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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守孤岛的蒋介石曾有言：要用共产党的方法对付共产党，于是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文攻武卫”开始了。用“心战”动摇大陆的军心民气，自50年代末成了“反攻大陆”的主要内容。“对大陆同胞广播”，“空飘”洒传单……宋美龄的“心战”更有独特之处。 1．政治“反攻” 在“反攻大陆”的方法上，蒋介石一直认为应包括军事“反攻”和政治“反攻”。对于军事“反攻”，屡攻屡败，不但对共产党无伤大雅，而且到头来自己反招致一顿狠打。所以，他对此已不抱什么幻想。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况下，5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更强调政治“反攻”，政治“反攻”中又突出“心战”、“政战”。 1959年国民党在八大上，蒋介石提出在实施“军事反攻”的同时，应强调“心战政战的积极开展”。其心战包括广播、空投宣传品、办地下报刊、进行策反宣传等，以便“未制其人，先收其心”。 而张后生在《党务工作报告》中对“心战”。“政战”则有较详细的记载： 在心战方面基于工作之需要，经过43年（1954年）将心战综合小组改为“中央心理作战指导汇报，统一指导敌前、敌后、海外与台湾之心战工作”，目前每日能以9种语言，向大陆广播13小时以上，配合公民营及友邦电台集中宣传，并先后向大陆空投传单13亿份，日用品与食来23万袋，书信6万余封。 至于政战方面则分两部分进行：第一为疏导、联络、消解各方不利反共团结之活动，争取、扶植各方反共人士之组织……第二系以亚盟中国总会为中心，拓展国际民间反共联合战线，广泛联络亚洲反共非共国家与反共团体，及铁幕国家之流亡反共团体，以扩大其影响。 为了深入开展“心战”、“政战”，蒋介石在1959年的“双十节”文告中，提出对台岛居民的“六大自由”和对反共分子的“三大保证： “六大自由”包括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人民生命安全的自由及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三大保证”包括是“凡脱离匪军又来归的官兵，均与国军袍泽一视同仁，论功行赏”；“凡参加反共工作的各政治集团、各民间组织，除共产匪党外，不论其过去政治立场如何，一律享有平等合法的权利，循宪法规范与公平竞争的原则，共同努力，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凡参加匪伪政党组织分子，除万恶元凶以外，只要其愿为反共革命效力，概本协从罔治和既往不咎的宽大精神，一律予以赦免，并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 1959年元旦时，蒋介石又在元旦文告中发出“四大号召”：“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恢复人民原有家庭的组织，保障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恢复人民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权和实行平均地权制。” 在元旦文告中蒋介石还将反攻战略作了具体的阐释：“我们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以台湾为友战场；而军事武力的奏效，必须以大陆革命运动与台海军事行动相配合，双方策应，为其一贯的指导方针。” 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大奉蒋介石之令将“反攻”的方针确定为“反共复国总体战”，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工作纲领案”，制定了“反攻复国”的各项具体部署。蒋介石认为： 党政军联合作战的战争，亦即总体战，是在武力上为以寡击众的革命战争，在人心上则为以众击寡的政治战争。国民党在联合作战中，是战斗组织的中心，也是战力的策源；对内必须贯彻国民党的政策，坚持组织领导，以发挥总体战的效能，对外团结内外一切力量，认识敌人的特性，掌握敌人所有失败的因素，构成政治作战的全面优势；对大陆应运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战、宣传，展开对中共的攻击，以为军事作战开拓道路，并保障军事作战的彻底胜利。 蒋介石在强调“军事反攻”与“政治反攻”并重，突出“政治反攻”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组织配合。他在国民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反攻复国”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集中力量，统一意志。为此，他一方面加强党的组织配合，另一方面还千方百计地动员妇女与青年投入“反攻复国”的行列之中。蒋介石要求国民党中的每一个人的力量都集中起来，每一份物力、财力都集结起来，一切为反共，一切为“战”，实现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心法，这样“反攻复国”才能成功。 蒋介石号召台岛居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反共复国”。蒋介石号召台湾妇女说： 我们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领导全台湾的妇女同胞，在家庭、在社会，劝导自己的丈夫兄弟，使每个人都能动员起来，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并劝他们努力救国，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确保台湾，达成反共抗俄的重要使命。 在蒋介石、宋美龄的“关怀”下，1950年4月17日，“中华反共抗俄妇女联合会”成立，由宋美龄亲自主持。从此，宋美龄把持“妇联会”近40年。 继“妇联会”之后，蒋介石与蒋经国酝酿成立青年反共组织，认为应把青年组织起来，做“反共复国”的先锋。他们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自不例外，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党团离开学校，共产党乘机而人，以致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产党的外围，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所以今天“反攻复国”的行动，如果没有青年，就不能成功。基于此，1952年10月31日，台湾“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经国出任“反共救国团”主任一职。蒋经国占据了“青年”这一地盘，乘机网罗人才，培养班底，为自己接班做铺垫。 在“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仪式上，蒋介石号召台湾青年提高战斗情绪，服从团体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学习战斗技能，厉行劳动生活，加强服务热忱，使“全国”青年在“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的号召之下，推行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蒋经国在成立仪式上说：“青年失去了希望，国家就失去了青年，也失去了中心力量，责任是如此重大，我们仍要去完成它，因为我们无可推卸。” 该团的基本宗旨是使台湾青年接受“反共复国”的思想教育，成为国民党的预备队。该团成立后，在台湾地区各县市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大中小学分别成立了“团委会”、“总支部”、‘文部”、“分支部”及“辅导站”等组织系列。在宣传舆论方面，建有“幼狮通讯社”、“幼狮出版社”、“幼源广播电台”等，定期出版《自由青年》、《幼狮文艺》、《幼狮少年》、《张老师》等日刊，并不定期出版各种反共读物。 蒋介石在确定了“政治反攻”的方针，健全了“政治反攻”的组织机构后，遂实施对大陆的“政战”、“心战”。 2．“娘子军”总头目 1950年1月，宋美龄自美国回到台湾以后，蒋介石就琢磨该给夫人挂一个什么头衔，安排一个什么职务？而“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头号“评议委员”和“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的会长之职，则是蒋介石为她安排的政治归宿。 “评议委员会”是什么机构？宋美龄为何成为头号“评议委员”？这得从蒋介石搞的国民党改造运动谈起。 痛定思痛，蒋介石反思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其失败的根源，所以，到台湾以后“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乘改造之机，蒋介石对国民党进行了一次人事“大换血”，起用了一批精力充沛。忠心耿耿的新人，踢开了一批不太听话的“党国元老”和文武要员。 首先，蒋介石宣布实行军官假退除役制度，公布假退出后的人员名单包括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永昌；二级上将：何键、林蔚、朱绍良、杨爱源；中将加上将衔：孙震、杨森、李品仙、罗卓英、钱大钧、刘志毅；中将加上将待遇：秦德纯、俞济时；中将：陈继承、周垒、韩德勤、万耀惶、熊斌、徐庭瑶、谷正伦、贺国光、刘汝明等，中将计37人，少将80人。此外还有大批上校、中校和少校。 何应钦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白崇禧、顾祝同为副主席，汤恩伯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而张发奎、熊式辉等人也各奔东西，自寻出路。 其次，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蒋介石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通过此招，把一批元老在“党”的系统中的权力全都取消了，而只有“政”的官衔。如于右任虽是“监察院院长”，但在“党”的方面，却列为“评议委员”，既非“党”的中央委员，更非“党”的中央常委。 “评议委员”，名位甚高，实权无有，敬之以礼，“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古人已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他们只是常常用来在国民党的重要会议召开期间对某一决议和人事安排作附合性的表态，或在某些重大节日抛头露出，发表些为蒋介石本人歌功颂德的讲话和文章。蒋介石创造出“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战略顾问”、“评议委员”等闲职，给那些失势的“党国元老”送上这样一些有名无实的头衔，以“养老送终”。 其实，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这样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也是迫不得已。台湾面积不过3．6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千万，以这样小的舞台，岂容得下那么多的演员表演？ 1954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全大会”，蒋介石圈定夫人宋美龄为“评议委员”，在“十一全大会”上，宋美龄被选为“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成为国民党诸多“评议委员”中的首席评议委员，“评议委员会”的头一名。对此，据台湾有关官方文献解释，“评议委员”相当于外国的“元老院”中的“元老”，由国民党的总裁圈定，不是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如果这位元老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好感，那么下一届“评议委员会”中就没他的份。而蒋介石把宋美龄列为“评议委员”的头一名，正是为了堵住了元老们的口：“你们看，连她也是评议委员！”所以，国民党逃到台湾40多年来，元老们只能老老实实吃“蒋家王朝”的皇粮，拿“蒋家王朝”的长俸。 宋美龄成了蒋介石平衡与国民党元老关系的一个重要筹码。宋美龄成为头号“评议委员”，也就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发言权。 宋美龄虽然在党内没有了自己的地盘，但重戴“第一夫人”的桂冠后，她仍一如既往地与蒋介石夫唱妇随。而此时蒋介石的注意力放在“反共复国”上，为帮助丈夫获得“民众”的支持，以造成“反共复国”的“民众基础”，宋美龄自告奋勇出任台湾妇女运动的领袖，以“文攻”“心战”配合蒋介石的军事活动。 搞妇女运动，对于宋美龄来说是如鱼得水。1950年3月8日，宋美龄在台湾举行了第一个妇女节纪念会。此前，她曾先后到金门、澎湖、马祖等岛屿视察劳军，并接触了若干地方妇女领袖。在纪念会上，她要求大家在“大陆已经完全沦陷，苦难跟随而来”之际，“应以美国妇女工作和奋斗的精神为借鉴”，为“前线的伤患官兵服务”。她宣布：“我最近准备组织一个‘中华妇女反共抗俄大会’，成立后，希望每一个妇女都团结起来，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妇女们应该不断求进步，利用机会，多看书，多作研究，以求得到真实的学问。”她要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早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4月3日，宋美龄主持了这个“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会”）的筹备会。她要求在台湾的妇女“热情的慰劳”三军，并对民众做组训工作；她要求妇女界“竭力帮助蒋总统以此救济大陆饥谨同胞的运动”；“共同负起为国家为民族也是为自己的责任，保卫台湾，打回大陆去。” 宋美龄与蒋介石为怀念“大陆饥馑同胞”，于4月7日禁食一天。可是滑稽的是，在此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大陆同胞诸如上海、南京那些处于极度饥饿的市民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高的“礼遇”。蒋介石“复职”前后，曾对沿海都市进行无理性的空袭，仅1950年1—3月，就先后轰炸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广州、象山港、雷州半岛等地。 所炸之地，无一处是军事目标。打不过中共军队，迁怒于无辜百姓。尔后又通过广播呼吁海内外同胞“向大陆同胞实行粮食救济”，前后对比显得蒋介石是多么矫情，伪善。 4月17日，“妇联会”在台北宾馆举行成立大会。宋美龄自任会长，同时在这个孤岛上成立348个分会。一些蒋介石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随即组成了一支“娘子军”，围绕在宋美龄的周围。连素不过问政治的蒋方良（蒋经国夫人）、石静宜（蒋纬国首任夫人）也被拉入该会。为了表明台湾当局对于该会的重视，特由“行政院长”陈诚、“内政部长”余井塘、国民党中央党部郑彦芬、“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等出席大会的开幕式。蒋介石亲临大会致词： 现在大陆沦陷，男女同胞均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妇女界各位代表在台北热烈集会，共同一致商讨反共抗俄工作的进步，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我们饮水思源，台湾同胞就应该不畏危险，不怕困难，贡献我们一切的力量，光复祖国，拯救大陆同胞，奋斗到底。 为了配合蒋介石在台湾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蒋介石给这个妇女组织几项“伟大”任务。这几项任务由蒋介石亲自交待，成为围绕在宋美龄身边的这些官太太们唯马首是瞻的指导原则。其中包括： 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饿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我们反共抗俄的使命。 第二，我们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法藏身。 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斗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的实际管理者，格外要勤俭节俭、爱护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此后，每逢会长的生日、“三八”妇女节和“妇联会”成立周年纪念日，该会与蒋介石之间都一定有函电往还，或向“领袖”致敬，或由“领袖”指示。例如，“妇联会”成立2周年之际，向蒋介石发出致敬电，称颂蒋介石“高瞻远瞩，领导反共抗俄，胄旰忧勤，勋劳丕著，大业幸兴，民族是赖”。 蒋介石也不断给予“妇联会”以鼓励和关心。“妇联会”成立4周年时，蒋在颁发的“训词”中称：“贵会成立以来，号召海内外妇女同胞，为反共抗俄而奋斗，对军中，对社会，均有极大之贡献。而最近一年，各地分支机构逐渐增设，足见力量日益增强，工作日益展开，良可欣慰。” “妇联会”成立6周年纪念大会之际，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词。他在讲话中，为“妇联会”加油打气，说“妇联会的工作”可与美援武器相媲美。他是这样说的：由于贵会的工作，“使得我们的士气，逐日提高，此一贡献，可以说与美援武器有同样的价值。因为士气的提高，武器才有用处，才能发生更大效力。”最后，蒋介石又向“妇联会”发出新指示：设法推动农民，增加生产，以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实现“敬军爱民”的目标，以巩固“国防”；做好军队眷属工作，安定军心等。 在宋美龄的“妇联会”成立的同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的组建工作也正在积极酝酿。该团成立于1952年10月31日，是日为蒋介石的生日，由此亦可见该团“忠蒋”之特点。“青年反共救国团”是太子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第一夫人”一手操办成立的妇女组织，两者在早期可谓是“相映成辉”’，在轰轰烈烈的程度上各有千秋。 “妇联会”自始至终是宋美龄拉拢台湾妇女的权力机构，其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谭祥、“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及钱用和、陈继彝、林慎、皮以书等人。此外，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保密局局长”毛人风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辑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方良、石静宜等，都是“妇联会”各地或各单位分会的主任委员。 除了“妇联会”会长之外，宋美龄还担任“台湾省妇女代表大会”名誉会长、“国民党妇工会”指导长等职，成了“娘子军”总头目。与她有密切关系的单位，在全盛时期达到五个，“妇联会”。华兴保育院、振兴康复医学中心、圆山大饭店、励志社等，在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势的女人。 3．活跃在“心战”战场 宋美龄抓住“妇联会”这块地盘，将其发展成“心战”的一个重要战场。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宋美龄等人给“妇联会”明确了具体工作任务。宋美龄说： 我们的工作分宣传、慰劳、组训三种，……例如沦陷区人民逃出来的报告、共匪的种种虐政，报纸上常有登载，可是，山地和乡村的妇女和民众，还没有能知道，我们看过报纸，剪下来就可作宣传材料。……前线将士冒着生死，忠勇作战，伤病官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慰劳服务。上次我们在台北曾发动义肢运动，对残废的官兵有不少的帮助，此后本会还想发起其他各种劳军运动，如为将士新兵做布鞋、衬衣、内裤及捐募药品等。……讲组训更是重要，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方能通力合作，例如肃清奸谍，推行国语，训练急救防空等，都是现在需要的。 基于此，“妇联会”开展了一些大型活动，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反攻”，其主要“心战”政绩有： （1）安定军心：蒋军自大陆和海岛退至台湾后，绝大多数人算是背井离乡，他们或是被骗，或是被抓来的，望着茫茫大海，听着国民党文宣机构对共产党的造谣、诽谤，对生活在大陆共产党政权下的爹娘妻儿的处境忧心忡忡。加上，近200万军政人员及眷属涌进孤岛，台湾的经济状况恶化，士兵的生活境况很差。再者，他们对蒋介石能否守住孤岛信心不足。因此，“妇联会”的首要任务便是安定军心。宋美龄亲自出马，拉上自己的两个儿媳和一批官太太开展了“慰劳”工作。 为此，宋美龄自己还煞有介事地坐到缝纫机旁，让人拍上照片，登载在台湾各大报刊上，作宣传鼓动。一时间，整个台湾上下从9岁的小姑娘到73岁的老祖母，其中包括女民意代表、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政府”各部门首长夫人、军工眷属、女工、商店老板娘、农人之妻，以至三轮车夫的太太都投入到缝制征衣的运动中来了。许多官太太为了争得头功，博取宋美龄的好感，还采取了“包干到人”制，定人头、定数量、定时间，争取多制征衣。尽管这项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笑话，也令不少妇女怨声载道，但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士兵的衣着问题。 据“妇联会”自己的刊物宣称：“1950年4月25日，蒋夫人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 许多当年的老百姓也经常看到宋美龄坐在一台缝纫机前面缝制衣服的照片和报纸报道。宋美龄是不是真的缝过征衣呢？ 一位当年跟在宋美龄身边的随从说：“什么缝征衣？你们看到的是她在踩缝纫机的照片，可是，照片又不是连续画面，我跟她那么久，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缝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时候，她们妇联会的人说，恭请夫人来拍张照吧。于是，把她请到缝纫机前面，叫她摆个缝衣服的样子，再按照相机快门，一张夫人缝征衣的伟大照片就这样完成了，可是真正缝征衣的人叫苦连天。”当然，也有人认为宋美龄确实缝过征衣。 一些原本过惯舒服日子的官太太，对“妇联会”经常乱抓公差的行为极为不满。人不平则鸣，于是在某杂志的“缝征衣片语”专栏中，就闹过这样一则笑话：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空军眷属某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眼泪汪汪地跑到征衣缝制场所声言，要找总司令夫人，原来她打听了那天是空军眷属分会的值班日。一会儿，该分会主任委员王叔铭夫人龙祥云女士来了，这位空军眷属呜咽着说：“我们夫人虐待我，实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总司令夫人，救救我，只要能在空军宿舍给一间屋子，便可以替人缝衣服，洗衣服过活了。”王夫人笑着说：“你别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点，我可以替你调解调解，若是离婚的话，你不是空军眷属，怎么可以住在空军宿舍呢？” 从上下文看，“我们夫人虐待我”应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误。这样明显的错误，如果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谍”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满“妇联会”做法的人动了手脚，故意出宋美龄的丑。 “妇联会”缝征衣活动搞久了，即使有人心生不满，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害怕被当局以“匪谍”整肃。可是，别人不能对缝征衣之类的活动感到厌倦，会长宋美龄却随时可以去美国养病、休假。1952年底，宋美龄便以“养病”之名，去美国度假。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台湾参加妇联会的3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说：“我在美国养病8个月，本会的工作比我在国内的时刻做得还要好，足见大家的努力和负责，使我觉得非常满意与快慰。” 此外，深入军队，开展文娱活动也是“妇联会”劳军的一项重要内容。“妇联会”成立之初，宋美龄常常拉上一些官太太，带着文艺团体深入部队营房发表演讲，鼓动士气，让士兵看戏，听音乐，鼓励士兵自己唱戏，活跃军队的精神生活。这种文宣劳军活动常常搞得军队人困马乏，宋美龄和那些官太太们常乘机出来散心、游玩，宋美龄本人出去时多是专列伺候，随从们前呼后拥。但对于长期受专制蒙昧熏陶的国民党士兵来说，能一睹“第一夫人”及各位“长官”太太们的风采，还能看一次戏，并乘机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件幸事。 （2）反共宣传：为国民党争取台湾民众，煽动他们的仇共、反共情绪。在宋美龄的倡议下，一些“妇运”骨干活跃起来，她们自办报刊，找些道听途说的材料登在上面，把共产党描绘成青面獠牙、无恶不作的恶魔，并把这些报纸、刊物、招贴画分发到下层民众中去。但这一招起初并不灵，因为台湾老百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共产党怎样，倒是常想起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镇压“二二八”起义的旧事，他们觉得共产党再坏也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吧！ （3）推广国语是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时的一大政举，“妇联会”积极参与其中。国民党在扩大国语时文武兼用，“妇联会”主要是“文”的方面，鼓励台湾妇女在公开场所讲国语，时常搞一些国语演讲比赛、歌咏会等等。在“武”的方面，当局颁布文告，发现谁在街头巷尾用闽南话交谈，不说国语，轻则罚款，重则挨打。 在国民党退台的初期，“妇联会”在“心战”方面确实“劳苦功高”。后来，随着蒋介石“反攻复国”梦的破灭，“妇联会”的工作重点略有转移。 由于“妇联会”挂的是宋美龄的名字，该会的经费在早年十分充裕，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到了后期，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就没有过去那么积极。有些地方的“妇联会”分会甚至处于歇业或全歇业状态。“妇联会”门口原来都是由宪兵负责警戒保卫工作的，后来改由便衣承担。可见，由于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去世，“妇联会”的地位有所改变，“妇联会”的黄金时代已不复再来，只是在蒋介石统治的历史轨迹上留下了特殊的记录。 自从1991年9月21日离开台湾，宋美龄一直在美国颐养天年，以练字作画自娱。虽然长期离台，但是，她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并未因此彻底消失。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主任钱剑秋连任30几年主任不下台的事。 从1955年“妇工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自任“妇工会”指导长的宋美龄，就把主任职务交给钱剑秋。钱剑秋当“妇工会”主任，一做便是30几年。到1983年，她已高寿79岁，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难觅出第二个如此高寿的干部。国民党中央前副秘书长马英九（39岁）、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不为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动不了她。 “妇工会”一向是蒋夫人的地盘，钱剑秋当然有宋美龄撑腰，才能久居其位。据载，蒋经国在位时，国民党内部虽也有人不满钱剑秋，认为她年龄过大，任期过长，应该换人。但蒋经国有所顾忌，故迟迟未对钱下手。李登辉继位后，“钱剑秋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钱一面向宋美龄求援，一面上书李登辉，请求留任一年。李登辉与李焕（“行政院长”）当时即属意“救国团”主任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夫人），李原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因为“第一夫人”的缘由，这次却婉言拒绝，钱剑秋方得以再留任一年。 国民党“十三全大会”上，钱剑秋未能当成中央委员，自然“妇工会”主任也做不成了。这样，李钟桂便成为宋美龄失去这个地盘后的新一任“妇工会”主任。 宋美龄在台湾妇女工作中的影响，并未因钱剑秋下台而彻底消除。一是宋美龄挂着“妇工会”指导长的头衔，使得“妇工会”的上下隶属关系与指挥体系有点混乱；二是“妇工会”整个人事、组织与活动，未因主任更换而有大的变化；三是“妇工会”总干事王亚权是宋的另一员大将，李钟桂根本指挥不动。看来，宋美龄只要在世一日，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便会存在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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