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邓小平于1904年8月22日生于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取名邓先圣，然而当他五岁时在一家私塾上学时，他的新教师认为这个名字（意思是圣人的先辈）不合适，是对孔子的侮辱，马上把它改成了希贤①。 与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邓小平这个名字当时采用的是化名，这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初次爆发时，在那种情况下他这样做已是司空见惯。1929年，他作为一名政治组织者去了广西，又一次改了名字——改为邓斌——尽管是暂时的。邓小平的童年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未受民主政治影响，而是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闭塞的社会。虽然现代教育正在引入，但邓小平所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在一所传统的古典式的私塾——一种通常为地主的儿子们所开办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普通教育学校。旧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甚至当邓小平到达法国在马赛进行侨民注册时，宁愿根据中国的农历来把他的生日定于7月12日（即农历七月份的第12天），而不愿根据西方的阳历来计算。② 邓小平的家在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在重庆以北约一百公里处。重庆是长江沿岸从上海逆流而上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距上海约2500公里，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都市。但是，与四川省成都西面毗邻的一些地方相比，它并不怎么富裕。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出租土地的小地主，他后来在地方政府做一名小官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邓家是在明朝第一代皇帝时期从江西迁到广安的。据邓榕所述，邓家的家境一直很贫困，直到邓小平的祖父成为手艺高明的手工业者才积存了一点财产。①一些评论者曾经提出邓小平的祖籍是广东省的客家人，借此充分显示客家人的勇猛、顽强、好斗的名声。④但据可考证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个家庭曾经是客家人的话，他们好像早已丧失了这种特性。当然也没有任何特别的证据能把邓小平和客家人的背景联系起来。例如，他似乎不说客家话，而说的是明显带有四川口音的汉语。⑤事实上，我们通常用四川人的而不是客家人的特点来描写邓小平，比如对于四川人我们往往用他们以吃辛辣食物闻名的特点来描述他们。四川人的性格比较暴躁——导火线很短，很快就着火，但平静下来后，不记恨人也不害人。 邓文明另外形式的一种财富在他的家庭规模上可以反映出来：他共有4个妻子、7个孩子——4个儿子、3个女儿。⑥他的第一个妻子姓张没有孩子；第二个妻子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第三个妻子姓萧，在他的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第四个妻子名叫夏伯根，带过来一个女儿，又生了两个女儿。邓小平是由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所生的长子，但不是最大的孩子，有一个姐姐叫邓先烈，邓小平的亲生母亲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便早早地去世了，似乎邓小平同他父亲的第四个妻子夏伯根的关系比较好。几年之后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时，夏伯根随着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去了江西，邓小平和孩子们都把夏当作他们的奶奶，尽管实际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邓小平离家后，尽管他很想同家里联系，但都始终没有联系上。有趣的是直至1993年，他的许多兄弟姐妹——包括他的姐姐——都还健在。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继母夏伯根在一起。邓小平的一个弟弟邓垦，生于1910年，起初在广安县任小学教师，后来成了一名报刊编辑，他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去了延安，在新生的新华社工作，1949年在重庆市任副市长，后来调任武汉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走资派”受到了批判，——无疑是受到家庭牵连的一个典型事例——后来得到平反，1982年退休时任湖北省副省长。 邓小平的另一个弟弟邓蜀平却没有这么幸运。邓蜀平生于1912年，在他父亲死后，成了一家之主，在国民党政府中任一地方官员。1949年后在大学里攻读法律，先后在贵州省（在四川省南面）、重庆市任职，“文化大革命”中因接受不了红卫兵的批判——可能由于他早期在国民党内的经历和与邓小平的关系双重缘故——在1967年自杀了。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于1936年去世。 1909年，邓小平5岁，就进了私塾，开始走上了传统的封建之路，接受孔子经典著作的教育。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解体，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那种科举教育已对他毫无意义，于是邓进入一家教授现代课程的小学上学，后来毕业于广安县中学。不久，他去重庆求学，然后又去了法国。留法学习的动力来自他的父亲，那时他父亲在重庆，鼓励邓小平和他的弟弟（邓小平的叔叔）还有另一个亲戚来到重庆，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进一步学习。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二十世纪早期的几十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挑战，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尽管许多问题都是由十九世纪殖民者入侵中国而引起的，但由于当时形成的一种与西方互补的依赖关系，有些中国改良主义者提倡把西方的观念和教育体系作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重新富强起来的一种方法。李佑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经留学巴黎南部的蒙达尼，1912年在蒙达尼市的市长和其他几位法国知名人士还有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李佑英创立了“留法俭学会”。 到1919年，已经有许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尽管像李佑英等这样的留学生起先很可能是靠他们的父母支付其学费，但很快就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代之而起的是半工半读运动的发起——用中国话来说即“勤工俭学”，字面上的意思是“勤奋地工作，节俭地学习”——实际意义是在国外的中国学生的学习是靠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随着“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诞生，许多中国青年被这既能出国旅行又能显示爱国热情的好机会——出国勤工俭学——所吸引。 如果中国学生要在法国居住生活，他们就必须学习法语，1919年，吴玉章，中国革命党的成员之一，在重庆为四川学生开办了一所留法预备学校，邓小平和他的亲戚进入了这所学校。⑦1920年，邓小平的班里大约有90名学生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后被选送去法国。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都被选中了。1920年9月11日，这群学生离开上海，登上了开往马赛的法国海上邮政船盎特莱蓬号，直到1920年12月13日才到达马赛⑧。戴维·鲍那维在他的传记中推测邓小平离开故土到法国，暗示了邓与他的家庭之间可能有一些磨擦，因为邓小平是长子，家中至少希望他能呆在家里，准备将来在邓文明死后继承父业，支撑起整个家庭而不是去法国⑨。然而本杰明·扬提出的观点正好相反——邓小平的父亲希望儿子追求更崇高更伟大的事业，追求他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⑩ 尽管邓小平在法国度过了五年，从1920年10月到1926年1月——从16岁到21岁——却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在那些年里变成了亲法者，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另一方面，他确实在某些领域里获得了一些西方生活情趣，他喜欢足球和法国菜就始于那个时候，特别是羊角面包，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流亡在北京时，常常喜欢做法国菜，而且常送一些给邓小平品尝。邓小平曾向杨尚昆说他在法国的生活时：“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有趣的是在巴黎获得这些乐趣，好象是胡志明教会年轻的邓小平的。1974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中，邓小平去了纽约就一心想买一些羊角面包，后来有人建议既然回国要经巴黎，在巴黎买更好。这次他在巴黎买回一百个带回国，送给周总理和其它那些早年在巴黎就喜欢吃羊角面包的老同志们。⑾ 从邓小平和杨尚昆的谈话中似乎表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年代早期的法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中间阶段，工作非常难找，中国人当时很快就发现他们持有的中国的学历证明资料在进入法国高等院校时不能被接受，他们的法语口语还不能应付学习的需要。大部分人想漂泊到巴黎到那些雇用大批外国工人的大型工厂去打工，如巴黎南郊的比顿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邓在法国的最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儿打工度过的。在那里他们这些人同甘共苦，非常亲密地住在一起，许多人由于政治的原因或社会的原因加入到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 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可靠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警方记录。然而邓小平直到1925年才受到警方严密的注视。⑿因此，邓小平在法国的前一段时间用来周游法国各地，在这段时间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机车上当司炉和在厨房帮工——能找到什么工作他就干什么工作。他从马赛到了巴耶，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三个月，钱用完后，他漂泊到位于巴黎西南郊的拉加雷纳科隆市的华侨社区，进入一家工厂工作，正是在这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和其他三四个活跃的中国青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尽管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邓当时被马上吸收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后来到1921年他在克鲁梭钢铁厂工作，直到1922年初终于到达蒙达尼，此地肯定是他离开重庆时计划要去的地方之一。 二十年代初的蒙达尼是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偏僻的城镇，那儿的居民们如果知道当时他们正在接待的这批激进的中国工读学生是后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物，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学生不仅来自四川，而且来自其它各省，包括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湖南长沙。到达蒙达尼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形成的核心。新民学会是由蔡和森和毛泽东于1918年在长沙创立的，1919年该学会积极组织了青年学生去法国留学。毛泽东留在国内。但蔡和森和其他成员到了国外，这些人包括李维汉，邓小平就是在这时认识他的。这些人加入了蒙达尼学会，许多人都像邓小平那样在哈金森的橡胶厂做工。 这个时候是邓小平呆在蒙达尼最好的七个月，然而快到1922年底时，他又要走。这次是去塞河畔的夏狄戎。在那儿他进入中学学习。1923年初，他又回到了蒙达尼，回到了哈金森工厂，在那儿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记录卡不仅记着他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工作，而且还表明1923年3月后他就不再被重新雇用了。⒀尽管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再雇用邓了，但很可能是因为邓小平频繁地参加政治活动导致了与中国社区内部的紧张关系造成的。邓小平在蒙达尼呆到1923年6月，后来回到巴黎西南部，在比扬吉尔市的雷诺汽车厂做钳工，他一直呆在那儿直到1926年1月才离开法国。 有理由认为邓小平在法国的活动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1936年邓小平告诉埃德加·斯诺：他是由法国共产党转到中国共产党中的。⒁虽然这不一定是事实，但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很早就得到了清楚的显示，1922年他很快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工作中，当年和他一同赴法的一位同事回忆起他们到达马赛时，邓小平负责安排四川学生登陆，帮助他们提行李的情形，而其他新来的学生却留在船上不知道该干什么。⒂他的组织能力很快应用到政治活动中。1922年邓小平加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这个支部是由当时在法国的激进的中国人包括周恩来和蔡和森创立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前身）。就邓小平本人而言，据他女儿说好像是1924年7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领导组的五个成员之一，根据党章这就使他承担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员的责任。⒃ 周恩来开始作为青年团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双月刊的编辑。邓小平和他一起工作，负责出版。实际上文件和刊物大都通过手刻的蜡板和用手滚动的油印机印刷出来的。邓小平负责大量的具体工作，从那时起一直是油印大部分团的后来是党支部的材料，直到离开法国。当巴黎警方在1926年1月8日搜查他的房间时，他已经离开法国到了苏联，警方发现两台油印机的全部零件、滚筒和几包印刚纸。⒄由于这段经历，他的同事倒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油印博士”。 当周恩来1924年离开法国回国时，邓小平接替了他的中央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于是他很快成为法国中国共产党的比较老资格的成员之一，尽管他当时年仅21岁。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些示威者向中国政府驻法公使馆发动了袭击，此举象征着和上海的共产党及工人们团结一致，大大惊动了法国舆论界，导致了大约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驱逐出境，又有大约50多人自愿返华。邓小平被选为新的党支部领导人之一时他发现他已处在警方的密切监视之下。 1925年后半年，邓小平分别在巴黎举行的几个会议上就如何促进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和当前的中国形势发了言。会议中，由于中国留法学生内部意见的对立，分化成亲共和反共两大派。有一次会议几乎是在互相对打中结束的。据报导，当椅子在空中横飞时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另一件事是他离开法国的前五天，在激烈的辩论中，邓小平认为中国北方军阀将领冯玉祥将军应该和苏联结盟，奇怪的是，在刚一年多一点之后，邓小平就被派往西安和冯玉祥一起工作。法国警方在1926年1月8日搜查了邓小平在比扬古尔市的住房，然而邓小平和他的伙伴们在前一天已经离开了法国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邓小平终于有机会能够深造了，尽管这里的学习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学术上的。他循着早年的中共党员踩出的路从欧洲来到了莫斯科，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许多中国人就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山大学就读，后者创建于1925年底，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最好的时期，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资金主要是富裕的国民党党员捐赠来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岁月，不仅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互相密切合作，而且中国学生自己也卷入到苏共党派内部的冲突之中，并受到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拉拢。 邓小平在莫斯科结识的人中可能有陈绍禹，当时陈的这个名字比他以后所用的王明这个名字更有名气。王明就是自1930年底至1935年初一直统治中国共产党的28名布尔什维克中的最高领袖，还有张闻天，也是这28个人中的其中一员。邓小平在中山大学的这些同学中还有三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当时他并不认识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后来国民党退守台湾，其父蒋介石死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另一个是王稼祥，也是作为28名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回国的，他后来较少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后来证明：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王稼祥给予了毛宝贵的支持，并且是长征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毛泽东、张闻天一起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1933年当邓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时是王稼祥立即伸出援助之手；第三个同学是冯玉祥的大女儿冯辅能，1926年冯玉祥去苏联寻求援助，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军阀将领，而是一个接近共产党具有高度严明纪律的基督教将军。尽管他基本上是反共产主义的，但准备暂时接受苏联的援助，然而共产国际的援助是建立在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并参与蒋介石重新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北伐——的基础上的。这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冯玉祥回国时随行的大约有一百多位共产国际的顾问，包括好几个中国人，这其中就有邓小平。⒅冯玉祥的国民军是以中国西北部的西安为基地的，在军队的总司令部下有几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军官们，当时他们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都是国民党员，建立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邓小平在该校担任政治指导员，帮助培养未来的军官。但是到了1927年4月，这个计划不得不放弃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直到公开化。冯玉祥在这场冲突中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 邓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小平，南下到了长江沿岸的武汉，又一次和周恩来到了一起。不知是由于他和周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的资格比较深，邓被分配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当时中央委员会总部设在武汉，国民党已经分成两派，左派总部设在武汉，远离蒋介石的影响。中共把它的中央秘书处也设在此地，似是很自然的。因为它能提供一些政治保护。不幸的是，到了1927年七八月间，这个想法也不能如愿，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扰，国民党左派也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迫使其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作为秘书长也参加了会议。这次紧急会议认为总书记陈独秀个人应该对党的灾难负责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重新制定了一套新的军事起义方针，中共中央委员会（包括邓）秘密到了上海。在上海，年仅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一个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行政职务，负责中共重要文件的保密工作、交通和财政事务。这段时间，对中共是一个考验，上海和其它城市地区的中共活动差不多全部转入了地下。1927年到1928年，中共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 邓在1927年到1928年期间的活动鲜为人知，即使在他女儿写的传记中也只是泛泛而谈，大概因为中共秘书处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邓在日常工作中随时都会碰到危险，因此他的行踪始终都是秘而不宣的。后来邓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当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但他和他的妻子与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共住的一幢房子仅被搜查过一次。⒆由于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共产国际想继续控制中共的双重原因，1928年6月第六届中共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共新集体领导班子大部分成员包括周恩来和领导抨击陈独秀的瞿秋白都去了莫斯科。然而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李维汉，——邓在蒙达尼认识他的——在大会期间留下来负责中共的日常事务，邓成了他的助手。 1928年春天，通过一张私人纸条的联系，邓第一次结婚了，他的妻子是张锡瑗，一个通晓欧洲语言的专家，也在中共秘书处工作，他们相识于莫斯科，在上海结的婚，不幸的是，这仅是一个短暂的婚姻，她在1930年1月死于难产后的一种疾病。尽管1929年9月中共中央派邓去广西组织政治活动，他在12月下旬的某个时候曾回到上海汇报工作，他妻于死时他正在上海。⒇ 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共要执行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路线，要在中共领导下发动农民，要建立农民苏维埃，要把农民起义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在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29年4月，邓小平被派往中国西南部的广西省帮助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小军阀李明瑞，和在二十年代早期举行过一次农民起义的韦拔群，就这一点与历史记录极不一样，据胡华的回忆，邓通过越共胡志明的帮助到了广西。邓和胡是在巴黎认识的，当时胡正住在上海，赶来帮助邓。他建议邓把自己装扮成商人，并告诉他如何对付途中的检查和盘问。在邓斌这个化名的掩护下，邓小平先乘船到香港，然后在印度支那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下又乘船到了现在越南的海防，然后由陆路通过西南重折进入中国。虽绕了远路，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可能是最安全的路，也是最快的路。但据邓榕所述，邓小平乘船到了香港，然后由陆路通过广州到了广西。(21) 广西的形势也很复杂，好几年来中共一直设法在此地开展活动。(22)邓这时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被派往广西组织政治运动的中共干部，在两年前还派过于绍杰和张云逸去广西。中共的支持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农民运动；另一个是地方军官。广西的汉人占广西总人口的一半，其余的一半是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壮族，事实上他们是整个中国除了汉族以外的最大的民族，占到广西人口的大约35％，广西的壮族人除了那些居住在西北部左、右江流域的贫困边远山区的人们外，大部分经过上千年的熏陶都已经被汉人彻底同化了。那些剩余的壮族人和广西的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都是属于地方性的。二十年代初，政府的垮台导致了以韦拔群领导下的以右江北的东兰县为基地的壮族农民运动的爆发。起先被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打败，韦到广州的中共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后回到广西再次发动农民运动，这一次运动开展得比较成功，1926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韦拔群对东兰县的控制。主要和韦打交道的那位国民党人也是中共的一个成员，他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了韦和其他农民领导人，稳固地建立了壮族农民运动组织。就是到了1927年，当国民党矛头对准中共时，该组织仍然能够幸存下来。 二十年代中期，桂系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是桂系军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广西境内。桂系领导人李宗仁不仅反对共产党，而且也不买蒋介石的帐，不过他的许多军官都带有“左”倾思想或者是中共党员，俞作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中共的支持下策动军官们背叛李宗仁投降到蒋介石那边，结果不仅使蒋打败了桂系，而且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李明瑞也在广西掌了权。这就是邓小平于1929年到达广西省会南宁市时所遇到的形势。在南宁，邓和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的中共老战士张云逸开始着手组建由原先的共产党士兵组成的两个派，继续贯彻俞作豫的向右江流域的壮族起义提供援助的政策。1929年9月，在南宁举行了中共代表大会，同意建立一个红军部队并将农民武装起来。这个月底，李明瑞和俞作豫被迫进行了反对桂系新军的战斗，但是由于没有邓和张云逸所率的两个旅的支持，当时这两个旅已沿右江往上到了离东兰县的韦拔群不远的百色，因此，李和俞很快被打败了，李撤退到了百色。 百色位于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的中心，就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仍十分落后，因此它是全国六个接受特殊救济的最贫困县之一。(23)在百色，中共采用了一个组织动员农民运动的计划，很快收到了效果。要使地方人民和红军新战士接受政治教育，军队不仅要在数量上有所扩大，而且要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武装起来，要没收地主的财产，开展土地革命。到12月，邓、张云逸和韦拔群一起组织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很快在有一百多万人口的二十多个县相继建立起来，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24)尽管百色起义那天（1929年12月11日）邓好像没在百色，而是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去了。 在成功的鼓舞下，起义迅速波及到左江的龙州。1930年2月，建立了第二个苏维埃和红八军。国民党政府在两个月内镇压了龙州起义，红八军的残余部队向百色转移，但百色的形势也不如起义开始时好办了。右江苏维埃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它没有解除它的敌人和地方民团的武装；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它不注意自己的形象，没有严明的纪律，它在老百姓心目中仍被看作是像军阀那样胡作非为的军队。——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地方观点——因为当地的壮族不可能是像反共的汉人那样反对汉人的共产主义者。当右江苏维埃努力发展壮大时，它发现一旦红军离开这里继续向前推进，地主们能够毫不费力地重新获得他们的统治地位，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邓2月份从上海返回广西，他似乎主要致力于右江苏维埃所属部分——东兰的农村土地革命上。到了8月，军事形势越来越恶化，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采用了一个新的城市暴动的方针，命令红七军离开它的根据地向桂林、柳州（都在广西）和广州进发，以致韦拔群领导下的当地壮族人和邓小平的部队发生了冲突，这并不奇怪，因为韦想违背中央命令留下来，而邓尽管已发现这些命令极不切合实际，但仍觉得应该服从，结果邓和张云逸率红七军的大部分（大约7000人）在9月向柳州进发，让韦拔群带领一小部分兵力继续留下。苏维埃几乎马上就遭到了袭击，彻底被打垮了。10月，邓和张云逸去柳州的途中在河池召开了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一致认为遭受损失后要重新组织军队，重新确定其目标。最后会议决定不去柳州而向江西的南部——毛泽东建立的农村苏维埃进发，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行军；红七军先进入广东北部，又返回到广西，在通过广东、湖南去江西的路上，邓和张云逸失散了，并一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1931年2月，红七军重新组建后攻占了江西的崇义县城。 红七军到达江西时已经不到4000人了。 离开李明瑞和红七军后邓小平去了上海，又遇见了周恩来和去广西以前曾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不论以什么方式，邓关于广西起义的报告被接受了，没有遭到太大的批评，因为不久，在五六月间邓小平被派往安徽代表中央巡视检查安徽党的工作。(25)这时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已被28名布尔什维克所取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王稼祥，邓在苏就认识。尽管新的领导很勉强地接受了毛泽东正在江西所寻求的一条虽然缓慢却更合实际的革命路线，他们一致认为江西应该是中共活动的中心，因此在1931年的前半年决定把党中央迁到那儿。和毛泽东关系密切在李立三时期幸免于难的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中期，邓小平调往江西，在这里他被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接着又被任命为管辖着会昌、安源和寻乌三县的会昌边区区委书记，这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和毛泽东进行密切交往。寻乌县在毛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通过一系列到农村的调查发展了这个战略，其中有一次就是以寻乌为调查基地的。(26)虽然没有当时邓对毛的农民政策观点的任何记录，但邓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通过江西南部和右江苏维埃内发生的事件对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后来当邓在抗日战争中和四十年代中期担任太行山区的领导时，他反复强调政治教育与生产斗争和游击战的重要性。当邓刚到瑞金时就发现许多党员都在等待处死。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可疑分子进行政治审查，斗争的扩大化，使许多无辜的人遭到残酷的迫害。邓迅速制止了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并强调所有的案子均应该根据党章来进行处理。立即释放那些被非法拘禁的人，当周恩来年底到达瑞金时，他完全支持邓的行动。(27) 邓在瑞金任职时间不长，当更多的人员被调到江西苏维埃时，邓又被提升了，调到了会昌边区，负责会昌、寻乌和安源的工作，尽管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只有会昌县。(28)1932年时，邓小平已经明显地成为毛的政策的有力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友谊逐步加深，这一年他成为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但此次任职也不长，不过这次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如曾经指出过的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两派，他们之间产生了相当紧张的关系，一派是毛和他的追随者们，另一派是28名布尔什维克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当后者迁到江西时，他们试图撤销毛及其追随者的职务，并把他们的政治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们反对毛的游击战的观点，强调放弃地方武装，应创造单一的强有力的正规化的红军，并教条地认为，土地革命不仅应该剥夺地主的土地，而且应剥夺包括富农、中农的土地。 大概因为他在广西及后来在江西的经验，邓小平发觉自己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中央的意见相左，他特别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进行，保证群众对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支持，必须要有一个稳妥的经济环境来维持粮食的供应，因此很有必要对比较富裕的农民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1933年曾是李立三同事的福建省中共领导人罗明由于对动员群众的态度太消极，受到28名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实际上他仅仅是说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不可能仅靠一些慷慨的许诺就能被动员起来，不管群众对共产党员多么拥护，敌人反复的“围剿”削弱了士气，这是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的第四次“围剿”时期，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攻击毛和他的支持者们所持的观点，把他们与称之为失败主义的“罗明路线”联系起来。毛没有被点名批评，但其他人，主要是邓小平、毛泽覃（毛的三弟）、谢唯俊和古柏都被点了名。邓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他的职务，被囚禁和审问。邓也失去了他的妻子金维映，他是1931年在上海遇到她并于1932年在瑞金与她结婚的，在他受批判的时候，她和他离婚了，不久后嫁给了李维汉。不管在“邓、毛、谢、古”事件之前，毛和邓的关系如何，在这之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条牢固的政治纽带。 后来邓被派往一个贫困的边远山区乐安县的中共南村委员会工作后，王稼祥又一次帮助了邓。邓在南村大约呆了十天后，王派邓到他所领导的红一军团的总政治部工作，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后来又在宣传部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军队机关报《红星》，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结束。 当中共中央机关在1934年10月10日离开瑞金开始长 征时，邓小平也离开了这里。但关于邓参加长征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当邓的女儿问他长征途中干了些什么时，据说他只简单地回答：“跟着走”，尽管他确实记得他爬山时曾经丢了马，丢了大衣，还丢了一卷干肉。(29)根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当长征开始时，邓仍处于被半批判的状态中，后来他染上伤寒，因此在长征途中他的身体没康复，直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30) 邓的命运的转折点，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转折点，都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推翻了“28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并采用了毛的方针政策。邓当时是徒步离开瑞金的，一个较年轻的同事记得和邓一直走到遵义，但后来没有再步行。在获得毛的完全同意后，周恩来指定邓在政治局的遵义会议上进行几分钟的发言，(31)但没有记录表明他在那次会上发过言，只是坐在一边，无疑他对大会的各项议程完全满意(32)。至于其它长征开始前支持毛的人都得到平反和提升。邓又一次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后来长征途中，当红军重新缩编时他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当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红军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扩充加强受到严重损失的兵力。自二十年代后期，一个农村苏维埃已经在陕北这个地区建立起来了，现在得到逐步发展，后来在1937年1月把总部转移到了更著名的延安。1936年前半年邓康复后，参加了红军向山西省进军的远征队中，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成了主任。这一职务是在他后来的十六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担任军队的许多高级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 -------- ①关于邓小平的家庭、出生地和去法国前的早期生活的资料，主要译自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6章，9—13章。 ②邓小平在法国生活记录的详细情况见诺拉·王《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刊载在《中国季刊》第92期第699页。 ③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32页。 ④玛丽·S·艾鲍：《客家人的秘史：作为一种客家企业的中国革命》刊载在《中国季刊》第132期，第937页。 ⑤也许更有趣的是他尽管在法国呆了5年，但似乎不太会说法语。 ⑥细节源自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50页；在乌利·弗朗茨：《中国式的政治传奇》1987年第340页中列举了更多的孩子。 ⑦这段历史记录有点不太清楚，根据邓榕和其他人所述，邓在1918年去了重庆，进入留法预备学校，可是这个学校实际上直到1919年才创办，很可能是邓先进入一些其它学校上学。 ⑧历史记录有点不太清楚。根据邓榕和其他译文传记作者，邓乘坐盎特莱蓬号船于1920年10月20日到达法国。然而根据法国移民记录，他乘坐盎特莱蓬号于12月13日到达。事情的原委只能靠移民局作出解释。实际情况可能是邓到达日期早，但由于某些原因当时没有注册成功。法国记录可以在诺拉·王：《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刊载在《中国季刊》第92页）中得到核实，党史工作者们在《党史通讯》1983年第22期的第20—22页可以看到此文。 ⑨戴维·鲍纳维：《邓小平》香港，朗曼出版公司，1989年第7页。 ⑩《一位注重实效的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刊载在《中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44页。 ⑾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37页。 ⑿诺拉·王：《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第704页。 ⒀乌利·弗朗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第47页。 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99页。 ⒂戴维·鲍纳维：《邓小平》第7页。 ⒃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21页。 ⒄甚至就邓榕在她书中所使用的材料来看，关于邓小平在法国渡过岁月的最可靠的资料来源是诺拉·王《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第704页。 ⒅严志新：《李大钊，邓小平与冯玉祥》，《党史通讯》第4期，1985年；冯洪达：《邓小平同志怀念冯玉祥将军》，《党史通讯》第7期1983年第26页。 ⒆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93页。 ⒇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83页。 (21)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第138页，报导了与胡华的会谈。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01页。 (22)关于广西起义及其结果的资料来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本杰明·杨《一位注重实效的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百色起义》见《北京周报》1979年2月9日第6期；戴安娜·拉里：《地区与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界的桂系军阀》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02—108页的《壮族农民运动和苏维埃》；袁任远：《广西右江的红色风暴》载于1978年2月9日《人民日报》和陈心得：《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载于《党史通讯》第1期1986年第25—30页。 (23)《贫困地区接受中央的援助》见《中国日报》1989年12月29日。 (24)这里有一些历史争议，本杰明·杨在《一位注重实效的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期生活（1904—1949年）》中对邓的红七方面军政委的任命可追溯到1930年9月，而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第217页中说是1929年10月（大概他当时正好不在）。 (25)许竹凡：《邓小平1931年巡视安徽党务》，载于《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1993年第90页。 (26)罗杰·R·汤普森：《在寻乌发现了毛泽东的报告：邓小平写下了早期党史的篇章》载于《中共研究通讯》1989年第3期。 (27)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第139页。 (28)邓小平在会昌时的资料也许可以在下列书中发现：钟亚庆：《跟邓小平同志在会昌工作的时候》和杨国宇：《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29)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353、357页。 (30)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第139页。 (31)本杰明·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威斯特约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32)T·凯佩恩：《遵义会议和毛掌权后的进一步措施》见《中国季刊》第117页。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