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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经国来说，他的父亲就是领袖、严师和慈父，没有谁比他更“伟大”的了。确实，父亲不仅在精神上对他关怀备至，颇多传授，而且在政治对他寄予无限希望，帮他打败政敌，为他接班登基铺路开道。对于漂摇在汪洋中的这一点点江山，蒋介石当然“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要把这点“家业”留给儿子。 1．门生让太子 蒋经国染指国民党党、政、军以后，清除了异己，慢慢培植起了自己的力量，离最高之位还有一步之遥。因为，这时陈诚还占据着“副总统”、“副总裁”兼“行政院长”的要职。蒋经国只好暂时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对蒋介石这样的独夫民贼来说，他为何能容忍陈诚如此位高权重？ 原来，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同乡，自黄埔军校创办起就追随蒋介石，既属于黄埔系，又属于江浙派，和蒋介石亲上加亲。四十多年来他出生入死，成为蒋介石最重要和最可靠的亲信。在国民党仓皇逃台之初，蒋介石从众多的助手中挑选出三位可以作为一线决策的人物。这三位就是原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东北剿共总指挥的陈诚，原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和原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台湾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在三人中，蒋介石最宠爱的是陈诚，然后是俞鸿钧，其次是严家淦。尤其是陈诚，蒋介石早已暗中把他选为自己向儿子交班的过渡人物。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在蒋介石的一手操纵下，陈诚官运亨通。先任台湾省主席，1950年3月他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5月20日，在“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陈诚当选为“副总统”。1957年10月，在国民党“八全会”上成为“副总裁”。1958年7月，他在担任“副总裁”、“副总统”之时又兼任“行政院长”。 陈诚在台湾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有成为“法统”的准接班人之势。 陈诚红透半边天，难道说他没有一点政治野心？难道他不窥视着蒋介石之位？ 当然，不能说他没有这份心思，只是“有贼心无贼胆”，种种因素制约着他与蒋经国一决雌雄。首先，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在权力角斗场上，他不善于玩弄“政治魔术”；其次，他对蒋介石忠心不二，很少培植私人班底充当其政治资本，他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治性团体作支持；第三，他早已洞悉蒋介石的肺腑，摸透了蒋介石已决心把这片宝岛江山传给嫡嗣的打算。蒋介石决不会允许他人觊觎，纵有野心，也只得收敛；第四，陈诚患严重胃病，身体每况愈下，早不堪繁剧，他甘愿在与蒋经国政治角逐中，退避三舍，以保命为第一要务。因此，纵使陈诚有“政治强人”之称，但也仅此而已，永远成不了“九鼎之尊”，充其量他不过是蒋家小朝廷的一名“高级传达”。所以，陈诚对蒋经国的接班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对此，蒋经国的亲信孙家麒后来在《我所认识的蒋经国》中谈到：这位先生（陈诚）真是名符其实的军人头脑，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经验，还太缺乏。他不晓得太子先生几年之间，在上下其手的搬运魔术下，所有的力量，都已无形中先后入了太子掌握，早非吴下阿蒙，而已后来居上。 而陈诚自任台湾省主席始，一直主持台湾事务，做了大量具体而有效的工作，舆论对他也赞不绝口，虽然他不敢居功自傲，不敢对蒋介石的地位发起挑战，但却严重地影响了蒋介石对儿子的权力移交。此外，陈诚的思想也有游离蒋氏父子的时候。 如，他在1960年公开表示支持反对党，从而客观上推动了雷震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对于蒋经国建立“青年救国团”，陈诚以吸取历史教训为名，对此颇有微词；对于蒋介石的第三次连任，陈诚对《自由中国》也暗示过支持。同时，外界已谣传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就连陈诚本人也隐隐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同卜少夫谈话时宣称：你大概也听到外面说我和经国冲突的谏言，这完全是匪谍在挑拨离间，散布谣言。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绝无可能。从当前处境及奋斗目标来说，团结就是力量，静则安定台湾，动则反攻大陆，都需要集中举国意志，团结一切力量。从总统爱护提携培养我来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忠实的干部，感恩图报，鞠躬尽瘁；在总统领导之下，完成复国大业，凡有损这神圣任务的，绝对不客许发生。 从经国个人的才具和努力来说，这十几年，他的辛勤建树值得夸耀，无论军中政治工作，无论退役官兵辅导工作，无论青年运动，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我只有尽量帮助他，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也是使他负更重的责任，让他发挥更大的才能，俾国家得到最高最大的利益。我和他还有什么可争可夺的。 陈诚还叮咛卜少夫说：“你回到香港去，如遇到此种谈论，可以说明此乃子虚乌有。” 事实上，陈诚与蒋经国间确实存在磨擦，在关于“青年救国会”及一些人事安排等问题上，陈诚多次指责蒋经国。蒋经国虽以老子为靠山可以不理睬陈诚，但受到这种无端指责也颇为烦恼，他于1963年11月2日写下了《在每一分钟的时光中》以表心中痛苦。蒋经国说：“读了英国作家葛礼赛的一首诗——《如果》——以后，内心深受感动，月夜静坐思维，似有所悟，因师其意，写成此篇，以为自勉箴言。”兹抄录一段以示蒋经国心态：如果有许多人，都在怀疑你，就让他们去怀疑吧，同时，更要相信你自己。 不可因为来不及等待而感到不耐烦， 亦不可因为受别人的诬蔑而愤激； 如果园恼的心已到了崩裂的边缘， 你还是耐心地等待。 万一被人无缘无故地嫉忌， 切莫因此而畏却； 更要小心翼翼地埋头工作， 勿使锋芒外露。 把这首诗与蒋、陈矛盾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了。 陈诚与蒋氏父子的裂痕日深，他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识时务者为俊杰。1963年11月，在国民党九届一中全会后，颇懂蒋介石之意的陈诚坚辞所兼的“行政院长”一职，他声称：近半年来，本人健康不佳，时感疲乏，迭向总统请辞，这绝非逃避责任，而是恐怕有疏忽职守，但屡次均蒙恳切慰留，给假休养，九月初适逢葛乐礼风灾发生，深感救灾善后，责任重大，故提前销假。近两月来，健康尚未恢复，医嘱仍需休养周又请求辞职。 对于陈诚辞职，外界议论很多，健康是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又不是全部原因。美籍作家江南称陈诚“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蒋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苦闷，盖可想及。”香港《联合评论》1964年4月22日载文，认为陈诚是被迫辞职，其中分析道：众所周知，陈诚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可以说，也是蒋一手扶植的。可是，自蒋经国的势力逐渐扩张后，陈诚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尤其是三任总统非法连任以后，蒋介石对陈诚也颇疑意。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行政院”改组问题时，蒋介石提出了换人方案，同意陈诚的请辞：行政院兼院长陈诚同志，主持政务，卓著勋劳，惟以久任繁剧，体力渐感不胜，曾迭次申请辞职，均经恳切慰留，最近以健康关系，再度恳辞，为期陈诚同志能获较为充分的体养机会，俾能迅速恢复健康，爱拟勉徇所请，准予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并提名严家淦同志，继任行政院长。 陈诚自离开“行政院”后，病情加重，于1965年3月5日，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身份在台北逝世。至此，蒋经国“登基”之路上也没了最后一个障碍。 蒋介石和陈诚共事多年，除政治上陈诚对蒋忠心耿耿外，蒋、陈间还有一层密切的私人关系：陈诚的夫人谭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阎的女儿，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谭延恺是介绍人之一，而1932年陈诚与谭样成亲时，又是宋美龄做的媒。 1964年10月，医生检查发现陈诚肝癌已到晚期，蒋介石获悉后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他的生命”，由中外医疗专家组成“诊疗小组”日夜照顾。他还亲自打电话将陈诚两个在国外的儿子召回服侍其父。每隔时日，蒋氏夫妇就到陈宅探望病情。 无奈，陈诚身患绝症，不能起死回生，终于撒手人寰。临死之前，他口授三条遗言：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仔细推敲陈诚遗言，不知是其疏忽还是有意，竟未见“反攻”、“反共”等字眼，很令人玩味。 陈诚去世当天，蒋介石发布“总统令”：全岛党、政、军、学校、团体一律从3月6日—10日下半旗致哀；任命张群、严家淦、莫德惠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对陈诚“盖棺论定”，表彰陈诚“功绩”。他称赞陈诚：革命圣战，无段不从，烛照机先，深谋果断，……不辞艰危，不避劳怨……镇抚东南，秉承总裁指示，贯彻党的政策，以土地改革安定民生，以工业建设增强国力，俾党建设台湾三民主义模范省，承担反攻复国之大业。 蒋介石送陈诚亲笔挽匾和挽联各一幅。挽匾手书：“党国精华”。挽联手书：“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公祭之日，蒋介石先后在台北殡仪馆和墓葬地泰山乡两次向陈诚灵前致祭；蒋经国则整日侍候灵前，茶饭不进。在灵旁他曾对记者沉痛地说：“副总统的逝世，对党国来说，是一件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乃是失去了一位追随近30年的导师”。 陈诚去世，一方面使台湾政坛一度出现权力真空，国民党“副总裁”一职从此取消，“副总统”一职也一度虚悬下来。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加速了蒋经国接班的步伐。因为，陈诚已死，“副总统”空缺，谁是陈诚的继任，谁就将是“法统”的准继承人。这时，蒋介石拨拉着儿子接班的算盘绕开了弯子，掩耳盗铃，以欺民众。 2．严家淦：yes man 60年代初，陈诚以重病在身，不堪繁务为借口，在蒋介石的暗示下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对于新任“院长”的人选，陈诚曾向蒋介石推荐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张厉生，因张厉生是陈诚的人，又曾任过“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表示可以考虑。但蒋经国得知此事后表示坚决反对，他建议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一职。 而对于权力重心之一的“行政院长”，蒋介石可不会轻易许人，他看到儿子资历甚浅，难孚众望，况且自己身体尚可，不急于让儿子锋芒太露，反而需要一位可靠之人，继续为太子“护航”。 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让另一位亲信严家淦出任。 在台湾政权机构中，“行政院长”是仅次于“总统”之后的第二个实权之职，历来令人瞩目。从1950年后，台湾只有三届两位“行政院长”，即1950—1954年的陈诚，1954—1958年的俞鸿钧，1958—1963年的陈诚。这次蒋介石推出严家徐，真可谓用心良苦。 严家淦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如此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在政治上以火箭似的速度上升。在国民党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在九大上又升任为中央常务委员。平步青云的严家淦为何能成为一匹政坛“黑马”，膺选阁揆，这虽一时出人意料之外，然而冷静分析，却又在情理之中。 严家淦个性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不争功，不揽权，处事圆通，不得罪人。江南对他的评价是：“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 MAN”；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公民，不是好公仆”；“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从严家淦的履历和个性看，他最合蒋氏父子之意：他1945年就到了台湾，与台湾渊源较深；他年纪不到60，身体不会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技术官僚，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淡泊权力，不会影响蒋介石向蒋经国移交权力，加之，他与蒋经国在“辅导会”合作期间配合较好。 1963年12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代替陈诚，为太子登基担负起了“护航”的任务。 严家淦深知高处不胜寒，他明白蒋氏父子的良苦用心，自己无非是过渡性角色，为太子接班做做陪衬而已。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秉承蒋介石意旨，于1964年3月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政务委员”。 此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导弹专家。蒋经国一到职，俞大维便不是赴美检查身体，就是在家养病，“国防部”内的大小事宜均交付蒋经国办理。第二年，俞大维以病为由，自动让贤，力荐蒋经国任“部长”。见此情形，蒋介石召见俞大维，假惺惺地问：“你这样看得起经国，他行吗？” 俞大维答道：“这两年来，我为了检查身体，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国防部的事，大部分也都是经国兄在处理，可以说，他对整个部务都已娴熟，由他来做只比我做、或现在的其他任何人来做都更好。”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你这样观察他，那就让他试试吧。” 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长”。由此，蒋介石心里踏实多了，儿子手里有了兵权，就不怕登不上总统的宝座。 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不到两个月，1965年3月5日，陈诚逝世，国民党副总裁从此取消。“中华民国副总统”也空缺下来，下一步安排谁担任副总统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1966年3月，6年一度的总统、副总统选举又拉开了帷幕。 有了6年前雷震的前车之鉴，“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们心领神会一致呼吁80岁的蒋介石“俯顺舆情，竟选连任”。各界群众的“劝进书”也如雪片飞来。对此，蒋介石宴请“国大代表”，自是“谦逊”一番：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么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 半推半就之中，80岁的蒋介石连任第四任总统。“总统”已经择定，“副总统”人选也至关重要，因为他关系传子的战略部署问题。最后，蒋介石相中了严家淦，提名严为副总统候选人。 为使严顺利当选，蒋介石对严大加称赞：来台之初，我派陈前副总统主持省政，实行三七五减租，成为日后平均地权的关键。保持币制信用，俞鸿钧先生贡献至大，而严家淦先生当时是俞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严家淦担任台湾省主席，养成守法习惯，实行地方自治，他做得很成功。过去16年，他所表现的经验、能力、学识、智识，充分证明他有资格担任副总统而不失职，我经过再三斟酌研究，决定提名他做我的副手。 蒋介石还说：“严家注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而他的短处，正是我的长处。” 蒋的助选演讲在后来选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许多国民党元老听了蒋的这番话后投了严的票。 严家淦在听到蒋提他作副手后称：“内心感到很惶恐，不论资论、学问和经验，在座的人比我强得很多”，“希望人家多给我指教，多做点事情。” 然而由于严在3月10日才获提名，投票的时间极短，故在大会1417张选票，严得782张，得票率仅为55．2％，在开票过程中，由于严始终未能脱颖而出，使主持开票仪式的于斌坐卧不安，他翻阅了“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及开票办法”，和属下研究废票鉴定标准，于斌害怕不能过半数，故主张放松废票标准，以免举行第二次投票。但于的主张立即遭到翟宗涛等人的驳斥，认为如果严得票不过半数，就应该举行第二次投票，这场争论直到严以极微弱多数票当选才告结束。 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严家淦顺利当寻副总统”，蒋介石当晚亲赴严宅表示祝贺。严家淦对蒋感恩戴德，他对记者说：“今后6年一定竭尽所能，秉承总统意旨，以总统的政治抱负为抱负，听取各方意见，贡献个人力量。”蒋介石听后甚是满意。在条件尚不成熟之时，选择唯唯诺诺的严家淦做蒋经国的替身，不愧为蒋氏父子的一记高招。 对于严家淦当寻副总统”，外界评论颇多。香港舆论称：严家淦是行宪以来第一位文人出身的副总统，与亚洲各国比较，他的当选也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是台湾民主政治向前大迈一步的里程碑，也是蒋介石廓清暮气，起用新人的大手笔下，拔擢的一位政治新星。 但实际上，蒋提拔严的真正用意不是加速台湾民主化进程，而是为传子进一步奠定基矗3．“内举不避亲”蒋介石在为儿子准备“位子”的同时，他不忘帮儿子创造“政绩”，树立威信。因为有了“政绩”才能名正言顺地就位。 1956年4月，台湾当局创立了“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淦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1957年蒋经国又升任主任。对于这批长期置身军旅、背井离乡、谋生乏术的胡子兵，蒋经国费尽心机。他制定的辅导办法是：年轻而有志求学的辅导求学，有工作能力的辅导就业，需要休养的使之休养，病苦的使之就医。“辅导会”还创办了大批医院、“荣民之家”、公路、农场和工厂等等。蒋经国的“辅导会”主任一干就是8年，这8年也为蒋经国赢得了“政声”，妥善安置了退伍老兵，搞了一批成规模的基础建设和福利设施，一改他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特务头子”的形象，这也为他日后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矗60年代后期，蒋经国虽为一名“国防部长”，在国际舞台上却频频亮相，并且规格很高。1967年11月，他应日本佐藤首相之邀访问日本，日本政府以外国副元首的礼仪举行欢迎仪式，出动2万名警察保卫他的安全。本不见部长级官员的裕仁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1969年2月，他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南朝鲜，数次同总统朴正熙、总理丁一权举行会谈。同年3月，他代表蒋介石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并成为第一位与尼克松会晤的台湾官员。5月，他访问泰国，泰国总理他依亲至机场迎接，并安排其下榻于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玛南加席拉宾馆，正在海滨避暑的泰国国王和王后也破例召见了他。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示了蒋经国的实力、地位和未来的政治前途。 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被送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从而引进了一批“新生代”的中央委员，这些“新生代”大多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 这样，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1969年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院长”仍由严家淦兼任，“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这一届内阁中，“国防部长”黄杰、“教育部长”钟皎光、台湾拾主席”陈大庆均是蒋经国的嫡系。蒋经国虽为“副院长”，但顶头上司严家淦本来就是个“花瓶”式人物，他也乐得只亮招牌，不问实事，清闲自得。蒋经国这个“副”职有蒋介石和一帮小喽罗的保护，简直比“正”职还要厉害三分。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是蒋介石公开将权力移交给儿子的又一个重要信号。 严家淦在蒋经国就职时发表讲话： 经国先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精神，不但为大家所熟悉，而且深为同仁所钦佩。 他担任副院长的职务，将给同仁们最大的帮助，因为经国先生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下决断的时候，能够下决断，同时他能为大家背责任，负责任。 他当然要“负责任”了，他不负责谁敢负责？ 1972年又是一个“总统”选举年，86岁高龄的蒋介石仍无意退休，“国民大会”的“总统”选举也例行公事般一致拥护蒋介石连任第五任“总统”，严家徐为“副总统”。 严家徐得以连任“副总统”，全凭蒋氏父子的栽培与提拔，为了报答蒋家的知遇之恩，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推荐蒋经国继任。他指出：蒋副院长坚忍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十年，自地方行政单位作起，扬历军政要职，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安置退除役官兵，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以及折冲樽俎，肆应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洵属最理想之行政院长继任人眩这时，在蒋氏父子的授意下，新闻舆论也大捧蒋经国为“行政院长”的最合适人选，并呼吁党和国家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荐贤求才原则，征召蒋经国。一些“国大代表”则联名上书蒋介石清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上书曰：蒋经国先生志行高洁，器识宏通，气魄雄厚，襟怀谦冲，在以往数十年献身党国之奋斗中，几所作为，皆有极卓越之成就。因此博得国际称誉……实乃当前主持行政院之惟一最佳人眩在昔钧座谦仰为怀，未尽发挥其才猷，诚为国家的损失，今当面临空前之变局，宜有开阖之作风，似不必有所瞻顾。 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冠冕堂皇地以“内举不避亲”为借口，1972年5月20日，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阁揆”，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慈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立法院”接到蒋介石的咨文，丝毫不敢怠慢。迅速举行投票选举，10天之内，蒋经国正式就任“行政院长”。如此一来，历尽沧桑、风烛残年的蒋介石高居“总统”之位，而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蒋经国居“行政院长”之职，父子二人目标一致，方向明确，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拉，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蒋经国时代。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也标志着蒋介石传子部署的基本完成。 对于蒋经国出掌“行政院”，各方议论颇多。一些文人墨客和台湾舆论纷纷为蒋经国登台捧场或寄以厚望，陶百川一段话显现出各界对蒋经国期盼甚殷。陶说：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既要安内又要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深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家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国大可也。 蒋经国的老部下漆高儒说： 一般来说，都说经国先生子承父业，是蒋公的继承人，这话有点似是而非，实际上经国先生在府中担任较高的职位，都是有人推荐的，看了经国先生的历练过程，何曾有家天下的情况，若说蒋公微有照顾，并不损失民主国家的表现，如美国肯尼迪总统，任命其弟为司法部长，我国古有明训，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现在民主国家的领袖，无论内举或外举，还一定要有法定程序，要经过好几道考验关口，并不是什么金口银牙下一道圣谕便了事，所以父传子，子传孙，子孙帝王之业的事已经没有了，经国先生的工作岗位，并非世袭而来，乃是国人皆曰贤，爱拼才会赢的条件下出头的。 漆高儒此言实在令人惊诧，蒋经国出任“阁揆”明明是其父的精心安排与家天下的突出表现，他却公然否认，这只能说明他是蒋经国的忠实信徒，为维护其主子利益不惜撒谎。 台湾舆论称：蒋经国曾表白他不想做“行政院长”，其理由是：“我决不愿意因为我去做行政院长，而伤害领袖一生的德威，让人家误解，领袖在培植他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这番话未免牵强，明明要做，偏说不愿，谁都认为是父传子，家天下，他却说是民意。蒋经国自己称，出任“行政院长”，主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想到这正是可视之为自己向党国，向同胞赎罪的机会。” 二是“想到领袖曾经说过：‘我们革命者一向是孤军奋斗的，是孤立于艰难险阻之中，孤立于道义正气之上的。而且我们是常在为人侮辱打击分化不堪之后，一次又一次扭转劣势，而终于成功的。’所以经国做行政院长，自己也认为是体认领袖的启示，和本党同志共患难共荣辱，来扭转今天的劣势，开创新局，共同奋斗的一个机会”；三是“想到我台澎金马的1500万同胞，都是善良的、勤劳的、守法的、忠厚的、爱国的同胞，我更要到行政院工作，作为替广大民众服务的机会”；四是“想到今后是经国自己和行政院同仁为了要实现我们所信仰的三民主义，把主义的理想变成一个努力的机会”。 为使儿子有更大的发展，蒋介石在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前后，曾对他作了5点指示：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自己的同志不可分彼此，干部不可分亲疏新旧，同时要信任自己的同志，多听取同志的意见，并且要一视同仁地培植同志，但是不可对某一部分同志有所偏心、偏听、偏袒，而且为了团结，应当放弃自己的成见，为了团结应当不计个人的利害，也就是说要使我们同志的精神和思想一致，意志和力量集中，这是促成内部团结最重要的条件；一切要坚持反共复国的政策到底；要重视民众的利益；强化现代化的组织；要加强领导的功能。 为了不辜负蒋介石的期望，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克服危机，开创新局面，蒋经国在变革人事制度的同时，还在上台之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措施。在他新任“行政院长”当日的院会讲话中，提出了“平凡、平淡、平实”的六字方针，得到了“行政院”大多数人的赞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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