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1972年6月以后，蒋介石基本上是在病床上渡过的，士林官邸成了医院，身体时好时坏，异常痛苦。 1．昏睡半年 “大哥不好了……”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月，即1972年6月，士林宫邸的医官特别为蒋介石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检查结果让在场的医生们大吃一惊，原来蒋介石的心脏比前一段时间大了许多，如果不好好静养，将有生命危险。 医官将检查报告直接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告诉他检查出来的结果，建议他立即停止一切对内对外活动，休息半年，最好能在一个全封闭的状态下，安安静静地以养为主。 蒋介石听了医官的建议后，大为紧张，马上去向宋美龄说明了检查结果和医官的建议，并且征求她的意见，“陈医官要我立刻休息半年，你的意思怎么样？” 蒋介石本来只是纯就自己的身体状况询问宋美龄，孰知，宋美龄听后想了很多：一旦先生突然半年没有音讯，“总统”的职权由谁来代理？难道就没有人趁机怀有僭越之念？蒋家的荣耀又由谁来承传？是自己——蒋夫人，还是大“太子”——蒋经国？再者，如果先生半年不露面，台湾岛内，中国大陆，还有友邦人士又会有什么不利的反映？……想到这些，宋美龄不由得怒火中烧，柳叶眉倒竖，不假思索地对蒋介石说； 你不要听陈医官夸大其词，你的身体不是还好好的嘛，为什么他让你休息半年，真是岂有此理！这个陈医官太不识大局了，我去找他去！ 宋美龄怒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让人传唤陈医官来见。陈医官一到，便遭到了她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 你应该对事情有个轻重主次观念，你这样跑去跟先生乱讲一通，会影响他情绪的，这个责任谁担负得起啊！你这样只会让他心里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你知道吗？何况他刚刚就任总统，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休息半年，我们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啊？先生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时机上休息半年的，这对国家会有很大的不利影响的，你想过没有啊？ 因为宋美龄的干扰，医官建议蒋介石休息的治疗计划只得落空，蒋介石本人也似信非信地继续工作、生活着。 阳明山车祸事件不久，连病带惊的蒋介石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医护人员迫于宋美龄的压力还不敢明说，只是交待蒋介石身边的副官及随从人员，让他们把蒋介石每天的饮水、排尿的量一一记录下来，以便随时掌握他的身体状况。每天晚上，蒋介石一躺下便感到胸闷难忍，气喘吁吁，医生建议随从们将他扶到外边的阳台上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后再回来就寝，并视情况给他一片名叫“麻地黄”的药片让他服下，强化心脏和血管中的血流通畅。每当蒋介石向医官询问自己的病情时，医官们只是用“没关系”、“多休息”等词搪塞过去。 蒋介石的病情越来越重，医官们往他的书房跑的次数也愈来愈勤，向宋美龄作的病情通报也越加严重，宋美龄也渐渐地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她逐渐地认识到，一旦蒋介石的病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理，她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经过医官们的说明，宋美龄决定加强“总统”医官阵容，立即征调荣总心脏科主任姜必宁、心脏血管科主任李有柄这两位当时台湾岛内的顶尖心脏科权威加入“总统”的医官队伍。 1972年7月下旬，蒋介石的心脏病恶化，吃一顿饭，中间要停下来好几次，喘上几分钟气，再慢慢进食。有几次，吃到一半，竟然全都吐了出来。7月22日中午，蒋介石在副官的照应下用午餐。这天，由于室内特别闷热，又不能开电扇，蒋介石吃饭时便感到没有胃口，勉强吃了几口，边吃边喘，吃到一半时，便觉胸口堵得慌，连忙向副官招手示意，副官明白后，立即在他的座位旁放上一只痰盂。蒋介石一转脸，“哇”的一声，将吃下去的饮食全部吐了出来。医官们连忙赶到餐厅，只见蒋介石双目紧闭，大口喘气，四肢无力地垂在座位上，脸色泛青泛灰。 在场的医官都知道这是心脏病突发的症状，但是谁也不清楚如何紧救，等到蒋介石稍微安静下来之后，一位医官给他一粒“麻地黄”随一杯清水服下之后，侍从们将他抱到了旁边的沙发床上休息。殊不知，休息了没有多久，蒋介石又感到胸闷难受，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想把他移到房间的卧榻上休息。可就在副官准备抱他时，蒋介石突然昏厥了过去。此时，阳明山蒋介石住的中兴宾馆上下乱成一团，医护人员人心惶惶，甚至有人紧张得连怎样打开氧气瓶都忘了，好在从荣总回来的陈医官及时赶到，才开启了氧气开关，为蒋介石按好了氧气管。 由于蒋介石昏迷得突然，台湾岛的心脏病权威人士又离岛赴美，一时联系不上，大家不知所措。有人建议将蒋介石连夜送到荣总第六病房，但又怕在运送途中，稍有不慎，心脏病发作的蒋介石的病情会一发不可收拾。医官们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就在中兴宾馆内成立一个“总统”急救站，让荣总的医护人员赶到中兴宾馆抢救“总统”。 在大家手忙脚乱之际，宋美龄例显得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她向所有的在场人员发出命令：从先生昏迷的那一刻起，你们必须停止一切休假；所有的文武服务人员，一律不得与家人联系；如有家属来电话询问工作人员去处，一律回答到南部出差，需要数天之后才回台北；医生必须及时将病情监测结果和发展情况作详细汇报，不得有误；必须尽快与美国方面联系，争取心脏问题专家余南庚博士早日回台，参加“总统”的抢救治疗工作。 宋美龄在镇静、伤心之余，内心已作好了蒋介石撒手人寰的准备，甚至连怎样从阳明山上移灵都作了预先安排，还指挥工作人员进行了模拟演练。 就在蒋介石昏迷不醒，众人失望、担心的时候，第二天黄昏，守候在他病榻旁的一名医官突然发现他的嘴唇在嚅动，似乎想要说些什么。这名医官赶忙喊住长年随从蒋介石鞍前马后的副官：“翁副官，快来听听看，老先生好像在说什么，你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什么来吧！” 这位翁副官赶忙趋到近前，侧耳到了蒋介石的嘴巴边，只听得蒋介石气若游丝般地喉管中发出了一些不连贯的词节，“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当贫副官把他所听到的这些告诉了在场的每个人时，大家心中总算释然了些。 7月27日，距蒋介石昏迷算起的第五天，世界上治疗心脏病的顶尖高手余南庚博士在宋美龄派出迎接的医官卢光舜的陪同下，来到中兴宾馆，检查了一遍医疗小组为蒋介石做的一些处置方法，他对医护人员的抢救工作作了肯定。通过几天的观察，余博士认为让蒋介石住在阳明山中兴宾馆并非万全之计，不利于抢救和恢复，他建议应尽早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 8月5日白天，蒋介石的侍从和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们奉命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将蒋介石送进“荣民总医院”六号病房。晚上6时左右，从阳明山的中兴宾馆到石牌的“荣民总医院”的道路上布满了军警的哨卡，全面封锁，任何车辆不得出入。夜幕降临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蒋介石抬上了一部从美国进口的新型军用救护车。8时许，救护车在随护车队的保护、引导下，缓缓驶出中兴宾馆向荣总开去。为了防止车身颠簸给蒋介石造成生命危险，车开得极慢，十几公里的路程，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完。之所以选择夜间行动除了此时路上人少，车行安全外，更重要的是防止消息泄漏，动摇“军心民气”，再者，到了夜间，“荣总”的病人稀少，医护人员也多下班休息，利于保密。 六号病房本来就是为蒋介石专门设置的特别病房，与其他部门隔离，医疗器材一应俱全。蒋介石这次住院不比寻常，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近二十余人一同住进了六号病房，宋美龄、蒋经国、孔二小姐在六号病房内还开了单间住下，以备不测。但正是因为宋、蒋、孔三位不懂医术之道的“总统”亲属的介入，特别是孔二小姐对蒋介石病情关心过切，加之又有颐指气盛的工作、生活作风，因此，她和医生之间常常为用什么药、取什么疗程发生龈龋，弄得“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和专家们常常很不开心。不过，由于进入“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都是经过宋美龄、蒋经国反复挑选和核查过的“党国”忠臣，因此，尽管精神压力很大，但却还是做到了任劳任怨，尽忠竭智，正是由于他们这份“忠心”，蒋介石的生命才得以维持了近三年时间。 住进荣总之后，蒋介石仍然昏迷不醒，身上插上了好几根管子：供给氧气的氧气管、输入流质食物的胃管，还有手臂上的点滴管，靠着这些管子的作用，蒋介石的各项检验报告显示出的身体指标数反映出好转迹象，病情渐渐地稳定了下来。但由于这次蒋介石昏迷卧床的时间长，又靠打点滴维持生命，所以，昏迷了一个月后，护理人员发现，他的双手有了蜷曲现象，由于血管硬化，血液循环不畅，他的双腿的肌肉也开始萎缩，不过，他的肠胃吸收灌食营养流质食物的状况十分良好，这也是他能挺住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蒋介石躺在床上小便失禁，大便不畅，所以换洗床单和衣裤，从肛门中用手掏粪成了医护人员最苦恼的事情，幸好孔二小姐智谋多端，这些难题常常化解无遗。 1973年元旦那天，昏睡在病床上长达半年之久的蒋介石突然睁开了眼睛，除了体力不如病前外，记忆力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对蒋介石来说，这次长时间昏迷不醒恰如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蒋介石一家人，以及身边的随从、侍卫、“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们都对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犹如所有得了大病的老人脾气变坏一样，蒋介石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之后，原来古怪的性格变得更加古怪了，常常为些小事无端地脾气大作。台北的夏季常常潮湿、闷热，蒋介石却是个平生最怕热，但又忌讳吹电扇和冷气的人，一般都是由身边的副官拿做蒲扇、芭蕉扇为他扇风。 从昏迷中醒来之后，蒋介石更怕热了，不分白天黑夜地要人为他扇风驱热，否则就无法入睡，副官稍一停下来就会遭到他的呵斥。蒋介石生来就是个好动的人，整日躺着便觉躯体四肢乏力酸疼，所以只能靠让人为他按摩来缓解苦楚，但由于双手的萎缩，他已经难以感觉到为他按摩的副官用力的大小，因此，常常觉得副官们在应付他，往往大声骂人：“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腌！”即使他身上插着管子，总是闹着让人将他抱到轮椅上，推到户室外转转。 有一天，蒋介石居然创下了一天上下床23次的记录。每次刚起床几分钟，由于气喘吁吁，不能自持，就吵着上床躺下，而队躺下不久缓过气来，又喊着要起床，如此折腾，让副官、随从们叫苦不迭。还有几次，蒋介石在床上躺烦了，居然提出要看电影，官邪人员连忙找来影片、放映机到病房放映，但看不到几分钟，他又烦了，不想看了。 折腾归折腾，蒋介石对自己的行为失常也常感内疚，因此，每逢节假日，蒋家为感谢医疗小组成员及官邸随从们的辛劳而摆宴感谢时，蒋介石总要从床上起来，到酒宴会上，向大家致谢。问好。“总统”如此大驾屈尊，委实让这些人感动万分，原来心中有些不愉快的人此时也原谅了他，并更加尊敬他。 对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很多人习惯于归类为政治婚姻，似乎两大家族纯粹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二者牵着手进入教堂。其实，宋美龄与蒋介石还是感情蛮深的，尤其是“西安事件”时的“美人救英雄”成为一时佳话。特别是到了晚年，宋美龄本人无子息分心，要论对亲人的感情，当然首推蒋介石了，正是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可以说宋美龄与蒋的婚姻，既是政治需要，又是两人感情努力的结果。但是，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不可抗阻的，风云一世的蒋介石没法让自己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蒋介石昏迷这段时间，是宋美龄这一生最大的考验。 一位宋美龄的资深随从回忆她在蒋介石昏迷期间的生活时说：“蒋介石生病那一阵子，宋美龄生活真的作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作过相当大的牺牲。”他所谓的“牺牲”，包括宋美龄日常生活作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她一向喜欢和官太太交际的习惯。 2．宋美龄陪床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早些好起来，宋美龄也陪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病房，并一直陪在蒋介石的左右，虽不用她亲自端水送饭擦身子，但也可以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尽到了一位做夫人的责任。对于蒋介石用何种药，实施何种治疗她都详细过问，听取医护人员的分析，然后最终决定采取何种措施。 在病榻上，宋美龄是决定蒋介石要不要见人，要什么时候见人的最后授权人，也是士林官邸的全权总管。易言之，蒋介石的病威胁着宋美龄的权势，也相对地增长了她的权势，她一方面担心若是蒋介石一旦一病不起，她的地位显然将立即受到威胁，而这威胁可能来自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有可能来自其他对台湾的政治权位有野心的任何人。另一方面，她却在许多地方，给人一种更为举足轻重的感受，认为她是操纵日后台湾的政治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两个最明显的例证，一是她安排美国“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二是有几次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人膏盲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作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 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岛内外人士，都曾经对宋美龄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抱以极大的兴趣，虽然，包括美国CIA在内的人，都相信蒋经国即使掌握了那时台湾的武力和情治系统，可是，宋美龄却有充分的能力让中国东汉末年曹操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发生。如果宋美龄真有政治上的野心，她在日后的影响力和作为，绝对不会输给蒋经国。 最明显的例证，一是由她安排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入膏盲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做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二是由她安排美国“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昏迷和卧床不起的事情尽管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是自从他担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后不久，抛头露面的事在一年内几乎没有，台湾岛内谣言、传闻不胫而走：“总统”已经不在人世了，蒋夫人开始把自己的财产转到美国去了，蒋经国与严家淦为争当“总统”干起来了，蒋“总统”死因不明，等等。岛外“友邦”国家也十分关切。对此蒋府上下起初没当回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感到事体不小，于是由擅长外交的宋美龄直接导演、策划了几幕蒋“总统”身体康健的“活剧”。 1973年7月24日，岛内各大报纸均在显眼位置登出了一条重要消息，并配上了真实照片。7月23日，蒋介石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尽管此时的蒋介石神志清醒，但是不能作长距离移动，所以不能赶到设在士林宫邸的礼拜堂凯歌厅的婚礼现场接受新人们拜见。蒋孝勇夫妇举行完结婚礼仪之后，按照祖籍浙江奉化的家乡习俗来到“荣总”六号病房会客厅，给祖父、祖母大人奉茶行礼。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消瘦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严重下降的眼眶中的双眼闪烁着幸福自足的光泽，由宋美龄代表他接受了蒋孝勇夫妇的奉茶礼献。报纸提供的消息说： 蒋总统伉俪与其孙蒋孝勇新婚夫妇合影照片，是一年多以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之第一张蒋总统照片。足以显示总统健康情形良好。国人及关切蒋总统的友邦人士多表欣慰。金门前线军民在报端获悉蒋总统政躬康泰，认为这是国运中兴的象征。 台湾省议会议长蔡鸿文表示，省民自报上看到蒋总统玉照后，都神情欢愉，争传总统康复的消息。足见省民爱戴领袖的热忱。 1973年11月，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在整个大会期间，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能亲临会场参加会议。按议程，大会结束那天，参加全会的其他9名主席团成员严家淦、蒋经国等人到“荣总”六号病房会客厅晋见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由于右手肌肉萎缩十分严重，即便坐着的时候也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而要面对镁光灯和摄像机，使右手显得无所障碍就必须想个办法加以解决。一名副官灵机一动，想到了一条妙计：用透明胶布把蒋介石萎缩的右手绑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后再给他穿上长袍马褂，这样从外表上看，看不出他右手有多大问题。这条妙计立刻得到宋美龄和孙二小姐的赞许，随从人员立即依计行事。布置停当后，晋见大员鱼贯而入，向总裁行礼致敬，蒋介石也用左手微微招呼一下，算作回礼。这次召见时间不长，医护人员全体戒备，一旁待命。第二天报上登出了蒋介石接见四全主席团成员的消息，又使岛内有关蒋介石健康状况的种种猜测安定了一阵。 12月22日，蒋介石觉得身体状况好转，在宋美龄的一再要求下，经医生检查，同意他出院回士林宫邸过圣诞节和新年并长期休养。然而，这年圣诞、元旦、除夕三大节日中，人们除了听到一次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元旦文告外，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毫无准确音讯，谣言又起来了。为了平息种种不利猜测，宋美龄又给蒋介石排演了身体健康的节目。 新年刚过，适逢蒋介石的曾孙女蒋友松过周岁生日，蒋介石的孙子蒋孝武带着孩子来到士林宫邸拜望蒋介石夫妇。在宋美龄同意之后，蒋家决定向外界发表一张全家欢聚照片，证实蒋介石依然幸福、健康地活在人间。照片上，身穿黑色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坐在沙发上，用左手逗着小孩的下巴颏玩，面带慈祥的微笑，在左侧毗邻坐着宋美龄，而右侧立站着的蒋经国则帮助父亲用右手揽着孩子的身躯，后面蒋孝武夫妇和蒋方良则姿势、表情“自然”的围拢在蒋介石夫妇的身后。其实，蒋友松在蒋介石手上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蒋介石生前最后一次在媒体中露面是在他病入膏盲的1975年初，接见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此前的1973年和1974年，马康卫曾几次向台湾当局要求拜见蒋介石，均因蒋介石病重而被宋美龄以种种借口谢绝，为此美国外交部和中央情报局从各个方面均判断蒋介石将不久人世。这次是马康卫离职回美的最后一次请求，宋美龄考虑到台湾与“友邦”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与孔二小姐等人密商后，决定还是接见马康卫为好，于是吩咐士林官邸的侍从人员和医疗小组为此作好准备。 那天下午，马康卫依约准时来到士林官邸客厅，蒋介石强作欢颜，打起精神坐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宋美龄面带笑容，陪伴在侧旁。医疗小组的成员在后侧隐蔽着以备不测，侍从副官们退在客厅后方等候调遣。 马康卫一行坐在蒋介石、宋美龄不远处，不时用眼光打量着蒋介石。一番寒暄之后，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蒋介石表情木然，偶尔嘴唇龛动，喉咙间挤出几个不连贯的词汇，而一旁的宋美龄则用流利的英文将蒋介石对马康卫为发展“中美”友谊所作的贡献之类的颂扬之词“翻译”出来，与马康卫侃侃而谈。马康卫只能将目光移向蒋夫人那张生动、靓丽的脸庞上，与蒋宋会谈。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蒋介石没能起来送客，由宋美龄送到客厅门口。客人一走，医疗小组成员、侍从副官们面如土色，满头大汗地把蒋介石抱进了卧室，大家舒了一口气。 蒋介石久卧病床，不能视事，外界猜测颇多。蒋经国自1972年当上“行政院长”后，实权在握，“副总统”严家徐乃一介书生，自知纯属“蒋家王朝”的摆设。在这种层峰权力结构中，宋美龄的地位发发可危，但又不甘心失去往日的势力，因此她急切地希望蒋介石能迅速恢复健康，正常工作。 1974年冬天，一场病毒性流行感冒在台湾岛内，特别是台北市蔓延开来，蒋介石也不能幸免，高烧持续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不得已又住进了“荣总”六号病房，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脱离了危险，在医院养病。 临近岁末年底，宋美龄心情急躁难耐，不顾医疗小组的一再劝说，非要搬回士林官邪过圣诞节，“我不管！他如果不搬，我还是要搬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 （圣诞节）！我搬回去！”医疗小组只得听从她的意见，把蒋介石送回士林宫邸，将六号病房的几乎所有医疗设备搬到了官邸。 1975年3月，过完春节之后，天气渐渐转暖，蒋介石的身体仍不见明显好转，宋美龄为此几近病急乱投医的程度，在一位心腹的建议下，她特邀一名美国胸腔专家来为蒋介石作进一步的诊治。这名洋大夫看了蒋介石的病历之后，认为他的病所以不见起色，与他的肺脏有2／3浸泡在胸腔积水中有关连，由此，洋大夫建议对蒋介石作“肺脏穿刺手术”，把积水抽出，方可使心脏病好转。此建议一提出，便遭到“总统医疗小组”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像蒋介石这样年届90高龄的病人做这种手术危险极大，他们不是不知道蒋介石胸腔积水甚多，而是觉得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让积水得到控制，不再增多，能拖一天是一天，根本不能将积水抽出，否则蒋介石的心脏病会加剧，并可能伴发其他病状。 宋美龄听了赞否两方面的意见，相信洋医生并盼望蒋介石迅速康复的心理使她态度坚决，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并表示：“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何尝不试一试，这事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我负完全责任。” 医疗小组出于对宋美龄威严的惧怕以及一般的医疗责任原则中尊重家属意见一款，只得顺从了她的意见。 一切准备就绪后，美国专家开始对蒋介石施行背穿刺手术，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了近半升脓水，手术算是做得圆满成功。但伴发病和后遗症随之而来，当晚蒋介石的体温猛升至41℃，官邸上下人员立即危恐惊慌，乱成一团，宋美龄也顿时黯然失色，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蒋介石的小便较之往年提前出血，且来势凶猛，医疗小组不得不在一夜之间为蒋介石输入250CC血浆，才将尿血病状稍稍稳定下来。蒋介石的心脏在持续高烧和小便大出血的困扰下，停止跳动的频率越来越大，间隔愈来愈短，一夜之间达到数次。医官私下里讲：“老先生的大限怕是不远了。”不祥之兆从天而降，官邸上下人员满脸愁云，少有声息。 3月29日，蒋介石从昏迷中醒来，虚弱的身体使他难以坐起来说话，自知来日无多的他气喘吁吁地吩咐宋美龄、蒋经国将台湾的党、政大员召到身边，口授遗嘱，由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执笔记录。蒋授完遗嘱后，病情忽好忽坏，蒋府上下一片愁云。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