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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美龄的口头禅中有一句话，叫“我的空军”。把“中华民国”的空军比作自己的私产，确实有些过分。不过也说明来美龄与“中华民国”空军的不解之缘。宋美龄最爱戴的徽式是“飞行徽式”，到台湾后，仍不放弃插手“中华航空公司”事务，成了实际上的后台老板。 1．空军情结 早在1920年，国民党政府就已建立了空军，1933年便制定了空军军官制，但当时飞机不多，更没有实践经验，远称不上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空军。它的主要作用只是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到中国各省去视察。蒋介石、宋美龄当年几乎走遍全中国，就连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边远省份也到过，大大加强了对全国的政治控制，这主要就是借助于飞机这种现代交通工具。宋美龄在《航空与统一》一文中夸张地说：“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明，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为伟大。” 宋美龄对空军的重视，起始于她和弟弟的一次空中旅行。那天，姐弟二人乘坐一驾小型飞机在天空中飞翔，却迷失了方向，在天空中乱飞。后来因为天黑了，他们不得已降落在一块用她的话来说“四周全是匪类”的稻田中。这次历险，使宋美龄深深了解到中国航空事业的贫乏。此后，她经常宣扬要加强空军，使其走向现代化。 但是，真正促使宋美龄下定决心采取创建空军行动的，据西格雷夫在《宋氏王朝》一书中透露，还是西安事变。因为在事变发生期间，蒋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包括他的连襟孔祥熙）曾密谋轰炸西安，完全置老蒋的生死于不顾，声称“虽然我们都渴望解救蒋委员长，……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允许一个人的个人安全妨碍……”宋美龄全力阻止了这个轰炸计划，但这无疑使她意识到，空军交给这样一帮人掌握是多么不明智！ 惊魂甫定后，宋美龄就对蒋介石说，她本人愿意接管这支军队，并保证把它变成对付敌人的有效武器，而不是仅仅充当政治工具。蒋介石同意这种主张，而且考虑到：空军这个新兴的外来兵种极需像宋美龄这样拥有杰出外语能力，并且能够和外国专家沟通有关技术和采购事宜的“自己人”。于是，蒋介石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从此，宋美龄便和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要对当时美国军用飞机作一了解，宋美龄花了不少时间，对各种品牌的飞机性能作深入的研究工作，对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飞机零件等等，都作过广泛的了解和接触。以来美龄这样一个专攻文学、艺术、哲学的大学毕业生，这样的探索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对国民党即将新建的空军，更无疑是一大冒险。 然而，这是蒋介石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宋美龄也没有令他失望。 她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聘请前美国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为她的顾问。一次，她询问霍尔布鲁克：能否推荐一位美国飞行人员帮助她把空军整顿好，于是，霍尔布鲁克向她推荐了陈纳德。这是一个曾经迅速发迹、锋芒毕露而又长期不得志的人。他一生都在等待遇到一位赞助人和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机会，而他一见到宋美龄就为之倾倒了，两人初次接触，交谈，就一拍即合。此后，他的余生都是在为蒋氏夫妇服务中度过的。 在宋美龄的要求下，陈纳德从西方雇佣了一些飞行员，还从美国飞机企业家手中购买了一批较为新式的飞机，把年轻的中国空军武装起来。抗战期间他组建的美国志愿飞行大队因为作战勇敢，被居住在昆明的中国居民称为“飞虎队”。 在陈纳德的全力参与之下，宋美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领导权。这可以从1937年宋美龄安排空军为蒋介石50岁生日作的祝寿表演中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当时的飞行员，在蒋介石居住的洛阳上空作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50架飞机，在空中以排气烟云排出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来，博得蒋介石连声称道。 这种表演现在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但是在五六十年前，这样的一种祝寿方式，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盛大仪式了。这正足以说明，宋美龄在整合空军人事和军力上已经作出相当的努力，至少，她已经帮助蒋介石，把空军这个现代兵种，在最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建立并且巩固起来了。 1938年2月，蒋介石改组空军，由他自己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钱大钧任委员，由宋子文接替宋美龄任该委员会秘书长，空军由钱大钧实际负责。此后，宋美龄致力于妇女救亡活动和外交活动，但她仍十分关注中国空军的成长和中日空战的情况。 宋美龄经常在新闻电讯和写给朋友的信中，详细介绍或报道空袭、空战的情况，足见她对空军的关注。1938年5月17日，钱大钧派两架飞机去日本本土空投传单，并负侦察之责。5月20日清晨，两架飞机到达日本领空，顺利完成任务而后安全返航。正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的宋美龄，听到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马上向与会的妇女代表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宋美龄都把国民党空军称为“我的空军”，于是一些人也投其所好，称她为“中国空军之母”。 2．特权公司 5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从中国大陆撤至香港的中国民航飞机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航空公司”。宋美龄因为与国民党空军的特殊关系，对“华航”事务也具有很大影响力。 “华航”性质很特殊，它成立于1959年，初时设资本额台币20．7亿元，均由国民党官方垫付。工作人员则由当时的国民党空军官兵以退役或停役的方式调用。因此，尽管历任台湾“交通部”的部长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华航’百分之百是民营”，但却从来没有人相信。因为，“华航”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公营”。 首先就体制而言，“华航”既是公司，就应该有公司注册，而且董监事名单要公开。但在台湾，这些资料均属机密，而在台湾官方，则有一个高阶层的“华航小组”的存在。据说它以前的召集人是前“中央银行”总裁合国华，后来改由国民党中常委、前“交通部长”连战担任。这个“华航小组”似乎也不负责监督“华航”，而只是负责帮助“华航”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 截至1985年，“华航”的总资产已达11.47亿美元，但其负债总额亦达10．6亿美元。一般正常公司，这样高的负债比例已接近破产边缘。“华航”则不然，它有“华航小组”负责解决财务问题，有“交通部”和“民航局”编列预算支付。它是个特权公司， 除了体制上属于国民党公营外，整个财务上它亦属于公营的性质。“交通部”辖下设有“民航局”，“民航局”仅有一个“民航事业基金”，这个基金最主要任务即是协助“华航”。如果“华航”需要更新民航机队，出面向外国飞机制造公司购买的仍是“民航局”，款项由“国库”拨款而设的“民航事业基金”先付，然后再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华航”。国民党政权出资本，“华航”作生意，而且亏损了也有政府可以依赖，这种特权生意人人会做！ 另外，“华航”经营不力，亏损累增，“民航局”就用基金收购“华航”的飞机作保护，但仍然租与“华航”使用。“华航”已连续亏损多年，这已超过“保护”，而等于是“特权”了。据估计，单是“民航局”的“民航事业基金”，到80年代末为止，为了“华航”即已亏损了100亿台币以上。 “华航”的种种特权，据说肇始于“空军之母”宋美龄。自“华航”成立以来，她一直介入甚深，形同实际上的董事长。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华航”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任命均由士林官邸决定，人事决定权也属于“最高当局”。所以有人说，“华航”不是公营，不是民营，它真正的可以说乃是私营！ 这种情形的出现，还是国民党那种“党”、“国”、“家”三者不分时代的产物。正因为三者不分，他们办的公司，当然不要去“登记”，反正在他们看来，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他们的任何公司有了亏损，理所当然地用国库去贴补。“华航”即是例证。 不过，那个“党、家、国”不分的时代在台湾已经过去了。现在，“蒋家政治”业已衰微，应该到了一切都恢复正常，并且按制度办事的时候了，应该登记的就要去登记，应该自负盈亏的就不能再由纳税人负责，自蒋经国死后，岛内不少人士提出这种要求。 3．公私一体 来美龄对空军是情有独钟的，她数十年来最喜欢佩带的胸饰就是空军飞行徽章，1987年10月底，她在蒋介石逝世纪念会演讲“我将再起”时，仍然佩戴飞行徽章。当然，她对于“华航”事务是不舍得放弃的。尤其对于“华航”的人事，她的话更是有“一言九鼎”的神奇功效。 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1986年发生的王锡爵投奔新中国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都被罢官），据悉此即由于宋美龄的插手。因为乌钺曾经为她驾驶飞机而受赏识，所以当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通过她在台的亲信传达的意见说：如果没有绝对的过失，乌钺不必去职。而且还问了句：“乌钺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责任要由他来承担！”慑于老夫人的威风，当局未能对乌钺作任何处置，乌钺照坐“华航”的“宝座”。当然此后乌钺对于有关老夫人的一切事务，无不尽心竭力。1990年宋美龄离台赴美时，乌钺就为她运送那数量惊人的行李而帮了大忙。 当然，这样的“国事”当成“家事”办的例子不在少数。忠心耿耿为宋美龄效力的人，也会被她利用权力而安插进“华航”。 宋美龄有一位非常令她信任的武官，名叫来亨霖。他是早年上林官邸的一名空军武官，上海人，身材短小粗壮，精力旺盛充沛，他对于蒋介石夫妇交办的任何事情，都能处理得迅速得当、有条不紊，因而甚得蒋介石夫妇的宠信。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以后，宋美龄出于政治考虑和身体方面的原因，数度往返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官邸方面的人员当然也得跟着两头跑。有的随员因为家在台湾，不愿这样长期离家赴美，另一方面，因为宋美龄常不在台湾，两边的事务都须要料理，急需一个信得过的得力帮手。 于是，宋美龄想到了一向精明干练的宋亨霖。在他以上校官衔退休以后，宋美龄就把他调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先是担任总公司的副处长，帮宋美龄处理台湾这边的一些事务。后来直接派他到美国纽约常驻，除了“华航”本身的事务之外，还肩负专门处理宋美龄交办的工作，也算是宋美龄在美国的“总管”，不但要办理宋美龄的各种事情，还要负责迎来送往，负责和台湾联系。从宋亨霖在“华航”工作的始末，可以看出宋美龄对“华航”的实际影响力窥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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