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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去世后，夫人派和孔家曾推来美龄为国民党总裁，但为宋所推脱。蒋经国上台后，宋美龄曾有一些干政行为，但并不力。蒋经国晚年病重，有人又想到了宋美龄，但宋终是垂暮之人，没有再起的可能了。 1．老夫人碰壁 自蒋经国出任“阁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蒋经国时代的来临。经过蒋介石的精细安排和扶植，国民党的政权顺利交接。 而作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在蒋去世前后也在积极活动，为在蒋以后的政治舞台上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蒋介石生病住院期间，宋美龄陪侍经月，亲自安排蒋的治疗和活动。一方面尽妻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打算。 宋美龄是亲美派，在她周围集聚了一帮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围内，有人提议让宋美龄多出面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蒋介石百年之后能学武则天而继任总裁。 宋美龄是聪明人，她深知凭着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根本击败不了蒋经国，而采取守势，以静制动，静观其变。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长”人选问题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影响。 1972年，严家涂“内阁”辞职风声一出，宋美龄就想向蒋介石建议，提名他的侄子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因为在大财阀孔氏家中，只有孔令侃对政治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借此机会，孔令侃多在姨妈来美龄耳边吹风，希望她能帮帮忙。 逃台以后，孔家在政治上一直受冷落。宋蔼龄、孔祥熙都客死异国，孔祥熙当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家也希望孔令侃能继承这一权位，像他的父亲那样，当上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 客观地说，以孔令侃的能力，以及在美国元老政治家间的良好人际关系，他当“行政院长”也未尝不可，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孔令侃若真的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长”的话，美国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与台湾当局断交。 孔令侃希望担任这个国民党当局最有政治上表现机会的职务，况且，那时台湾的经济力量刚刚起飞，如果当上“行政院长”，不但可以有机会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让孔家在国民党的权力圈里东山再起。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传子心切，他根本听不进来美龄的话。蒋介石一心一意想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在关键时期，他当然不会去听从宋美龄的话。于是，严家淦辞职后，蒋经国顺利当上了“行政院长”。 宋美龄很明白蒋介石的心思，所以他对当国民党总裁一事兴趣不大，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蒋经国的对手。蒋经国此时已牢牢地把军权、政权掌握在了手中，而宋美龄此时再想捞取党权，确是难上加难。 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宋美龄办不成任何事。从孔令侃身上，宋美龄掂量出了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传子企图，而自觉地投身到太子身边，在国民党元老中，能为宋美龄说话的人真是少而又少。 蒋介石去世后，谷正纲等夫人派曾提出可否让宋美龄出任国民党的总裁的议案，但广大国民党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蒋夫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蒋介石的宋美龄，已经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因此，他们舍弃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 1975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总裁一事。谷正纲提出由宋美龄继任，但张宝树则说： 总裁，必须功勋卓著之人方可胜任，蒋公新丧，至今尚未发现能担当此任之人。以我之见，不如将总裁一职暂时保留，以表示对蒋公的哀敬与永恒的怀念。至于党的领袖则不可无人，拟立即推举一人为之。 张宝树此言既出，附和者众，遂决定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何应钦指出，设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我认为蒋经国同志比较适合。 随着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及随后就任“总统”，宋美龄觉得蒋经国应放弃“行政院长”一职，此时，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让孔令侃组阁，但蒋经国仍然不买她后母的账，而是让孙运璇“组阁”。 孙运璇，号曜气，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机电系，随即参加陇海铁路连云港发电厂建厂工作。1937年参加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出任工程师，被派往湖南主持湘江电厂建设，时年24岁。1942年底，他被资源委员会选派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局工作3年。 1946年5月，孙又被派往台湾，出任台湾区电力监理兼接收委员。后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1950年升任协理兼总工程师。1962年又被委以台湾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的重任。在任台电总经理期间，蒋介石长孙蒋孝文到台电任职，多蒙孙运璇的照顾和栽培，使蒋经国对孙很是感激。1967年，蒋经国通过其父将孙提拔为“交通部长”。作为没有任何前景的孙运璇，如果没有蒋氏父子的提拔，出任部长级职务是非常困难的。同年，孙运璇再度高升，被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 1969年10月孙又转任“经济部长”，当蒋经国担任“总统”后，念念不忘孙运璇对蒋孝文的恩泽，与他对蒋家的绝对忠诚，要他出面组阁。1978年5月24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身份对新任“行政院长”提名发表谈话时称： 新任行政院长孙运璇的获得提名，系在衡酌国家需要，并经过多方面的深思熟虑之后，才作的决定。 孙运璇先生历年对国家的贡献很多，表现也非常突出，尤其是在他任职台电总工程师任内，孙运璇先生经常是上高山，到海边，凡是有电厂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出现，这种精神令人感佩！此后在交通及经济两部首长任内，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大，所花费的心血，也较以往为更多。孙运璇先生在立法院历次的报告或答复质询中，对立法委员的态度的诚恳负责，更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也由于此种态度的影响，常被他能在不知不觉之间，既多成了困难的任务，并达成贯彻政府决策的目的。 有了蒋经国对孙运璇的推荐与说明，“立法院”自然不敢怠慢，通过此一提名是意料中事。5月26日，孙运璇就任“行政院长”。为了报答蒋经国的知遇知恩，孙运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按蒋经国的择人标准，于5月29日公布了他的“内阁”名单：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 “政务委员”：俞国华、李国鼎、高玉树、陈奇禄、张丰绪、费骅、周宏涛。 “内政部长”邱创焕，“外交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长”高魁元，“财政部长’然继正，“教育部长”朱汇森，“司法部长”李元簇，“经济部长”张光世，“交通部长”林金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言，“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行政院秘书长”马纪壮，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长”李登辉。 同年6月7日，孙运璇第一次以“行政院长”身份发表讲话，宣称将继续推动蒋经国首倡的行政革新，以提高工作效率，层层负责，纠正偏差，加强考核，不辜负蒋经国对他的期望。孙的讲话颇受蒋经国的赏识，台报对孙运璇任职6年的政绩评论说： “不仅顺利地克服了内外环境的挑战，且表现出政通人和的和谐气氛，于是焉，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在中常会的排名逐届上升，隐然成为后蒋经国时代的领袖人物。” 宋美龄没想到在“行政院长”人选上又碰上了一鼻子灰。她意料到了，蒋经国一点也不尊重她，她成了多余的人，于是，她远走美国，去过清静的日子，除非有大事决不返台。 2．无法再起 来美龄除了本身无子息外，一生在政治舞台上占尽风头，自己又拥有大量财产，在一般人看来，应是命运富贵的一个人了。她称自己一生最伤痛的事，是蒋介石的死。 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的逝世，使得宋美龄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但她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尤其是在蒋经国主政时期，蒋经国一定程度还就政事咨询她。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失去一切职权，郁郁不得志，平时只用“蒋夫人”身份接见外宾。但国际形势突变，世界各国纷纷与台湾“断交”，既无宾可接，又不受人尊敬，昔日的显赫、荣耀一去不复返了，其内心痛苦不堪。加上身体欠佳，宋美龄便下决心去美国隐居，顺便诊治多年未愈的旧疾。 9月17日，行前，她发表了长达3000字的《书勉全体国人》一文。文章称：自己此次赴美一是因自己的同胞手足不幸过世，自己却无从诀别；二是侍候蒋介石三年，身心俱乏；三是“两年前，余亦积渐染病”，没有及时治疗，因此，这次到美国的目的是放松身心并治病。文章最后写道：“当兹小别，特抒所怀，敬致余由衷的感谢，并祝同胞们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宋美龄的告国人书，充满悲凉的气氛，这篇告别词当然少不了要讲继续反共一类的套语，但通篇并无只字表示要民众支持新主席领导以竟“反攻大陆”大业，这是耐人寻味的。 可是，宋美龄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严重到必须要远走美国治疗？脑子灵活的读者一定怀疑，当年连蒋介石那么严重的病，都可以在“荣总”获得世界一流的治疗，所谓世界一流，是连美国医学专家都承认的事实。然而，宋美龄为何要舍弃“荣总”世界一流的“总统”医疗小组的悉心照料，反而舍近求远，要到美国去，这其中到底是不是还有其他内情？ 这可以判明，外传其母子不和，宋美龄要避开与蒋经国权力抗衡，是有根据的。 9月17日上午9点3O分，宋美龄乘坐她的“中美号”专机由台北松山军用机场起飞前往美国纽约。当时的“总统”严家徐夫妇，“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及家人，“总统府资政”张群，“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以及一些外国使节团的大使及夫人等一百余人到机场送行。 宋美龄身穿她一向喜欢穿的长旗袍，带着黑色墨镜，神情肃穆，在机场上接受华兴小学四年级学生献给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后与在场的亲友，“政府要员”一一话别。登机时，蒋经国亲自搀扶他的继母宋美龄进人机舱。这对一生未育的宋美龄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与宋美龄同机赴美的还有十多名侍从人员和医护人员。 “挥手自兹去”，宋美龄告别她为之奋斗，为之辉煌的台湾，远飞异国他乡。 宋美龄于美国时间17日晚上9时35分抵达美国肯尼迪机场。欢迎她的场面并不热烈，只有几个警察和一些安全人员，美国官方代表和侨领都没出现。下机后，宋美龄随即由6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护送前往纽约的长岛。当时合众社和路透社消息报道，她来美是为了医治乳腺癌。 宋美龄赴美，本已脱离了台湾政治圈，虽远隔千里，但她却未退出“三界”之外，台湾、美国两地跑，对台湾政治仍具影响力。 1976年4月2日下午，宋美龄为了追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特地从纽约乘坐“中美号”专机飞回台北。她身穿黑色旗袍，神情肃穆，在蒋经国的搀扶下，步下飞机扶梯。严家涂夫妇、倪文亚、谷正纲、张群等“党国元老”都到机场迎接。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再度束装赴美，长居美国。 1978年，蒋经国在就任第六任“总统”前夕，于3月27日、29日两次致电宋美龄，热切地希望他的继母能返回台湾参加他的就职大典，并顺便祭奠蒋介石。宋美龄却称因“深恐睹物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己”而未能成行。她在4月1日从纽约发给蒋经国的回电中，叙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与蒋介石相依为命的情感，让人读之生情。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总统”，宋美龄从美国致电“勉励”。 在美国，宋美龄仍然经常接待台湾和美国客人，但都不公开报道。每年她过生日时，生活在美国各地的国民党军政遗族子女都会从各处赶到长岛为她过生日。曾由宋美龄一手惨淡经营起来的“国军遗族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已年过半百，他们依旧称呼宋美龄为“妈妈”，多少安慰了宋美龄孤独的心。每次一折腾，起码要花费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人老了爱热闹，尤其在异国，这样欢聚的日子太少，宋美龄与他们尽情欢乐，直到曲终人散。 台湾岛内政界与妇女界人士赴美访问时，也多半抽空到纽约郊区宋寓一晤。但就这方面而言，岛内妇女界能够会晤宋的也已经不多，惟有钱剑秋、王亚权、赵筱梅等几人。由宋美龄直接提拔起来的台湾“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年岁较高，很少访美，访美必获接见。王亚权因为近年来执掌“妇联会”业务，而“妇联会”系宋美龄当年的手创，所以也是宋美龄愿意接见的人士之一。赵彼梅则是昔日为宋美龄主持过育幼院的人。其他一般的及近年来崛起的政要，宋美龄对他们不感兴趣。 宋美龄隐居长岛期间，对台湾当局的人事安排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保护着自己的亲信。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王锡爵投奔大陆的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被罢了官），据悉即出自宋美龄的意图。 1986年6月，蒋纬国出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讯息，从台湾传到纽约宋美龄那里，宋美龄对自己一向喜欢的二儿子，曾特电致贺，勉励他坚持岗位，做好“政府”及“国家”所交付给的一切任务。台湾当局高层人士变动获得宋美龄致电称贺的，蒋纬国似乎还是第一人。 同年10月，蒋纬国因病住进“荣民总医院”时，据说宋美龄还曾打电报询问他的病况。电报由台北转到“荣民总医院”蒋纬国手中时，蒋纬国至为感动，立即电复其病情。 宋美龄虽然隐居山林，然而对政事的关心程度丝毫不减。在岛内有她的耳目。与她长期保持通信的人，计有中文及英文两要员。中文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英文则是沈昌焕这位被称为外交上的大档头人士。秦孝仪自1953年间因在阳明山受训时一篇古朴简练的自传获得蒋介石的赏识。当时，秦孝仪只是国民党中央四组的专门委员，四组即今之“文化工作会”。于阳明山结业后奉令调官邸服务，到了蒋介石去世，他一直随侍在蒋身边前后逾二十余年。由于常年随侍的关系，获得宋美龄的赏识，宋美龄的一些对外中文文稿，均出自秦孝仪的手笔。由于宋美龄信任秦孝仪，所以未离台11年，中文方面的文件仍由美国电告秦孝仪代笔。1983年，宋美龄先后发表的《致廖承志贤侄》、《致邓颖超女士》的公开信，据悉也系由宋美龄指示要点后，由秦孝仪执笔。 岁月沧桑，虽说宋美龄在美国长大，并在美国受教育，可是，11年如一日，身边都是陌生之人，二次大战中依然健在跟她有过多面之缘的美国友人，几乎寥若星辰，他们即使在，也多半风烛残年，行动不便，所以几乎没有来往。而在美国政坛上的要角，对宋美龄来说，多半已经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了，与她更无联谊。 在美国的蒋家后代中，只有蒋经国的长女蒋孝章一直住在美国的旧金山，她经常到纽约来看望孤寂的祖母。同时蒋纬国也曾数次代表蒋经国专程到美国向母亲请安，聊以宽慰老夫人寂寞的心。 一人独居，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思念有增无减，愈久弥坚。她的居处到处可见蒋介石的照片，奉祭蒋介石的香花长年保持鲜洁。 1986年，蒋介石诞辰100周年，为了参加此活动，宋美龄决定结束11年的隐居生涯，返回台湾。 9、10月间，台湾士林区蒋介石宫邸和武陵农场蒋介石行馆正在加紧整修装潢。宋美龄要回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台湾上空疑云滚滚，种种猜测不一而足。宋美龄为何返台？成了台湾舆论界的热门话题。 有人说，宋美龄返台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有关。星相家、预言家的预测和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都说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断言他熬不过1986年。谁能继承蒋家王朝的“未竟之业”？蒋氏的孙辈都没有条件，蒋经国也没有时间再培养自己的儿子了。蒋纬国因个性直率，在台湾军、政、党各界都树了不少政敌，也不足以服众。在接班人没有安排好以前，如果蒋经国突然逝世，那么国民党内在权力结构势均力敌——“谁也不怕谁”的情况下，势必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权力斗争和更迭，才能建立起新的领导中心。显然，仍有相当影响力的老夫人宋美龄返台，将有助于新的领导中心的建立，并减少权力斗争所造成的混乱，有利于台湾局势的稳定。 也有人说，宋美龄返台有稳定民心、稳定经济的作用。当时国民党赖以统治台湾的法宝就是经济增长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显著。正逢蒋经国统治末期，台湾蔓延着“信心危机”，有钱人不仅纷纷把钱偷运海外，甚至还将子孙安排到国外去了。这种“信心危机”，在蒋经国去世后，很可能对台湾经济和民心产生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宋美龄返台，对台湾的经济和民心将起到重大的安定作用。宋美龄此次返台，把部分财产引进台湾，将刺激海内外人士的投资意愿，对一心想把资金移往海外的“香蕉人”（即所谓“黄皮肤，白心肠”之人）也有缓和作用。 也有人指出：宋美龄返台与海峡两岸形势缓和有关。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宣布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国民党方面也从未放弃备战的努力，但是，在中共力争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而台湾当局把“光复”大陆的重点由军事转向政治的情况下，两岸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接近来美龄的人士说，她经常关注大陆局势，分析大陆未来，她此次返台定居，与海峡两岸的和平共处形势的判断分不开。 又有人说，宋美龄对美国有一种怨厌之气。她对蒋介石的失败，不是从国民党的自腐这一角度观察，而是认为这是美国政策错误造成的，认为美国没有拿出朋友应有的助力，甚至出卖朋友，因而，她不愿在美国长期居住。 还有人分析说“宋美龄回台可能旨在为蒋孝武的上台作准备”，这显然是一种穿凿附会之词。如果说，经过江南命案后，蒋孝武还有接班的可能，那实在太离谱了。因为蒋经国和宋美龄都明白，如果蒋孝武接班，台湾人必定造反无疑。 不管怎样，1986年10月25日，宋美龄返回台湾，住进了士林官邸。 宋美龄由孙子蒋孝勇陪同回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健康状况转好，蒋纬国出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的二儿子蒋孝武远赴新加坡，蒋经国的私生子章孝严出任“外交部”次长，蒋家王朝表面上看来似乎还颇“兴旺”。 据台湾《雷声》杂志介绍，宋美龄回台后，蒋孝武、蒋孝勇的孩子们均前往官邸陪伴，远在美国的惟一孙女孝章，也专程回到台湾陪伴祖母。“孙子女及曾孙绕膝，使老夫人又恢复了1975年以前‘老总统’仍在世的情景，据说心情极为愉快。”邱爱伦整日陪伴着婆婆，照料饮食起居，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也每天到官邸请安。其乐融融的大家族欢聚，使宋美龄格外开心，颇领颐养天年的快乐。 蒋经国也恪尽孝道，晨昏定省。早上上班之前，必至士林官邸转一下，晚间回家之后又去一趟。后来宋美龄告诉他，你事情太忙，不必每天均来，但他仍抽空前往。当时宋美龄与蒋经国经过几度长谈，“对岛内外若干重大的政治以及人事上的部署，均已获得肯定的共识。”“经国先生的政治革新计划，闻更获得蒋夫人的全力支持，使得经国先生更为宽心。” 从11月10日起到12月5日止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接见台湾方面的官员，开锣戏由俞国华唱，压台戏由李国鼎唱，这中间包括“副总统”李登辉、“省主席”邱创焕、“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台北市议会议长”，台北、高雄市“市长”；在武人方面，接见了“五虎上将”。只有两人未露面，97岁的元老张群和96岁的老将何应钦。这两人以岁龄言，是应由蒋夫人登门拜访的。 10月30日是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宋美龄在蒋经国夫妇及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到台北西南的慈湖为蒋介石扫墓，次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首次公开露面。当宋美龄拉着蒋经国的手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欢迎。 会开得很短，仅40分钟，会上，蒋家惟一讲话的是宋美龄。宋美龄仪表端庄，由两名侍卫相扶，站立台上好几分钟，她致词强调“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幸福。” 当天她还发表了纪念文章，题目：《我将再起》。旨在弘扬基督教的博爱、宽容、忍耐精神，并表达了她对蒋介石的无尽哀思，向众人宣示了自己晚年坚定不移皈依基督的信念。这题目倒不新鲜，因为抗战之初，宋美龄曾写过同名作品，旨在呼吁同胞抗争，挽救民族危亡。但此时此地讲这种话却颇令人玩味。 虽然此次返台，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但她仍保留着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天主教辅仁大学信托基金会”主席和多个妇女及慈善团体的头衔，她在台湾仍然有一个根基雄厚的班底。 1986年11月30日《纽约时报》将已经移到社文版的宋美龄报道复原，在头版登出了宋美龄的照片。照片的小标题和说明文字是：“仍具影响力：蒋介石夫人在美国待了11年后，已返回台湾。”在第28版上，刊出了一则美联社发自台北的长篇电讯，标题说，蒋介石的遗漏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其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领导国民党50年的她的丈夫。 《纽约时报》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回台后，宋美龄曾多次接见台湾政要。由于她对蒋家和岛内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痕迹。 有的报道认为，与官邸具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宋美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言外之意，是这些人有宋美龄支持。“励志社”确系宋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惟侍卫一责由军警系统甄选可靠人员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手下大将，她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张学良“西安事变”前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安排，而他要见宋美龄时，则不通过张，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面前分量之重。 据台湾《纵横》周刊记述，在1986年她返台前，近半年中，她与蒋经国之间联络相当频繁，除了专人专使的报告，不断从台北直奔长岛外，她经常在每周三上午，国民党中常会例会散会的时间，直接给蒋经国挂电话，垂询台北的近况。 鉴于以上议论种种，有些比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实在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是不是能像以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放心，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渡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伯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心存留意，但是，她有什么力量能左右蒋经国呢？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轮不到她下注的机会。 自从此次返台，台湾各界估计她不会停留太久，就会离开台北。因为一些亲密人士及团体的“执意挽留”，她一住4年零11个月，及至蒋经国去世后，她才发现台湾并非久留之地，悄然飞向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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