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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时期，国民党内矛盾重重，派系林立，许多人对蒋介石阳奉阴违，口口声声是他的“革命同志”，是忠诚的部属，实际上却是他对手，是他的“内部敌人”。到台湾后，蒋介石深知，要使国民党继续存在下去，必须消除异己，彻底打垮老对手。而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手，当数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何应钦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 1．李宗仁落叶终归根 蒋介石隔着太平洋罢免了李宗仁的代总统职务，复职视事后，李宗仁单枪匹马留在美国，离开了国民党的生存土壤，实质上已不构成对蒋的威胁。但是，在此有必要对蒋介石的这个党内死对头做一个交待。 李宗仁和蒋介石隔着太平洋争吵平息后，在新泽西买了一幢房子定居下来，每日靠读书看报打发日子，这种生活对习惯于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人来说，很是寂寞难耐。有趣地是，和李宗仁比邻而居的是俄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最后统治者克伦斯基，克氏十月革命后流亡到美国。上帝把被中俄两国人民赶跑的“白俄”和“白华”安排到了一起。不过两人无缘，对面相逢不相识，始终没有交往。否则，倒是可以交流交流两人失败的经验。 李宗仁在美国时刻关注着大陆的变化，对共产党的治国之术深为叹服。1955年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和平解决台湾的建议，李宗仁得知后极为振奋，遂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认为解决台湾之道不过甲、乙两方案：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之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李宗仁在建议中对蒋推心置腹劝言： 我想蒋先生已逾70高龄，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李宗仁的建议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台岛炸响，有人骂他为“共匪张目”，有人说他“年岁高而糊涂了”。周恩来则说这是李宗仁政治立场的一个重大转变。 1956年4月，李宗仁的挚友程思远秘密从香港回到大陆，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并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程思远回港后写信对李宗仁谈了大陆之行的经历和感受，并亲自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给他的长信，劝李打消顾虑回到祖国。因此，李宗仁更动了思乡之情。 1963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李宗仁接受《欧洲人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访问，谈及中印边界和台湾问题，他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挑起边界冲突是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关于蒋介石，“我只能引用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们都是失败者。许多年来，蒋一直在领导台湾政府，但他的常识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不会总结经验教训，每年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光复大陆’，这完全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桩事。……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李宗仁心向祖国，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64年中法建交，李宗仁深感兴奋，遂于2月22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应紧跟法国政府调整中美关系。此信一出，台湾当局又紧张起来，只好抬出李的老伙计白崇禧来回击他。在沉重的压力下，3月18日，白崇禧从台北致电李宗仁，云：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闻报，法国与中共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中共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中共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白崇禧的老朋友程思远对白的电报评论道：“反共复国的滥调，不值识者一晒，白崇禧发此违衷之言，当为明眼人所共谅。” 在中共的帮助和程思远的疏通下，李宗仁下决心回国。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摆脱了美国和台湾特务的跟踪，辗转瑞士、巴基斯坦后终于回到北京，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原国民党将领的热烈欢迎。李宗仁激动万分，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当众宣读了他的《归国声明》： 首先我所欲言者，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一身， 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 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 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 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 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 内，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 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 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 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 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 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我尤欲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者，多年以来， 美国必欲据台湾为己者，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台 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美国霸占。…… 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 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 为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宗仁回国，震动了全世界，各方纷纷向台湾当局证实，均被一一否认。下面引纽约合众社16日电：“中华民国人士昨日否认外传前副总统李宗仁在美国长住后将返中国大陆的消息。他们说，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并前往瑞士苏黎世市。同行的李夫人，曾由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他们又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黎世。该方面人士强调称，李氏打算于他的太太痊愈后，返回纽约。”但是，李宗仁再也不会回纽约了，因为纽约不是他的家。 李宗仁回国2个月后举行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有记者问及台湾问题，李宗仁回答：“蒋先生目前处境很尴尬，深望蒋先生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当记者问李宗仁是否愿意去台湾时？他说：“我同蒋先生尽管在几十年中意见相左，但并无私人仇恨。如果蒋先生确有诚意解决这个内政问题，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有记者问李宗仁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李回答：“我是爱国主义者。” 李宗仁回归祖国后便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他十分关心，亲自安排他的生活，使他在大陆安享晚年。 2．白崇禧成了笼中鸟 蒋介石“复职”后，掌握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便开始清算大陆失败的责任。有的被枪毙，如陈仪、吴石等；有的被判重刑，如李玉堂等。在蒋介石看来，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无疑是国民党江山垮掉的最大“罪人”。对于避走美国的李宗仁，蒋介石鞭长莫及，只得作罢。于是，送上门来的白崇禧就成为蒋介石清算的对象。 不过，由于李宗仁还在美国，蒋介石还要利用白崇禧来牵制李宗仁，虽对白崇禧乘危逼宫非常忌恨，但并没有立即公开处治，只是将白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对白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 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帐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偷偷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后来这件事传开来，那些不速之客承认那么多桌人中，确实只有这两桌是有监视任务的。白某能一眼看穿，不多不少，小诸葛真是小诸葛。 1952年，蒋经国派遣特工人员将白崇禧和薛岳两人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连地板都被挖开检查了一番。当时白很生气，立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问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其实，别人却无此“待遇”。还有一次，白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奉命盯梢的特工就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对此很生气，从包中取出信，随手撕毁，说不必麻烦你们了。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七次“全代会”，产生新的中央委员，六届中央常务委员除当选七届“中委”或“中常委”外，其余均推为中央评议委员，惟仅白崇禧一人除外。国民党元老们对蒋在中评委名单中排除白崇禧一举，大多不以为然，特推于右任、居正两人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蒋听取于、居的意见后，沉吟片刻即以决然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以后卒无下文。 对于蒋介石的迫害，白崇禧本人倒似乎很坦然，他对人说：“经过这一次大失败，总要找个人来顶罪，任何时候都一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白崇禧来台后再也不像在大陆时权极一时，威吓一方了，那么与他积怨甚深的湖北人乘机找他算账。在一次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湖北籍“国大代表”对白提出弹劾案，抓住白氏逼宫案做文章。提案对白崇禧提出两点弹劾： 一、军费方面，吞没中行黄金7万多两；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 二、军事责任方面，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 弹劾案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遂连忙出来托词辩护。不过，蒋介石暂时还没有借此清算白的意图，身为会议主席的陈诚且当场为白开脱：“华中的事，各委员所提的不是事实，有出入，你们要知道真相来问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其后，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白崇禧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蒋介石岂容白氏东山再起，他迅速召见毛人凤，要立即查办。毛人凤得令后积极筹划暗杀行动。他先是收买了白崇禧的一名贴身副官。不久，这位副官提供消息：白崇禧要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毛人凤当即派特务勘查现场环境，勘查者发现，有两条通往狩猎区的路，一条是只能步行登山的羊肠小道，一条是可乘人力轨道车登山的路。特务判断，年事已高的白崇禧只能以车代步，不可能走羊肠小道。于是，他们算准时间，将轨道车必经路上的一座木桥桥墩螺丝一一松开，特务们躲在远处树丛中静观白氏猎后下山。傍晚，从高山背后出现两辆轨道车，陪同白氏一同打猎的寿丰乡乡长林意双父子乘车在前，白氏和副官乘车在后。当林意双所乘的轨道车行至桥面时，只听一声惨叫，车人一同坠入50米深的谷底。白氏和两名副官眼见前车有失，急煞车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一名副官用力将白氏推下去，白崇禧跌倒在地捡了一条命，但眼见另一名副官和林氏父子谷底冤尸，望望四周山野，他顿时明白了一切。 从此，白崇禧学乖了，他深居简出，特务们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妻子马佩璋病逝，白于逆境中痛失老伴，心灵所受的创伤不可言喻，遂终日寻欢作乐。 后来，特务们得知白崇禧常去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家买补药，他们便给赖挂了一个电话，对赖说蒋“总统”要你多“照顾照顾”白将军，不管什么病，都得下重剂量。赖少魂哪敢不从。几个月后，白崇禧从药中得到补益，有返老还青春之错感，就和照顾他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使白氏在身体方面入不敷出。 1966年12月1日，张小姐又宿于白宅。第二天，日上三竿，副官见白先生还不起床，在室外连喊数声不见回音，破门而入一看，张小姐早已离去，白先生赤身裸体俯卧在床上已气绝身亡。副官在给他穿白衣时，摇头叹息：“如今真是死在马上风了，先生成天喝药酒补阳，早知他身子会受不了的。”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办法真是高明，亲朋好友无处诉，法律也无从干涉。因为从形式上看死者系性过度，脱阳而死。 有人说李宗仁回归祖国后，在台湾，蒋介石用以制约李宗仁的白崇禧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白崇禧在寓所不明不白地死去。 至此，蒋介石彻底肃清了桂系在台湾的影响，蒋、桂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80年代大陆拍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时，白崇禧的女儿白先慧听说后更动了思乡之情，她不顾在台亲友的劝告“冒险”来到桂林，悄悄地住在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家，并再三叮嘱李夫人及其家人万万不可走漏消息。刚开始她不敢出门，李夫人劝她打消顾虑到街上转转。她终于在夜间走上大街，市面上的一切都使她发生了兴趣，也没人去干涉她。第二天，她胆子更大了，儿时的旧居，童年时的学校，亲友们的私邸，她都找到了。这些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看似遥远却又在眼前的一切，使她不能自己，她越来越胆大，索性拍起了照片，住进了饭店。 在桂林住了几日她不得不回台湾。当她临走前在饭店结帐时，服务员微笑着对她说：“经理已经关照过了，知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女儿，不收您的费用，今后欢迎您和家人常来旅游和居住。”她非常感动。到机场时，过磅员问她沉重的行李中装的是什么，她说：“是桂林山上和漓江水中的石头。”过磅员说：“好吧，是纪念物，那就免费了。” 她，怀着一颗激动的心登上了飞机。 3．“山西王”阎锡山赋了闲 随着解放大军的推进，1949年4月底，“山西王”阎锡山也从太原逃到南京。这时，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这场斗争中，老奸巨滑的阎锡山表面以一个“和事优”的身份出现在蒋、李之间，实际上却完全站在蒋介石的一边，他知道蒋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李宗仁斗不过蒋介石。 南京解放后，广州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阎锡山到广州后串通CC分子联合发起成立“反侵略大同盟”，这场闹剧为阎锡山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这一重要位置便成了政客们角逐的对象，同时也是李宗仁和蒋介石斗争的焦点。李宗仁力荐国民党元老居正，蒋介石支持阎锡山，结果，阎锡山这个“败军之将”受老蒋之意担任了“行政院长”。 阎锡山组阁后，极力讨好蒋介石，决心“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中华民国于不坠。”“我决无回护，决无爱惜，决无畏葸，为反共保民尽最大的努力，鞠躬尽瘁，必至胜利而已。”解放军的隆隆炮火打碎了阎锡山的决心，12月10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带领他的“国民政府”逃到台湾。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视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黜免阎锡山的“行政院长”职务，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从此，结束了阎锡山这个在大陆最后一届“内阁总理”的政治生涯。在国民党改造时，阎锡山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在这个闲职上，阎锡山得以颐养天年。 阎锡山受命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危难之际，真可谓为挽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呕心沥血”，“尽责尽职’了。蒋介石在1954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彰阎锡山的功绩时说： 自三十八年底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不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发发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还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得，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虽然阎锡山“功不可泯”，但仍然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信任。阎锡山被免去“行政院长”职务后，移居阳明山公馆，从此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不再过问政治，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实际上阎锡山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在任“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务时，还经常出席蒋介石召开的重要会议，并发表反共演说，继续进行反共宣传。他发表了《怎样胜过敌人》、《展开政治进攻奠定军事基础》、《对时局的观察》、《反共抗俄的前途及收复大陆后重建国家问题》、《共产党为何必败》、《青年如何担起反共抗俄的任务》、《收复大陆的根本条件》、《怎样收复大陆》、《我在剿匪战役中失败的经验》等反共演讲。出版了《世界和平和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反共复国的前途》、《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如何造成足够的反共力量》、《反共的哲学基础》等反共著作。阎锡山不管是演讲，还是著书立说，或者是接待中外记者，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反共思想。另外，阎锡山晚年还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大同主义”，其代表作就是《大同之路》、《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他提出的“大同主义”，其目的就是扼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阎锡山所提出的“大同主义”是非常反动和荒谬的。 1960年5月23日，一生与人民为敌的阎锡山，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死去，终年78岁。 在阎锡山的病危及病逝过程中，贾景德（煜如）一直在他身边。最后阎告贾说，他“痛惜已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 阎锡山死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致祭，并送了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阳。 4．何应钦失权未失宠 在蒋介石一生的三次下野中，何应钦曾两次与桂系联手“逼宫”，蒋介石对他早已心存芥蒂。何应钦是有自知之明之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到台湾后，他开始深居简出，不闻政事，表示要“闭门思过”。为了进一步让蒋放心，不使蒋产生猜忌，一方面他表示有归隐之意，另一方面他不放过任何表示支持蒋的机会。 1950年蒋介石“复职”后不久，3月13日，是黄埔时期的棉湖之役25周年纪念日。何应钦借招待酒会之机，发表《棉湖之战感言》，大谈当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军队的勇敢精神，诸如“士气旺盛，有高度的攻击精神，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能够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云云。末了，则一再为台湾的前途打气，表示“一方面要改造我们的党，强化革命阵营，一方面实行军事革新、恢复冒险犯难的大无畏精神”，取得“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 作为回报，蒋介石也为何应钦分了一杯羹。他把1947年何应钦在联合国军事参谋团时已委任给他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手里拿了过来，交给了何应钦。然而，这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决策咨询机构，实际上则是蒋介石愿“问”则问，不愿“问”则不问，不过是蒋介石用以安抚元老派的一个虚职而已。 既是虚职，虽然何应钦心中不悦，但还是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了。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蒋介石毕竟还没有忘记他。6月16日，何应钦主持“黄埔军校26周年校庆暨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第一届大会”闭幕典礼，又在会上致词，要求人们“服从领袖，重振黄埔革命精神，发挥革命团体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为了取得蒋介石的青睐，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可是，要想让蒋介石对何重新加以重用是不可能的了。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改造委员会，是蒋介石为“清理门户”，企图重振“党威”而设的。“改造”期间，该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职权，原中执委和中监委职权停止使用。16名委员，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等，榜上有名，全是蒋介石着意扶植、重用的对象。而何应钦、阎锡山、张群这些元老派则榜上无名，自然成了“改造”的对象。曾是何应钦的手下，后来成为何的对手的陈诚，因是黄埔系、蒋介石的同乡，而又对蒋绝对忠诚，当上了“行政院长”。陈和何曾交恶甚深，由陈出面组阁，自然没有何的好果子吃了。 为了安抚一下这些政治上失势的党国元老，蒋介石又提名于右任、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全是蒋氏父子的亲信。 在这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中，何应钦确实被冷落在了一边。在蒋介石眼中，60多岁的何应钦，已是垂垂老矣！何应钦呢，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受到冷落是意料中事，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至此，何应钦渐渐远离了台湾政界的权力纷争。 虽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何应钦的反共热情却丝毫未减。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联日反共”展开国民外交。1951年1月4日，何应钦偕夫人王文湘同行，一方面为夫人因患癌症赴日求医，一方面则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人士”。此行的目的，正如他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韩国战局与远东形势》一文中所表露的：“远东问题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希望日本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拼凑“远东公约”，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持久的有限战争，拖住新中国，搞垮新中国。 为拉拢日本，何应钦不惜出卖国格，向各方人士频送秋波。与侵华战犯，也是他的老朋友冈村宁茨的会面，就是颇为生动的一幕。1月16日，此时已是战友会副会长的前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茨设宴款待何应钦，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他历数何应钦是如何“爱护日本”，尤其是对蒋、何在日本战败后如何“以德报怨”而感激不已。冈村在致词中，说到激动处，竟至失声痛哭，涕泪滂沱；何应钦出老泪盈眶，作饮泣状。 当蒋介石正在寻求国际上的合作与支持的时候，何应钦像说客一样，游说日本，极力鼓吹和怂恿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合作，对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在蒋看来，何虽无大用，倒也是丹心一掬，遂表示对何“面予嘉勉”。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何应钦出席了签字仪式，接见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并与河田烈同游乌来风景。“和约”的签订，何应钦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何应钦所谓以“私人资格”进行的“国民外交”，为日后台湾的对外联系，创造了一种孤立状态下的新形式。 此后，加强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何应钦效忠蒋氏父子的一个重要内容。1952年7月29日，何应钦又联系“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集了雷震、黄朝、邵毓麟等一帮人，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起初担任常务理事，后当上会长，终其一生。 一番热热闹闹的访日、联日之后，何应钦便致力于“国民外交”的另一方面——“道德重整”运动了。 何应钦和“道德重整”运动的头面人物早有接触。早在1947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军参团时，何就同简称为“MRA”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发生了联系，对其发起人弗兰克·卜克曼的“反共”主张也略知一二。但是，何当时更迷信的是武力在“反共”中的作用，真正矢志投身于这一运动，还是在1955年受到世界道德重整访问团访台的启发。道德重整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仇视，借提倡道德来对付共产主义，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在国民党改造完成后，蒋正希望借助“道德重整”和美国来增强台湾岛上“反共复国”的信心，所以何应钦顺水推舟。从此热衷于道德重整运动，并不断得到蒋的支持。这一运动的开展，也成了维系蒋、何之间关系的一根纽带。 为了紧跟蒋介石，何应钦采取的基本手法是“捧”。一年之中，每逢蒋介石的生日或“七七”、“九九”、“双十”等重要的纪念日，何应钦总要发表文章或讲话，“捧”上一番，以表心迹。看一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何应钦在这些活动日的言论，其良苦用心便十分清楚了。 1952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6岁生日，何应钦立即发表《蒋总统的远见》一文，以示庆祝。文中，何吹嘘说，远见是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蒋的远见，又远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正是由于蒋凭其远见，看得准，把得稳，所以能决人所不敢决，忍人所不能忍，才把中华民国从灭亡的边缘上救出来。何应钦的这番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蒋介石在大陆统治几十年，最后被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赶到了孤岛之上，走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何来领袖的远见？如果说，蒋在逃到台湾后幸免彻底灭亡，得是得到地利和美国的帮助而已，又谈得上什么蒋的远见？显然，何应钦这是在不顾事实地吹捧了。 1953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7岁生日。何应钦又做起了纪念文章，这一次的题目是《总统的伟大人格——东征、北伐与抗敌》。何一古脑把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北代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以此来证明“蒋公的军事天才、政治远见，及其领导革命的卓越人格”。 这一年，蒋介石正在打击、排挤吴国桢，何应钦这一向蒋表忠心的举动，自然得到了蒋的欢心。 进入1954年5月，正值蒋介石就任第二届“总统”。于是，何应钦又做起了“捧”的文章，题目是《反共抗俄成功的保证》。“保证”在哪里呢？据何应钦说：“蒋总统对于任何艰巨使命，均具有成功的保证，而且—一实现了这些保证。”接下来，何应钦又是老生常谈。把东征、北伐和八年抗战这些胜利统统说成是由于有了蒋的“勇于负责贯彻任务之精神”。何应钦这里做的明显是应景文章。且不说这些战争胜利的原因应该如何分析，仅就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而言，蒋介石败下阵来，其“保证”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何应钦避而不谈，却说什么“保证”云云，实在是自欺欺人。 以后，每当蒋介石生日之际，何应钦总要表示一番。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对大寿，何应钦在台北各报发表《总统在广州》一文，要“全国同胞，仰体总统蒋公的意旨，发挥他一贯的反共意志，……以成就来做我们祝福的礼品”。何应钦还亲率战略委员会全体顾问敬呈献词。 对于何应钦的这一番表示，蒋介石自然有着几分欢悦。何应钦虽然不能给他老蒋担起重担，倒也能在他的“反共”事业上敲几下边鼓。这鼓声虽不是很响亮，倒也是有比无好。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让何应钦在政治上仍保持着几项荣誉的荣冠，诸如“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台湾MRA联谊会负责人之类，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行动上则给予相当大的自由度。同时，蒋投之桃，报之以李。1959年3月，何应钦7O岁生日，蒋介石亲书“同舟共济”寿屏相赠，何应钦收到后禁不住热泪盈眶。1969年，何应钦80岁生日时，蒋介石以亲赠寿轴，蒋经国等一班人联名代表蒋介石书赠祝词，称何应钦在革命中“躬与其役”，“奇功屡建，贡献良多”，“上获总统之言依，下得部属之服膺”，极尽赞美之词。 何应钦除了不失时机地利用一些场合树立蒋介石的形象，在政治上紧跟蒋介石外，还高喊“反攻大陆”，极力反对、阻挠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使他极为愤慨。 何应钦在言行上确实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虽然已不是大权在握，活得倒也快活。风光。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把对蒋介石的愚忠转移到他的继承人小蒋身上。何应钦又变幻花样，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来效忠蒋经国，就像当年以“道德重整”效忠蒋介石一样，不遗余力。为了感激他对蒋氏父子的不二之心，何应钦90大寿时，蒋经国在“总统府”向何应钦颁赠了台湾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授勋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何应钦举行祝寿茶会。 这一天的军官俱乐部布置得富丽堂皇。进门处高悬着1927年9月龙潭战役胜利后，国民政府颁赠给何应钦的“捍卫党国”的奖额。奖额之上是仙鹤展翅及“万寿无疆”四个篆字；鲜花彩绸装饰一新的门墙一侧，立一高3米的寿星。参加祝寿活动的有蒋经国、前“总统”严家淦、“副总统”谢东闵、“行政院长”孙运璇、“资政”张群等台湾党、政、军要员千余人。何应钦身着四星一级上将戎装，如沐春风，满面红光。 蒋经国对何应钦谦恭地执晚辈礼。他在致祝贺词中称：“今天欣逢我们敬爱的革命前辈何敬之先生九秩大寿，看到敬公精神健旺，体气康强，我们每一个都感到非常欢欣。”他高度称颂何应钦“追随国父与先总统蒋公献身国民革命，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贡献国家民族，勋绩崇隆，而且致力于促进民主宪政，文化复兴，道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业，树立了国人一致仰望的风范”。 听着蒋经国的颂词，何应钦一阵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连忙自谦地称：“自追随先总统蒋公献身革命，五十年来虽然竭尽忠悃，以图上酬知遇，但以并无过人的资质，未能对党和国家多所建树。今天以九十之年，接受国家最高荣典，缅怀先总统蒋公的至德大业，与三军将士的忠勇风范，内心的情绪，如同万壑松涛，激荡不已。今天已届九十，但时时谨记先总统蒋公的训示，而永远保持奋发的精神与意志，以期无负领袖的期望。”他还对与会人员勉励一番，认为现在正是国民党“极必复，转危为安的契机”，要“强化我们的领导核心，共同在蒋总统经国先生领导之下，团结奋斗，为突破逆境，复国建国而努力”。 茶会上，蒋经国还向何应钦赠送了寿轴，上书：“敬公九秩大庆松柏不于岁寒晚蒋经国”。何应钦当场将寿轴展示，并在热烈的掌声中举刀切开九层生日蛋糕。 国民党的一班要人也纷纷赠何应钦以寿文，尤称赞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知遇”之交。谷正纲等“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团”83人的寿文中，称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蒋公知先生，先生亦以国士酬知遇”，如同“管仲相齐桓，太公往周武，云龙契合，而成不世之业”。黄埔系中的老部下顾祝同等43人的寿文，亦称何应钦之于蒋介石国民党，“若汤有伊尹，周有吕尚”。 的确，何应钦在台湾蒋氏政治中，虽失去了权力，但并未失去荣宠，直到1987年10月以95岁高龄在台湾省去世。 5．陈氏兄弟去养鸡、卖报 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政治裂痕始于抗战后期。解放战争中，随着蒋介石步入内政外交的困境，陈氏兄弟日益受到排挤。 1949年初，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时候，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事实上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借鉴孙中山在每次大的失败之后，都要从对党进行改造人手的经验，认为必须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甚至有过彻底抛弃原有的国民党，另组新党的想法。1948年12月23日，他指使胡轨、叶青、徐复观等人组织“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该同盟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制订了一套类似党纲党章的组织章程和政纲，并成立了中央干事会。但后来蒋介石考虑到另起炉灶费力太大，才决定中止“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的活动，还是采取对国民党“改造”的办法。 1949年1月23日，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随后，张群、陈立夫、黄少谷、郑彦芬等人纷纷赶往奉化，在蒋介石指示下，开始筹划国民党“改造”事宜。6月，蒋介石指定陈诚、陈立夫、蒋经国等人设计改造方案。7月14日，蒋介石亲自携带陈立夫等人起草的《本党改造方案》到广州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第204次会议通过《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党员参加“改造”。 蒋介石此时虽然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并没有精力和条件认真去实行。一方面，此时战场上蒋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东奔西走，奔忙于奉化、南京、重庆、成都和广州之间，指挥军事，根本静不下心来谈党的“改造”；另一方面，此时国民党内部竞争正烈，李宗仁将蒋介石赶下了台，蒋介石正以他国民党总裁的地位，以自己的“党权”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政权”，蒋介石不可能有大的“改造”行动，自乱阵脚；第三，美国此时极端厌恶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需借“改造”之名与美国周旋，给美国人一种他要痛改前非的印象，同时也又不能痛下决心，首先搞乱了内部；第四，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面临的是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他也不敢轻易动手；第五，在退守台湾之前，各地混乱不堪，地方党务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即使想改造、也无从下手。 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虽然未达到将之扩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但台湾发发可危的情形却宣告过去。在外部压力减轻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了整理内部的工作。 从1950年6月起，蒋介石开始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施加压力。为了表示对中央党部的不满，凡国民党中央党部呈送蒋介石的文件，蒋一概不阅，原封退还。国民党中央常会开的几次会，蒋也拒不出席。到6月22日，CC大将萧铮提出建议，鉴于国民党总裁不出席中常会，全体中常委应自动辞职。并以中常委的名义，派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人面见蒋介石，请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国民党的方针。 随后，蒋介石召见陈立夫，询问他对改造国民党的意见。陈立夫知道，蒋介石对他成见已深，于是主动提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由他和陈果夫承担，因此他们兄弟不宜参加对国民党的改造。陈立夫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向蒋介石承担了责任，表示了高姿态，同时又将了蒋一军，要挟蒋找出人来，承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责任。蒋介石听后默然不语，但对陈立夫更加不满。 CC派退入台湾以后，陈果夫重病已不能视事，一切事情，惟陈立夫马首是瞻，陈立夫恶习不改，又和陈诚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照1948年通过的国民党宪法，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命令须经立法院通过才有效。当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时，行政院长先后是何应钦和阎锡山，蒋为使何、阎有和李宗仁抗衡的权力，授意立法院通过了一项在非常时期“行政院”可以不经“立法院”批准，直接下行政命令的权力。 李宗仁赴美国后，“立法院”已将此项权力收回。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他不愿事事经过“立法院”，尤其此时“立法院长”孙科不肯去台湾，立法院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他更希望得到直接的行政命令权力。这样，等于是让立法院坐冷板凳，陈立夫当然不肯。于是，陈诚有一天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夫交涉此事，陈立夫婉拒。陈诚不依不饶，随即以“行政院”的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很多“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开会讨论，结果否决了陈诚的提案。陈诚得到提案被否决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除指责CC派外，声称“行政院长”一职除陈立夫外，无人能够胜任，他本人决心马上辞职。 陈诚对CC派痛恨已极，立即向蒋介石建议，把陈立夫、萧铮等人统统送到火烧岛监禁。由于陈诚势大，而且蒋介石有意偏袒陈诚，陈立夫知道自己不敌，乃避往台中，并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出洋。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了陈诚，并通过在家养病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批准他离开台湾，并送给路费5万美元。 为了让陈立夫早日束装就道，离开台湾，陈诚采取了进一步的压迫措施，特发请帖约CC系的大将余井塘及张道藩两人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一定有其用意，在饭后就问陈诚：“院长有什么意思，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再没有说别的话，蒋经国也趁机在下边攻击陈立夫。 1950年7月2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会议通过《本党改造案》，决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遴选15—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裁撤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国农民银行只保留名义，设立保管处。 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在会上，蒋介石点名指责陈立夫。8月初，蒋介石又下令改组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蒋经国接办。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主持下，历名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蒋介石在训词中要求全体改造委员“从头做起”，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国民党的改造工作正式开始。 在此前一天，即1950年8月4日，陈立夫怀着无比苍凉的心情，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振会”的名义，举家离开台湾。先赴欧洲，然后去美国定居。据说在他临行前，去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了他一本圣经，对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的肖像，语言低沉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临走时，陈诚曾亲自去机场为他送行。 国民党“改造”开始，实际上二陈的政治生命已基本结束，陈立夫出走，陈果夫卧病在床，二陈的政治影响不复存在。 陈立夫离开台湾后，在欧洲作短期停留，便迁居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莱克坞镇。1951年8月，陈果夫病逝，旅居美国的陈立夫得此消息，痛哭一场，却未敢请求回台参加葬礼。经过此次打击，陈立夫心境大变，对政治变得心灰意冷，“绝口不谈政治”。1952年11月，国民党“改造”结束，蒋介石给了陈立夫两个虚衔，“国策顾问”和“总统府资政”。但除了给陈立夫按期邮寄薪俸外，陈一切都不能也不想参与。1957年8月，国民党八大召开，陈立夫被提名为中央评议委员，每月寄给他的钱“仅使其免于饥馁而已”。为补贴家用，陈立夫和他的夫人孙禄卿开始养鸡。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告诉陈立夫，希望他回台湾看看，陈均托词拒绝。1959年陈立夫的老友蒋匀田去看他，当蒋同他谈及政治时，他婉转地拒绝谈下去，说：“已经失败了，还谈什么呢？”陈的夫人孙禄卿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应有的生活呢？” 1961年初，陈父陈其业病重，陈立夫才回台湾探望。这时正值蒋介石迫张道藩辞职，CC拼命反对，陈立夫对此不闻不问。陈立夫回到台湾后，蒋介石找他长谈了三次，蒋经国亲自陪他祭陈果夫墓，蒋氏父子还多次去看望陈其业。陈其业死后，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陈诚、蒋经国率两千多名国民党官员参加葬礼。台湾新闻界也对陈立夫大加赞扬，说他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纪律的人物”，并要他“不要介意于十几年前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而再次报效国家”。但陈不为所动，仅在台住了42天，就返回了美国。 1966年是蒋介石80大寿，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朋友敌人大半凋零，加上蒋年事已高，颇有怀旧之感。寿辰之前，他特派萧铮赴美劝陈立夫返台祝寿并定居。10月26日，陈立夫回到台湾，将其所著《四书道贯》第一册作为献给蒋介石的寿礼。这次蒋介石也颇为宽宏，不仅邀陈立夫多次长谈，而且为了表示对《四书道贯》的推崇，主动为该书题写“四书一贯之道”六字印于首页。因为过去的CC派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这次陈立夫的行动不受限制，在70天返台时间内，作了75次演讲。 直到1969年，陈立夫全家才迁回台湾。此后陈立夫在台湾埋头研究儒家文化，对政治更不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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