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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借款造船，宋子文百般刁难 这是卢作孚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随着飞机的轻微摇晃，他颇有些飘飘然了。半年的美、加考察行将结束，现在，他在飞向祖国。 天空出奇地晴朗，没有积云，没有风，也没有气流。飞机很平稳地飞行。 卢作孚靠在舷窗边，美、加考察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国际通商会议结束后，卢作孚在晏阳初、林语堂先生的帮助下，结识了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罗斯福总统的秘书——中国顾问罗福林居里博士、战时生产局局长端纳·倪儿逊、加拿大政府驻美商务代表皮尔士等名人。在各位先生的帮助下，他对全美进行了参观考察。 从西海岸到东海岸，长达万里的旅途中，卢作孚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制造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造船厂、码头、港口设施……美国工业的发达和先进的管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美考察让卢作孚大开眼界、，但原打算在美借款造船却没有获得成功。卢作孚经一番思虑，在皮尔士的牵线搭桥下和欧德伦大使的极力举荐下，同孙恩山、童少生一起，来到渥太华。 他拜会了加拿大总理、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要员，设宴款待握太华各银行巨头，不厌其烦地把民生公司介绍给这些各行各业的首脑们。 一时，加拿大渥太华对中国这个民营企业广为关注。 加拿大1926年才独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一方面它被垄断资本控制，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资本输出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兵工生产陡减，市场紧缩，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鉴于这种教训，二战即将结束，加拿大国会迅速通过了“输出信用保险法案”，鼓励外国在加借款订货，购买工农业产品，以保证战时经济能顺利过渡到和平时期的经济。这类输出信用借款，条件较优，承借此款的加拿大各银行由政府出面担保。民生公司很快就受到了青睐。 卢作孚偕同童少生、孙恩山等人参观了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地的造船厂后，很快就通过皮尔士与江英格利士造船厂进行洽谈，计划以这个厂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申请贷款，利用这笔贷款在该厂造船。 卢作孚经过一番考察，发现这家所谓的造船厂其实是一家生产轻武器的工厂，他们只想当个中间人，贷款一到手，就请其它造船厂代造，从中牟利。 卢作孚断然中止了谈判，决定直接向加政府申请借款造船。 加拿大政府很快作了答复：同意借款造船，但中、加两国政府必须出面担保，承担风险。 卢作孚认为这很好办，借外国的钱来发展民族工业，又不要自己的政府出一个子，估计不成问题。 与加拿大三家银行的谈判进行得异常的顺利。 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承诺，同意给民生公司贷款1500万加元，用于在加拿大订购轮船。 条款很快谈妥，民生公司自筹15％的现金，即225万加元，其余的85％，计1275万加元由三家银行借给，年利率3％，从1951年起，分10年还清。 卢作孚感触颇深地道：“此次北美之行，收获颇大。嗯，真想不到，欧洲一个国家还比不上我们民生公司。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只能在加拿大借到600万到700万元，民生公司却借到了1000多万加元……” 飞机开始下降，卢作孚突感胸中有点难受，一低头，飞机已对准了跑道。 祖国到了。 1947年3月，卢作孚由加拿大回到重庆后，立即会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国民政府为借款担保，没想到遭到宋子文的拒绝。 宋子文说国民政府正在同美国政府商洽一笔数额巨大的借款，等到借款到手后，可以拨一部分给民生公司。加拿大的钱不必借了。 卢作孚表示民生公司不愿加重国家的负担，只求政府作保，并说明加拿大借款的事情都已安排就绪。 宋子文打断卢作孚的话，口气坚决地说：“加拿大的钱不必再借了。” 卢作孚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宋子文的答复是：“政府可以担保，但民生公司必须改变性质。” 卢作孚深知宋子文谈到政府在美国借一大笔款的事，纯属子虚乌有，纵使是真的，也不会借给民生公司。宋子文早就觊觎民生公司，企图据为已有，在整个抗日期间，从未放弃过这种野心。 1938年底，宋子文派他的亲信胡筠庄找民生公司业务经理童少生，流露出向民生公司投资和安插人员，以达到控制民生公司的目的，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1939年初，抗战开始后，柴油进口断绝，急需改造大批烧油的旧船和建造一批烧煤的新船。由于战争，民生公司资金缺乏，准备将资本由100万元增加到700万元。 孔宋官僚集团闻风而动，争着要向民生公司投资。 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提出：至少要加入50％至60％的股份。卢作孚觉察这一阴谋后，立即先发制人，通过张群转告孔祥熙，又通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转告宋子文，说民生公司的航线少，业务困难，无利可图，又是一个纯私营的企业，这样一家公司由官方投资不适宜。 但是，四大家族并不死心。后又采取收购民生公司的股票的办法，把民生公司的股票控制在手。于是，当时担任民生公司主任秘书的张梁任出马了。此人与孔祥熙有密切的联系，过去曾做过国民政府主计处处长。 一天，张梁任找到民生公司财务处襄理王世均，要王世均把民生公司主要股东的姓名和所占股份抄一张表给他。王世均照办了。过了几天，他又拉王世均出去吃饭…… 这件事很快被卢作孚发觉。他立刻通知财务处，对于任何股票的过户转让，必须严加注意，不许随便买卖，一下就粉碎了孔宋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阴谋。于是，引起孔来对民生公司的报复。 民生公司在重庆道门口有一座四层办公楼，隔壁是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孔祥熙派人找来卢作孚，提出要把这幢大楼让给中央银行。卢作孚不同意。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即以各种借口，拒不支付到期应付给民生公司的各种差运费和拨款。在物价飞涨的情形下，卢作孚深知如不同意将使公司蒙受巨大损失，只好忍痛割爱，将办公大楼让了出去。 这就是宋子文拒绝为民生公司担保的背景。 加拿大借款造船的事情就这样搁起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一天。 重庆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庆祝胜利的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当人们从胜利的喜悦中醒过来的时候，便开始纷纷涌向港口，渴望早一刻回到家乡。 重庆的码头，人山人海。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卢作孚像当年大撤退一样，又开始组织大输送。在民生公司的办公室里，卢作孚通宵达旦地做着一个又一个计划，指挥着一批又一批的轮船向长江下游扬帆远航。 为迅速恢复民生公司的航运，卢作孚随复员大军派出一批民生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去建立和恢复创伤累累的原公司各港口和分支机构。 12月1日，国民政府为统筹复员运输工作，成立了一个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卢作孚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负责重庆的船舶运输工作。 这时，国民政府接收厂一大批日伪船只，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又拨给一大批美军剩余军舰。但所有这些船只，没有交一只给民生公司，却全都交给了招商局。一夜之间，招商局便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公司，拥有30余万吨。 宋子文的心腹徐学禹被任命为招商局总经理。 为挤垮民生公司，招商局公开扬言：民生公司不得插足海洋，只许参加长江航运。 还有更为恶毒的一招：招商局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凡是民生公司愿意加入招商局的船员，统统都要！ 此时，物价暴涨，客票上涨了268倍，货运价上涨了123倍。 这是1946年的一个阴暗日子。民生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江航线两天大罢工。 曾被称为“劳资合作楷模”的民生公司被历史不轻不重地抽了一耳光。 卢作孚真是有口难言。 据战时重庆《新华日报》报道，由于民生公司在抗战运输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民生公司及其所属部分轮船，曾先后得到军事委员会的传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对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授予一枚胜利勋章（一等一级勋章），副总经理童少生一等三级勋章！ 历史是公正的。 蒋介石糊里糊涂地请了一桌宴席，卢作孚在加拿大打了一场没赢没输 的官司 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江南造船厂，停在码头上。卢作孚从轿车里钻了出来。今天他的精神特别好。 这是1946年8月的一天早晨，民生公司的“民众号”轮船已从船台上滑到港口里，一切均已就绪，只欠东风。 民生公司将掀开新的一页，卢作孚就要实现他梦寐以求的驶向大海的梦想。 乳黄色的民众轮静静地卧在江水里。民生公司的旗帜和各色外国旗帜在风中抖动，五彩缤纷的纸带挂满了这艘3000吨级的轮船。 卢作孚双眼有些潮湿，为了这一刻，他奋斗了整整20年！ 民众轮缓缓地驶向远方，驶向大海。这是民生公司的轮船第一次驶向海洋。在500海里之外的台北港，正张开巨臂等待着民众轮的到来，它将卸下卢作孚20年的希望，20年的理想，20年的心血和汗水。 卢作孚发自心底地笑着。 卢作孚没想到另一则喜讯接踵而来：加拿大借款造船的事情有眉目了。 他感到有些突然。随着战后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原拟在加拿大借的1500万加元，在上涨的物价进攻下不断贬值。1945年初可在加拿大造12艘，一年半后，只能造9艘船了，白白损失3条船，约300万美元。卢作孚恼怒之极，旧病复发，数次去医院治疗。一时，社会上许多正直的人纷纷鸣不平：“宋子文气死了范旭东，气病了卢作孚。” 范旭东和卢作孚同机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谈妥借款1600万美元，美方同样需要中国政府的担保。宋子文同样采取了拖和推的办法，就是不予担保。范旭东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自己的事业无从发展，忧愤夹击，卧床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卢作孚同张群、张公权谈起这件事时，满眼泪花：“我想不通，宋院长何苦这样挟难我？在加拿大谈得好好的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模样。他一句话，一下子白白送给外国人3条大轮船，再拖下去，还得吃更大的亏。中国人整中国人，下狠心整！……” 张群、张公权很是同情，表示愿意帮卢作孚一把。 时机很快就来了。张群接替了宋子文的行政院长一职。紧接着，张群、张公权跑到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说“宋子文气死了范旭东，气病了卢作孚，卢作孚也快要死了，如果不及时处理好的话，恐怕舆论对政府不利。”这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准备打内战，撕毁“双十协定”，他需要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支持，对这样大的事情当然也有所顾虑，便答应由政府担保，民生公司具文呈送行政院。 次日，民生公司立即呈文送往行政院，只提出两点要求： 一、政府准予担保向加拿大借款1275万加元； 二、拨给官价外汇225万加元。 不久，卢作孚接到邀请，“最高当局”请他吃饭。 这一消息令卢作孚吃惊不已，所谓的“最高当局”无疑是说蒋介石要请他赴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卢作孚度过了整整一个白天。傍晚时分，他按时赴约。 蒋介石穿着一身藏青布长衫，也许是心情还好，满脸微笑也很随和，请卢作孚入席。陪同的人有张群、张公权、吴鼎昌，这些人卢作孚都比较熟悉，他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蒋介石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说：“关于民生公司借款的事，”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嗯，最近行政院院务会议上已经研究同意了。” 卢作孚很高兴，点点头道：“谢谢，感谢委员长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蒋介石依然面带微笑地说：“至于申请225万元的巨额外汇，目前尚有困难，可否由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法币16亿至17亿元？嗯……” 卢作孚一听，心里一惊，不知如何回答为好，只好低下头，苦苦思索。 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心里直嘀咕，心想：你不懂经济乱表态，惹出麻烦还不是我们的事。便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解释道：“民生公司呈文说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担保借款，二是申请官价外汇。委座刚才同意的是担保借款。如果照官价拨给民生公司225万加元，政府将损失法币差价约17亿元。其它公司如授以为例，将增加政府不少困难。” 蒋介石这下听明白了，知道自己搞错了，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句：“哦，哦……那就只办担保借款部分。” 卢作孚心里清楚，如果自己答应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势必大权旁落，更主要的是将会改变民生公司的性质。于是，他斟词酌句地说道： “政府投资16亿至17亿，民生公司当然表示感激和欢迎。只是我想，这可能对加拿大借款有影响。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接洽借款的时候，曾经申明无官股，现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很大，势必引起他们的怀疑，反而对借款不利……” 张群明白卢作孚的用意，忙插话：“政府对民生公司这样关心，的确难得，刚才卢总经理说的也有道理，是情理中的事。200余万加元的外汇，我看，还是由民生公司自己设法好了。” “好，好……”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道：“政府投资就不必了。”他指着桌上的菜，“吃菜，吃菜。” 蒋介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请卢作孚吃了一餐饭。 官价外汇没有指望了，就从市场上高价购进。 很快，外汇凑齐了。 1946年9月，卢作孚带着童少生、张义治、李允成、张树霖匆匆飞往加拿大，去同加拿大的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等洽商正式签订借款协议。1946年10月30日，正式协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订。国民政府驻加拿大大使刘师舜替民生公司作了担保。11月12日加拿大政府也向这三家银行作了担保。至此，全部借款手续即告完成。 根据协议规定，船必须在加拿大制造。卢作孚在加拿大魁伯克建了一个办事处，开始与加拿大的两家造船厂——圣劳伦斯公司和台维斯公司开始洽谈。 商场如同战场。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最后决定建造270英尺长、5000匹马力的大型客轮3只。这3只客轮分别命名为：虎门、玉门、雁门。 建造160英尺长、2400匹马力的中型客轮6只。这6只客轮分别命名为：荆门、夔门、石门、剑门、龙门、祈门。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门”字号轮船。 按合同规定，6只中型客轮于1947年夏、秋两季完工交付使用；3只大型客轮于1948年夏季竣工交付使用。 这批船设计很新颖，吃水线以上的船体结构和船上的设备、用具都是采用轻金属制造。 卢作孚仔细审查设计图纸，各种相应的设备设施都令人满意，但他发现此种轮船如在长江上游的急流中全速航行，船头有可能下倾，影响航速，可能有沉没的危险。 承担设计的是美国纽约罗德斯公司，他们决定进行模拟试验。试验结果证明了卢作孚的意见是正确的，便立即对设计做了重大修改。 卢作孚发现美国制造的柴油机比加拿大制造的优良，而且价格低、重量轻、零配件市场上随处可见，价格也合理，而加拿大的零配件在市场上却极难买到。于是，他又提出购买美国柴油机。两家造船公司极力反对，但卢作孚据理力争，最后，向家造船公司妥协了。 加拿大造船开始后，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技术人员往返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为民生公司发展海洋运输的海轮进行考察。 据童少生、王世均及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先生回忆： “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在战时使用的一大批军用剩余物资急待处理，其中包括一些军用船舶，价格相当便宜，是国内无法买到的。 “民生公司仅花了两三百万美元，即购买了巨型坦克登陆艇5只、大型油轮1只、中型登陆艇4只，以及尚未建造完成的驳船10只；以后又在加拿大购买了3只扫雷艇。这些船只后来在加拿大经过改造以后，陆续驶回国内。其中5只巨型登陆艇改建成为3000吨级的‘远’字号货轮，即怀远、宁远、定远等，行驶沿海；1只大型运油船改建为‘太湖’号海轮，行驶海上；3只扫雷艇改为‘生’字号拖轮，即生哲、生辉等，行驶长江。以后民生公司又与金城银行合作，组成了一个‘太平洋轮船公司’，在美国购买了‘黄海’、‘东海’、‘南海’3只海轮，航行东南亚各国和日本。” 正当卢作孚为航运事业而呕心沥血，四处奔波的时候，国内的形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卢作孚拖着病体回到祖国，看到了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内战爆发了。 蒋介石出于反共需要，卖身投靠美国，于1946年11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全境居住、旅行、经商、开办工厂、开发矿产资源、拥有土地和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商品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输入中国，并且享有与中国商品同等的待遇；美国的船舶，包括军舰，可以进入中国任何口岸或领水，自田航行和停留…… 又一个出卖主权的卖国条约！ 卢作孚在加拿大得知这一消息，悲愤难当，当即挥毫撰文予以痛斥。 1947年春末的时候，卢作孚风尘仆仆地回国，前往南京。 卢作孚的身体已越来越坏，他没顾得上休息，立即为解决民生公司的经济危机而奔波。此时的民生公司正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内战爆发，许多轮船被政府强迫打兵差，而物价飞涨。少得可怜的差费又不及时支付，等到支付时，不知跌了多少倍。 加拿大制造的轮船即将交付，卢作孚顾不得脉搏间歇症时断时续的复发，来不及治疗，就带着妻子、秘书周仁贵和服务员林文裕奔赴上海。 民众轮首航成功后，民生公司继于10月又辟上海至天津线。以后，航线陆续伸展到海防及曼谷、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地，并在天津、青岛、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民生公司投入海运航线的轮船共13艘，计39258.19吨。1948年后，海轮虽在船数上仅占91艘的14.2％，但吨位却占总吨位58214吨的67.4％。实际上，民生公司已把经营重点由川江逐渐发展到海洋。海运给民生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尽管在长江航线背负着沉重的公差负担，又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民生公司仍略有盈余。 卢作孚到上海，许多朋友告诉他：民生公司的发展，引起四大家族的嫉恨，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四处扬言要“吃”掉他。 卢作孚冷笑一声，找到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李博候，扔给他一份资料，那是民生公司为抗战作出的牺牲的统计表： 李博候不禁默念道—— 民生公司抗战期间船舶损失概况： 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艘，计2028吨； 自行凿沉拆毁避免资敌（被敌机炸沉触雷沉毁）16艘，计11460吨； 军公运输遭受损失7艘，计4188吨； 被敌劫持掳去5艘，计2662吨； 以上统计不含夏、驳船，累计20338吨。 李博候不解其意，问道：“作孚，你让我看这个干什么？” 卢作孚气愤地道：“民生公司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还少吗？为什么要苦苦相逼？”他话题一转，“徐学禹说要‘吃’我，你听到没有？他为什么要‘吃’我？民生公司在抗战中，对国家贡献那样大，招商局的贡献在哪里？我倒要看他对我怎样吃法。非要他讲清楚不可！” 卢作孚说到做到。他特地在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请客。宴席的名义是欢迎李博候，为李司长接风洗尘。 来的都是与航业有关的人：李博候、徐学禹、钱新之、杜月笙等。 上了一道菜后，卢作孚激动地站了起来，说道： “今天承蒙诸位光临，非常感谢！这里，我要请问一下徐总经理，听说你要吃我？为什么要吃我，你必须跟我……” 钱新之一看气氛不对，赶紧站起来打圆场。 “唉！作孚！作孚！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 别的人也一齐劝道： “可能是误会，可能是误会。现在不要讲，饭后慢慢讲。” 徐学禹坐在那里，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结果，这次宴会不欢而散。 与四大家族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散会后，卢作孚将公文包往桌上一扔，让秘书周仁贵准备纸笔，口授了一个报告。 这份呈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中，卢作孚“要求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美军手中接收的舰艇中，交给民生公司试航川江的几只小型登陆艇的所有权，无偿交给民生公司，以弥补在公司在战时遭受的损失”。 国民政府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得同意卢作孚的要求。于是，这几只登陆艇——沅江、赣江、湘江、沱江、岷江等，正式交给了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航运重点开始了迁移；从重庆到上海。 卢作孚在海洋运输的初步胜利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在公司负责人会议上说： “大家都知道，内陆的重要城市大都在江河旁，江河给他们提供了舟楫之利。同样，世界上的名都，滨于海洋的约有四分之三，如伦敦、纽约、马赛、横滨、孟买、汉堡等。海洋为它们提供了发达的交通，使它们既是名都，又是良港。无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的祖先，早就对神秘的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中国的郑和不谈，就说意大利的哥伦布吧。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既能由东方，也能由酉方经海洋走到印度，于是驾着帆船，备尝艰辛，两个月后到达南美洲东部，发现了新大陆，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西印度群岛。1519年，西班牙人麦哲伦步哥氏的路线，绕南美洲南端远航太平洋，无意中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再向西航，到了印度，次后绕好望角回国。他们以血汗和智慧，证明地球是圆的，更证明了占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无边海洋，是人类用武之地！ 人类逐渐认识了海洋，就想征服海洋，便利交通。现在，巨型的轮船已经造出来了，有的载重达10万吨以上。诸君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手头有几只船，就了不得，说来，我们所有船的总吨位，还不及一艘这样的巨轮的一半！人们造出了航速快、吨位大的海轮，还要改造海洋，在近代交通史上最为出色的，要算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了。苏伊士运河不仅沟通了红海与地中海，而且缩短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航程，从伦敦到孟买以前是12500英里，现在一下缩短了5500英里，而且巴拿马运河的成功，便把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缩短了80英里，上海去纽约，则缩短了3500英里以上。这是多么4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催人自省的成就，会使我们看到大至我们国家，小至我们公司在世界海洋航业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今日，我们公司全体同仁奋斗20余年，终于向海洋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亦是值得自豪的一步。” 卢作孚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一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要求大家仍旧遵循民国23年2月9日签署的通函，即：一、不宣传个人，不宣传事业；二、不介绍事业的成绩，只介绍事业的艰难困苦。” 这就是卢作孚的思想风格。 卢作孚的话不幸言中，加拿大又传来坏消息，请他立即飞赴加拿大。 卢作孚心急如火地赶到加拿大。属下的人员向他汇报：造船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配件都是从美国购入的。由于加方对价格变化估计错误，未及时购进器材，加上物价暴涨，原计划造船资金不足，厂方不愿做赔本买卖，轮船不能按期交货……厂家的老板找到魁伯克办事处，要求加价，不加价，他们就破产了。 “要加多少？”卢作孚迫不及待地问道。 “30％！” “340多万加元？这个数目太大了。” 卢作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先礼后兵。 卢作孚开始与两个生产厂家进行洽谈。卢作孚经过论证，认为加价约28万加元。 加拿大两个厂家不同意，坚持从总造价的30％降到25％加价。 相差10倍！双方争执不下。 加拿大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如贵公司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濒临破产，只好停工了。” 卢作孚感到这是在仗势欺人。他决定与加拿大两家公司打官司！他请来了非万金请不动的著名律师伊尔斯莱，这位原任加拿大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拿到10000多加元后，微笑着开始了工作。 两家造船公司的老板也不甘示弱，不惜重金，请时任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的儿子为律师出马。 据双方律师的意见，这场官司最好是私了。双方私下谈判，加拿大政府派出观察员。 但谁也不能说服谁！ 谈判破裂。 卢作孚决定亲自一试。他同童少生、皮尔士等人最后去找了一次加拿大商务部长。 “部长先生，贵国造船公司口口声声说困难重重，濒临破产，那么，今天贵国造船公司的情况，就是明天民生公司的处境！” 卢作孚的意思很明白，如果逼我们民生公司走投无路时，你们1000多万加元就算扔到太平洋去了！ 商务部长很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于是，加拿大政府只好直接出面干涉。 1947年8月20日，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妥协方案产生了。 民生公司、造船厂、加拿大政府三方各负担加价总额的三分之一，约计80多万加元。 民生公司被迫拿出80多万加元，尽管比原先的三四百万元少得多，但卢作孚是感到自己在这场角斗中成了大输家。客观地说，这场官司双方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输，谁也没赢。 纵横海洋功成名就，风云再起，汽笛一声千滴泪…… 1948年，是民生公司发展的顶峰：拥有江海轮117艘，驳船31艘，总吨位达51682吨，长江沿岸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人员多达8000余人。此外，民生公司在其它行业里还有大量的投资或独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庞大的机构令人惊叹。总公司下设4室3处23课。总公司以下，又有若干层次的机构，如上海区公司辖船务部、业务部、供应部、财务部，部下设课，而设了分公司的就有万县、宜昌、汉口、青岛、天津、基隆、广州等地。 民生公司的这些机构，从总的来看，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浮于事，人牵制事，官多于兵的现象已表露无遗。 整个民生公司患了一种企业的中年病。有人撰文评论道： “公司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牵制。按地域分，卢作孚出生在合川，创业初期多是合川人，自然与不自然合川人占优势，被人称为合川帮；稽核长是长寿人，手下人马非长寿不用，又有长寿帮之称；其它还有某氏祠堂、某县同乡会之类的叫法。按年龄和在公司的资历分，有以郑东琴、郑壁成为代表的元老派；以童少生、杨成质为代表的少壮派。按经营范围分，有以主要力量经营长江航业的总公司，被人称作渝帮；有着眼于沿海航业的上海区公司，被人称作沪帮；甚至还有从政府部门转到民生公司，专司与政府打交道的张梁任、李永懋等人，被称作官僚派。各种派别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内耗的精力有时超过对外的精力。逍遥派坐收渔翁之利，乐得在缝隙中逍遥度日。卢作孚不属于哪一帮，哪一派，但问题在于他统辖的是这样一支队伍，齐心协力干事已成当年陈迹。 “一些人完全丢掉了民生精神，利用职权和手中的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贪污腐化，走私贩运，或者遁入空门，不理世事。主任秘书郑壁成与卢作孚一起创业，干劲、文章、才能都被卢作孚看重，这时已摇身一变成了重庆一个呼风唤雨的地皮大王，他的办公室成了交易所。财务经理彭瑞成利用货轮贩运生铁，结果露了马脚，职工大哗，一时风雨满城。带黄鱼，贩盐运米的事在一些船上屡禁不绝。一度代理过总经理之职的宋师度，颇能洁身自好，只是走入了另一条路。他深信因果报应，轮回再生之说，甚至在公司里参禅打坐，敬神念经。公司一些人也尾随其后。有的人则上班包妓女，吃花酒。 “民生公司业务从江河扩展到海洋，从国内涉足国外，船队在变大，人员在增多，航线在延伸。然而，收入却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沿海航线以丰补欠，长江航线则从1946年到1949年连年亏损，当然，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被迫打差搞军运造成的亏损。1947年11月起，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强迫民生公司转运各种军需物资达30000余吨，人员近20000人。打差运费低，加之时常拖欠付款，物价一日数变，常常一趟差打下来，到手的钱如同废纸。社会在剧烈地变革动荡，旧的在土崩瓦解，新的尚未建立，这个腐败的社会已将它所有的暗疮和病毒暴露出来……民生公司也不能幸免。民生精神的丧失，既是民生公司的悲剧，又是社会的悲剧。” 卢作孚从加拿大打完官司回来后，立即卷入了这种包围之中。 此时，内战升级，三大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天下午，卢作孚突然回到家中。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对女儿卢国懿喊道： “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共产党广播。” 卢作孚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情。 这年冬天，卢作孚在香港与党组织负责人许涤新和张铁生见了面。据一份史料记载，卢作孚的秘书肖林是地下共产党员。 卢作孚与共产党的接触，早点可追溯到恽代英、肖楚女；稍晚些时是郭沫若。1938年在武汉时，卢作孚即通过郭沫若与党组织有了联系。 卢子英经常领着郭沫若到红岩村卢作孚家。郭沫若去苏联参加一个会议，还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秘密地赠送的差旅费。 卢作孚在1938年时认识了周恩来，从此与周恩来保持着联系。在重庆时，卢作孚经常去曾家岩50号——周恩来办公的地方，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夏末的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去上海民生公司招待所看望过卢作孚。由于卢作孚后来将大部精力集中在借款造船一事上，很久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了。 1949年春天转眼就来了，时局的急剧变化已越来越明朗。 卢作孚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区公司主要负责人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只有七八个人，他们是：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童少生，副经理宗之塘、杨成质，总公司人事室主任何酒仁…… 大家神情严肃，沉默无语。卢作孚刚刚收到一封电报，一艘油艇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截留。 1949年初，长江口被国民党海军牢牢地封锁着；接着，国民党的舰艇又截断了通往华北东北的北部沿海航线。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将撤退，将退往台湾。 大家心里清楚，民生公司的轮船将会被掠往台湾。 如何保住公司的船只？卢作孚的额头拧成一个“川”字。 这次会议后，根据卢作孚的命令，正在太平洋上行驶的加拿大造“门”字号新轮，掉转船头，驶往香港；长江中下游轮船，除少数必需者外，一律驶往重庆、宜昌等上游地段；正在修理的轮船拆掉主要部件……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全线崩溃…… 国民党军队为逃命，抢去了民生公司7只轮船。这批船有5只被抢到了定海。定海离上海吴淞口200余公里。 5月19日，王化行搭承招商局的江宁轮赶到定海，准备要回被强行截留的轮船。他在定海江面找到了被封锁在江面上的民本、民俗、渠江、怒江、龙江5只轮船。 王化行通过电讯，把情况向卢作孚作了汇报，然后根据卢作孚的指示，配合“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人多如蚁，物价惊人。根据卢作孚电示，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之名义，去找国民党后勤总部的高级顾问陈地球。经反复交涉，5只轮船上全部船员的生活问题才得到解决。 卢作孚得知船员生活问题解决后，才放下心来制定5只轮船脱险计划。他拟了一份电报给浙江省主席，称“民本”和““民俗”两轮是行驶长江的客轮，只能走内河，不能出海，希望予以放行。 经王化行四处奔走，历时一个半月，方得到答复：同意“民生”、“民俗”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下准开往其他任何口岸！ 卢作孚收到电讯后，心想这样也好，暂时离开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到台湾后再另图他策。 数日后，民本、民俗两轮穿越了惊涛骇浪，抵达福州，进而驶抵基隆港。此时，国民党封锁了整个台湾海峡，没有签证，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台湾。卢作孚电示王化行，以江轮为由，向当局交涉。王化行不负期望，在陈地球的帮助下，驶离台湾，平安抵达香港。 两轮安全脱险，另有3艘扣在定海。卢作孚再次电示王化行赶赴定海，设法将另3艘船救出。 定海的国民党军事当局认为“渠江”、怒江”、“龙江”三轮乃是登陆艇，可充作军用，坚持不予放行，还扬言要扣留王化行。卢作孚得知后，电呈陈地球和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声称这3只船太小，不适宜航海之用，请他们放行。最后在陈地球的帮助下，由联勤总部派去一艘大型登陆艇去定海，这才将民生公司的三轮放了回来。不幸的是，渠江、怒江、龙江在途中遇上了飓风，龙江轮被抛上了大树岛，只得弃船救人。这只船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炮火击毁。 至此，陷在定海的5只轮船，除龙江轮损失外，全部脱险。 此时，民生公司还有一只重要轮船陷在台湾，就是行驶上海至台北的“民众”轮。这条船当时正在台湾修理。为营救它，卢作孚密电基隆分公司，要他们以开辟台湾到香港的客货运航线为理由，将“民众”轮驶离台湾。 基隆分公司根据卢作孚这一密示，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民生公司被国民党派往黄海和东海打差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船，也先后设法脱离了控制，平安抵达香港。至此，全部营救轮船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次长达9个月的营救行动，在港集中了19艘轮船。直到1949年7月，卢作孚才由香港回到重庆。 1949年9月2日，祸从天降，一把大火从重庆朝天门冲天而起。霎时又刮起了大风，只一个时辰，熊熊大火掠过朝天门，路经信义街，横扫字水街、大河顺城街，逼向小什字。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大火所经之地，瞬间化作一片废墟。这次特大火灾，造成了37条街道成了断墙残壁，市民死伤无计，灾民多达4万余人。 民生公司办事处、物产部以及轮船和港口设施都在这里——200万银元的资产付之一炬。 45名职工殉难！ 55名家属身亡！ 这场奇怪的大火燃起时，水厂突然停水，消防队迟迟不肯露面。国民党出动的陆、空部队官员，却被警备司令挡驾了！ 没人知道卢作孚是怀着何种悲痛的心情回到重庆的。 在善后会上，卢作孚双手支撑着头，闭着眼睛，静静地听取汇报。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卢作孚赶忙拿起报纸，挡住脸。 模糊的视线依然能看清报上的黑体字。这是昨天的报纸——《民生公司薛萨生襄理因抢运炸弹竟以身殉职》。报载： “民生公司襄理薛萨生，他也是这次大火惨死的一个。然而他一人的死却救活了数万人的生命。据该公司随他一道而幸免逃出的工友述说：薛襄理本是可以不死的，他在甲级囤船上指挥着抢运物资与人。在朝天门泊着两条船，是装小型炸弹的，薛襄理便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到南岸去，所以当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甲级囤船已经着火。薛襄理就在这时下水被淹死。他虽然死了，但他却救活了数万人。如果两船炸弹不拖走，燃烧爆炸，当时挤在朝天门的几万人都要全部炸死。” 在这场大火面前，民生公司其他遇难的职工，没有一人在危险面前逃避。他们在个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为公司财产、为民众的安全而挺身赴难！ 会上，卢作孚决心举行公祭。时间定于9月21日，在罗汉寺举行“民生公司为重庆市‘九二’火灾罹难员工及员工眷属追悼会”。他哽咽道：“不有公祭，何慰幽灵？不表哀情，何送忠魂！……” 民生公司制定了4条善后处理措施： 一、逃出的职工，每人借支薪水半月； 二、受伤者之医药费用由公司全部支付； 三、遭焚死淹死者，由公司找寻打捞并埋葬，家属给以抚恤； 四、凡房舍财产受灾的员工家属，由公司供给伙食3日，有愿回老家者，由公司派船送回。 善后处理用去2万多个大洋，火灾损失200万大洋，这对于负债累累的民生公司来说，作出那些决定该是多么不易！ 此外，国内银行该还本付息了；国外银行还债期限迫近……卢作孚心力交瘁。 “九二”火灾提醒了卢作孚，必须尽快疏散上百只轮船。在公司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卢作孚决定：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轮船、囤船，快速将船疏散到沿江不通邮路的地方。 11月15日，贵阳解放，重庆指日可下，国民党军队在重庆开始大肆撤退，他们一边撤退，一边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幸亏卢作孚及时将船疏散出去，否则，洗劫在所难免。 卢作孚是11月初离开重庆来到香港的。与往常一样，他仍住在新宁招待所，这是中国旅行社经营的一个旅馆，客房虽然简朴，但环境清幽。 最初，卢作孚并没打算离开重庆，但架不住亲朋好友的劝阻。由于国统区一直受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还并不全面地真正了解。许许多多的爱国知名人士纷纷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在10月底的时候，卢作孚就已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要他立即准备去台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暂避香港。更何况香港还有十几艘轮船泊在港湾，那些都是民生公司的主力船。 卢作孚把家眷一一作了安排：妻子和两个孙儿送到北碚，由卢子英照顾；长子卢国纪回天府煤矿工作；次子卢国维继续留在重庆上学；自己带着小女儿国仪飞到香港。 民生公司的19艘轮船泊在基湾和荔枝角等港口。如何保证这些船只的安全和1000多名船员吃饭的问题？卢作孚苦苦寻思。 毫无疑问，国民党的旧旗帜必须换掉。那么，在香港这个英属殖民地悬挂新中国的旗帜是否合适？经反复考虑，卢作孚决定暂时改挂第三国旗。他电令位蒙特利尔的王世均与加拿大政府协商：在加拿大新造的“门”字号轮船改挂加拿大国旗，其它轮船按海洋大国惯例改挂巴拿马旗，在巴拿马注册。 根据加拿大航业法规，挂加拿大旗的轮船，高级船员必须聘用加拿大人或英国人。 民生公司自己船员的生计都成问题，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外汇来支付外国高级船员的高薪！卢作孚一口拒绝。 加拿大政府让步了，内阁会议决定，同意民生公司在港轮船易帜。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孟西斯在报告这一决定后，感慨地说：“加拿大依照这样的条件准许外国商船改挂加旗，确属有史以来第一次。” 接着，卢作孚又采取开源节流等各种措施，解决了香港船员的生活问题。 稍晚些时候，卢作孚迎来了老朋友张群。张群劝他去台湾看看，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谁知张群前脚刚走，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来了，还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财政厅长任显群、刘湘、刘航琛等。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卢作孚去台湾，因为国民政府还在为加拿大借款担保！其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现在没功夫谈这些，等等再说。”卢作孚一一拒绝了。 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人就是胡子昂。每次他们都在轮船上谈很长时间。这件事情只有林文裕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195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卢作孚正惊喜交加。加拿大政府外交部长皮尔逊来到香港，多次与卢作孚会面，其意是加拿大政府担保的借款，如民生公司违约，加拿大政府就要赔偿3家银行的损失。当然他的话里也透露出如果民生公司违约，他们将扣留在香港的7艘“门”字号加拿大制造的轮船，另2艘船也不能交付。此时，一个秘密计划正在进行。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何囗仁专程从北京赴香港与香港党组织负责人张铁生研究卢作孚先生全家和民生公司船只安全离开香港问题。为了不打草惊蛇，这件事情一直在秘密中进行。 这年春天，何囗仁两度赴港，向卢作孚传达中央意见，希望卢作孚在6月中旬前回到北京，届时将欢迎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秘密离开香港。15日，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据载：毛泽东曾两次接见了卢作孚，毛泽东为工商界人士和西南地区爱国民主人士两次举行便宴，卢作孚均与毛泽东同席而坐。 毛泽东微笑着，希望卢作孚早日归来。 周恩来、陈云曾多次约见卢作孚，就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尤其其是交通航运问题以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等问题进行了时间的交谈。 刘伯承由渝到京后，也专门设宴款待他。聂荣臻、张澜、黄炎培等都曾亲自到民生公司设在北京的临时办事处看望他。 卢作孚在北京停留了3个月之久，直到10月初才离京前往重庆。 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各界人士代表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很快他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不久，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春，卢作孚决定将停留在香港的船只秘密驶回新中国的怀抱。他的这一计划直到1952年春天才实现。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撤回了在港的18艘主力船。 1951年冬，卢作孚接到通知进京开会，同中央最后商定公私合营问题。卢作孚没多寻思，就带着张祥麟上路了。 在北京，他“原来的意见是希望中央同意将民生公司收归国有，向周总理一再恳切提出。周总理只同意考虑公私合营”。 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切都进展得异常顺利。公私合营的问题商定后，周总理在再次与卢作孚见面时，重申了中央的意见，希望卢作孚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不要再回重庆，直接留下来，在北京的住处都已安排好了。卢作孚感到民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去亲自安排、处理，答应先回重庆，处理完从香港撤回广州的轮船，然后再赴任。 1952年1月初，卢作孚离京返渝。然而，可怕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席卷新中国的大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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