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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吹牛，还是壮胆？ 蒋介石一到台湾，便把“反共”和“反攻大陆”作为其一切工作的核心。在台湾，他操纵下的各种宣传机器极尽一切能事大肆喊叫，整个台湾变成了一架反共大机器。 1950年1月27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大陆正式完结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指使“行政院”颁布“反共保民总体战动员纲要”。规定：动员全部人力物力，实施各种反共战略，男女必须宣誓，绝不通“匪”。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就极力大搞个人崇拜，到台湾后在此方面还不悔过，居然让老百姓向他宣誓效忠，实行愚民政策，这跟封建帝王毫无二致。退一步说，如果他要求他的国民党各党员为其宣誓还可以理解，因为他可以说成是向“党国”宣誓的效忠，但让民众向他宣誓效忠就显得太不上道了，而此后这种宣誓却在台湾流行起来。下面略举一些史实： 1950年5月2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180人，集体宣誓效忠蒋介石，“誓死确保台湾”。 同月27日，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纷纷举行“歃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的活动。宣誓仪式于国民党各部进行，誓词：“宣誓效死，确保台湾。” 这当然是一种表决心的行动，在要求宣誓的同时，蒋介石在台湾绝没有少叫喊“反攻大陆”。如果去查一查他的任何一次宣讲和谈话，没有一次不扯上这个话题。 为“反共复国”，蒋介石真是费尽了心思，并为此专门成立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更为可笑的是，在1955年，他指示，该委员会重点设计应在于“光复大陆”后之社会关系。而此时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正盘踞台湾一隅，在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喘息未定，蒋介石实际上在台湾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 即使如此，蒋介石的领袖状态却很充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人们要为“党国”“不成功，便成仁”，而且在解释他丢失了大陆后还没有“成仁”的原因时说： “我们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 “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 这是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军人魂》演讲中的原话。言外之意是说，他是领袖，当然要坚持到最后才死，你们军人得先为我党去死。当然，如果台湾真失掉，他蒋介石也不一定就真的会去死，还可以去其他地方，留得青山在，在那里搞一个流亡政府。真到那个时候，他又会说：反攻大陆还没有成功，我不能在此时死。究竟什么时候才该死呢？只有老死以后，蒋介石自己才会知道。 蒋介石叫喊“反攻大陆”，在早期最为常见，而且每一次均是一本正经，往往配之于许多理论证明和实践计划。 2．一、二、三、五计划 蒋介石最早开出“反攻大陆”支票的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此时国民党在大陆已遭到彻底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退台，下野总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遂于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并发表《本党革命的经过和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提出经过整顿党、政、军各部门，不出3年，就可以消灭中共。蒋还在讲话中提出下述口号，作为国民党当时的“努力的目标和进度”： （1）“湔雪耻辱，报复国仇！誓杀共匪，完成革命！” （2）“精兵简政，缩小单位！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3）“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蒋介石宣称这是国民党最艰苦的阶段，但也是成功立业，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全体国民党员记住历史教训，“坚定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充实我们反攻准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的使命。” 在这里，蒋介石界定他的“反攻”准备为半年，一年后开始反攻，三年内完成。然而时隔不到一年，蒋不但没有完成反攻准备工作，反而被赶到四海茫茫的孤岛之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复任总统职后的《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再度界定反攻时间表，改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完成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完成反攻复国使命。 是什么原因使蒋介石更动了反攻时间表呢，据蒋介石解释说： 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月间在台北个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失败的原因，并拟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出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国军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之内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时局变化大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全部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和当时不太相同了，我们要重新制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灭吴。今天我们要恢复整个大陆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消灭毒辣阴险的国际共匪，当然是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 在这里，蒋介石用了一句“战局变化太快”和“始料所不及”就推翻了他原订的时间表，然而时隔不久，蒋介石在答记者问时，又提出“3月反攻论”。 当时有记者问蒋介石：“究竟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蒋氏立即回答：“今后3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机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3个月以后，我们就可正式开始反攻了。” 又有记者问蒋：“如果中共始终不敢来台湾，我们何时反攻呢？” 蒋答：“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很显然，蒋介石的“三个月反攻论”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进攻的基础上的，它的底牌实际上还是“一年以后”。然而就在蒋介石全力准备“反攻”之际，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闪电攻势，接近了台湾岛的外围防线，荒不择路的蒋军急匆匆奉令撤回台湾岛。 为了使部下更具信心，蒋介石讲了他“反攻大陆”的战略。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过去共产党用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要用海岛包围大陆。”与会将领一听，虽都称总裁高见，心里却各有想法：“哼！过去你就让我们学习共产党战术打共产党，现在恐怕更是缘木求鱼。” 尽管将领们有议论，但“海岛包围大陆”的牛皮还是从军事会议大厅传向部队、民间。 不料，在海岛上的国民党军不给总裁争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驻守沪杭重地对面的舟山群岛和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无力抵抗，被迫撤离。撤离舟山群岛时，还将2万名青年男女挟持台湾，不愿上船者竟遭枪杀。 消息传来，刚刚向公众宣布了蒋介石新战略的国民党的宣传大员们慌了手脚：从大陆沿海这么重要的岛屿撤退，该怎样才能向民众解释呢？还是蒋介石高明，他向手下的大笔杆子们如此这般交代一番，于是5月16日，台湾公众就听到了这样一篇广播稿——《为撤退定海、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声称，作此决定的根本大计与步骤，“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中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立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撤退海南、定海的军队那是实现第一步。”至迟一年以后，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同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提出要集中兵力确保台湾，拯救大陆同胞。蒋介石的名言：“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复兴“中华民国”，也是此时公之于众的。 这个计划可谓具体了，时间上安排得一清二楚，就是在一年时间里作好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第二年开始反攻大陆，在东南沿海登陆到中国大陆，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花一年多时间完全占据东南沿海大陆领土，并以此为基地向中国大陆内地和东北、西北挺进，这要花大约两年时间或三年时间，最后，到第五年即1956年就可以取得“反攻大陆的胜利”。 当然这些只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或称其为空想主义论调也未尝不可，而实际上，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哪里能容忍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驰骋”呢？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五年”计划听起来虽然十分动听，但无论是大陆人民还是台湾同胞特别是那些尝过人民解放军厉害的蒋军官兵，都很明白，其实现的可能程度实在太小。这五年里，蒋介石“反攻大陆”不但没有成功，倒是担心大陆解放台湾而受惊不小。 1950年金门战斗的担惊受怕过去，蒋介石为此还得意过一阵子，而且随后的形势开始也似乎对他有利起来。他发布“反攻大陆”的“五年”计划后1个多月，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极为兴奋，因为美国在此时已开始又来台湾向他致意了。 1950年下半年，蒋介石又开始成为美国的好伙伴，美国不但给他派来军队同他“合作”，而且没有忘记也给他经济支援，蒋介石的计划似乎还真的有了点苗头。 于是乎，这一年的下半年到1951年初，蒋介石便抓紧时间备战，而且组织“反共游击军”，如金三角国民党军残部和大陈岛残军，要他们作好反攻的准备。事实上这些部队只是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了骚扰活动，反攻实在有点谈不上。 随之而来的形势便一天天粉碎了蒋介石“五年成功”的美梦。美国不同意蒋介石希望的在中国大陆沿海开辟战场的想法不说，蒋介石所信任的美国军队自己也吃了大败仗，1951年10月以后，一度被迫退到朝鲜半岛38”纬线附近，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峙起来，而且从那以后，直打到1953年，美国人已明白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时，只得同中朝军队谈判，灰溜溜地退出了战争。 连美国军队和“联合国军”都无法打赢中国军队，蒋介石的心怎么会不冰凉呢？到1953年，他的“五年计划”还没有一点眉目，不过他并没有收回这句话，反而继续叫喊要反攻大陆。 3．“反攻”变“光复” 到1954年，蒋介石开始改了点说法，把“反攻大陆”变成“光复大陆”，虽然意义差不多，但毕竟换了个花样，有了点新鲜感。 1955年，是蒋介石“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他不但无法反攻大陆成功，反而受到许多挫折。 原来前不久联合国对中国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国共双方停火，而且事实上采取了承认中共的立场。蒋介石对此很恼火，该年2月7日，他在台北大骂联合国，抨击其停火建议和“两个中国”的主张，声称只有一个“中华民国”。 而且，此时此刻，大陈岛不能再呆了，只得撤回其残部，为此蒋介石还郑重其事地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重新部置国军阵线，避免无谓损失，作积极反共准备。这里像要反攻大陆的样子，其实是在收缩守卫圈。 更何况，此时蒋介石在美国人眼里又有了些变化，美国在朝鲜无法占到中国的便宜，便有意想把台湾变成自己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即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来托管。 要达到此目的，当然得先剪去蒋介石的台湾与大陆的地域联系，放弃金门、马祖在美国看来是实现其计划的第一步，加之当时金门受到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连续炮击，所以美国人要求蒋介石放弃这两块地方。 蒋介石这一次倒还长了些心眼，他显然也不愿自己被美国吞掉，因此对美国的这一要求采取了抵制态度。1955年3月21日，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塞资伯格谈话时，蒋介石就声称： “我一定为金（门）马（祖）而战，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美国军事顾问劝他撤军，蒋介石不予理睬美国政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是应当肯定蒋介石的。他退居台湾以来，一直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没有打算让台湾独立起来的意思，任何外国势力企图将台湾从大陆分离出去的打算，蒋介石均给以拒绝。 到1956年时，不知道蒋介石是否还记得六年前所说一、二、三、五计划，也许他年事太高，不大能记得自己以前说过什么，但是，在他80岁当选“总统”时说的一席话，却并没有显示出他神智不清，他说：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 又说： 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完全是发空炮，自我安慰而已，像这种明知不能为而却要说得一定能成的政客，世界上也绝非仅蒋介石一人，只不过蒋介石太具特色，到死都不忘记要“反攻！反攻！！光复！光复！！”看来他也只有死不瞑目了，因为蒋介石的“反攻”和“光复”的计划直到他死时也没有出现可能的任何苗头，新中国一天比一天更强大更繁荣，台湾的力量与其相对来说，距离越来越大，反攻之说越来越成了天方夜谭。 后来，蒋介石1959年还开过“再过10年便反共复国”的时间表，可是到了他超过了越王勾践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20年，他仍然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4．“毋忘在莒” 蒋介石同样是一个爱读史的政客，特别是从历史人物的军事活动中，他深受启发。当他从大陆不得不退到台湾，并在台湾有了喘息机会时，蒋介石经常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毋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众人，奋发图强，大家齐心协力反攻大陆，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自比田单，并对田单其人和其军事思想作了一番细致的研究。在多次讲话中，蒋介石就田单复国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号召国人要有田单复国精神，不但要有其毅力，而且要学习其策略。终于在1964年重新发起意在反攻大陆的“毋忘在莒”运动。 1964年12月20日至22日间，蒋介石到金门视察，对金门、澎湖官兵发表了《毋忘在莒运动的意义和启示》的讲话，通过对大陆形势的分析，激励部下励精图治。蒋介石在这次讲话中重点介绍了田单恢复齐国的长期计划六条和启示七条。 蒋介石总结田单复国的六条计划为： 第一是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时间改变战力的劣势。 第二是以心理战、情报战配合谋略战，以削弱燕军的斗志，并迫使燕军自乱步骤。 第三是号召齐国各地志士，在敌后破坏燕军的行动和补给。 第四是与苫成互为犄角，对包围两城的燕军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 第五是以战略上的攻击和战术上的防御，奇正互用，准备对敌奇袭。 第六是编练士民，补充兵力，在战局转趋稳定以后，即行反攻，号召忠义，光复全齐。 蒋介石从田单复国的六条计划出发，结合台湾和大陆的形势，又总结出七条启示，即如何在台湾进行反攻大陆。 “第一，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蒋介石把这一条放在首位，说明无论做什么事决心和毅力多么重要，他要求官兵要有必死的决心，只要如此，才会不惜用尽全力，这样，反攻大陆才有希望。 “第二，就是团结的精神”。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党、政、军进行了彻底整治，建立了清一色的蒋氏政权，排除掉异己，消灭反对势力，因为他一直坚持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党内各派不团结。当然，此时台湾已是蒋介石在一统军队、政治和经济，强调团结奋斗，主要是指军民团结一致。 “第三，就是研究发展的精神”。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精神需要发扬光大，田单在退守宫时努力发展自己，不发展便注定灭亡。蒋介石占有小小台湾，如何研究发展以采取反攻策略呢？他认为是在政治战、谋略战、情报战和武力战中求得虚实、奇正的极致。 “第四，就是以寡击众的精神。”既然已失败到十分弱小，要死而复生，若不能以小攻大，以弱敌强，当然无法最终成功，蒋介石借田单的历史事实，为自己和台湾军民打气，要以“小小台湾之寡、打败大陆之众”。蒋介石说，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才行。 “第五，就是主动攻击的精神”。蒋介石分析田单不以自己的小莒而示弱，反而采取强硬态度，在关键时候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从中获得巨大启发。这一点收获，蒋介石受用了后半生，所以他在台湾，虽然力量并不大，但是他的口号却喊得十分响，这实际上有点外强中干的味道。不过蒋介石的这种精神算来的确十分可以。蒋介石认为主动攻击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攻击，这是一种军事策略，是指一定具体条件下的军事行为，如果他真是要主动进攻大陆，恐怕只会早取灭亡。所以蒋介石的一切理论均是主要取其“精神”，至于实践，那又另当别论。 “第六，就是防谍欺敌的精神”。这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并非真的就是从田单那里得来的。在台湾，为强化其独裁统治，特务组织深入台湾的每个方面，军队和政府机关不用说了，甚而经济生活领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间谍活动均颇为广泛。对付大陆，蒋介石自然不会不用他的拿手好戏，在离开大陆前，他就作了布置，在大陆埋伏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极尽破坏之能事。同时，蒋介石还采用欺骗战术，引诱对方犯政治、军事错误，或借此激发台湾军民的同仇敌代之心。这一点，蒋介石算起来还十分坦白，蒋介石为了鼓吹“反攻大陆”，把这个理论运用得十分到家，有心无心不难看出。 “第七，就是军民合作的精神。”蒋介石为加强台湾的战斗力，差不多已将台湾完全军事化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已无群众支持，要接受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特别加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达到军民一体，共同作战。 蒋介石讲，1964年的“毋忘在莒”运动，有四个目的： 自军中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以军作家的再开展； 自社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革新、动员、战斗的再扩大； 自青年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青年自觉的再号召； 自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党的战斗力的新生。 总之，一切均是为了“反攻复国胜利。”为此他洋洋动情： “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勿忘在宫，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蒋介石向来爱以古人古事作为师法，以此体现其高喊“复兴中华文化”的真实感，他从不拿当时人当做学习的楷模，因为他总认为他是伟大的领袖，别人无法与他相比，自然不能效法什么。 蒋介石这种效法田单的“复国精神”，从人的精神意志角度来看，的确有一定的价值，不过他这样做，无非是一种希望恢复其独裁王朝的自白而已。同时，他亦想以此精神“励精图治”，发展台省经济。 蒋介石在1964年发起“毋忘在莒”运动，主要基于他对当时中国大陆和世界形势的认识，他认定此时时机已成熟，可以动员台湾全体军民进行“反攻大陆”活动，特别是全力的“政治反攻”。 1966年5月，中国大陆爆发了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本想以此“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林彪、江青一伙却趁机篡党夺权，给亿万大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一爆发，就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似乎“毋忘在莒”的研究成果很快会转化为现实。 通过各种情报，蒋介石对“文革”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认定“文化大革命”已毁掉了中国共产党原有的组织，“文革”是要“重建毛家党”。他说1969年的中共九大，是为此作准备，九大以前是共产党内第一阶段的斗争，九大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斗争，将是军事、政治、社会、新旧派之间的“内战总爆发”。他说：“就‘九大’主席团名额看，主席团之主要控制力，仍然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因前排就座的22人中，有十位元老已经失势，而前头的12人中，又有江青等人为一个核心势力，林彪的军方只有4人，此外谢富治、于会咏又是属于江青的势力。” 据此，蒋介石认为江青与林彪两派相斗究竟是“江青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由林彪接班，要看两个集团斗争的结果。 基于以上封建君王式的错误分析，蒋介石认定“反攻大陆”的时机即将到来。他说： “苏联反对毛泽东，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一旦中共内战爆发，苏联即助中共‘反对派’。那时，我们反攻复国的行动，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乃可断言。” 蒋介石认为“毋忘在莒”运动可以实现反攻大陆，关键还有美国支持他。他对当时世界分析，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虽有矛盾和边界之战，但对美的态度仍是一致，并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扶持亲共产党势力，假如时机一到，就会对美国进攻。所以美国绝不会真正抛弃他与中共言和。他甚而批评美国的世界平衡论和“和平共存”政策，因为这是与他之反攻战略相背驰的。 他又自我吹嘘地说： 假如我统治中国大陆，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影响，就不会有今天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亚洲的混乱，美国也不必为此东挡西杀，永无宁日。 世界的祸根乱源在亚洲，而解决亚洲问题，在先解决越战，解决越战，又必须先解决这个祸根乱源的中国大陆。 分析到此，蒋介石的几何式推算就有了结果：要解决中国大陆问题，就必须由他“反攻大陆”。 由此蒋介石力劝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要错过现在的大好时机。如果现在不动手，中共进一步强大起来，并完成洲际导弹的发射，将“扩大其对全世界核子灾祸”。 蒋介石指出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引起的混乱，从而认定他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大陆人民归心向义的政府”，美国要对大陆人民友好，就应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能和中共“搭桥”和联络，否则就是： “求鱼而得蛇，索饼而予石，适得其反。” 蒋介石的“毋忘在莒”运动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初来势很凶猛，但由于他在台岛搞的种种“反共运动”和“反攻大陆运动”实在太多，台湾军民对此并无多大新鲜感，虽然他对国际社会一再呐喊，但已没有多少人去听他的声音。美国虽然一方面保护着他，但另一方面对他也有厌倦之感。此时美国对于台湾的蒋介石，可以说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了。“毋忘在莒”虽十分感人，但失败是自不待言的。 从1949年12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至1975年他梦断台湾孤岛，其间整整26年，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蒋氏每年都要发四次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台湾光复节），总是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关键年，明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的滥调。 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前，蒋介石深知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反攻大陆”不过是政治宣传。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为什么蒋介石明知“反攻大陆”“难为”或“不可为”，却不断地发表注定“明天”不得不去做解释的“反攻大陆时间表”呢？ 蒋介石曾向蒋经国透露过此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以外患整合内部，是强人政治的重要法宝。况且蒋介石对美国人一时还并没有失望，他相信随着自己力量的复兴、壮大，美国人总有一天会迷途知返的。 可惜在朝鲜战争爆发这一蒋介石自以为的“天赐良机”中，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蒋介石逃台后首度从内心里萌发的反攻狂热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后来，蒋介石在60年代初大陆发生自然灾害和“文革”动乱时，又有两次头脑发热，要实施“反攻大陆”，甚至在大陆“文革”时，蒋介石还同与中国共产党翻脸的苏联政府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却又因美国人泼了冷水而梦断，蒋介石也只有再次大骂美国佬不成人之美了。进入70年代以后，蒋介石实际上就再也不做反攻梦了。“反攻大陆”更多地成了一种理想，一种政治需要，那样明确，又那样模糊。蒋氏父子在遗嘱中，都不忘向台湾军民强调这一追求。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大陆发生了持续近两个月的政治风波。台湾海峡对岸有关国民党当局是否可以武力进军大陆的议论也就不期然地产生了。政治嗅觉敏感的新闻单位及时采访了掌管台湾军事大权的“参谋总长”郝柏村。郝氏在回答记者问话时，只字不提军事反攻问题，只说“国军”有信心反击任何“武力犯台”的企图。郝氏还称：“今后台湾情势将是‘和平竞争’，而非‘和平共存’”。“三军统帅”李登辉召集临时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人有李元簇、李焕、宋楚瑜、郝柏村、郑为元、邵玉铭等人，会中除了漫骂中国共产党之外，也只是下令三军戒备，并未提军事反攻问题，相反地，倒是怕中共乘机“武力犯台”。 国民党中央与军事巨头的上述举动，引起了台湾一些极右翼人士的极度不满，认为国民党未能把握住这次“反攻大陆”的最佳机会。莫非国民党当局不想“反攻大陆”了吗？此间，身为“立法委员”的关延环，曾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政府面对大陆变局，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太令人失望了，如果老总统还在的话，老早就打过去了。” 如果蒋介石不是死于1975年，而是死于1989年后，果真像关老先生所言，能够带兵渡海反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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