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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蒋介石的国际后台老板。多年来，美国给予蒋介石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美国更是从全球战略利益考虑，把蒋介石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尾声，美国的对华政策却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人开始试图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局势是清楚的，他们可不愿将政治和经济资本投入到蒋介石政权这艘“沉船”上，美国人要同他拉开距离，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 1．美国人失望了 对日战争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对峙状态，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世界也由此也构成两极对立的格局。而在中国，共产党接近苏联，国民党接近美国。那么美国在中国利益的具体维护者，便当然地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则成为美国利益的具体执行者。 正是基于国际两极对立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有一大批支持蒋介石的人。其中许多人后来被认为是些“利用中国问题来到达个人目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在国会中，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唐协罗不停地为蒋介石摇唇鼓舌。参议员布利特曾经建议，在今后的三年内，美国对中国经济投资十亿美元以上，派军事、文化顾问前去监督改革，并要派麦克阿瑟将军到中国充任“总统的个人代表”，以实行一项“防止苏联征服中国的计划”。布利特一本正经地警告说： 如果中国落入斯大林之手，那么整个亚洲，包括日本，都会或迟或早落入他的手心，亚洲的人力和资源将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在中国独立之后，不出一代人时间，美国的独立也将丧失。 蒋介石有了美国这个强大后盾，本该有所作为。美国人纳闷，蒋介石从美国手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元和先进武器，为什么还不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最后，他们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他们用金钱催生出了一群寄生虫。美国确信如果要挽救国民党，避免其被共产党击败，必须将以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1948年4月，美国支持的李宗仁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在美国，支持李宗仁、指责蒋介石政府腐化堕落的主要是执政的杜鲁门政府。杜鲁门在1945年因总统罗斯福逝世，以副总统接任总统职位，三年来几乎处处和蒋介石作对，很多事情不让蒋如愿。1948年在美国也是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大为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不能摆脱不利的局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杜鲁门。 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前处境不利的形势使蒋介石看到了希望。共和党人杜威在反共上虽然不像后来的麦卡锡那样歇斯底里，但也是非常坚决的，不像杜鲁门那样有缓和余地。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像杜鲁门那样设法赶他下台，反而会坚决支持，杜鲁门控制很紧的对蒋介石的“有限援助”政策就会结束，大批美援会源源而来。再加上看到杜威胜利在望，蒋介石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他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为杜威拉选票。 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带四百万美元，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名义，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蒋介石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的注意，他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吩咐。”可是，蒋介石终于打错了算盘，在大选举行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杜鲁门神话般地扭转了局势。1948年11月7日，杜鲁门在美国大选中击败杜威，当选总统。这时，杜鲁门政府已十分确切地知道：蒋介石政府已经完蛋，必须在中国寻找机会的同时，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并避免撞死在一条路或一个国家上。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蒋介石在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时候，不太赏识他的盟友杜鲁门继续执政，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厚着脸皮请求杜鲁门援助。 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信杜鲁门，要求杜鲁门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利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竟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杜鲁门在彬彬有礼地回答蒋介石的一些问题后，这样写道： 阁下当已注意到，我在1948年3月11日之公开声明。我在该声明中谓，美国与中国政府维持友好关系，并力求援助被承认的中国政府维持和平。我又谓我不希望中国政府中有共产党参加。马歇尔国务卿于1948年3月10日公开声明，共产党现在公开反叛中国政府，容纳共产党于政府内是一件应由中国政府决定之问题，不应由美国政府命令。我相信这些声明与美国政府根据1948年援华法援助中国政府之行动，已明白表示美国政府之态度。 杜鲁门还婉言拒绝了蒋介石要求派遣一高级军官与蒋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的建议，只是提出，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可常备咨询。 杜鲁门在给蒋介石回信的末尾像传道士宣讲福音书一样表示： 阁下当了解美国政府在全世界支持和平民主运动 之愿望。此种愿望使美国政府对许多国家促进健全经 济与稳定之情况的努力给予援助，如无此种健全经济 与稳定情况，则世界人民不能期望和平，而民主原则亦 不能滋长。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形式之援助实 具有这种希望。我对中国政府与人民此时所面临之困 难深表同情。 蒋介石接到杜鲁门的回信后，深感世态炎凉，他一心视为靠山的美国政府现在已不再是那样肝胆相照，意气相投了。尽管他在写给杜鲁门的信中哀号：“华中之共产党军队现在已到达沪宁甚近之地区。如果我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将失去民主。”杜鲁门也没有表现出蒋所期待的扶助“民主”的热情，只是泛泛地给予安慰和同情。 1948年底，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美的反应也是冷淡的。 宋美龄在接受蒋介石让她向美国佬陈情的任务后，于1948年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 马歇尔的回答如当头一瓢冷水，令第一夫人凉透了心。马歇尔说：“我代表鄙国政府并以个人名义至诚欢迎夫人的来访，但鉴于目前之时局，我们十分愿意你以私人资格访问。” 11月28日，宋美龄启程飞美。在华盛顿机场，宋美龄受到隆重的欢迎，一些亲蒋的国会议员在蒋介石政权危急存亡之秋，对蒋夫人表示了无限之同情。12月3日，宋美龄晤见了马歇尔，10日又同杜鲁门见了面。宋美龄按蒋介石旨意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援华计划：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的反共宣言；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十亿美元。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管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予理睬。美方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之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49年后，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更加明显地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 2．与“沉船”拉开距离 1949年1月3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就中国问题进行了汇报。 马歇尔问：“中国总统蒋介石在元旦发表了公开申明，不知阁下对此如何看待？” 司徒雷登答道：“我非常乐意向阁下汇报情况并对蒋委员长的新年文告加以评述。我对文告最初反应良好。它庄重而又调和，对共产党的辱骂之辞也明显减少。蒋以惯用的方式检讨了自己对民族困苦的责任，并表示个人的进退得失绝不有悖于新的民主精神。” 马歇尔听到此番话，沉默片刻后说道：“您认为文告发表后，中共会采取某种缓和姿态吗？也就是说，该文告会达到其意图吗？” 司徒雷登不假思索地答道：“不，从目前看，这仅仅是一厢情愿，中共的毛在元旦发表了意见相反的讲话。从蒋的文告方面讲，也暴露了不幸的缺陷。蒋的文告表现出一股傲慢的宽容，以一种掌权者的自负不凡的口气与反叛者交谈。从而忽视了残酷的现实：军队战斗力土崩瓦解，金融制度的最终失败，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愿望，以及本人下野的必然性。” 马歇尔随即问道：“蒋也许在采取实际步骤进行和谈吧？” 司徒雷登只得据实相告：“事实是令人失望的，蒋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作出让步，但实际上毫无表现。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他还决定让副总统行使全权，自由地采取任何能造福于民的新政策，但显然由于蒋固步自封，由于蒋被共产党的战犯名单所恼怒，由于宋子文及其他强硬派的影响，他又收回了起初的决定。蒋的文告看来是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妥协的结果，他的五项条件每一项都代表了这些派系的态度。而蒋对这些派系的协调又必然加剧内部分歧。” 司徒雷登的汇报是早就拟好草案的，字斟句酌。他后面这一段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未来走向的估计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共产党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态度强硬，毫不 让步。在步步取胜的形势鼓舞下，他们企图完成彻底 消灭国民党凶恶势力（如陈立夫）的任务。而陈立夫的 支持者们现在则在考虑如何应付共产党。至于说，共 产党是想消除国民党的现存领导和组织结构，还是根 除他们掌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这尚有待事态发展。 但看起来，由于国民党自身的缺陷，它必将让位于富有 生气的共产党意志。一旦共产党铲除了这股势力，他 们将计划组成某种形式广泛的联合政权，并与某些边 远地区政治上的反对派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无论如 何，新年伊始，一个新运动已经展开，并将是结束全国 军事冲突的开始。预计蒋委员长试图在必要时撤往台 湾，在那里建立其抵抗基地。 国务卿马歇尔在听完司徒雷登的汇报后，马上同总统杜鲁门进行了磋商。现在，美国当局的决策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的失败已属必然，蒋政权已腐朽不堪，继续把自己绑在蒋的战车上，等于自陷“烂泥坑”。 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在大使馆内收听到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评论题目是《评战犯求和》。解放军女播音员抑扬顿挫，富于感情的铿锵之声使美国大使感到蒋介石政权的末日正在逼近。司徒雷登在日记里表达了他的心情。 1月8日，美国大使馆迎来一位身负特殊使命的客人，他就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司徒雷登按外交惯例给予热情接待。 寒暄过后，吴铁城满脸严肃地说道：“鄙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严重危机，蒋总统元旦文告发表后，全国人民普遍支持蒋总统所宣布的恢复和谈的决心。他们在许多电信和公开宣言中，表示他们立即拥护和平解决政府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争执问题。” 政治舞台向来都是凭实力说话，谁有实力，谁的主张就响亮，司徒雷登当然清楚这一点。身陷绝境的蒋介石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这个论断和提法已经无法欺瞒对蒋政权有多年观察经验的驻华大使了。出于礼貌，司徒雷登还是点了点了头，并说道：“我们也热烈希望贵国政府与共产党能结束冲突。” 吴铁城吩咐随身秘书拿出一份黑色的文件匣，他很恭敬地用双手递给司徒雷登说：“这是鄙国政府请求贵国政府‘调解’的备忘录，请大使先生早日递交贵国总统及国会。” 司徒雷登接过备忘录，仔细地浏览了一遍，只见其中写道： 美国政府过去曾经多次表示它对中国情形的友谊 的关怀，而且曾与中国政府合作以增进国际和平。中 国政府愿意向美国政府保证其与中共和平解决的真诚 愿望，并特别希望借此获悉美国政府对此项问题的态 度。中国政府将欢迎美国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 复的任何建议。中国政府更表示它已准备通过可能的 美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以求达到上述 目的。 司徒雷登看过之后，表示他会立即电报总统及国会。吴铁城补充道：“今天之内，我会把相同的照会送往法国、苏联和英国大使馆，希望贵国政府早日见复。” 1月12日，杜鲁门政府以下列备忘录答复蒋介石的调解请求： 美国政府已接获中国外交部长于1949年1月8日致驻南京美国大使的备忘录，并已从长加以考虑。 备忘录中说明中国政府十分渴望中国国内的局势，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世界和平进展的障碍。备忘录并说明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曾立即采取步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但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杜鲁门政府这份拒绝充当调解人的备忘录对蒋介石来说，是美蒋关系上令人难忘的一页。在蒋介石途穷日暮，四处求援的时刻，这份备忘录等于扇了蒋介石一个耳光。杜鲁门的理由非常充分，言外之意是对你蒋介石，我们帮得太多了，如今，我们已帮不了忙了。 美国政府拒绝调解，英法自然紧随其后。蒋介石求援之举在西方后台老板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益之反响。据说，蒋介石在听侍从念完此备忘录后，狠狠推倒了面前桌子上的水杯，骂了一句：“娘希匹！” 1月15日，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信中说：“政府（指南京政府）从南京迁移的准备工作已日渐明朗化。虽然隐瞒这种庞大的迁移工作较为困难，但政府仍决定秘而不宣。” 蒋介石要迁都，美国人跟着走吗？ 不。司徒雷登在信中表明主张： ……我们极可能被请求转移。可以认为，目前迁都计划的采纳和实施，会使国民党有时间在南方建立政府，继续行使全权，因而它极有理由要求我们随之迁移。我们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随时报告这方面的信息，并汇报有关的形势发展和我们的观点。在国务院尚无指示或指示尚未到达之前，我们将根据先前的指示留驻南京。 1月20日，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次日，蒋介石“引退”。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取得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全国的胜利也指日可待。艾奇逊的对华政策成了引人瞩目的焦点。 艾奇逊认为美蒋关系的核心在于要不要继续出钱出枪支持蒋政权。他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令蒋介石伤心的大举动。 1月24日，艾奇逊指令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就是否颁发《1948年援华法案》项下剩余军需品出口许可证提出意见。 1月26日，巴大维复电，建议暂停启运，待中国军事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后再作决定。巴大维将军抱怨援蒋的物资被大量的贪污、侵占，而运到前线，则等于送到了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共产党手里。巴大维的意见显然符合艾奇逊内心的想法。 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的跳板”，因此“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转而传遍欧洲、亚洲舆论界，人们谓之“等待尘埃落定”说。杜鲁门政府现在已经不需遮掩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绝望，艾奇逊的谈话是公开表明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这一政策认为，中国的发展显然正在进入一个变动极大和极其混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就未来对华政策制订出任何“僵硬的计划”，而只能提出近期内一个大概的政策方向，以“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这一指导思想的逻辑上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采取所谓“观望”、“等待”的态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心甘情愿地接受战后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老老实实地把干涉之手从中国缩回去。所谓“等待”、“观望”，并非置身事外，而是继续执行其原来对华政策前提下的等待，这就决定了美国在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交道时不会有多少“行动自由”。同时，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态势规定了杜鲁门政府不可能坐待“尘埃落定”，而必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在不扩大卷入中国内战的前提下，阻止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行动自由”只不过是要保持反共的“自由”罢了，也就是说，美国不愿意在蒋介石这棵树上吊死，而要寻找更有效的“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手段。这正是美国和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的动机，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要不要继续执行1948年《援华法案》，艾奇逊在会上坚决主张停止向蒋介石政权运送剩余军需品，但此主张遭到国会方面反对。经过再三考虑，杜鲁门最后拍板，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 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杜鲁门决定的拖延启运政策。3月4日，艾奇逊通知司徒雷登，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华南的运输船只已经暂停，已载货的运输船大部分被推迟到两周以后才允许启航。“拖延启运”政策的实施，使国民党政权得不到所期望的迅速而大量的援助，这对于视美援为救命稻草的国民党集团，在实际上和心理上都构成了沉重的打击。 2月5日，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时，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大使留在南京，理由是：从东北到长江流域的大片中国国土即将归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而美国在华利益及商人大部分在这一地区，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必须有正式代表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并认为司徒雷登作为正式代表最为合适。此外，如果整个使馆迁往广州，将被解释为对国民党支持到底，因而也就得继续给予援助，这是不合适的。 后来，毛泽东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称之为“开设新店，捞一把。” 1949年8月5日，美国为了向世界交待在中国的失败，抛出《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为发表白皮书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这些文件对中国发生的事，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它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极端仇视，另一方面企图逃脱助蒋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责，并阴谋继续利用所谓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破坏中国革命。同时，文件也细细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化、专制和昏庸，指出国民党的失败实乃咎由自取，而非美国支持不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邀请部分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组赞成，一组反对。由于公众舆论莫衷一是，美国国务院无法做出决定。最后国务卿艾奇逊决定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袖手静观政策。 国民党撤往台湾后，杜鲁门继续采取放任中共进攻，或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灭的政策。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 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搞复职，美国目睹李、蒋之争，仍执行保李倒蒋的政策。 尽管美蒋在反共反苏这一政治上存在重大共同利益，但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美国不得不考虑调整他扶蒋反共的政策。从1949年年初开始，美国政府基本上开始实行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政策。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话说，1949年初美蒋关系开始“走向最低点”。蒋介石政权在美国当政者眼中只是一艘“沉船”，美国人要同它拉开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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