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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理论哲学基础 从1950年起，蒋介石便在台湾苦思失败的原因，由于军事上有大的作为还看时机，更多的是不可能，于是转而从理论着手。日月潭边的沉思，使他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好的理论借口：他说国民党缺乏“革命哲学作基础”，“思想不统一”，“徒有完善的主义、高尚的哲学（民生哲学）而不能实践笃行。尤其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来的精神道德，摧毁无余”，由此“致使党内理论分歧，思想复不集中，一般同志陷于错误的思想之中，而不知何去何从。” 他认为这样就必然导致他的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同样也惨重地失败了。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他说：“由于军队失却了主义的信仰，没有思想的领导，……一旦与敌人作战，自然如摧枯拉朽。” 因此，蒋介石在台湾极力修补其反共思想体系，严密控制社会思想和人民的生活。50年代初，蒋介石发表了《反共抗俄基本论》、《三民主义的本质》、《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攻击马列主义，把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纳人反共的轨道，其主要目的，在于从理论上反攻大陆，以达到政治目的。 在这种反共思想体系指导下，狂热的反共宣传，一时遍及台湾全岛。蒋介石俨然以“领袖”、“导师”、“救星”自居，大讲其思想，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内容上。 一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他概定自己、孙中山和国民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惟一继承者，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外来思想，并耸人听闻地说：随着国民党1949年在大陆的失败，“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也要随之毁灭了。共产党必欲摧灭我五千年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蒋介石由此大呼，要重振“四维八德”。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因此要把它们调整过来，从正面肯定：“四维既张，国乃复张。”蒋介石宣扬“四维八德”的目的就是“发扬我们固有的道德”，使青年成为国民党“继绝存亡之圣贤英杰。”他希望用自己的这套理论来武装台湾民众的思想，以反对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反攻大陆。 二是曲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为“革命哲学”，创造出他所谓的力行哲学。蒋介石斥责一般国民党党员缺少所谓的“革命实践精神”，“只知空谈幻想，不图改变”，和共产党一对阵，“力量便无形瓦解了。”他要求国民党党政等各级人员，“切实研读”他的《行的道理》讲演词，杜绝“消极”情绪的蔓延，防止“一旦外援断绝”，“就认为前途绝望。”蒋介石同时给国民党官兵打气，鼓吹培植起以反共的“新武德”为核心的所谓“革命人生观”，要国民党官兵建立“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时时“乾乾惕惕．操危虑患”，一旦和中共交战，则“不成功，便成仁。”其实，蒋介石的这种“革命哲学”（即力行哲学）就是替蒋介石、国民党卖命的哲学，其哲学的政治目的十分露骨。 这当然是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政治理论需要，从根本上讲，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有体系，更体现继承性和历史性，蒋介石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接班人，他的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蒋介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发誓要用新的三民主义反攻大陆，用自己的理论发展三民主义，为此，在台湾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特别是其三民主义复兴大陆更有影响和代表性。 2．三民主义“新”解 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但没有忘记为自己的统治粉饰。为标榜自己，同时也为了说明自己确实是孙中山的最佳接班人，并借此掩盖其对孙中山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背叛，声称早在大陆时，他就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有研究。当然，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和阐释，主要是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服务，故在不同历史阶段，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就大不相同。 蒋介石统治大陆时，尤其是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来，他对三民主义的讲解都是以礼义廉耻和明明德为其归宗，或者干脆说三民主义就是礼义廉耻。这也是他提出政府要经常采取的“研究方式”，只要他认为是那么一回事，就一定要反复重复，仿佛那就是真理一般，他这样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不过是为自己进行的新生活运动找理论源泉，因为“新生活运动”是他的创造，是“科学的”，是有老祖宗的。蒋介石这样做，在国民党内自然不敢有第二种声音，只有附和和吹捧。 败退台湾后，一方面为适应其“反攻大陆”的新形势需要，另一方面要“发展”三民主义，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又有所改变。 1952年7月7日，蒋介石出席青年夏令讲习会并作演讲，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专门重新讲解了三民主义的本质，后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本小册子《三民主义的本质》，试图系统地阐释三民主义。为了适应潮流和形势，蒋介石换掉“礼义廉耻”和“明明德”，而代之以伦理、民主、科学。 关于伦理，蒋介石实际上把以前所认定的三民主义本质是礼义廉耻和明明德进行概括得出来的，因为礼义廉耻和明明德实际上属于伦理范畴。在对三民主义本质的重新解释中，蒋介石指出，伦理是本民族群体中个人对家庭、邻里、社会、国家所持的正当态度，由理性定出标准。因此，蒋介石说伦理是中华民族的立足点。有了他所说的伦理，才能有民族独立和自由。在此基础上，蒋介石进一步说伦理也可以称是民族灵魂。民族自信心。他说： 伦理其实是“礼”的渲化。这种人与周围各方面关系和态度，永远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否则就会形成民族社会的混乱。例如在街上因一点小事，就出口伤人，或恶言相加，或破口大驾，甚至大打出手，就是由于民族社会缺少伦理和秩序而形成的混乱状态。 蒋介石是一个善于演讲的政客，特别是对青年演讲，他总是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来激起人们的热情： 作为人类社会，长的上下之间、平辈、同事之间，目不相视的同胞之间，以至于国际人际关系之间，都应有一个互相对待的仪态分寸或标准，而应以礼让、尊重、善意为基本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总是处于互相敌对、嫉妒、恶意、幸灾乐祸之中，试问这不是一种全国族的最底里的，也最大的内战吗？这样的国族办起事来岂不是难关千重，险浪迭起吗？！因此，新时代的新伦理关系，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和灵魂，不可须臾离之。而且一个不文明的国家对本国任何人的有用的精神财富，都会拒绝参考的。如果拒绝，岂不是一种内战吗？！ 关于民主，蒋介石认为自“五四”以来所喊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不但正确，而且必须。一向标榜传统的蒋介石，在解释民主时也没有忘记民族的文化传统，他说： “如果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来做民主与科学的基础，那么这两个口号，不仅不能救国，而且徒增国家之危机。” 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所提倡的民主，是抽象的民主，不是阶级民主。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蒋介石认为是“自由与独立，亦是权利与义务”。他把自由上升为国家形态，认为自由应是“为国家争自由”。独立也是先争取国家的独立，只有国家独立与自由之后，才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要达到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就必须先尽国民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守纪律负责任”，只有国民能够守纪律负责任，国家才能独立与自由。 这是一整套的“反攻大陆”的政治言论。因为蒋介石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不独立和不自由的，所以三民主义要为中国争“国家的自由”。既然整个国家不独立不自由，个人当然谈不上自由和独立，而为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每个人就应当“守纪律负责任”，这个“守纪律”就是听蒋介石国民党的话，“负责任”就是尽全力担负起“反攻大陆”的使命。 更何况蒋介石只讲如何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至于国民的民主权利问题，却连一个字也未提。看来蒋介石只要国民尽义务，为他的政权效劳，誓死保卫他，为他“反攻大陆”，而对国民的民主权利，蒋介石连讲也不愿讲了。 关于科学，蒋介石说是民生主义实现的手段。民生主义的科学是“保民”与“养民”的科学。是以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从事生产和分配。具体说，土地改革要实行农民偿还地价的温和土改；工业经济上，也要实行节制私人资本，而不没收私人资本的温和方法，实行“社会与人民均富”。他反对没收上地的土改和没收私人资本的全部国营化。他说私人“无产，就是大私有的集产”。蒋介石并说这种“大私有”的理论，“是以恨为出发点的”，也是以“反人性为出发点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就表面看来，蒋介石在台湾时理解的三民主义，就是要人民敦伦理、守纪律、尽义务；国家行保民、养民的“均富”政策。蒋介石对此体系十分满意，号召全党全军要仔细研读，认真领会。 领会什么呢？无非是领会出蒋介石的解释三民主义本质的内在意义。说白了，就是要认真研习和领会如何用三民主义反攻大陆。 在新的解释中，蒋介石强调伦理，强调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独立和自由的基础。而共产党不讲，甚至反对中华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外来伦理和理论，当然“不能够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他认为从伦理出发研究，就可以判定“三民主义必然光复大陆”。 接着蒋介石把三民主义的民主说成是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显然，共产党不讲民主，国家不独立和自由。于是他号召人们站在中华民族的伦理基础之上，为国家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而就观当前形势，无非是尽一切力量，反攻大陆，从而实现国家独立和自由。” 如何实现呢？蒋介石把“科学”作为其反攻大陆成功的手段。认为依靠民生主义就可以达到目标，共产党的集体化是违背人性的。至此形成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为其在台湾继续大搞个人独裁专制粉饰，同时为其苦心经营的“反攻大陆”作舆论宣传。 在蒋介石“三民主义光复大陆”的理论中，还有康乐和育理论。1953年11月，蒋介石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对人口、家庭、教育、城乡建设、文艺音乐等进行阐述。 在“育”的问题上，蒋介石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认为人口增长并非以几何的比率或级数而增长，粮食增长很快，也不是按算术比率增长。蒋介石的内在政治目的，是不能在台湾控制人口生育，否则，台湾人口减少，青少年减少，哪里找人去“反攻大陆”？不能“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不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么？ 在社会上，蒋介石主张不提倡离婚，控制离婚率，以免有更多家庭破碎，儿童悲惨。蒋介石甚至说，“收复”大陆后，要对大陆儿童实行“再教育”，使其重享家庭温暖。他认为大陆彻底破坏家族组织和拆散婚姻。为使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化，并说要设立妇产医院，以低费和免费接生，建立儿童教养院、养老院等。蒋介石把自己的民生主义吹得神乎其神。 在教育方面，主张民主主义的教育，即从民主生活中培养自己的人格。其中包括学校教育、儿童强迫教育与识字运动、家庭生活教育、公民教育、职业生活教育、大学教育、成人教育、国民军训、童子军、劳动服务。蒋介石在教育方面的提倡，客观地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为台湾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人的素质基础。不过，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其根本出发点并非在民，而在于他的政治目的：建好台湾，以反攻大陆，所以台湾的教育成就在整体素质上就大打了折扣。比如在其反共理论指导下，对祖国大陆的歪曲认识，实在误了一代青年。 在“康与乐”上，蒋介石主张国民应德性善良，体格康健，理智或感情和谐。为此要以礼节制情感，以乐调和情感，讲求礼乐合壁。总之，要忍受蒋介石的独裁，要节制愤怒。同时要学会等待，即使“反攻大陆”喊了无数年不得实现，也得耐心等待，实在等不下去，只好以别情移开，比如兴乐代怒。 同时音乐也不能听那些不能令人振奋的东西。蒋介石认为音乐是以表现民族的盛衰，所以他反对萎靡不振的“亡国之音”，要大力纠正颓废音乐的淫靡歌曲。蒋介石要求要以雄壮的音乐激发他的国民，激发他们干什么呢？就是要激发他们去为自己卖命，去“反攻大陆”，这才是蒋介石的最大目的。 因此，蒋介石在台湾对文学艺术和新闻定位方面控制得十分严，并大兴文字狱，以求统一于一切思想在三民主义之中，集中一切力量“反攻大陆”，并最终“收复”大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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