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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是一种艺术。“久大”在成长的同时逐渐掌握了这门艺术 李烛尘先生从来没有架子，这是在他周围工作的人一致公认的。他对部下、对员工从不显示出上司的派头，总是和颜悦色地谈问题；对对手、对上司，也是不卑不亢，平和处事。因此，全公司都尊称“李老太爷”。 李烛尘之所以受人尊敬，自然有其原因：一是他平易近人，谦虚刚直；二是与人为善；三是他提倡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并为之奋斗终身。就说这第一条吧，李烛尘有一位司机小王，从天津解放起，到李烛尘担任轻工部长，全家搬到北京以前一直为烛老开车。李烛尘对他关怀备至。有一年冬天，李烛尘看到小王出车时，只穿着一条单裤，他知道小王的家庭比较困难，马上不声不响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叫他去买条绒裤加上了，才开车送他去公干。事实上，李烛尘每月都要“补贴”小王100元钱，他还风趣地说：“这是我的活动经费。”一个大老板，国家的领导人，对自己的部下却是这般关心爱护，使小王总想报答他。1962年，李烛尘80岁了，小王去看他，正赶上烛老刚出国回来。小王同烛老的司机商量，让他再为烛老开一趟车，那位司机非常理解小王的心情，向意了。小王开车拉着烛老、老太太、他的大女儿去了十三陵一趟。在路上，烛老送给小王一块从国外带回来的金表，说是给小王留作纪念。每当想起这些，小王总是说，烛老是正派人，大好人，自己是公司的大老板，却靠工资吃饭。 李烛尘谦虚刚直，是公司里的人有口皆碑的。李烛尘比范旭东大一岁，因此在“永久黄”团体里大家都称呼他“老太爷”。李烛尘在长期的创业生涯中体会到，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一个团体要搞得红红火火，领导者必须谦虚、能团结周围的人。对范旭东的敬佩，李烛尘不只是感恩于范旭东支持了他5000元进入董事会，而在于“范旭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公司的创立者，也是我国化工事业的奠基人。他是我在日本时的同学，比我小一岁，可是在许多方面他是我的兄长和老师。他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全靠他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实业救国’的路”。李烛尘对范旭东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更是敬佩。他常对人说：“芦沟桥事变前夕，日本人频繁来我们公司，勾引‘永久黄’团体与他们合作。一次，一个日本友人来访，我也在座，相谈甚欢。但是当那个日本友人提到什么‘东亚共荣’、‘中日经济提携’时，范旭东站起来义正词严地斥责道：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快滚出去！” 李烛尘为了“永久黄”团体的利益，宽容待人。李烛尘在任永利塘沽碱厂厂长时，大力支持生产技术过关。他对搞技术的侯德榜一直是颇多谦让并全力支持的。李烛尘和侯德榜在用人方面风格完全不同，侯先生用人的原则，必须是大学毕业的或是留过学的，还特别喜欢用留过学的。李烛尘则不论学历，只要肯钻研，有实干精神的技术人员，他都爱用。侯德榜管技术，李烛尘负责经营管理，一时间由于技术久不过关‘生产不上轨道，经济困难，股东多有指责，处理难度之大，不亚于生产技术上的过关。李烛尘就协助范旭东先生以良好经营管理和后勤保障为侯德榜博士的技术体系创造大规模试验的环境和条件。他还总在同仁面前说侯德榜的“好话”。他说，我们的侯博士、总工程师，在化工方面确有真才实学，自从他得知范旭东总经理在中国办化工事业以后，他就心甘情愿回国和我们一起受苦——办化工事业，而且好多地方许以高薪，可他哪里都不去，一辈子都愿守在“永久黄”团体这个大家庭里。单从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永久黄”团体的全体同仁学习。他逢人就说，我们的侯博士设计创办永利碱厂出了名，还用英文出了《制碱工业》的书，印度、巴西等国办碱厂，都争相聘请他搞设计，当顾问；他还将所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永久黄”团体。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李烛尘甩自己的真诚和善意维护总工程师的威信，这在当年的“永久黄”团体中传为佳话。当时的李烛尘与侯德榜，实际是现在的行政领导与业务干部的关系．他们在那艰难困苦的创业年代，不图私利，休戚与共，胸怀博大，是令后人仰慕和学习的楷模。 李烛尘谦虚刚直，还表现在他善于倾听意见。1933年，范旭东、李烛尘等决定办硫酸铔厂，但厂址选在何处，大家均拿不出好主意。李烛尘当即深入到车间开座谈会讨论，分析、比较利弊。为了让大家明白建厂意义，李烛尘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碱和酸好比人的两条腿，有碱无酸，有酸无碱，这个人就是跛子，走路就不会那么容易，而且也走不快。因此，为发展中国的化工业，搞好实业，我们决定办硫酸铔厂。这对于农业和国防工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厂址究竟设在哪里好？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各抒己见，有的说把厂子建在交通发达的地方，有的说把厂子建在原料充足的地方，有的说把厂子建在容易销售的地方，还有人说为了安全起见把厂子干脆建在租界……李烛尘不作结论，洗耳恭听，但当场批驳了把厂址设在租界的意见。李烛尘说：“把工厂设在租界，就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如果真打起仗来，租界岂能保险？”最后，李烛尘给每人发一张纸，要大家深思熟虑后写个建厂地点，并说明理由。通过上下充分讨论酝酿，硫酸铔厂最后建在了江苏六合县卸甲甸。“集思广益”是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这种民主的方法，或许就是一种集思广益。李烛尘想，再高明的领导者也不能单靠自己的智慧一个人能拿出什么能达成大事业的行动方针来，必须要广采众人之长。他似乎从这集思广益中得到了种种的办法。李烛尘读过一些古籍，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当过放牛娃，做过小和尚，拉起队伍后，他认真听取属下意见，终成大事。他印象较深的是一文人冯国用来投朱元璋，向朱提出两条：一是不能带着队伍老是东转西转，可以去索取龙盘虎踞的建康（南京）作为根据地。二是不要贪婪子女玉帛，要为民多做好事，争取民心。朱元璋见其说得有理，便收冯国用为幕府，成为谋士。后有李善长来投，对朱元津说，“汉高祖（刘邦）家乡在沛，离您家乡凤阳不远吧？他的家庭和您的家庭不是一样低微吗？他能成为汉高祖，将军也是能夺天下。”之后朱元璋招纳了10多个文人作谋士，给以优厚待遇，专门为他们建立了“礼贤馆”。也正是这“礼贤馆”中众谋士提出的谋略，使朱元璋一步步走向成功。 李烛尘想到这里，对人说公司的人都是谋士，都能为办好公司出谋划策。他说办企业、搞科学不集纳众人智慧不行。集纳众人的过程就是民主的过程。 李烛尘始终认为，自己绝对不适合搞政治，要他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闹出个轰轰烈烈，恐怕是做不来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推崇备至。他对“德”字看得很重，谦虚是德，刚直是德，倘若人的德行糟了，恐怕就难以救治。如今那各式各样的假东西，如假烟、假酒、假药、假种子之类不是社会造成，而是伦理道德水准下降的缘故。过去，人们说“无商不奸”，可从李烛尘身上却见不到“奸商”的影子，有的是中国人的脊梁正气。他在那种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的年月，不染上抽烟喝酒的坏毛病，没有赌博嫖娼的恶劣习性，不讨姨太太，平常生活俭朴，敦厚宽忍。这些良好的道德品行没有长时间的养成，恐怕是难拥有的。事实上，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要作出决定取决于个人。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有在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之间作出选择的能力和自由。他对他所作出的道德选择负有责任，从而也对他的行为负有责任。倘若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并且胸怀主义，他就会获得社会的奖赏，尽管这奖赏来得过迟或不及时，他都会这样去做。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即是这一意义的最好归纳。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们，因为他们都是被同一个动机所激励，都为共同事业而努力，结成了一个正义团体的成员。李烛尘的道德养成也许正是以此为内在驱动力，以至于日后真正成为了“永久黄”团体这一科学精英集结体之中的重要首脑人物。 鲁迅先生有一句富有哲理的话：“路是人走出来的。”然而一个人走什么生活道路，在社会上站立什么位置，却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也不能把它归咎于命运的摆布，而是由个人的主观因素在特定的客观条件下相互作用的反映。 人才是人类社会中的佼佼者，在他们的身上或者头上都闪耀着人们看得见，而自然形态却未能体现出来的光芒。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把社会中的各种相关联系物聚积在一起，用以战胜自然和敌对势力，他们往往是成功者，即使失败，也附带着成功的因素与喜悦。他们总是具有超前的眼光和谋略。于是构成了预示未来的决定条件。他们用自己的实验、发明，创造出一个个规模可人的共同推进体，将自己连同这一共同体共同驱动前行。人才理智的扩张把人们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他们是出类拔萃者，必然用他们那些尽在法理之中，又在视线之外的超前精神，托起一个又一个新的明天。 李烛尘爱才又善于育才、用才。“永久黄”团体无论经济困难到了何种地步，所办的小学、文化补习班和技术补习班，从来没有停止过。不仅如此，每年都还要选派一两个人到外国进修，尽管这笔开支不小。 为了使“永久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四处搜罗人才，曾多次到京津各大学工学院求贤，聘请品学兼优，学化工专业的毕业生到“永久黄”来当技术员。这些聘来的大学生稍加锻炼，都成为了车间、工厂的技术骨干。后来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顾问的于延辉先生回忆当年“久大精盐公司”的情景时曾激动地说，那时的“久大丫充满生机，催人上进，是培养人才、锻炼青年的熔炉。这些知识渊博、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科技专家，都是“事业重如山，名利淡如水”。说到名利淡如水，有一则很感人的事。那是抗战初期的1938年，芜湖沦陷，当时久大精盐公司在芜湖的负责人鲍雁宾先生冒着战火硝烟，亲携库存余款10余万元，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将钱送往四川的总公司。一斑窥豹，可见该公司员工素质。 在爱才方面，范旭东是一代先师。早年他就提出过：“我们必须引进多数奋发有为的新人物，以为新陈代谢的准备。”用人之道，以德为本，李烛尘的创业史中，清廉、俭朴、律己成为了他们的厂训，所以后人曾这样来形容他们：“滚在钱中不识钱”。 强将手下无弱兵，人所共知的冀鲁制盐能人“八大将”，就是李烛尘先生统筹内迁时，弃家运送器材，言传身教，带出来的一批新的生产业务骨干。“永久黄”团体的部门负责人均来自各机构，八方汇拢，各有专长，埋头苦干，又在新条件下创新，且为引进的一批当地青年亦工亦学的良师益友。这些都是李烛尘先生爱才求贤的思想在实际中的反映，同时这些爱才求贤举动也被设身处地的新闻界人士称之为“酸甜苦辣俱尝遍，一味艰难只是盐”的公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李烛尘先生常说：“事业的基础是人才。有了人才，一切事情好办，没有人才一事无成。”李烛尘和范旭东他们出类拔萃的地方，在于他们具有“人才学”的思想。他们的人才思想，体现在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1954年春，李烛尘和一位老朋友聂和庭在天津市工商联的办公室里谈到人才问题时，讲了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令在场的人记忆犹新。李烛尘先生说，一部《三国志》曹操一生只称许刘备为英雄——“天下英雄唯使君（刘备）与操耳”。事实上刘备闯荡大半生，在没有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以前，是穷困潦倒，无立锥之地，无可用之人，关羽张飞虽勇冠三军，因无谋策韬略之人才，亦无济于事。自队有了诸葛亮，《隆中对》确立了魏、蜀、吴鼎足的战略思想，刘备才拥有荆盖，建立了蜀汉政权，这是人才学的范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百里奚居虞而虞之，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其实，这就是知人善任的问题。 李烛尘坚信，事业的基础在于人才，他先后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著名大学相约，每年在各校的毕业生中遴选精干人才进厂，先安排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学习，使他们熟悉永久事业的全貌与实质，同时又在多方面考察各人的实际才学与能力，然后具体分配使用。 李烛尘在注重工程技术人员培养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职工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亲自操持举办职工文化补习班，开办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课程，并常常利用工作之余亲自为职工讲课。为了减轻职工经济负担，补习班和职工子弟小学都免费教学。 有一个关于李烛尘用人的故事。 一个叫王绵五的湖南浏阳人，大革命时期曾任革命根据地江西铜鼓、修水两县税务局长，颇受毛泽东的器重。“马日事变”后，他的妻室儿女全部被国民党捕杀，王绵五只身逃到天津，为李烛尘收留使用，改名王子百。那时，范旭东和李烛尘正创建水利化学工业公司，为中国首创制碱工业。制碱必需的原料石灰石，是从唐山开采运送到塘沽永利制碱厂使用的。 由于永利制碱公司生产的纯碱质量好，利润高，极为国内外人士注目。冀东地区的军阀、官僚、流氓、地痞，多方刁难、勒索及阻止在唐山采石，致使永利制碱公司的生产受到很大威胁，甚至完全无法进行正常生产。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李烛尘起用了王子百，终于使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得以解决。 王子百早年参加过赤卫队，很讲义气，办事忠诚。他受命到唐山后，做了很多与各方调和、折衷说理工作，无奈地方恶势力太大，根本不听这一套，看来问题非人情说理所能解决。王子百迫不得已，在得到李烛尘的支持后，在唐山依照“青红帮”的办法，“开山收徒”，成立帮会组织；并组织自己的武装，有“敢死队”40人，每人发枪一支，目的当然是保卫矿山正常开采及运输，用以对付那些军阀、流氓、恶霸。这样的办法收到了实效，矿石得到顺利开采，为永利制碱公司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永利得以立足，制碱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开山收徒”、“自立武装”是针对当时国家混乱，军阀、流氓、恶霸专横跋扈的特殊情况，采取的一种“以暴制暴”的极端措施，实属无可奈何。王子百当时那种行侠仗义之举，曾震动一时，妇孺皆知“唐山王”，使冀东军阀亦对他束手无策。 王子百还有一段有趣的事。那是1937年，由于李烛尘所在的永利公司总管理处设在法租界内，也由于李烛尘是一位知名人士，日方对他的不合作态度，非常恼怒”，但还不敢加以迫害。可李烛尘的行动却在日方的多种监视之下。李烛尘心里非常明白，他想该如何脱离这种境地呢！他找到了王子百。当时，李烛尘决定离开天津南下，他找到王子百，要王子百想办法安排他＿南下事宜。此时，日军已在车站码头等重要关口和繁华地带进行秘密盘查，经常是无事生非，同时他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防止天津各界要人离津。王子百多年与地方势力打交道，各处都有些“拜把”兄弟。他设法搞到几张英国轮船船票，把所经路线安排妥当，又为李烛尘弄到一份假身份证明材料，将李烛尘乔装成一位南方商人。一切办理妥当，王子百亲自掩护李烛尘躲过密探盯梢，悄悄地离开了永利制碱公司的总管理处。一路很顺利。当他们来到码头关卡，临上船时，人家都有些紧张，恰在此时，王子百发现李烛尘随身携带的皮箱上贴有从前用过的题名标签，“李烛尘”三个大字赫然在目。王子百急忙一把撕下，随手丢进了海河。幸亏盘查的日本宪兵未发现。一场虚惊，所有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这次李烛尘安然登船转向南下，不能不说是王子百的一次大功劳。对于这一点，李烛尘深深感到甩人的重要，用人的特长也尤其重要；同时也对王子百日后更念旧情，主持正义、公道。 1956年肃反运动开展时，永利公司已迁往北京。王子百被人检举是“青红帮头子”、“恶霸”、“反革命分子”等，而被捕入狱。在王子百入狱期间，李烛尘四方呼吁：“王子百是永利制碱公司事业的奠基有功人员之一，他‘开山立堂’招徒与恶势力作斗争，都是我支持的。没有他的辅佐，制碱原料是出不来的，如果逮捕王子百，首先应当逮捕我，如果王子百有罪要判刑，首先要判我的刑。”经人民法院一年多的调查，证明王子百无罪，以“不起诉”处理。 下决心培养自己的化工人才，是李烛尘始终如一的做法。他认为，办现代化的企业，关键是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和普及要靠掌握某一或某几方面的专门人才。于是，他向范旭东先生提议，建立专门研究机构。当时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面临经济不景气，生产上的难题一个接一个，永利制碱厂正在兴建尚未投产，资金缺口大，可谓捉襟见肘。有人干脆说：现实的黄汤还喝不完，哪有时间和银元办研究机构？范旭东毅然拍板定案，坚定地说，这是必要的，化工事业没有研究机构不行，就是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研究社。取名“黄海”，是感谢大海的宽厚与慈爱，感谢大海为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这其间也寄寓着范旭东、李烛尘们对我国化工事业的厚望与深情。于是“黄海”与久大、永利联在了一起，成为了兄弟中的“老三”。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2年8月20日在塘沽创立，范旭东聘请孙学悟教授担任该社社长。说起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成长，也是历经坎坷。就拿聘请社长来说吧，范旭东也如当年刘备三顾茅庐，几经周折才聘请到的。孙学悟，山东威海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0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堂，公费留美。10年后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曾在南开大学任教，后到中英合办的开滦煤矿担任总化验师，待遇优厚，但内心痛苦。恰在此时，范旭东因看中孙学悟教授的才学，十分敬重，多次派人礼聘，孙学悟教授开始并没应允。但他看到范旭东等人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呕心沥血，不畏艰难地兴办实业的事迹后，深受感动，毅然放弃了其他条件优越的职位，来到了残破苦寒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社长。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初创时，资金短缺。范旭东把自己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的酬金，全部无偿地捐献给“黄海”。当时范旭东曾雄心勃勃地表示：要把“黄海”办成能为100名化学师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仪器设备和研究经营的规模。他形象地把近代工业比作长城，把科学研究比作长城的地基。范旭东的指导思想通过李烛尘的努力得到贯彻。李烛尘对来“黄海”的年轻人的发展十分关怀，比如，一些年轻人在“黄海”汇编调查与论文研究报告集，他不但在学术上提出意见，还对某些表述文字进行加工润色。如有个叫方心芳的年轻人翻译的两篇关于高粱酒研究的日本文献，就是李烛尘亲自帮助校阅的。 黄海化学工业社除了从事专门技术研究工作外、还用来培训本厂的技术员，并在厂里作了一条具体规定：新进厂的大学生、留学生，都必须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一段时间，以考察其能力再分配适当的工作。 开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初期目标是协助久大、永利两厂解决技术问题，但后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不限门类，不分学术派别，广聘人才，确实集结了不少精良人才。“永久黄”团体迁川时，作为总负责人的李烛尘将团体几百名技术人员全部迁往四川，并干方百计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和研究工作，使这一支队伍没有失散，为新中国储备了大量的化学工业骨干，被周恩来称为“技术篓子”。 黄海化学工业社着重研究人员个人志趣，自由选择研究课题，主体研究方向向更贴近国计民生的项目转移，如：轻重金属国防工业，肥料于农作物，菌类学于农业生产，水溶盐类于化工医药等，并史无前例地设置了发酵菌学试验室。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绩是显著的，1932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团集聚了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受到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的赞赏。该会还为黄海化学工业社提供课题经费，以补助、鼓励黄海化学工业社采用磷矿作磷肥的专题试验，使黄海化学工业社为后来的硫酸铵厂的建立做了技术上的奠基工作。1933年，永利制碱厂试验室并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后，他们还在塘沽建立了一座具有专业门类图书的新图书馆。1935年，通过专业人员的不懈努力，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炼出了我国第一块轻金属铝……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最初成立时就是为久大盐厂的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服务的。南迁后的久大模范盐厂生产初具规模后，还通过“黄海”研究社进行试验，建立专门车间，生产盐的副产品，如碳酸镁、硼砂、硼酸、溴素等等新产品供应市场，氯化钾供应兵营，支援抗日战争。 可以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建立和发展，并逐步成为“永久黄”团体的精密技术思维和技术智囊、神经中枢，为人们开发海洋资源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时隔6年后，即1928年9月，永利、久大、黄海共同创立了旬刊《海王》杂志社，聘阎幼甫为主编。《海王》杂志成为“永久黄”团体的喉舌。《海王》杂志的文章体现了科学、实业兴国主体框架。李烛尘是该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他写的文章充满了一种鼓舞和凝聚人心的激情，感人肺腑。 在久大精盐公司初具规模，永利制碱公司还处于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范旭东、李烛尘毅然决然的建立起化学工业的研究机构，是他们重视人才的体现。建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一方面是工厂发展的需要，因为要从事现代化的生产，必须要集中和培养一大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还由于他们把目标定在推进中国化学工业的起步和腾飞这一高起点上，为了这个大事业，就更需要有自己的一大批化工研究人员和精干而强大的技术队伍。要做到这点，必须要有自己培养技术人员的基地。这说明他们的确具有爱国企业家的深远的战略眼光。 管理是管理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集体活动所进行的一个协调过程。它适应人类共同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随着人们共同劳动规模的扩大、劳动分工的精细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经济发达国家，管理和技术被喻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子，甚至有经济增长“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之说。管理的重点是人、财、物，中心是人。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管理者就是要创造一种适合于正常心理、生产、工作、学习的环境，使每个个体人在集体中释放出最大能量。管理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种，前者表现为合理的组织生产力，后者表现为维护和发展生产关系。李烛尘在“永久黄”这一团体中，摸索和建立了一套适合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管理办法。 经营管理的优劣关系到企业的成败，李烛尘对此自有深刻的见解和独有的视角。在经营上，李烛尘的战略支点，一是靠质量，二是靠信息。永利制碱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之所以能够击败英国的卜内门公司纯碱，就是因为它的质量比卜内门公司的好。但是话要说回来，单靠质量好是不是就可以“好酒不怕巷子深”了呢？不尽然！实践证明，货好如果市场信息不灵就不行，这是不利于开拓销路和发展业务的。范旭东创办精盐公司时，精盐质量并非不好，但由于没有很好地重视市场信息，市场仅限于天津一隅，曾一度造成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进而困难重重。李烛尘进入久大精盐公司后，注重开拓外埠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结果扭亏为盈，使精盐畅销华北、江南、中南各省市，使久大精盐公司走出困境。 管理是一门复杂的工作艺术。久大精盐公司是“永久黄”团体的老大哥。作为久大厂的厂长，李烛尘自上任开始就面对盐商盐霸和地方恶势力的控制、资金短缺、技术薄弱等困难。他在协调经济、财政、会计、技术、推销、人际、运筹等多方面，力主工商并举、生产与科研并举、分文必争、分秒必争的经营方针，除了大力宣传推销精盐外，还利用精盐生产副产品，这样既减少了浪费，又增加了收入，还扩大了市场的覆盖面。 为了使好的管理方法渐渐变成职员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李烛尘综合各种有关论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重在调动职工积极性，加强职工责任心方面做文章，力争做到“管而不卡，简而不漏，要而不繁，层层负责，人人尽职”，突出管理实效。正是因为管理程序到位，效果也颇为明显。从理论上，李烛尘总结了一整套企业管理经验，先后写有《新组织之意义及其厉行》、《技术人员在管理上之重要性》、《化学工业》等管理专著；他还在永久黄团体刊物《海王》和《大公报》上发表有关文章，努力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化工企业管理的路子。 李烛尘的管理才能还体现在始终坚持企业建设综合治理主张。在“永久黄”团体初创和发展的困难时期，他坚持在企业资金困难条件下，仍为职工兴建宿舍，建立起职工医院与职工子弟小学。在企业多次调整中，他努力做到少裁员，不减薪，不把企业的困难转嫁给职工，使全体职工能团结一致，保证了正常生产的顺利进行。 为了使职工保持健康的身体，他不仅力主不能增加职工的劳动强度，还积极采纳陈调甫等人的意见，在华北首先推行了8小时工作制。 在当时那个年代，“久大”、“永利”的工人工资待遇比其他工厂要高得多。盐工工资的最低限度为10元，普遍在15元左右。工人宿舍，一般六七人一室，带家眷的职工，另有工人寄宿舍，每座砖房三间及一个大院，租金仅一元。房子里的照明，由厂里免费供电。 工人的福利也是不错的。厂里有职工医院，一些小病小伤不用出厂子就解决了；厂里还设有澡堂、理发室等。工厂食堂也办得很好。人说“民以食为天”。李烛尘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有一次，大总统黎元洪到工厂里参观，看到工人们吃的馒头很白，他称赞食堂办得好，同他在北京吃的差不多。另外工厂还设有一个烤面包房，收费也十分低廉，由于这种服务属福利范围，对工人多有照顾，故按名额定期由工厂供应面包券，凭券换取面包。 为了使管理朝更深入人心的方面发展，增强“永久黄”团体的整体意识和凝聚力，李烛尘还曾带着工厂里的管理人员为厂里最年长的老工人过生日祝寿。他们带着春饼、寿匾、寿酒、养老金等，一路敲锣打鼓，放着鞭炮，送到老人的家，搞得十分热闹。这一举动，不仅过生日的老人及其亲属非常感动，而且使邻居、邻厂的工人羡慕不已。 工厂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厂里成立了工人业余剧社等文艺组织，十分活跃。1930年，久大盐厂因时局变幻，南北运输不畅，产品积压，曾造成停产8个月。当时《大公报》记者徐铸成到该厂采访，看到的景象出乎他的意料。首先是“全厂工人均未被解职，每天略事零星工作，其余时间则在工人学校补习。”徐铸成说，这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和企业里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李烛尘和同仁们的艰苦努力和善于经营管理，把一个处在战火纷飞，土匪、恶霸横行，社会动荡年代里的“永久黄”团体搞得有声有色，使广大员工生活丰富而有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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