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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蒋介石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据说由士林官邸移灵“荣民总院”，天突降暴雨。4月16日大殓，暂厝于台湾慈湖宾馆。据蒋生前遗言，今后要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中山陵旁。 1．病逝 一个星期后，即4月5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烧纸化钱、或用佛教的规矩做些仪式祭祀死去的先人或亲朋故旧。这天清晨和上午，台北的天气异常晴朗，幽静的士林宫邪到处是鸟语花香，景色宜人。 蒋介石这天早上身体和心情似乎比往常好了许多，神志也特别清醒，让人扶他坐到了轮椅上。蒋经国一大早就赶来向蒋介石请安，在厅外稍等了片刻，就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蒋介石满面笑容地招呼儿子坐下，询问他清明节和张伯苓百岁冥辰的有关事宜。蒋经国细细作了禀报，随后告辞。望着儿子走出家门的背影，蒋介石慈爱地关照道：“经儿，你应好好多休息。” 接近中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使得天气变得闷热起来，蒋介石的情绪也烦躁不安，躺也不是，起也不是，满脸怨气和怒气。医生们劝他安静地在床上躺着，但他一言不发，一会儿起床，一会儿躺下，反复无常，医生和随从们都觉得情况不对，但都闷在心中，谁也不敢多说一句。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共进晚餐后，他照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父亲似乎有些倦容，就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他吩咐医生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所谓的镇定剂是假的，因为自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生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生把药丸给蒋介石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谁料心电图机上的脉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直线，当班的护士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生是俞瑞章，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不幸消息。蒋经国从士林宫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西归。 病房内外嘈杂一片，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蒋介石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请他们速来见蒋介石最后遗容。严家检等来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侍卫人员刚要把蒋介石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忽然响起了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气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移灵车从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般地停了，于是有人半认真地说，大概刚刚是老先生升天了。 蒋介石病逝之时，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宫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时，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枢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外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风景秀美。宛如江南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县的溪口镇。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时，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进蒋介石“心愿”。 蒋介石病逝后2小时零10分，“行政院”于4月6日晨2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 蒋在遗嘱中称： 余自未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年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之革命职责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勉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对于蒋介石的遗嘱，留美知识分子刊物《新泽西通讯》与《石溪通讯》合刊载文称： 以“总统”身份向国民党发表遗嘱，竟然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不明了台湾情况的人，还以为基督教是国民党的国教呢。 该刊还称：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已四十多岁，直至那时蒋才成为耶稣信徒的。蒋、未结合是“为了金钱而结婚，为了结婚而信教”的典型例子。各种蒋介石的传记中都找不到蒋介石早年和基督教发生任何关系的记载。难道蒋介石是四十多岁才束发的吗？ 至于“总理信徒”，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拿来和孙中山所讲的三民主义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但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而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叛徒。 所谓“实践三民主义”，无非是说非有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想的政党当权不可，其他思想体系和政治系统的人士若想要和国民党“轮流做庄”，对不起，办不到！ “光复大陆国土”这句话是宣称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代表大陆各省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决不能取消，所谓“政治革新”谈谈可以，真正实行嘛，不可造次。 “复兴民族文化”，这句话的中心是要说“父业子承”。“坚守民主阵容”的另一说法是紧抱美国人的大腿不放。 上述评论虽然尖刻，但也切中要害。 台湾当局则对蒋介石遗嘱采取了同上述看法截然不同的立场。就在蒋介石病逝第二天凌晨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对蒋介石的遗嘱决议如下： 全党同志，敬谨接受总裁遗嘱，并愿全国军民，共同以反攻复国之决心，团结奋斗，完成总裁遗志，亦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誓达目的，毋怠毋忽，谨此决议。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又通过了《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文》，宣称： 我们誓言，坚决奉行总裁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以此为全党党员革命的职志与战斗的决心。承担并完成艰苦奋斗的革命任务。以上慰总裁在天之灵！ 在十一大重新修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中，蒋介石遗嘱写入党章，以使国民党员“遵行”。修订党章云： 总裁遗嘱所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四大革命任务，为总裁毕生的志事，全党同志自应奉为共同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努力贯彻实现，故本草案拟予纳入总纲第二条，期以相互勉行，并使革命民主政党之涵义更为具体而明显。 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做法未免过于牵强，如果接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职位的不是蒋经国，恐怕对蒋介石的遗嘱未必如此重视。 4月6日的国民党中常会除了对蒋介石的遗嘱作出决议外，还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副总统”严家涂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宣誓就任总统职。”严家淦在就职后发表谈话称： “力行总统蒋公遗训，继承未竟之业，竞智尽忠，驰驱效命。 第二项决定：对蒋经国辞职决议“恳予慰留。”蒋经国于其父病逝第二天便以行政主管官员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 经国不孝，侍奉天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既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忠，准予辞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 国民党中常会对蒋经国的辞呈决议如下： 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以总裁崩殂，恳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一节，中央常会成以国家内遭大变，外遇横逆……革命之事功未竞……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其谒其效死勿去之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匮之孝恩。 蒋经国对国民党中会会“效死勿去”之议，发表谈话称： 敢不衔哀受命，墨经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 对于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作家江南发表评论称： 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须常会多此一举。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 阮大任就国民党中央上述决议也提出疑问： 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 江南与阮大仁均从法理上指责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不妥，确切中要害。但殊不知国民党的领导体制是“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国民党中常会的两项决议，也就不再让人感到费解了。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矢、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芬、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宫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为：“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枢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蒋介石的遗体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彩云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爱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各自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阂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大陆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平淡，新华社消息说，中国共产党仍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外国对蒋介石的去世态度不一，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国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只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 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美国人之所以对蒋介石的死反应冷淡，是因为蒋介石并不是他们在台湾的理想统治工具。国民党退台前后，美国人就想扶植吴国桢、孙立人取代他，后又企图以陈诚代蒋。美国人的做法激怒了蒋介石，致使吴、孙、陈一一被清除或架空。美蒋失和后，中共积极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蒋介石病逝之时，正值中美两国建交前夕，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人不能不对蒋介石表示遗憾了。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刊均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 日本人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日本人本身就同情有如凋落的樱花似的“失败英雄”，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观念里，蒋介石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英雄”，是因为蒋到日本留学的缘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既往不咎”与“以德报怨”，也使一些日本人认为这是“东洋人的信条”。 正是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使日本对病逝的蒋介石产生了好感。日本的井田官房长官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非官方式”的谈话，称赞蒋介石并以示哀悼。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拍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藤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的抗议，日本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不用，佐藤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2．葬礼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枢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枢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柜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爱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训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枢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99辆由宪兵队开道车在前领道，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助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两千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枢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枢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红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修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班，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路祭”这个名堂，沿途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枢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机，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和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台湾当局设计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 “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当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枢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大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愿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毕。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完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衷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选蒋经国担任。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名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后来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孙叔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方便，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 蒋介石病逝后，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枢一直停放在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材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然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 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考虑，拟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的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方案。 1976年10月31日蒋介石诞辰之际，“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四千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坊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纪念堂”高70米（三层台阶高14．5米，主体墙高24米，斗拱至宝顶尖31．5米）。内部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堂、平面为40米见方，四角各突出7．5米。后方居中矗立蒋介石坐姿铜像，铜像高6．3米，厚6—12厘米，1全重约21．25吨，由陈一帆承铸，台座高3．5米。铜像基座正面刻了蒋介石遗嘱，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蒋的遗墨“民主”二字。蒋一生独裁，却以“民主”相标榜，真不知参观者作何感想。左右两边分刻了“伦理”和“科学”。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所谓的“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为展视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活电影与录音。” 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 “……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固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然而，无论台湾当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或纪念馆，铸造多少个铜、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公正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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