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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烛尘和接收大员们的心情都是急切的，但急切和急切却大不一样 1945年8月15日凌晨，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浴血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 蒋介石身穿元帅服，坐着敞篷吉普，缓缓地驶上山城街头。他左手扶着车栏，伸出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在空中轻轻地划动，瘦削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重庆的山城百姓拥上街头巷尾，欢呼跳跃，数不清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蒋介石巡视在人海中，他的手久久没有放下，似乎在盘算如何采摘胜利的果实。 顺着蒋介石的手，国民党政府官员们争相出川，朝着上海、天津、北平、武汉这些大城市奔去，他们要抢先占领这些在他们眼里吧得流油的风水宝地。 “永久黄”团体奋争8年的离乡生涯结束了。 范旭东、李烛尘召集“永久黄”的骨干聚首重庆，商量返回天津、重建企业的大计。 几经商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范旭东统帅留在重庆，筹资购置全套化学设备；一路由李烛尘率领北上天津，办理永利、久大两厂的接收事宜。 9月28日，李烛尘登上了北上的飞机。 这是一架螺旋桨式小客机，全机只有40多个座位，坐的大都是飞往大城市的接收大员。 李烛尘和这些接收大员们的心清都是急切的。但急切和急切却大不一样。 此次北上，李烛尘不但要收复与自己命运攸关的企业，更要发展他为之献身的事业。 塘沽变成什么样子了？那里可是他事业的发祥地，也是他作为中国化学工业开拓者的一员的起始地啊！ 李烛尘的心在穿云破雾。 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他自然又想起了顶住威胁利诱，拒绝与日军合作的经历。“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一片混乱，铁路交通中断，工商各界一片恐慌，久大和永利两厂的生产原料运不进，产品出不去，生产已处于停顿状态。7月19日，范旭东驱车抵南京总统府晋见蒋介石，要求政府抗战，却受到了蒋介石的冷遇。范旭东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感到非常失望，于激愤中电告在津的李烛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并要求督促“全体员工，拆除设备，留津待命”。李烛尘十分冷静，当即对职工的疏散工作做了周密的安排。对20多年间“永久黄”团体呕心沥血召集和培养出的300多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及他们的家属，李烛尘更是亲自过问，组织他们分批乘船南下，再经香港转道武汉和长沙，之后又陆续转移进川，为在大后方重建盐厂、碱厂保存了最重要的“资本”和财富。而李烛尘自己却始终坚守在北方，在最危险的环境里坚持工作到最后。 北平沦陷、天津沦陷，停泊在海河边的日本军舰耀武扬威，不时炮击塘沽市区。塘沽沦陷后，日本军队把久大、永利厂包围了。李烛尘主持全局，临危不乱。他指派李祉川带人将厂内留下的部分蓝图和资料，都集中在制碱炉内烧毁，不留任何痕迹，避免泄密。接着，他又组织10多名技术人员在天津永利总管理处整理图纸资料，准备后撤内迁，为在后方建设碱厂做技术准备。随后，李烛尘不断派人进入塘沽永利碱厂进行复查测绘，并借机做了三件事：一是拆掉了石灰窑顶部的分石转盘及遥控仪表，这个装置设计合理，分石均匀，为了不让侵略者利用，只得狠心把它拆散处理掉；二是拆除了蒸馏塔的温度传感器，这在当时是最新技术；三是拆毁了碳化塔的部分管线。8月底，李烛尘电令碱厂除少量的护厂人员和做善后工作的技术人员外，其余职工撤回天津待命。 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早已对永利碱厂垂涎欲滴，授意其下属兴中公司夺取碱厂产权。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方起初还有所顾忌。兴中公司代表刀根曾几次找到天津水利公司总管理处，“拜访”李烛尘，见面后大谈“日中亲善”，要求与永利合作经营，企图以所谓合法的身份，“名正言顺”地霸占永利碱厂。李烛尘避而不谈此事，与刀很周旋，后来就干脆回避不见刀根。刀根连连碰壁，自感无颜见顶头上司，十分恼火，于是一方面以逮捕反日分子为由，骚扰碱厂和总管理处，进行威胁恐吓；另一方面又找来过去与永利有着一段合作关系的“三菱”公司，由“三菱”公司出面，向李烛尘提出，他们以民间财团的名义提供技术和资金进行投资，由两家合办永利。 侵略者的伎俩，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李烛尘的眼里都是露骨的强盗逻辑。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但“三菱”公司的代表却纠缠不休。李烛尘只好搬出永利制碱公司的章程，说：“我们是民营企业，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我个人是无权更改公司章程的。” 找李烛尘碰了壁，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又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气愤之极，回答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与此同时，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华行总经理吉勒理，也派其华人董事孙仲立多次来找李烛尘和范旭东，“好心”建议把永利制碱厂改为中英合办，以对抗日军。卜内门公司愿意用他们在日本银行的存款30万银元做抵押，作为合作的前期投股。卜内门公司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一方面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资金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另一方面，趁此机会将其资本加入永利，准备在战后作为永利碱厂合作的依据。范旭东、李烛尘对他们的“好心”建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声明无法考虑。 然而，侵略者的强盗本性，就是掠夺，就是霸占。日方诡计用尽，再也耐不住性子了，终于最后露出了豺狼的本性。1937年12月9日，刀根竟拿着一份预先拟好的水利公司同意把碱厂交给兴中公司接办的协定文本，找到设在法租界内的永利公司总管理处，逼迫李烛尘在文本上签字。李烛尘在此之前尽管心中不快，但始终没有撕破睑。现在这纸文本放在眼前，李烛尘忍无可忍了，他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风范，拍案而起，怒斥道：“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你们做强盗也太无勇气了！”刀根张口结舌，狼狈离去。 第二天，日军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刀根及日本兴中公司的人员进入厂内。至此，“永久黄”团体在塘沽的产业全部沦落于日寇手中。 1937年的秋冬季节，永利碱厂的留守护厂人员在黄叔眉等人的领导下，在极艰苦的环境中，与日寇进行了无畏的斗争。黄叔眉多次被喊去盘问，强令他们尽快恢复生产。为了共同信守“誓不助敌”的原则，他们暗中把30支护厂驳壳枪全部投入深水塘里，并把厂里18条管道堵死。日本人只有眼巴巴的瞅着那巨大的机器，却无法使其运转。为此，日方又多次到天津永利总管理处找李烛尘纠缠，要求他“合作”复工。李烛尘不仅拒绝合作，还义正词严地告诫对方：“今天你们这样抢夺了我们的公司，今后我们一定要夺回来，也一定能夺回来！” 日本侵略者占领塘沽后，“永久黄”团体历尽艰辛建设起来的化工基地变成了另一副模样。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成了日军运输司令部，明星小学驻进了日方的特务机关，联合村、太平村变成了马厩和垃圾场，新村则被效忠日本鬼子的汉奸所占据…… 如今，化学城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飞机在空中颠簸着。那些衣冠楚楚的接收大员们依然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 “老兄去哪里发财？” “唉，发财？发个鬼哟！硬是把老子发到郑州去了。” “郑州也不错，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嘛！” “老弟哪里高就？” “在下分的是上海，打打杂，弄点小意思罢了。”说着，还把右手高高的一挥，亮起了箍在指上的两枚金戒指。 “想必是老弟又可以养一房姨太太喽！” “哈，哈，哈……” 看着前座这一老一少张张狂狂、得意忘形的样子，李烛尘不由得皱紧了眉头，长叹了一口气。 “怎么，老先生哪里不舒服？”邻座的一位中年男子问道。 李烛尘见中年男子弄误会了，随口答道：“没有。噢，不，胸部有点闷。” “老先生要是晕飞机，我这里带着‘晕海宁’，很管用的。”说着，就要起身拿药。 李烛尘摆摆手，止住了他。中年男子的善意博得了李烛尘的好感，两人便随意攀谈起来。 “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湘西人吧？” “老先生好眼力，我是湘西保靖人。” “太巧啦！我离家几十年，就是在地上也很少遇到湘西人，想不到今天在空中会上了小老乡！” “老先生是……” “我是永顺人。” “请问老先生贵姓？” “免贵姓李，我叫李烛尘。” “哎呀，怎么，先生就是那位造盐造碱、大名鼎鼎的李烛尘啊……” 两人越说越近乎，索性免去了客套，东拉西扯地摆开了龙门阵。 从中年男子的谈话中，李烛尘得知身旁这位衣着朴素的同乡名叫孙锡华，刚过40岁，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系，原来在资源委员会供职。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规定所有敌伪工矿企业都先由经济部接收，孙锡华被借调到经济部，委任为专员，现在是前往北平，协助经济部的特派员王翼臣，办理华北沦陷区敌伪产业的接收复员工作。 一路上，连续6个小时，他们都在欢快地交谈。这一老一少的亲密投机的谈话竟把前座那一老一少镇得闭住了嘴巴。 李烛尘的“爱才癖”又发作了。远在海外的人才，他尚且不放过，更何况是送到身边的人才了。眼下的塘沽工厂，经过这场摧残，一定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旧有的人才已在川蜀兴业，时下正是用人之际，必须不失时机地多方网罗人才。 想到这些，李烛尘就推心置腹地向孙锡华介绍起企业面临的状况：津沽沦陷后，永利、久大两厂人员迁移到自贡建立工厂，继续生产。现在自贡的工厂，基础已经稳固，产品销路也很好，计划继续办下去。此番去天津接管、恢复永利、久大，需要很多专业技术人员。 李烛尘诚心减意地鼓动说：“你是学经济专业的，又在资委会的工矿企业中干了多年经营管理工作，有一定的经验。这正是我们公司所需要的人才。我想请你到我们公司来帮忙，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孙锡华为李烛尘的诚恳打动，他寻思，在这位和蔼可敬、求贤若渴的老人领导下，工作一定会称心如意；但是自己是接收专员，这个位子虽不是刻意追求，却也可以暂时安身立命，况且有道是“官身不由己”呀！ 于是，他说：“你是中国工业界老前辈，德高望重，有了光辉的成就和建树；我年轻识浅，是一个道地的后进。如蒙先生不弃，使我得到学习、锻炼的机会，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不过，我和王特派员共事多年，恐怕他不会让我离开。” 这架客机的终点是南京。 第二天，孙锡华转乘飞机去北平。李烛尘逗留南京，为北上天津做些准备工作。 10月3日，李烛尘起床后、走进洗漱室洗脸。他像往常一样，拿起毛巾，从额头开始顺着面颊一下一下地往下抹。没抹几下，就听见有人急匆匆地敲门。 李烛尘赶快擦干了手、脸，刚打开房门，就有人递上一份电报。 李烛尘打开电报一看，脸上骤然没了血色，双手捧着电报在颤抖。电报上写着——“董事长染恙请速返渝”。 李烛尘明白，范旭东肯定病得不轻。否则，为什么会打电报来，为什么会在他要北上天津接收“永久”的关键时刻打电报来？ 李烛尘不明白，离开重庆时，范旭东还前来送行，握着自己的手，铿锵有力地说：“‘永久黄’重兴的大业，维系于烛尘兄此行了！”为什么说病就病得如此之重呢？ 李烛尘知道，近一个多月来，范旭东为北上复厂的事奔走操劳，备经磨难；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些磨难最终又聚成顽石，给了范旭东以致命的一击。 日本投降后，范旭东就开始筹划复兴永利、久大的大业。不久，喜讯传来，他派到美国去的总工程师侯德榜已经在美国购得全套的化学设备。8年抗战，经历战火和南迁，永利公司的设备已经陈旧、破损，不堪重负了。公司的振兴，一靠设备，二靠人。如今有了这套新设备，公司就如虎添翼，复兴指日可待了。 然而，侯德榜还报告说，设备总计需要支付1400万美元，但是他已与卖方谈妥，可以分期付款，条件是必须由中国银行作担保。 中国银行的常务董事、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范旭东的老朋友，也是“永久黄”团体多年的合作伙伴，只要找到他，事情也就有了八成把握。可是，陈光甫现在正在美国交涉以桐油抵押借款的事，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国，远水救不了近火。 想来想去，别无他法，范旭东和李烛尘一商议，索性一咬牙找宋子文去。宋子文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嘛。 范旭东推开宋子文办公室那扇皮面木框的大门，刚进屋，宋子文便满脸堆笑地站起来： “子文苦于公务缠身，一向疏于往来。范先生此番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范旭东和李烛尘一样，认为自己缺乏政治神经，只适于脚踏实地地搞些实业。尽管他已是社会名流，在实业界的名声如日中天，但却很少与国民党要人来往。因为他一来不愿意陷进是是非非的政治圈子，二来也看不惯官僚那傲慢、虚伪的嘴脸。这次来见宋子文，实出百般无奈。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此次求见董事长，只是有一件要事相求……”范旭东边说边掏出了请求银行作担保的呈文。 “中国时下的要事太多了，”宋子文接过呈文，放在写字台上，叫进秘书，接着说，“来，还是坐下喝杯茶，慢慢说吧。” 瘦高个秘书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转身出了办公室。范旭东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坐在写字台对面的皮沙发上，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来意。 听完了范旭东的陈述，宋子文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不过，笑容一会儿就退去了。他咂了一下嘴，说：“中国要钱的地方太多了。政府重迁南京要钱，军队要钱，地方也要钱，这钱可就不敷使用了。就说银行担保吧，党政军借款，哪一项能不担保？银行也就是个钱库吧，能力有限哟，它总不能拿整个中国去做担保吧……” 宋子文滔滔不绝地做起了财政报告，范旭东听来听去不得要领。万事求人难，他也只得耐着性子听下去。 统来绕去，宋子文说道：“照说永利也是个知名的大公司了，也不能不管。可是你需要的钱也不是个小数，这巨额款项的担保，董事会还得研究研究。” “敝公司不是向银行贷款，只需要董事长签署一个担保文件……” 范旭东还想做些解释，宋子文却伸出手，做了个送客的姿势，说道：“担保的事，改日再议吧！” “请董事长能快些研究，对方催得我们很急呀！”范旭东从沙发里站起身，有些焦急地说。 “晓得，晓得！” 范旭东走了。身后的茶杯还是满满的，但已经没有了热气。 一连等了10几天，始终不见回音。侯德榜来了两封电报催促，说是那边已经万事俱备，只要见到中国银行的担保书，化工设备就可以装船发货了。 范旭东第二次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 一进门，就看见宋子文正在往黑皮公文包里装东西，似乎是要出门的样子。宋子＜不待范旭东开口，便来了个先发制人： “永利公司的事，我正与董事们分头磋商，只是大家都忙，还没来得及开会商定。十分抱歉，范先生又空跑一趟了。” 范旭东打开文件包，取出了侯德榜的两封电报，说：“购买化学设备之事，实在容不得拖延，这几天，我已经收到两封催办担保文件的电报了。” 宋子文脸色一沉，说：“中国的事，哪件容得拖延？这里的事，恐怕没有一件比化学设备的事小吧。”他拍了拍公文包，说，“我此刻就要去军政部开会，事情太多，分身乏术噢！请！我们一起走吧。” 范旭东只好夹起文件包，随宋子文出了门，边走边说：“这化学设备的事对水利来说，可是举足轻重呀！原来的设备，一些被日本人拆走了，一些已经陈旧不堪。永利复兴，需要更新呀！” “永利是要更新了，”宋子文接过了话头，“更新的途径么，也不是唯有购置设备一举，不知范先生是否还别有良谋？” “永利复兴，系于此举。我终日为此事奔波，已是焦头烂额，哪里还有什么良谋呀！” “噢，这么说范先生已经饱尝劳顿之苦了。是啊，一肩难挑千斤担啊。我倒是想提议，请范先生稍停奔走，还是再想个良策吧！” 宋子文若有所思地皱皱眉头，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态。范旭东听了宋子文这番话，猜不透是冷是热，他还是顺着购置化学设备的话题，说道：“永利复兴的事，还要仰仗董事长鼎力相助呀！” “好说，好说！” 说话间走出了大门，宋子文弯身钻进了汽车，优雅地朝范旭东挥了挥手。汽车呜地一声开走了，屁股后边喷出一股浓浓的黑烟。 范旭东在逐渐向眼前发散的黑烟中呆立着。 又是10几天过去了。范旭东又揣着侯德榜新近发来的3封电报第三次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 刚推开外间的大门，瘦高个秘书迎了上来：“范先生又来了。”他指了指里间的大门，说：“真不凑巧，宋先生有紧急公务，去南京了。” 范旭东顺着他的手看去，两扇皮面木框大门死死地嵌在门框上。不知怎么回事，范旭东觉得这阔大的门竟像一个虎口，暗红色的皮门是从虎口中吐出的舌头。 范旭东当然不了解宋子文的行踪，就连宋子文的态度，范旭东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说宋子文拒绝了自己的请求吧，可他却一直在说，“好的，好的”，“研究研究”。要说宋子文是在真心考虑自己的请求吧，可是他却一直推三拖四，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位中国的金融官僚大亨，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呢？ 见不着阎王，索性就拜拜小鬼吧。范旭东对秘书说：“你也知道，购买化学设备的事，刻不容缓，对方催得很紧，我为此事心急如焚呀！” 秘书嘿嘿一笑，说。“宋先生也正为永利公司的事操心呢！中国第一的化工企业嘛！” “那么，宋先生几时回来呢？” “公务的事，谁说得准。不过范老先生也可以趁此机会再筹划筹划呀！” 听着秘书话里有话，范旭东问道：“宋先生留下了什么话吗？” “先生倒是没留什么要紧的话，只是说等着和先生一起共图良谋。” “公司等着银行做担保购置设备，有了新设备，公司才会有新发展，舍此途径，还有什么良谋可图？ 秘书冷冷一笑：“难道范先生真的悟不出来先生的良苦用心？” 范旭东觉得和这饶舌的秘书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便告辞，转身走出门去。在关门的那一刻，门缝里似乎传来了一句语带讥讽的话：“这老家伙真是个榆木脑壳……” 晚上，一个与上层要员过从甚密的企业人士前来拜访。刚落座，他便关切地问道：“范老先生今天又去见宋先生了？” 范旭东点点头，“嗯”了一声。 “宋先生怎么说的？” “他去南京了，没能面谈。” “不对呀！今天下午他还把我找去谈了一会儿呢！” “噢，竟有这事。老兄有什么要事，竟能蒙宋先生亲自召见呢？” “我有什么要事！还不是为范老先生的事！” “这就怪了。我的事不见我，为什么倒要烦老兄前去呢？” “难道范老先生一点儿也不知道宋先生的心思？” “他的心思，我如何知道。这么说，老兄是听到了什么？” “人人都说你范老先生是直肠子，果真名不虚传。你就没想想，这个把月，你去见宋先生，他答应了你的请求吗？他为什么至今没吐口呢？”他卖了个“关子”，见范旭东并没接话，就转转话题，说：“范老先生也是个买卖中人，做买卖，讲的是交换。你要宋先生做担保，那么，这担保，你又拿什么交换呢？” “范某除了公司，一无所有，总不会让我拿公司去做交换吧？” “是啊！不拿公司交换，拿公司的一个职位交换，总可以吧。” “噢，堂堂高官，会愿意到敝公司屈就？” “宋先生说了，只要范老先生肯将永利公司董事长相让，中国银行立即就可以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 听到这里，范旭东脑袋“嗡”地一声胀大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宋子文要染指水利公司。“永久黄”是他的事业，他的生命，他怎么能用他的事业做交易，把他的生命做抵押呢！再说，“永久黄”一旦落入官僚家族之手，即使是有了新设备，前途又会怎样呢？ 这位企业界人士见范旭东良久不语，就进一步劝诱，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永利公司举步维艰，宋先生愿挑此重担未必不是件好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他当了董事长，这总经理的宝座还不是你的。有了他这个保护伞……” 范旭东头晕目眩，并没注意这位“说客”说些什么。他伸出双手，用中指使劲地揉了几下太阳穴。 “说客”见范旭东没有反应，知道今晚是无法完成使命了。好在传递口信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便起身告辞走了。 “说客”走后，范旭东便踉踉跄跄地摸到床边，倒在床上，一连晕晕糊糊地躺了两天。 10月1日一早，他正准备出门找人，再去中国银行做些疏通工作，一位职员进屋，送上了侯德榜的电报。电报上说，对方公司已经等急了，如果在一星期之内再不见答复，就要把化工设备卖给印度了。侯德榜在电报中说，机会难得，要抓紧争取担保，千万别让设备落入他人手中。 范旭东读罢电报，心里一阵焦灼。正在此时，范鸿畴满脸沮丧地走来，手里还拿着一纸文书。 范旭东一眼看出，这正是自己呈给宋子文的报告。他焦急地问道：“怎么样？” 范鸿畴没说话。范旭东接过呈文一看，顶头爬上了几行“蚂蚁”，其中最大的4只是“不予批准”。 4只毒蚁吞噬着范旭东的心脏和血管。范旭东感到心里一阵绞痛，双手捂住前胸，“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一副老花镜甩出去，摔得粉碎。白色的呈文纸悠悠地飘在身边。 范鸿畴等人赶忙把范旭东抬到床上。有人去请医生，有人去通知公司的上层人士。 李烛尘接到范旭东病了的电报，不敢久留，托人买了机票，急急忙忙地飞回了重庆。 李烛尘赶到病榻前，望着范旭东苍白清癯的面孔，心里一阵酸楚。 范旭东看到李烛尘来到床前，眼角滚出了泪珠，他吃力地伸出胳膊，把李烛尘的手握到自己的胸前。 李烛尘强忍住悲痛，轻声安慰道：“别着急，慢慢养养，会好起来的。” 范旭东轻轻摇了摇头，蠕动着双唇，说了句什么。 李烛尘俯下身，把耳朵凑到范旭东嘴边，听见范旭东一字一顿地说：“全——靠——你——们——了……” 说着，范旭东的眼角流出了两行热泪，泪水把枕头润湿了一片。 10月4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个半月，范旭东在他那间简朴的卧室里溢然长逝。 灵堂里，范旭东静静地躺在松柏和鲜花丛中。 悲痛的人们排起了长龙，向中国化学工业的创始人做最后的告别。 悠长的哀乐颤颤抖抖地抽泣着，像一条扭动着躯体的蛇，绞杀着李烛尘的心。 望着范旭东那半是安祥、半是苦楚的脸，李烛尘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眼前的现实——他的知心挚友、他的同道同志会在这关键的时刻撒手西归。 流动的人群和流动的哀乐，汇成一条无形的线，把李烛尘的思绪扯到了很远、很远…… 那是1919年，范旭东拉着他同榻而眠，两人在皎洁的月光中，勾勒着白手起家的中国化学工业的未来。 那是1924年，永利制碱失败，在股东的责难声中，范旭东赠给他5000元入股，使他进入了董事会，有了为中国的盐碱事业仗义执言的权力。 那是1930年，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在比利时工商国际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消息传来，范旭东登上办公楼的平顶，点燃了一挂长长的鞭炮。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范旭东拉着他在楼顶上踱着步，满面春风地朝着楼下欢呼的职工们挥着手，就像一位志在千里的司令巡视检阅他的舰队。 那时1941年，“永久黄”团体迁入四川后，范旭东拽上他一起到自流井，去五通桥，视察煤矿和深井工程。那一天，恰逢新法制碱成功，范旭东欣喜欲狂，连有些灰白的胡子上也抖着笑。他当场提议，将这一制碱新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那是1944年…… 现在，日本刚投降，事业刚有转机，北上复厂迫在眉睫，“永久黄”团体需要领袖，而领袖赍志而没，端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李烛尘的目光落到了灵前的挽樟上。左边的一幅是毛泽东送的，写着：“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右边的一幅是蒋介石送的，写着：“力行致用”。蓦地，一串熟悉的字跳入了李烛尘的眼帘，那是周恩来、王若飞送的一幅挽联——“奋斗垂册载，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望着周恩来挥洒出来的心声，李烛尘的眼中，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那时为范旭东的逝世而悲痛欲绝的何止李烛尘一人。就是在两年后的1947年6月，范旭东的灵柩由四川迁葬北平时，所经之处，同仁们还依旧以沉痛和崇敬的心情悼念着他。那一期《海王》杂志有一篇题为《永别了，领袖！》的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这一晌，铔厂同仁都感到心情的沉重！他们有意无意地时常到江边观 望，过往船只的每一声汽笛，都能使他们下意识地泛起一阵莫名的怅惘与 慌张！ 仲夏的天气是那么爽朗，晴空万里，不见半点云彩，但是这里的一群 却都紧锁着眉头，淡漠的阴云笼罩在他们的心上，江风暖烘烘地吹着他们 的脸庞，更添加了他们几分的不耐烦。黄浊的江水，翻翻滚滚，自西方流 来，冲到了堤岸，卷起碎玉般的小浪花，似乎轻轻地哼着留恋的歌声，但 终于又随着巨流流向东去！ 6月16日，第二号码头上，树起了一座松柏牌楼，通额白布，写了四个 大字，“通化存神”——这是孙颖川先生对他老朋友的挽辞。消息渐渐播 出来，连卸甲甸的农民也都知道了；这真正为中国农民造福，手创永利化 学工业公司的范旭东先生的灵衬，已由四川东下，迁葬北平，将要路经此 地！一个庄严的然而朴实的迎衬典礼，默默地在事务部主持之下，开始筹 备起来。 17日清早六点钟，永利号渡轮出发了，溯江上行。船上载着傅冰芝厂 长夫妇，孙颖川社长，外籍顾问德利先生夫妇，李佐华先生，还有八位致 祭代表。早上的空气，有点冰森森的，几只新扎的鲜花花圈，散着浓郁的 柏叶气味，特别刺人鼻观。凭栏外望，广阔的江面上，飘浮着几艘赶早潮 的渔船，白帆片片，显寻那么肃穆，那么恬静。甲板上，三三两两在追念 着我们范先生的生平，仁慈、诚恳、亲切、潇洒、坚毅、勇敢，都不足以 形容这位逝去的领袖的伟大。 “只有这横在眼前的长江，可以比拟我们的范先生，”忽然传来一个 明朗爽健的声音，“长江的气度是宏大的，长江的魄力是坚定的。长江服 务众生，不拘环境；长江造福国家，不计荣辱。长江蕴藏着无限量的潜力， 长江更有着开掘不完的宝藏……” 一阵汽笛声，淹没了那兴奋的谈吐，载着范公灵柩的民本轮已经在望 了。 趸船上已堆着许多花圈，都是久大、永裕、民生等各机关驻京办事处 所献的。范公灵柩停在民本轮的大舱里，据护送入李振岭先生谈，舱内积 压货物甚多阻碍，恐不能凭棺致悼。于是，永利精神突然出现了，不到半 点钟，趸船上已搭好了一座祭台。范公遗像高悬在一大堆花圈上，平静的 目光，凝视着致祭的每一个人，慈祥亲切，宛若生平。 静默三分钟后，各代表敬献花圈。铔厂美籍顾问的花圈，写着这样的 语句：Farewell to Our Beloved Departed Friend and Chief。这三位外 国友人对范先生的人格，钦敬万分。他们肯倾全力来协助中国建设化工， 也就是受到范先生的人格的感召。今天参加致祭，是他们自发的，这种可 贵的友情，我想将来会在永利事业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仪式完毕，我听到孙颖川先生的感叹：“我们这位老朋友到底不错， 今天有这许多朋友来看他！”悲寂的颤动，掠过他的唇边，我不敢看他的 眼睛。 当时，在向范旭东遗体告别的灵堂里，人们又何尝敢看李烛尘那双悲苦的眼睛！ “全靠你们了”，这5个字不啻5柄重锤，撞击着李烛尘的心。 这5个字，蕴含着多少遗恨和悲伤；这5个字，寄予了多少信任和希望！ 而范旭东齐世而去之后，公司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范旭东葬仪之后，永利、久大两公司召开会议，决定“永久”团体由李烛尘、范鸿畴、侯德榜三人负责。李烛尘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并由他作为全权代表，负责塘沽两厂的接收工作。 李烛尘受命之后，立即组织人员，筹备文件、物品，筹划迅速北上复厂。 万事皆备，交通工具又成了大问题。李烛尘要带的人员和物品很多，飞机又很小，只能包乘飞机。此时，接收大员们纷纷争抢离川赴任，惟恐晚到一步，肥肉落到别人口里。因此，飞机几乎成了接收大员的专用工具，民间人士休想包到飞机。 李烛尘为了飞机的事，几乎天天跑行政院，却被支来推去，不得结果。李烛尘的嘴上急得起了燎泡，嗓子干哑了，干着急还是没办法。 一直跑到11月，各路接收大员大都离川就任之后，李烛尘才找到了飞机，率领先行人员，飞往天津。 李烛尘一行到达天津之后，得知接收手续还得去北平特派员办公室去办理。李烛尘把众人暂时安顿在天津，只身赶赴北平。 李烛尘敲了敲接收特派员办公室的门，推开门，往里一看，不由得又惊又喜：“小老乡！”屋里坐着的人闻声离开写字台，迎上前来，欣喜地说道：“哎呀，李老先生来了！” 原来，这屋里坐着的人，就是一个多月前在飞往南京的飞机上，李烛尘结识的湘西同乡孙锡华。 孙锡华帮助李烛尘脱去大衣，挂在衣帽架上，把李烛尘引到墙边的双人沙发上，说：“老先生，请坐。”说着，又沏上一杯花茶，送过来。 孙锡华坐到李烛尘的旁边，问道：“老先生此番前来，是为了接收永利、久大的事吧？” “想不到小老乡竟料事如神，我正是为此事前来，也没想到会在这里与小老乡巧遇。” “我本来就在接收办公室工作嘛，既是经济部专员，又是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室主任秘书。接收工厂的事就归我们管。不过，今天不凑巧，王翼臣特派员出去办事了，只好有劳老先生明天再来了。不过，等特派员回来，我会把老先生的意见汇报给他。” “我的意见？什么意见？我什么也没说呀！” 孙锡华轻轻一笑，应声说道：“老先生前来，不就是为了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永利、久大两厂吗？你不为此事而来，难道还是为了逛北平而来吗？再说，你手中拿的是……” 李烛尘低头一看，也笑了，不知什么时候，他把请求收回永久二厂的呈文从包里取出来，捏在手中了。 李烛尘见话说到这个份上，不便再啰嗦什么，就把呈文给了孙锡华，跟他闲聊起来。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范旭东身上。 孙锡华问道：“范老先生什么病，怎么走得这么急呢？” “咳，一言难民呀……” 写字台上电话铃响了。李烛尘见孙锡华公务很忙，告辞走了。 第二天一上班，李烛尘就来到接收办公室，这回接待他的是经济部特派员王翼臣。 王翼臣和李烛尘以前就相识，不过并没有共过事。见李烛尘推门进来，王翼臣嘿嘿一笑，劈头问道：“久闻烛尘先生爱才如命，怎么这回竟挖到我的门前来了？” 李烛尘听了这话，不由得一愣：“特派员此话怎讲？我何曾爱过财，贪过财，财嘛，也不过是过眼烟云。” “噢，烛尘先生还想当面抵赖。不是你亲口说要把孙锡华先生挖到你的门下吗？” “是的，是的，确有其事，”李烛尘听懂了王翼臣的意思，也想起了在飞机上他对孙锡华提出的邀请，“孙先生可是复兴永利、久大的好人才啊！” “你看，我这么个大摊子，事情又多又杂。我又经常外出，日常工作全赖锡华先生代劳。他若离去，我这儿的事儿可就麻烦了。他的去留，容日后再议，现在不要再提了吧！” 王翼臣打开烟盒，递到李烛尘跟前，李烛尘摆了摆手。“噢，我忘了，烛尘先生从不吸烟。”他抽出一支烟，点燃之后，接着说，“你看，只是闲扯了，倒把正事放到了一边儿。我和锡华先生已经议定，就按照我们经济部的规定精神，委任你和侯德榜先生为本办公处接收委员，永利、久大两厂也由你们自己去接收。这么办吧，下午让锡华先生办文件，烛尘先生明天再来取一趟，如何？” 李烛尘高兴地连连说“好”，他没有料到接收手续办理得会如此顺利。 转过天去，李烛尘又去见孙锡华。孙锡华把委任书和一份文件给了李烛尘，说：“我向特派员建议了，厂子既然是你们的，接收后就不必先交到接收办公处听候处理了，索性直接由你们接管经营，这样就可以少耽搁时日。这些，文件中都已经写明了，而且还明令日本人迅速移交。” 李烛尘喜出望外，接过委任书和文件，向孙锡华道了谢，出门之后，就直奔车站而去。 11月15日。塘沽。黄海图书馆大楼。 李烛尘走进这久违8年的故地，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 1933年5月，一群国民党政府官员拥进这座大楼，要在这所“永久黄”团体引为骄傲的图书馆里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前一年，日本在东北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之后，便把魔爪伸向了华北。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占领承德，4月占领秦皇岛，5月占领通州，三面包围了北平、天津。 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要求国民党政府与他们签一个协定：承认冀东、察北、绥东为“非武装区”，日军可以“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旧军可以驻守“长城线”。这实际上承认长城以北归日本占领，整个华北处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这样一个卖国辱民的协定要在黄海图书馆签订，李烛尘不由得怒火中烧。他向国民党政府官员厉声答道：“本图书馆纯属民间文化设施，与政府、军事毫无瓜葛，并且图书馆内部正在清理整修，不能借用。” 官员们只得悻悻地走了。 今天，日本人将在这里向中国人交还被他们蹂躏8年之久的永利、久大两个工厂。 李烛尘端坐在阅览室的大读书案前。 门外走来了两个日本人，瘦高个叫泽平八郎，移交永利盐厂；矮胖子叫伊板市助，移交久大精盐厂。 两个日本人神色沮丧地走到李烛尘跟前，把各自手上的材料放到读书案上，请李烛尘过目。然后，两人退到旁边，垂手而立。 伊板市助挺起肚子，仁丹胡子上挂着残存的武士道的骄横。泽平八郎的眼镜后边，滚动着两只傲气十足的眼球，那神情似乎在说：“看你们中国人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吧！” 李烛尘娴熟的浏览着日本人送上来的资料：工厂平面图、设备明细表、工人花名册……李烛尘一边看，一边暗自生气，从图上看，一些原有的厂房被毁掉了；从表上看，不少设备被列进了“报废”栏中。他强压住怒火，看完了资料，打开了接收的印章。 李烛尘刚站起身，伊板市助便迎上前来，瓮声瓮气地说：“既然李先生接收了工厂，就该给我们签个收据吧！” 泽平八郎从西眼口袋中掏出了一张纸，说：“请李先生签个字吧。我们日本人办事可是顶认真的呀！” 李烛尘伸出右手，“啪”地拍响了桌子：“我现在必须对你们说，‘八格牙路’！”这话李烛尘是用日语说的。 两个日本人听见李烛尘用流利的日语骂他们，惊呆了。 李烛尘稍微冷静了一下，接着用汉语说道：“你们日本人强行从我们手里把工厂抢走，8年中，你们毁了厂房，毁了机器，霸占了我们的原料和产品。你们战败了，投降了，应该是你们赔偿我们的损失！现在是我们收回自己的东西，我们不是在做买卖，凭什么要给你们打收条？你们如果真的认真，那么就应该认真反省一下，为什么要发动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 日本人只得悻悻地走了。 李烛尘用左手揉着火辣辣的右掌，心中感到无比痛快，因为他拍出了中国人的尊严，拍出了中国人的信心，拍出了中国人的力量。这一掌，是向眼前的这两个夹起尾巴溜走的日本人拍的，也是向1937年，那些逼他交出永利碱厂的趾高气扬的日本人拍的。 李烛尘夹起资料，长舒了一口闷气。 李烛尘来到阔别8年的久大盐厂。经过8年的风风雨雨，工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东厂的院墙上，到处涂着“共存共荣”、“强化治安”、“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标语。除了这刷标语的白石灰之外，厂里到处都笼罩在灰黄的尘土中。门边的传达室成了一座炮楼。从黑洞洞的射孔中，仿佛可以嗅出刺鼻的硝烟和血腥。 那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明星小学也失却了朗朗的读书声，掉了门窗的前墙张着黑乎乎的大口。 一方方盐池干涸了，黄色的滩地上间或染着几片白，那是残留在池场中的盐末。 李烛尘想起了湘西家乡的水牛。那是辛劳了一生的水牛。黑巴巴的躯体上没有一丝亮色，它瞒珊地移着步，挪动几步，便要呼呼地喘上几口粗气。它老了，是一只垂死的水牛。眼前这失去了生气和光亮的工厂不就像那头日薄西山的水牛吗？不，这不完全像。水牛是按照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走向了暮年，役使者并没有虐待它，反而把它当作自己的朋友。工厂的遭遇就不同了。它是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喘息。掠夺者排命地压榨它，使它过早地衰老、破败了。 永利碱厂的情况更糟。不仅厂房破旧不堪，而且机器损坏严重。掠夺式的生产吞噬了中国的资源，也摧残了机器的部件。 厂里那幢永利人引为自豪的13层高楼也已经千疮百孔了，曾经高悬于楼顶的“永利”两个大字，不知被扔到了何处，只有那盏硕大的导航灯还射出了些许昔日的风采。 这座高楼对于李烛尘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凝聚着李烛尘的心血和理想，在战前的永利人眼中，它简直就是慈眉善目的李烛尘的象征和化身。 李烛尘清楚地记得，1928年的《海王》杂志曾经这样描写他和这座“华北第一楼”—— 永利的高楼共13层，是华北的第一高楼。永利的事业是中国唯一的事 业。还有永利自家不知道，被人利用了的，就是永利的高楼成了海河轮船 进口唯一的目标。 因为前日有个外国人，特意来到永利，要求高楼上加一大电灯，据说 是现在轮船进出口，白天只要看着永利的高楼行船，是决不会发生危险的。 晚上出日望着灿烂光明的永利两字，也可以出口，只有进口船，在黑夜中 既望不着高楼，又看不到光明的永利两字，极不方便，所以特地要求永利 加一大电灯，以便晚上也一样的方便。 永利的当家的，就是那位吃素修善的李老太爷，就无条件的承认了他 的要求。所以现在此楼，忽加了一个大电灯，为的就是这个。 不过，有人问李老太爷，为什么替航海的装引灯不要钱？他说：“造 桥修路，引瞎子过桥，都是做好事。这造灯塔也同造桥一样，并且还可以 替水利做广告。” 张胡子曰：“慈善的李老太爷做了这样的好事，今年一定可以得一位 又白又胖的孙少爷。” 编者曰：做好事，就是替社会多数人服务，这就是人类应有的美德。 何况他一方面又是于自己宣传上有利的行为。李老太爷真不愧是一位好当 家的，但若是因此功德，一定可得一位孙少爷，我觉得还是先中彩票的好。 读了阎幼甫主编的《海王》旬刊，李烛尘被这亦庄亦谐的语调逗得笑了。同仁的理解，他感到欣慰；同仁的祝福，他感到温暖。不过，这一年他既没有得上又白又胖的孙少爷，也没有中上彩票，倒是永利的竞争对手，一度骄横跋扈的英国卜内门公司找上门来，与永利签订了为期3年的、在日本独家经营永利纯碱的合同书。 巡视着衰败、残破的工厂，李烛尘想起了西北考察时，看到的被日军飞机轰炸的甘肃毛织厂和兰州左公祠；也想起了西北堕胎取皮的残忍的生产方式。 西北出产羔羊毛皮。羔皮薄而且绒毛又短又厚，上面还有花纹，如行云流水。外国妇女很爱穿羔皮衣服。这种皮衣穿在身上，远远看去，就像花缎子。羔皮分死羔、胎羔两种。羊在春夏之交交配，在秋冬季节生育。西北冬季寒冷，夜间和风雪天气中，羊群都挤在圈里，互相靠身体保暖，不少小羊羔被大羊挤死、踩死，成了死羔。羔皮价格昂贵，死羔皮供不应求，有人就强行堕胎取羔。养羊的人，在胎羔即将成熟时，用脚猛力踢母羊腹部，胎羔被踢死而堕落。这种野蛮的取皮方式曾经惹得李烛尘心中十分不快。 日寇在沦陷区的生产方式不是和堕羔取皮毫无二致吗？侵略者把工人一脚踢进工厂，把机器一脚踢得飞转。产品被他们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运向战场；工人被他们踢得奄奄一息，机器被他们踢得苟延残喘。 如今，被日本侵略者踢得伤痕累累的工厂躺在李烛尘的面前。 为着这工厂、为着这事业操劳终生的范旭东永别了。 重振“永久黄”的重任落到了李烛尘的肩上。 李烛尘的脑海里跳出了“永久黄”团体的“四大信条”—— 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 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 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我们在精神上能以服务社会为莫大光荣。 现在正是以科学信仰、积极态度、牺牲精神来发展实业、服务社会的时候。 等，一丝也不会改变永利、久大的败落面貌；只有干，才会使范旭东先生亲手创建的这两个厂起死回生，才会不辜负范旭东先生“全靠你们了”的临终嘱托，才会告慰范旭东先生的在天之灵…… 李烛尘脱掉西服，换上工装。他用一把大刷子，从桶里蘸上浓浓的石灰水，拚命地向“共存共荣”刷去。 职工们也都跟上来，用蘸满石灰水的刷子，向“大东亚共荣圈”刷去。 一刷子，一刷子……墙上渐渐连成洁白的一片。 刷去的是耻辱，留下来的是骨气。 盐池注满了海水。 烟囱冒出了青烟。 机器哼起了沉重的歌。 工厂虽然恢复了生产，但是破旧的机器，却限制了它恢复生产的速度和规模。战前，永利碱厂日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60多吨，年产量为全国所需纯碱总量的50％。而眼下生产能力大幅度降低，不及战前的50％。战后由于各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对纯碱的需求量却由以前的每年12万吨左右，增长为20多万吨。而眼下国内的纯碱年生产总量仅为3万吨。 机器设备，成了工厂恢复、发展的一大障碍。 1945年9月，李烛尘被推选为全国工业界对敌要求赔偿委员会常务委员。所以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由日本拆迁碱厂来作为战债赔偿。然而这一主张如同范旭东请求中国银行作担保购置化学设备一样，泥牛入海，不见回音。 1946年6月，李烛尘飞抵南京，以参政员的身份，晋见蒋介石，谋求行政干预，解决永利、久大面临的困难。 蒋介石本不想见李烛尘，他对政协代表中的这位社会贤达在“较场口事件”中给他带来的难堪，至今耿耿于怀。 那是今年2月10日的事。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推动下，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了。重庆人民为了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成立了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协进会”等23个团体发起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2月10日，大会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 上万群众聚集在会场，政协代表周恩来、邵力子、李烛尘、沈钧儒、郭沫若、梁漱溟、罗隆基、张君劢以及著名民主人士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人参加了大会。 政协大会上，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5个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规定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国民政府、各党派平等合作、和平建国等方针和措施，实质上是否定了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蒋介石拿着这些决议案，如同捧着刺猖。他既不打算实行这些决议案，可是此刻又不便于公开反对。而现在还要召开大会，庆祝政协大会成功，这不是明摆着向国民党示威，把他蒋介石往绝路上逼吗？ 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想到为主子立功的时候到了，就派了一些心腹混到群众中捣乱。这些国民党特务纠集了一些流氓、地痞寻衅滋事。 大会还没开始，这些家伙就在人群中四处乱窜，狂叫着：“快开会！快开会！为什么还不开会？我们都等急了！” 正在会场上闹闹哄哄的当口，国民党包办的“重庆市农会”的理事刘野樵率领一伙人冲上主席台，抢了扩音器，大声喊道：“现在奏乐开会！” 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急忙走上前去质问：“你有什么资格宣布大会开始？”大会主席团成员章乃器、施复亮也随之走过去交涉。特务暴徒一拥而上，推搡李公朴。 郭沫若等人见状立即上前去劝阻：“不要打人！”特务暴徒乱喊乱叫，索性抡起拳头，挥起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乱打一气。 郭沫若额上着了一棍，李公朴头上挨了几拳，章乃器身上中了几脚，三人倒在台上。 台下的人们赶紧拥上去保护受伤人员。 特务暴徒继续撒野打人。 马寅初倒下了。 施复亮倒下了。 …… 棍棒飞舞。 血在流，人在喊。 整个会场乱成一团。 李烛尘被隔在会场外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挤不到跟目u。 过了许久，只见密密麻麻的人群分开一溜缺口，有人搀着李公朴、郭沫若等人出来了。 会场上一共有60多人被打负伤。 望着负伤者的满面鲜血、破衣烂衫，李烛尘义愤填膺，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较场口惨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董必武、李烛尘等11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 尔后几天中，李烛尘陪同周恩来，与几位爱国民主人士一道，要求蒋介石接见。 蒋介石既为特务暴徒们替自己出了气而高兴。又觉得见了这些求见者无法答复他们的质问，于是，干脆避而不见。他叫来了戴笠：“雨农，你去看看这些人跟我捣些什么乱。周恩来、董必武这些共产党倒也罢了，李烛尘、沈钧儒跟着跑什么，去把他们看起来！” 李烛尘等人的背后又跟了几条“尾巴”。但是李烛尘并没有退缩，依然跟随周恩来去找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吴铁城，迫使他接受了“调查血案真相，提出解决办法”的条件。 一想起较场口就头疼的蒋介石，听说捣乱的李烛尘又找上门来，岂能见他。倒是高参陈布雷说了句：“目前我们正在和共产党斗智斗勇，像李烛尘这样的实业界名人不见不好。”蒋介石转念一想，也对，且看他来说些什么，如果不合口味，赶他走就是了。 在总统府高大的会客厅里，蒋介石接见了这位不安分的实业家。一见面，就劈头问道：“烛尘先生不在工厂操劳，来此何意呀？” “此番正是为工厂的事前来。沦陷区惨遭日寇掠夺8年，机器损坏严重，购置新设备不易，由日本拆迁碱厂赔偿……” “战争索赔的问题很复杂。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你们从事实业的，就不必过问政治的事了。” “自古百姓尚且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难道月寇8年罪行，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要说日本人的罪行，我比你更有资格，我的母亲就是牺牲在日军的炸弹下。政治问题，容不得意气用事。你们的什么‘全国工业界对敌要求赔偿委员会’还是少给政府惹麻烦吧1” 说到这里，蒋石皱了皱眉头，摆了摆手。李烛尘见蒋介石面有愠色，便转了个话题：“久大所属的青岛永裕盐业公司被日本人强占，现在已经由经济部接收，可以发还久大公司吧！” “这个……” “永利南京硫酸铔厂的设备被日本人拆运到九州，永利公司应该前去拆运回来吧？” “这个……” “如果已经毁掉的东西不能复原，一时也难以索赔，那么尚存的东西总该物归原主吧？” “这个……这个问题还得问清原委，改日再作答复吧。” 蒋介石知道李烛尘的要求合情合理，但是又不想痛痛快快地答应他的要求。发还永裕盐业公司吧，岂不是太便宜了与自己捣乱的这个家伙？不发还吧，又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让他们去日本拆回设备吧，岂不是为离心离德的人增添了发言的资本？不让拆回吧，又会遭到民族主义者的唾骂。总之，是答应也麻烦，不答应也麻烦。 蒋介石转念又一想，盐场给了久大，李烛尘也不会把它搬走；设备拆回国内，李烛尘也只能把它安在地上。孙猴子还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用这些死东西拴住李烛尘的活心眼，未必就不是高招。 3天之后，李烛尘二见蒋介石。没等李烛尘开口，蒋介石便和颜悦色地说：“烛尘先生的要求理直词正。我已经让布雷打了招呼。永裕盐业公司的事，你们去找经济部接洽收回。硫酸铔厂设备的事，你们去找军政部办个手续。” 李烛尘听了，说道：“谢谢……” “不必谢了，”蒋介石止住了李烛尘，“不过，拆运往来的船只等等完全由你们自己负责。政府对实业，对你们这些实业界人士还是关心、照顾的。只要不与政府作对，一切都好说，好说……”蒋介石似乎被自己又打又拉的手段陶醉了，他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 李烛尘从总统府出来，直奔经济部、军政部办理有关手续。 几天后，国民党政府把青岛永裕盐业公司还给了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派人赴日本拆运南京硫酸铔厂的设备。 1947年4月11日，对于在战后复员的永利公司来说，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南京永利硫酸铔厂的设备，从日本运回了中国，运送设备的轮船靠到了南京码头。随着呜呜的几声汽笛，等候在码头的水利人一齐欢呼起来。 专程由天津赶到南京的李烛尘长舒了一口气。他缓步走上驳船，轻轻地抚摸着锈迹斑斑的设备，就像是迎接失散了多年的朋友。 这些设备凝结着他和范旭东、侯德榜的多少心血啊！设备上印下了他们从1934年开始迈出的脚步。 作为驰骋于化学工业疆场的猛士，李烛尘深深地知道建酸厂的重要。范旭东很早就有实现酸碱两翼齐飞的设想。但是有些人却认为他贪大求全，不自量力。李烛尘却站出来，义无反顾地支持范旭东。他说：“碱与酸好比人的两条脚，有碱无酸，有酸无碱，这个人就是破子，走路走不快。我们一定要办硫酸铔厂，这对于农业和国防都至关重要。” 直至1945年，他在为接收永利、久大而奔走的时候，还挤出时间，撰写了《化学工业》一文，发表在11月25日的重庆《大公报》上。他写道： 化学工业为近代工业之骄子，在各种工业中，几乎无一种工业能脱离 化学工业之范围；且化学工业发达之后，国防力量日愈增加，民生日用品 日愈丰富，国家富强之基因是而定，人民享受便宜，生活及文化水准从而 提高，更是必然之势。盖化学工业既发达，各种工业更附丽之而愈现繁荣， 所谓百川汇流，朝宗于海，自能涵蓄其为洋洋大观。 ……化学工业之原料，种类甚多，而使各种原料在性质上起变化之作 用者，总之不离乎酸碱，故酸碱工业，即为一切化学工业之基础。是以考 察各国化学工业发达之程度，即以各该国酸碱之生产量以为衡。 正是在这一贯穿始终的思想支配下，在永利碱厂奠定基础之后，1934年，李烛尘又协助范旭东办起了硫酸铔厂，地点选在南京卸甲甸。 经过几年奋斗，1936年6月，南京永利硫酸铔厂开始试产合成氨化肥和硫酸、硝酸。至1937年，日产硫酸200吨、硝酸20吨，年产硫酸铵5万吨。自此大批国产化肥，源源不断地运销江浙闽粤的农村。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工厂转产硝酸铵，赶制炸药，供应军需。 10月，日军飞机轰炸硫酸铔厂，炸毁了一些厂房和设备。 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着血腥的南京大屠杀，是残酷的经济大掠夺。日本三井公司把永利或厂据为己有。 1942年，日本将铔厂的设备拆运到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横行施虐的日军生产炸药。 从此，这些本来为和平、为平民而歌唱的机器设备，只能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下，在战争的血雨腥风中痛苦地呻吟。那些冰雹般倾泻到中华大地的炸弹，那些雨点般射击着中国人民的子弹，有多少就是那些发了疯的日本人强迫这些被劫走的设备制造出来的啊！ 想到这些，李烛尘的心被揪得生疼。军国主义者使这些无辜的设备饱经了摧残，蒙受了凌辱。今天，它终于回到了中华大地，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从现在开始，它应该而且可以洗去身上的污诟，重新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奋起而运转了。只不过，为了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李烛尘和他的同事们还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操劳。 北上复厂的历程，对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李烛尘来说，不啻一场磨难。这场磨难，不仅是肉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因为他不仅要为机器设备的事奔走操劳，而且要为人员安置煞费苦心；他不仅要徒劳往返地周旋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之间，而且要日复一日地面对工厂内部的重重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日伪时期留下的旧恶，也有国民党官僚插手后产生的新怨。 当李烛尘着手清理横亘在面前的这些障碍时，他才痛切地感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8年，不但破坏了刚刚崛起的中国民族工业，还孵化出了一些思想和社会的渣滓；不但毁坏了永利。久大的厂房、机器，还恶化了厂里本来不那么紧张的人事关系。而要解决与新恨旧仇纠结在一起的人事问题，比起收复工厂、拆回设备，竟要难上百倍、千倍。 李烛尘接收了永利、久大两厂之后，立即着手工厂管理人员的调配工作。他派李洛之任久大盐厂收复后的首任厂长。 久大盐厂的日本人被赶走了。但是在日军占领时期，日本人也培植了一些同日本人合作、甚至效忠日本人的势力。这些人认为工厂被接收，就会砸碎他们的饭碗。他们不甘心失去已有的权势、地位、待遇，对李烛尘派来的接收人员充满敌意，经常寻衅捣乱。 久大盐厂管理极端混乱，帐不清、料不清、库不清、人不清……综合部门总务课更是工厂的一个顽固堡垒。 课主任人称孟白毛，30多岁的年纪，长了一头白发，猴子脸上骨碌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他自称是“潜伏敌后”的“抗日英雄”，私下里常对周围的人说：“这盐厂早晚得咱姓孟的说了算。”李洛之一来，孟白毛的心里就盘算着如何伺机发难。 李洛之是管理工厂的行家，他十分熟悉李烛尘建立的一套企业管理的原则——“管而不卡，简而不陋，要而不繁，层层负责，人人尽职”。他到任伊始，就抓了建章立制工作，首先制定了各个岗位的责任制，并申明，玩忽职守的，要扣薪记过；屡教不改的，要降级直至除名。 李洛之到任几个月，大刀阔斧，锐意整顿。工厂的财务、滩务、化工等科室的工作，都渐渐走上了正轨，只有总务课阳奉阴违，按兵不动。总务课统揽工厂的管理工作，由于它从中作梗，盐厂的生产管理仍然运转不灵，重新订立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一天，李洛之从盐滩巡视回来，刚进院子，就看见一群工人正从他的办公室里边往外搬东西，写字台被丢在当院，文件撒了一地。 “你们为什么随便搬我办公室的东西？”李洛之走上前去质问。 工人们答道：“搬东西，是为了刷房子啊！” “刷房子？没经过我的同意，谁让你们刷房子？” “我让的，”孟白毛慢吞吞地迈着四方步，踱过来，“厂长大人不是责怪我们把办公室搞得脏兮兮的嘛，我们这就整理一下。” “你，你，你有什么权力？我的办公室……” “这办公室归总务课管，厂长大人不是说实行什么岗位责任制吗？粉刷一下办公室正是我们的责任呀！”说着，孟白毛转身朝总务课办公室走去。 李洛之气得满脸通红，说道：“我不要刷什么房子，把东西给我搬回去！” “噢，原来厂长大人要实行的什么责任制只是摆设呀，那还有什么用！”孟白毛抓着一张写着岗位责任制的白纸走到院子中间，边说着，边把黑字白纸撕得粉碎。 其他几个科室也有人把写着岗位责任制的白纸撕了，扔到院子里。 “你们，你们……” 几个正在搬东西的工人也把手中的文件筐、卷宗等抛到李洛之的脚下。 李洛之被气得病倒了。 李烛尘得知情况后，连忙打电报给大浦、自贡两厂的厂长唐汉三，请他火速北上。 唐汉三昼夜兼程，赶到天津。一见面，就问李烛尘：“老太爷紧急召我北上，为的是什么事？” “洛之被驱逐出厂，厂里生产陷于停顿状态。请你前来，是要你出任久大公司的协理兼总工程师，协助我处理盐厂事务。”李烛尘把久大盐厂面临的情况向唐汉三做了详细的介绍，尔后接着说：“我一向重视人才，重视量才用人，这次任人，我弄不清究竟失误在哪里？” 唐汉三深深地知道李烛尘的用人之道——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想起了李烛尘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事业的基础是人才。有了人才，一切事情好办，没有人才一事无成。古人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是有深刻意义的，不要看轻这句话。苹果落地，司空见惯。只有牛顿见了，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我们要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就必须重视人才。” 他从李烛尘介绍的情况中分析出，久大遇到的困难不是李洛之不称职，而是恶势力在作对。于是，他说：“烛老，工厂整顿，势在必行。看来，当务之急，是必须先更换盐厂总务课主任。” 不久，李烛尘就采纳了唐汉三的建议，在厂长、经理会议上宣布了盐厂人事调动，将总务课原主任调外岸任副经理，限期到任。任命工程师房铸新任课主任。 房铸新到任没几个月，一场更大的风潮爆发了。 一天，房铸新上班后坐下不一会儿，就听见院子里吵吵嚷嚷的，听声音，似乎与自己有关。 他走出去一看，院子里聚集了几十名工人，手里拿着木锨、盐筢、扫把，嘴里喊着： “姓房的，出来！” “临时工，要吃饭！” “临时工要求增加工资！” 房铸新第一次遇到这阵势，赶忙走到门前的台阶上，向工人打了个拱，劝慰道：“各位工友，请息怒，有什么事，大家坐下来商量。” 一个外号叫李长脖子的人叫道：“我们要增加工资，没什么好商量的！” 房铸新说：“增加工资也得商量一下怎么增加，大家要理解工厂的难处，现在工厂也面临资金等方面的困难。再说，增加工资也不是我房某说了就算的事儿。” “你不是李烛尘的亲信吗？”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房铸新安抚大家说：“各位工友先回去上班，我先把大家的意见向总经理反映，再请大家派代表来谈。” 李长脖子鼓动说：“别听他花言巧语，他不答应长工资，我们就不上班！” “对，不上班！” “不上班！不上班！” 院子里，人越聚越多。房铸新的额上急出了汗。课里的职员见形势不妙，挤到门口要关大门。 几个盐工把职工揪过去，又推到一边。 一位年长的工人出来劝道：“有话说话，咱们别打人！” 一个年轻人跳出来，说：“怕什么？长脖子是工会的头儿，有他撑腰，打了这些狗娘养的，又能怎么样！” 说着，抡起拳头就打，几个楞头小伙子也跟着挥起了扫把、木锨。职员们被打得叫爹喊妈，抱着头乱跑。一位腿脚利索的职员飞也似地跑出了大门。 盐工们打红了眼，舞着锨、筢乱砸一气。眨眼间，门上、窗上的玻璃稀哩哗啦，碎了一大片。 房铸新过去劝阻，兜头挨了一拳，立时变成了乌眼青。长脖子赶上来，飞起扫把，像捂蜻蜓一样，把房铸新捂倒在地。一边捂，还一边喊：“看你们还狂不狂！” 房铸新捂着脑袋倒在地下，疼得嘴里直哼哼。 突然，随着一阵警笛，两辆警车开进了厂门。原来是跑出的职员打电话求援，请来了警察。一群警察从车上跳下来，挥起警棍，驱赶工人。 几个警察把长脖子等几个为首的工人铐起来，塞进了警车。 工人们逃散了。 警车开出了厂门。 房铸新一手扶着墙，一手捂着腰，喘着粗气。 不到三天，长脖子等被抓走的工人被放出来了。他们又聚集起工人，打起“赔偿工人损失”、“增加工人工资”、“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标语，跑到厂子里静坐。 生产停顿了。 李烛尘弄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工厂的工人没闹事，而自己工厂的工人却连连起事。是他亏待了工人吗？ 没有呀！他是一贯主张平等待人的。他从湘西群山中艰难地走出来，他以善良的心对待那些在艰难中生活的工人。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决定。当年，他和范旭东率先在久大、永利两厂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同时，还建立了工人食堂、工人宿舍，开办了职工医院、职业补习班和职工子弟小学。 在他的记忆里，永利有过一次罢工。 1922年夏天，一个管工和工人发生口角，打骂工人，引起公愤，数百工人把他重重包围起来，要打他一顿出气。那管工急中生智，看见了厂门口停放的一辆黄包车，这是李烛尘的专用车。总公司曾经要为他买一辆小汽车，他嫌贵坚决不要，最后勉强同意配备一辆人力车，车上有弧形顶篷，座前有车帘。他上下班多是步行，黄包车就经常停在门口。这一天，管工趁人不注意，钻进人力车，放下车帘，向厂外跑去。工人们见了，以为是他们的厂长李烛尘回家，谁也没去过问。那管工竟安然逃出重围，躲过一顿痛打。 那一次，问题出在管工身上，事后他也教育了那管工，工人们再也没有追究此事，厂方以此为戒，进一步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工作条件和劳资关系。 那么，现在的这场打人、罢工风潮又是怎么回事呢？ 房铸新并没有虐待工人，有人却打了他。这些人先后对李洛之、房铸新发难，予头显然是对着他李烛尘的。但是他李烛尘又何曾虐待过这些工人呀！面对这满目疮痍的工厂，他不也正在为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产环境而苦心经营吗？他问心无愧，他没有把工人当作牛马，去无情地役使他们，他甚至没有把敌伪时期的留用人员当作敌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剔除他们。 李烛尘决定，一方面亲自与工人对话，化解矛盾，一方面请政府出面干涉，帮助恢复生产。 李烛尘来到久大盐厂的会议室，请来了工人代表。其中有长脖子等几个被抓而又放了的挑头闹事的人，也有几个青年盐工。 李烛尘请这七八个代表围着会议桌两边坐下，吩咐人端上了茶，放在每个人的面前。他坐在会议桌头上，身后是一个硕大的落地钟。 人们都沉默着，只有大钟嘀哒嘀哒的钟摆声敲击着沉闷的空气。 还是李烛尘先打破了沉默。他和颜悦色地说：“今天请各位来，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和要求。不管是对我李烛尘的，还是对公司的，希望大家知无不言。” “没什么好说的，你给工人增加工资，赔偿我们这些被抓走的工人的损失！”长脖子横横地说。 “大家要求增加工资的心情可以理解，这样的事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为什么非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呢？现在工厂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工厂了，这么一闹，大家可就都要受损失了，工厂的损失也是工人的损失呀！” “工厂是你们阔佬开的，我们工人是干活挣钱。你们大把地挣钱，我们也不能把嘴吊起来喝西北风。”一个年轻盐工说道。 “现在我们都面临困难，生产恢复缓慢，资金紧张，物价飞涨，大家工资不高。劳资双方应该互相体谅，共渡难关，这增加工资的事……” 长脖子抢过话头：“怎么样，你是增加不增加，不增加就不开工！” “增加也得统筹安排一下，看看怎么增加法，钱从哪里来，也不是说增加，今天就能增加呀。” “你的意思是不增加了，是不是？好，工友们，咱们不跟他说了，走！”说着，长脖子领着屋里的盐工，就要往外走。 “走？你们往哪儿走？”门外进来了三四个50来岁的老盐工。一进门，他们就朝着长脖子们喊起来。 长脖子吃惊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戳穿你们的鬼把戏！日本人在这的时候，你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吗？8年当中你罢过工没有？现在李老太爷他们回来了，你倒带头打起中国人来了。你有能耐，怎么没见你打过日本人呀？” 一位老盐工走到会议桌旁，拉起了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年轻，是不知道哇，李老太爷他们拉扯起这盐厂容易吗？我们跟着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干了几十年，老太爷对咱们好得没法说，逢年过节还给咱工人送肉送面……” 另一位老盐工说：“我40岁生日的时候，老太爷亲自登门祝寿，还带来了个大蛋糕，那可是稀罕东西……” 长脖子见状，还要起来辩白、斥责。老盐工们没有理他，转向李烛尘说：“老太爷，孩子们年轻，别跟他们上般见识。眼下的日子是苦了点儿，可咱还能忍。”他们拉起了三四个年轻人，边往外走边说：“走，咱们上工去，别跟着他们起哄。” 李烛尘望着老盐工们黧黑的脸庞和花白的头发，心里一热，眼角湿了。 长脖子一伙也灰溜溜地跟着出了会议室。 一位职员走进会议室，递给李烛尘一封信。李烛尘打开一看，是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楚汉青写来的。信中写道：“近闻久大风潮骤起，备感震惊。盖公司湘人结帮拉派，排除异己，致使旧人离心，酿成动乱。房铸新系湘籍人士，被殴一事在所难免。政府日理万机，无暇过问公司内部之事……” 看完了这封莫名其妙的信，李烛尘的心里反倒有些明白了。怪不得为首闹事的几个人被抓走没几天又都放出来了，敢情这些人与国民党还有些瓜葛，厂里肯定有人与国民党有某种联系，不然，为什么楚汉青会知道有人打了房铸新？不过，这些送情报的人还有些马大哈，竟把河北人房铸新编排成了湖南人。 李烛尘明白了，指望政府出面，帮助解决矛盾，是着水的爆竹——没响（想）了。盐工目前生活也确实困难，应该设法贴补一下；挑头闹事的人还有能量，也需要安抚一下。于是，他决定拨出一部分钱，发给工人，以便稳定大部分工人的情绪。只不过是这样做，工厂就要面临因资金短缺而停产的危机，然而在这种昏暗的局面中，不去拆了东墙补酉墙，还能做什么呢？ 这个让李烛尘着实伤了一阵子脑筋的罢工之谜终于解开了。原来长脖子一伙人全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他们以国民党操纵的“黄色”工会为名煽动闹事，是为了打击李烛尘这样的民主人士和有进步倾向的资本家。这些家伙设置了比设备陈旧、资金缺乏更严重的人事纠纷的困难，企图逼迫李烛尘就范，使他走上国民党为他指出的道路。 那时的李烛尘，难呀！作为民主人士，他不能上独夫民贼的破船；作为红色资本家，他也不能得罪工人，哪怕是打着工人旗号的工贼。实际上，正是由于李烛尘以“花钱买平安”的方式平息了事端，才打破了“黄色”工会大造舆论，要把事态扩大到社会上去的企图。 罢工风潮后，这些工贼还要不断地跟李烛尘捣乱。直到解放了，通过肃反运动，才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使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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