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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不会束手待毙，他在积极活动，寻找反共盟友，先后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同时，蒋最大的反共靠山——美国，其“袖手”政策也是暂时的。随着美国国内各派系在对华政策上的争吵和斗争，杜鲁门政府渐趋右倾，蒋介石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1．出访菲律宾、南朝鲜 1949年7月至8月间，蒋介石先后访问了菲律宾、南朝鲜。他的这次出访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背景。 在蒋介石出访前，解放军已攻克南京，占领杭州，解放了京、沪、杭大片土地。蒋介石此时出访旨在建立国际反共联盟，争取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一些反共势力的支持。为此，他不断制造舆论，宣扬国民党所发动的内战是抵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侵略”。他呼吁国际反动势力在反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当时的菲律宾季里诺政府和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比国民党政府的处境虽然要好一些，但他们也同样遇到了国内共产党等进步力量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朝鲜一半以上的国土被解放，严重地威胁着李承晚的统治。蒋介石乘机鼓噪说：“彼之国势与处境与我正同”，“实有风雨同舟之感”，“彼此命运相关”，“我们共同的利益是反共”。 所以，季里诺、李承晚和蒋介石都主张结盟反共。他们通过频繁的外交活动，一致同意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反共国家之军事、政治、经济联盟，籍以抵抗共产主义之侵略”。当时由于菲律宾的形势稍许好一些，所以蒋介石、李承晚就怂恿季里诺出来领导，“主动组织太平洋联盟”。 蒋介石出访，组织反共联盟，也是为了拖住美国，以便得到更多的支持。蒋介石竭力配合菲、韩政府领导人活动，尽力拉美国参加和领导反共联盟。他们直言不讳，“联盟的目标是希望美国参加”。“组织太平洋联盟之海上行动，必须来自美国”。“美国之领导，可以形成一团结中心，由于经济与国力之限制，亚洲国家实力无力支持一真正有效之联盟”。因为只有美国有经济、军事实力，能为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等反共政权提供经济和军火援助，甚至派出武装部队直接参战。 基于上述目的，蒋介石不辞辛苦，亲自出马，走访当时菲律宾、南朝鲜的领导人。 1949年7月2日，蒋介石接到了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关于欢迎他访菲，“面商远东大局”的电报，非常高兴，经过几天准备后于7月11日带着一大批随员赴菲律宾访问。蒋介石就建立地区反共联盟等问题与季里诺进行了深人的会谈，随后发表了联合声明： 我们都认为中菲的关系应该强化，并且两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使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得以促进和更形密切。同时，对于远东国家协力求取充分发展，以保障他们的稳定与安全之迫切问题，也曾加通盘的磋商。鉴于他们在过去的未能密切合作，又鉴于今日共产党对他们的自由与独立严重威胁，我们深深感到他们有立刻团结为一个联盟的必要，联盟的目的便在团结与互助以遏止并反抗此同一共同所遭遇到的威胁。 并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呼吁：余等希望亚洲及太平洋其他各国终能起而响应此种同盟之最高目标。 蒋介石感到自己当时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脑，与菲律宾总统发表联合声明，有点不伦不类，因而另外又发表了一个个人的声明： 本人虽然是以私人的资格应李里诺总统的邀请到菲律宾来与他会商，但本人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将建议并要求中国政府对联盟加以充分的支持，并采取行动完成上述联合声明中所说明的协议。 使蒋介石感到十分高兴的是，菲律宾总统为他留了一条后路，当联合社记者向季里诺总统问及在菲律宾成立中国流亡政府一事时，季回答说：“如果蒋氏提出这一计划，我们势将不加拒绝，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拒绝庇护另一国家的政府。” 7月19日，蒋介石在广州接到南朝鲜李承晚总统邀请其访问南朝鲜的来电。蒋为了结盟反共，觉得“不能不有此一行”。8月6日，他带着一大批助手由定海抵南朝鲜访问。8月8日，跟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 吾人在韩国镇海会谈计两日，就亚洲各国或太平洋各国组织联盟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只有团结，始能确保。 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迫切。 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 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为此，吾人现正敦促季里诺总统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 蒋介石照例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对于本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点，一定全力予以支持。 蒋介石与李承晚为达到结盟反共的目的，联名致电菲律宾总统：现在谨请阁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召集联合声明中所建议举行的会议。季里诺还是比较积极的，他把在碧瑶召集预备会的事交给外交部长办理，自己则重点做美国的工作。其实，当蒋介石8月6日到达南朝鲜访问时，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美外交文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俗称白皮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蒋介石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而不是美国不支持。这给蒋介石组织反共联盟泼了一大盆冷水。蒋介石十分气恼。季里诺为使蒋介石不过于失望，而硬着头皮于8月赴美国访问，力劝美国参加，“敦促支持反共联盟”。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不予理睬。李承晚、季里诺也不再感兴趣，蒋介石只能听之任之，他努力想促成的反共联盟遂成为泡影。并且，季里诺、李承晚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他们见美国人不再理睬蒋介石后，也见风使舵，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及至1950年5月，季里诺竟放出口风，连以前做出的接受蒋介石流亡的承诺也推翻了。 2．美国要筑一道反共产党的墙 美国的弃蒋政策使蒋介石绝望到了极点，没有了美国的输血打气，何谈有东山再起之机。正当蒋介石在孤岛上默默祈祷上帝相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美国政策的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与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合作走向分裂，美苏关系逐渐恶化。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国际关系进人冷战时期，美苏互视对方为头号敌人，双方发生了激烈对抗，这种对抗在中国表现为苏联支持共产党，美国扶持国民党，国共互不相让。1949年蒋介石退台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一气之下，美国将失败的怒火发泄在了蒋介石身上，从而采取“袖手”政策。 此时，正值美国在国际上全面推行其“遏制”政策的时期，冷战的格局使华盛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战后不安全感”。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在制订其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对苏联因素的考虑往往成为美国决策层政策取舍的依据。而中国本身的内在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审议中，有时反倒退居其次位置。由此可知，美国不会真正退出中国事务。实质上，是否拉一把漂落孤岛的蒋介石，美国一直处于犹豫之中，因为，蒋介石的生死虽无关紧要，而台湾的“失陷”将直接关系到它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原来美国所奉行的政策，一直是基于维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以便使美国在亚洲能有一个亲美的中国作为其地缘依托的一部分。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尚稳，也就是说当中国还能留在美国势力范围的前提下，美国对台湾尚不留意，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还牢靠，那就说明台湾尚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友邦”手中，于美国的东亚战略态势无害。因此，美国也没必要介入台湾问题。而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已经失败，有消息表明共产党正“渗透”台湾，进而取代国民党在该岛的统治。那么，美国在亚洲势力范围内将要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中国大陆了，台湾也可能保不住。 一旦失去台湾，使台湾陷于“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政府之下，“对美国的安全将会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原因在于：一是如果在亚太发生战争，美国就无法接近中国大陆的战略要地，包括空军基地、海港和沿岸铁路集散站，所以，台湾具备潜在的价值，可作为美国的战时基地；二是一旦台湾失陷，苏联将控制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地区的航海线，甚至将控制区域“扩大到琉球和菲律宾”，这将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安全；三是当时日本的食物及其他补给主要靠台湾供给，如果切断这一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对美国的价值就会下降。基于以上种种考虑，“介入台湾”的问题就摆在了美国面前。 此时，苏联和新中国的结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 新中国一成立，就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与各国建交问题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不需经过谈判过程；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原则上是先谈判后建交，看看它们是否接受新中国的建交条件。 1949年10月2日，苏联率先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予以承认。随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了新中国。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此行的基本目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有极大利益，在致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在他看来，“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和磋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合作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标志着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新中国与美国和解的前景将更为暗淡。 事实上，在中苏关系接近的同时，中美关系则在不断恶化。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宣称：由于中共没有作出要承担其“国际义务”的保证，美国将不会对新中国予以承认，“国民政府”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6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继续给予国民党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在中苏谈判期间，美国国务院接连掀起了几次宣传攻势，力图低毁条约，破坏中苏结盟，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的一次演说中声称苏联正准备把中国北方的四个地区并入苏联。3月15日，他又重复类似的指责。 但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这类指责“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针对美国对中苏条约和协定的攻击，2月14日，在莫斯科的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表明了新中国所持的立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指导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这将使新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而且也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世界和平。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曾经千方百计，企图挑拨离间我们两国的友谊，现在这种无耻的企图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相信，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只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17日，毛泽东在发表离苏临时演说时更加明确地宣布：“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中央领导人所考虑的首要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便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新中国在与苏联接近的同时，决定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1949年10月24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被市公安局拘捕，罪名是殴打领事馆的一名中国雇员。11月21日，沃德被判处6个月徒刑，并于12月初被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1950年1月，北京军管会下令征用美国总领事馆内的美军兵营。中国方面认为，兵营的存在是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标志，决不能允许这些兵营继续为美国这样一个敌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国所控制，中国人民理应将它收回。美国国务院立即作出表示，这是北京对于其国际条约“义务”的严重违反，威胁如果中国征收领事区的任何一部分财产，美国政府将视此举为侵犯美国的权利，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只好关闭所有驻中国的官方机构并撤回全部美国外交人员。 然而，这种威胁丝毫也没有动摇新中国领导人的决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他们决不会向美国的任何压力和威胁屈服。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于1月13日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刘）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使馆全部撤走。”18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刘少奇，指出：“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 几年之后，毛泽东在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 1950年4月10日，美国向中国表示它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条约义务和西方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美国政府继续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要谈改进中美关系是不现实的，也是可笑的。到4月底，美国撤回其留驻中国的全部外交人员，双方不再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渠道，继续相互指责和攻击，关系日趋恶化，一个全面对抗的态势在事实上业已形成，而随之而来的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使得这种敌对更加尖锐化和持久化。 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同时，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发出了保台的阵阵鼓噪。军方中国防部长约翰逊、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等极力鼓动保台，国会中议员史密斯、诺兰、弗格森、塔夫脱及前总统胡佛则主张派遣美国海军“保卫”台湾，甚至海南岛，“在太平洋上筑起一道反对共产主义的墙”。 不仅如此，保台分子也对杜鲁门1950年1月5日的“弃蒋”声明施加了影响，从而为“介入台湾”埋下了伏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要求下，杜鲁门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句前加上了“现在”二字，并删去了原声明文本中的美国无意“使台湾脱离中国”这句话。布雷德利的理由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战争爆发时，美国则有可能要考虑使台湾脱离中国的问题，并有可能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艾奇逊在1月5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现在”这个词意味着“万一不幸我们在远东的部队遭到攻击，美国必须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卫它自己的安全”。显然，美国政府不干涉台湾问题的声明并不彻底，在措辞上已经为日后改变政策埋下伏笔；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杜鲁门政府做出“弃台”的决定是十分勉强的，是迫于形势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做出的，是各派斗争的结果。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为“划线”的讲话，明确划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链防线，即比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至菲律宾，其中并不包括台湾。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似乎已下定决心，决意与台湾诀别。其实，这仅是以艾奇逊为首的“弃蒋”派一时占了上风。 不用说，美国政府把台湾排除在防御圈之外的战略是很不合亲蒋势力口味的。杜鲁门的声明非但没有统一美国朝野的意见，平息反对派的攻击，反而激起了更高一浪的反对，成为攻击的新靶子。诺兰参议员指责政府在执行一种“宿命的”对台政策，要求对国务院远东司进行改组，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远东政策协调人。塔夫脱参议员指出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与在欧洲阻止共产主义的做法背道而驰的。 资深参议员范登堡也尖刻地抨击了《开罗宣言》。他说：“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在台湾的600万人民的最后命运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在开罗‘牧羊人’旅馆的阳台上永远地决定了。”史密斯认为艾奇逊在1月12日讲话中“错断”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因为艾奇逊把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归因于该政权自己的腐败，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的。而史密斯的看法是，中国是为俄国争夺过去的，国务院完全忽视了台湾的重要性。 麦卡锡参议员则声称帮助俄国“夺取’冲国的就是国务院内的一帮左翼分子。杜勒斯在1月底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对“防御圈战略”进行了攻击：“如果我们放弃了超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能力的所有目标，那意味着抛弃了1.8亿的人口；而与此同时，这些人就会招致长期并公开反对我们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包围。”还有许多参议员对杜鲁门事先未与参院外交委员会磋商就决定了对台政策表示强烈不满。 虽然艾奇逊的对台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美国公众的赞同，民意测验表明，50％以上的人反对进一步援助国民党，但国会内的“中国帮”和军方交相呼应，继续敦促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毫无疑问，这给杜鲁门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其对台政策的决策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势。为了寻求对外政策的“两党一致”，杜鲁门和艾奇逊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新姿态。1950年3月，艾奇逊任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库柏为顾问，负责协调欧洲事务；4月，又任命杜勒斯为国务院顾问，负责协调远东事务，并由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腊斯克接替巴特沃斯之职，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同时还同意将《1948年援华法》的有效期从1949年延长至1950年6月。 但是，杜鲁门政府的让步丝毫也没有缓解反对派的压力。史密斯在1950年4月底把他的女婿和一位助手派到台湾，并指示他们定期向他提供报告。无一例外，这些报告都是要求美国政府承担起“保卫”台湾的“义务”的。史密斯将这些报告广泛分发于国务院、国会和五角大楼。诺兰于5月份致函国防部长约翰逊，声称鉴于中共已同苏联结盟，并没收了美国使馆的财产，与当初杜鲁门发表声明时相比，此时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因而有必要重新考虑政府的对台政策。 与国会中亲蒋势力相呼应，美国军方继续坚持要求援助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1950年1月20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建议从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中拨出3000万以援助台湾。6月9日，约翰逊主张“美国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持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即使这需要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提供援助也在所不惜。” 在军中亲台派中颇有影响的麦克阿瑟于1950年6月份声称：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发生战事，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留在“友好”或“中立”的政权手中。他说： 一旦美苏爆发战争，台湾对于共产党来说就相当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站，其位置对于苏联完成其战略十分理想，同时也可以把美国远东部队在（西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反攻能力彻底消灭。 麦克阿瑟声称，倘若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受到严重破坏，等于给了苏联相当于数十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美国的“防线”就可能被迫退至夏威夷和它的西海岸。麦克阿瑟竟然认为，虽然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同意把台湾归还中国，但目前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的归属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他还说，“台湾的最终命运无疑取决于美国”，并主张采取断然措施在此“划线”，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 麦克阿瑟要求美国政府“授权他立即就防止共产党占领台湾所必需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调查，并把此结果作为美国制订对台政策的基础，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对于麦克阿瑟的这番鼓噪，约翰逊深为赞同。他在6月中旬赴东京访问并与麦克阿瑟会晤期间，就表示要向白宫施加压力，以改变其现行的对台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已开始煞费苦心在拟定“保卫”台湾和把它作为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的紧急计划。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结盟，再加上美国国内保台势力的横行，使得杜鲁门政府的对台政策逐渐向右转，甚至连坚决主张弃蒋的国务卿艾奇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6月初，当约翰逊向艾奇逊询问关于1月5日杜鲁门总统的讲话是否意味着停止以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剩余款项向台湾供应军火时，艾奇逊回复说：“这1.25亿美元余款中尚存在海、陆、空军各部的部分是确定地、绝无变更地归国民党政府使用”，对国民党政府用这笔款购买军火也不要定出截止日期，可以一直到用完1.25亿美元为止。而且，艾奇逊还告诉英国人他们正在考虑台湾问题，不再坚持奉行弃蒋政策，而是努力防止国民党集团的“马上消失”。 正当逃台的蒋介石对前途恐慌到了极点，“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的时候，因为反共的需要，美国对台政策已发生了变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杜鲁门政府重新卷入中国事务，从而也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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