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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整顿党政军的同时，也着手加强了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当时在台湾岛，甚至在国民党上层，中共组织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在“保密防谍”的口号，对共产党及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打击，旨在配合“反攻复国”的“大业”以摧毁共产党在台力量。 1．严刑峻法 台湾社会治安恶化，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原先人口不过600万的台湾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一下子挤进200多万的逃台人员。这些国民党逃台人员，败兵如匪，有被骗来台的，有自知不能被共产党原谅而逃台的，有糊里糊涂来台的。在丢盔弃甲、抛妻别子、背井离乡的情况下，台湾小岛内兵痞、恶棍、特务、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这就使原本乏善可陈的台湾社会治安情况急剧恶化，从而也直接影响着国民党在台统治的稳固与否，蒋介石为此不得不全力以赴进行整治。 整治社会秩序不仅是为了搞好治安，更重要的还在于打击任何否定国民党和蒋家王朝的言论和行动。治理社会秩序的步骤是台前打好宣传仗，台后则以恐怖政治作辅助。 宣传的重点：第一，煽动起一股疯狂的反共情绪，拼命吹捧蒋介石。在宣传中，竭力回避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中应负的责任，公然称赞蒋介石是什么“伟大的领袖和救星”、“古今往来最杰出的圣人”。大陆失败的教训使蒋介石悟出了一个道理，即要实现“反共复国”的目标，国民党和其追随者必须树立起“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誓死效忠领袖。 第二，千方百计使人们相信“反共复国”能够成为现实，极力宣传反攻大陆计划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事实上，连蒋氏父子也知道仅靠台湾实力永无反攻成功之望，所谓的“五年计划”除了鼓舞士气外，就是避免当局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仅是自己“树靶打靶”。蒋经国还制定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进行反共文化战、心理战、意志战、总体战、立体战”等所谓的反攻方针战略，给民众造成“反共复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已不成问题的印象。 第三，夸大军事战绩。1949年10月26日，台湾金门守军胡琏、李良荣、汤恩伯三部利用海峡及潮汐涨落等有利条件，在金门古宁头以10多倍的优势兵力险胜登岸的人民解放军。此后，为了给台湾当局提供一个接近大陆的联系基地，为了有利于祖国统一，大陆停止了进攻金门岛的行动。为此，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大做文章，似乎金门“胜利”已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开端，明天就可重返南京了，并称此为“古宁头大捷”。此外，他们还子虚乌有地创造出“登步岛大捷”、“鸡冠山大捷”。但是，无论怎样“连战连捷”，国民党蒋介石还是龟缩在台湾小岛上不敢轻举妄动。 第四，鼓动人们为把台湾建成“反攻基地”、“复国典范”而作出牺牲。按照蒋经国理想化的构思，为把“反攻大陆”变为现实，光有“圣人领袖”和“大捷”报道还不够，尚须所有的台湾人民行动起来，要“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忘掉个人私利，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过上战时生活，向奢侈者开刀，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为煽动民心，蒋经国还策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共敢死队”、“克难竞赛”、“毋忘在莒运动”、“文化清洁运动”、“道德重整运动”。同时，附之以严厉的制裁措施。 配合于正面舆论宣传的是在岛内全面推展特务工作，保密防谍。早在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就准备在台湾撒下特务的天罗地网，会上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指定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彭孟辑等人为委员，由唐纵充当召集人。该机构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后，又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辑任主任委员。该机构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情报机构。不久，“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一手操持，并接管“台情会”，蒋经国掌握了统治各门派情治机构的权力。至此，蒋介石原先在大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已失去作用。“中统”改变为“法务部调查局”，“军统”演化为“国防部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统归蒋经国手下。 为了便于协调和指挥，蒋经国重新将各情治单位的工作范围加以明确：“法务部调查局”以负责进行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和漏税为主；“国防部情报局”以负责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情治单位以防共、防岛内“暴乱”的调查为主。与此同时，蒋氏父子还要求中央党部及社会、海外青年等各部门协同情治单位工作。 50年代初，蒋经国手下的特工已达5万人之多。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为了使“保密防谍”工作更加行之有效，1950年1月27日，台湾“行政院”根据蒋介石的意思，颁布了《反共保民总体战纲要》。纲要规定动员全岛的人力和物力，实施各种反共战略。纲要还规定，台湾公民必须宣誓：“我自己绝不通匪，并不容他人通匪，如违反此誓言，愿受民众大会制裁。” 4月14日，台湾“立法院”修订了“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扩大惩处范围，加重惩处标准，扩大军、警、宪、特的权力。 6月13日，蒋介石下令颂布“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该条例规定： 一、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 二、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部长应随时严密清查。 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二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有发现医谋潜伏，连保人与该管直属主管人员应受严厉处分。 四、治安机关对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应严密注意侦察，必要时得予逮捕。 台湾的特务机构在蒋经国的掌握下，权力无边，无所不能，可随时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自国民党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他怀疑到谁头上，谁就倒了霉。特务在台湾一手遮天。 作为“领袖”嫡长子的蒋经国亲自干起了杀人放火、撬门捌锁的特务勾当，背后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50年代中期，蒋经国看到岛内秩序渐趋好转，台湾生存的安全问题暂时不大，便考虑退居二线，以积蓄一点“德政”，为以后“太子登基”作铺垫。 1954年，台湾恢复“国防会议”组织后，蒋经国向蒋介石拟报成立“国家安全局”以统辖特务情治系统，自己退居二线。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蒋经国的建议。10月，“国家安全局”成立。1967年，“国防会议”改为“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其主要机构负责人均由蒋介石选定：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兼任，“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中常委周至柔担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由“国防部长”蒋经国兼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中常委袁守谦担任，“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由吴大酞担任。“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并按美国中央情报局建制，调整该局内部组织与任务，使其成为督导和协调台湾各情治机构及治安机关业务的最高督导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既加强了蒋氏父子对台湾政治、经济、军事和特务大权的控制，又使蒋经国免遭众矢之的。 为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统治，确保孤岛偏安，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限的先例。 根据“戒严令”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霄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尤其严厉的是，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如有违反者，将以军法惩处。 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台湾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使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勘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花样达100多种。 这林林总总的“非常时期”法律，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权力大大扩充了，根据到台后历次“国民大会”修订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获得了不少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状态处分权”、“连选连任权”以及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戡乱大政方针”，调整“中央政府”机构的组织与人事，并在维持原有“中央民意代表”职务终身不变的基础上，继续充实所谓“中央民意机构”的权力，等等。另一方面，台湾人民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生活自由被剥夺得越来越少。台湾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冠以违反“XX管制办法”，依据“XX惩戒法令”而遭到惩处。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惩治你，就扣上一顶“私通共匪”的红帽子，让你有口难辩，永世不得翻身。 国民党迁台之初，形势发发可危，国民党官兵外逃成风。为了防止官兵纷纷外逃，1950年4月29日，“外交部”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急急忙忙宣布：停止办理出岛旅游、观光护照，同时公布因公出岛申请办理办法。这一措施，刹住了当时台湾岛上的外逃风。许多人感到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在高压政治下，只有乖乖地听从蒋氏父子的摆布。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台湾当局于1952年成立“民防委员会”，并实施身份证制度，严格控制出入境人员，以“肃奸防谍”，稳定政局。 2．文坛奇冤 在“保密防谍”的高度专制下，蒋氏父子对军队、青年和知识文化界的控制格外重视。在军队方面，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派遣政工人员到各部队工作，其主要职责为“调查官兵思想行为”，“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蒋经国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中形成了一个从上而下、纵横交错、滴水不漏的控制网。美国人在评论50年代初期台湾军队中的政工制度时说：“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安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美国驻台军官普遍厌恶。” 蒋介石在总结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控制青年无力是其关键，所以到台湾后很重视青年工作。1950年4月28日，“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并在北投训练干部。1952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将掌有实权的主任一职抓到手。自此以后，蒋经国直接控制“救国团”达20年之久，“救国团”自称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但实际上，它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救国团”在台湾各县市及大、中学校均分别设有团委会、党支部、支部，并拥有幼狮通讯社、幼狮出版社、幼狮广播电台等一套文化宣传机构。“救国团”在台湾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无事不过问，无事不插足，成为国民党控制台湾青年的“最大最活跃的政治团体”。 在知识文化界，台湾当局规定有五项不可触犯的禁令： 反攻无望论；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和言论；任何报道中国大陆的进步实况；批评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言论；统一中国的言论。如果谁触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条，轻则书报和刊物被查禁，重则坐牢杀头。 台湾当局的新闻检查极为严格，由7个警察特工机关专门组成“宣传会议”，对于任何报纸、杂志、书籍都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过问”。他们可以任意撤掉记者的稿件，裁撤“不称职”的记者，处分任何一家报刊或出版部门。一次“文化清洁运动”，就有10余家杂志被查封。 为防止大陆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凡是想购收音机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架收音机每年交30元的执照费，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执照费和印花税的费用达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上述两项费用的需加倍处罚。凡是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总部”。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单管收单放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书道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更习以为常的是，许多杂志书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触犯了禁令，那么从此就甭想得安宁。这方面有数不清的例子：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而以“掩护匪谍”和发表“反共抗俄国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 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几次影射当局”而被停刊几次。 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煽动民间不满情绪”，停刊一年，后又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受到警告。 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而被查禁，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垄断。50年代初，张其昀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八股满天飞。” 在这种压抑、专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麻将流行，酒家泛滥，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当哭。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大家只好讲究一番荷尔蒙、维他命、固精、补肾了。在这孤寂、黑暗的包围下，个别知识分子间或崩出几点创作的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由此又引起当局的惊慌失措和对知识分子的一顿“大棒”，“文案”接二连三发生，其中以“《文星》案”、“柏杨事件”和“毛语录事件”最为典型。 “《文星》案”：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文星》是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为刊物宗旨。创刊四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只是到了1961年由于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现，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3年4月生于哈尔滨，1936年随全家迁至北京，从小就养成读书、买书、藏书的癖好，小学六年级时即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遍读《中山全书》、《我的奋斗》，还读了大量的左派书报，如《新华日报》、《观察》等。1949年4月，14岁的李敖带着500多本藏书，随全家迁居台湾，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读初二。在台中，他读书更加勤奋，在书库里泡了四年，渐之对台湾教育制度感到不满。读高中时，因反感台湾中学制度，高三只念了十几天，便自愿休学在家，继续广泛读书自学。1954年夏，李敖以同等学力考入台大法律系，读了不到一年便又自动休学，不久再考入台大历史系。对于台大，李敖备感失望，于是只好“自由自在自己读书”。台大历史系毕业后，服完兵役，1961年夏进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工作。 李敖自称是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这种狂热包含着某种犬儒式的愤世嫉俗。他极度厌恶在传统伦理教育下滋生出来的好好先生、和事佬以及等而下之的好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和小人。基于对传统和传统势力的厌恶，李敖决定“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 1961年，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在《文星》杂志刊出，引起全岛轰动，《文星》亦声誉大增，一跃成为台湾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主编和肖孟能夫妇亦对李敖表示赞赏。很快，李敖的大量文字见之于《文星》，他大声呼喊全盘西化和自由主义，拉开了重塑胡适形象的序幕。他在批评胡适的保守主义，肯定其全盘西比思想的同时，提出超越胡适，并把抨击的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势力，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不安。 李敖以愤世嫉俗之笔抨击传统，嘲讽国民党“好谈道德和正统”，却“挂羊头，卖狗肉，而且狗肉也是当作羊肉贩给别人吃，自己吃美援。”李敖批判僵尸思想在台湾社会借尸还魂，政府空喊选贤任能，却无合理的投票法，喊“不必藏于己”却“屯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李敖从否定“传统”，继而发展到否定“道统”，并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中国“道统”和“正统”的象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不啻为当头一炮。不仅如此，李敖还在文章中对台湾的党政要人和学者名流，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被李敖点名批评的人有：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陈启天、郑学稼、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毛子水、徐道邻、萨孟武等。这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胡秋原、郑学稼和任卓宣等人对李敖群起而攻之，并相互挖苦、嘲讽和对祖宗挖根。李敖抓住胡秋原当年曾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去苏联避难1年半，抗战时期撰写大量“亲苏”文字的历史经历大作文章，最后给胡扣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李敖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又揭开了任卓宣、郑学稼曾为中共党员的老底。胡秋原也不甘示弱，以“立委”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李敖和《文星》，在指斥李敖是“西式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提出李敖祖父曾在东北做“马匪”，其父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任官的历史，给李敖扣上一顶“土匪后代”和“汉奸儿子”的帽子，更抓住李敖少年时代与中学教师严侨来往的旧事，称李敖是“匪谍嫌疑”。 双方争论闹到台北法院，胡秋原自恃“立委”身份，又有任卓宣、郑学稼等中老年知识分子为后援，毫不示弱。而李敖年轻气盛，既有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又有《文星》肖氏父子撑腰（肖孟能父肖同兹也是“立委”，与台湾大资本家辜振甫关系密切，许多国民党要人系文星书店股东）。双方互相谩骂，互抛红帽子，互称对方为“匪谍”，吵得不可开交，这场官司也持续了十多年。 最后，国民党从维护“道统”出发，支持胡秋原等人，下令于1965年12月封闭了《文星》杂志，但李敖并没就此歇笔。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以“防害公务”罪对李敖提起公诉，“警备司令部”也开始软禁李敖。1971年，李敖以“涉嫌叛乱”罪被押到保安处，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刑10年。 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作家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时，他终于说了一句：“耶酥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 “柏杨事件”：针对蒋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1968年1月3日，艾玫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水手父子二人合购一个小岛，并在岛上建立起王国。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立即引起轰动。“警备司令部”派人来审查此事，在原稿上发现了艾玫丈夫、作家柏杨的手迹。1968年3月4日，柏杨以“侮辱元首”罪而被捕。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叛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柏杨被判10年徒刑，并送绿岛执行。 “毛语录事件”：1970年台北市日本新力电器公司的台湾总代理，为了推销公司新出品的一种小型录音机，特委托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宣传。很快，广告公司设计的广告在《中国时报》上刊出。在报纸第一版的1／2版面上，除了印有录音机的照片外，还有四句一号粗字套红的宣传广告文字： 直题上句是“复兴文化的新利器”； 直题下句是“录音器材的大革命”； 两句横题是“毫毛细语，传真实录。” 万万没料到，广告设计人员独具匠心的创作到了“警备司令部”检查人员的眼里，就简直就成了大逆不道。因为，当时大陆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亿万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而这四句广告文字当中，正好组成“文化大革命”和“毛语录”的字样。这在本来神经过敏的特务眼里，当然就构成了大罪。“警备司令部”在广告刊出的当天上午，即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时报》调查广告来源，逮捕了广告设计人员，并命令广告公司撤回原准备第二天在《联合报》刊登的同样广告。广告公司、《中国时报》等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也因为工作“失察”而受到相应的处分。 在拼命压抑人民自由思想的同时，国民党政权还推行一系列愚民政策。退台之初，蒋介石提出要强化对教育的控制，“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针对此，台湾教育当局制订了“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民权主义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义的科学教育”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 为了贯彻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对青年灌输蒋介石所一贯宣扬的民族伦理道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伦理为出发点来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之以邻里乡土之爱，和国家民族之爱”。他们规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作为大中学生必读的基本教材，以控制台湾青少年的思想。同时，向学生强行灌输“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信念，把学生造成服从统治的顺民。 在文学艺术领域，一方面倡导体现传统“仁义道德”的作品，一方面极力炮制反共之作，对大陆和共产党肆意歪曲和诽谤。同时，当局还大量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黄色文化。五六十年代，台湾文艺界盛行“两头主义”，即“枕头和拳头”。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书报，色情和武打充斥市场。 对于这种种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许多人十分反感。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暗中收听祖国大陆的广播，秘密传阅毛泽东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有人甚至给蒋经国写信提出种种疑问：既说共产主义“违反人性”，为何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共建交？既称中共“乱象频仍”，为何统治大陆近30年未见崩溃？民生主义在台湾实施多年，为何还贫富悬殊？台湾《大学》杂志，1973年8月发表文章《莫把反共当作遮羞布》，对蒋政权的反共宣传进行猛烈抨击。文章说：“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都借反共的名义来做，反共变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反共宣传几乎成了最枯燥的读物，大多数人从不寓目”。 蒋介石“保密防谍”的结果，越保密越泄，越防谍越多，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没有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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