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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让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拉回中国。 这个时候，承载了中国人太多希望的健力宝青年人已经回国解散，他最终的命运是分散到母队打联赛。 这支队伍从组建之初，肩负的任务就明确无比；为2000年奥运会和2OO2年世界杯做准备。 可是，这棵培育于异国足球土壤的华夏植株却没有开出我们预想的那么艳丽的奇葩。 从折戟世青赛到磋跎大运会，国人已经逐渐接受了他所带来的失望。 其实，我们本不该有那么高的期望值。指望他们像5O年代年维泅他们那样，派一支队伍到国外留学，回来后成为“常备军”代表国家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职业足球发展到今天，没有一个少年才俊不是在激烈的联赛中成才的。如同朱广沪所说，这支队伍有6名队员（近三分之一）入选国家队，已经很不容易了。 足协的苦心也是很容易体会的。为官一任，谁不想在自己的任期内让中国足球来点脱胎换骨的变化？比如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那该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耀！基于中国足球现状，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既然以整支健力宝队包打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国内的同龄足球人状态又如何呢？ 当1997年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失利后，人们把眼光投向了2O岁左右的青年球员。该年度和这一年龄有联系的大赛有三个：中国青年队参加的第九届世青赛、国内奥林匹克青年联赛、以青年队员为主的奥运会比赛。 在世青赛上，健力宝队以2平1负1场未胜的成绩在小组赛中垫了底，不能不令国人大失所望。体能较差和对抗能力不足是健力宝队的最大弱点，在联赛风雨中磨练这些队员是当务之急。 奥林匹克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缺少个人意识、技术都比较突出的队员和具有明星资质的队员。而造成青年队员缺少先进人物的原因是教练员素质不够高。 在八运会上，由于各地可以有5名老队员参赛，致使各队老队员的水平和临战状态成了主宰比赛成败的关键，而众多青年队员并没有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喜人势头。 当年戚务生选拔国奥队队员时，抱怨73～74年龄组球偏少，平均每三个适龄球员就要选出一个国奥队队员。而如今，77～78年龄组队员在数量上占据很大优势。转眼2OOO年奥运会预选赛已在眼前，这是本世纪中国足球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不能抓住，那么本世纪中国足球在冲向世界方面几乎颗粒无收如果足协不能高度重视，拿出新的举措的话，面对2000年，我们仍然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所有这一切，都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时至今日，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仍然勘忧。 在原有计划经济模式下，青少年足球训练体制为：一般开展学校——传统布局学交——区少体校——市少体校——青年队——专业队，为线型培养和选拔体系。由国家拨款，确定编制，经过教练员首选，采用纯计划的组织形式进行。这个体制渠道单一，常常不能适应变化着的实际，自我调整能力差，缺少灵活性，当教育强调智育或共它变化时就无所适从。出现了体校学员不足的现象，选中的学生不想来，想来的素质不高，文化学习成绩差，出路没有着落。这影响了计划范围外学校开展足球活动的积极性。因为计划内传统学校、少体校的学生来源。 经费、技术力量均优于普通学校，形成不公平竞争状态，导致整体上训练积极性不高。 希望杯、幼苗杯、萌牙杯三大赛对于青少年足球工作的普及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旧体制下，由于行政力量的介入，不少地方为了垄断三大杯的冠军，不惜将尖子队员集中起来进行早期专业化训练，从而使其它地方失去了参赛的积极性。 而大多数地区都为夺杯而战，从而不惜半原本应系统化的青少年训练拆得七零八落：当一个地方发现另外一地方某一年龄组的选手成绩占优势时，就会另辟一个年龄组进行选材和组队，从而避其锋芒，迂回作战。因此，试验从表面上看比赛结果花团锦簇，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 在全国各地，早期的足球业余训练形式大多发生了变化，甚至从7、8岁的“尖子队员”开始，就都集中到一所学校，进行学习，食宿、训练三集中。市体校招生年龄越来越小，孩子们由于过早地端上铁饭碗，导致缺乏竞争对手，比赛少，训练缺乏针对性，训练周期长，淘汰率高的结果，并有可能过早地结束运动生涯。 另外一些对于足球有着浓厚兴趣、并且有一定天赋的孩子，在没有入选体校后，几乎就与足球无缘了。体育教师搞课余训练在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搞不搞都一样，不搞没有矛盾，搞了反而与其它学科有矛盾。而且不计或只计一半工作量。训练补贴低，加之体育经费紧缺，群众性足球活动日趋萎缩。小学队少，中学不搞，体校人少，中小学比赛极难组织，孩子们只能望球兴叹。 进入8O年代末90年代初，情况更加恶化：一、学校教育主导思想偏重抓智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二、早期公共场所减少，缺少进一步开展足球运动的物质基础；三、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待遇低，各体校经费不足导致办学困难。 中小学足球在萎缩，业余体校在萎缩。 兴旺时北京的少体校足球教练为47人，1994年只剩21人。其中一半以上教练员年龄在52岁以上。3O岁以下的教练员只有2名。 组织中小学比赛，最有名的海淀区只有三个队报名。 中国足协的一份关于部分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现状的调查表明：大连、延边、沈阳、北京、天津、江苏、广西、佛山、广州、武汉、青岛等11个地区经常参加足球训练的8～18岁青少年约86O9人，占25．5％。 根据同一份调查，甲A队伍中的大连、吉林、沈阳、北京、江苏、广东等7个俱乐部，自己能控制的后备力量，平均每个年龄段8～16岁为58人，17～21周岁为28人。这意味着从2～3名青少年运动员中就要选拔出一名职业运动员。 可想而知，在这样小的基数中选取球员，效果会是怎么样。 根据国际足联提供的资料，巴西的足球俱乐部有300631个；德国（不合原东德）122345个，青少年队7 支；意大利有300618个俱乐部，青少年队28000支；阿根廷有17474俱乐部，青少年队1200支……多数获得巨界杯决赛权的国家，其俱乐部队的数量在5000—15000之间，青少年队在2000—3 之间。 在我国，根据中国足协统计，参加全国比赛的俱乐部和代表队不足100个，青少年队50支。而韩国已有足球俱乐部476个，运动员2947O人，日本也已有1984个俱乐部。 因为足球要同世界强国看齐，因此在后备人才培养上，也让我们一次比个痛快：中国足协数据库表明，中国每1000名注册球员中就有120名职业球员。而在英格兰，每千名注册球员才拥有一个半职业球员，剩下全是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大凡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人才金字塔。中国足球人才分布几乎是自上直下的木棍状：职业、半职业球员1O37人，青少年球员2733人，体校学生39O5人。没有一个坚实而宽大的基座，怎么会有高度呢？ 德国是国际足联最大的会员国，注册球员已达551．58万人。曾经一度引起足协不安的青少年足球问题已稳中转好。14～18岁的青少年球队明显增加，已达到369支，运动员人数为15900人。14岁以下的球队有2196支。每个甲级俱乐部拥有15～3O支青少年队。在阿根廷，这个数字为1O支。 在意大利，足球运动从城市普及到乡村，在平均2000人的村子里，除成年队以外，有8～9个少年学生队，8O％的少年会踢球。 著名的足球俱乐部在全国驻有上百名观察员，为俱乐部选拔从8岁开始的各级年龄的运动员。在意大利，球赛制度已经法制化，全国举行的从6岁开始一直到20岁的8个年龄组的青少年比赛。 英格兰足协要求各个职业俱乐部必须建立青少年发展中心，并定期向足协注册和交费。现在英国一个郡就有1400个俱乐部，除了100多个成年俱乐部外，其余都是青少年俱乐部。英国俱乐部每年的比赛很多，1个郡1年就有15种赛事。由于青少年比赛太多，足协不得不限制各青少年俱乐部1年的比赛场次能超过60常荷兰向国际足联注册登记的运动员为96万名，占人口的6．86％；西德居第二位，42O万名运动员，占人口达6．83％。 我国注册运动员只有2．5万人，只占人口的万分之一强。 即使从足球普及相当高的大连市来看，青少年足球人口亦日趋萎缩，加之城区38．5％的中、小学无操场，对发展体育特别是足球构成极大的威胁。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的一句话！ 杨一民说，没有青少年足球规模的一国足球，其足球的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程度是不可能提高的。没有青少年足球质量的一国中球，其足球水平绝不可能走向更高、更强的境地，也就不可能稳定地立足于世界。而中国足球改革五年，水平有长进，却只是一个层次原有基础的突破。巨大的潜力尚未挖掘，当前最关键就是要迅速改变青少年足球现状，使这批队员的发展与当前职业化的步伐相协调……职业化几年我们在培养后备力量方面都做了些什么呢？ 急功近利使人们习惯于将繁荣在表面铺开，习惯于迅速组建俱乐部，迅速打入甲A、夺冠。一时间，甲A、甲B大热，请教练、买球员、给高薪——足球“包沫”泛起。 有普及才会有提高，而且，小队员时时面临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淘汰，必将造成良好的职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使中国足球发生质的飞跃。 可是没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工作。在转轨时期，大家也都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义务。一个优秀足球运动员的成长平均需要1O年的系统训练，至少也要5——8年，望着金钱滚滚的足球市场，这毕竟时间太长、速度太慢了。 谁都知道，国内足球运动员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是由于人才极其匮乏造成的。但几乎所有的甲A俱乐部老板都不情愿拿出这笔钱来投资后备人员的培养。现在一支青少年足球队每年费用不超过2O万，以1O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培养成一支成年队伍不过才2OO万左右，不过是一位大牌球星的身价。中国足协不得不作出硬性规定，各甲A俱乐部必须建立自己的一、二、三线配套体系，否则罚款。可是各个甲A俱乐部都声称自己有三线队，实际上相当一部分都是假的。许多俱乐部采用花钱租青年队代表他们打全国比赛的等各种方法蒙混过关。足协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足协对二、三线队伍的规定井很明确，一些青少年队可以以挂靠、借调等形式参加比赛。 前卫寰岛队曾花钱从武汉买来一支青年他，自己用了几天，一看有利可图，转手以15O万元的价格卖到了重庆，净赚8O万之后，又在梧州冬训以前买进一支，避免中国足协的重罚。青少年足球投入不足，是中国足坛的老问题。虽然中国足协早已明令“甲A队伍必须有三线队伍，否则该俱乐部将受到重罚”，但1996年参加甲A三线队伍比赛的许多俱乐部仍然没有自己的队伍，是临时花钱买来充数的，连甲A冠军万达队也不例外。 1997年“小甲A”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甲A俱乐部大多有了自己的三线队伍。万达队还请来著名教练李应发出任主教练。唯一例外的是前卫寰岛队俱乐部，他们的三线队是由海南省一支体校队客串的，5场比赛输球达3O多个，和其他队相比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以大充孝弄虚作假是三线队比赛中的顽症，而监督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监督手段是骨龄检查，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赛前拍X光后不立即公布结果，而是先让球员参加比赛，然后才公布结果。虽然这样做使万达队3名队员受罚，但受到处理仅是将其成绩降到第11位。更滑稽的是，超龄队的主教练李应发却成了最佳教练。因为处罚较轻，超龄情况并不止万达一家。一些带队参赛的教练就戏称：许多球员的肌肉发达程度远超过了其年龄，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站在世纪门槛的这一代年轻的足球人，是跨世纪的一代，他们身上肩负着的是中国足球的21世纪。我们将怎样塑造我们跨世纪人才呢？ 当我们轰轰烈烈地将足球改革推开的时候，偶尔回首一望却发现青少年培养成了“三不管”地带。 旧有体制虽然不好，但至少保证了后备人才的紧密衔接，至少有人管。好在“三不管”状况没有持续太久时间。 一大批民办足球学校、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了。其中北京市最活跃，在足球运动发展较好的大连、上海、沈阳、成都等，足球学样为数也不少。 以北京市足校、足球俱乐部发展状况为例就可以对此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995年，在北京市足协注册的各类俱乐部共有七、八个。 到1996年上升为12个，其中业余俱乐部是以传统的业余体校与运动学校的形式存在的。 到了1997年，各类俱乐部一下子增加到45个，其中大部分都是社会力量兴办的。打破了传统的只是国家兴办体校和运动学校的格局。 1998年年略有下降，业余俱乐部为36个。运动学校有中国足校北京分校、龙力足球学校、第三体校等三个。另外有8个区业余体校。 这么多的体校、足球俱乐部出现的原动力是职业联赛激发了人们从事足球运动的兴趣和愿望，其中很多人将自己的择业方向定位在足球上，原有的训练体制已无法满足孩子们日益增长的踢球需要。 从办学者的身份上来看，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企业的老板、原职业队的教练或退役队员、企业和体委联办。这三类人办的足球学校和俱乐部又不相同，企业老板有较雄厚的资金，大多规模较大，有的还建起三集中足球学校，不但管教踢球，而且可发中学文凭；原职业队教练和退役球员办的业余俱乐部，规模小一些，但也有例外，如高丰文足球学校；企业和体委联办的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大多借助企业的资金优势和体校队员优势，以原来业余体校现有队伍为基础筹建新的俱乐部。 不可否认，社会办学确实有许多进步作用：改变了仅靠国家拨款培养青少年后备力量的单一渠道；充分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场地资源；吸引了更多的孩子投身足球运动，既可以普及足球运动，又可以为选拔专业人才开辟渠道。 但是，社会办俱乐部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甚至被送上了法庭。 收费过高是学生和家长的普遍反映的问题。 巴西球王贝利说，有钱的孩子是踢不好球的。 足球学校的看法和贝利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职业足球运动之所以取得高收入，与其初期的高投入有必然的关系。 在实现职业化之前，培养球员的高投入完全由国家负担了，而如今，这笔钱绝大部分不可避免地要由家长负担。 办足校的商人亦有难言之隐：在商言商，足校是民办性质，开销很大，仅场地租用一项的支出就够大的，加上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学校只能出现“贵族化”倾向了。 招收无章法、教学无保证是足校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仍然是在商言商，面对越来越多的足球学校和足球俱乐部，市场越来越校为了能够尽量抢占市场多招学员，足校和俱乐部往往不能严格把关，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 既然足球学校是“学校”，那么就应该有一套比较完善、比较系统的招生规则，确立本校的录取分数线。然而，除了个别学校实行考试、体测外，绝大多数学校只是走过场而已，基本上是很简单地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有的则在招生广告中开诚布公、直言不讳：“身体健康者均可”。有的手续简单，连学生面都不用见，来个电话，就可获得入学通知单。 须知，足球是一项对抗性强、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淘汰率较高的运动。这要求运动员除了后天环境、营养、训练以外，还具备一定的先天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有的孩子即使再努力，也无法走上职业运动员道路。缺乏专业知识的家长和学生在职业足球滚滚而来的名与利的驱使下，往往很难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使有所意识，他们的足球知识也无法帮助他们作出判断。 而作为专业的足球学校，为了确保自己学生的质量，也为了不误人子弟，应该使招生正规化、系统化、严格化。这是一种对孩子负责同时也对自己办学质量负责的态度。 而且足球俱乐部的生命力并不都是那么旺盛，时常会有停办的情况发生。如果一般性普及俱乐部解体后，球员可以转到其他俱乐部，这影响并不大。比较麻烦的是三集中的足球学校和俱乐部。这类足球学校一般收费较高，有的还要求学员将学籍自普通学较转入。而参加这类足球训练的学员，大多数今后是以从事职业足球为目的。因此，这类学校解体会给学员带来巨大损失，耽误的不仅是学员前程，有的孩子的学籍都没有了。 这类学校的审批，主管部门应该采取审慎态度，教育部和体育总局都应当加强领导和监督。 足球学校的办学水平令人不无忧虑。中国教练水平不高是众所周知的，教练中佼佼者都在甲A甲B中大显身手，来办学的要么是只有实践而无理论的退役运动员，要么是有理论而无优秀球员体验的体育教师。如果没有优秀的指导教员、那么教学的质量是无法保障的。 而大多足球学校除了在专业课上有欠缺外，文化课的欠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鉴于民办足校存在的一些问题，各级政府已经介入，有的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审批、注册和管理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足校、足校俱乐部的数量有所下降的原因。 而且，很明显，单靠来自民间办学渠道来推动中国足球跨入21世纪无异于用小手工业作坊与大机器生产相对抗。在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问题上，每一国足协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欧洲足坛，青少年球员的训练差不多都是由各家俱乐部组织实施，英国也不例外。在8O年代以前，英国各足球俱乐部都各自拥有一套特别的训练方法，去培养他们认为有前途的球员。今天欧洲各国差不多还沿袭这种青训模式，但素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却早已另辟蹊径了。 1983年英国三大足球机构（英国足球总会、英国球员联合会和英国联赛委员会），在本国政府资助下推出一项新的青训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统一各俱乐部标准不一的训练计划，促使各俱乐部对青训工作的重视。 英国足球圈的有识之士敏锐地指出：沿袭数十年的青训体制，由于各俱乐部对青年球员采取不同的训练方法，导致青年球员的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青训工作成效甚微。历经10年的研究与探索，他们推出一套适合各俱乐部实际操作的新青训计划，对青年球员进行统一的系统化训练。 为了保证青少年训练能够成功，不至于半途而废，英国足协设计了一整套系统的青少年训练大纲。这对于以胜取人的职业足球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无论俱乐部领导还是教练都常常处于不断更迭之中，有了这套大纲，即使俱乐部管理层有所变动，也不会使整个计划搁浅。 英国三大足球机构联合会联合资助了一个独立的教育团体——球员教育及训练中心。政府的劳工部每年给与球员教育训练中心一定的经费，然后再由该中心按实际需要分配给各俱乐部。一般每年该中心都对青训工作投资375万英镑的经费。各俱乐部本身也必须负担41％的费用。 该工程实施以来，已经为英国足坛培养了以舒亚纳、福勒、萨顿等人为代表的1000名优秀青年球员。它尤其受到了那些经济实力不太强的俱乐部的欢迎，他们可以得到优秀的青年选手来补充自己的力量。至少，把这些新秀卖掉，可以赚一笔钱。 英国足总学校是英国青训计划的一个成功之处。它是一个两年“全职”的训练计划，16～18岁的优秀球员可以对它提出申请。 足总学校是球星的摇篮。他的负责人索克斯说：“足总学校的教练绝对是一流的，他们都有一种特殊的献身精神和敬业精神。这些教练明白他们是为英国足球的永恒利益工作，没有人会去计较个人得失。”如今活跃在英超联赛的天才少年差不多个个都是英国足总学校的出品。科学化的系训练，一流的师资和完善的教育系统使英国青训工作这一人才流水线成效显著。 对小球员要求严格是英国足球的一项传统，足总学校自然也不例外。它的宗旨是：不栽培不学无术的孩子，要保证每一个球员退役后仍可拥有一张学位证书赖以为生。因此它规定：首先，学员一定要完成某一程度的学业才能提出入校申请。这是为保证青少年进行专业训练前不致影响他的学业。其次，入校后的学生不集中住宿，离家较近的孩子回家，离家远的孩子被安排到一些愿意接纳他们的家庭中。这种做法是阿贾克斯俱乐部的翻版。他们认为，年轻孩子们不应生活在封闭环境里，足球也不就应该是他们人生的唯一内容。他们应该从家庭和社会中学到更多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终生受益。正因为这样，足总学校培养出来的球员具有相当的文化素质和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成长的道路上，来自足总学校的学员饱尝竞争的辛酸和苦涩。因此他们往往能够变压力为动力，舒亚纳是他们中的最好代表。他曾经摆脱来自费迪南和阿特金森的阴影走到阳光下，一跃成为英国队的第一前锋。欧文也是足总学校的学生，他14岁入校，经过近4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足球水平大有长进，身体素质和心量承受能力都得到了极好的锻炼，17岁便入选利物浦青年队，又从青年队中脱颖而出进入成年队。 系统化训练和内部激烈竞争使脱颖而出的青年球员素质过人，也使意气风发的英雄少年层出不穷，这也是英国足球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原因。 在分布英格兰全国的足球俱乐部里，约有140个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1 余名8～16岁的青少年参加足球训练。 中国职业联赛以来，大连万达队可以说是最风光无限的队伍。 大连匡正了几年来的一个偏颇：何必搞普及，何必搞少儿足球，只要有钱，好球员全买过来就是了。因为此路不通。 前卫寰岛队的队员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以金钱为纽带联系在一起，队员虽然是好队员，但球队始终不是好球队。 队员们从四面八方来淘金，虽然最具有职业足球气息，但缺乏集体荣誉感以及“乡土观念”。这样的队伍容易散。前卫俱乐部的人都说，前卫队是很奇怪的，比赛打顺了就势如破竹：但稍挫折，就会一盘散沙，溃不成军。 在一个缺乏足球基础的地方，仅靠金钱是不可能创造奇迹的。 国际足联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对足球事业发展、足球水平的提高产生决定影响的因素的是足球传统。欧洲职业足球的辉煌，正是建立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 仅仅在几年前，广东还在为广东有四支甲A球队而沾沾自喜。而如今，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探讨“南粤兵团溃败的原因”。 足球俱乐部的竞争在一定程度就是后备力量的竞争。足球俱乐部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广东球队早在1995年就面临着问题，广东拥有四支甲A球队，可这四支甲A球队二、三线青年少年球队能否占到全国甲A球队的三分之一？ 近几年来，广东足球一直都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人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广东足球的悲哀。 后备力量不足当然有俱乐部的责任，但职业联赛也只开展了几年，把责任完全推给俱乐部也是不公平的。俱乐部需要优良的外部环境，行政机关的力量在青少年培养方面是不可缺少的。 在新的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之前，广东的俱乐部仍然只能依赖于旧有体校培养输送人才。但是当体校的教练们发现，他们的职业队同行都已腰缠万贯，而自己却仅仅靠可怜的工资维持生活时，他们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广州，体校教练在外兼职是很平常的事情，受损失的当然是他们的体校学生。 以盛产国脚而闻名全国的梅县近年来无声无息，经济发展的滞后阻碍了足球的发展，当年广东足球最大的人才供应基地几乎无人才可供。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另一个国脚基地——大连还有一线生机。 大连人有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足球空气，男孩子能踢球是英雄的象征。 而青少年的成长是需要一个好的环境的。 大连之所以建国几十年人才辈，除了足球传统悠久、球员先天素质良好以外，大连市政府、体委、各单位为此作出的努力也同样是不容抹煞的。大连踢球的孩子很多，而引导他们、组织他们、培养他们仅仅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最负盛名的东北路小学多年来为国家队、辽宁队、大连队输送了150多名人才，盖增圣、盖增君、贾秀全、王涛等都是该校的学生。因此东北路小学被誉为“足球健将的沃土”、“足球明星的摇篮”。 大连足球一花独秀绝不是偶然现象。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下大力气实施。 首先，要着重于提高足球普及水平，会员协会、职业俱乐部和学校部门必须同步工作。足球运动员不可能单兵作战，独自成才。一支成长中的球队，每年需要进行不少于40——50场的正式经比赛。这样球队就应该存在于一个不少于十几支球队的大环境中。足球运动员的成才模式是星团式的，培养优秀足球运动员，需要规模经营。 我们也看到，足球人才培养是一个大有潜力可挖的市场，国外很多的半职业、业余俱乐部都以培养和出售年轻运动员来“维持生计”，这在客观上培养了大批年轻球员。而职业俱乐部进行梯队建设既可以充实自己的一线球队，又可以以出售球员壮大自己财力，因此干劲十足。虽然受博斯曼法的冲击，球员转会不再受高额转会费的限制，但鉴于中国足球现状，仍可在青少年球员转会时支付给培养俱乐部以培养费，使之有利可图。 在利益的驱动下，使更多的人投身到青少年足球事业中去。 其次要大力提高教练员水平。教练员历来是说也说不完的话题。中国教练水平低下中国足球久居低谷，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青少年时期正是成长的最关键阶段，而青少年足球教练却是中国足球的薄弱环节。很多运动员都是退役以后直接去教小孩儿，能传授给学生们的只是当年自己从教练那儿学来的东西，导致了中国足球的“近亲繁殖”。中国青少年足球教练都应接受专门的培训，时间或长或短，但至少要掌握基本的足球教学训练与比赛组织的方法。 有人将中国青少年足球称为中国足球的“希望工程”，听起来令人一震。 1995年，足协对女足和青少年足球投入42O万元。1996年，上升为64O万元。 这个数字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也不是没有钱，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有那么多有实力的商家竞价购买中央电视台黄金段位的广告播放权，却只有一个健力宝公司资助中国青少年队留学巴西。后者花费不比前者多，广告效应决不经前者差。更何况，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是功在千秋的义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足球的百年大计应以青少年为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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