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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死后，其子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过渡性“总统”严家淦任满后，力言不连任。国民党推举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顺利接班。 1．“严蒋体制”告终 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当他抓到党权之后，眼睛又瞄上了“总统”宝座。其实，蒋经国身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党政大权归于一身，“总统”严家洼不过是虚位以待，下面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一天，“行政院长”蒋经国有一件事要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望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个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话”。过不久，严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不同了，“总统说他出去后顺道到行政院看望蒋院长，时间最多也是半小时，请转告蒋院长”。 罗浩对此评论说： 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莫不与蒋经国先生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这也是严家淦政治艺术高明之处。 江南则认为：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像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还有人说： “凡事都得听蒋经国的。”“严家淦只是供小蒋走向老蒋的一座私家桥梁。” 的确，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颇有自知之明，小心谨慎，决不敢越雷池半步，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名在严家淦，权在蒋经国，这种“严蒋体制”使无为和有为得到了绝妙的结合。因此，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非常知趣地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家淦盱衡革命情势，深感愈接近最后成功，困难愈多，冲击念大，非有坚忍。弘毅与睿智之革命领导，实不足以克服重重险阻，达成反共复国之艰巨任务。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长蒋经国同志追随总裁力行总理遗教达40年，志节坚贞，勋绩卓昭者；尤以出任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长以来，主持国家大计，实践本党政策，推行重大建设，顺应国际变局，操虑忠纯，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国内外一致推崇。蒋主席经国同志乃本党提名为第六任总统选人之最适当人选。 严家淦的推荐书正中蒋经国下怀，但又不能不表示谦让，遂两次请党国大员们劝严继续留任，但严的回答十分简单，“当然经国同志担任了，”坚决表示放弃竞选“总统”。 严家淦何以态度坚决地放弃总统竞选而举荐蒋经国呢？究其原因，严的动机是： （1）顺水推舟，落得做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 （2）感恩图报，即报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3）知难而退，免得承担以后的政治风险； （4）荐贤自代，为“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说到底是为了国民党的利益。 严家淦的自动让位与举荐，使蒋经国处于十分微妙的地位。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同日，国民党中央评委会主席团集会通过决议，建议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请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1978年2月14日，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会议由蒋经国主持，主要讨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问题。出席会议人员以起立方式通过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全会结束时，蒋经国发表讲话称： “经国承全会厚爱督责，征召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本党候选人……经国谨以临深履薄的心情，提出个人的感受和感激的至诚。 “经国今后责任加重，自更当殚精竭虑……为党尽忠，为国效命，为民服务，奉献一切。” 对于严家淦的识时务，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他在3月17日国大代表餐会中赞扬严家淦说： “严总统多年以来，辅佐蒋公，后来继任总统，主持国政，盛情隆勋。全国同胞莫不崇敬，经国个人尤其多年以来，在严总统的指导之下，受益很多，而严总统谦德冲怀，……提名经国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执政党候选人，经国对此深深感到惶恐。” “以经国个人的才德，何敢仰望严总统的盛德大业，又何以能承担如此的重大责任。” 既如此，蒋经国为何又接受了严的推荐呢？据蒋经国自己称： 余“再三考虑，以为当此国家民族多难之秋，个人决不能自外于革命的责任。同时内心也怀有一种恳切的期望，如果得到国民大会代表先生的支持和督勉，自足以共济时艰，所以经国毅然接受党的征召。”“我接受中国国民党提名竞选第六任总统，是以战斗兵的身份，接受作战命令”，“作战只有服从。”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这与当年乃父在台重登大宝有何区别。 蒋经国在赞扬严家淦的同时，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有7项待遇： 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致送终身俸；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 如此礼遇可见蒋经国对严的厚待与感激之情。不仅如此，严卸任后，蒋对他一如既往，仍予以重任，由严主持党内若于重要会议，并就重大决策征询严的意见。1978年7月，蒋经国核定由严继续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以严为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组成的“提名审核小组”，负责对参加增额“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党籍候选人审核、提名。1979年，严家途还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4月，严家淦担任国民党中常会12人小组召集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当严家淦在家中渡过80岁生日时，蒋经国亲往住所祝贺。还在严寿辰前夕，蒋就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代表他致赠寿屏，寿屏上的祝词为： “穆穆君子，邦家之光；智隆学富，勋盛德彰；百川来汇，五岳在望；以壁仁寿，山高水长。” 尽管严家淦对蒋氏父子亦有看法，但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称赞蒋介石为“一人之庆，世界赖之”，“一位世所罕见的伟人。”对蒋经国他也很尊敬，1988年1月当他获悉蒋经国突逝的消息后，相当惊愕，悲恸不已。那几天因心情沉重，十分难过，饮食也觉无味。 1993年12月24日晚10时，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总医院”。 严家淦病逝后，台湾报刊才刊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有舆论称其为“台湾经济起飞和政治稳定的大功臣”，可说是“最无争议的一位政治人物”。台湾《传记文学》发表的《敬悼严家淦先生》一文，对严的评价颇具代表性，抄录几段如下： 他（严家淦）与赏识他技擢他的蒋介石与陈诚，没有任何亲戚或同乡的关系，也没有在官邸或侍从室任过职，更不是党校、政校、干校、黄埔的“天子门生”。 他是一个平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没有留过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带过兵，甚至没有受过一天军事训练，但是他一步一步登上文官的最高峰，文人“总统”，也是“国军的三军统帅”。 他虽然长期担任阁揆高位，且一度贵为“国家元首”，却没有班底，没有小组织，没有自己的人，无论在位或下台，没有一本传记，没有一本回忆录，更没有什么言论集或什么选集之类的书籍出版过。 这样的一个人，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我们（台湾）史料机构中却没有他的档案，在强人政治阴影下，历史上几乎没姓严的这么一章。其史料机构出版物罗列举“总统”父子以后就是姓李的，竞没有姓严的这一任。 台湾政局相当微妙，看似安定，实际上蒋家父子与陈诚等人之间，仍存在许多矛盾，严家淦以其政治智慧与政治艺术，不仅调和问题，而且化解了若干可能发生的重大矛盾与政争。从陈诚“院长”过渡到蒋经国“院长”，从蒋介石“总统”过渡到蒋经国“总统”，政治传承与政治安定，严氏应居第一功。如果40年政争不断导致政局不安，则一切经济起飞、经济繁荣，经济奇迹都可能化为乌有了。何况……严氏在台湾财政经济决策上也付出了最大的心力，并作出许多决定性的贡献。 2．蒋经国接班 2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六次会议如期在台北召开。3月20日，大会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总统”。当蒋经国得知此信息后，便于当日下午4时偕夫人及次子蒋孝武赴慈湖蒋介石“陵寝”谒祭，以感谢生父的刻意栽培。翌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谈话称： 我们今天必须冷静，很坚定，很沉着，体认这不是一个足以祝贺的时候，因为大敌当前，困难当头，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自己的血汗来完成总裁遗留下来的使命，以慰国人的殷切期望。 3月25日，蒋经国在接受“总统”当选证书后发表谈话称： “经国在敬谨接受当选证书之时，并以郑重、严肃、坚定和感谢的态度表示，在……宣誓就职后，谨当遵循宪法，贯彻国策，牺牲奉献，服务全民，为贯彻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而全力奋斗。” 5月20日，遵循程序，蒋经国宣誓就任“总统”，并发表讲话称： “经国服务公职以来，无时无刻不是以民族大义、革命责任和国家荣誉，作为自己效命致力的目标和志事，经国此后在全国同胞的信任和督策之下，必当奋我精诚，竭我智能。” 至此，蒋经国成为继蒋介石、李宗仁、严家淦之后的“中华民国”第四位“总统”，从1938年初次从政到1978年当选“总统”整整40年，蒋家王朝的香火在台湾再度得以延续。 对于这种父传子，当时台湾民间流传着不少符谶和传说，其中有一篇为《黄药禅师预言诗》，诗云：“中兴事业付麟儿原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泥，赤鼠时同运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西方又见南军至，时到金蛇赤运终。”黄药师是郑成功、郑经父子的军师，后东渡日本做和尚，郑经曾派人去日本向他请教台湾将来的前景，他便写了一首预言500年的长诗，其中就有这八句。第一句可以解释为把“复兴大业托付给儿子”；第二句可解释为“豕”（猪）年后“牛”年前即“子”年，而1972年正好是子年，“耀德仪”谐音为“要得意”，总括第二句则为“1972年要得意”。这一年蒋经国做了最高行政长官，蒋介石父传子基本完成，当然要得意，值得高兴了。后边几句就不好谈了。如此种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渲染，意在营造子承父业的天意。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国家，虽然封建王朝早已被推翻，但皇权主义观念仍在中国有相当市场。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俩都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培养出来的，尽管蒋经国比其父开明一些，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也同其父一样，仍未摆脱皇权主义观念的束缚。昔日有蒋介石传位于子，今日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也企图效仿乃父传位于子的做法，历史又在重演，特别是在进入80年代之后，蒋经国身体似动荡的台湾政局一样，力渐不支。1982年2月以来，台湾各界一直关注蒋经国的后事问题。蒋经国也预感自己身体状况日趋衰弱，开始把接班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来考虑。 就蒋氏家族而言，蒋介石可谓是第一代，第二代指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第三代是指蒋氏兄弟子女辈。 蒋经国与蒋方良夫妇膝下共有三子一女。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的文、章、武、勇名字均为蒋介石所赐。此外还有蒋经国与红颜知己生下的一对孪生兄弟章孝严、章孝慈，因姓了章，难以列入蒋氏宗族之后，不过在蒋经国病逝以后，兄弟二人已自将身份公开。 在蒋家第三代中，当时以蒋孝武政治行情最被看好。蒋介石、蒋经国都非常欣赏他。蒋经国上台后，开始让蒋孝武抓权。 从25岁起，蒋孝武就一直官运亨通。先是担任“官员退役辅导委员会”顾问，除此之外，蒋经国还让他熟悉党务，不久他当上了中央政策会委员和组织工作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与此同时，蒋孝武还担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等职。从1976年起，蒋孝武逐步涉足情报工作、心战、情报、反统战等部门。以上各职位及职务均属握有实权的工作，虽与台湾的文官制度无涉，但却涵盖常务、军特、文宣等重要控制系统。 蒋经国临终前，为使蒋三世接班，不惜采取托孤的方式，开始重用那些既无个人班底又对蒋家绝对忠诚的第三代人物，如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等人。蒋经国之所以刻意培养国民党第三代人，其目的就是使他们逐步抓到实权，以便为蒋孝武接班护航保驾。但是形势的发展打破了蒋经国这一既定方针与部署，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传位于子的初衷。那么是什么因素迫使掌握台湾生杀大权的蒋经国改变既定方针呢？分析台湾当时的形势，不难看出，是江南命案的冲击迫使蒋经国重新考虑新接班人问题。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省靖江县人，后为美籍华人。他早年丧父，由祖父抚养长大。17岁那年正逢国民党兵败大陆，随蒋经国到台湾。1950年入国防部政工部学习，后又被送到蒋经国任校长的政工干校第二期受训，是蒋经国一手培植起来的政工人员。1954年毕业前夕，决心脱离部队，他先后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由于成绩突出，江南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采访，回台后写成《香港纪行》与《动乱的东南亚》两书。1967年底，江南被派往美国驻外记者站，工作之余，江南申请进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2年他读完课程，准备撰写论文，其题目正是蒋经国之生平及政治理想。以后因所申请之奖学金无着落，遂在华盛顿市区朗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经商谋生，并继续写作。1978年，江南举家迁人旧金山，于渔人码头开一磁器店。1982年，他又在圣马泰市另开一磁器店。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后，江南遂用余力全力贯注于写作。《蒋经国传》就是在此情形下于1984年正式出版的。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积多年心血之作，且史料价值颇高，美籍华人任丹佛大学等校教授的谢善元认为，《蒋经国传》可说是多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写作的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该书取材广泛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尽管书中还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出版以后，立刻成为中文畅销书之一。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作了深入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旋经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当局情报部门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陈启礼一伙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情报局杀人灭口，录下了如何接受暗杀使命、如何执行暗杀情节的录音带。陈启礼说： 国家培养他（江南）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著作一本书《蒋经国传》，恶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乱写，攻击政府，而党外杂志摘录部分《蒋经国传》，在岛内四处传播，影响人心，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容又有许多不利元首的地方，一定要杀死他。 1984年11月29日，美国警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初步查清江南命案，系台湾情报人员勾结黑社会所为。 1985年1月15日，台湾“国防部”声称，情报局长汪希苓中将“因故停职”。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因涉及江南命案已被逮捕。4月19日，台“国防部”高等法院匆忙审判，叛决汪希苓“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纷纷扬扬的江南命案随着判决暂告一段落。该案主谋人本想在充满暗杀的美国铲除所谓叛徒，以防蒋家丑闻大量泄露。但事与愿违，该案直接导致了蒋经国的传子部署失控。 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暗里明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干部署。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为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与“中华民国”划清界线。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 在传子部署无望的情况下，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集体接班。 从江南命案到1987年之间，蒋经国提拔李焕、蒋纬国担任要职。到1987年，蒋纬国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一蒋二李（蒋纬国、李焕、李登辉）为代表的集体领导班底已经形成，蒋纬国抓军队、李焕抓党务，而李登辉抓政府，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国三公”体制。但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纬国渐渐失势，至今，蒋家已无掌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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