甚时降到40％，欲将永利制碱公司在脚跟未稳、资金不足时活活拖垮。卜内门公司仅靠这一手在世界多次碱战中战胜不少对手。永利制碱公司势单力薄，资金和技术都不算雄厚，自然不能与之相抗衡。范旭东与李烛尘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熟悉日本的工业状况，深知该国工业发达，用碱量非常大，是卜内门的重要市场。两人便打起日本市场的主意。其时恰好日本的“三菱”财团与“三井”财团相互争霸，“三菱”有厂生产纯碱，因而屡屡获胜；“三井”因无纯碱生产而引以为苦。根据这一情报，范旭东、李烛尘派人遂找“三井”驻天津办事处磋商，请他们代销永利制碱公司的纯碱。“三井”欣然同意，并签订了一年的试销协议，可以以此与“三菱”财团竞争。他们利用其遍布日本的分支机构为永利制碱公司打开了销路，使卜内门公司受到很大冲击。他们还使用掉包计，低价买进卜内门公司生产的纯碱，换上永利制碱公司的包装袋销往市场，自己只贴一点包装费，使卜内门反受拖累。相持到1928年，卜内门公司损失惨重，才醒过味来——永利制碱公司不好对付。为了维护自己在东方的利益，牢固占领中国市场，他们开始转变态度，极力与“永利，！修好。为了表示诚意，卜内门公司发表一项声明，今后在中国市场上，决不再廉价竞销；要调整碱价时，必先与永利制碱公司协商，求得同意后联合进行。后来，他们也确实信守了这一诺言。另外，在永利制碱公司与日本“三井”财团的代销合同期满后，卜内门主动提出为永利在日本代销碱品，双方于1928年6月21日签订了一个为期3年的正式协定，卜内门还向永利制碱公司预交了30万元的押金。到了1929年，卜内门又提出两公司进一步合作，以发展中国的化学工业，合作方式为卜内门以资金和技术在永利制碱公司投资。面对这一问题，范旭东、李烛尘与侯德榜、余啸秋等公司领导反复讨论，最后一致认为，解决永利生存危机的“唯一前提，即在如何增加产量，并避免竞争”；“所难者，我国技术资本两不如人，创办一事，费力多而成功少，时不我待，应起直追”；“最近政府又有在不妨碍国权范围内，许民间吸收外资之拟议”，现在卜内门公司的态度已有明显改变，愿意友好合作，因此可以接受他们的合作建议。 永利制碱公司由范旭东于1929年10月2日签署给国民政府工商部的呈文，要求添募外股，“克日成立新公司”。呈文说：“新公司总、分厂所用原料，应请免税免厘30年”；“公司总、分厂制品应请免税免厘30年”；“距公司总、分厂要100华里以内，30年内不得再设同一营业工厂”。国民政府工商部接到呈文后，非常重视，权衡再三，否决了永利制碱公司添募外股，合资经营的设想。合资经营是想为永利制碱公司寻找一片摆脱困境的港湾，可偏偏就这样被搁浅。永利制碱公司在急需资金的情况下，根据国民政府意见，申请加入官股。1929年10月8日，范旭东签署的呈文，再次报送工商部。这篇呈文，是李烛尘起草的，言简意赅，恳切陈情：“去冬钧部曾有国立酸碱工厂之计划，当时公司条陈改由政府特别保护，仍以民营为得策，蒙嘉在案。现值公司急待扩张之际，如中外合办。一刻不能成立，只得留等将来再议，拟恳钧部加入官股若干，以资提倡。在钧部可实现官营之成议，而公司因政府之提倡，社会观感当必奋兴，事业前途，无难转危为安矣。一举数善，宜若可行。至于加股详细条项，即恳指派专员与公司讨究，不难立就。公司所希望者，惟在为中国维持发达此基本工业一事，与钧部提倡奖进之精神完全一致，初无何等差别。设公司目的专在谋利，岂能忍受过去20年间之苦劳而不辞耶？”当时永利制碱公司的状况，国民党政府非常清楚，有1930年6月12日工商部致财政部的咨文为证，该文中阐述这时的情形有这样的文字：“公司鉴于环境及自身现状，非急进无以图存。先后与外订购机器，陆续到厂……旧欠百万余元，偿期已难再展，而各洋行机款到期，以及因扩充增加各款，均须现金支付，以故产额虽逐见增加，而金融愈形紧逼。”故永利制碱公司的呈文，必然使工商部有所震动，加上财政部有“决议改入官股”的意见在先，工商部即于6天之后的10月14日，向行政院秘书处，送上《提议拟拨国家股款加入永利碱业公司作为公股实现基本工业提请公决案》，请行政院行政会议公决。 这个议案首先对永利制碱公司创业10多年来的爱国热忱及进取精神给了充分肯定，接着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主张：“前本部建议兴办基本工业案内本有国立碱类工厂计划，诚以独立国家应如有独立碱厂，提倡工业，尤以此为基本要图，惟开办之初，资本匪易筹措，人才尤难熟练，而勘度厂址，订购机械，均应有相当之研究，更苦未易着手。……本部详加考虑，国营碱厂一时既难筹办，不如藉该厂固有之基础，酌拨国家股款，以图扩充，一面量予减免运费税厘，以期减轻成本，俾国人观感兴起，乐于投资，不难增添巨额商股，从此资力可以雄厚，营业亦易发展，以资抵制外商之垄断，而植国内工业之始基，实一举而数善皆备。” 同年10月15日，行政院举行第41次会议，对工商部“拟拨国家股款加入永利碱业公司作为公股”案“经决议原则通过”，着令工商部遵照办理。10月22日，工商部又以《致范旭东训令》，发文将行政院的决议通知了永利制碱公司。如此，加入官股应该是没问题了。事情往往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具体操作起来就有了麻烦。 技监徐善祥受工商部委托前往塘沽，不只是同情永利制碱公司和为永利制碱公司呼吁，更重要的是永利制碱公司加入官股，就必须让官方了解公司的财产状况及制造营业情形。嗣后，工商部提出了扶助永利制碱公司的两点实施方案：“拟添加股本300万元，由国家筹拨200万元，以作公股，并另募商股100万元，务期与原有商股合成300万元，连同官商股款共合成500万元”；“拟将原料暨重要应用物料如粗盐、灰石、焦煤等及取出制品如纯碱、洁碱、苛性碱、矽酸碱等，在公司存立期间30年内，概以免征税厘，并将原料及制品，经过国营运输机关，按照洋货次一等核收运费”。 此后行政院第51次会议，对工商部意见“决议照办”，分令财政、铁道两部办理。 加入官股一事，永利制碱公司昂首企盼，到了该兑现的时候，却又难办了起来。行政院以院长谭延阎的名义，于1930年2月10日、13日，先后向工商部发出两道训令，一个训令，说明财政部已同意永利制碱公司的原料和制品免征税厘30年，以国家股款加入之时为开始执行之期；另一个训令，说明铁道部对水利的原料及出品的运费，早已列入最低等级，今后会继续执行。训令中对政府股款何时拨往永利制碱公司没有交待，财政部也只风过耳。行政院虽然发了训令，对官股款项如何兑现落实却避而不谈，大家都在打着哑谜。 永利制碱公司急需资金，多次催请工商部尽早加入公股，工商部又转催财政部拨款。但财政部无动于衷。此事拖至1930年6月仍然没有结果，而需款迫切的永利制碱公司向外商订购的各种机器，不但陆续到厂，有些还已经安装好了。这样拖下去如何了得，需想法解决才是。范旭东、李烛尘火速呈文工商部，提出一项补救措施：“拟恳钧部先将业经决定之免收原料税厘确定30年一案商同财政部呈请行政会议公布，仍决于本年6月1日起实行。在公股一时未能确定交付日期以前，由公司自向国内银行商发公司债票，藉资周转，冀支危局。一俟公股交下，即将银行款项还清，债票还回”。范旭东、李烛尘想出这个办法，用的是以退为进之计，一是可以缓解永利制碱公司资金危机，二是财政部已经作出对水利“新订减免税厘办法，当以国家股款加入之时为开始执行之期”的决定，如果行政院能公布对永利“免收原料税厘30年”，从当年6月1日起实行，财政部也就不得不拨付官股，即使要拖下去，也不会拖很长时间，“永利”企盼不致落空。 国民政府工商部对范旭东、李烛尘的用意应该是清楚的，但他们有前面的那些工作作前提，自然还是同意了这个补救措施。于是，工商部于1930年6月12日给财政部咨文中对永利制碱公司所提办法表示了支持：“值此国步多艰，公币支细之际，倘最近期内不能拨交公股，则该公司所请自向国内银行商发公司债票，仍指定以公股偿还一节，比较外股自少危害，且可暂停目前财政困难。展缓公股交付日期，为一时补救计，似尚可行。此后实交公股，就近岁国家财政状况而论，势仍须分步进行，拟请即由贵部酌察情形，会同本部分别规定时间、数目，呈报定案，以减困难。”工商部大概担心出现公股落空有损自己威严，因而把永利制碱公司的想法作为自己的意见向财政部提了出来：“现在公股既不能全数实交，惟有一面规定分期实交公股办法，一面宣布自7月1日起，将合办原案确定实行，使其享受合办免税原案之待遇。事实上，从金融业务上看，即以所募公司债款，代替公股，暂济急需，将来此项公司债票，即由规定分期交付之公股，负责偿还，似较为两全之道。否则公股失期，已使该公司业务上发生困难，倘不将原案确定免税施行，亦将无期延缓。不但于两次院议维持原案及鼓励法院规定均有未合之处，即与贵部呈复行政院所设保育基本工业之办法亦不相符。” 没料到此事又拖了两个月之后，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自出面赖帐：“查此项公股为数至200万元，当此军事进展，饷需迫切，此项公股一时自难议及拨付办法。至发行公司债，如能暂由该公司自行另筹还本付息基金，自可照办。” 范旭东、李烛尘对此深感失望。他们彻底醒悟到，永利制碱公司要想生存和发展，只有走自力更生的路子。于是在收到宋子文的回复函后，他们立即与各股东磋商相关事宜，并于同年8月30日在天津永利制碱公司本部召开了股东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暂时缩小扩建工程，同时发行公司债券200万元，代替公股。 时值战乱纷繁，国内各地矛盾重重，社会秩序混乱，百业凋敝，永利制碱公司为筹集资金，其举步之艰难可想而知。范旭东、李烛尘并不气馁，以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多方奔走联络，终于得到了中国、兴业、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等多家银行支持，并由他们经营永利制碱公司债券的推销与还本付息事宜，最后集资银洋100.7万元。这笔款帮助永利制碱公司渡过了难关，纯碱产量大增，质量也稳定，当年即获得比利时商业国际展览会金奖。与此同时，厂里还上了生产烧碱的新项目。到第二年（即1931年），永利制碱公司已具备年产近百吨的生产能力，这对于‘洋碱充斥市场的半殖民地旧中国来说，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 久大精盐厂，是我国最初建成的精盐加工基地，创办于民国4年（即1915年）春。它是东渡日本留学回国、立志改变中国盐业一向由旧盐商垄断，北洋政府时的盐务稽核又由英国人把持的局面的范旭东创建的。 “久大”开始经营是十分艰苦的，当时资本不多，大部分是从亲戚朋友那里筹措来的。工厂员工除由本地招募外，也有不少老乡听说范旭东、李烛尘在天津办大事，都慕名投奔而来。 “久大”要站稳脚根，必须战胜旧盐商、地方权势、旧军阀的包围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干扰，困难不言而喻。李烛尘在此期间协助范旭东作了大量具体工作。 中国的民族工业，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李烛尘对此体会甚深。30年代中期，“久大”的发展，已有相当规模，不但在天津有10多个小厂，还在山东青岛、江苏大浦建了分厂，销售机构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境。永利制碱公司生产的产品产量高、质量好，南京永利铔厂，也在迅速兴建中。可范旭东、李烛尘并没因此而满足。 盐税历来由政府一手控制。而各地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又由当地盐商把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地方势力，导致不容他人插手、他人也无力插手的状态。李烛尘、范旭东感到，既然要兴办新兴盐业和以盐为原料的化学工业，就要坚持自己的方向，冲破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刁难和压迫，同时还要向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不屈不挠地斗争。 由于蒋介石立意妥协忍让，国民党政府频频施放和平烟幕，国人对中日战事迫在眉睫尚无充分认识。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每天有许多日本军车由东北开往天津方向，长长的列车上罩着苫布，车尾都架着高射枪炮，日本军舰也开到了天津塘沽停泊，时局越来越紧。范旭东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已经作好了跟着国家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为防空袭，用钢板和碱袋筑成防空洞，同时将许多职员和工人及其眷属，安排疏散。时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的李烛尘留守天津。“七·七”事变后，工厂无法在华北维持下去。7月19日，范旭东驱车抵南京总统府晋见蒋介石，提出抗日主张，受到蒋介石冷遇。范旭东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大失所望，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宗旨，电告李烛尘督促“全厂职工，拆除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后经酝酿论证，“久大”、“永利”确定了迁川方案，随之而来，选定厂址就成了当务之急。此时李烛尘任“永久黄”团体的迁川总负责人，勘察厂址责无旁贷。于是，他立即率杨子南、唐汉三、钟履坚等人先行入川。 久大、永利的生产原料都离不开盐。毫无疑问，厂址必须设在四川产盐区。李烛尘20年前曾有过一次四川之行，他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实地了解，认为自流井的张家坝和键为的五通桥，是最合适的地方。论原料质地，这两个地方都是四川的老产盐区；论交通条件，水陆要道盘桓，颇为方便；论能源物质，这地方盛产天然气和煤炭。按说，此地以“相当理想”来表述实不为过。但却遇到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当地的盐户不欢迎这位新伙伴。他们的理由当然“充足”得很：从清朝起，这里的老盐户们手中就持有朝廷颁发的“龙票”，当地井盐的生产、销售，世代相传，外人岂能染指；国民政府也承认他们这种特权，再说也能使征税数目稳定，可以少许多劳神费力之事。虽然当时四川省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曾委派专人赴湖北汉口，表示欢迎沿海工厂内迁，并保证提供诸多便利（包括购地）。然而，当地的老盐户们，认为久大规模庞大，生产技术先进，在全国也颇有名气，一旦挤进来，还不把本地盐厂、盐户搞垮了。于是他们通过各种途经抵制“久大”入川：一是把人情关系、利害关系、权势关系充分调动起来。如当地盐户把在四川自流井有股份，而且得势的四川军阀邓锡侯、王缵绪也请出来反对。二是打出行动口号，进行广泛宣传抵制“久大”入川。如当地盐户们提出的较有代表性的口号有：“并不出租，地不出佃，坚壁清野！”他们还扬言：1911年的川汉铁路我们都反掉了，还含糊你这个“久大”精盐厂！当地有一份《自贡小报增刊载大版大版的文章，反对“久大”在当地建厂。 面对这种情形，与李烛尘同去的唐汉三灰心丧气地说：“有钱有人哪儿办不了厂？何必硬要到这个地方办？”李烛尘说：我1919年对四川作过深入考察，除了自贡、犍为，在西南再也难找到适合久大、永利生存的地方了。坚持把厂子设在这里，是在总经理范旭东的全力支持下，经过充分酝酿论证后确定下来的。唐汉三说：“可人家不让办嘛。”李烛尘苦笑笑，分头拜访邓锡侯、王缵绪等要员。邓、王均表示：众怒难违，爱莫能助。 铁棒磨成绣花针——功到自然成。这句古话用在李烛尘为“久大”迁川而奔忙这件事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了解到，川西军阀邓锡侯有个儿子，见经营盐业有利可图，也在自贡开设了盐井。当地老盐户虽然碍着邓锡侯有枪有势，不公开与小邓作对，但总时不时给他点亏吃，明里暗里总挤兑他，这使小邓笑在面上，恼在心头。李烛尘想，也许从这里可以打开突破口。于是立即登门拜访小邓，将“久大”、“永利”西迁的艰难处境、来龙去脉如实相告。小邓联想到自己的境遇，顿发感慨，对“久大”、“永利”迁川深表同情，觉得“久大”、“永利”迁川后，会使自己多了份力量。于是，小邓满口答应帮“久大”、“永利”到四川省当局和地方要员那里去活动，争取支持。 与此同时，李烛尘又把这场官司，打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与李烛尘同行进川的钟履坚是浙江籍人士，乡土因缘，结识了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头面人物。经过钟履坚多方疏通，军事委员会同意派人下来调查此事。真是无巧不成书，下来调查的这位谢长官正好是唐汉三的表弟。这样，对于“久大”、“永利”入川显然有利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李烛尘告诫自己，当地老盐户那边，一定要亲自出马，向他们讲清楚：第一，“久大”迁川，并不是要来抢大家的饭碗，实在是国难当头，不得已而为之；第二，“久大”、“永利”愿意以自己的技术帮助大家提高质量和产量；第三，一旦抗战胜利，“久大”、“永利”定会迁返原地，建在四川的厂子，可以交给当地人来办。恳切的言语，终于打动了自贡当地老盐户们。 几经周折，“久大”、“永利”终于获准在自流井设厂。厂址向题总算得到了圆满解决。 李烛尘叹了口气：创业真难啊！ 李烛尘去天津会范旭东时，正是范旭东处境维艰的时候。 范旭东创办中国第一家精盐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时，目的很明确：一是把自己所学知识运用于科学研究与实业兴国中；二是为了以精盐为调料，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三是以食盐为原料，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基地。 但是主观意志总和客观环境有距离。规模较小的精盐厂一诞生，就遭到来自盐亩盐霸及地方恶势力的巨大压力：不齐心合力把这个新生的“怪物”扼杀在摇篮里不罢休。中国老百姓也习惯因袭旧的盐引制度，宁可从盐商手里购买粗盐，也不愿去买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精盐。 李烛尘就在这时毅然决然地来到久大精盐公司。当时久大精盐公司只有两所制盐厂，较大的是塘沽久大精盐厂，厂长文公信是江西人，与范旭东是亲戚；副厂长杨子南，是贵州人。两人也均留学日本。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办精盐厂，都没有经验，对许多事情感到束手无策。总经理范旭东擅决策筹划，极有魄力、坚毅过人，属于开拓事业的统领式人物，但并不十分精通企业的经营管理。所以，久大精盐厂在管理、生产、销售等方面，还有不少漏洞，浪费现象也比较突出。李烛尘到厂后，很快建立了一套管理办法和制度，显示出了自己的才华。 当时的久大精盐公司无领用料制度，产成品也因没有仓库到处堆放，浪费惊人。李烛尘根据久大精盐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了领科审批制度，并着手兴建了仓库。短短几个月时间，久大精盐公司厂内管理就条理化了，原材料消耗也明显下降，这为以后发展壮大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准备了不可缺少的内部条件。 正当李烛尘干得火热时，父亲李绍贤、母亲彭氏夫人相继去世了。由于工作紧张，他甚至抽不出时间回去奔丧。 范旭东十分赞赏李烛尘的管理才能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敬业精神。1年后（即1919年），38岁的李烛尘被范旭东任命为久大精盐公司的老盐厂厂长（久大精盐公司把最早兴建的老盐厂称为西厂，又在不远处新建采用新法制精盐的东厂，东厂由杨子南等主持）。此后，范旭东长住天津，主要从事资金筹集和产品推销工作，而塘沽的生产体系，则由李烛尘多负责任，可见范旭东对李烛尘的器重。 李烛尘就任久大盐厂厂长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推销精盐。那时，普通老百姓对精盐这种新生的日用生活品极不适应，历来北方人吃大颗粒海盐，南方人或内地人吃锅巴盐。在久大精盐公司没有成立之前，他们不吃精盐，也无精盐可吃。他们不知道粗盐里杂质多，还含有有害物质。贫弱的中国人，在当时那个年月，连雪白、晶亮的盐摆在面前都担心是不吉之兆，担心有大祸临头。 多么可怕的“传统”！ 当然，有些人抵制精盐．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中国，盐业历来为官家和盐商所垄断。满清时期实行的盐引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初年。官盐是官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当时一斤食盐不过一两钱，而官税却高达盐价的几十倍。盐商盐霸从中营私舞弊，大捞钱财。因此，精盐若行销于市，则堵了这些不法盐商盐霸的生财之道。他们必然以种种谬论蛊惑人心，从中作精盐行市之梗。他们还与地方恶势力相勾结，为久大精盐公司设置了重重障碍。食盐的销售，由政府的盐政和地方盐商把持，码头林立，不容他人插手。为打破局面，李烛尘协助范旭东在全国设立销售网点，做了大量工作。久大精盐公司还于1918年至1919年间，先后接受了德国在天津塘沽的铁路支线和收买了海河口的俄国码头。这两项决策无疑为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精盐行销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添上了腾飞的翅膀。 面对着广大百姓的不理解，面对着盐商盐霸的垄断，精盐的推广和宣传无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为此，公司在各地广泛建立分支机构，在南方各省成立精盐公会，积极宣传推广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精盐。南方各省的精盐公会随时报送与销售精盐相关的风潮和争斗的消息。因此，尽管当时交通及通讯工具不发达，公司决策层还是能及时掌握各方销售动态和市场行情。这为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19年是一个让范旭东、李烛尘等化工同仁难忘的年头。由于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精盐势如破竹地推向全国市场，这一年迦怡和洋行英国轮船都承接在塘沽码头装运“久大”生产的精盐去往长江沿线的大港武汉等口岸销售的生意。范旭东、李烛尘高兴地在南京沿江大饭店的楼顶上燃放鞭炮，表示热烈庆祝。 世间的事情总是这么奇怪，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必然产生。在此矛盾链中，大矛盾和小矛盾交织发展，错综复杂，千丝万缕。久大精盐公司的发展轨迹也如此。 按说市场打开了，是件很高兴的事，可令人发愁的事又夹杂其中。即精盐的产量不足，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力求扩大生产，李烛尘着手工厂的扩建工作，增加了煮盐的平板锅，扩建了厂房。并逐步在塘沽新建了10多个小厂，同时改进技术，使久大精盐公司的产量和质量都不断得到提高。他还发动技术人员，利用盐卤的余料，研究试制出牙粉、牙膏、漱口水等副产品，增加了久大的生产品种和收入。 塘沽乃弹丸之地，发展有限。为了开拓发展空间，李烛尘建议范旭东“不可死守天津一地”，要到山东、西北、四川等地以谋求更大发展，建立新的盐业基地。 根据李烛尘的建议，1919年春，范旭东委派李烛尘赴内地考察。通过对四川自流井、五通桥井盐资源和生产情况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李烛尘撰写出了《四川自流井钾盐的调查报告》。无疑，李烛尘的这次调研对日后久大精盐公司以及永利精盐公司的搬迁和未来命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0年5月9日，永利制碱公司成立董事会，推选周作民为董事长，范旭东为总经理。同年9月永利制碱公司获国民政府农商部批准注册，定名为“永利制碱公司”，并同时颁布“特许工业盐免税30年”批文。是年，在久大精盐公司文公信厂长离职后，李烛尘继任厂长。1921年，迈进不惑之年的李烛尘，为了寻求发展，再次带员赴内蒙古的伊克昭盟考察天然碱的资源分布及其有关情况。之后的1942年9月至12月，他再次踏上了对西北考察的征途，足迹踏遍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和新疆等地，详尽地考察了祖国前北的盐碱资源以及风土人情，并撰写了《开发西北之管见》等很有价值的文章。 时值1922年，北洋政府拟收回日本在青岛的盐田。因日方在经营该盐田时建造了大量的地面设施。其作价所要求的盐田补偿费颇高，竟达700万元。同时要求中国方面免除其海关税厘，并向日本出口青盐100万担。北洋政府无力满足这些条件，只好决定将盐田向商界招标拍卖。 范旭东、李烛尘得知这一消息后，经过反复讨论研究，一致认为，经营胶澳盐田，既有利于国家、民族（收回主权），更有利于久大、永利两公司自身的发展，决定参加投标，并拟草了一系列的投标方案。为了中标，范旭东和李烛尘仔细分析了永利制碱公司的优势及日本方面的不足和虚弱处。范旭东、李烛尘均留学日本，对于日本的国情甚为了解。他们认为，日本虽是四面环海的岛国，但可利用的海滩很少，产盐极为有限，其年产10兆担左右的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据他们掌握的情报看，最保守的统计，当时日本的工业用盐及食用盐每年的消耗量要15兆担。这意味着日本有5兆担的缺口。日本从中国进口工业用盐和食用盐，路途短，需求及时，运输方便，还能节省大量时间和费用，因此中国极有可能成为日本进口盐的首选国。 基于这种分析，范旭东、李烛尘决定向日方施加压力。范旭东亲赴青岛参加与日方的谈判，一方面把向日本输出的青盐数额，由原来的100万担增加到300万担，同时把日方向中国要求的盐田补偿费700万银元，压低到300万。借助国内舆论的支持，事情真就谈成了。此后不久，北洋政府开始正式招标。范旭东、李烛尘以久大精盐公司的名义应招，并以足够的实力击退日商和国内各竞争对手，最后以300万元中标。因为数额庞大，双方在协商基础上，又制订了全额款项分15年清付、每年交20万元的协定。青岛的胶澳盐田从此转到了久大精盐公司名下。 嗣后，在范旭东、李烛尘主持下，久大与青济盐业界人士合股组织了永裕盐业公司，作为久大精盐公司在青岛的分厂开始投产。永裕盐业公司下设永大、裕大两家工厂。至此，永大承办大小19所制盐工厂，裕大经营收回的盐田达6万余亩。青岛盐田被收回后，根据协议规定，中国每年向日本输出青盐300万担。青岛永裕盐业公司经北洋政府批准，成为外销青盐的专商，取得了我国盐业公司生产的盐输入日本的供应权。 从1914年久大精盐公司成立到收回青岛盐田、成立永裕盐业公司，这短短几年，久大精盐公司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并在全国打出了名气。后来，到了1935年，李烛尘又协助范旭东在江苏新浦开创了久大精盐公司大浦分厂，使久大精盐公司成为横跨中国的大企业。久大精盐公司所属盐田自天津塘沽沿海的渤海湾一直延伸到黄海之滨，总面积达10万亩之多。到1936年，久大精盐公司的盐产量由过去每年的1500吨增至300万吨。 抗战开始，久大迁川厂（模范盐厂）已建成煮盐平锅30付。久大模范盐厂从投建就与众不同，他们从井架如林、盐涯集中的大坟堡地区输卤水进厂，流经两座凌空高耸，有如瀑布垂帘的枝条架挥发浓缩，然后再进入平锅加热烘成白花盐。这在当时自贡盐区是一大创新。久大川厂最初生产的是散装盐，包装、运输都遇到了一定困难，后来由机械工程师邬朝绩、唐士坚等研究成压盐机，压制成方块砖盐。砖盐洁净、定量、利储、便运、节耗，极受用户的欢迎，远销到昆明与成都，还供应给为输送援华物资飞经驼峰的外籍飞行员、中缅战场青年远征军、抗战后期川西“空中堡垒”基地的美军及地勤人员。 后来，李烛尘又在贡井筹建了“三一”化学制品厂，从卤水中提炼硼、钾、澳、碘和碳酸镁等多种原料，供医药、轻工、军工等需要。一些科技管理成果很快变成产品，并为当地盐业提供咨询服务，以协助解决实际问题，体现了受到赞誉的“久大精神”，这在“定程度上消除了“冤家”，减少了与地方的摩擦。从此，一些当地绅士也纷纷邀请久大为之设计建厂制盐。 随着久大在四川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在西南站稳了脚跟。当年一条成渝公路，军政、外籍人员穿梭往来，途经“糖都”内江，大都绕道几十里到井厂观光。久大模范盐厂曾先后接待过冯玉祥、李德全、卫立煌、张群、徐特立、吴玉章、郑洞国等，英国的克里浦斯夫人也曾到厂参观，成为中国西南一家颇有实力和良好风范的新型企业。 八年抗战，海盐来源断绝，被迫煮并取盐，“枝条架晒卤法”等创新咸得应用，基本使民需和化工用盐达到自足。 这些成绩，均来自久大一种百折不挠的企业精神，这中间无论作为总经理，还是作为迁川的先行者和总负责人，李烛尘都身先垂范，功劳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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