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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尔反尔灭劳工，反共清共乐不疲。 话说麦克阿瑟既是位民主斗士，也是位反共老手。人们可以回想起，早在30年代初期他当陆军参谋长时，曾如何一口咬定"退役金大进军"是赤色分子所为，是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的暴乱，从而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军队驱赶手 无寸铁的退伍老兵。在整个大战中，他对美国政府援助苏联 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又是抱着何种忿忿不平的态度。他曾说他本人一直被克里姆林宫当作要消灭的目标。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合作的基础已经消失，美英与苏联的对立日益尖锐。一方要利用战后形势扩大共产主义影响，实现世界革命，其中必然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另一方则要遏制"共产主义威胁"，捍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中也必然表现出强权政治倾向。在这两大势力的较量中，麦克阿瑟密切而不安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扮演了一个反共急先锋的角色。 在对日占领问题上，美苏之间的冲突在大战结束前即已开始了。1945年8月 11日，苏联曾向美国提出由两国将领共同担任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的要求，但美国未予理睬。两天后，杜鲁门发布《总命令第l号》，其中把苏军受降地区定在中国东北、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8月16日，斯大林就此致电杜鲁门，提出千岛群岛和北海道北部也应由苏军受降。杜鲁门坚决拒绝了苏联试图参与占领日本本土的要求，但同意考虑将整个千岛群岛让予苏军受降。8月18日，杜鲁门公布《战后占领日本本土的各国部队的组成》文件，规定各占领国的部队将编成统一的军队，由美国任命的最高司令来指挥，而不是像在德国那样搞多国占领。这实际上表明了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意图。9月22日，杜鲁门通过麦克阿瑟发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规定，占领军将置于美国任命的最高司令指挥之下，各盟国间如发生分歧，将按照美国的政策行事。这一排斥其他盟国对日占领的政策，导致了麦克阿瑟在日本建立起美国单独占领的所谓盟军最高统帅部。 对美国的独断专行，苏联曾表示强烈反对。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提出由美、苏、中、英四国代表组成对日管制委员会，遭到美国拒绝。后来，苏联通过驻东京代表杰列扬科向麦克阿瑟再次提出占领北海道的要求，被麦克阿瑟一口回绝。杰列扬科愤怒地说，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都将开进北海道。麦克阿瑟更是不甘示弱，说哪怕只有一个苏联士兵未经他的允许而进入日本，他就把苏联驻东京使团全部投入监狱。杰列扬科听了这话，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片刻才说："老天爷，我相信你做得出来。" 此后，苏联和英国继续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成立一个共同机构来指导对日占领。麦克阿瑟闻知后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打败日本的是美国人，占领日本也当然要由美国单独实行，不允许他国染指。他指责说："当我们需要军队参加太平洋战争作战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派来军队。"这种认识是幼稚而偏执的，似乎是只有美国人在同日本作战。另外，他的强烈的权力欲使他不能容忍别人与之分享，他的强烈的反共意识使他更不能容忍苏联把日本赤化。 然而，迫于苏、英的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作些让步。在12月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同意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成立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远东委员会由参加过对日作战的11国代表组成，名义上是对日占领的最高决策机关，负责制定对日政策、原则和标准，并在必要时有权重新审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和实施情况。但由于该委员会的美、苏、英、中四大国代表均拥有否决权，实际上很难作出一致的决定，即使取得了某种一致意见，其决定也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去执行，最后决定权仍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因此，该委员会实际上无法左右美国的对日政策，起不了多大作用。至于对日理事会更无实权可言了，它仅仅是个咨询机构，一切听任麦克阿瑟行事。但不管怎么说，在麦克阿瑟看来，这两个机构的设立都是冲着他来的，目的在于监督他的工作。因此，在得知要成立这两个机构后，他对华盛顿向苏联人让步感到十分气愤。在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他称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计划，并说他对莫斯科会议事先一无所知，故他对那里所作出的决定"不负任何责任"。 直到发现这两个机构实际上徒有虚名，不起什么作用后，他才放下心来。远东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直到1946年2月间才举行，而那时麦克阿瑟的一系列民主化指令早已发布出去。结果，该委员会通常只限于批准占领当局已经采取的行动，或成为相互辩论和攻击的场所。苏联方面经常利用它来批评麦克阿瑟的占领政策，而美国方面通常很少反驳。麦克阿瑟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华盛顿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惠特尼写道："在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看来，在日本问题上同共产党人所发生的一次次交锋中，华盛顿都不予以支持，这似乎反映出一种近乎有意的冷漠态度。"华盛顿不作声，麦克阿瑟决定自己来还击。他在一项声明中说："我注意到苏联大使在远东委员会上诋毁美国对日政策和行动的发言。……这种事情发生的基本原因是苏联想把日本纳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轨道这一意图的彻底失败。" 麦克阿瑟不但把苏联看成他的眼中钉，而且把中国共产党也当作他的肉中刺。1945年秋，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但遭到解放区军民的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于同年12月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会议，以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派乔治·马歇尔赴华"调处内战"。对美国政府的这一现实主义立场，麦克阿瑟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当时蒋介石已把中共逼得步步后退，但美国政府"不但不推进已在蒋委员长手中的胜利，反而安排了一次停战调停"。当蒋介石于1946年6月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又抱怨美国政府未能及时援助蒋介石，并把这看作是美国历史上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蒋介石最终被逐出大陆时，他哀叹道："从海约翰①时代起费力地建立起来的一切都丢掉了。这就是我们在亚洲大陆力量崩溃的开始，从此也得了个'纸老虎'的笑柄。" ①美国国务卿(1898-1905)。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和驻英大使等职。国务卿任内，攫取巴拿马运河区，力主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各国在华享有平等贸易权利。——作者 在日本，麦克阿瑟及其忠实伙伴吉田茂对于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则毫不留情地采取了大棒政策。随着新工会法的实施，至1947年，日本约有2．5万个工会相继建立起来，工会会员达500万人以上。为谋求自身的生存权利、摆脱生活困境，各阶层劳动群众开展了广泛的抗议斗争，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46年11月，日本全官公厅工会(即政府机关和公共企业机关职员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共斗)成立，集结了250万会员，向政府提出以提高工资为主的要求，从而掀起日本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面对工人斗争的猛烈攻势，吉田首相态度强硬，并在1947年的新年致词中把领导这次运动的工会领袖称为"不逞之徒"。在他看来，工会的这些行动无一不是共产党人活动的结果，是他们为了政治目的而加剧社会不安所采取的阴谋举动。因此，他所说的"不逞之徒"实际上指的是共产党人。共斗对政府的这种敌视态度十分气愤，于1月15日组成包括全国产业工会和总同盟在内的全国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全斗)，并宣布于2月1日举行全国总罢工，直到达到提高工资和打倒吉田内阁等目的为止。这一日本历史上首次全国总罢工一旦实现，必将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正面冲突，出现人民革命的新形势。 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之际，后台老板麦克阿瑟终于出场了，他向吉田茂保证：如果出现总罢工，盟军总部将出面进行镇压。同吉田茂一样，他认为正在酝酿中的总罢工是共产党有计划的政治行动(实际上"全斗"领导人伊井弥四郎并非共产党人)。他后来写道："我不愿做那种有碍于最近组织起来的工人维护他们自己权利的事，但我也不容许少数共产党领导人利用罢工作为政治武器来破坏整个经济。"因此，就在总罢工即将举行的前一天下午，他向工会领导人发出禁止总罢工的命令： 根据赋予我的盟军最高统帅的权限，我告诫那些为进行此次总罢工而联合起来的工会的工人领袖，我决不允许在日本还处于贫困衰弱的条件下采取这样一种致命的社会斗争手段。因此我命令他们停止推进这种行动……提出以举行总罢工来要挟的人在日本国民中只占极少数。然而这些少数人会使广大群众陷入一场灾难，就像过去不久把日本引入战争破坏的少数人所引起的灾难那样。 "全斗"领导人伊井面对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被迫屈服了，他在当晚的广播中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宣布取消总罢工。就这样，日本战后群众运动的高潮被曾经高喊鼓励劳工运动的麦克阿瑟一手压了下去。 如果说此前占领当局把军国主义分子当作主要清洗目标的话，那么从这时起，它则把共产党人逐步作为清洗对象，并最终使之非合法化。"二．一"大罢工受挫后，麦克阿瑟指令吉田解散国会，在新宪法下举行大选。吉田认为，为防止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应把原来实行的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或中选区制，并把连记制改为单记制。这个提议在总部民政局长惠特尼那里碰壁后，吉田直接去找麦克阿瑟并得到后者的批准。恰在此时，杜鲁门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系统阐述了其向"抵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非共产党国家提供援助的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共产党在4月份举行的大选中失利，在参众两院只分别获得4个席位，而不左不右的社会党则成为第一大党。这一结果不能不说与杜鲁门炮制的标志冷战时期到来的"杜鲁门主义"及占领当局的排共政策有很大关系。4月27日，即在众议院大选后两天，《朝日新闻》发表麦克阿瑟的声明——"民意排除共产主义，选择了中间道路。" 杜鲁门主义出笼后，国际反共势力气焰嚣张。1947年5月，法国和意大利将共产党人逐出政府；杜鲁门签署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法案，以遏制这两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势力；吉田茂以社会党左派"容共"为由拒绝参加片山内阁。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进一步发挥了"杜鲁门主义"，提出一项复兴欧洲经济的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以使美国控制西欧，从而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 无独有偶。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在旧金山发表"要使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堤坝"的著名演说，指出美国的对日政策"不仅要使日本独立，而且在日本建立起对今后远东可能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战争威胁，能够充分完成其防御任务的强大而稳定的民主政治"。罗雅尔的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表现在从原来打击日本垄断资本变为保护和扶植，从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变为扶植和利用日本企业和军事基地为其亚洲战略方针服务。同年3月，美国陆军部发表斯特莱库调查团的报告书，指出复兴日本经济必须有外部援助。4月，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视察日本后向马歇尔报告说："如果确实不能取得盟国的赞同召开媾和会议，美国应在日本采取单独行动，要把日本经济重建到能够自立的程度，这样就能防止共产主义的入侵。在这一点上，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完全一致。而且鉴于美苏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恶化，有必要考虑把日本作为亚洲防共堤坝的军事重要性。"在罗雅尔、凯南和麦克阿瑟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从6月起开始向日本提供贷款和物资援助，总额达20亿美元。作为占领当局最高行政长官，麦克阿瑟积极推行了美国变日本为"反共堤坝"的政策。 1948年，正值美国的大选年。像1944年一样，麦克阿瑟在身边参谋人员和国内支持者们的鼓动下，再次参加了总统竞选。这次，他不再扭扭捏捏了，而是摆出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争当共和党候选人。麦克阿瑟之所以再次对涉足政界感兴趣，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在日本的成功实践及所赢得的普遍赞誉，使他相信他有能力治理好一个国家；二是他对华盛顿企图"破坏他的地位的一伙人"极为不满，宣称"有朝一日他要把国务院搅个天翻地覆"；三是他想利用他在国内的崇高声望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在他的老家威斯康星州，到处充斥着他的传记：《麦克阿瑟：天赐的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战士》、《伟大的麦克阿瑟》等等。结果，在反杜鲁门的赫斯特新闻社的鼓动下，麦克阿瑟竞选俱乐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麦克阿瑟欣喜地接受了这份好意，于3月中旬向新闻界宣布参加竞选： 我获悉由我的许多威斯康星同胞签名的请愿书在麦迪逊提出，把我的名字呈给选举切作为4月6日预选中的人选。我对这种友善的信任深表谢意。……我似乎没有必要重复我无意积极寻求或追求任何公职，也不打算离开我在日本的工作岗位。但我却要谦恭地指出，如果我因为害怕遇到危险和害怕承担责任而畏葸退缩，不敢接受美国人民也许要赋予我的任何公职，那么我就背叛了作为一个好公民的所有准则。 当时在共和党内竞选呼声最高的仍是托马斯·杜威和哈罗德·史塔生。杜威在拉选票时对麦克阿瑟抨击道："现在面临的不是一场战争危机，而是一场和平危机。军事天才无论怎样出色，都不能解决问题。"其他反对者则不断提到他的离婚、他在对比利·米切尔的审判中投了赞成票。但不管怎么说，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的威望还是很高的，而且拥护他的大都是有钱人，拥有大量的竞选经费。因此，人们预料，他在威斯康星州定会大获全胜。然而，好像命运在有意捉弄他一样——预选结果几乎完全是1944年惨败的重演：史塔生获19票，独占鳌头，而麦克阿瑟只得了8票。看到这一结果，民主党领袖麦格拉思开玩笑地说："这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选举中获胜，只要时事评论员们都一致预言失败就行了。"这虽是句玩笑话，但却被他言中了：曾被舆论界认为毫无希望的杜鲁门，果真再次当选总统。 事情本来该过去了，但命运之神非要再捉弄他一下不可。当6月下旬共和党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偏偏有人又把他的名字列在提名人选中。结果在第一轮投票时，他获得1094张选票中的11票，在第二轮投票时得7票，在第三轮投票时就一票也没有了。杜威以全票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 这种悲惨的结局对爱面子的麦克阿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没想到结果会这么惨，惨得让他无法接受。当惠特尼把选举结果告诉他时，这位向来高傲的将军"心情沉重地垂下了头"。琼也十分沮丧，她曾对丈夫这次竞选抱着很大的希望，并一直渴望能带还未见过祖国什么样的儿子回到国内去。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为这次竞选失败解嘲道："在美国，我的名字又被投入到共和党提名总统竞选的斗争中。我并不是候选人，我也拒绝参加这个公职的竞选活动。我丝毫不想成为国家首脑，因为在任职日本期间我已经干够了这种事情。我所犯的一个最大错误，是没有更明确地拒绝参加政治活动。不出所料，这个意图是失败了，它的唯一明显的后果是，执政党对我进行了大量的政治诽谤。……从这时候起，对我施加报复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 或许是受了这次失败的刺激，麦克阿瑟固有的偏执情绪和反共意识更加强烈了。他大肆侮辱国务院，恨不得把它看作是亲苏亲共的"小集团"。他常常诗难那些批评他和占领当局的记者们，甚至把他们驱逐出境。他禁止日本新闻界发表任何不利于其政策和形象的报道。对来自美国报纸的批评，哪怕是最没有影响的小报，他都极为敏感地予以回击。 他对他起初所倡导的日本工会运动越来越不耐烦了。在竞选失败后的7月，他下令禁止公务员参加罢工，并责令日本政府就此修改公务员法，把工人编入公职机构，全面取消国家公务员的团体交涉权和斗争权，对团结权也加以限制，从而剥夺了作为工人运动核心力量的国家公务员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活动的自由。工人们不喜欢这个酷似塔夫脱一哈特利法①(1947年6月在美国施行)的法案，甚至美国有关人士也批评这一立法。但麦克阿瑟却认为，共产党人的渗透已对整个政府构成威胁，实施该法可以使共产党人不再以劳工代理人的面目出现。10月，走中间道路的芦田内阁垮台后，他再次把保守的反共分子吉田茂扶上台，组成自民党单独政权。吉田一上台，即召开临时国会，于11月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公务员法》。 ①1947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劳资关系法案，因由参议员R·塔夫脱和众议员F·哈特利提出而得名。法案对工人罢工等许多权利加以限制，旨在压制工会运动。-作者 此时的日本，为了复兴垄断资本，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压制冻结工资，强制国民忍受艰苦生活，引起广大劳动群众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由于占领当局推行所谓"稳定经济九原则"而更加加剧了。所谓"九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在政策上采取加强征税、压缩财政开支、冻结工资及加强劳动强度等措施，以达到预算的综合平衡、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社会经济的目的。上述政策的实施虽使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并初步制止了通货膨胀，但也带来了银根吃紧、货物滞销、生产停滞、中小企业破产、失业者激增、人民生活恶化等消极后果。它只符合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使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受害者。据统计，当时有30-40％的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有数十万工人失业。为推行合理化、节约开支，几十万国家公务员也遭解雇。在这种情况下，曾一度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再次高涨，而共产党的影响也再次扩大。在1949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的得票增加了近200万张，在议会中的席位从4席增加到35席。 面对这种形势，吉田茂在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公开镇压的政策。他在2月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放风说："听说共产党在税务署利用减少税收的方法来提高声望，获得支持，这是不合法的……此外，教师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唆破坏社会和进行革命，这是很成问题的，要严加管束。"4月，吉田下令成立考察特别委员会，并发布团体等限制令，把反民主主义(左翼)团体列入取缔对象，同时要求团体成员进行登记，以限制共产党的活动。5月，在修改工会法和劳动关系调整法、整顿镇压体制以及分裂劳动阵线、削弱抵抗力量的基础上，吉田开始了他最重要的清共步骤，即进行行政整顿、公布定员法、大量解雇公职人员，企图以此驱逐登记在册的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会会员。7月4日，日政府向行政整顿中最大的关口——国营铁路发布了第一次解雇通告，第二天即发生了国铁总裁下山定则失踪、后发现已被车压死的"下山事件"。接着7月12日开始第二次解雇，三天后又发生中央线上三鹰站电车无人驾驶、冲出铁轨的"三鹰事件"。8月17日，在东北线的松川附近，再次发生列车颠覆的"松川事件"。对这一系列事件，吉田都认为是共产党和工会所为，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判以重罪。直到15年后人们才弄清，上述判决实属冤案。那么，既然不是共产党所为，又会是谁呢？有人小心地提出，会不会是占领当局或日本政府抑或两家串通，为了孤立左翼势力、镇压共产党人而在背后故意捣鬼，然后栽赃陷害？其真相如何，似乎将永远是个谜。不过，吉田在8月9日写给麦克阿瑟的信耐人寻味："最近，有不少证据表明，如果政府对于赤色势力的破坏性、颠覆性活动，坚定推行果断无畏的政策，国民就将支持政府，并表现出坚强的团结。因此，我政府愿意表明，我们将主动发起进行这场反共斗争，履行自己的责任。考虑到日美关系，我不希望阁下的司令部直接卷入对共产党人的斗争。"由于巧妙地利用了这些事件，吉田几乎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大裁减。 到1949年秋，中国的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的军队尽管有美国的援助，装备精良、数量众多，但其内部腐败、军无斗志，终于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迅即土崩瓦解，蒋介石本人则逃到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并给世界形势带来了深刻变化。它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鼓舞了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蒋家王朝的覆灭对美国统治者来说，简直是无法接受的事实。多年来，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把中国看作是它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而苦心经营，指望蒋介石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但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长达1054页的《白皮书》中无可奈何地写道："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他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其政权力不胜任、腐败无能、失去民心所致。对艾奇逊的这种解释，当时很少有美国人相信：就是这个艾奇逊，不久前不是还在说国民党政府如何如何优秀吗，怎么会突然腐败起来了呢？他们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大加指责，认为"丢了"中国，责任完全在华盛顿，是华盛顿某些狡猾的叛徒和国外共产党人勾结的结果。一些共和党人甚至直呼艾奇逊就是叛徒，是共产党特务。 麦克阿瑟也毫不例外地加入到这一讨伐的行列，这说明他对中国问题是多么的缺乏了解。他认为美国不但没有给蒋介石以足够的援助，甚至还同情中共，坚持要蒋介石组成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致使"力量均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他固执地指责说："当权者未能执行现行的美国政策，这造成了一个盟国的垮台，并危及了我国的安全。在我们一度有过坚定可靠的盟国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主义敌人的生长壮大。我们注视着共产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扩大它的影响。我们看到成干上万的青年，在无效的绥靖政策的盲目执行过程中徒然牺牲其生命，而这种政策是以对历史及对敌人的无知为依据的。"实际上，麦克阿瑟在说别人无知的时候，他自己更无知。他不相信有关国民党腐败的"传说"，看不到蒋介石的军队是如何溃败、投降甚至起义的。他们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即便得到多少个亿美元的援助也不管用，等于白白扔掉。 12月，当蒋介石的最后一批军队被赶到台湾后，艾奇逊通知驻外使节说，台湾的重要性应尽可能不予强调，因为它的陷落是迟早的事；相反，要适当强调台湾"在历史上和地理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战略价值，失去它不会严重危及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极为不满。两周后，他把这份备忘录透露给新闻界，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共和党人要求用海军保卫台湾，但被杜鲁门拒绝。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有关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并申明："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的途径。"一周后，艾奇逊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其中讲到美国在远东的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至于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很显然，没有人能确保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这篇本来与杜鲁门的政策并无多大出入的演说却遭到许多人的非难，认为它不但把台湾而且把南朝鲜也置于防御圈之外，这是在大放绿灯，纵容侵略，把它们拱手送给共产党。麦克阿瑟也认为艾奇逊的讲话"欠周到"，因此邀他到东京讨论亚洲形势。但艾奇逊以他公务繁忙、走不开为由谢绝了邀请。 艾奇逊有理由对所受到的指责感到吃惊和不满。他一直以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是支持他的，因为早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即排除了在亚洲大陆进行地面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在南朝鲜不值得一战。而麦克阿瑟也在1949年3月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我们对来自亚洲侵略威胁的防御部署，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而把太平洋视为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岛屿。这条防线起自菲律宾，经过琉球群岛，其主要防御据点是冲绳，然后再弯过来，通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直到阿拉斯加。"这条防线与艾奇逊所描述的完全相同，只是表述顺序正好相反而已，所以艾奇逊才认为他与麦克阿瑟的观点是一致的。但艾奇逊的头脑显然跟不上形势，他应该意识到，麦克阿瑟讲那番话时，国民党在中国还没有垮台，美国还把中国当作反共前哨阵地。现在情况不同了，麦克阿瑟的态度也改变了。他在1950年上半年曾两次上书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概念，主张美国应援助它而不是放弃它。 由于作为美国统治亚洲支柱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使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日本现在成了新的支柱，美国人"要像合众国的一个州那样确保日本"，把它变成真正的东方"反共堤坝"。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在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上态度更加强硬了。他在1950年的新年致词中强调要排除共产主义势力，并确认日本在受到攻击时拥有自卫权。1月，苏联领导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以《关于日本的形势》为题发表文章，批评日共的和平革命论，号召对美国占领当局所进行的军事化和反动化政策进行斗争。这一批评在日共内部引起极大混乱，导致主流派和国际派的分裂。在5月3日宪法纪念日，麦克阿瑟发表反共声明： 日共正在撕下合法的假面具，公然充当国际掠夺的走卒，起着为外国的权力政策、帝国主义的目的服务和破坏性宣传的作用…。该党从事上述活动，也正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该党是否还有权享受从它要破坏的国家和法律中所得到的恩惠和保护，而且该党的活动究竟还能否再看作是宪法所承认的政治运动。 6月6日，麦克阿瑟致信吉田茂，指出共产党人企图进行暴力革命的危险性并不亚于军国主义领导人，因此他命令立即解散日共中央，开除日共中央委员的公职。第二天，他又下令禁止发行日共机关报《赤旗》，清洗其编辑部成员，并在全国范围内无限期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示威。吉田此时则对立即宣布共产党非法表示异议。他虽然是位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认为当时的日本土改已经完成，经济正在恢复，日共的市场很小，且出现内部分裂，还未强大到对日本的稳定构成很大威胁从而非取缔不可的地步。但麦克阿瑟在反共问题上比他更坚决。对此，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抱怨说："美国人真有意思。1945年你们来日本的时候，我们把共产党都关在监狱里，是你们要我们把他们放出来。现在，你们又要我们把他们关起来，这就费事了，知道吗？"说归说，命令还是要服从的。从7月份起，日本政府在新闻、广播、教育等机构及整个公共企业和民间企业，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解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至年底，共有约2万余人被开除。 在"清共"的同时，麦克阿瑟还为改善日本的国际地位，使其纳入美国的战略棋盘，发挥其远东反共支柱作用而努力。在这方面，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他积极推动了与日本单独媾和。他认为，缔结和约和结束占领越快，对美国推行现行的亚洲战略就越有利，因为它"是在亚洲事务中维护我们的领导地位和恢复我们已失去的主动性的一条道路，这可能是我们在目前可以采取的最有戏剧性和最有活力的方式"。在他及国务卿外交政策顾问约翰·杜勒斯等人的推动下，杜鲁门于1950年9月发表加速进行对日媾和的声明。一年后，排除中、苏等国参加的对日片面和约在旧金山签署，确立了日本的独立，同时也确立了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从属关系。 另一件是他实现了对日本的重新武装。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驻日美军几乎全部开赴朝鲜战场，为确保日本国内治安，填补美军走后留下的空白，麦克阿瑟于7月8日致信吉田茂，命令日本政府建立一支由7．5万人组成的警察预备队，并增加海上保安厅人员8000名。吉田接令后，立即着手组建工作，于8月召募了第一批队员。所谓"警察预备队"(即后来改称的自卫队)，实际上是一支由美军提供装备并受美军军官指挥的正规军。从此，日本结束了战后五年没有军队的历史，开始走上重整军备的道路。这同新宪法中日本不拥有武装力量的规定是背道而驰的，尽管它打着"自卫"的旗号。这正是：苦心经营筑堤坝，管他违法不违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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