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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到红色资本家，从为共产党做事到就任新中国的部长，其间 经历了几十个年头！ 1945年8月28日，一架普通的小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舷梯降下，一个魁梧的身躯出现在舱门。 潮水般涌向机场的人们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毛先生，欢迎您！”“欢迎，毛先生！” 雾都少有的晴日照耀着沸腾的机场。毛泽东满面春风，有力地挥起右手，缓缓地走下舷梯。微风轻拂着深灰色的中山服，阳光辉映着灿烂的笑容，毛泽东显得更加平和、沉静。 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轰动了整个山城。 代表团经过的地方，到处涌动起欢迎的人群，到处回荡着欢呼的声浪。新华日报馆、中苏友协一带，更是挤得水泄不通。 中共代表团是为了中国的前途前来与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带来了和平的希望。 李烛尘从报纸上得知，日本投降后，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3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前来重庆谈判。李烛尘像大多数人一样，盼望毛泽东来重庆，认为中国的命运系于蒋、毛二人身上；但也铭记着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遭到蒋介石长期囚禁的往事，因而为毛泽东的安危担心。 如今，毛泽东来了。他带来了和平的前景，带来了四万万同胞的愿望，也带来了共产党人的气魄和胆略。 李烛尘受到了感动，受到了鼓舞。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重庆《大公报》和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记者的采访，代表工商界对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表示热烈欢迎。当记者问到他对和谈的看法时，李烛尘语重心长地答道：“抗战8年，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人民都盼着和平民主，期待着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现在终于有了转机，出现了和平的前景，与国家、与人民都是天大的好事。若再动干戈，中国人打中国人，自伤元气，那就是民族的罪人。”说到这些时，李烛尘那已经晴朗的脸上又闪过一丝阴云。 1945年9月17日，在李烛尘的人生中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 毛泽东在重庆曾家岩张治中将军居住的“桂园”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招待茶会，邀请重庆的工商界人士座谈。李烛尘应邀出席了茶话会，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范旭东、吴羹梅、刘鸿生、胡西园、章乃器等人。 一间不大的会客室，围着一张长桌，团团坐定毛泽东和他请来的客人。毛泽东坐在长桌的正端，其他三面坐着重庆工商界的巨子。每人的面前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桌中间的果盘中，摆着香蕉、苹果、梨等几种时新水果。 毛泽东逐一与客人互通姓名之后，操着浓重的湘潭腔，说道：“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交个朋友，拜个老师。我是一个文人、半个武人，读了几年书，打了几年仗，在经济方面，是个门外汉。各位先生在工商界这个战场指挥千军万马，纵横驰骋了几十年。你们是经济建设的将军、统帅，所以想听听各位先生对于建设中国的高见。” 李烛尘等人原想此番前来是要聆听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这个谦恭的开场白出乎他们的意料，把他们说得愣了神儿。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笑眯眯地说：“听说烛尘先生不吸烟，就请喝茶吧。各位先生随便用点水果。商品经济活动中有个原则，叫做等价交换。我用一杯茶、几个水果同大家交换经济建设的大计，各位先生是不是觉得这个交换有点不划算呀？” 毛泽东这诙谐、幽默的谈话逗得满屋子的人都笑出了声，屋里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李烛尘呷了一口茶，听见毛泽东点将，便站起身发言。毛泽东右手向下轻轻一挥，说：“我可是拜先生来了。各位先生要是都站着讲话，你们讲完了可以坐下，我这个做学生的可就一刻也不得坐呷！” 李烛尘又是一笑，坐下说道：“烛尘投身‘实业救国’将近30年。30年来，在范旭东先生的带领下，永利公司同仁自强不息，苦心经营，备尝艰辛。积几十年的经验，我们感到，机器设备陈旧、技术工艺落后固然是工业发展的障碍，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没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 范旭东几位接着讲了在军阀混战、外国公司排挤、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形势下，民族工业艰苦抗争、奋起发展的历程。 毛泽东听罢，长出了一口气，说：“几十年来，我们民族的工业从无到有，特别是轻工业发展得比较快。我们中国的纺织、造纸、建材、化工等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看一看嘛，和张之洞、左宗棠等人搞洋务运动的时期相比，我们的经济实力是不是增强了呢？这中间，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说范旭东、李烛尘先生办化学工业吧，白手起家，5万银元办起了一个大事业。你们办了盐厂、碱厂、酸厂，填补了中国工业的空白，做了利国利民的实事，人民感谢你们，后代也会记住你们。人们不仅会记住你们开创的事业为人民带来的幸福，也会记住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心血。” 李烛尘、范旭东等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在中国办实业，战战惊惊，如履薄冰啊！” “国一日不和平，厂一日不太平。” “毛先生一身维系国家安危。我们盼望和谈成功，为工商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 毛泽东轻轻站起身，一边踱着步，一边说：“我很感谢各位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希望，我也很体谅各位先生发展事业的困难和辛苦。我想用李烛尘先生的一句话来打个比方。他和范旭东。侯德榜先生都认为碱和酸是化学工业的两个翅膀。我说，政治家和实业家也是社会的两翼。政治家要为实业家创造一个发展事业的社会环境，实业家要为政治家创造一个建设国家的经济基础。 “我们民族的工业要发展，就必须搬掉两座大山。这两座大山，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中，人民前仆后继，坚持不懈地斗争，是为了搬掉这两座大山。从‘五四’运动以来的20多年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领导人民不屈不挠地斗争，也是为了搬掉这两座大山。 “现在，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机遇，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建设一个和平发展的社会了。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主张、也不愿意打内战的。我们这次到重庆来，就是为了争取和平和民主，为了这个目的，任何危险和困难都可以置之度外。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在国内实现和平以后，欢迎范旭东、李烛尘先生到解放区去办工厂，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到解放区去办工厂。” 会客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上绽出了儿童般的红晕。 李烛尘向邻座的范旭东耳语说：“毛先生炉火纯青，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 范旭东悄悄地对李烛尘说：“中国的未来，看起来只有靠共产党，才有希望。” 9月22日，李烛尘与胡厥文、吴羹梅等人共同联名宴请毛泽东、董必武、王若飞。 重庆“特园”，古香古色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大圆桌。李烛尘等人坐在桌旁，等待客人的光临。 晚霞还在尽情地涂抹着西山，淡淡的月亮已经挂在东天。 毛泽东披着夕阳的金辉朝客厅走来。李烛尘等人起身上前迎接。 “各位先生，叨扰了。”毛泽东抱拳向各位拱了拱手，“这叫做重庆巨子月下赏饭，中共代表忙里偷闲。可是我们无功受禄，惭愧呀，惭愧。” “毛先生谈判场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奔走操劳，正可谓功莫大焉。”李烛尘伸出右手，示意请毛泽东先走，“今天略备便饭，也算为你们换个轻松的环境，休息一下。” 说话间，众人走进客厅，围着圆桌坐下。不一会儿，香喷喷的炒菜送上了饭桌，身着旗袍的小姐把每人面前的酒杯都斟满了酒。 李烛尘端着酒杯，起身说道：“今天重庆的各位同仁请毛先生前来小酌，一是祝愿毛先生和董先生、王先生身体健康，二是祝愿国家走向和平，为了这两条，让我们共同干杯！” 毛泽东也站起来，说：“为了国家的和平，提得好！为了我，那就不敢当了。还是为了各位先生的健康和事业，为了我们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干杯吧！” “干杯！” 众人端起酒杯，互相碰了一轮，各自一饮而尽。 “好酒！”王若飞夸赞道。 “那还用说，”吴羹梅得意地说，“这可是烛尘兄的一片心意呀、想当年，永利、久大刚入川，有人送了两瓶上好的茅台给烛尘兄。烛尘兄宝贝似地藏起来，说是胜利后再喝。好几次，我们到他府上，想让他拿出来解馋，竟都被他搪塞开了。今天，他可是拿出了存货，也拿出了一片热心哟！” “噢，想不到烛尘先生还用酒做了这么一篇好文章。”毛泽东神采飞扬地说，“这篇文章比李白做得好，也比曹操做得好。李白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是用酒来讲自己的孤独。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他是用酒来排遣自己大志不得实现的愁闷。烛尘先生用酒来期待胜利、庆祝胜利，这境界比古人高出了一筹。” “哪里，哪里，毛先生谬奖了。”李烛尘谦虚地笑着说。他记起了毛泽东刚才念到的曹操《短歌行》中结尾的几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浦，天下归心。” 遥想当时周公为了求贤建业，嘴里嚼着饭去会见客人，惟恐失去了天下的贤才，最后人心都归向了周公。今天，毛泽东与这些党外人士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大有古代仁人志士之风，共产党有了这样的领袖，何愁天下人心不归？李烛尘想到这里，又记起了刚刚听说的一件事。 宴会之前，有位朋友来访。说是重庆盛传毛泽东写了一首词，蒋介石看了，大发雷霆，说毛泽东有君临天下之意。那位朋友随口背了几句，可惜没能背全，因而无法领略全诗要义。何不借此机会请毛泽东讲述一下呢？ 于是，李烛尘起身向毛泽东说：“毛先生博古通今，善赋诗词，听说先生最近填了一首好词，可否让在座诸位亲聆一番？” 毛泽东风趣地说：“好个啥哟！我听一位美国友人讲，西方有句谚语，叫做没有不付帐的晚餐。我早就晓得，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你们不会白白地请我吃饭嘛！你们这是向我讨帐嘛！我不是诗人，那些诗呀、词呀，都是偶然有空，随意哼哼，登不得大雅之堂哟！” 李烛尘等人再三相请，毛泽东便朗声说道：“烛尘先生知道，我们湖南话有些先生听不大懂。既然各位先生不怕有染尊耳，那就只好请若飞同志代我献丑了。” “我的话也不标准呀。既然毛主席要考考我的记忆力，我就试试吧。”王若飞说完，便站起来，朗朗地背诵——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王若飞背诵完了，座上众人竟悄然无声。沉静了一会儿之后，响起了一阵掌声。 胡厥文连声叫好：“真是好词！气如狂风卷席，辞如玉珠落盘。状景、抒情，无不经纬天地，吞吐宇宙。真格是前无古人，千古绝唱。好同！好词！” 李烛尘一直沉浸在毛泽东的词所渲染的意境中。他想起了西北考察路上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他想起了青海湖畔那铺满银色的盐池，他想起了晋北那蜿蜒起伏的长城，他想起了塞外那辽阔无垠的草原…… 好个“欲与天公试比高”！好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好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古以来，有过这样的好词吗？没有。那是因为古人没有这种超凡脱俗、天马行空、高屋建领的胸怀和胆略。“周公吐哺”，也只不过是为了姐家的周朝天下，毛先生的“还看今朝”，却是为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这词中流溢着多少豪情和壮志，蕴含着多少憧憬和希望，迸发着多少信心和力量！ 李烛尘记起，1942年的那次考察，他原本打算奔赴陕北。那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缺粮、缺衣、缺药，也缺盐。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挠，他的计划落空了。边区的人民靠自己的双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那时起，他知道了流行于边区那首后来唱遍全中国的民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如今，他深深地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会得到老百姓的衷心爱戴。毛先生是一团火，他能温暖每一颗苍凉苦寒的心；毛先生是一块磁石，他能吸引每一粒掩在土中的铁砂…… 宴会在和谐温馨的气氛中结束了。李烛尘、胡厥文、吴羹梅等人送毛泽东、董必武、王若飞出来。透过婆娑的树影，李烛尘下意识地看了看那颗闪着银辉的北极星。 几天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召开了重庆工商界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重庆曾家岩50号是一幢三层小楼。一楼、三楼住着军统头子戴笠派来的各式特务，二楼是中共驻渝办事处。李烛尘和范旭东等人神色自若地走上一二层楼，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出席共产党举行的座谈会。 如果说一见毛泽东，李烛尘从侧面观察、领略了毛泽东的深邃思想；二见毛泽东，李烛尘从正面接触、感受了毛泽东的人格魅力；那么这三见毛泽东，李烛尘想通过相互交谈，了解毛泽东的治国谋略。 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各位先生知道，我们与蒋先生会谈已经快一个月了。谈判很艰苦，主要问题是在于战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9月3日，我们就将自己的谈判方案转交给了蒋先生。我们方案的要点有11条。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二、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会谈嘛，就要有个纪要，有个协定。和平、团结、民主，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这个协定必然是一个和平协定。” 李烛尘插话问道：“可是国共两党还在冲突，军队还在摩擦，这和平前途如何保障？” 毛泽东弹了弹长长的烟卷灰，说：“烛尘先生指的也许是晋东南上党地区的战事。那是阎锡山挑起的。他在日伪军的接应下，以5个师和收编的伪军共17000余人抢占已经被我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迫不得已，我们只好抵挡一下。我们来谈判，是为求和平；打击进攻者，也是为了求和平。总之，是为了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社会。” 章乃器问道：“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府？” “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新民主主义制度正是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权主义。” “在这种制度里，我们这些实业界人士处于什么位置呢？”范旭东问道。 毛泽东和蔼地回答说：“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人民的财产。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停止这些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他们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应该说是资本家，但各位是民族资本家，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积极力量。目前，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比方说，范旭东先生就可以任新政府的经济部长；来管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一下资本主义。” 范旭东受宠若惊地说：“我一向不懂政治，具体地管个企业还行，领导国家经济，非我所能。毛先生果真想物色经济部长人选，我倒可以推荐一个，就是这位李烛尘先生。” 毛泽东在烟碟里摁灭了烟头，轻轻地抹了一下手，说：“范先生这叫做‘内举不避亲’，力荐李烛尘。噢，对了，应该叫做‘徐庶走马荐诸葛’。” 李烛尘有些着急地说：“我今天可不是为讨官而来，而是为了讨教而来。我想问一问，我们在当前情况下，该做些什么？” 毛泽东又点了一支烟，说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说过，现在我们头上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两座大山，我们要齐心协力搬掉它。 “今年6月，我们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我讲了个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儿子们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他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我们共产党人早就下定了决心，要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我们坚持不断地工作，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今天我们一起座谈，也是商量如何挖去这两座山。挖掉这两座山，我们就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府铺平了道路，烛尘先生也就可以走马上任了。不过那可不是什么官啊，那是人民的公仆。” 似乎就是从这一天起，决定了李烛尘生命中最后20年的方向和道路。 1953年1月13日，李烛尘被任命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6年5月12日，李烛尘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后食品工业部与轻工业部合并，改任轻工业部部长。 …… 当然，在三见毛泽东的时候，李烛尘对未来的这些历史不仅一无所知，甚至也不曾预料得到。他还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实现着由纯粹的实业家向红色资本家、向实业家兼政治家方向的不断裂变。 一位企业家成为政治家，一位企业经营者成为社会活动家，这不仅是生存空间的拓展，更是人生状态的升华。1945年，在这个对于中国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在这个决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命运的年份，64岁的李烛尘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开始步入了政坛。这一并不算孤证的人生际遇，或许又一次应验了一个命题——个人的命运总是与社会、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的。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民族企业面临的困境使李烛尘感到焦急。日本帝国主义者刚刚放下屠刀，战争的硝烟还没散尽，美国物资和官僚资本就像洪水一般吞没了中国市场。政府与官僚资本家、美国大财团沆瀣一气，排挤民族工商业，取消与民族企业的订货，很多工厂空望着满天飞舞的胜利传单，烟囱却停止了冒烟，机器却偃息了鸣转。 “永久黄”团体的处境使李烛尘感到痛心。精神抖擞的范旭东为“永久黄”复员而戮力奔走的壮举，已经成为过去。这位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开创者在官僚资本的进逼中，心力交瘁，砰然倒下。“永久黄”团体虽然经他和侯德榜等人力挽狂澜，得以保存，但是收复工厂、重新开工却面临着重重困难。 国民党的独夫政治使李烛尘感到失望，而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气质却使李烛尘感到钦佩和神往。 三见毛泽东，李烛尘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而这一了解的种子却植根于他西北考察返回重庆的1943年2月。 那一年，李烛尘在历时4个月、行程两万里的考察结束，返回重庆后，由于过度疲劳而病倒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秘书徐冰前来探望卧床养病的李烛尘。这一天就成了李烛尘与中国共产党上层人士接触的发端。这一年的12月，他还参加了“永久”团体与中共地下党合办的建设银行的筹建工作。 1944年11月，周恩来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在“特园”举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李烛尘应邀出席。李烛尘第一次与周恩来会面，就为周恩来那纵横捭阖的谈吐、平易可亲的气度所折服。他清楚地记得：周恩来纵览天下大势，分析了抗日战争战略反攻即将到来，日本帝国主义终将灭亡的前景；周恩来引经据典，肯定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和民族资本家的历史功绩。 周恩来还点名请他谈谈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看法。他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朗声说道：“汉代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为了了解情况、获得发言权。我们共产堂经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找到了人民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道络。烛尘先生几次考察，走的路加起来，就要超过两万五千里啰，你对中国工业的现状和未来，是有发言权的。” 他讲了西北考察路上的见闻，讲到了拜访阿拉善旗的蒙古王爷达理扎雅的情况。那时，当他问到鄂套旗天然碱矿的状况后，王爷回答，鄂套旗虽然也归自己管辖，但是政出多门，有佛爷，也有个张司令。你要做什么事，跟佛爷说好了，不跟张司令说不行；跟张司令说好了，不跟佛爷说也不行。李烛尘清楚地记得，他以这件事为例子，说明团结统一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时，周恩来不仅专注地听着，还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从那以后，李烛尘多次与周恩来会晤。他从周恩来身上受到了鼓舞。因为在同周恩来的接触中，他不但感到自己能够与真正的政治家对话，而巴还可以与他们沟通。以至于在三见毛泽东之后，他不由得发出了“天下精英，尽揽于共产党麾下”的感叹。 变幻的时局像酵母菌，不断催化着李烛尘的思想发酵。毛泽东不是说民族资本阶级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吗？如今他李烛尘也要登上人民的政治舞台了。不过，他毕竟是民族资本家，他既不能让自己的思想偏向酸，也不能让自己的主张偏向碱，他还在谋求一条政治上的中间道路。 1945年12月16日下午。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 李烛尘等人兴高采烈地从四方走来。他们正在创造一页历史——建立中国第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它的发起人是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 这一年的7用1日，黄炎培等7位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得到毛泽东复电欢迎后，访问延安。他们想作为沟通国共两党的桥梁，探求国共和平合作的途径。 黄炎培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目睹了延安根据地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启发、回到重庆以后，他就想组织一个新的政党。 由干民族工商业者面临困境，而原有的同业社团已没有力量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一些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党，以便参与国是，争取民主，维护生存。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实业界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就同工商界的活动分子互相联络，经过20多次磋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 民建大致有5部分成员组成：民族工商业资本家，职教社的主要领导人，与工商界有联系的学者、教授、文化工作者，南京、上海地区的一些工商业从业人员，川康的地方实业家、金融家及其代理人。 这些人聚集一堂，经过短短的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项创举，完成了成立一个政党所要履行的各项程序。 经过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本会名称、组织原则、章程、政纲、宣言。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理事和监事。这次大会选举的理事有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李烛尘、孙起孟等37人，监事有李组坤、阎宝航等19人。 当天晚上，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等具名招待新闻界，报告民建成立的旨趣。 李烛尘向记者们介绍说：一我们召开这个大会，就是谋求一条和平、民主建设中国的道路。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平民世纪，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就要把工业化的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此就必须政府和平民一体，资本家和劳工合作，以至工业和农业兼顾。民主建国会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而民治实为其中心。” 记者们鸦雀无声地听着李烛尘的演说，不少人一刻不停地在采访本上笔走龙蛇，做着记录。李烛尘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一句一顿、一字一顿，仿佛是怕记者记错了意思，又仿佛是在回味着他们寻求的这条新路的沉甸甸的分量。 “那么请问，你们对国共两党采取什么态度？”一位娟秀的女记者停下笔，轻声地间道。 李烛尘依然顿挫有致地回答：“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一位戴眼镜的瘦高个记者站起来，问：“我们可不可以报道悦。中国出现了第三种力量？” 李烛尘赶紧接过话头：“各位记者女士、先生请谅解，我们民主建国会虽是在国家需要和平民主建国之际召开，但尚未得到当局认可，所以暂时不便向社会公开。今天这个招待会，只是想跟各位打个招呼，提请大家今后注意民建的存在和发展。” 说完，李烛尘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挂着花镜的脸上还堆起一团凝重。 12月19日下午。重庆江家巷一号迁川大厦。诞生3天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这里举行首次理事、监事联席会。 李烛尘坐在主席台上，主持选举了11位常务理事和5位常务监事。李烛尘被选为常务理事，还和彭一湖一起被推举为下届理、监事会召集人。 1946年1月8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第二天，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公开招待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公告民建成立。会上，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还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民建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号，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以及国民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的代表，还有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界知名人士，共100多人参加了招待会。 董必武代表中共在会上致词，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热烈祝贺民建的成立，我们也赞同民建提出的八点建议。我们的《新华日报》明天就首先发表，以表示我们对民建的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一切进步的党派和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建设一个新的中国的重任。” 听着董必武热诚的讲话，李烛尘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想起昨天政协会议报到时，一位好心的朋友劝他：“现在掌权的是国民党，那可得罪不得，我看你还是少和共产党来往，免得惹麻烦！” 什么“麻烦”、“得罪”！陶渊明尚且宣称“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尚且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颤”，为了平民政治，我们还怕什么“麻烦”！“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民心思定，民心厌战，而国民党却在四处点火，这究竟是谁“得罪”谁？方才国民党的一些代表的阴阳怪气的议论，难道能够说明他们是靠得住的吗？ 想到这里，李烛尘默念起不久前自己写的一首诗—— 破晓山城雾气浓，扶摇直上好从容。 万峰簇立云填壑，大地无垠天接缝。 坛站已消箕豆煮，边关尤扇坼堠峰。 盟书已定全撕毁，不义多行自毙终。 1月15日晚，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纪念堂”召集各界民众大会。李烛尘应邀出席，在会上介绍他所参加的政协施政纲领组的讨论情况和“国民农工”的经济方案。 沧白堂里，黑压压地聚集着1000多人。人群中混杂着百十名国民党CC系特务以及由他们雇佣的打手。 李烛尘坐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说：“我们中国今天许多事情都是中了八股的毒，所以拘泥字面，一切的经济改革都是在做文章。国内之生产事业，因战乱之最大原因而无法进展。政府为维持相互厮杀之开支，又不免以种种苛杂压榨工商。故百业凋落，生产之力愈穷。政府若不为人民兴大义，和平建国，安定农村，发展我国自己的工业，则日本欺凌中国的旧剧还可能重演……” 听到这里，台下的一些特务开始起哄：“不许污蔑政府！” “你就只讲经济方案吧！” 不少群众站出来制止：“你们不愿听，可以走嘛！闹个啥子嘛！” “不许起哄！” 特务、打手一见激起公愤，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有几个打手还伸出手来，推搡着周围反对他们的人。 会场上成了马蜂窝，嗡嗡嗡嗡，乱成一片。 “下边是些什么人在捣乱，请你们出去！”李烛尘一句沉稳的喊话，犹如一声炸雷，镇住了整个会场，台下停止了骚动。 静了片刻，夹杂在人群里的一个戴鸭舌帽的青年人朝台上喊道：“你算什么东西，敢煽动反对政府！” 李烛尘冷冷一笑，说：“是哪位朋友在吵闹啊？请你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一双双眼睛鄙夷不屑地射向“鸭舌帽”。“鸭舌帽”拉了拉帽子，扭身向场外走去。 “我是政协代表，还要向听众汇报开会情况，恕不远送了。” 李烛尘说完此话，会场里立即响起一阵笑声。特务、打手们灰溜溜地走了。会议又继续开下去。 16日晚，“协进会”请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苏介绍当天政协讨论军事问题的情况。混进会场的特务、打手仍旧如法炮制，不断地起哄捣乱。郭沫若演讲，说：“现在的所谓国军，其实是党军，是国民党党军……” 此时，特务凶相毕露，集体狂吼叫骂。演讲会被迫中断。 17日、18日、19日，接连3晚，沧白堂演讲会都被破坏。主持人刚宣布开会，演讲人刚开口，特务们就高声辱骂，还不断地抛石头、扔爆竹。会场内，石头在人头上横飞，爆竹在人群中乱炸，人们移动着，躲避石头、爆竹的袭击。待务们乘机跳来窜去，殴打与会群众。 几天来，国民党制造的这一破坏“协进会”开会的事件，史称“沧白堂事件”。 1月的“沧白堂事件”和2月的“较场口血案”擦亮了李烛尘的眼。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国民党撕去了民主的假面具，露出了独裁的真脸孔。这样的政府所召开的一切会议，都只不过是为了把鲜血涂抹成花朵。它在嘴里高喊民主口号的同时，劈空挥起了摧残民主的拳头；它在手里摇着和平橄榄枝的同时，脚下却踏上了屠杀人民的战车。“不义多行自毙终”，李烛尘明明白白地知道了这样的政府是阳光下的雪人，虽然它很庞大，但又很虚弱、松软，它正在阳光下融化，它是靠不住的。 李烛尘决定与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治分道扬镖了。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蒋介石利令智昏，撕毁了政协会议关于国民大会必须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负责召开的决定，当天下午下令召开“国民大会”。 李烛尘被授予一个“国大代表”的头衔，却毅然决然地没有去出席伪国大。 4年后，李烛尘主动参加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那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1950年10月，美军入侵朝鲜，刚刚恢复和平建设的中国又受到了战火的威胁。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斗志昂扬地走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中国，就是保家乡……”雄壮的战歌凝聚起4万万同胞，激励着年近古稀的李烛尘。 11月30日，时任天津工商联主委和民建天津市委员会主委的李烛尘领导天津市全体工商业者，举行了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大会。 满头银发的李烛尘走在队伍的前面，4万多工商业者浩浩荡荡，紧随其后。人流的长龙在繁华的街道上游动，一路上，红旗招展，口号飞扬，战歌回荡，市民们涌上街头欢呼助威。端的是万人空巷，同仇敌汽，一人振臂，群山响应。 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组织的第一次示威游行，这是民族工商业者史无前例的爱国行动。游行的人和观看游行的人都受到了爱国浪潮的强烈震撼。 行进在队伍前面，李烛尘周身热血沸腾。他觉得脚下的大地，今天变得如此坚实，竟托起了意气风发的全中国人民；他觉得周围的人们，今天变得如此亲密，竟连起了万众一心的血肉长城；他觉得年迈的自己，今天变得如此强健，竟长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 他被祖国、被人民、也被自己感动了，以至于在宣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时，声音竟有些颤抖。 12月2日，毛泽东给李烛尘等人回了一封电报—— 天津市工商业者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先生。副主任委员毕鸣歧先生、朱 继圣先生，天津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的42989位爱国同 胞们： 你们在11月30日给我的电报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 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 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11月30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 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 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国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 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 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 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 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 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直到垂暮之年，李烛尘想起这次大会还激动不已。他一生中参加过无数会议，这次大会也许是最具光彩的一次。因为他领导的这次大会标志着他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都彻底完成了由实业家向红色资本家的质变。尽管此前他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且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尽管此后他还要走上公私合营、出任部长的漫长道路。 1948年，是蒋介石走向灭亡的年份，继宜川、瓦子街战役，洛阳、豫东战役，临汾、晋中战役、济南战役失败之后，又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战役中损兵折将，47万大军被解放军一扫而光。 国民党政府因为内战失利，制定了企业南迁的政策，命令天津的重要企业搬迁到长江以南。永利、久大以及启新、仁立、东亚等厂都被列入甫迁计划。 消息传来，天津工商界惶恐不安。他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跟着这个政府南迁，绝不会有什么前途可言；然而又怕留下来，共产党要没收他们的企业。企业是他们的心血所积，是他们的命根子，丢给谁，都舍不得，因而他们感到进退两难。 为了稳定工商界，共产党派地下党员李定去联系李烛尘。周叔弢等人，通过他们，去做工商界人士的工作。 周叔弢是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他阅历广、有眼光，在天津资本家中素有“智多星”之称。他读过英文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也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 李烛尘和周叔弢是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 日本投降后，李烛尘一回到天津，就和周叔弢组织成立了“天津工业协会”，成员有天津资本家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和大专院校的一些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每个星期三、五聚会，所以人称“三五俱乐部”。 他们聚集在一起，议论时局和经济、业务，教授给他们提供咨询。大家也常常和政府唱些反调。 国民党当局觉得这些工商界巨子桀骜不驯，难以驾驭，“三五俱乐部”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在1947年底提出，在天津搞一个统一的工业公会，由政府掌握领导。工业公会下面，按行业登记组织各行业公会。政府当局企图一箭双雕：一是借统一的工业公会消灭“工业协会”，把工商业界控制在自己手中；二是借行业公会，使工商界人士分散开，以便分而治之，以后这些人一旦重新集会，就可以用“越轨”为借口进行压制。 李烛尘等人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针锋相对地抵制按行业登记，反对官办条条公会。他在天津棉二厂组织、主持了工业界的一些实力人物开会，公开宣称：政府搞的官方公会，代表不了工商界，我们坚决反对。他还要求大家团结起来，维护“工业协会”，对付国民党。 地下党员李定以《大公报》经济记者的公开身份，经常参加“三五俱乐部”的活动。此时，他也在报纸上撰文披露工商界的意见，支持李烛尘等人的活动。 因此，国民党当局只好作罢，蓄谋已久的官办公会胎死腹中。 在李定的安排下，地下党的领导人王文化分头会见了李烛尘、周叔弢，他向李烛尘、周叔弢解释了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强调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不但要保护，而且要进一步发展。李烛尘、周叔弢当即表示要在“三五俱乐部”做好工商界的稳定工作。 海河边的一座洋房别墅，是“三五俱乐部”成员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一天又是例行聚会日。晚饭前，李烛尘、周叔弢率先来到别墅的餐厅。进门后，两人走到中间的一张餐桌旁，各自在文件包里掏着什么东西。 李烛尘掏出的是一本《论联合政府》，周叔弢掏出的是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两人相视一笑，把书摆在桌边，坐下了。 人们陆陆续续走进餐厅，坐在了各自的座位上。 饭菜还没上来，30来个人趁这当口，便议论起了工厂南迁的事。 周叔弢提高了嗓门，说：“依我的看法，企业南迁一事，绝对使不得……” “政府逼着南迁，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一位年逾半百的工业资本家插话说。 “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周叔弢眯了眯眼，说，“政府有他南迁的理由，难道我们就没有不迁的理由？” 人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那么多的机器设备一时怎么拆得完？” “即使拆完了，怎么保证运出去？火车、轮船光是兵还运不完呢！” “就是能运出去，也得说往哪儿运呀，总不能全堆在南京大街上吧？” “机器设备运走了，职工和家属怎么办？跟着走，还是留下？” “走和留，工厂都开不了工，怎么发工资？” “发生了工潮怎么办？” “对啊，这重重困难，说给当局听嘛！”李烛尘接过话头，说，“谁让迁就跟谁说，你能解决这些困难，你就来迁；你解决不了，你就别迁！” 一位40出头的企业家皱着眉头，说：“留下来，让共产党没收了，也是个倾家荡产啊！” 李烛尘解释说：“共产党要没收的是官僚资本。我们民族企业他不但不没收，还要发展。共产党说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就是他对我们的态度。有了这样的主张，各位先生还怕什么呢？” “烛老和周先生说的这些可靠吗？”坐在靠外边一张餐桌旁的几位工商业者一齐发问。 不等李烛尘、周叔弢答话，坐在几位旁边的两位企业家便点了一厂头，又向眼前的桌上努了努嘴。 提问的那几位马上都明白了，李烛尘、周叔弢的语气和做法是在向人们暗示，他们与共产党有了联系。 “想想当初，日本人攻占津沽，我们的工厂南迁，吃了多少苦头，那是日本人逼我们折腾的，我们南迁是为了生产，为了抗日。现在，我们好容易收回了工厂，住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往火坑里跳，自己折腾自己呢？”李烛尘轻声地说道。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引导大家，把大家的思想推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在天津工商界软磨硬泡的抵制下，当局强令工厂南迁的计划泡汤了。官员们见硬的一手不奏效，就企图用软的一手哄骗拉拢工商界人士，把他们推上国民党的战车。 自从1945年8月，蒋介石政府的接收大员蝗虫般地飞出重庆、落往沪宁等地之后，这些地方的百姓们便陷入了新的劫难。 接收大员们忙于购买黄金，赶印法币，无心过问恢复生产的问题。新贵们“五子登科”——大肆收买金子、房子、车子、绸子、婊子，弄得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物价飞涨。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内战，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蒋管区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蒋政府的实际支出中，军费占了50％，巨大的内战开支，使蒋政府入不敷出。为了挽救经济上的崩溃，国民党政府收集黄金，兑换金圆券，把经济危机的灾难转嫁到人民头上。 1948年11月的一天，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亲自出面，在一所中学的会议室里，召开天津各界头面人物会议，准备压迫大家多兑换金圆券。 杜建时说话倒也没有遮遮掩掩，一开口，就切入了正题：“各位先生都知道，当前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蒋总统指出，在我国经济状况已届非常严重之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解决国民经济危机。以金圆券兑换黄金，是走出经济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座诸位，都是实力派人物，想必会率先落实这一措施。” 会场上的几十号人大眼瞪小眼，谁也不作声。屋里沉闷得像暴风雨前阴云密布的天空，静得能够听见喘粗气的声音。 沉寂了好会儿，杜建时只得自己站出来搬将：“李烛尘是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又是天津实业界领油，是不是先听听李烛尘的高见。” 李烛尘本想以沉默表示反对，听见杜建时点他发言，就来了个以柔克刚：“近两年经济确实陷入了危机，就像是人得了病。治病要治本，只治表难以痊愈。解决经济危机恐怕也得找出病根，才好对症下药。” 杜建时听到李烛尘话里有话，惟恐他再往下分析，说深了，自己无法应付，就止住他，说：“还是表本兼治吧，一时去不了病根，先缓解一下也好。以金圆券回笼黄金，可以避免危机加剧。这也是利国利民之举嘛！” 听到这话，李烛尘的脑海里立刻拉出了一个帐单：1947年，国民党政府对内的货币岁支出为100万亿元，实际支出可能达150万亿元以上，岁收入为13万亿元，货币赤字达90％左右；对外支出总数为4.8亿美元，收入不足2亿，加上对外战费，其收支逆差达4.1亿美元。 为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至1947年年底，国民党发行货币的总额已超过100万亿元。 新印的法币潮水般涌进市场，发生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犹如脱缰之马，飞速攀升。国统区物价以抗战前夜为标准，到日本投降前夜涨了1800倍，到1947年12月涨到了14.5万倍，高过二次大战后的任何一国。 物价飞涨，使市场陷入混乱，购买力低落，工业成本高昂，再加上美货倾销，导致民营工业迅速衰落。天津原有各业大小工厂5000家，1947年保持全部开工的仅有1％，局部开工的州，有40％的工厂已经停工，其余的都处于半停工状态。 随着工商业的衰败，失业人口骤增。至1947年，天津、青岛各有7万余工人失业。 李烛尘原打算把这些事实射出去，但是话到嘴边，却拐了一个弯儿：“在商言商吧，依我看，买金圆券划不来。自从今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以来，物价根本没有下降的趋势，而是日日飞涨。至今盐税增加了几十倍，我们公司所运出去的盐，每担约贴金圆券一圆多，公司业务实难开展，甚至连维持现状也极端困难。通货膨胀的政策对实业界没什么好处。” 杜建时听了李烛尘的话，心里颇为不快，他皱起了眉头，说：“金圆券是金本位制，发行金圆券，就是为了解决法币发行过多、过速的问题嘛！” 李烛尘又钻了杜建时的空子：“金本位必须有充分的黄金储备。如果已经有了充分的黄金储备，何必着急用纸币兑换黄金呢；如果没有充分的黄金储备，又如何实行金本位呢？那就需要靠印票子、发票子来弥补亏空，结果金圆券还会走法币的老路。” 杜建时听了李烛尘的这番话，就像吃鱼卡了刺，别提多难受了。他原指望李烛尘能出来替他说几句话，只要李烛尘答应兑换金圆券，其他的人也就会顺水推舟了，“擒贼先擒王”嘛！没想到刚张嘴，就啃到了硬骨头。早知如此，还不如选个一般的人发言，找个软柿子捏捏呢！现在是火又火不得，急也急不得，骑虎难下了。 李烛尘的话就像一滴冷水滴进了热油锅，引得会场里议论纷纷。丹华火柴厂的襄理发了言：“烛尘言之有理。100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两头牛，1945年只能买两个鸡蛋，去年就只够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了。今年的金圆券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厂给职工发的工薪，当天还能买10斤棒子面，可转过天去就买不到10斤了。物价这么上涨叫人怎么受得了？” 杜建时眼见得压迫工商界购买金圆券的事是没有指望了，他气急败坏地大发了一顿雷霆之后，悻悻地走了。 李烛尘等人也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会场。走到门口，他听见人们还在边走边议论。有人说：“他杜建时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他要是觉得金圆券合适，为什么自己不去兑换金圆券。反倒还要买金条呢？” 这句话使李烛尘想起了许惠东来天津游说的事。 那是今年年初，国民党北平参议长许惠东来到天津。他也邀请了天津各界人士开会。 开会伊始，许惠东就跟大家套近乎。他说：“平津唇齿相依，军队、工商利害相同。如今傅作义将军镇守北平，为大家支撑局面，大家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表示，支持一下傅将军呢？” 李烛尘马上联想起前不久美国救济总署负责人莱普汉来天津的情景。那时莱普汉找到工商界人士做工作。他知道天津工商界正面临资本短缺等困难，就抛出诱饵说，只要大家出面支持傅作义，美国政府就可以拿出一些钱援助工商界。工商界人士不希望内战再打下去，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很是反感。李烛尘率先指出莱普汉的险恶用心：“你想拿钱来买我们支持内战，这恐怕办不到，君子不受不义之财。中国的事，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你的那点援助，不管是对工商界，还是对国民党军队，都是如同撒胡椒面，解决不了问题。”接着，李定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标题就是《美援有如撒胡椒面》，揭露了莱普汉天津之行的目的是以美援为诱饵拉拢工商界。莱普汉讨了个没趣，夹起尾巴走了。 想到这里，李烛尘便对许惠东说：“前不久美国人莱普汉到天津，劝我们支持傅宜生，他要给我们美援；你要我们支持傅宜生，能给我们什么呀？” “傅将军能保证给大家顶住共产党，保证大家的利益……”许惠东支支吾吾地说。 “他保证我们，谁保证他呀！”有人喊道。 李烛尘当面反问许惠东：“你让大家支持傅宜生，那么请问，如果北平被共产党包围了，你走不走？” 许惠东闹了个大红脸，会议不欢而散。 是啊，今天人们反诘杜建时的话，不是和当时自己反问许惠东的话同出一辙吗？这些党棍、官僚呀，把别人往水下赶，自己却往船上爬。可惜他们还披着文明人的外衣，打着“礼义廉耻”的旗号。靠这号寡廉鲜耻的家伙支撑的党、政府、军队，还会有什么好命运吗？ 李烛尘和人们一起走出了会场。 起风了。阴沉沉的天底下，飘着随风而落的枯黄的树叶。 远处传来一阵闷响，仿佛是大炮的声音。 1948年冬，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顺利展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 听着城外传来的隆隆炮声，听着城内汽车的阵阵尖啸，李烛尘如坐针毡。天津是北方最大的高埠，这里有范旭东、侯德榜和他用心血和汗水筑起的事业。 范旭东已经撒手西归了，侯德榜率领技术人员正在帮助印度建立塔塔碱厂，保护这份“家业”的大事就落在他李烛尘的肩上了。 不久前，他率领华北工商界赴南京请愿代表团到南京，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吃了蒋介石的闭门羹。几天前，他还和周叔弢带头，联络一些工商业者，通过胡适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上层人物发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在天津打仗，免得将这一北方重镇毁于战火。电报又如石沉大海。 大战迫在眉睫，李烛尘见国民党对他们的要求置若罔闻，就转过来找共产党。此前，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王文化已经与李烛尘建立了联系，大战前夕，李烛尘几次找王文化交谈，建议不要在天津开战。 在1948年11月成立的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中任委员兼企业委员会书记的王文化，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写道： 我和李烛尘谈过几次。一次他提出：为了天津市居民的安全，避免城 市和居民遭到炮火的破坏，建议向中共中央反映，最好从北平、天津到塘 沽，给傅作义军队让出一条路，放国民党军队从海上跑掉算了。 我们认为李烛尘先生的这个意见，主要是担心解放战争会破坏城市的 工厂企业，怕损害资本家的根本利益。 这事我们当天就通过地下电台向华北城工部请示。刘仁立即回电，要 我们转告李，人民解放军的炮弹打得很准，只打敌人的军事阵地，不打工 厂企业，请他放心。 尽管共产党没有保证不进攻天津，但其积极而迅速的反应，却着实让李烛尘轻松了许多。共产党也不是非要强攻天津，事实上，到解放军攻打天津前夕，共产党还在做和平解放的努力，同时也在做工商界人士的工作，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 一天，天津工委书记黎智在刘绛文的陪同下，拜访了李烛尘和杨亦周。 杨亦周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国纺织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同时还任天津市参议会议长，在天津实业界和政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1926年曾加入国民党，任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直隶省党部秘书，后因反对蒋介石而被迫出国，到日本和英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天津法商学院院长，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杨秀峰、黄松龄等都有过交往，后来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刘绛文是地下党员，公开职业是国民党社会局救济院院长。1947年，共产党派他去做杨亦周的工作。杨亦周参加天津市参议会议长竞选前曾经通过刘绛文征求过共产党的意见，共产党把他当作可靠的同盟者。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时，傅作义在北平召开平、津、冀三地市长、省主席和参议长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的进攻，要他们“同心协力，动员各界公民，渡过难关”。会后，杨亦周向中共地下党汇报了会议情况，并以个人名义给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写信，劝他“如何自处，要早做打算”。 黎智、刘绛文到来后，李烛尘、杨亦周宴请了他们。 席间，李烛尘、杨亦周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实在为天津的前途担心。解放军是仁义之师，能否考虑不用武力攻打天津，以免工商业遭受战火。” 黎智放下了手中的筷子，苦口婆心地向他们做解释：“解放军是正义之师，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的。试想，当强盗的枪口对准了你的胸膛的时候，你能放下手中的武器吗？和平解放天津看来是无望了，所以我们党中央决定武力解放天津。除非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否则就不能改变这一决策了。” 李烛尘、杨亦周又问道：“是不是可以不打毁工厂？炮弹可是没长眼的呀！” 黎智笑了笑，接着严肃地说：“当然，就一般情况讲，战争没有不毁坏东西的。但是，我们共产党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既然是解放城市、保护人民的，那么，我们就会使自己的炮弹长个眼睛，尽量不使工厂和民宅遭到战火。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你们不希望工厂毁灭，我们也不希望接管一个废墟呀！倒是希望你们保护好工厂，防止坏人乘机破坏。我们双方结合起来，发动工人做好护厂工作。” 黎智的一席话，虽然释去了他们的不少疑虑，但是对工厂能否完整地保存下来，李烛尘、杨亦周仍然不敢断定。尽管忧心忡忡，他们还是决定积极协助地下党，做好护厂工作。 杨亦周在中纺各厂都组织二三百人的护厂队，还配备了枪支、弹药，储存了供职工食用一个多月的粮食。中纺七厂是炮兵阵地，杨亦周亲自去找指挥官，让他把炮兵撤走，他坚决不撤，我军发动总攻时，才不得不下令炮击了这个工厂。其他工厂都安然无恙。天津解放后，李烛尘、杨亦周一见面，就心说诚服地说：“嘿，解放军的炮，神了，专打国民党的阵地，还真是长了眼啦！” 与黎智交谈后，李烛尘心中尚存一线希望：既然共产党说国民党放下武器，就可以不武力解放天津，那么就去说服国民党当局，让他们放下武器吧！万一他们要是同意了呢…… 于是，李烛尘跑到市政府，走进了市长杜建时的办公室。 “李先生不避流矢，匆匆前来，有何见教啊？”杜建时的语气中仍然透着几分傲慢。 “教，倒是不敢，”李烛尘双眉一扬，说：“只是请求杜先生审时度势，放下武器，谋求和平，免得生灵涂炭。” “这个，这个，我说了怎么算数，这么大的事……”杜建时有些语无伦次了。 “杜先生能为政府兑换黄金而不辞辛苦，怎么不能为城市的和平做点工作呢？请杜先生回头看看，”李烛尘伸手指着杜建时身后的孙中山的挂像说，“国父一生主张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临终还语重心长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是国民党都做了些什么呢？河山拱手让给日寇，枪口对准了中国人。百姓们饱尝战争之苦，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官僚们却大发国难之财，卖官鬻爵，醉生梦死。国家千疮百孔，人民不堪重负。这一切，你杜建时作为国民党党政要人，都脱不了干系。如今解放军兵临城下，天津易帜只在旦夕，杜先生不思进退，早谋良图，更作何想。此时乃改弦更张之机，杜先生若不弃暗投明，救民于倒悬，则只能留个千古骂名了！” 李烛尘的这番义正词严的指责，羞得社建时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支吾了半晌，最后才犹犹豫豫地说：“我倒是愿意和平易帜，只是陈司令处没有办法。我是文官，他是武将，我要和，他要打，万一他翻脸不认人，我……” 李烛尘见杜建时畏首畏尾，谅他也定不了大事，便说道：“自己的路恐怕还得自己走，何去何从，杜先生还是早做抉择。否则大军进城，玉石俱焚，可就悔之晚矣了！” 说完，李烛尘挺起身，推门走了。 李烛尘径直走进戒备森严的警备司令部。 寒暄之后，李烛尘单刀直入地说：“烛尘此番前来，不只是为国、为民，其实也是为了陈司令的安危。” 陈长捷把李烛尘让到沙发上坐下，说：“请李先生详细谈谈。” “陈司令以为天津与东北相比，如何？津沽地方虽大，不及东北一隅，兵将虽多，不及东北三分之一。东北一役，共产党70万大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国民党50万军队身陷重围，土崩瓦解，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束手就擒。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集结华北，穿插分割，傅宜生收缩在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成了孤立无援之军。淮海一线战事正急，蒋介石纵使有心，也无力北顾。陈司令虽有10几万大军，但面对数倍于你的强大对手，势如累卵，此时若摆阵相争，无异以卵击石。一旦天津战火燃起，傅宜生自顾不暇，哪有余力相救。陈司令就没有考虑过这一战役的前途吗？” 听了李烛尘的一番分析，陈长捷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没料到精算于商场的李烛尘对战场竟也会算计得如此精到。他坐在沙发上，挺了挺身，端起了军人的仪态，说：“长捷也知道此战不可打，一旦打起来，天津也维持不了几天。然而我是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军人的职责是战争，求和是政治家的事。养兵干日，用兵一时，我不能因为身处困境，就临阵脱逃。” 李烛尘原以为陈长捷听了自己的陈述之后，会竭力反驳，所以做好了舌战一场的准备。此时见陈长捷外表虽硬，话里却软，便放下心来，进一步劝道：“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内战本为天人共愤，把国家、军队、人民驱入内战深渊，所谓政治家自然罪责难逃。东北一战之后，内战前景已经揭晓。得民心者节节胜利，失民心者分崩离析。民意思安，人心难违。失道者即使竭尽全力打内战，也难逃树倒猢狲散的下场。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陈司令何必非要为失道者殉葬呢？” “可是长捷身为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要降我便降，上峰要打，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我不是军人，不敢妄说军人准则。但对于为官、为人的要义还可略述一二。我以为顺乎潮流二应乎民心，不失为官正理，匡世济民、舍身取义，才是为人正道。古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个人不论是活还是死，究竟是泰山还是鸿毛，却常常就在一念之中啊！” 陈长捷把勤务兵送上的茶往李烛尘跟前推了推，说：“长捷何曾不讲为人之道。傅司令长官待我不薄，他几次电令我死守，我有什么办法！我不能举起白旗，做出对不起他的事啊！” 李烛尘听出来了，陈长捷的话头虽然柔和，态度却很顽固。然而李烛尘并不甘心就此打住，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要做出100％的努力。他使出浑身解数，恨不得立即说得面前这个握有和战权柄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停止内战，是为大义，忠于宜生，是为小义。陈司令明知天津之战不可为而为之，是失大义而取小义。古语说，良禽择木而栖，陈司令何不及早跟那边联络一下，做出利国、利民、利己的义举呢？ 陈长捷听得有些烦躁，他不愿意让李烛尘再说下去，干扰自己的决心，于是说道：“长捷军务繁忙，容改日再叙吧。” 李烛尘走出警备司令部大楼。楼门的卫兵持枪肃立，木呆呆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李烛尘仰天长叹了一口气。 空中，一颗炮弹尖啸着飞过，几只晕了头的麻雀扑楞着翅膀乱叫着。 院子里，没有一丝风。楼顶的旗杆上，懒洋洋地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 李烛尘脚步匆匆。他甩掉了跟在身后的两个“尾巴”，来到天津警察局。 李烛尘接触共产党、劝降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活动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察觉。他们派出便衣特务，监视李烛尘的住所，观察李烛尘的行踪。地下党得知情况后，马上通知李烛尘注意安全，并告诉他有紧急事情可以直接找《大公报》社。 李烛尘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马不停蹄地为和平解放天津而奔波。 李烛尘推门进了警察局长办公室。警察局长李汉元正跷着二郎腿，跟着留声机哼着京剧《空城计》。 李烛尘见状，说道：“屋里局长大人唱着‘我正在城楼观风景’，外边还有大炮伴奏，这出《空城计》唱得可真热闹啊！” 李汉元嘿嘿一笑，说：“我这也是‘阎王爷要小鬼儿，自在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李局长就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想想？共产党大军压境，城内外炮声隆隆，这场恶战可是一触即发啰！” “想，又有么儿用，这仗怎么打，也不是我这号人说了就能算的事儿。” “李局长就没想想放下武器，和平解决的事吗？” “么儿不想！说白了吧，就算我投降了，这仗该打还得打，我手底下的这千把号人，只管治安，管不了打仗。这打仗，是军队的事。打不打，怎么打，全都攥在他们手心儿里呢！我们这号警察，是磨房的驴——听喝！” 李汉元发起了牢骚。李烛尘启发他，说：“你一局之长，也不是毫无可为呀！你可以指挥你的警察嘛！” 李汉元随手关掉留声机，说道：“那倒是。我可以叫他们不开枪。共产党进了城也别打我们。不过，这事儿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 李烛尘轻声说道：“李局长果真有这种打算，我可以帮助做些联络工作。” 李汉元问道：“要是我们放下了武器，共产党还没进城，这市里的流氓乘机抢劫可咋办？” “我可以帮你问问。”李烛尘回答。 “要问，你索性再问问，我们警察投降了，能不能给点儿奖赏？”李汉元摸了摸谢了顶的脑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也没有么儿要求，就是让我们从救济总署仓库里给每个警察领两袋白面。兵荒马乱的，有的弟兄也揭不开锅了。” “行，我去问问，”李烛尘胸尘成竹地说，“只要你是真心做好事，他们是不会斤斤计较，难为你们的。” 李汉元打开了留声机，换了一张唱片。又是京剧。“怪只怪我当初太湖涂……”似乎是《将相和》中“廉颇负荆请罪”的段子。 李烛尘将李汉元的情况和问题向王文化做了汇报。王文化等人讨论决定，解放军进城之前，由李汉元率领警察维护治安，保护人民财产；可以发给每个警察两袋面粉，但是不许抢。 李烛尘将共产党的意见转告了李汉元。战役期间，李汉元督促警察负起了治安责任；他下令保管好警察局的档案和物资，天津解放后完整地交给了新政府。 1949年1月14日凌晨，解放军发起总攻。 13日，李烛尘和杨亦周还亲自找陈长捷，最后一次劝他放下武器。陈长捷仍然以“服从傅司令长官命令”为由，拒绝投降。如今，只好由解放军的铁拳来敲醒这颗顽固的脑袋了。 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沉寂的夜空。紧接着，炮声、爆炸声，轰隆轰隆响成一片，步枪、机枪，炒豆般地交织着弹雨，军号此起彼伏，部队持续冲锋，闹翻了海河两岸。 解放军如决堤洪水，汹涌澎湃地泻往津城，天津顽敌如惊弓之鸟，望风披靡。 14日晚上8时，杜建时找到杨亦周，表示他们愿意放下武器，请求杨亦周与李烛尘15日早晨去解放军总部帮助斡旋。陈长捷也告诉李烛尘，他同意洽谈和平解放问题，请李烛尘出城联络。 李烛尘、杨亦周会合一起，通过电台向解放军广播，说陈长捷、杜建时同意放下武器，并广播了李烛尘出城的时间和路线。 14日晚上11时，李烛尘给《大公报》打电话，告诉李定，陈长捷愿意投降，李定马上转告天津工委书记黎智。杨亦周把杜建时的打算报告了刘绛文。 黎智、刘绛文告诉李烛尘、杨亦周：“解放军已突破最后一道防线，前锋部队已到金钢桥，求和为时已晚。” 1月15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解放军全歼守敌13万余人，解放了天津。 陈长捷在他的司令部地下室被俘。 杜建时在他的住所被捕。 李汉元14日下午3时，下令释放了全部在押人员共200人；5时，下令解除全部警官的武装；6时，下令各分局局长和保安警察大队长，维持治安，防止破坏和抢劫；8时，他主动向进入警察局的我军官兵交出护身手枪。 李烛尘在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就被接到天津市军管会，受到进城的党政领导的接见。天津军管会副主任、天津市市长黄静多次找李烛尘谈话，共同探讨迅速恢复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等问题。 李烛尘的小女儿李渝娟回忆起其父的这段经历时，崇敬之情溢于笔端—— 我父亲很早就和共产党人有来往。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有一熟人 劝他不要和共产党来往，他说这人糊涂。父亲曾利用一次去新疆考察的 机会，想绕道去延安（据说这是他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的同学、共产党 领导人之一的林伯渠邀请的），后因国民党封锁边区未达目的。 解放前夕，我父亲利用久大、永利是塘沽大厂的名声，帮助共产党向 唐山一带的解放区送过医药用品。直到天津战役，为了和平解放天津，他 多次与国民党文武要人和共产党联系。 当时，天上不时飞出一发发的炮弹，有很大的危险性。记得当时我父 亲一出去，妈妈怕得要命，把我搂在怀里，直等到父亲回来，才恢复正常。 虽然和平解放天津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从此以后，我父亲和 共产党更靠近了。 李烛尘告别了68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戴着民族资本家的头衔，带着呕心沥血的“永久黄”团体，也带着无以名之的喜悦，走进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资本家到红色资本家，从为共产党做事到就任中国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其间经历了几十个年头！而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还要走上新的人生跋涉之路，他还要经历新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尽管这风雨已不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般持久剧烈，这坎坷也不似炼盐、制碱、造酸那般起伏跌宕，然而它也毕竟还像一柄重锤，时时敲击着李烛尘那逐渐衰老却不麻木的大脑和神经。对于这些，或许李烛尘在1949年四五月间，3次应邀出席刘少奇召开的工商业家座谈会时没有想到；在1949年7月，陪同朱德总司令参观永利碱厂时也没有想到。 风雨、坎坷是人生、命运的伴生物。当一个人选定了自己的人生和命运的时候，即使身披风雨，脚踏坎坷，但是面对历史老人，又能说些什么呢？跋涉吧，义无反顾地跋涉吧，命运只能在跋涉中去寻求，人生只能在跋涉中去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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