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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长。宜昌大撤退，被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 刻尔克” 1937年夏，国民政府选派几位实业界人物去欧洲考察，卢作孚是其中之一。他安排完建设厅的工作，制订了民生公司的新规划，经南京到上海，准备从上海启程去欧洲。 这时，从东北传来了举世震惊的消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7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向驻守在北平的宛平县城29路军不宣而战，抗日战争爆发…… 仲夏的上海，抗日的热情如同火山爆发。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都是抗日的呼声。卢作孚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值此民族和国家危难之际，作为炎黄子孙，岂能安眠？他毅然放弃了去欧洲考察的计划，准备投身抗战。 面对战争，卢作孚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这时，卢作孚突然收到一封南京来电——国民政府邀请他前往南京帮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赶到南京。到达的当天，他即电示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7月20日，卢作孚正在草拟动员计划，忽又收到一封急电，电报是从北碚发来的，内容令卢作孚焦急不已：母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 秘书问他是否订回乡的船票。 卢作孚表情严肃而又痛苦地摇摇头。 草拟总动员的计划正在他的指导下紧张进行，离不开他。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自己岂能在此时离开。自古忠孝难两全！ 他留了下来，又埋头工作之中。每天除从电报上了解母亲的病情外，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将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 3天后，他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才匆匆飞往重庆，赶回故乡。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他又匆匆地飞回南京。 卢作孚万万没料到，短短数日，平津沦陷，华北大部相继落入敌手，而上海方面的告急文书不断地向南京发来……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了。卢作孚立即电示民生公司：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 在重庆，一些人对民生公司表示忧虑，认为“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结束了”。卢作孚凄然一笑。4年前，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会上，他就明确表示：“对国家：1、应作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2、应作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查一切人畜物的力量。3、应作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4、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对于我们群众议定的公约信条及一切议案，能努力去做。” 是考验自己和民生公司的时候了。 8月末，卢作孚将公司所有轮船调集重庆港和万县港，准备随时投入支援前线、抢运撤退，保卫长江、保卫祖国的战斗。 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前两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已密令各轮船公司，迅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或者停留在香港等安全地带，以免资敌。当时开入长江的江海轮船，数量甚多，据资料统计，仅汉口原有轮船450艘，共计46282吨，至此猛增至645艘，计143790吨。后来，当南京告急时，汉口航政局会同军事运输机关组织轮船大撤退。共计退至宜昌280艘，退至长沙60艘，退至常德16艘，后又由宜昌退入川江150艘。 各轮船公司还按照当局部署，将吨位过大不能驶入长江或航线较远不及驶回长江的船舶驶送香港或其它港口。 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非常时期轮船转移外籍办法》，准许未能退入长江的海轮及避泊香港或在海外的商船，暂时移转中国国籍，以免被日本人利用。先后批准转籍的船舶达130艘，计14.5万吨。 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阴沉着脸，抽着烟，一言不发。 今天的会议很特别，有戎装抖擞的军人，也有身着便服的绅士。大家被通知来开会，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但能看出，这次会议有些异样。 知了在树上热热地叫着，让人更加心烦几分。 随着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 “诸位，这位是海军部长陈绍宽将军。” “这位是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以鼎将军。” “这位是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先生。” “这位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 …… 一一介绍完参加此次会议人员之后，主持人宣布开会。 陈绍宽部长开门见山：“诸位，日本人不宣而战，意在亡我中华。由于敌我海空军力量悬殊，我们不得不另图他策。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等各型舰只约300余艘，共计约130万吨，除战斗舰外，均加入对华作战。而我国海军仅有战舰53艘，约5.6万吨。如此，我海军舰只数量约当敌军的六分之一，吨位约当二十二分之一，以这样的劣势，既无法拒敌于海外，也不能有效地守卫长江。加上敌人空军的绝对优势，我海军朝夕难保……为防敌溯江而上，唯有消极抵制，自谋堵塞之法。然水上防御工事之建筑，并非一蹴而就，临时应变，不得不征用船只，沉入港口，及布置水雷，以为阻塞工具。” 陈绍宽一口气说完，腾地从座位上站起：“经当局研究，蒋委员长训示，选定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时间紧迫，还望大家同心同仇，共赴国难！” 陈绍宽坐下后，一名参谋站起来接着说道：“除了海军的舰只参加封锁长江——江阴要塞外，当局决定征用民船。这次征用民船的原则有两条：一是不能进入内河行驶的大轮，二是船龄较大者。望各位深明大义，慷慨应征。” 这名参谋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方案，念道： 首次调集江阴执行封江任务的商船共计23艘，计43963吨。这些船是： 招商局7艘，计13706吨； 三北、宁绍、天津……等16家民营航业商船16艘，计30257吨。 参谋念完名单后，陈绍宽霍地站起：“军令如山。散会！” 各商船主深明大义，很快将征用船只调往江阴，排成队形，有的来不及卸下船上的货物，便沉入江中。 江阴封锁线顺利构筑成功。 首次沉船封江，没有征用民生公司的船只。这是因为民生公司将要运送刘湘所属4个师、两个独立旅出川抗战，开赴前线。 这是一个阴沉的早晨，重庆码头上，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一队队士兵斗志昂扬地登上了民生公司的船队。 在汽笛声中，民生公司的船只一艘艘驶离码头，顺江而下，消失在海天一色的碧波中。 值得往后提一笔的是，8年抗战中，川军共计6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旅，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川军的兵力约占国民政府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运送如此庞大的部队的任务，大多落在民生公司的肩上。 “打兵差”，过去无异于谈虎色变。船主们一听要“打兵差”，一个个敢怒不敢言，他们宁愿空跑一趟，也不愿打兵差。现在，他们心甘情愿！ 民生公司首当其冲。 为构筑江阴封锁线之辅助封锁线，国民政府再度征用各种民船185艘，载近万立方米的石头，沉入江中。 民生公司这次也被征用4艘铁驳，计14811吨，沉塞于十六铺，分别配置水雷，最后在长江上构成了数道封锁线。 民生公司其余的船只仍参加抢运兵员的任务，整整两个星期，民生公司的船队在长江上川流不息，往来如梭，日夜兼程，胜利完成了运送兵员的任务。 卢作孚多少个昼夜没合过眼，也记不清。他日夜趴在桌上，有条不紊地组织指挥着民生公司的抗战行动。 枪炮声连绵不断地从远方传来，敌机终日在头顶盘旋轰炸，成吨成吨的炸弹如雨落下。直到民生公司的船只和器材全部撤退到川江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卢作孚又开始了新的忙碌。 上海失守。南京沦陷。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被日军迂回攻占。 在这危急关头，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日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 临危受命，卢作孚没有推辞。他带了几名随从，在武汉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为长期抗战作准备。民族工业随之开始了大迁徙。 长江这条大动脉成为入川的生命线。 政府机关、逃难的人群、工厂设备涌入码头，有限的船只难以为计。 紧急疏运任务异常繁重。 长江航业在他的运筹下，迅速地调动了起来。他想尽千方百计，争取多抢运一些人员和物资。 什么办法都用上了。间道转运、分段接运、水陆联运……该用的办法都用上了。 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中央机关、公物分别由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两家承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随从到宜昌后，就是乘民生公司的“民风”、“民贵”、“民政”等轮船，运抵重庆的。民生公司另外还派出部分轮船，抢运金陵兵工厂器材约2000吨至重庆。 当时，需要内迁的工厂，多达500余家。所有的撤退迁移任务重担，压在了卢作孚一人的肩上。 为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船只，卢作孚一面抢运人员、器材入川，一面运送兵员出川。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就是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的。据资料记载： 经民生公司运到下游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保卫武汉。仅一年时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后又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270余万！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地涌向宜昌。 宜昌一时堵塞，抢运工作异常艰难。 接着，从徐州等地前线撤下来的大量伤员要转运入川。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示民生公司：“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5000人至1万人到达宜昌，设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000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而此时，拥集在宜昌的除大量人员外，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珍贵的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公物6万吨。“可以说全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真个是“八方风雨会宜昌”。 此时的宜昌，满地是人。然而川江天堑，滩多流急，船只吨力转小，运输力有限。按常规计算，滞宜物资和人员的运送，需要等到第二年底才能完成。武汉距宜昌630多公里，敌机频频轰炸，前有高山阻挡，后有追兵逼近，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1938年9月，卢作孚这位交通部次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宜昌。望着堆积如山的物资，蜂拥的人群，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最得力的人员参加抢运。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陈国光很快赶到宜昌，与卢作孚一起商讨抢运大计。 这个周密的计划是：由民生公司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计划在40天内抢运完各种物资、人员。 次日，卢作孚通过军事委员会驻宜昌船舶运输指挥部，召集所有需要托运的单位，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得到各方的拥护。之后，卢作孚又马不停蹄地去码头巡视了一遍，然后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迅速召集云聚在宜昌的24艘轮船的负责人和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继续开会。卢作孚根据长江上游只有40天是中水位，制订出一套40天的紧急抢运计划，确定了参加航行的船只，定下了抢运的人员、物资数量，这个计划采用了1936年民生公司在枯水季节创造的著名的三段航行经验，采取分段航行，以最大的限度抢运。 卢作孚的三段航行计划是：“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其余不重要的，交由木船运输，或者等待40天后，另外安排计划运输；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抛弃。至于什么单位的器材由什么轮船运输，则全部由我的父亲亲自分配。”卢国纪回忆说，“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据一份资料统计，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优先抢运伤兵，民生公司调派民联、民生、民康、民俗、民贵、民风、民元等轮船，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抢运。轮船舱底装兵工器材，舱面装运伤兵，伤兵船票实行半价结算，伤兵眷属按6折计算。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由于川江航道特点，当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就先装好船。每当傍晚，当民生公司的轮船返回宜昌时，轮船待装，驳船集载，港机起吊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交相辉映，装卸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力量”。 经航运界的共同奋斗，终于在预定中水位的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及陕酉、南京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胜利结束了战时宜昌抢运最紧张的一幕。 整个宜昌撤退中，抢运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担子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的，其中，民生公司负担了90％以上！ 宜昌撤退运输的重要意义，当时曾被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刻尔克”，而“中国的顿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顿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美国）还要艰苦些”！ 发展后方水运，开拓战时交通；再度赴难，改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卢作孚站在船尾，望着宜昌渐渐地变成一抹云烟时，才转过身来，江风扑打着他那身粗布制服。他抬起头，望着风中猎猎的民生公司的旗帜在飘扬，仿佛在与他神秘地交谈。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后，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政府参政会写信，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回响：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了，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民生公司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轮船经常被日本飞机炸沉，更让卢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 卢作孚的心情异常沉重，尽管他留给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宜昌那山呼海啸的人群，堆积如山的物资仍在他的眼前晃动。他不敢再去想象宜昌，假如——他有更多的船，有再多一点的时间，他决不会在宜昌留下一草一木。 太阳悄悄地爬了出来，把江水映得一片血红。 这时，担任警戒的船员一声高喊：“敌机！” 卢作孚向天空望去，一群苍蝇似的黑点开始放大，日本人的飞机追来了。 大副拉响汽笛，向船队发出警报。 一名船员冲了过来：“总经理，快到舱里躲躲！” 卢作孚没理会，两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的轰炸机群。 轰鸣声越来越大，几架日机气势汹汹地向卢作孚的这艘轮船扑来。 日机飞得极低，像一片乌云一样压来。 卢作孚没有动。他知道，船上没有防空武器，只能躲着航行。当日本人的飞机快要投弹时，他大喊一声：“刹车！” 炸弹在船头掀起几股十几米高的水柱。 敌机一看没炸中，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又绕了回来，向轮船俯冲扫射。 轮船时而加速，时而紧急刹车，躲闪着敌机的扫射。 几串机枪子弹还是打到了船甲板上。 敌机正想再次袭击船队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在天空，敌机一看不妙，赶紧稀里糊涂地泄掉炸弹，拉起机头开溜了。 卢作孚再看江面，有几只木船被炸碎，还有几只在起火燃烧。 脱险的船员奋力地向岸边游去。 卢作孚的这条船上，有名船员也受了伤，正在包扎。他跑了过去，关切地问道：“伤势重吗？需要送上岸抢救吗？ 受伤的船员忍受着剧痛，强作笑容地摇摇头：“不要紧，擦破了点皮。” 卢作孚低头仔细一看，血从受伤船员的大腿处渗出，染红了他身下的甲板。 “谁有烟？”卢作孚问道，“给他一支烟抽。” 人群中有人递过一包烟。 卢作孚要了火柴，划着，为这名受伤的船员点了支烟。 “挺住，很快就会到家。听口音你也是合川老乡啰！” 卢作孚坐在这名受伤的船员身边，开始拉起了家常。 1938年底，卢作孚回到了久别的重庆。一下船，他就惊讶地看到，重庆人口爆满，各种方言在这里汇成了一条方言的河流。六七百万人迁移到四川，重庆猛增至100多万人。交通拥挤，住房紧缺，许多人露宿屋檐、街头巷尾。 必须赶紧疏散难民。这个念头在卢作孚的脑子里一闪，定格了。于是，1938年冬到次年春，民生公司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疏散难民。 战时的交通运输难题又摆到了卢作孚的面前。船只不但不够用，更主要的是柴油紧缺。民生公司46只轮船中，有32只是靠柴油为燃料。我国不能生产柴油，全依靠进口。战争爆发后，运输线被切断，柴油没有了来源。幸亏卢作孚早有预料，在武汉撤退时，收集购买了4000多吨柴油，可是宜昌撤退耗去了一半，剩下的燃料只够使用半年时间。如果不早图他策，半年之后，民生公司的轮船将全部停航！川江这条战时的大动脉将不能流动，这势必影响到抗战的进行。 卢作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极早地预见到必须建造～批新的烧煤船来替代以柴油为燃料的船。 卢作孚的远见卓识，总是一般人无法相比的。早在南京、武汉撤退之前，他就购买了2000多吨五金器材，尽管数量并不大，但还是很可观的。因为这批五金器材可以暂时满足民生公司船只的维修，若建造新船就远远不及了。于是，在宜昌撤退时，他又极早有预见性地收购了一批马力小、性能差的小船达60多艘，准备利用这批船只来进行改造，以解决钢材不足的难题。 卢作孚一面组织民生公司向四川各地疏散难民，一面加紧一改造轮船的工作。 改造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民生机器厂的肩上。民生机器厂在战前是个不大的修理船舶厂，但对改造旧船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1933年打捞“万流”轮后，改造成功，取得了宝贵经验，开始对不适于川江航行的船只进行拆毁、改造。 这次工作进展速度极快。短短几个月，一批改造的烧煤船就投入了运输的队列。紧接着，民生公司又开始了新船的建造。 第一批新船的建造计划是，建造15只中型的烧煤船，两只吃水浅的柴油船。 为实施这一计划，民生机器厂在卢作孚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扩建。 为适应战争的特点，卢作孚指示民生机器厂“向地下发展，向四处疏散”，以便在战时能正常工作。 宜昌沦陷后，切断了四川通往湘境的交通运输线。中国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成为唯一与国外沟通的运输线。 川流不息的汽车队在滇缅公路上蠕动，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各抗日前线。但是，四川却没有通往云南的公路。 卢作孚决心修筑两条公路，以解决战时的紧张运输。 第一条公路是从三斗坪，经鄂西山区，入湘境，使之与长江上游的航运相连接，形成一条水、陆联运线。 第二条公路是在川南，从泸州，穿贵州西北部，直抵云南囗益，同样是一条水陆联运线。 这两条公路在极短的时间内抢修完成，被称为抗战时期的两条大动脉、在这两条大动脉上，国外的援助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后方，又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前线。 到1939年夏末，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德国占领波兰，迫使英法对德宣战，德军已陷丹麦、挪威，占荷兰、比利时，横扫法国。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遥相呼应，向东南亚各国虎视眈眈。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滇缅公路，卡断了中国唯一可接受外援的生命线。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依靠大后方的物力来维持抗战。 交通运输问题更加突出，必须尽快地建立四川的公路网。 任务，再一次落到了卢作孚的肩上。 倾盆大雨中，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一处简易的工棚前。从车上跳下4个人来，踩着泥泞，进了工棚。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人披着雨衣大声问道。 “交通部卢次长来视察川中公路。”司机大声答道。 “什么？” 司机不耐烦地重复道：“卢次长来视察。” 问话的人是工段长，他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着，竟一时不知哪位是卢次长。 卢作孚掸了掸身上的雨水，问道：“这里有技术人员吗？” 工段长这才缓过神来，判明问自己的就是卢次长，忙答道：“有，有一名工程师。” “可以请他来一下吗？” “可以，可以。” 工段长返身钻进雨里，不一会领来一位40多岁的戴眼镜的中年人。 “你就是这儿的工程师吧，请坐。”卢作孚待工程师坐定后说，“这条公路直接关系到战争的需要，非常重要。必须拟订一个计划，在最短期内建成通车，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完成。” 工程师点了点头：“请放心，卢次长。” “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得——”工程师还未说完，卢作孚一挥手：“3个月怎样？” 工程师想了想：“差不多。” “只能3个月，一天也不能推迟。”卢作孚斩钉截铁地说完，一抬手：“走！” 工程师和工段长忙上前拦阻。 “不行，天黑了。前面的路不好走，又下着雨，太危险了。还是请卢次长明早走吧！” “不要紧。”卢作孚笑了笑，“只要有路基就能通车。” 工段长一看挽留不住，只好说：“那就派两个民工来帮你们领路。要是遇到困难，也好招呼民工帮助。” “这样也好。” 卢作孚冒雨驶上了荣县的路途。此时，天已漆黑一团。 正当卢作孚忙于建设四川公路之际，又一项艰巨的任务正等着他去受领。 在战时，许多任务没有回旋的余地。卢作孚突然接到了国民政府的任命，任命卢作孚为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消息来得异常的突然。国民政府没有征求卢作孚的意见，就把任命在报上公布了。 卢作孚凭直觉就判断出：大后方出现粮食危机。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足以说明粮食危机已威胁到抗战。 再度临危受命，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赴任了。他用了“仅仅两三个星期，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的整个粮食管理体系。与此同时，他还以最快速的行动，对粮食供应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他发现造成粮食供应不上的原因，既不是由于灾荒引起的粮食减产，也不是农村缺少粮食，而是层层官吏只知道贪污受贿，没有办法将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广大农村地区的粮食运出来，集中到城市。很清楚一问题的症结，乃是一个运输问题……” 原因找出来了，卢作孚又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一个运输粮食的“几何计划”。 所谓“几何计划”是：“把各个没有公路的偏僻地区的粮食，首先用人力运送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上的一些特定的点或特定的地区里，集中起来，然后又从这些公路或水路边上的点或地区，用汽车、板车或船只，将集中起来的粮食，转运到重庆周围以及各个交通要道上的县城的政府粮仓中。这样，就将复杂万分的粮食运输问题，缩小到易于管理的最小范围，变得简单明了了。” 一场粮食危机，卢作孚只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消除了。 后人在评价卢作孚的这一贡献时说：“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撤退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有效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 当一车又一车、一船又一船的粮食，从四面八方汇集，又一批批地运送到抗日前线时，卢作孚站在高滩岩上问道： “你们说，世界上最香的是什么？” 望着长龙般的运粮车队，人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稻香！” 大家会心地笑着。卢作孚也笑了。但大家发现卢局长的面色苍白，用手捂着胸，几乎就要倒下去了。 紧张的工作，频繁的敌机空袭，严重地摧残了卢作孚的身体。他的脉搏间歇症复发并加剧了，时常出现身心衰竭。他不顾医生的警告，一直带病奔波，最后严重的脉搏间歇跳动，使他昏倒了，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发现，他不仅心脏病很严重，而且双肺的肺膜破裂。他冒着生命危险，只在病床上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又投入了工作，这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来指挥了。 1941年冬，卢作孚的病情再度恶化，民生公司在歌乐山上借了一所金城银行的房子，开始强迫他接受治疗。 他没想到，这一病竟长达6个月！ 6个月，卢作孚的身体在休息，但他的心一直挂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民生公司的船一只又一只被敌机炸沉的消息，使卢作孚那颗心越来越沉重…… 令卢作孚不安的是，官僚资本对民生公司悄悄地生起了吞食之心。卢作孚眼前又浮现出1938年时的一幕：国民政府以统一调配，便利抗战运输为名，准备下令民生公司将全部船只交由军政部掌管调派，企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吞并。卢作孚得到这一消息后，先声夺人，抢先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个运输计划，主动提出承担包运所有的撤退物资，运价按平时商运价的十分之一计算，并在5个月内把积压在宜昌的8万吨兵工军需器材物资全部运离宜昌。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张嘉璈向军政部长何应钦陈说利害，才使当局改变主意。 当1939年民生公司的资产增至700万元时，孔祥熙、宋子文都想用大量投资的办法侵吞民生公司。孔祥熙暗地指使中央信托局出面，要出资占有股份的50～60％；宋子文也暗示，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也要投入60％的股份。卢作孚既要依靠他们的支持求得发展，又不愿让某一势力控制，于是他通过政学系首脑张群游说孔祥熙，示意不宜直接插手地方企业；又活动陈果夫、陈立夫门下的干员钱新之出面扬言，民生公司是交通运输业，投资不能没有交通银行的份。从而形成了政学系、孔、宋、陈在对民生公司投资上的僵持局面。最后以撤销增股，代以发行公司债券了结。由17家银行认购700万元的公司债券，从而形成了一债多主。互相牵制的局面，避免了孔宋财团的吞并。 但是，孔祥熙并没善罢甘休，想以暗中收买股票的办法控制民生公司的股权。但卢作孚对公司的股票转让有着严格的控制。孔祥熙的意图终于落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偏安四川，川江成为国统区交通运输的主干。而执川江航运牛耳的民生公司的地位也益显重要。由于卢作孚深谋远虑，民生公司同当时中央和四川地方各派势力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官僚资本集团虽然对民生公司垂涎三尺，也不便一举吞并。而民生公司既要求得政府当局的支持和资助，又要防范被鲸吞。而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卢作孚周旋在中央财团与地方势力之间，变不利为有利条件，不仅维护了企业的独立存在，而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民生公司在战前即已垄断川江，但战前经营的航线仅限于四川境内及渝叙、渝沪两条直达航线。沪战爆发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及后方的需要，又开辟了30多条长短航线。这些航线是： 为疏运上海、汉口、宜昌西迁人员、物资，开辟了长江中、下游及汉湘、宜湘、宜渝分段运输航线12条；为适应战时后方交通需要，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开辟航线6条。 此外，卢作孚审时度势地派轮对金沙江、乌江、赤水进行了考察和试航，为轮船运输开拓了新航线。在其经营航线的港口，设置了办事机构和夏栈设施，组成了战时后方的经营网。 民生公司在扩展后方航线的同时，为了解决进口货源骤减，船用器材奇缺的困难，凭借自己的技术力量，研制船用高压水管锅炉，自制船舶配件，以替代进口产品；以木代钢制造木壳机动船；就地取材，试验代用燃料以及其他船舶技术改造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维持了一支有效的运输船队，并不断发展壮大。 多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民生公司的战时发展时，不仅解开了民生公司在战时如何发展的谜团，也对卢作孚的经营方法作出了准确公止的评价—— 民主公司在后方营运中，承担了大量的公差运，所收运费极低，航运收入剧减，1939年第一次出现帐面亏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而未能扭转。 那么，民生公司又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能飞跃发展呢？ 表面上看，民生公司一方面出现帐面亏损，而买质上民生公司又在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据统计，先后在48个企业投资，投资额达140万元（战前货币未贬值时）。投资总额占股本的比重，1939年为25.6％，1941年为56.％。投资的范围之广是一般的企业无与伦比的。这恰恰应验了卢作孚“将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络”的设想。 战时，中国几家大的航运公司如招商、三北大都萎缩，只有民生公司才得到迅速发展。这与卢作孚的经营管理思想是分不开的。《中华水运史》评述道： “民生公司主要之业务本来在川江。国府西迁，川江运输繁要几倍于往昔，民生公司以保有多数之内河轮船，适应急切环境的需要，业务进展，自非其他公司所能及。 “民生公司轮船在抗战初期未被征用，而在沪轮船亦于江阴封锁以前驶入长江，产业保全毫无损失。 “长江中下游轮船自京沪武汉撤退，均感流亡之苦，民生公司得以廉价收买，增加它的运输力量。 “陪都人才荟萃，民生公司大事罗致，内外管理亦多改善，以上各项，时势人谋兼而有之。” 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但所述多在“时势”，而在“人谋”方面，卢作孚煞费苦心。 战前，民生公司每收并一家轮船公司，即是增加一次股本。其在开办以来至1945年的20年中，到1937年增至350万元时，增资的方式除在接收船产时以产抵资外，还有者股增值、招募新股和发行公司债券。1937年增资时，以1936年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以前入股为时限，老股股本分别按100％、80％、60％升值；1939年扩资时，老股又升值50％。其实质固在增股扩资，同时也是对老股进行利润的再分配。而扩招新股的对象则主要是面向银行资本家。1929年以前，官僚、地方约占全部股份的50％，1936年后，逐渐降低，1936年、1942年、1945年分别递减为30.7％、23.4％和17.2％；资产阶级股份分别为29.7％、54.4％和63％，其中银行资本由1936年的3.2％激增至1945年的39.2％，近40％的股权掌握在仅占股东总数的1％左右的14家银行的手中。这一情况表明，历次扩股使民生公司股东的社会结构逐渐由地方官绅转向城市资产阶级，并且股权日益集中于金融巨头。股本结构向城市工商业和银行资本转移，可以为公司的资金调剂带来极大便利。 发行公司债券是民生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继1935年发行100万元公司债券后，1939年为避免孔、宋财团吞并，改为发行700万元公司债券，17家银行认购，年息6厘，10年还清。卢作孚利用这笔资金，除付清购买船只及其他用途的款项外，跑买了大量的五金器材及原材料。熟悉经济的人不难看出，这笔公司债券贷款，贷期长，利息低，随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到偿还时，只需以原购进的一小部分实物即足清还全部本息，这等于白白地获得一笔巨额资金。 此外，民生公司还同各家银行建立了广泛而经常的借贷关系。1941年到1945年，先后向“四行二局”（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邮政汇业储金局）贷款10次，以低于一般银行利息一半以下的低息，共计贷款5.28亿元（折合战前币值170多万元）。借期短的3个月，长的达4年。借款抵押，除部分是船产等实物外，许多却是“不实之物”。如1941年两次贷款共500万元，借款用途是购买油料。五金及添造新船，而契约中的抵押品则也是“借款所购油料五金”和“可能添造之新船”；1944年至1945年向中央银行3次贷款共4.65亿元，则是“库拨补贴”作抵。这种借贷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银行在民生公司占有巨额股份以及卢作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不会建立起来的。 卢作孚还以民生公司修复被炸受损船舶及补贴公差亏损的名义，向政府申请了巨额补贴，自1941年至1945年，8次共获各种补贴折合战前币值280多万元，另获补贴美金7.45万元。 当然，民生公司获得发展的因素远不止上述这些。如扩大提留基金，紧缩企业开支；灵活运用资金，保持企业后劲等等。 “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也就没有这些创造，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种局面。”徐盈这样评价道。 卢作孚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全色海岸…… 歌乐山离重庆市区20多公里，终日云雾缭绕，松涛声连绵不绝。卢作孚刚搬到这里时，很喜欢这里的幽静环境，但时间一久，它的景致再也提不起卢作孚的兴致。1941年冬天，卢作孚害了一场大病，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开始了奔忙。谁知不久后，他的病情又迅速恶化。为彻底治疗，民生公司向金城银行借了歌乐山上的一所房子，迫使卢作孚搬来静心养病，接受医生的治疗。 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又岂能安度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于是，他的病房又变成了办公室。 虽说是治病，但公司的文件还是一份又一份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床头，经他一一批注后，又一份份发出；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每日会议不断。公司为此下了一道禁令：一般人员禁止打扰，一般的文件、电报禁止送来。可卢作孚不同意，但又执拗不过，只好同意每天在床头召开一次公司高级领导会议，处理极少重要文件。 卢作孚在担任了一年的全国粮食管理局长后，辞去了一切官职，只担任民生公司的职务。这样，他才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事业上来。这段时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 卢作孚对读书的喜欢程度超过了一般的读书人。当初他在建设北碚图书馆时，借阅须知就是他自己亲手起草的，并附在每本图书的背唇。他以“书”的自白口吻写道： “一、请勿用龌龊的手拿我；二、勿使我被日光晒着雨点淋着，我同小孩一样，那些都是容易使我受病的；三、请勿用笔在我身上批字或作各种符号；四、勿将我的身体夹垫你的手臂；五、你读我未完而停止的时候，可用书签夹在我的身上（就是停止的篇页上）认为标记，切不可将我折角；六、勿把我放在不洁净的地方，望你时刻保持我的清洁；七。你不读我的时候，应立刻把我还给图书馆，因为我等着还要去会许多朋友，切不可把我幽禁在你的屋子里。” 卢作孚对读书有自己的深层见解。一名叫刘同仁的职工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每日给半日的读书时间。卢作孚回店时这样写道： “当此全部事业万分紧张的求前进之日，吾辈何忍以最少半日以上读书？最好办法，工作时间仍自己作，需要参考图书则尽量参考图书；工作以外，苟有时间，不拘多少，皆以读书……上作系经验，读书所以整理经验。即就个人立场说，亦不可重视整理，轻视经验，而况社会问题比个人问题更迫切，事业要求比家庭要求更为迫切。吾辈更不可重视个人与家庭之成功，而忽略社会与事业之成功。” 此时，他开始温习英语，构思他的文章，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图谋着民生公司的长远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感谢这场病，它给后人留下了卢作孚先生许多见解犀利的文章，是病，给了他时间。 战争仍在继续，可卢作孚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此时此刻，他所思所想的，不仅仅是若干年后的问题，而且也是眼前的问题。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最深的苦痛，而这种苦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他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所谈及个人苦闷的人，总是愿意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将心事注入笔尖。他渴望理解，又常常不被人理解。 凡是在卢作孚身边工作、生活的人，都称他不容易被人理解。就连《大公报》的记者也这么说。张群则说卢作孚的一生“有一大堆不协调”的东西。 孙恩山于1944年在美国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他在这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困惑： “中国实业界这位第一号创造奇迹的人，于50多年前出生于一个卑下和微贱的家庭。当他还是20岁的少年时，他开始自己谋生。今天，作为一个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全国闻名人物，他已将他童年时期的许多事物忘记，然而他却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尽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协调。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看几只晋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他那被称为家的6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但是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在回忆录中却称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住得最宽、最好的房子了”。这所房子在红岩村4号，尽管它只有40多平方米。 1942年夏天的时候，美军司令部赠给重庆的知名人士每人一台高档收音机，卢作孚得到一台。送来时他不在家，孩子们高兴得一个个手舞足蹈，可三个星期后，卢作孚回家一看，不由分说就搬走了，送给了民生公司电台。他的这种做法，也许有人又不理解。 卢作孚已是身兼数十个职务，除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职务外，由于民生公司投资事业遍布川省，所以，他兼任了许多分支、投资企业的董事长。但他的清贫却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他只在民生公司领取一份薪金，却养活一大家人。他在患病期间，家人曾想买只鸡炖给他吃，可家里连这点钱也没有！ 那么，卢作孚没有钱吗？应该说是有的。按当时的惯例，一般每个企业都要送一笔可观的车马费给他，外加稿费收入，为数也不少，但他将这些收入几乎全部捐献给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了。 家人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妻子蒙淑仪一针一线缝做的。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他的家人几坐公司的船，仍然照常买票，享受公司所有职工同样的半票优待。 他配有专车，但家人从未单独用过。 他吃饭，照常签字，月底从公司的薪水中扣除，家人吃饭也是如此。总之，卢作孚被人称作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黄炎培先生曾在一篇游记中说卢作孚“不矜夸，不骄傲，在不断地刻苦奋斗中。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劳耐苦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卢作孚正是以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1942年，卢作孚病愈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北碚的建设。这时的北碚已成为战时的后方重要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中心，这里已迁入外地各种机关100多个，复旦大学也在其中，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国家编译局、国家农业研究所及工业研究所、国立地质调查队、国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来、陶行知、舒舍予、陈望道、李公朴、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学者都曾目睹过北碚的花团绵簇、盛极一时的局面。 冬去春来，卢作孚又回到了民生公司。他现在辞掉了一切官职，准备重整旗鼓。 此时的民生公司，人员已多达近8000人，轮船吨位较之战前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卢作孚隐隐地看到，民生公司正在发生变化，准确地说是“退化”。“民生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已荡然无存，更有人趁国难当头之时，投机取巧，谋取私利。有的人是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有当初和自己同甘共苦创业的元老。卢作孚感到异常痛心。 在一摞公司的档案里，他随手挑出一份人事档案。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历届公司董事变更表上。 纸张有的已经发黄，字迹依然那么清晰，每个名字他都异常地熟悉，但转眼间又变得有些陌生。 他开始一页页地认真翻阅。 他合上卷宗，闭目沉思。良久，他睁开眼，夕阳开始西下。 这份卷宗告诉他：自己离开民生公司7年了！ 官僚资本正是在这7年中乘机而入，并开始侵蚀民生公司的肌体。 暮色降临，卢作孚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整天都未离开办公室。 他出了门，向码头走去。 1942年10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英政府不久也宣布废除一系列与中国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无疑是对长期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鼓舞。卢作孚从这一消息里敏锐地看到了未来的憧憬，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外部世界。他一面加紧整顿民生公司，一面与国外进行广泛的合作。 1943年7月，卢作孚结识了美国水利专家滨海，并邀请滨海先生参观了民生公司、民生机器厂等。 北碚一直是卢作孚的“理想国”，为寻求与外国的沟通，他先后邀请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英驻华大使卡尔、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赴北碚访问。 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来到北碚，在卢作孚、卢子英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碚。 秋天到来时，卢作孚为加深与赫尔利的关系，特地送上4幅中国仕女图！ 卢作孚可谓用心良苦。显然，这时他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后人从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不难看到他对战后建设的理想。 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雄才大略的气魄写道： “凡盟国人民没有不希望胜利早日降临的，尤其是几千年来爱好和平、七年来忍受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不仅仅希望胜利降临了，立刻结束痛苦，恢复和平；其于和平恢复以后的国家前途，乃更怀抱有无限希望的心情，希望国家迅速建设，迅速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强有力的国家。其自力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邻的侵略，其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协力，更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国对于任何弱国的侵略。不要有下次的战争，不要有下次弱国再被侵略的战争…… “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 紧接着，卢作孚又写道： “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事事皆系痛苦，不仅遏敌人的侵略而已。人民大多数穷困羸弱，食物营养不足，衣服洗涤更换不足，房屋空气光线不足，道路泥泞，市街拥挤，环境污秽，疾病流行，荒年饥谨，或水急骤发，流离转徙者动辄若万千户。凡此都是落后国家随时随地可以遇到的问题；其与国际密切接触，互为比较之后，愈益显著。秩序清洁与混乱污浊，高楼大厦与茅屋棚户，轻车疾驶与徒步重荷，触目皆是天堂地狱，其不平与难堪，日趋严重。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 这是卢作孚在战争尚正进行中，勾勒出的一幅战后建设的美好图画。 卢作孚对理想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我们国家的未来，却可以依了理想画成。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污染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完全如我们的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值得努力。而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完全操在我们手上，只看我们的画法了。” 卢作孚对中国未来的建设，尤其是四川的战后建设，在大量的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不愧一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他在构想四川的水力资源开发蓝图时，这样写道： “这个地区最惊人的是它的水力。一个可能修建比美国著名的田纳西水利枢纽大好几倍的、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的地址，最近已在宜昌附近找到。……这个水坝将把水面提高160米，以产生足够的水力，发电1500万千瓦。其中一半的电力即足以解决总人口约为两亿、直径为1000英里的地区内的用电问题。另外一半电力可用来生产成百万吨的化肥，除满足中国的需要外，尚可大量出口。”卢作孚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农业。因为它将为土地的灌溉提供最丰富的水源。“必将大大提高食物的原材料的产量，并增加出口。”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势必带动工业建设。他写道：“如此丰富的廉价电力必将给予所有需要电解的化学工业和所有需要电力的其它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正是由于水力的丰富，“运输和交通将能获得引人注目的改进。这个区域的所有铁路都可以电气化。水坝将使长江上游的水位大大提高，终年四季通航大海。一万吨以上的海轮可以从东海岸上溯1300海里，一直抵达重庆，使这个内陆城市变成一个海港……” 这，也许就是今天的葛洲坝的萌芽，遗憾的是，卢作孚先生不能亲眼目睹今日葛州坝的风采。但他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了预言： “长江三峡水电站将是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但决不是唯一的水电站，并且也不需要最先修建它。……宜昌上游沿江一带及其支流，将会找到许多适当的地点修建比较小的水电站。……一个位于灌县沿岷江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可发电82万千瓦。另一个则在大渡河与马边河之间。这两条河差不多是紧挨着并排而流，然而大渡河的标高却高得多。如果开一条隧道将两条河连接起来，将有足够的水位差发电200万千瓦。另外还有长江上游的主流金沙江，沿着西康和云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迂回流过，最后与岷江汇合。这条江的所有沿江地带都可以修建水坝，同时解决发电和航运问题。这些水电站的总发电能力如果超过巨大的长江三峡水电站，那将是毫不奇怪的。” 许多年后，当人们读到卢作孚先生的这篇文章时，不能不拍案叫绝！ “任何开发计划，如果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都是没有意义的。当土地本身受到自然灾害的限制或危害时，人民的生活就永远无法富裕起来。我的心中强烈地铭刻着1936年四川遭受的那一次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的情景。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望去，数百英里范围内，只能看到干涸的田野由于缺水而开裂；覆盖着大地的，不是新生作物的绿色，而是头一年留下来的枯死的残梗。一星期以后，我又一次飞过那片农村，景色却完全改变了！代替旱灾劫掠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新生稻谷的美丽秧苗。雨已经下过了，人们已经播种。迅速改变的景色，使我留下一个信念：人的力量同等于大自然的力量。” 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民生公司的艰难历程，对民生公司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远理想： “当着一般人都在高谈战后航业问题的时候，民生公司还是只忙着战时问题。……不是它眼光短浅，不能看到战后，而是它认为问题排列的秩序应该是第一为战时，第二乃为战后。它相信国家对于战后的航业，必有整个的筹划，必责成几个主要公司分担各主要航线的责任。……民生公司在国家整个航业筹划之下，也当然是主要负责的轮船公司之一。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保持航业上的长期和平，使不再发生残酷的斗争。扬子江中下段，它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使足以与它的上游航业联系；沿海它也许视能力参加，以与扬子江联系。” 卢国纪先生在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时，深情地写道： “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的战后发展制定了宏远的计划，准备从国外订造一批最新型的现代化客轮，参加长江全线航行；从国外购买或订造一批海轮，参加海洋航行，首先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海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辟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便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飘扬着悬有‘民生’旗的海船。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制订的宏远计划并不只是为了民生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国家……” 卢作孚的战后建设理想，正如孙恩山在《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今天，经过六年抗战之后，透过战争的硝烟，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正在升起的新世界的广阔轮廓。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居于何等地位？民生公司在新中国的生活中将居于何等地位？卢先生有他的理想。他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金色海岸。他注视这些地方并不只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业务上和技术上的合作，以使他为之服务并如此热爱的国家获得更大的发展。……—— 1944年10月1日，这天正好是旧历八月十五——传统的中秋节。北碚传出一个特大喜讯：卢作孚将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这次会议是针对二战行将结束，安排战后经济秩序的重要国际会议，将着重讨论战后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 北碚各单位在中国西部科学院为卢作孚举行了一个联合欢送大会。 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先生首先致欢送词： “在国际上，尤其是国际外交上，说话人的成份——即个人的力量，往往影响到会议的成败，所以各国选任外交官，必选在事业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说出话来才有力量。卢先生是中国一位大实业家，一手经营北碚，艰苦缔造并主持民生公司。抗战期中，无论直接或间接，对国家贡献之大，在国际上也已风闻。卢先生简色、朴素、刻苦、笃实，不铺张，不夸大，充分表现了中国事业家的风度，其气魄已先声夺人。中国工商团体的推举，确是选择得人。 “不过在国际外交上折衷樽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今天，战事处处失利，物价飞跃暴涨，外人观感日劣，国家事实上的困难也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法和他们辩护呢？中国外交上，不管代表政府或民间，都没有人民作后盾。 章友三先生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过后，又意味深长地说： “今天是中秋佳节，今晨还可看见一轮皓月悬在太空。可惜现在云层大厚太密了，不能观赏，正象征着卢先生此时出国去艰巨重重。我们谨希望卢先生能够‘拨云雾而见青天’。” 卢作孚在家乡父老的期待目光中，兴奋而又激动地致起了答谢词： “……我希望中国能够建成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试验，提出了一个理想，叫做‘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尤以迁建事业机关的帮助，两三年内便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理想。以这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可爱的中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是能够建设得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定有希望，必决定有前途。” 卢作孚的答谢词，激起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几天后，一架美制军用运输机呼啸着冲向跑道，飞向太平洋彼岸。 飞机上满载着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 五位正式代表是：张公权、陈光甫、李铭诸、范旭东和卢作孚； 三位顾问是：张嘉璈、王志莘、李国钦； 随员是：卢作孚的秘书童少生、翻译孙恩山。 据卢国纪先生回忆，卢作孚在这次大会上就航运问题，尤其是战后世界航运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有三点内容： 第一，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最深、损失最重的国家；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航业破坏殆尽。要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和内河航运。 第二，为了彻底消除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德、意、日侵略集团重新抬头的可能，建议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 第三，为了帮助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 此提案与会各国代表当即一致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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