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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和刘伯承密切合作的十四年中，首先是巩固了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的地位。后来又扩大了太行根据地和这支军队的规模①。他们所建立的根据地最终合并成四个根据地——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根据地。这四个根据地组成了晋冀鲁豫边区（即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个边区本身最终成为1948年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雏形的华北人民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行政区。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刘邓所指挥的军队已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最强大的武装部队之一了。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征北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特别是著名的淮海战役。在1949年至1952年期间，刘邓在中国西南地区组建了共产党的政权。通过这些年的征战，提高了邓小平在军队中的地位，这在后来证明对邓小平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通过这些年的征战，使他获得了动员群众和执行政策的实际经验，这个经验对他未来的执政是很重要的。同时，这些年的征战使他获得了众多同事和部下对他的广泛支持，这些同事和部下在“文革”后的政治中成为支持他的核心力量②。 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所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由三个师组成：由林彪领导的一一五师从陕西省三原地区向山西东北部挺进；由贺龙领导的一二○师向山西西北部挺进；由刘伯承领导的一二九师向山西东南部挺进。1937年9月，按照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是这个军队仍然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它仍然保持着某种独立性，其原因就是在改编以前，共产党已成功地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广大青年纷纷踊跃参加八路军，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抗战开始时，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任弼时，邓的任务最初是分管宣传，后来他又分管征兵和动员工作。1937年9月初邓小平参加了由周恩来在山西省会太原（太原两个月后沦陷于日本人）召开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由阎锡山、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建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共产党代表③。邓小平从太原和八路军总部一起转移到石太铁路线以北、太行山脉北部的五台县。邓小平以此为中心走遍晋东北，相继建立起各县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与此相适应的为抗战服务的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包括农民协会、工人联合会及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学习班。尽管可能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各种方法，但是抗日救国的口号对民族主义者肯定最具有感染力④。有趣的是尽管邓小平在当时见过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但是史沫特莱的印象中似乎只记得当时八路军总部中的其他人，她只记得曾见过任弼时的助手，当时把这位助手的名字错听为“汀”⑤。 然而，在1938年初，邓小平又一次被调动，和刘伯承到了一起——他们俩早在1931年在江西苏区就相识⑥，这次调动，邓小平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在抗战初期，毛泽东似乎已经注意到了邓小平对一二九师的控制能力，在不久之前，毛泽东对此存有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长征途中张国焘拒绝毛泽东对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拒绝战略撤退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一度时间，他分裂了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向苏联靠拢，然而最后又在陕北根据地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人会师⑦。一二九师的前身就是红四方面军，1937年8月，毛泽东改组了一二九师的领导班子，任命久经战场的武将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 邓小平在当时长期离开延安工作，并成为党内相当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对邓的信任程度。甚至在1942年和1943年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所发动的整风运动和使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也没有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他与邓小平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邓小平是一个部下而不是一个同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显示出他是能够被信赖的。 邓小平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政委之后只去过延安三次，最长的一次是1938年的8月到12月，其间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的扩大会议；1939年8月邓小平参加了政治局的扩大会议；1945年6月，尽管邓小平没有参加第七届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他参加了他被选入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并视察了冀鲁豫根据地。1939年8月第二次回延安时，邓小平认识了卓琳，次月和卓琳喜结良缘⑧。 政委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而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后，为了创建红军，苏共认为许多士兵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控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委和政治部门的工作与苏共略有不同，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和宣传工作，而且还要在老百姓中也从事这种工作。确实在游击战的环境中这对中共的事业是极其重要的。在共产党政权还不太牢固，敌人随时都可能进攻的游击区，邓小平在这样的环境中曾经战斗过12年，现在八路军为了生存下来，需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帮助。实际上，军队和党是没有区别的，共产党员白天是农民，到了晚上便成了军人了。邓小平当时是游击区党的高级干部，负责军队中的政治事务，实际上，1942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了太行分局，邓小平被任命为书记——太行分局的最高职务。从此他在太行的地位才被正式承认。 刘伯承像邓小平和一二九师的许多原四方面军的人一样，也是四川人。刘伯承生于1892年，是一位久经沙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军人，在1926年加入共产党之前，一只眼被打瞎了，1937年后半年，刘率领一二九师从太行山区北部出发通过平定县，穿越石太铁路来到太行山的南郊地区，尽管当时一二九师有6千人，比八路军其它师的士兵多，但远远不够一个师的标准人数。太行山南部地区历来就是沟通华北与华中之间交通运输的战略要地。邓小平到任之前，刘伯承已经组织了几次突击队，成功地袭击了日军和日军飞机⑨。然而那只不过是日军侵华的开始阶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占领了华北的大部城市，所以太行根据地很快就成为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活动的中心了，甚至在1937年11月朱德把整个八路军总部搬到了太行根据地。 在太行山区位于邯郸——长治公路以北的武乡县和辽县（今左权县，为纪念在此遇难的共产党将军左权而改此名）⑩是太行根据地的中心区。随着日军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进入中国内地，主要是通过铁路运输的，因此这里的铁路运输线就成了日军保护的重点了。一二九师在敌后开展了斗争，建立了抗日的游击队，地方政府和与之相适应的系统的社会基础结构。1938年和1939年上半年，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很快，截止1939年底，一二九师活动的区域南面包括黄河沿岸大片区域中的四个根据地，东北面的石家庄——济南——徐州铁路线和西北面的石家庄——西安铁路线包括太行根据地；长治以西的太岳根据地；冀南和冀鲁豫地区，这两个地区都位于京汉铁路的东面。 一二九师起初能够取得成功，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的闪电战进攻速度之快，使其后勤保障无法跟得上。另外的原因是因为共产党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特殊关系。1936年阎锡山加入了与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联盟共同抗日，允许抗日组织的活动，到1937年底山西大部分的军事和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在一二九师活动的这个区域内，也就是后来的大岳根据地，情况更是如此，该根据地不再需要一二九师主力的帮助了。在太岳根据地有山西省共产党的领导人薄一波、戎子和通过牺盟会控制了当地的阎锡山政府和山西新军的部队，直到日本人开始大扫荡，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才开始了帮助⑾。1938年底，一二九师穿越了京汉铁路，部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的一段时间，甚至一二九师的师部也搬出了太行山区，驻到了冀南平原。 1940年的大部分时期，一二九师打的阵地战要比游击战多。这一年一二九师开始遇到的敌人是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党部队。尽管1937年后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双方的冲突是司空见惯的，因而1940年3月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是：共产党的部队应从太行根据地中与国民党接触的地带撤离到邯郸——长治路以北；共产党承认这一地区归国民党所有。邓小平似乎参加了这个协议的制定，该协议肯定完全符合邓小平争取国民党部队的计划⑿。 在与国民党地方部队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一二九师正与其它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准备参加抗日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是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的。这次战役是成功的，彭德怀的振奋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日军的铁路运输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八路军占领和接受了一些县和县城⒀。但是这次战役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日军马上把军事力量集中对准了共产党的边区。 一二九师和它的根据地和边区，在1940年由于日军的进攻开始了后撤，在太行山脉的东边，日军利用京汉铁路线作为基地开始修建据点，对共产党进行封锁。在西边，1939年后半年，日军通过修建了一条从太谷（位于石家庄至西安的铁路线上）到长治的铁路线，成功地把太行和太岳两个根据地分割开。共产党在1945年取得胜利的功劳应归功于谁，现在仍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啊⒁。然而，在晋冀鲁豫共产党面对日军轮番的进攻最终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在日军强大压力下太行根据地的力量还得到了发展壮大，这些成就应归功于邓小平的政治组织才能。 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是由邓小平担任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央北方局的任务。从事这个任务包括了与北方局代表杨尚昆的紧密合作。邓小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对太行区进行了考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说邓小平曾多次遇到危险，刘伯承是怎样地为邓小平的安全而担忧，总是要求把邓在外的情况定期向他汇报。现在甚至考虑到为他作为终身的最高领导人写偶像化的传记，可见邓在根据地发展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⒂。 然而根据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太行根据地是四个根据地当中最牢靠的一个，但在1941——1943年中也受到重创⒃。在冀南和冀鲁豫地区，地缘政治对共产党不利⒄。华北的日军一加强了它的军事力量，共产党就立刻转入地下，在许多情况下这是毫不夸张的，日军和共产党经常是共同占有同一个村子，共产党处于暗处，受一种地道系统的保护。在四十年代初由于干旱和蝗虫等自然灾害对边区的打击，无疑使情况更惨了⒅。 邓小平发展边区的策略对三种不同典型的人采取分别不同的办法，第一类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军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对这类人邓希望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在1940年通过当地的停战实现了这一目标⒆。第二类是传统的地主统治阶级及其追随着，对这类人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各种形式来争取他们。第三类是农民，邓希望通过经济上保持他们的稳定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赢得他们的支持⒇。同时，邓采取措施确保共产党游击队和八路军家属及烈属能得到特殊的照顾和优待。 邓小平把某一边区政府的经验引入晋冀鲁豫是很积极的，他学习了紧接太行山脉以北地区晋察冀边区的经验。在1940年初由于日军加强对根据地扫荡，根据地之间的合作不能进行，邓小平建议边区政府的召开一个参议会议，这个会议不由共产党主持包办，广泛吸收爱国民主人士，赢得爱国民主人士最大限度的支持，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21)。 此外，这个参议会在邓小平看来仅仅是“临时的”会议，这不是因为它是战时的会议，也不是因为它在困难情况下要简化一些手续，而是因为要使其成为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真正的参议会。 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所提出的政策不是要创造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特别是抗战中期在日军经济和军事封锁并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些经济政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使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些政策与“文革”后的经济政策极其相似，截止1942年底，尽管太行行政区需要进口些火柴，但是它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满足本地人民的需要，并且还能出口一些自己制造的简单的商品。边区政府有自己的管理严密的信贷货币系统，由翼南银行发行了纸币，曾建立了自己税收体制。1943年税收几乎下降了五分之一，如果考虑到当地老百姓当时面临着蝗灾饥荒和其它困难，这很可能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并非是国库财力的减少。 在税收制度中，与邓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相类似的一个有趣方面是：个体经营者按照他们前几年平均生产值纳税，剩余的部分全归他们自己。另一个与后来的改革相类似的是邓所推广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是通过签定一个合同把公有土地承包给个人，超出合同之外的任何剩余部分都归生产者所有(22)。总之，在后来的一些年中，邓小平巧妙地明确表达了对反对资本主义作法的全面否定。邓认为：共产党在本质上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因为不管在哪种社会中，都应该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提高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1943年9月21日在一二九师生产会议上报告中讲的：“建立赏罚制度……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不高。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个工作做好”(23)。 邓还说：“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对富农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24) 邓小平1943年7月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文章，不仅是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略宗旨的典范——强调了经济生产与取得政治及军事胜利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还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今后总的思想的发展，也是他的经济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社会的变革只能是渐进的，而且要在变革的过程中告诉人民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才会给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带来好处。社会主义需要民主和经济实力，社会主义只能靠“资本主义的生产”才能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这句话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1989年官方发表的权威的该报告的译文中被删去了。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对邓小平的讲话不会引起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引用毛泽东的话“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结束了他的报告。接着邓小平又说：“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25) 邓小平在太行区的工作经历肯定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及观念，毫无疑问，同时也在他的周围成长了一批贯彻他的这些思想并在今后更广的范围内实践他这些思想的干部。曾在太行区作邓小平的同事或部下的一些人构成了1949年后中共领导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在1949——1989年间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的87人中，有17人在1938——1945年间曾在一二九师、晋冀鲁豫边区或其辖区的机构中工作过。与之相比，有16人是来自1937——1945年的延安根据地的。 在1949年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些曾在抗战中在太行区机关工作过的人中，不仅有邓小平和刘伯承，而且还有薄一波、陈锡联、纪登奎、李德生、李雪峰、刘华清、秦基伟、宋任穷、苏振华、谢富治、许世友、徐向前、杨白冰、杨得志、赵紫阳和万里。这还不包括那些曾在太行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工作过的那些人，除了像朱德和彭德怀与这样一些名人，他们的大部时间很少参与当地的事情之外，还有杨尚昆与晋冀鲁豫的工作密切相联。 除了那些在抗战期间在太行区工作过的人在1949年之后进入政治局成了显赫的人物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太行区的人成为军队的领导人，他们是：李达（国防部副部长和解放军的副参谋长）、杨白冰（中央军委秘书长）和陈再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太行区的人在党中央和国家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包括：安子文（中组部长）；王任重和黄镇（他们分别担任过中宣部部长和文化部部长）；戎子和（财政部副部长）；段君毅和滕代远（分别担任过铁道部长）。还有杨秀峰（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1949年后任高教部部长）。此外还有一批人担任了省一级的高级官员，他们是黄欧东（辽宁）、李大章（四川）、刘建勋（广西和河南）、张国华（西藏）和赵建民（山东）。 邓在太行区共事的许多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薄一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担任过太岳根据地的领导人，后来又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在五十年代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对毛泽东经济发展的思想不太热情(26)。在六十年代初曾和邓合作将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减少到最低限度。另一个是赵紫阳，他和邓小平初次相识是在1938年，当时赵是冀鲁豫边区的一位党支部书记(27)。 据一些消息报导说：胡耀邦（邓可能是在1937年在延安认识他的，当时胡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邓的另一位得力助手。在1942——1945年间，胡在太岳根据地邓的领导下担任政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胡耀邦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工作，后来又到了军队，在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工作，后来又在邓领导下的四川工作，胡在抗战的整个期间是在延安度过的，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组织部部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经常密切地与包括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内的各根据地的司令官打交道。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肯定是很密切的。1938年胡耀邦介绍邓小平未来的妻子卓琳加入共产党，在1949年期间和之后在西南区邓的手下供职；五十年代在邓的领导下任共青团书记(28)。 在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在晋翼鲁豫边区的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在邯郸建立了边区首府。一二九师已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久被改编成中原野战军，后来又改编成第二野战军，在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刘邓大军是能够在山东和河南战役中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但是，如果国民党军队为了消灭共产党向北和向东进军的话，刘邓大军由于所处的战略位置，将肯定是首先被攻击的目标。蒋介石确实把军队调进陕北（试图消灭毛泽东和驻在那里的共产党部队），同时又调军队到河南和山东包围刘邓的军队，这后一个军事行动被称为“哑铃战略”(29)。刘邓早就准备向南进军了，在五、六月份通过侦察得到有利的情报之后，起初计划在8月底执行南进的计划(30)，当得知毛泽东在陕北受到攻击，也许意识到需要采取某种解救行动而不是坐守待毙时，在1947年7月为出敌意外，争取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毅然决定主力提前南进（使国民党感到很吃惊），目标是到达大别山区，这里曾是革命老根据点，有游击队坚持斗争，解放军容易立足生根。只要解放军占据了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据大江，控制中原，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陕北的部队回援，这正好达到了刘邓解救陕北的战略目的。 尽管这次行动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差点儿没有成功。由于道路泥泞，充满了沼泽，因此行军极其困难，经过20天500公里的连续急行军，战胜了敌人的追堵截击，克服了重重困难，刘邓大军先敌进入了大别山区，对于全军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特别是由于这次行动只有进路没有退路，因此，这带有某种赌注色彩。在汝河渡口进行的一场防御战，由于刘邓的军队处于敌人的炮火射击之内，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这次战略行动最终获得成功，应归功于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们不仅亲自领导了这次行军，并且大部分情况下和士兵一起步行，而且不断地鼓励疲惫不堪的部队，发扬英雄主义精神，建大功，立大业(31)。 第二野战军对大别山区的占领，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影响。在此他们能够恢复和重建新的根据地，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原计划进攻其它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使得共产党后来能够利用其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南方发动一场对推翻国民党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战役，这个战役就是淮海战役，对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该战役是以徐州为中心进行的。邓小平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这次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 在华东地区的活动使邓与陈毅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实际上当邓和陈毅一起在1948年11月攻占郑州时，邓和刘伯承是第一次长期分开。1948年11月陈毅的第三野战军与邓的第二野战军开始了淮海战役，这场战役经常被军事历史学家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阵地战之一，该战役从1948年11月开始到1949年1月结束，共产党共歼灭了50万国民党军队。 随着共产党在东北战场的胜利和北京国民党部队的投降，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1949年接受了全国政权。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当时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领导下，于1949年4月横渡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和周围的一些省，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离开大陆退到台湾。无可置疑，邓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政委的角色使邓进入了指挥员的班子中，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从抗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四年过程中，邓所写的著作，便可知邓在军事策划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在任何需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就像1947年挺进大别山期间，邓参与了大量的军事行动(32)。 肯定是1947年底，中原野战军的领导成员已在刘邓之间选定了邓小平作为他们的最高领导人。这并不是刘邓两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实际上他俩从1938年开始相处以来就很合得来，而且建立了永恒的友谊。然而，仅靠刘个人的支持，对邓的未来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邓在军界和政界的领导层中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1949年10月，邓小平和刘伯承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活动。庆典之后，他们率领第二野战军开始了向大西南的进军。大西南包括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还有西藏。这次与来自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的一部分联合进行的军事行动，将使共产党在大陆取得彻底的胜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在1949年底，挺进大西南取得了胜利，对邓小平个人而言，这意味着自1920年他离家以来第一次和家人团聚。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区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现在他的职位正式超过了刘伯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中，特别是到1952年底，为了有利于国家政权的重建，政治活动与行政管理都是在军队的控制下按地区划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像中国其它五个地区的军政委员会一样，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恢复经济，保持政治稳定和巩固共产党的地位，直到1952年，地区性的军政委员会负责控制该地区所有地方和军队的事务，这是一种军事的控制。 邓小平的组织才能与政治远见，在这些年中也得到了许多展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邓小平传中说道：“邓小平在这段期间帮助毛泽东发展形成了他的三线计划——为预防外部的威胁，把中国的经济设在内地的一系列建设项目(33)。从政治上对邓的信任来考虑，哈里森的这种说法是可能的，然而如果邓在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之前仍在西南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可成立的(34)。总之，邓肯定是积极地鼓励所有主要工程的建设——其中一项著名的项目就是成渝铁路的建设，并积极地支持经济的重建。 西南军政委员会面临着三项特殊的任务。由于西南是解放军征服的最后一个地区，被打败的其它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都退到这个地区，这些残余部队有的被迫投降了，有的变成了土匪。另外，西南还留下大约两百万旧人员，这些人包括从中国其它地区逃来的国民党士兵和前政府官员。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地把这些人分散开，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以此稳住他们，打消他们从事土匪活动的念头。但是，在那些土匪活动猖獗的地方要坚决用武力消灭之。 西南军政委员会面临着比其它地区更严峻的第二个任务是与当地共产党组织的软弱涣散作斗争。在1949年之前，共产党在大西南几乎没有任何经历和组织，党员也很少，发展新党员成为优先考虑的一件大事。但是发展党员的速度过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使党员的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必须立即开展一场整风，通过整风来增强党的纪律。这成为邓在五十年代主要考虑的问题(35)。 第三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少数民族问题，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比中国任何地区都多。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人的关系历来都是不好的，共产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很缺乏。此外，共产党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方面是封建的，是与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除了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员有一个优惠的政策之外，邓小平还在少数民族集中的那些地区免除了如土地改革这样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其它的一些社会改革如废除奴隶制完成之后才进行的。(36) -------- ①刘邓统率的一二九师还包括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和三四三旅的一部分。（译者注：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三四三旅第五支队于1938年2月24日奉八路军总部之命归一二九师指挥）。这两个旅的大部分后来都编入第二野战军。这两个旅进入太行区与一二九师并肩战斗。在1940年之后，主要在晋冀豫边区的冀鲁豫地区和山东活动。后来在共产党的政治活动中，这两个旅最出名的将领是苏振华、杨得志和杨勇。 ②许多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记载了这些年与邓小平的联系。比如较出名的是由杨国宇和陈斐琴编的四卷书：《邓小平二十八年间》，北京中国卓越出版社、1989年；《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③梁正：《邓小平同志在战动总会》。《山西党史通讯》1992年第2期第30页。 ④路敦荣：《邓小平同志在汾孝》。《山西党史通讯》1986年第2期第19页。 ⑤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反击》伦敦，格兰兹出版公司，1938年第85页，他们在1937年10月25日相遇。 ⑥《悼伯承》。1986年10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北京。 ⑧根据本杰明·杨的《一个注重实效的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历程：邓小平的早年生活，（1904—1949年）》第453页中所说：“邓比其它领导人更多的被召回延安，在夜晚毛的窑洞中往往呆很长时间……”前一句话似乎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晚上他俩长时间交谈的那么久，一定是在1938年的8月至12月期间。 ⑨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北京。 ⑩薄一波和邓小平：《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 ⑾薄一波《太岳根据地是怎样坚持抗战的》《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 ⑿邓小平《太行区国民党问题》1942年8月23日，见《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编集补编》，太行党六年来文件选集部编，1944年，第93页。 ⒀彭德怀：《一位中国元帅的回忆》第439页。 ⒁重温这些争论，见凯恩琳·哈特福德和史蒂文·M·戈德斯坦著的《星星之火：中国农村的革命》的引言部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纽约，M·E夏普出版公司，1989年第3页。 ⒂例如：张香山《三项重大的明智决策》见由杨国宇和陈斐琴编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卷）》1942年，第114页。 ⒃最新得到的有关资料还有：《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据地总编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7年；《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二卷：党的建设》，太行革命根据地总编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第四卷：政权建设》，太行革命根据地总编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40年，《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杨殿魁：“刘邓首长领导我们由严重困难走向新的胜利”《山西党史通讯》1989年第3期第37—39页。 ⒄邓小平：《艰苦奋斗中的冀南》1939年3月25日，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的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79年，303—322页。《时局和几个政策问题，在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时的发言》见《晋冀鲁豫史料选》1941—1942年第1卷第12页。 ⒅《冀南政治和军事工作的总结报告》1943年1月，见《晋冀鲁豫根据地史料选》第451页。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84页。 ⒆邓小平：《太行区国民党问题》1942年8月23日。 ⒇《邓政委维护群众利益》见1986年《支部建设》第3期，第59页；曹钦温、姜廷玉：《邓小平同志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思想浅谈》见《巍巍太行》1987年第1期第4页。 (21)邓小平：《建立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1941年3月16日见《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3月21日。 (22)《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1943年1月26日，该文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1943年3月15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15期第17页。 (23)《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第一、二部分》1943年2月20日，见《1943年太行党的文件选集》1944年，第107页。 (24)《邓小平同志2月20日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2月20日，见《抗战以来文件选集》第二卷第二部分，1944年103页。 (25)《太行区的经济建设》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86页。 (2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和1993年。 (27)赵伟：《赵紫阳传》香港，教育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28)杨中美：《胡耀邦：一个中国人的传记》纽约，M·E·夏普出版公司，1988年，尤见第113页。 (29)《邓政委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47年6月21日（未经核对的报告）见《晋冀鲁豫根据地史料选》1945—1947年第132页。 (30)《刘邓关于原来坚持大别山斗争中游击队的情况向军委的报告》1947年6月11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史料选》第62页。 (31)杜义德：《渡河反攻前后》见杨国宇和陈斐琴编的《二十八年间： 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篇）》。 (32)钟进：《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总览》（1938—1965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41年，第224页。 (33)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新皇帝们：毛和邓》伦敦，哈普·科林斯出版公司，1992年，见第124页以后。 (34)巴里·诺顿：《第三线：保护中国内地的工业》载于《中国季刊》第115期第351页。 (35)《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2页，陈碧桥：《加强党的领导，迎接新的胜利》见杨国宇和陈斐琴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卷）》1992年第265页。 (36)《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第16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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