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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高潮时曾经住过200多名中国工人的经理部营地只剩下了我们十个人。要守住这空荡荡的十几排工棚房和价值几百万美元施工机械对我们十个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决定将施工机械向设在摩加迪沙的S公司办事处转移，并且把养护基地搬到一个叫“蜜蜂村”的基地去。 由黑人司机驾驶的十几辆大卡车承担了搬家任务。由于没有足够的中国人押车，大部分车只好让我们认为比较可靠的黑人司机单独跑，但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黑人司机在途中将装了冰箱、洗衣粉和其它生活用品的车开跑了，不过他还算不太贪心，他把东西下完后，又把空车悄悄开到办事处停车场后人溜走了。 养护基地搬到蜜蜂村后的日子并不平静。工作分工也不能再象施工期那样细，十个中国人每人得兼几样工作：医生要兼生活管理员和采购员，炊事员要兼管理发电机的电工，我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纳和负责对黑人工人的劳动工资管理。养护期开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过剩的黑人工人进行清理精简，将施工期原先几百人的黑人雇员减少到几十人并不象中国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那样工作难做，国际承包项目的当地雇员本来就可按工程需要随时聘用和解雇。我将几十个比较优秀的黑人工人留下作为养护期内的劳动力，剩余的人则按索马里劳动法规定发给他们解雇费后与我们解除了聘用关系。 在老雇员中，有一个姓“西亚德”的黑人中年男子，他住在蜜蜂村附近，自称是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堂弟，尽管阿巴路项目经理部聘用他后没有让他干过实质性的工作，但考虑到他与总统的特殊关系，希望他能在协调中索两国工人的关系方面起点作用，两年多来一直给他按月发一份工资。在养护期开始后的减员清理中，蜜蜂村的村民揭发他所谓总统堂弟的身份是假冒的，仅是他的名字构成中恰巧与总统西亚德的名字相同而已，为此我决定从养护期开始，不再给他发工资，但也不想去花精力追究他假冒总统亲戚身份的责任。无功受禄两年多的“西亚德”一旦中断每月不费吹灰之力的工资来源，对我们居然恼羞成怒，恩将仇报，带领村上一帮不懂事的小孩在晚上朝我们住房的屋面扔石头，第二天我去找了村长，他的嚣张气焰才收敛一点。 随着索马里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的恶化，一种不安全感也在我们心头加重。但我们不能撤出养护基地，因为一年的养护任务是承包合同中规定的承包商的义务，只有完成了这项义务，承包商才能得到仍在业主手中的占工程款10%的保留金。 每天晚上都有小偷光顾我们住地的库房，小偷什么都偷：汽车轮胎，汽油，电瓶，轧好的石料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物资。我兼养护队的出纳，手中管着现金，更使我感到责任重大。中国的驻外公司也不象西方公司那样可以配备自卫用的枪支，所以小偷更是有恃无恐。但非洲黑人相信中国功夫，他们从中国的武功片中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也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会功夫。于是我将计就计，我就对黑人说我学过功夫，并偶而模仿几个功夫动作。有一天早晨，我穿着结实的劳保皮鞋乘人不备朝工棚的波纹铁皮瓦墙一脚踢去，发出一阵巨响，正在工棚前集合的几十个黑人工人朝发出响声的地方看过来时，只见我右手的两指刚从铁皮瓦上收回，铁皮瓦上正好还有深深的一个凹坑，于是黑人深信我有功夫，黑人的这个信念倒也帮了我一些忙，没有人敢打我寝室里保险柜的主意。 我们十个人在蜜蜂村迎来了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这里没有猪肉，我们就在傍晚开着吉普车去撞在公路旁觅食的野猪，在簸箕下放上饭粒罩珍珠鸡，炊事员用我们自己捕来的野味做出了一桌丰盛的年饭。年三十晚上七点钟当我们十个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团年饭时，收音机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传出了中国农历新年的钟声（索马里与北京有5小时的时差）。我们十个人不约而同地用筷子或汤匙使劲地敲打起碗盆来，碗盆敲击声和收音机里的爆竹声融成了一片，思家的苦涩与节日的欢乐也融成了一片。 后来我被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调去参加新项目的投标，离开了蜜蜂村。不久从留在蜜蜂村的工人那里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晚上一伙黑人蒙面歹徒带着匕首袭击了我原先住过的房子，还好我们的工人有警惕，当歹徒破门而入时，用事先早放在门后备用的铁棒把歹徒打跑了。 第二天，被袭击的工人到办事处来报告情况，我立即回到蜜蜂村从当地部队聘用了几名武装黑人士兵给我们工人当保安。 但不久摩加迪沙办事处也成了歹徒袭击的目标，中国工人高师傅惨死在歹徒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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