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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说是一场司法审判。 没有立案，没有侦查；既没有法官出席，也没有陪审团的意见；没有人出席法庭，也没有任何人被法庭判刑。 然而，这确实是一场审判，一场人民的审判。 审判的地点在素有“世界原料仓库”之称的扎伊尔。审判者是经历了苦难岁月又忍受了3O多年之久的扎伊尔人民；执行者是10多万由卡比拉领导的衣着褴褛的扎伊尔士兵；接受审判的则是举世皆知的蒙博托贪污集团。审判结果是可以料想的——蒙博托政权被推翻，3O多年来一直牢牢掌握着扎伊尔权力的蒙博托仓皇出逃。 引子 有这样一个古老的非洲童话。 贪婪的蜘蛛和老实的珠鸡出去旅行。在路上，蜘蛛故意扔掉了作为餐具的匙子和长柄勺。到旅店后，店主给他们端来了奶粥。蜘蛛说： “你瞧，珠鸡，咱们大概把匙子掉在路上啦。你跑去把它们捡来，咱们就可以吃粥了。” 珠鸡走了以后，蜘蛛独个儿将粥喝了个精光。 当珠鸡回来后，蜘蛛说：“瞧，你去得太久了，主人已经把粥收走了。看来，咱俩得挨饿了。” 傍晚，店主又给他们端来了面疙瘩肉汤。 “咱们大概把长柄勺也给丢失了，”蜘蛛又对珠鸡说，“请你去找回来，这样咱们就可以吃面疙瘩了。” 珠鸡走后，蜘蛛又把面疙瘩吃光了。 蜘蛛对又饿又累的珠鸡说： “你也去得太久了吧。你不在的时候，一只狗跑来把面疙瘩全吃光了。咱俩今天都得挨饿了。” 第二天，它们决定回家。走到一条河边，蜘蛛在河岸上燃起了一大堆簧火。 “你在这里等我，”他向珠鸡说，“我爬到那边那棵树上去，从那儿跳到河里。你一听到溅水的声音，就得跳到火里，在里头洗个澡。” 蜘蛛走了，爬上了树梢。他从那儿把一块大石头扔到了河里。 “扑嗵！” 珠鸡以为蜘蛛跳下河去了。他记着蜘蛛的话，跳到火里，一下子被烧死了。 蜘蛛马上回来，将烧死的珠鸡吃掉了。他拿起珠鸡的包袱，将它和自己的包袱捆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随后，蜘蛛又去找山鹑。 “你好，山鹑。我要去旅行了。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呢？” “当然愿意。”山鹑高兴地回答。 它俩上路后，蜘蛛又故伎重演。他扔掉了匙子和长柄勺。细心的山鹑瞧见了这一手，他趁蜘蛛不注意的时候，将匙子和长柄勺收了起来。 蜘蛛和山钨鹑到城里，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店主给他们拿来奶粥，蜘蛛说： “山鹑，咱们可能把匙子掉在路上了。你快去找回来，咱们好喝粥。” “可我有匙子呀。”山鹑将他捡起来的匙子拿给蜘蛛看。 蜘蛛看了很生气，但毫无办法。 “好吧，那你就吃粥吧。” 山鹑一下子把粥几乎喝光了，只给蜘蛛留了一点儿。 傍晚，店主又给它俩送来了面疙瘩肉汤。 “咱们大概在半路上把勺子丢了……”蜘蛛没说完，山鹑拿出他捡起来的长柄勺，“你瞧，我这儿有勺子呢。” 蜘蛛气急败坏，只好说，“那好，你就把面疙瘩汤拿去吧。” 山鹑美美地吃了一顿，只给蜘蛛留下了一丁点儿。 第二天早上，他俩决定回家。到达河边的时候，蜘蛛又燃起了一堆簧火。 “你在这儿等着，”他向山鹑说，“我去爬上那棵树，我会跳到河里去。你一听到溅水的声音，也得跳到火里，在那里扑腾扑腾。” “行，我听你的。”山鹑装着十分真诚的样子回答。他对这只贪婪蜘蛛的伎俩早有所闻。 蜘蛛爬上树后，又往河里扔了一块大石头。当山鸦听到溅水声时，就拿起蜘蛛的鞋扔到火里，然后在蜘蛛的包袱里藏了起来。 蜘蛛回到火边，在火里刨来刨去。他找到了那只烧焦的鞋子。 “这只该死的山鹑，比起那只珠鸡来可瘦多了。”他自言自语。 蜘蛛吃完后，又拿起两个包袱回家了。 回家后，蜘蛛打开自己的包袱，山鹑从里面飞了出来，骑在蜘蛛的老婆头上。 “妻子，站着别动，”说完，蜘蛛拿出一根槌子用力打过去，可山鹑没打着，母蜘蛛却给打死了。山鹑又骑到了蜘蛛儿子的头上，蜘蛛又打在自己儿子身上，小蜘蛛又给打死了。 蜘蛛想一头撞死山钨，结果没撞上，自己却丧了命。山鹑收拾起东西回家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 贪婪的人必为贪婪所误，损人者必以害己告终。 平民出身，政变上台 扎伊尔为非洲第三个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小民族25O多个。赤道贯全境，扎伊尔因此获得了“赤道线上的国家”之称。 扎伊尔原名刚果，独立前一直是比利时的殖民地。从15世纪到18世纪，葡、荷、英、法等欧洲列强先后染指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地。19世纪7O年代起，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武力、欺骗、收买和贿赂等手段将这一块土地据为己有，成立了以他自己为君主的刚果自由国。19OS年11月15日，比利时政府宣布对刚果自由国行使直接控制权。 1960年2月，在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下，比利时当局被迫同意刚果独立。同年6月3O日，刚果共和国正式宣告独立。1971年10月27日改名扎伊尔。 独立后成立的卢蒙巴政府力主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和统一的国家，对外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主张反帝反殖和维护民族独立。卢蒙巴的反帝反殖态度引起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仇视。比利时在西方殖民势力的支持下，出兵干涉刚果政局．策动并支持加丹加及南开赛分裂，对刚果共和国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 从1960年6月3O日刚果独立到1965年11月24日蒙博托上台，刚果共经历了6届政府。继卢蒙巴政府之后，随之而来的有专员委员会（一译“专家委员会”）政府、伊利奥政府、阿杜拉政府、冲伯政府以及流产的坎巴政府。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一些与中央政府抗衡或并存的政府，如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加丹加的冲伯分裂主义者组成的政府（1960～1963年）和卡隆吉建立的在南开赛的分裂主义者政府（196O～1961年）。此时的刚果乱得像一锅粥，确实需要一个能人来收拾。 蒙博托正是在刚果的危难之际成了一颗炫目的新星。大动荡的时局将他推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因此成为“扎伊尔统一的缔造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确实不需要什么炫耀和宣传。可是人民歌颂欢呼为国家的和平统一做出贡献的人。事实就是这样。” 193O年1O月14日，蒙博托出生于扎伊尔西北部赤道省（今赤道区）的小城镇利萨拉。父亲阿尔贝利克·贝马尼是当地天主教堂的厨师，母亲叫玛丽·玛德丽娜·耶嫫，是普通的农家妇女。由于出身寒微，蒙博托自幼遭受了不少欺凌，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造就了他倔强的性格。 从小时候起，蒙博托就跟随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受殖民统治之苦。当他在科基拉特维尔（现在的姆班达卡）读教会学校时，经常遭到学校校长的训斥和惩处，他奋起反抗。由于他是学校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又是长跑冠军，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校长只好草草了事。 后来，他又一次冒犯校长，被送入比利时殖民军队的“治安部队”服役7年。在军队中，他骁勇善战，后被选派到位于卢卢阿布尔（现在的西开赛省首府卡面加）的殖民军校学习，并于1953年毕业。在军队中，他当过文书、会计，并因为成绩优异和才能超群，从而获得了比利时殖民军队中黑人的最高军衔——上士。 这6年的军旅生涯对蒙博托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他对殖民军队中等级森严的制度有了切身体会。其二，他对军队的作风有了深刻的了解，特别是下级服从上级的规矩和严明的纪律。其三，他对军队的作用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我要狠狠地抓住军队。”他暗暗下定决心。最重要的收获在于：蒙博托真正认识了自己。他看到自己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其他黑人士兵甚至士官都对他十分尊重和佩服。这使他的自尊心大增。他后来回忆： “我真正得到培养是在军队。在比利时的军队里，我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我穿上军装后，马上发现我能领导别人。在比利时教官不在时，我就充当教官；在比利时监督官不在时，我就进行监督。每次军事考核，我总是名列前茅。就这样，我对承担责任产生了兴趣。我感到自己在同伴中是个头头。” 在军队时他曾担任过军人业余通讯记者，这一经历也使他得到了锻炼。退役后，他决定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他首先来到《未来报》当记者，后来又到《非洲现实》周刊任助理编辑。由于他才学过人，处理稿件效率很高，知识面又广，深得上司赏识，很快升任新闻主编和总编辑。1958年他到比利时进修新闻业务，在社会研究所学习。在比利时期间，由于兼做刚果新闻社的工作，他结识了不少当时比利时的政要和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 凭着他的发奋和刻苦精神，加上他才思敏捷，政治敏感性强，蒙博托很快成了一位知名的记者，在布鲁塞尔十分活跃。很快，他又被聘为《非洲论坛报》的总编辑。几年的新闻报道和编辑生活使他逐渐具有了一名政治家的洞察力和敏锐性。 1958年，蒙博托加入了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创建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并主持该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196O年，他作为卢蒙巴的助手，出席了比利时和刚果（利）谈判会议。当独立后的卢蒙巴政府在196O年9月份与总统卡萨武布发生冲突后，蒙博托作为陆军参谋长，借助手中的军权发动“九一四”政变，组成“专员委员会”，接管了卢蒙巴政权。 在随后登台的历届政府中，蒙博托牢牢地掌握着军权，一直担任国民军总司令。早在1961年1月，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基础，他重组了刚果军队，成立了刚果国民军。在美国、以色列和摩洛哥等国的帮助下，他又创建了刚果空军、伞兵部队。为了建立自己的伞兵部队，蒙博托还于1963年亲自来到以色列，接受了严格的跳伞训练。为了消除士兵的畏难情绪，他还带头在海上跳伞，这支部队终于建立起来。通过重组，他精心挑选了一批亲信，为自己日后夺取政权作好准备。 1961年1月18日，卢蒙巴被冲伯集团押到加丹加后加以杀害。随之而来的是分裂阴谋、篡权密谋、政府更迭、内乱、战争…… 2月9日，一项具有宪法效力的法令结束了专员委员会的使命，伊里奥先生为首的临时政府得以成立。该政府保留了首届政府的7名成员，其中5名担任原职。伊里奥政府之所以是临时性政府，主要原因是部长们是在没有得到议会的授权下任命的。这种临时性还表现在政府的残缺不全上，一些部长的席位仍然空缺，主要是希望给那些尚未参加的省份。 这届政府的成立可以说是对蒙博托初次尝试夺权的一个打击。卢蒙巴的总理职位是蒙博托宣布撤销的；军事政变是由他发动的；专员委员会是由他组建的。但是，在1961年1月3日至7日为刚果问题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与会国一致要求，必须采取行动，将“非法的蒙博托匪帮”解除武装。伊里奥政府由此而生。 1961年8月成立了阿杜拉政府，这是由国家元首发布任命并得到议会两院的一致通过。此时担任刚果国民军总司令的蒙博托已获得了合法的任命和合法的权力。占据了加丹加地区的冲伯集团力图进行分裂主义活动，给独立不久的刚果共和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维护新生共和国的统一，刚果国民军于1961年9月21日分两路向加丹加发动进攻。基伍一路由阿杜拉将军负责，而开赛一路则由蒙博托将军指挥。 1964年6月30日，阿杜拉政府在经历了加丹加分离危机、缪勒尔叛乱、刚果的国际地位、与联合国的关系以及宪法、财政等问题的不断困扰后，不得不在执政35个月后郑重地提出了辞职。莫伊兹·冲伯受托进行组阁工作。冲伯政权仅维持了15个月。约瑟夫·卡萨武布总统在罢免了冲伯后，任命埃瓦里斯待·坎巴组阁。 然而，埃瓦里斯特·坎巴在1965年11月14日未能获得议会的信任投票。卡萨武布总统再次委托坎巴组阁。此时，国内政局已十分混乱，谣言四起，人们传说有人正在进行阴谋篡权活动。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此时的蒙博托已是今非昔比。1961年的军队改组使他得以在军中培植起一批得力助手；对加丹加分裂集团的进攻大大提高了他在国内和国际的威望。5年来的官宦经历使他对一些官场把戏和政治手腕更为娴熟。同时，其他各政治集团在几年的流血或不流血的争斗中已是损兵折将。惟有他在养精蓄锐，待机崛起。 更重要的是，对国家独立充满着美好憧憬的刚果人民在经历了数年的分裂战乱后，其忍耐力已变得十分有限。他们本来希望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以后，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然而，残酷的现实把他们的希望击得粉碎。在独立后的5年时间里，5O多万人死于战乱，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惨遭杀害，以联合国军队为旗号的外国军队又出现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大街上，加丹加的战火，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迭，政客们争权夺利，毫不相让……够了，他们受够了！ 刚果在呼唤一个能人出来收拾局面。 1965年11月24日。利奥波德维尔。 电台里传来了刚果国民军总司令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低沉的声音： “我宣布：刚果从此将结束内战，实现和平。我们将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权。” 饱受磨难的刚果人民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这一政局的变化。虽然他们希望和平，虽然他们盼望安定，但政治家的许诺他们已听到过许多许多，谁又能保证这些许诺有朝一日不会像光怪陆离的肥皂泡一样破碎呢？ 蒙博托借助军队顺利地夺取了政权。他废黜了约瑟夫·卡萨武布总统，并宣布取消埃瓦里斯特·坎巴组阁的任务。随后，蒙博托将军又任命了他的亲信穆朗巴上校为刚果（利）共和国总理。 利奥波德维尔相对平静。 人们在静心地等待。 11月25日；莫伊兹·冲伯表态：他对新政府表示支持。 11月26日，埃瓦里斯特·坎巴公开表态；全力支持新政府。 同一天，刚果共和国两院议员通过了参议院议长（他同时兼任两院联席会议议长）门丹盖宣读的决定： ——1965年11月24日刚果共和国成立非常时期的政府； ——蒙博托将军行使共和国总统的宪法权力； ——政府各部部长名额减为22人（每个部长代表一个省）； ——成立咨询机构立法委员会，由共和国总统任命24位委员组成，其中12位由议会两院常务机构提名，12位由中央政府提名。 这些决定可以说是按照蒙博托将军的旨意宣布的。他已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共和国总统的宪法权力使他成为这个多难的国家的元首，他的梦想实现了。同时，他清楚地认识到，他所面临的任务是何等艰巨，他的政敌在蠢蠢欲动。当然，这些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 政变成功使蒙博托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家长、酋长、领袖 蒙博托是靠了军队才得以夺取政权的。然而，军事上的统一并不等于政治上的统一。蒙博托上台后，立即着手政治上的统一，同时对残余的分离主义分子进行军事上的打击。 1966年1月，蒙博托组织建立了“共和国志愿团”，作为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过渡组织。他深深认识到，扎伊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之殖民统治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必须建立一种统一的组织，确立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他经常说：“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家长；一个部落只能有一个酋长；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这一宗旨成为蒙博托几十年执政的核心思想。 1966年4月6日，蒙博托将军发布通告，将刚果的21个省减为12个省。这12个省的划分是他打击分离主义、消除分离主义的措施。他注意到，在以往的分离活动中，每当发生地方纠纷时，这21个新建省份的一些实力人物总是插手进行干预，随之而来的就是离心活动的出现。 1967年6月4日，蒙博托又向全国颁布了新宪法。新宪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全国的行政区重新划分。宪法规定全国设置24个地区，132个县市。为了对官员的职权加以严格限制，蒙博托还规定：各地区实行“回避”制度，即禁上政府官员在其所属民族地区工作。这一制度大大减少了地方民族主义和各种颠覆活动和分离活动的危险。 蒙博托对西方的多党制向来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西方的多党制是“政治杂耍”，根本不符合扎伊尔的国情。1967年4月19日，蒙博托宣布成立“人民革命运动”党，自任主席，从而基本实现了在刚果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的局面。全体公民均为人民革命运动的成员，组织遍布全国。这成了蒙博托控制国家的组织基础。 同年5月2O日，蒙博托在距离首都金沙萨（原来的利奥波德维尔）60公里的恩塞雷召开群众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蒙博托提出著名的《恩塞雷宣言》，作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党纲。宣言规定： ——人民革命运动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扎伊尔民族，所有扎伊尔公民生来就是人民革命运动的成员； ——人民革命运动是扎伊尔的唯一合法政党和最高权力机构； ——政府（即执行委员会）、议会（即立法委员会）和司法机构均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工作机关； ——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人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与监督； ——人民革命运动主席是法定的共和国总统、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和政府首脑。 《恩塞雷宣言》完成了三个任务。 第一，它确立了人民革命运动的性质，以及它作为扎伊尔惟一政党的地位。 第二，它确定了人民革命运动主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它明确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学说为扎伊尔民族的意识形态。 这样，《恩塞雷宣言》与6月4日颁布的新宪法第一次以政党宣言和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蒙博托为党和国家惟一领袖的地位。他的权力得到了巩固。 蒙博托上台后，国内的一些不安定地区的叛乱分子仍在活动。这主要包括三支力量；控制着克韦卢和东方省某些区域丛林地带的散巴人、一些仍然忠于冲伯政权的“加丹加人”和1964年叛乱的领导人皮埃尔·缨勒尔的追随者。 1966年，蒙博托首先解决了散巴人的问题。刚果国民军在收复了叛乱地区后，于5月7日宣布解除了散库鲁省、卢卢阿堡省和洛马米省的紧急状态。当年年底，8OO名散巴人叛乱分子在基桑加尼（原名斯坦利维尔）以北8O公里处向政府军投降。 两个月以后，外国雇佣军和马卡团的加丹加宪兵突然在基桑加尼发动兵变。这天，蒙博托接到报告：他的亲密伙伴恰奇上校被叛乱的加丹加宪兵杀害了。7月底，加丹加宪兵又占领了伊西罗（韦累），南加丹加省长戈德弗鲁瓦·穆农戈在内政部长艾蒂安·戚希克迪的协助下，竭尽全力平定叛乱，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蒙博托决定派博布·德纳尔上校前往增援。博布·德纳尔上校以骁勇善战著称，在他的率领下，刚果国民军于9月25日向叛乱的加丹加宪兵和雇佣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在国民军凌厉的攻势下，9OO多名叛乱宪兵向政府投降。随后，博布·德纳尔上校的军队又向加丹加纵深挺进。他们在布卡武与空降到此地的雇佣军进行了殊死的争夺战后，叛乱部队不得不撤往卢旺达。11月2日，博布·德纳尔将军又在迪洛洛地区给叛乱军以致命打击。 蒙博托对1964年叛乱的中心人物皮埃尔·缪勒尔一直耿耿于怀。叛乱失败后，缨勒尔一直躲在布拉柴维尔。当他得知国内大赦的消息后，回到了金沙萨。蒙博托此时正在摩洛哥进行正式访问。他一回到金沙萨，立即宣布：皮埃尔·缀勒尔将作为战争罪犯予以审判。1968年1O月8日，缪勒尔被判处死刑，翌日即被枪决。一个星期后，几百名所谓“皮埃尔·缪勒尔的同谋者”遭到逮捕。11月18日，数千名缀勒尔的追随者向政府投降。 蒙博托对1961年重组军队带来的好处是不会忘记的。他决定用同样的办法来培植人民革命运动党内的亲信。由于这个政党的党员并非自愿加入，所以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为了将人民革命运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蒙博托采取了办训练班的办法。 1968年2月8日，人民革命运动的约5OO名干部集中到金沙萨。在训练班的开幕式上，蒙博托向这些党内精英介绍了国内的治安问题，谈到了即将对全国所有政治犯实行大赦的想法，并指出了刚果将面临的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他向这些党政干部提出要求：仔细研究刚果的问题。这个训练班共举办了7个星期的时间。 蒙博托将军又于1968年7月15日在全国实行了对话的办法，以加强政府与普通民众的沟通，这一措施对干部联系群众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随后，他又举办了几期地区专员和市长训练班，希望提高地方行政官员的素质，并培养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通过以上几种办法，蒙博托在政党和政府培植了自己的亲信，并建立了一个关系网。这种干部制度以个人关系为基础，以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挂钩为动力。 经过短短几年努力，蒙博托已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和行政上的建制，并建立了以人民革命运动为核心的组织基础。随后，他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1968年初，蒙博托提出了“真实的扎伊尔民族主义”的口号，并在1970年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上把“真实的扎伊尔民族主义”确立为人民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1971年2月，蒙博托在访问塞内加尔时首次提出“真实性”的思想。 蒙博托认为，长期的殖民统治在扎伊尔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人民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种印记随处可见，在语言文化、服饰文化上，在政治思想、政治体制上，在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殖民主义的痕迹。只有彻底改变这种状态，才能前进。 根据蒙博托的解释，真实性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含义是；任何事物都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而不应该按照别的方式行事。根据这种思想，他提出了“恢复民族真实性”的口号。在1972年5月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蒙博托又将“恢复民族真实性”解释为“发扬民族真实性”。他认为，“恢复”和“发扬”的含义并不一致： “发扬不是恢复。我们不打算盲目地恢复我们的一切传统的风俗，而只是选择那些能完美地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那些风俗。这些风俗鼓励进步，创立一种激进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 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扎伊尔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真实性”运动。“刚果民主共和国”更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利奥波德维尔”改名为“金沙萨”。与此同时，扎伊尔各个城市的名称、街道的名称和纪念碑的名称都改成了非洲名称。人们的姓名中的西方名字也要求换上非洲人的名字。在这一点上，蒙博托带头改名。蒙博托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受天主教洗礼后取名为约瑟夫·德西雷。在这场“民族真实性”运动中，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其中的“塞塞”意为“土地”，“塞科”意为“大无畏的勇士”，总的含义为“扎伊尔河边不可战胜的勇士”。 在这场运动中，西装革履也被废除了，被一种称为“阿巴高斯”的扎伊尔民族服装所取代。“阿巴高斯”是法语“打倒西装”的简称，因此也简称为“打倒装”。它类似中国的学生装，但领子尖长，穿的人脖系围巾，看上去典雅大方。这样，在扎伊尔的大街上，除了外国人，人们再也看不到打领带的人了。 由于这场运动主要涉及的是文化方面，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为“文化革命运动”。1974年7月，在人民革命运动的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蒙博托主义”，这使在扎伊尔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更为明朗化。什么叫“蒙博托主义”呢？蒙博托在1975年回答《欧洲海外》杂志记者时作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概括。“蒙博托主义就是人民革命运动主席和创始人的思想、行动和教导。” 由此看来，真实性运动是一种非洲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但随着蒙博托地位的巩固，扎伊尔局面的逐渐好转和人民对蒙博托的敬仰之情的加深，这一场文化运动也开始演变为一场思想控制和个人崇拜的手段。 不容否认，真实性运动的历史意义远不仅此而已。 首先，这是一项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非殖民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的遗产，还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据此，“我们要做真正的非洲人”，“我们要保持非洲人固有的真实人格”，这些表述已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第二，这是在扎伊尔国民中培养民族感情，加强民族意识的重大举措。经过这场运动，人民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一个扎伊尔人不再强调自己的地区和民族而强调“我是扎伊尔人”时，这一事实已说明了“民族真实性”运动的意义所在。 “管理不善”与官僚腐败现象 在发展中国家，权力的相对集中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集中要有利于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然而，在扎伊尔，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情景。在这里，官僚的腐败现象处处可见，小到摆摊的小贩必经交纳一定数量的好处费才能生存，大到部长级干部可以卖官鬻爵。联合国的报告指责扎伊尔“管理不善”；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责这个国家“管理不善”；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常常批评这一点，新闻媒介的披露则更是家常便饭。 就是早已大权在握的蒙博托将军自己，也毫不掩饰扎伊尔存在的这一毒瘤。在1977年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公开指责了这一现象，并指出这是扎伊尔政治的特点： “总而言之，在我们国家，一切东西都可以出卖，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到。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只要掌握了一点点权力，他就要用这种权力来非法攫取钱财、物质、荣誉，或尽可能地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更糟糕的是，一个公民如果要求他那一点最合法的权利得到尊重，他将被罚以无形税收，而这种税公然就被塞进了官员的腰包。 这样，要求一位公务员听取自己意见的权利，为自己孩子在学校注册或在年底得到成绩单的权利，获得医生治疗的权利，为在飞机上获得一个座位，为得到一张重要的许可证或一张证书——我可以无上境地继续列举下去——所有这些都需要上述的无形税，尽管无形，但却无人不知，所有的人都有此期望。 这样，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失去其政治特征而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市场的危险……面临所有这些罪恶，我们必须承认，党和国家在阻止坏的行为和鼓励好的行为方面往往并不成功。” 这种批评是严厉的，这种态度也十分坦率。但如果我们再问一句：为什么政府的努力往往不能成功，其答案将会使蒙博托将军十分尴尬：总统本人的行为为其部下树立了“光辉榜样”。己不正，焉能正人？ 关于蒙博托的财产，国外媒介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青年非洲》的记者说他的财产“据说已达3O亿美元”； “蒙博托拥有6O亿美元。”一位比利时议员如是说。一个天文数字。 一位反对派人士列举了这位扎伊尔总统的财产：“据最保守的估计，他个人的财产达25亿美元。众所周知，其中数百万来自国家财政预算。” “一直贪污受贿的蒙博托是一个可与菲律宾的马科斯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相比的独裁者。”扎伊尔议会中3名有影响的议员对他是这样指责的。他的反对派估计，他的个人财产已达扎伊尔的外债（9O亿美元）的四分之三。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够了，够了。让我们还是来听听这位喜欢手拿权杖的总统的自白吧。他曾经接受了《青年非洲》的记者塞南·安德里亚米拉多的采访。这位记者单刀直入，一开始就直接问起了这位总统的财产。 问：你很富有，据说你的财产已达到3O亿美元！ 答：哈，哈，哈（长时间大笑），一位比利时议员说我拥有6O亿美元！你听到了吧！ 问：至少你不会跟我说你是个穷汉。 答：在你看来，我住的倒是不错。可是，大概我是非洲国家首脑中唯一没建筑王宫的人。我的住房是我私人的，从196O年以来，我就住在这儿。我担任过陆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直到国家元首，从196O年以来，我从未换过住房。 从蒙博托的回答来看，他在有意回避问题。塞南·安德里亚米拉多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对蒙博托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又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式，追问他的“财产”问题。 问：假如你不介意的话，还是谈谈你的财产，这至少不是什么无稽之谈。 答：好吧。你说的这些使我发笑。我妻子在世时，我们在布鲁塞尔买了几栋房子，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是为孩子的未来考虑的 问：你能说出是几栋房子吗？ 答：4栋或者5栋，那可并不算财产啊！ 问：别的你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国外没有庄园，也没有股票吗？ 答：我是扎伊尔土地的耕耘者，为什么要在国外买庄园和股票呢？ 问：当然是为了发财致富啦。 答：哈，哈，哈！太可笑了。在巴黎我有一套房子，在法国有一点点产业——人们称为豪华的城堡；在日内瓦有一座别墅。在扎伊尔的马多利特，我有土地及庄园（沉默一下），总计有2万头牲畜。 在蒙博托的问答中，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一，他在布鲁塞尔买了几栋房子是为孩子们的未来考虑的，似乎这算不了什么； 其二，4栋或5栋房子并不算财产；包括： ——实施1973年1月5日颁布的法律； ——由外国人所有的土地全部转入到扎伊尔国家手中； ——除了1月5日法律所规定的中小型外国企业应归扎伊尔公民所有之外，还将外国人掌握的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企业转入扎伊尔国家手中； ——扎伊尔国家必须控制采矿业、运输业、保险业和建筑业的全部、或至少5O％； ——所有在过去3O年内未对其生产设备和厂房进行更新的过时的工业企业必须无条件地归国家接管。 随后，扎伊尔政府先后没收了3，000余家外国资本经营的工商企业和种植园。比利时在扎伊尔的全部企业、种植园和牧场都被扎伊尔政府接管。这些措施沉重地打击了比利时资本在扎伊尔的利益。比利时的企业家对这一政策也极为恼火，再也不肯在扎伊尔投资。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将在扎伊尔的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对蒙博托的国有化运动进行报复。 蒙博托对这种行为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扎伊尔采取的国有化措施没有什么不好，这只是将颠倒了的经济关系恢复到正常秩序。他的态度十分明确： “我们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统治，也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统治。我们宁愿做贫穷的自由人，也不做富有的奴隶。现在，原来的殖民地和前宗主国不应再是马和骑士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在当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意大利的速溶咖啡很有名，但在意大利的速溶咖啡中就有扎伊尔的咖啡。” 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准备、人员培训和精神准备，由于原来企业主的肆意破坏和国际经济危机的袭击，加上管理不善和贪污成风，通过国有化接管过来的财产流失到个人手里，大部分扎伊尔化的企业出现了大幅度亏损，有的则被迫停产。 蒙博托总统本人、他的亲属和亲信集团以及大部分高级官员也借此机会中饱私囊。根据扎伊尔化的法令，外国人在扎伊尔的土地所有权全部被剥夺。蒙博托借此机会在离金沙萨约5O公里处建立了一个种植咖啡、茶叶和橡胶的大面积农业区。许多被没收的土地都集中在一起，并在由蒙博托一手筹划建立起来的扎伊尔养殖畜牧联合企业的管理之下，而这个大型农工企业正是为蒙博托所拥有。 在扎伊尔化运动中没收的300O余家外国资本经营的农、工企业最后以各种方式落到了以蒙博托为核心的高层集团手中。他们中间有名为政府办事实为自己谋利的人，也有毫不称职、只图发财的人，更有些专门营私舞弊、假公济私的蠹虫。 这些身居高位的寄生虫受托管理这些转为扎伊尔政府所有的企业。他们不遵守任何财政管理条例，不上交企业利润。截留的利润纷纷流入这些蛀虫自己的腰包。与这些高官相比，城市中大部分工薪人员的生活入不敷出。在金沙萨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口之家每月开支1200扎伊尔币会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然而，即使到了1983年，每个非熟练工人的法定每日最低工资仅为2O扎伊尔币，熟练工人是3O扎伊尔币。这种每月最低工资在金沙萨市场上连买2袋木薯面或半公斤肉的钱都还不够。人们只好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充微薄的工资收人，而这些手段往往又是非法的。 这些官吏喝着人民的血汗，相互勾结，大搞贪污腐化，投机倒把。有的私设关卡，收取各种费用；有的利用职权，巧取豪夺；还有的侵吞财产，挥霍无度。以扎伊尔航空公司为例，扎航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年收入约为1．5亿比利时法郎，而扎航总代表一个人就花去1．11亿比利时法郎。 在扎伊尔化运动中，主要的受益者之一是蒙博托的堂叔利托·莫博蒂。他在扎伊尔的称号为“利托大叔”。莫博蒂神通广大，一直为蒙博托管理财务。他通过蒙博托于1973年11月3O日签署的彻底国有比的命令建立起广泛的商业和农业网。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曾援引美国情报局的报告说，当利托·莫博蒂在8O年代去世时，他在一家瑞士银行的账户上的存款已高达10亿美元。 这种“管理不善”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扎伊尔先是从欧洲信贷市场贷款将近4．5亿美元。这些贷款主要用于航空运输线及与之有关的基础设施，还用于对能源部门及铜矿工业的投资。扎伊尔政府所借外债的大部分是在7O年代的前5年借的。到1974年，扎伊尔所借外债已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4以上。 扎伊尔的经济从1975年开始出现困境。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世界市场上的铜价暴跌，这给以钢为主要出口产品的扎伊尔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打击。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石油价格猛涨。这一跌一涨给扎伊尔经济以极大冲击，导致了扎伊尔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 第二，经济的滑坡与政府忽略农业的政策密切相关。扎伊尔全国8O％的人口从事农业，可耕地面积为1．365亿公顷。主要粮食作物有木薯、玉米、稻谷、香蕉等，主要经济作物有棕榈、咖啡、棉花、花生、橡胶、烟草、茶叶、可可和除虫菊等。由于政府在投资格局上忽视农业，结果导致7O年代中期连年歉收。加上从外国资本家手中收回的种植园也因管理不善而产量减少。这些都使处于困境的扎伊尔经济雪上加霜。况且，经济作物的生产还受到政府的价格政策的影响。 第三，一些原业主的破坏。他们竭尽所能，力图对扎伊尔化运动造成困难，使它难以进行下去。 第四，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管理不善”。这些参与管理的高官们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不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级”。他们的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 这样，扎伊尔化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打击了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被迫停止。1975年后期，扎伊尔政府改弦易辙。1976年初，政府宣布：将扎伊尔企业的部分股权交还给原业主；恢复与外国资本的合作政策。允许跨国公司重新回到扎伊尔开展经济活动，允许它们赎回自己的公司。其条件是，如果需要的话，得同意在5年内放弃4O％的股权。 后来，扎伊尔经济日益困难。政府被迫向外国资本打开大门，外资乘机涌入扎伊尔的金融、生产和消费部门。扎伊尔政府还不得不任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专家担任扎伊尔中央银行的行长；请回比利时人主管扎伊尔的部分产业；邀请比利时和法国专家充当财政部顾问。实际上，扎伊尔的经济恶化带来了3个直接恶果： ——国家的资金和外汇储备大大减少； ——欧洲债务国对扎伊尔丧失了信心，随之而来的是贷款的减少和扣压； ——政府不得不削减许多开发项目，而很多这种项目（如矿业及电力部门的建设项目）是已花费了很多外汇并建成了一部分，因此只能半途而废。 现在，外国“专家”们又回来了。 扎伊尔经济又重新回到了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这样，正在勃兴的扎伊尔私人民族资本又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有人将这种情况称为“对扎伊尔民族工业的严重挑战”，并深深为之不安； 还有的人将这称为“典型的新殖民化”。 奇怪，典型的“非殖民化”政策导致了“典型的新殖民化”。这也许是历史的悖论吧。 “扎伊尔化”，是或非？是福抑或是祸？ 腐败：形式、影响和后果 在充满贪污腐化现象的国家里，行贿受贿现象就像一幢木制建筑里存在的白蚁一样出现在每一个有人际关系存在的地方。 一位颇有名气的西方记者是这样描述他在非洲某国的一次经历的： 在公众要与官员打交道的一切场合，行贿受贿现象都不露痕迹地存在着，就连法律也按支付能力执行。有一次我乘一辆老掉牙的车子旅行。这是一辆搭了蓬子的载人卡车，贪心的车主在车箱后部装了2O吨的山药，只留下一米左右的地方让12名乘客挤在一起。车的载重量远远超过了规定的限度。果然，我们碰到的第一个警察就把车拦住了。警察的工作本来是保证法律的实施，但是他们却说，如果给点报酬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我们不受法律的约束，好像法律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志一样。司机顺从地递上一个英镑，然后就把车开走了。车子在丛林中没开出几公里，后轴就断了，我们只好在车上过夜，听着远处传来豹子的嚎叫声。 行贿受贿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的恶性肿瘤。它一方面蚕食着人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的联姻。通过这种联姻，金钱买到权势，权势吸引金钱。在行贿与受贿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地位愈高，要赢得的利益也愈大；权势愈大，要价愈高。 权力持有者使用政治力量来谋取经济利益或各种物质好处。在扎伊尔，高级军官享有很多特权。他们有自己的别墅，而这些别墅在扎伊尔都是属于豪华型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第二、第三“办公室”的别墅。这些第二、第三“办公室”则是这些军官们公开情妇们的别称。 在金沙萨，士兵们的举止则更令人惊讶。他们一边实行警戒保安任务，一边乘机敲诈勒索。担任治安任务的士兵们向居住在豪华街区或拥有别墅的人提出，愿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有钱的法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或扎伊尔人每月只要花上几百法郎就可以得到好几名伞兵突击队员的保护。令人不安的是，那些拒绝士兵的专门保护的人可能很快会遭到这些负责维持治安的士兵们的抢劫。这种袭击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对这些富人的袭击可以说是对他们拒绝“有偿服务”的一种报复；另一方面，用事实来说明提供保护的必要性。 负责港口警卫的士兵们更是独出心裁。那些负责防止货物到港后遭到抢劫的士兵们成了抢劫货物者。例如，从扎伊尔的马塔迪港到首都金沙萨有一条输油管道，用来将石油从海边输往首都。负责保护这条输油管道的士兵们为了给自己弄几升汽油，就用冲锋枪朝输油管道上扫射。这种行动逼得输油管线管理公司的人不得不向他们支付补贴费，以使他们手下留情。一位该管理公司的负责人绝望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补贴他们，从将军到中士，以使损坏程度不致更大。” 这种行动可以理解吗？可以。 这些士兵的所有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少得可怜的薪饷之外再捞上一点，否则无法生存。因此，这种做法在军队中带有普遍性。一位军人是这样解释的：“蒙博托总统也只能原谅他们了。不然，他就得把整个军队都送上法庭。” 这可以说是腐败的一种必然后果，也可以说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反腐败的形式，而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是一种腐败。实际上，腐败还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 ——官员的任命、提升、调动、罢免； ——从海关提取物资的手续和先后程序； ——给公司贷款或承建各类项目； ——给可可、咖啡或其他经济作物定等级； ——向失业者发放劳动许可征； ——向商贩发放营业执照； ——向学生泄露考试试题； ——给正在服刑的犯人提供某种方便； ——发放进口许可证； ——向正在接受调查的罪犯出卖有关案情调查的文件； ——评定学习或进修的成绩； ——指定售货地点； ——在办理复杂的官方手续过程中需要加速…… 这类活动可以无限制地列举下去。同样，在贪污腐化和行贿受贿的过程中，贪污者或受贿者是不会公开提出要求的，而是用一种暗示语来表达。这样，一整套黑话逐渐发展起来了。司法人员很难给这些黑话定性，而普通民众都能懂得它们的意思。非洲的这些黑话多带有普遍性，比较流行的有以下一些： ——“让你的钱包来决定吧”； ——“让某些东西说话”； ——“到卡车后面去”； ——“在天黑时来见我”； ——“抻抻我的脖子”； ——“让我笑笑”； ——“松松手”； “吃一顿”； ——“你强不强？” 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不仅使政府威信急剧下降，而且败坏了社会公德，离间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这些贪污行贿现象，一方面是政府部门无能的表现；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削弱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实际工作能力。这种腐败现象本身也气官僚制度的组织构架一样，极像是一座金字塔。在金字塔的最高层，腐败行为的种类并不多；而越到下层，种类越多。 蒙博托就是位于这个金字塔的最高点。他一直就把扎伊尔丰富的矿藏作为他个人的资本。他建立了11座个人宫殿，散布在欧洲和非洲国家，同时为他自己、已故的母亲和已故的夫人建了很多纪念馆。 那些与蒙博托意气相投的人不仅在政治上享有威望，而且也发了大财。他们住的是豪华别墅，驾的是梅塞德斯牌汽车，出外旅行都是住的豪华宾馆。这种作风形成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盗窃不仅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被认为是令人钦佩的。蒙博托本人曾大言不惭地宣布：“小心谨慎的盗窃”是扎伊尔取得成功的关键。 这真是不打自招，而且是寡廉鲜耻的招供。 这么多的蛀虫，这么多的贪官，这么无能的政府，难怪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在比利时人统治时期，每天可以吃上三顿饭。到第一共和国时期，每天就只能吃两顿饭了。到第二共和国时期，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了。这种进步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呢？” 扎伊尔在世界原料生产国中间占有不容忽略的地位。扎伊尔作为一个重要的原料来源，特别是钴的主要产地，它对于整个西方工业世界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丰富的矿产并未给这个美丽的国家带来幸运。一方面，外国资本干方百计地渗入到这个“世界原料仓库”，竭尽全力地榨取利润；另一方面，贪污、走私、贿赂等腐败行为像吸血虫一样吮吸着国家的躯体。 扎伊尔像一只受伤的大象，伤口在不停地淌着血。然而，各级政府的贪官污吏仍然像一只只凶狠的恶狼，仍然围着这只受伤的大象，伺机吸一口大象的鲜血。 扎伊尔的经济一直未见好转，肯戈于1982年出任全国执委会第一国务委员（即总理）后，曾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1986年被蒙博托调职，成了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 扎伊尔的经济一直面临着几个难题。 首先是缺乏资金。扎伊尔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大搞非生产性项目，片面追求大而全的现代企业。例如，1968年初，政府开始在扎伊尔河下游的英加地区开始兴建大型水电站，发电能力约为美国和苏联两国现有水力发电能力的2／5，年发电量为300O亿度。结果，这一工程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并且成了“胡子工程”。类似的工程还有英加一沙巴高压线路等。这些工程由于不可能在几年内完成，占用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其次，世界市场矿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加上美元贬值，尤其是对特别提款权的贬值严重影响了扎伊尔的铜、钻、钻石等矿产品的出门收入。由于扎伊尔政府一直将铜和钻作为“扎伊尔经济的发动机”，全面发展采矿业，结果采矿业在扎伊尔经济中愈来愈重要。由于矿产品价格的下降，铜和钴的产量也只能随之下降。 再次，沉重的外债严重影响了扎伊尔的经济振兴计划的实施。到1986年时，扎伊尔共欠外债约48亿美元，1986年应偿还的外债达8亿美元，占国内年生产总值的9O％以上。随后每年旧债加新债，利息转为本金，债务负担愈来愈重。 一方面是最富的国度，有铜矿，有钻矿，有黄金，有钻石，还有待开发的石油；另一方面，又是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不超过2OO美元，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O岁，婴儿死亡率属于世界最高的国家之列，到处是流浪的儿童，饿殍遍野。 扎伊尔经济年年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经济集团内贪污腐化，管理不善，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又得不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我们当然不能将扎伊尔经济崩溃的原因归咎于蒙博托的人格。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原材料价格的暴跌和石油价格的上涨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然而，谁又能忽视蒙博托集团的腐败和无能呢？ 谁又能否认执政集团对经济的恶化和社会道德的沦落负有难以推脱的政治责任？ 国家最高统治集团里的腐败分子侵吞了国际援助的大部分钱财和国内私人市场的大部分利润。国际资本对此也负有责任，在扎伊尔，有的知识分子甚至指责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考虑的一项政策是促使扎伊尔官员的贪污受贿。因为国家破产会加深这个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从而使外国金融家从中得利。更使人惊异的是，一些外国的大公司的管理机构作出决定，支持向非洲有权势的人及其同伙行贿。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做法实际上将导致扎伊尔行政管理队伍的毁灭？ 一方面是贪污腐败分子在寻欢作乐； 另一方面是贫苦大众在困境中挣扎； 扎伊尔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贪污，一种集团性行为 在蒙博托政权的统治下，贪污是普遍的，它已成为一种集团性行为。国家财产好像是一个无人照看的大饼，放在大路旁任过往行人掰下一点。 贪污又是一种有传染性的行为。它的病源是蒙博托及其最亲近的执政集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蒙博托一这位曾被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月刊列为“世界最富有的暴君之一”的扎伊尔总统，尽管他自己在1988年宣称：他只有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财产。“担任这么大国家的首脑22年之后，这算什么？”他在接受《非洲新闻》记者的采访时不以为然地说。 蒙博托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利益敛集财富的做法包括以下一些办法： ——从国家所有的铜矿、钻矿和金刚石矿厂直接接受回扣。蒙博托将扎伊尔的一些大型铜矿公司、国营钻矿和金刚石矿公司看作是自己“财源”。1981年，扎伊尔的反对派领袖恩古扎·卡尔·伊邦德在美国国会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1981年早些时候，价值3500万美元的大约2万吨矿石被私下卖掉了，这些收入直接落到了蒙博托的腰包里。卡尔·伊邦德还在美国国会上说，他了解到一些包租的飞机经常载着扎伊尔的钻和金刚石到欧洲去出售，而所得的现款直接存入了蒙博托的个人账户上。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署的官员们则对1988年的4亿美元失踪提出疑问。据他们说，1988年扎伊尔从矿产出口中获取的大约4亿美元的收入不翼而飞，并且从来就没有上账。其潜台词是十分明确的：蒙博托总统独吞了这批款项。 ——蒙博托一直直接控制着扎伊尔的预算和中央银行。一些扎伊尔问题观察家普遍认为，这种控制使蒙博托可以直接插手扎伊尔中央银行的运作，甚至只要打一个电话即可将大批款项转到总统办公室或他自己的账户上去。在7O年代初，每年财政预算的1／3直接并完全由总统掌握，按他的意愿分配。1979年，扎伊尔立法委员会曾公开指责蒙博托在过去两年的时间内非法提取扎伊尔银行的资金作为己用。1981年，恩古扎·卡尔·伊邦德在美国国会作证时也说，蒙博托最近指示扎伊尔银行将3000万美元转入他在国外的个人银行账户上。 ——索要私人企业的酬金也成了蒙博托敛财的手段之一。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扎伊尔的私营企业，都要向蒙博托及其同僚交纳一定的酬金，这成为企业家在扎伊尔开业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难怪一位长期在扎伊尔任职并一度担任过大使的西方外交官深有体会地说：“那里的任何生意活动都必须包括给予这位总统以一定百分比的酬金。” ——将官方合同或国营企业赏赐或委托给亲信部下、老朋友和家庭成员，从而为自己获取“隐形收入”创造条件。这些直接得到好处的核心集团构成了扎伊尔的“新贵族阶级”。他们是第一批传染上“贪污病”的人。 扎伊尔化运动开始后，怎样处置国家从外国资本家手里接管过来的农工企业呢？尽管蒙博托总统在1973年12月31日对接管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作出了规定：国家所有制，同时排除了高层政府官员成为受益者的可能性。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让我们来看看卢本巴希的情况吧。 卢本巴希（即原来的伊丽莎白维尔）是沙巴省的省会，位于一条南北宽5O公里、东西长300公里并与赞比亚的铜带省相连的矿脉带上。卢本巴希原是一片荒野，铜矿业的发展使它成为仅次于首都金沙萨的扎伊尔第二大城市，人口逾70多万。人们习惯上称卢本巴希为“铜都”。 在卢本巴希的扎伊尔化运动中，国有化的企业有44％交给了“政客们”和公务员管理，35％委托给企业家，21％给了“其他的人”。这里的“政客们”包括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包括16名议会成员，3名地区专员，3名前蒙博托时代的省部长，3名前省议员，一名前省督，8名前蒙博托政权的部长，2名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一名现任部长，3名助理地区专员，2名区专员，一名助理区专员，《埃利马报》（在金沙萨出版的受政府控制的法文报纸）的编辑，《姆万加》（在卢本巴希出版的也受到政府控制的报纸）的编辑，AZAP（政府控制的新闻机构）的主任，政府控制的工会的地区领袖，2名退休的将军，2名大使，一名前警察官员，总统办公室主任，2名人民革命运动青年组织的地区领导人等。至于“公务员”，则大多是其他部门较低一级的官员，用通俗一点的方式来表达，都是带“长”字号的人。这就是在卢本巴希的扎伊尔化运动。 这些官员中间，有的人接受了多达4个企业，有的2个。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就这样演变成为一场个人分红的运动！ 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蜕化吗？ 政府官员的贪污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假造名册以领取更多的工资是常用的手段之一。工资单上的大部分文职官员完全是虚设的。这种虚设的名额据估计达6O％到7O％。仅教育部门在教师工资名单上就“编造了”3O％的空额。1978年教育部就多开支了2．16亿扎伊尔币，整个文职官员多开支了2．88亿扎伊尔币。世界银行1980年的报告指出，编入计算机程序的工资单上的名额是实际人数的9倍！ 走私是腐败的另一种表现。参与走私的主要是官员，走私的产品主要是国家重要的出口产品，包括工业用钻石、咖啡等。据有关部门估计，每年走私出口的工业用钻石达5OO万克拉，相当于扎伊尔官方宣布的年产量。人们可以在刚果（布）的出口项目上看到工业用钻石，而布拉柴维尔自己却并不出产钻石。很明显，从刚果（布）出口的钻石是从扎伊尔走私过去的。 人们还可以从苏丹、布拉柴维尔的市场上看到大量从扎伊尔走私过来的咖啡。这些优质咖啡还通过基伍湖走私到卢旺达。根据曾受托管理扎伊尔中央银行的德国人欧文·布卢门撒尔在1982年估计，仅走私咖啡一项，就使扎伊尔政府平均每年损失1亿多美元。据有关部门估计，1977年这项损失高达2．5亿多美元。 国外提供的各种援助也成了走私和贪污的重要猎获品。任何人都可以在邻国刚果（布）的黑市上买到外国援助扎伊尔的物品。一些国外机构援助的药品在金沙萨大街的黑市上随处可见，它们很难抵达应该到达的地区——扎伊尔的乡村医院。甚至一些来自西方的军事物资如载重汽车、枪炮、汽油、军需粮、软饮料都在该见的地方见不到，而在金沙萨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小贩们开着美国的军用吉普在首都神气活现地大声吆喝着贩米，车技高超的扎伊尔司机开着军用汽车不断招呼乘客。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用于发展经济的外援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 通过种种手段得来的财富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蒙博托的挥霍是很有些名气的，并经常成为西方报界的抢手新闻： “蒙博托公开炫耀财富！”一家西方报纸的报道。“扎伊尔总统的奢侈旅行！”美国一地方报纸的通栏标题。“蒙博托的贵重礼品” 说蒙博托是挥金如土的人，这绝非夸大其辞。他经常包租法国的“协和”式飞机去旅行；他的随行人员通常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往往多达1OO名助手；他的一名助手总是提着一个装满美元的提箱，随时准备用现款支付账单，哪怕多达数万元。 蒙博托的家庭成员也是挥霍无度，过着奢华的生活。据蒙博托的前总理、后被迫流亡在比利时的恩古扎·卡尔·伊邦德揭露，当蒙博托夫人结婚时，新娘及其孪生姊妹在巴黎及内尔服装店购置的衣服价值达1OO万法国法郎。蒙博托的长女结婚时光是买各种首饰就花去了2OO万法国法郎。 蒙博托的夫人玛丽·安东尼乃特与蒙博托是同乡。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文静贤惠，与蒙博托一起生活了22年。1977年1O月22日，安东尼乃特生下第11个孩子后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她生前曾对蒙博托说过：“不论我们两个人哪一个先去世，不管死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怎么死的，一定都安葬在巴多利特，因为这里是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为了实现安东尼乃特的遗愿，蒙博托耗资数百万美元，招聘了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为夫人在巴多利特修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而此时的扎伊尔正处于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扎伊尔政府仅拖欠私营银行的债务已达8000万美元；它成为第一个谈判重新安排债务的国家。 1990年，当非洲多党制的风潮刮来以后，蒙博托总统宣布除人民革命运动以外，他还容许成立另外两个政党。随后，扎伊尔陷入混乱之中，并多次发生骚乱。军人也开始叛乱，首都金沙萨经常发生流血事件。 1991年10月7日。在距扎伊尔河上游50公里处停泊着一艘布置典雅却很豪华的客轮。轮船上站着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他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这就是蒙博托总统自己的“卡马尼奥托”号轮船。 蒙博托坐在躺椅上闭目养神。他在等着法国发行量颇大的《解放报》特派记者斯特凡·史密斯。早些时期，他手下的军队发生叛乱。由于没有拿到军饷，军人们抢劫了仓库，摧毁了一些建筑物。 “我必须借这个机会向法国人解释，我有办法。我还控制着局势。”他在自言自语。法国人一直是他的后盾。在几次危急关头，法国派军队直接援助扎伊尔政府，将蒙博托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斯特凡·史密斯来了。他有着记者的直觉和单刀直入的作风。 问：人们怎样解释军队的叛乱和在一个由一位元帅管理的国家中发生的抢劫呢？ 答：许多传单流入了军营。人们对军人们说，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好，他们没有受到关心，他们的居住条件差…… 这真是无稽之谈！难道军人们自己没有头脑吗？如果他们的生活条件好，如果他们的居住条件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听信别人的宣传呢？一方是肆意挥霍，一方是拿不到军饷，这就是现实。 采访进行了很长时间。斯特凡·史密斯对这位声名显赫的总统已失去了信心——他太贪恋权力了。同样，通过与蒙博托的谈话，他对扎伊尔的局势也失去了信心。 问：既然扎伊尔已经完全崩溃，你是否准备把你的个人财产交给你的国家支配呢？据说，这笔财产是巨大的…… 答：人们认为我有巨额财产，但这是异想天开！说数额达40亿、50亿、60亿美元！这简直荒谬！好像我在卡普一马丁的别墅、我在巴黎的套房、我在布鲁塞尔的城堡和我在葡萄牙的寓所能拯救扎伊尔…… 采访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蒙博托闭上了眼睛，再过一个星期就该是他的61岁生日了，他该考虑一下如何举行盛大的生日宴会，邀请哪些人参加。至于政府的瘫痪嘛，很容易解决。先让艾蒂安·齐斯凯迪当总理，度过危机再说，天无绝人之路。 这个记者，也太不识抬举了。他提到法国负责人道主义行动的国务秘书库什内把我称作“戴着一顶豹皮无边软帽的流动银行客户”，这和他有什么关系？真是鹦鹉学舌。 蒙博托已经糊涂了。他看不到自己的这些财富与扎伊尔人民的贫困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到他和他的集团的各种敛财手段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蒙博托控制下的“反腐败运动” 1986年被取缔的扎伊尔反对党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的主席基巴萨·马利巴是这样解释扎伊尔的贪污现象的，当时他被问及“如果政府信任于你的话，你将怎样与这种现象（即贪污腐化）作斗争？” “我们将进行一场真正的斗争，并考虑到这样一个特点：这里的腐败现象的发展是与政权的纵容分不开的。一般说来，贪污者是为了得到某些东西才贪污的。但在扎伊尔，贪污的根源在于一个穷人需要一点钱以便生存下去。因而，人们贪污仅仅是为了安宁……所以，要反对贪污腐化就必须反对滋生这种现象的制度。 确实如此。在扎伊尔，存在着两种贪污现象。一种是高官们为挥霍而进行的贪污活动，一种是普通老百姓为了生存而贪污，如果单靠那点微薄的工资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教师向学生收费，以获取工资外的收入； 警察设置路障，向驾驶汽车的人索取贿赂； 医生治疗一点小病就收取二三美元的酬金；动一次外科手术收25到50美元的酬金； 机场售票员向希望得到座位的人索取额外的好处费……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理由很简单。一位在扎伊尔工作了将近十年的美国农村发展工作人员的话可谓千真万确：“这里，谁也不指望依靠工资生活。” 政府工作人员中多数人每月工资相当于30到40美元，大致等于两袋木薯的价钱。而一个4口之家每月就需要吃两袋木薯。这样就不可能有钱付房租或购买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些人。 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掠夺国家财产，国库被偷偷地掏空了，国家的外汇被套走了，又被存入国外的私人账户。 难怪一位扎伊尔人愤怒地斥责自己的政府： “这个政权从来没有想过，哪怕是一秒钟也没想过，国家应该为人民服务。它同西方勾结，采取一种‘拿来政策’：有黄金吗？晦！我要了。有钻石吗？嗨！我收了。但它却没有做任何促进国家发展的事。这种混乱和这种无法描述的衰退真使人感到羞愧。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真让人感到耻辱。” 然而，总有一些不怕死的人，他们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和盛行的贪污腐败作斗争。早在1979年，由伊利奥·恩松戈昂巴任主席的扎伊尔立法委员会对总统有权支配国家预算和插手中央银行的做法提出异议，并公开指责蒙博托总统在过去两年里非法提取扎伊尔国家银行的资金作为己用。 1983年11月，肯戈·瓦·东杜出任扎伊尔第一国务委员（总理）。 为了整顿国内经济，他下令对臃肿的行政部门进行削减，数以千计的政府官员被解雇。这就是肯戈的作风。 他向记者明确地表示，必须惩治政府内部的管理不善，“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地更好地管理，只按我们的手段制订政策，消费我们能挣到的钱。”记者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问：因此解雇了数以千计的官员或国营公司的职员？ 答：对。还通过削减人员整顿了行政部门，这有社会影响。我们首先解雇了工龄20年以上的人。我们还让不善于管理的人办了退休手续。当总统说应该制止浪费时，这里所说的浪费首先是管理不善！我们还整顿了开支不符合规章制度和手续的部门。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了有些人不按照职能图表办事。有这样或那样的主任、局长和处长，等等。我们怎么办？我们只好留用了最能干的，解除了能力最差者的职务。 问：总而言之，肯戈·瓦·东杜是一个心肠狠毒的人。 答：心肠狠毒的人？也许不是。我的作用是维护国家利益、国家财产和国库收入。明天将被解雇的人只能指责自己。他们没有权利损害由我总管的国库收入。 问：如果你在扎伊尔发现了挪用公款或国库收入的特大丑闻 答：我将追查到底！我们已经作出了先例。不仅是在我担任第一国务委员期间，而且在我任总检察长期间都是这样做的。 问：即使涉及政治家，你也追查到底吗？ 答：当一位政治家有贪污行为时，应从两个方面查清问题。第一，政治方面。当一位地位高的政治家犯了挪用公款的错误——我们目前正好有这样一个案例，应该参照法律文本和宪法加以处理。在我国，根据弹劾程序，如果共和国总统不对上述政界知名人士提出起诉，这位人士就被免于起诉。总统是决策的中央机构。他根据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以认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和提出起诉。第二，我们可以站在司法的角度加以考虑。人们可以起诉。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当我是年轻的法官时，有人对我说：多考虑考虑社会的安定比制造混乱有价值；对某人提出起诉必将破坏公共秩序，因此最好是维护公共秩序。 问：你们的制度是危险的。人们也可以以公共秩序为名掩盖一切营私舞弊。 答：不对，不对。首先，我不是特指我国的情况。前些时候，一个案例把比利时弄得四分五裂。被告被无罪释放。我们追究司法责任时目的何在？是要使其他人害怕宪兵而打消犯罪的念头，并要他们明智。 问：你十分清楚，大家对宪兵的害怕不都是一样！ 答：是的。这要取决于地位。我们追查挪用公款者直至最高层。判决被公开宣布。我可以告诉你们，已建立起来的机构十分健全，只要一有案情，——在最高一级，我们就立即追查。 肯戈总理的决心是不言而喻的。说到做到，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打击走私腐败的运动。 然而，在通过法律的正常途径进行反腐败时，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顺利。 首先，作为铁腕人物的蒙博托总统不仅控制着党、政、军和议会，还拥有任免党的各级领导、总理和政府部长、高级军事将领、驻外使节、各省省长、法院院长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扎伊尔的最高权力，他不受宪法的约束。因此，追查到最高层可能，追查到总统则是不可能的。 其次，肯戈知道自己职位的分量。他也知道，他必须严格按照蒙博托总统的意志办事，不能有半点违背。虽然他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抱负，还颇有创新精神。但在依法惩处腐败这一点上，他只家利益这二者之间踩钢丝。 再次，如肯戈所言，扎伊尔的法律赋予了总统一种特殊权利——他可以根据需要对已立案侦查或已对之掌握了详实证据的政界或知名人士免于起诉。这样，当任何一个案件牵涉到蒙博托的亲信或亲属集团时，或有可能危及总统自身利益的时候，蒙博托完全可以根据所谓“维持公共秩序”或“保护社会稳定”的理由，不对该案所涉及的政要提出起诉，此人就可以逍遥法外。 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的。 早在1978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扎伊尔的代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了“打击最高层的贪污盗窃”的政策，并决定国家银行不给50家公司贷款，并责令这些公司必须尽快地用外汇偿还过去所借的款项。而在这50家公司的名单中，正有扎伊尔的第二富翁（第一富翁为蒙博托）、总统的叔叔莫博蒂手下的两家大型公司。蒙博托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项政策采取了“表面支持，背后反对”的态度，设置了种种障碍来阻止这一决定的实施。此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前驻扎伊尔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代表并担任过扎伊尔银行行长的德国人欧文·布卢门撒尔为扎伊尔经济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措施。这无疑要触及蒙博托本人及其亲信集团的利益，蒙博托的养女和蒙博托的叔叔莫博蒂即受到布卢门撒尔的某些政策的直接冲击。这些受到冲击的贪官污吏们组成了一个压力集团。在他们的反对下，欧文不得不于1979年9月辞去其职务。 198O年，扎伊尔政府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取信于西方，决定改善财政管理。议会通过决议，在议会审议国家预算之前，必须对负责重要部门工作的政府官员进行质询。为了表示与议会合作的态 244度，蒙博托总统作出规定：除了在军队任职的将军外，议员可以对任何部门的任何人进行质询。议会质询进行到最后一天。当时，议会通过一些调查，已掌握了扎伊尔国家银行行长的一些材料；经过几天对其他官员的质询，一些问题得到了证实，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对证。议会决定质询国家银行行长。 当蒙博托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形势不妙。前一年，议会还对他擅自调动国家银行的资金以为己用的事情进行了调查，并对他的这一行径在议会进行了指责。他和国家银行行长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心生一计，赶紧给总理打了一个电话，派他迅速赶到议会，用一个借口推掉质询一事。 “以什么借口呢？”这可难坏了总理。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他有了一个主意。他驱车来到议会，以国家银行行长正在忙于兑换新、旧扎币为理由，宣布他不能出席质询。这就样，作为金融财政漏洞最大的国家银行，作为贪污嫌疑最大的国家银行行长，他就这样在蒙博托的包庇下过了关。此事尽管遭到议员们的不断抗议和质问，但最后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这位行长先生的靠山实在是太硬了。”一位知情人如是说。 蒙博托的亲信集团还包括他的家乡人。曾任国防国务秘书的莫隆吉亚是蒙博托总统的老乡。此人生性贪婪，多次利用职权贪污国家资产。他的贪污秽行引起公愤后，蒙博托将他从国务秘书调任矿业部长。这一新职位又是一个肥缺。莫隆吉亚不但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当再次被发现后，又被解职；蒙博托又将他任命为扎伊尔航空公司总代表。他任扎伊尔航空公司总代表后，这家公司成为扎伊尔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同样，他的亲信、扎航前驻市鲁塞尔代表莫伊拉因贪污调回国后，又立即被任命为该公司的货运经理。 这样官官相护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 这种包庇纵容的做法上行下效。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尽管反腐败的运动进行多次，却收效甚微。 扎伊尔的知识界和新闻界也加入了肯戈总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反腐败运动。甚至在肯戈总理作为经济发展失败的替罪羊干台以后，知识界仍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具体行动，狠狠打击腐败行为。 1987年3月，扎伊尔国内的专家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在首都金沙萨举行了“扎伊尔经济危机”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对扎伊尔经济危机的现状、原因和解决办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扎伊尔的专家学者对蒙博托政权的腐败公开提出了批评。 一些学者指责，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导致了扎伊尔近些年经济每况愈下，日益陷入全面的危机，人民更加贫困。他们批评政府官员玩忽职守、贪污腐化、行贿、走私、偷税漏税的各种违法行为，并指出，除了经济危机以外，扎伊尔还存在着社会危机、行政危机、文化危机、制度危机和反价值的危机。危机四伏是导致扎伊尔濒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根源。扎伊尔要正常发展，必须全方位地进行整顿和改革。 扎伊尔有影响的法文晚报《埃利马报》就这次学术研讨会专门发表评论。评论指出，扎伊尔的经济危机出自于社会存在严重的道德和价值危机；社会风气恶化、公共财富观念缺乏和反价值的文化危机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家报纸要求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应在全国范围内揭露那些身居要职干部的各种腐败行为，并对这些人坚决制裁，绳之以法。一些人甚至认为，扭转经济危机的根本解决办法关键在于国家是否采取一项鼓励那些有能力的廉洁的管理者，惩罚那些腐败无能的官员的政策。 针对扎伊尔首都知识界在“扎伊尔经济危机”专题讨论会上提出的批评，蒙博托总统作出了公开答复。他一方面承认自己执政22年，扎伊尔的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国家确实存在着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力为其政权开脱责任。 他对知识界提出的一些意见很有看法，并就这些意见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实际上是否定了讨论会提出的各种批评。他的看法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国家政府和经济各个部门的领导权、管理权都是由知识分子负责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门以及经济、金融、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司法部门都是由知识分子管理的。知识界应该自责。 第二，我蒙博托从未叫你们去行贿受贿、挪用公款；究竟是谁让你们把自己负责管理的国营企业变成家庭式企业；又是谁让你们在8小时工作制内只工作2小时。把所谓的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责任归罪于某一个人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究竟是谁在制造危机？如果说扎伊尔确实存在着危机的话，那么首先是在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界应当严肃地进行思想上的反省。知识分子有责任有义务去寻求解决一个社会存在的总体危机的办法。 第四，有些知识分子在台上当干部时一副面孔，口口声声称一切都好，似乎没有缺点；下台后当老百姓时又是一副面孔，批评这，批评那，似乎一切都不好，乱发议论，扰乱人心。这是不对的。知识分子应该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他的这些公开回答更引起了知识界的反感。这不是倒打一耙吗？自己独揽大权，任意挑选任免干部，刚被你挤下台的肯戈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干部吗？由于他的努力，扎伊尔的经济危机被缩小到最低限度，可你总统想要他下台他就得下台，这种听信谗言不讲 能力贡献的专横作法又能怪谁呢？ 金沙萨的一些分析家则认为，在扎伊尔政府上层官员中多年 形成的腐败风气，是影响这个国家正常发展的一大弊端。近几年来 扎伊尔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有国际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国内管理 不善所致。新闻界和知识分子多次对蒙博托政权提出批评，要求人民革命运动和政府彻底根治这一毒瘤。然而，如果要动大手术，必将触及层层官员的切身利益，堵塞一些高级官员的生财之道，这必然招致他们的疯狂反抗，代表他们利益的蒙博托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反腐败者的结局 在非洲的许多国家，贪污腐败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现象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行政管理上，财政金融以及政治活动中，诚如蒙博托总统自己说的：一切都成了商品。 有人戏称腐败为“让你的钱包决定”。 腐败可以形象地分为紫色腐败、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 紫色腐败也可称为决策腐败。这种腐败表现为高层决策者并非为满足个人私欲的随心所欲地决策，而是决策后因敷衍塞责给国家和平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这种行为在扎伊尔并不少。所谓“浪费”（“浪费”在此主要是根据其结果，而非行为本身。）主要指的这一种腐败行为。蒙博托本人在多次讲话中严厉谴责了政府部门中的“浪费”现象。 紫色腐败很难查办定刑，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作案动机。因敷衍塞责而造成的损失一是数量很大，二是难以追回。紫色腐败行使者的责任一般是不予追究的，主要是因为肇事者本身并无蓄意性。 黑色腐败亦即我们称之为权力腐败的现象。黑色腐败者一般占有极大的权力或位居高职，具体表现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一些私欲而滥用自己手上的权力。黑色腐败者用权力干预决策，干预任命，干预市场，干预权力可以涉及的各个领域。国际舆论界和扎伊尔官场经常提到的“管理不善”即是典型的黑色腐败。它是一种直接的违法行为。 灰色腐败亦即我们称之为吏治腐败的现象。这种现象具体表现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借工作之便向下级和要求办事的人员索取好处费或物品。之所以将这种腐败现象称为“灰色”，主要是因为它在法律之内，即不象紫色腐败那样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不象黑色腐败那样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然而，这种腐败现象可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在扎伊尔，要想找到好的工作，单凭个人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花上几美元或几十美元； 要想拿到驾驶执照，必须交给考官好处费。给了，技术再差也能通过；不给，技术再好也不会让你通过； 要想在医院里顺利地完成手术，必须塞上几个钱，否则，手术可能会不太顺利； 长途客车超载也不要紧，只要给警察递上一点“买路钱”，警察就会装着没看见…… 这些现象，大概可以统统算作前面提到的灰色腐败吧。 反对腐败者必然触及多方面的利益。如果仅触及了下层官吏的利益，可能落个“印象不好”或“缺乏变通”的名声；但如果触及了高层的利益，特别是蒙博托本人的利益，其后果可想而知。 一般而言，扎伊尔的反腐败者的下场有三种： 最轻者——调动工作，这是比较幸运的； 其次——丢掉官位，或撤职，或降职； 最次者——丢掉性命，这也不是没有。 前面提到的肯戈总理实在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在他领导执行委员会（即政府）期间，扎伊尔的经济有很大起色。到1984年底，扎伊尔政府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计划在15个月内取得了积极结果；通过货币贬值和确定工资增长的极限等一系列紧缩政策，经济整顿达到了预期效果；通货膨胀率下降了10%～17．7%。 肯戈在担任第一国务委员期间，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政治家才华。他处理事务既严谨慎重，又雷厉风行。既表现出创新的才华，又有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他兢兢业业，一往直前。虽然他平时工作很忙，但他总是抽出时间去外地视察，体恤民情。他特别关心那些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设施。他每到一地，总是先参观医院、学校、社会福利中心等单位。 他的严谨的态度是在读书时养成的。在中学期间，他品学兼优。1960年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读书。1967年获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该校庆祝建校150周年时，校长从比利时来到扎伊尔，亲自授予肯戈总理一枚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高荣誉勋章。他还先后获得过乍得、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埃及等国的各种荣誉勋章。 他于1968年1月回国后一直在蒙博托总统身边工作。1975年1月起任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常委，并于1979年出任司法委员会主席。1982年11月，他第一次出任全国执行委员会第一国务委员（即总理），由于成绩卓著，他于1985年7月再次出任第一国务委员、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1986年4月，扎伊尔全国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肯戈第三次出任第一国务委员。 肯戈的政绩和三次连任是否已经有功高盖世之嫌了呢？他的政治前途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呢？ 对此，蒙博托是有所考虑的。 “应该让他挪动一下了。”他心里想。最近，他经常听到高层人士对肯戈的一些议沦。这些议论有些是直接向他反映的，有些是间接听到的。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肯戈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年合作过程中过于软弱，对西方国家提出的援助扎伊尔的苛刻控制条件没有进行必要的斗争，而是一味迎合西方要求，对扎伊尔的经济实行紧缩政策。对此，蒙博托总统亦有同感。 第二，肯戈有野心。他有学历．有政治才干，有创新精神。为了给自己捞政治资本，他每次视察总是贴近最基层。以争取民心。他的三次连任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还千方百计地与西方国家拉关系，以在国际上赢得声望。确实，蒙博托在听到这些议论后有所感触。虽然肯戈一直在他面前勤勤恳恳，但肯戈的才干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在西方国家和扎伊尔人民中的威望使他决定：必须让他离开总理这一至关重要的职位。 第三，肯戈过于严厉，缺乏人情味。这当然是针对他的反腐败斗争而言。他在紧缩经济、削减政府人员的同时，也对财政金融秩序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同时狠狠打击了一批贪官污吏。一些追查也慢慢地触及了最高层的利益。虽然反对浪费、制止浪费是蒙博托总统自己提出来的，但肯戈在追查挪用公款上的努力使蒙博托明显地感受到了压力。 特别令蒙博托总统头痛的是，肯戈总理已经逐步在通过舆论报刊作各种宣传：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走私和偷税漏税的运动。 走私一直是令扎伊尔政府十分头痛的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与走私的人大部分是政府里的高层官员： 1977年的第一个月，扎伊尔高层参与的走私和贪污活动就使国家财政损失外汇多达3．3亿美元。 农业部长贪污了发给下扎伊尔地区农民的救济款的12%的款项，官员们还把美国援助的大米在黑市上高价出售，并将50～100万美元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更有甚者，扎伊尔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节参与了毒品走私，这不仅何损于政府官员的形象，也大大损害了扎伊尔政府的国际形象。 那是1984年的年底，驻外国的使节和在外工作的人都忙着回国。他们在国外购买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准备回家过圣延节。 里斯本的国际机场。 一辆银灰色的飞机正在跑道上停着，这是飞往卢森堡的班机。 在检票口上，一名非洲人正在焦急地等待，他手里推的行李车上放着大包小包。他一边看着检票口，一边有点魂不守舍。 正在负责行李检查的葡萄牙机场警卫注意到这一情况。通过和机场总部联系，又与国际刑警总部联系后，机场警卫处决定了此人就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扎伊尔人——个经常以外交人员身份进行毒品走私的案犯。 经过搜查，发现他的一只箱子里装满了大麻，而另一只皮箱里全部装的是海洛因，装有海洛因的箱子上已贴好了标签，是邮给扎伊尔驻卢森堡大使馆的。此事成了葡萄牙各种报纸第二天的头版新闻： “一名非洲毒品走私犯在机场被捕” “扎伊尔外交官卷入毒品走私案” “海洛因的旅行：金沙萨—里斯本—卢森堡” 当蒙博托从国外媒体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责令肯戈一定要查清楚： “这些外交官难道不懂得他们代表的是哪一个国家吗？” 肯戈动作迅速，马上作出了部署。 1985年1月2日，扎伊尔政府驻布鲁塞尔特命全权大使齐布瓦布凡·阿希拉·帕希奉召回国，他是一年前刚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大使的； 同一天，扎伊尔政府驻纽约联合国首席代表伊农戈·洛孔戈·洛梅被召回国，他曾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担任过外交和司法部长等要职。 官方的通讯社说，这样做是为了加强人民革命运动党的纪律。据消息灵通人士报告：有些政府官员参与了国际毒品走私案件，这些人严重损害了扎伊尔在国外的形象。 随后，涉嫌贪污、讹诈的中央委员卡马伊·迪·瓦·卡巴伊迪也被解除了金沙萨省省长职务。 肯戈掀起的这场打击腐败走私的运动狠狠惩罚了一批勾结商上放着大包小包。他一边看着检票口，一边有点魂不守舍。 正在负责行李检查的葡萄牙机场警卫注意到这一情况。通过和机场总部联系，又与国际刑警总部联系后，机场警卫处决定了此人就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扎伊尔人一个经常以外交人员身份进行毒品走私的案犯。 经过搜查，发现他的一只箱子里装满了大麻，而另一只皮箱里全部装的是海洛因，装有海洛因的箱子上已贴好了标签，是邮给扎伊尔驻卢森堡大使馆的。此事成了葡萄牙各种报纸第二天的头版新闻： “一名非洲毒品走私犯在机场被捕” “扎伊尔外交官卷入毒品走私案” “海洛因的旅行：金沙萨—里斯本—卢森堡” 当蒙博托从国外媒体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责令肯戈一定要查清楚： “这些外交官难道不懂得他们代表的是哪一个国家吗？” 肯戈动作迅速，马上作出了部署。 1985年1月2日，扎伊尔政府驻布鲁塞尔特命全权大使齐布瓦布凡·阿希拉·帕希奉召回国，他是一年前刚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大使的； 同一天，扎伊尔政府驻纽约联合国首席代表伊农戈·洛孔戈·洛梅被召回国，他曾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担任过外交和司法部长等要职。 官方的通讯社说，这样做是为了加强人民革命运动党的纪律。据消息灵通人士报告：有些政府官员参与了国际毒品走私案件，这些人严重损害了扎伊尔在国外的形象。 随后，涉嫌贪污、讹诈的中央委员卡马伊·迪·瓦·卡巴伊迪也被解除了金沙萨省省长职务。 肯戈掀起的这场打击腐败走私的运动狠狠惩罚了一批勾结商人走私的官员，但也受到了政权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都向蒙博托施压。蒙博托已经拿定了主意：肯戈必须离开第一国务委员这一职务。 然而，肯戈就任总理期间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扎伊尔民众中的威望也是不容忽略的。看来，唯一明智的办法是将他调离。 “不过，首先应对他有所表示，让他吃一颗定心丸。”蒙博托此时已成竹在胸。 不久，蒙博托总统颁布命令，授予肯戈·瓦·东杜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在扎伊尔，这是对有突出贡献的人的特殊表彰。为了表彰肯戈总理和他的内阁的出色工作，蒙博托还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你们是一支赢了球的队伍。”蒙博托在庆功会上这样称赞肯戈总理的班子 在蒙博托执政的近20年中，为在任第一国务委员举行这样盛况空前的活动是很不寻常的，这确是给肯戈总理的一种殊荣。肯戈沉浸在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激情之中。但他也有些不安，蒙博托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担任全国执委会第一国务委员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1986年10月29日，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第12次会议闭幕。这次会议的精神是：振兴和整顿扎伊尔经济；将以后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的合作纳入国内发展规划的范畴，以实现在对外开放中的经济独立。 10月31日，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宣布对扎伊尔政府进行重大改组，这已是蒙博托继任第三届总统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进行的第五次政府改组。这次改组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取消第一国务委员（总理）一职，由蒙博托·塞塞·塞科行使全国执委会（政府）首脑的职务。 第二，原第一国务委员肯戈出任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部 虽然在此之前金沙萨就传言肯戈总理要下台，但这一宣布毕竟还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看来，肯戈的反腐败举措确实得罪了一些人，蒙博托也担心他的威望会超过自己，便采取了这一断然措施。 肯戈并非第一个遭此命运的人。 恩古扎·卡尔·伊邦德是另外一颗扎伊尔政坛过早陨落的政治新星。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也是在比利时完成大学学业的，在鲁汶天主教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学士学位后，他回到祖国。28岁即出任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又先后担任驻瑞士大使兼驻联合国日内瓦专门机构代表、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党委书记。 几经政治波折后，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于1980年8月任第一国务委员；同年9月任人民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委员。年方40岁就出任扎伊尔这样一个非洲大国的总理，这充分说明了恩古扎·卡尔·伊邦德的政治才华和潜力。但是，他与蒙博托出现了分歧，也为蒙博托所不容。1981年4月12日，他以检查身体为名出走，从此流亡比利时。虽然我们对他们的具体分歧不得而知，但从恩古扎·卡尔·伊邦德所著的《蒙博托—扎伊尔罪恶的化身》一书和他在美国国会就蒙博托政权贪污腐化多次作证这一事实看，他对蒙博托的贪污腐败是难以接受的，他与蒙博托的分离也是必然的。 1982年，蒙博托又对议会开刀。他一直对1979年扎伊尔议会指责他挪用公款的行为怀恨在心。这一年，13位扎伊尔议员因不顾政府法令而另建新党，结果被判处15年徒刑。在回答记者就此事提出的责难和疑问时，蒙博托是这样解释的： “宪法要求每个属于人民革命运动范围的公民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这不是我蒙博托说的，而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宪法是表决通过的，这也包括你所说的那13位议员，他们知道只要宪法不修改，他们就不能创建另外的党。” 这番话确实冠冕堂皇。但是，于1986年9月“失踪”的基巴萨·马利巴的遭遇却并不是根据宪法可以解释的。 基巴萨·马利巴不顾蒙博托关于不接受第二个政党的禁令，创建了扎伊尔的反对党—一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并担任了该党主席。基巴萨·马利巴对贪污这一现象有自己的看法。 第一，扎伊尔的社会现实是生产贪污的温床。很多人无法生存，他们贪污的目的是为了安宁。因此，要反对贪污腐化就必须反对滋生这种现象的制度。 第二，西方国家对扎伊尔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负有责任。他十分同意瑞士社会学家让·齐格勒的观点：“从贪污和对非洲人的剥削得来的钱都在我们的银行里：它维持了我们自己的扩张。” 1986年6月10日，有人在金沙萨的街头巷尾发现了上万份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揭露蒙博托总统及其统治集团贪污腐败的传单。散发者中间有学生，也有工人。 “看，扎伊尔终于出现了反对党，这下有好看的了。”一位店员一边看传单，一边说着。他那种高兴的情绪溢于言表。 “那可不一定。蒙博托先生可不是好惹的。基马萨·马利巴的日子不会好过。”他的同事似乎更现实一些，对扎伊尔政权的一贯做法也很有看法。 他的判断一点没错。 6月11日，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的7名负责人—其中包括基巴萨·马利巴—突然被流放到他们各自的家去了。 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消息说明了流放的理由： —一有可疑的态度和行为； ——策动大学生造反； —一散发攻击国家元首的煽动性传单； ——同一些友好国家如美国大使馆经常保持秘密的和夜间的接触。 基巴萨·马利巴从此失踪了。他患有糖尿病，也没有带上药。人们不知道他的去向。官方报纸说，他被家乡沙巴的农民赶走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再回来。” “这是一派胡言。”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驻法国的代表马纳拉·卡明滕加愤怒地说，“这不可能。我坚信是有人把他再次投入了监狱。但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呢？” 基巴萨·马利巴一直是蒙博托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对扎伊尔政权的腐败作风猛烈抨击，连蒙博托总统也不放过。他从不向权贵低头，嫉恶如仇。早在1985年11月，蒙博托就命令总统特别卫队的一支别动队对他的住宅进行过袭击。 当时，他的妻子怀有身孕，正躺在家中休息。被称为扎伊尔“通顿马库特”的别动队突然闯入基巴萨·马利巴的住宅。卫兵们借检查为名，肆意乱来，翻箱倒柜。他妻子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想爬起来制止，却被这些别动队队员毒打了一顿。随后，他们洗劫一番，扬长而去。 基巴萨·马利巴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无所畏惧，一如既往。他明白：扎伊尔已被蒙博托的一党专制封锁了，必须有人来打破这种局面，而这决不能指望外国人。他被禁止发表言论，并经常受到监视，但他仍然利用各种机会揭露蒙博托政权的腐败。 但是，这次他的命运如何呢？不得而知。 反腐败：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腐败已成为不发达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皮埃尔·佩昂在他的名著《黑钱》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无疑是对的。 然而，他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在不发达国家，腐败既是结 256果，也是原因；有时是结果，有时则是原因。人们对待腐败现象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将它看作是社会新闻，另一些人则对它司空见惯。 在扎伊尔，既然从合法途径进行反腐败已变得愈来愈困难。甚至已不可能；对腐败现象的反抗开始采取不正常乃至非法手段。人们已日益认识到，这里的腐败与专制、不民主的统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消除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必须改变蒙博托集团的统治制度。 早在1977年3月前苏联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矿产资源省沙巴以后，各种各样的反对派纷纷出来活动。这些组织背景不同，政治主张各异．各派之间的利害冲突也较多。 这些组织中有武装活动和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个： 刚果民族解放阵线，总部设在安哥拉。 卢蒙巴主义统一党，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甚密。 刚果人民革命党，总部设在基伍省。主席就是在1997年5月 18日赶走蒙博托并登上总统职位的卡比拉。 姆博戈阵线，由刚果民族运动党卢蒙巴派的成员在1978年新组织起来的。 刚果复兴行动运动，1964年在比利时成立，是得到比利时支持的最大的反对派组织。 在蒙博托的严密控制下，这些反对派组织或是在国外活动，或是在农村山区存在。 80年代后期．多党制的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大陆。反对派又开始活动。1987年9月，扎伊尔10多个反对蒙博托总统的组织代表参加了由刚果民主社会主义党（总部设在洛桑）主持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向腐败的蒙博托政权宣战。 蒙博托对付反对派素来是颇有手段的。除了狠狠打击以外，还有分化和拉拢等办法。他经常派出特工人员或政治警察打入流亡在外的扎伊尔政治组织，散布政治谣言，挑拨离间，从而在各派政治力量中挑起不和。 拉拢也是他常用的方法。恩古扎·卡尔·伊邦德流亡4年后，于1985年6月初扎伊尔准备庆祝25周年时在布鲁塞尔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愿意回国效力。蒙博托马上发出信息，欢迎他回国服务，并表示祖国“不能抛弃任何一个知错而改的孩子”。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于6月下旬回到扎伊尔，蒙博托随后即委任他为扎伊尔驻华盛顿大使。这一举动对国外的蒙博托反对派是一个沉重打击。 1987年，蒙博托又同重要的反对派组织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取得和解，该党的负责人包括齐斯凯迪均在和解条约上签了字。这些反对派领袖都被任命为执政党人民革命运动的中央委员，有的还委以重任。 1988年1月16日，扎伊尔首都金沙萨。 大约500名反对派在市中心举行了反对腐败的蒙博托政权的集会游行。集会者发表演说，高呼口号，“我们必胜！”“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万岁！”“我们为齐斯凯迪而献身！”一些武装军警对集会游行者进行了镇压，当场打伤数名示威者，并逮捕了数十人。集会最后被警察驱散。 这次群众示威游行的组织者是刚果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的领导人齐斯凯迪。他一直在比利时从事反扎伊尔政府的活动。1988年1月8日，他从布鲁塞尔返回金沙萨。 仅仅用了不到8天的时间，他即组织了这场颇具规模的集会。必须看到，要在蒙博托总统控制下的金沙萨召集这样的游行集会并非易事。政治警察、特工人员、打小报告者无处不在，从事反政府活动是有生命危险的。齐斯凯迪在集会上宣布：一个月后，他将成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 在武装军警的镇压下，齐斯凯迪头部受伤。他被逮捕后，很快被警车送到厂拘留所。当天，国家安全法庭便对他进行了审讯。最后，国家安全法庭指控齐斯凯迪等人犯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齐斯凯迪拒绝接受法庭的审判，并用“绝食”来表示抗议。法庭不得不中止对他的审讯，将他送进了金沙萨精神病院，并由一个专门的精神病治疗小组对他进行检查。当时正在布隆迪出席大湖地区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的蒙博托亲自下令批准了国家安全部门的镇压行动。 多党制之风愈刮愈烈，扎伊尔国内的反对派的压力也愈来愈大，人民要求革除腐败政治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 1990年4月26日。 这是扎伊尔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 蒙博托·塞塞·塞科的声音出现在全国广播上。他宣布了以下几条政策： ——扎伊尔将允许三个政党合法化； ——人民革命运动将不再拥有特殊地位； ——他将离开人民革命运动，但在扎伊尔人民的要求下将继续担任总统； ——将重新制定宪法，并在大选前建立过渡政府； —一在1991年4月24日之前将通过选举产生新政府。 这是蒙博托政权的迫不得已的让步，这一让步是在扎伊尔人民批评浪潮的冲击下勉强作出的。 早在1990年初，蒙博托总统在全国进行巡视，征求公众对他统治的评价，力图为自己的政权寻找民众支持的证据。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商业团体、教堂、工会、学生和个人向他提出了数以千计的意见。大部分意见是针对扎伊尔政府和蒙博托本人的，他们指责蒙博托总统和他的亲戚、亲信、朋友和同乡贪污腐败和专权的无耻行径。 这些意见、批评甚至谩骂是直言不讳的，充分体现了扎伊尔人民心中的怨恨和他们对这一腐败政权的不信任。 蒙博托被深深震撼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第一次体会到了扎伊尔对民主的渴望。他的“决不允许第二个政党存在”的誓言动摇了。蒙博托没有直接回答这些批评。他允诺：“将尊重大多数人意愿。我们将共同进行大多数人要求的改革。” 这就是蒙博托总统的4月24日讲话的原由。 金沙萨的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这是他们斗争了几十年才赢得的胜利。 多党制只是一种条件，它可能带来相对的公平，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扎伊尔人民面临着新的考验。 4月25日，也即蒙博托总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将在扎伊尔实行有限多党制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让一路易·雷米勒采访了蒙博托。 问：你放弃了一党制观念，宣布要实行联合会式的多元制和进行宪法改革。改革之风是否也吹到了扎伊尔？ 答：我从来都不是根据某某国家决定采取的措施下决心的。非洲有自己的问题，我相信非洲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每当人们想引进一种照抄外国的制度时，结果都是失败。我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几个月以来跑遍全国进行了调查。我与民众进行了直接对话。我听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声音，听到了批评，也听到了恭维，但王要是听到了批评……我打开了意见薄，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成千的扎伊尔人对我们的党、各个部和我本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将超脱于各政党之上，超脱于各种争论和情绪，以此作为一种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进行变革的条件…… 问：是什么事件促使你走上了这条道路？ 答：对非洲和扎伊尔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的思考促使我走 这条道路。没有发生抗议运动，也没有发生示威游行。民众是平静民心中的怨恨和他们对这一腐败政权的不信任。 蒙博托被深深震撼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第一次体会到了扎伊尔对民主的渴望。他的“决不允许第：二个政党存在”的誓言动摇了。蒙博托没有直接回答这些批评。他允诺：“将尊重大多数人意愿。我们将共同进行大多数人要求的改革。” 这就是蒙博托总统的4月24日讲话的原由。 金沙萨的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这是他们斗争了几十年才赢得的胜利。 多党制只是一种条件，它可能带来相对的公平，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扎伊尔人民面临着新的考验。 4月25日，也即蒙博托总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将在扎伊尔实行有限多党制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让一路易·雷米勒采访了蒙博托。 问：你放弃了一党制观念，宣布要实行联合会式的多党制和进行宪法改革。改革之风是否也吹到了扎伊尔？ 答：我从来都不是根据某某国家决定采取的措施下决心的。非洲有自己的问题，我相信非洲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每当人们想引进一种照抄外国的制度时，结果都是失败。我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几个月以来跑遍全国进行了调查。我与民众进行了直接对话。我听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声音，听到了批评，也听到了恭维，但王要是听到了批评……我打开了意见薄，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成千的扎伊尔人对我们的党、各个部和我本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将超脱于各政党之上，超脱于各种争论和情绪，以此作为一种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进行变革的条件…… 问：是什么事件促使你走上了这条道路？ 答：对非洲和扎伊尔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的思考促使我走 这条道路。没有发生抗议运动，也没有发生示威游行。民众是平静的，负责任的，尽管我国经济遇到了困难。我向民众表示敬意。 问：这种改革将在非洲蔓延。你不会使你的同行（即其他非洲国家元首）陷入困境吗？ 答：在作出这些决定以前，我没有征求其他非洲国家元首的意见。我征求了扎伊尔人民的意见，他们表示了愿望，我认为那些愿望是合法的…… 问：你重新确定了国家元首的作用。你是否感到受到了攻击？ 答：绝对没有。以往的情况都表明，人民希望我继续领导扎伊尔。但在多党制中，我不能继续担任党的首脑。我现在要超脱于一些争论之外。我认为，新的政党的出现对青年人来说也是投身国家生活并更好地参与国家生活的机会。值此2000年即将到来之际，人们不能无所作为…… 蒙博托说的是实话，或大部分是实话。 民众的抱怨“并不美妙”，批评甚为尖锐。 ——扎伊尔社会基础设施状况恶化； ——医院缺乏设备，医务人员没有受过正规的培训； ——学校的设备不足，小学、中学、大学和寄宿学校都面临着学生过多的问题； ——交通网和通讯设备及电信服务日益恶化，令人担忧； ——苛捐杂税繁多； ——繁琐复杂的行政手续令人难以容忍。 最多的当然是对腐败现象的指责。 蒙博托是一个机灵的统治者。他想将多党制限于3个政党，他自己作为局外的仲裁者以便于控制。这次他失算了。到1990年底，他不得不宣布实行无限多党制。扎伊尔政党数量在几个月内一下增至100多个。 1991年10月14日是蒙博托·塞塞·塞科的61岁寿辰。在他的生日宴席上，场面之奢华可以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元首自愧不如。为厂保障供应的便捷和安全，这位被称为“世界首富”的总统先生特地从欧洲租来了为“大豹”宫廷运送食品的飞机！而此时的扎伊尔民众正在受通货膨胀的煎熬。 一袋大米的价格为10多万扎伊尔币； 可扎伊尔人的平均工资才7．5万扎伊尔币！ 扎伊尔人开始公开表示他们的愤怒，“扎伊尔全部问题的症结首先在蒙博托，他应该下台。”这种议论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在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听见。 一份报刊是这样评论自己国家的总统的： “像齐奥塞斯库、多伊以及很多被废黜的独裁者一样，蒙博扎不愿、大概也不想承认这人显而易见的现实：像齐奥塞斯库一样，直到最后一刻（这一时刻对蒙博托大概也不会太远了），蒙博托还以为扎伊尔人民是与他站在一起的，怨恨他的仅仅是他的政治对手。” 开放党禁4个月后，蒙博托的反对派克服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于8月31日制定了一份宪章，要求举行全国协商，由扎伊尔社会各个部分一起审查政府过去的错误，清算腐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蒙博托又不得不作出让步：全国协商于1991年4月29日举行。 蒙博托原来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并不打算退缩，其现任领导人温德瓦韦·特·佩马科指出：“全国协商是为了商讨问题而进行内会晤，回顾过去是为了建设未来，但要当心的是有人想把全国协商变成算总帐。” 确实如此，反对派是要算总帐。他们号召扎伊尔人在全国协商应用行动表示自己的态度：在4月21日举行和平进军，在22日和 3日举行总罢工，在24日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4月25日开始举行一场平民的反抗宣传运动。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的领导人艾蒂安·齐斯凯迪在4月15日向5万人发表了演说。所有这些活动只有一个信息：蒙博托必须辞职。 蒙博托在压力下继续固守自己的权力地位。7月22日晚，扎伊尔总统提出建议：让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领导人齐斯凯迪出任总理。蒙博托的这一提议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可谓匠心独具，一箭三雕。 其一，通过任命反对派领袖为总理，可表明他蒙博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前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领导人。 其二，这一任命可以使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闭嘴，从而引起其他反对派组织的不满。这样可以达到分化瓦解反对派的目的。 其三，扎伊尔经济一塌糊涂。到6月份，通货膨胀已达50%，因饥饿而发生的骚乱已造成了数十人死亡。齐斯凯迪不可能在一二年内改变这种状况。到时候，将他作为经济危机的替罪羊，名正言顺。 然而，结果又一次出乎蒙博托意料之外：齐斯凯迪断然拒绝了蒙博托总统关于要他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这是他在听取了反蒙博托阵线的劝告后作出的决定。 蒙博托政权的下场 蒙博托是靠军队起家的，军队在扎伊尔的地位也是其他社会集团所不能比拟的。例如，在1980年，扎伊尔议会决定在审议国家预算之前对政府各部门的官员进行质询，蒙博托即作出规定，军队将军不受议会质询。这表明了军队在扎伊尔的特殊地位。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腐败现象的加深，军人们的不满也在加强。他们看到自己的长官住的是别墅，开的是豪华车，还有的公开养着情妇。军人们自己不仅军饷较低，有时还不能按时领取。有的士兵们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向一些街头的小流氓出租他们的军服，有时为了讨价还价而争得面红耳赤。 军人们也正在失去控制。 1991年，扎伊尔的经济已经失去控制，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每年500%的创纪录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失去了帮助扎伊尔重建经济的兴趣。军队陷入内讧，士气过于低落。扎伊尔处在危机之中。 9月23日，星期一。 清晨，扎伊尔的首都金沙萨突然响起了枪声。从自动步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可以判断，出事地点是从思吉利机场附近传来的。枪声还渐渐传到市中心。 “快跑吧！士兵抢商店了。”街上一些人边跑边喊。 “军人抢仓库了！”一辆卡车上挤满了人，大家在嚷嚷，有的人急得满头大汗。有的人吓得直哆嗦 9点30分，扎伊尔通讯社发布消息。 原来，驻扎在金沙萨的恩吉利机场附近的空降部队和扎伊尔空军的一些军人一直抱怨军饷太低，并期望在9月20日（星期五）发薪时给他们增加薪水。然而，事情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薪水并未增加．一些军人因而拒绝领取薪水，并劝阻其他的士兵也不要领，对一些已经领了薪水的同伴，他们或是劝说，或是威胁。最后，他们决定以骚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一部分军人抢劫了海关的仓库，造成了很大的物质损失。有的士兵还放火焚毁了带不走的东西。在商业区，除了一些士兵之外，还有一些趁火打劫的人。他们肆无忌惮地冲进几家最大的商业中心，随心所欲地抢劫各种贵重物品和日常用品。随后，骚乱波及了其他城市。 扎伊尔通讯社还报道：金沙萨发生的骚乱造成了大约15人死亡，很多人受伤。受伤的人中间有老人、妇女。政府军于9点30分就控制了恩吉利机场附近的局势，整个首都的秩序也开始逐渐恢复。 由于金沙萨的法国侨民多达3500人，法国政府从布拉柴维尔派出了100名法国伞兵。这些士兵乘专机抵达布拉柴维尔，又从这里乘刚果的一艘民用船抵达扎伊尔河对岸的金沙萨。比利时政府也宣布，一个团的比利时伞兵特遣队已离开布鲁塞尔前往扎伊尔这500名比利时军人的任务是保护那些希望离开金沙萨的比利时人撤走。 愤怒的示威者也乘机行动。他们冲进执政党人民革命运动的总部，捣毁了总部，抢走了各种物品后放火烧毁了这幢建筑物。 法国《回声报》在9月26日根据派驻金沙萨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分析了这次骚乱的主要原因： “……对一个处于经济崩溃边缘、部落冲突不断的国家来说。两天人民起义的代价是沉重的。金沙萨和其他主要城市的抢劫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 据无国界医生说，这次暴力事件的背景是长期以来困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执政26年的蒙博托总统全力阻挠多党制的出现，而国家经济则陷入危机之中。国家管理不善导致经济下跌（1990年负增长3%），此外，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年增长率超过500%），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今天，中央银行无法保持任何汇率，外汇储备告罄。尽管国库空虚，扎伊尔政府还是被迫在最近几个月大幅度提高工资，但时至今日无法兑现。 扎伊尔近几个月更换的几届政府的经济失策中还包括腐败，这已蔓延到扎伊尔的所有经济和政法部门，阻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家元首蒙博托元帅就是突出的例子，据他的反对者估计，他个人积累的财富相当于全国外债（90亿美元）的四分之三……” 骚乱平息后，反对派领袖、扎伊尔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领导人齐斯凯迪被推荐作为组成危机内阁的负责人。 10月16日，齐斯凯迪进行总理就职宣誓。誓词原文的内容是：“在代表国家的共和国总统面前，我宣誓服从扎伊尔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齐斯凯迪对这一誓词极为反感，因而在宣誓时有意删去了誓词中共和国总统前面“代表国家的”这几个字和“宪法”一同。当总统发言人要求他纠正这一作法时，齐斯凯迪声明，出于个人信念方面的原因，他不进行纠正。 蒙博托总统为此解除了齐斯凯迪的总理职务，扎伊尔再次发生暴力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镇压。经过几次反复，蒙博托总统任命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为扎伊尔总理。一年后，齐斯凯迪被全国会议选为总理，4个月后又被蒙博托解除了职务。结果又是一场暴乱。 1993年2月初，在首都金沙萨又发生了一场兵变。军人闹事的原因与1991年9月份的那次一样，军饷微薄，下发迟缓，货币不断贬值，高官们贪污腐败。尽管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扎伊尔的前景愈来愈难以预料。 在随后的三年里，蒙博托与反对派展开了拉锯战似的争斗。虽然蒙博托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各种方法使反对派俯首称臣，但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薄弱，西方大国几乎都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派系斗争、民族冲突、经济危机、军人叛乱，所有这一切使扎伊尔陷入日益恶化的境况之中。 1996年8月，蒙博托身患癌症的消息公布。扎伊尔也因政治腐败而患上了癌症。人们在静心等待着一场巨变。蒙博托总统的政权早已腐烂。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偷税漏税使国家预算由80年代的15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3亿美元，这对一个拥有4500万人口的大国来说，可谓微不足道。为了维持国家机器各个部门的运转，自1990年以来，国家只好大量印制钞票。扎伊尔的年通货膨胀率为350～2000%％。 此时，扎伊尔东部发生危机。这一危机将1965年曾进行过反蒙博托游击战的洛朗一德西雷·卡比拉推到了扎伊尔政治舞台的前台。 卡比拉何许人也， 早在1965年，当格瓦拉在非洲进行游击战争时，他与格瓦拉有次在坦桑巴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见了面。格瓦拉对卡比拉的印象是：头脑清醒、务实、信念坚定，他完全懂得首要敌人是北美帝国主义。1967年成立了刚果人民革命党。1975年，卡比拉抓了4名人质，靠着得到的赎金，他建立了自己的抵抗组织，并一直在山区活动。 前苏联于1977年和1978年两次策划前加丹加宪兵入侵沙巴省时，他均未响应。他是个典型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信念．反对任何企图分裂自己祖国的行动。前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认为他是“中非地区最可怕的反叛领袖”，是一个政治经营家，一叶‘搞颠覆的行靠着坚定的信心．再加上广资金的保障．他将来必定前途光明，前苏联一直对他十分重视。 1984年12月，卡比拉接受了《亚洲》周刊的采访。他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人民应当在那些熟悉阶级斗争的干部领导下团结起来，以便建立一个革命的民主政权。在这个社会里，无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还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都可以领导国家，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了。” 后来，他在军事上并不成功，将自己的游击队撤到扎伊尔东部的山区。从SO年代中期起，他在中非地区培养自己的力量，并且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和卢旺达的铁腕人物保罗·卡加梅都成了他的“朋友”。他的军事基地主要靠经营贸易维持，通过扎伊尔东部山区向布琼布拉和达累斯萨拉姆出口黄金。 正是这个人最后推翻了维持了3O多年的蒙博托独裁统治。事情的导火线又是在扎伊尔东部。 1996年9月，扎伊尔政府军队和班亚穆伦格人在基伍地区发生冲突。扎伊尔当局谴责卢旺达。齐斯凯迪对这一誓词极为反感，因而在宣誓时有意删去了誓词中共和国总统前面“代表国家的”这几个字和“宪法”一同。当总统发言人要求他纠正这一作法时，齐斯凯迪声明，出于个人信念方面的原因，他不进行纠正。 蒙博托总统为此解除了齐斯凯迪的总理职务，扎伊尔再次发生暴力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镇压。经过几次反复，蒙博托总统任命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为扎伊尔总理。一年后，齐斯凯迪被全国会议选为总理，4个月后又被蒙博托解除了职务。结果又是一场暴乱。 1993年2月初，在首都金沙萨又发生了一场兵变。军人闹事的原因与1991年9月份的那次一样，军饷微薄，下发迟缓，货币不断贬值，高官们贪污腐败。尽管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扎伊尔的前景愈来愈难以预料。 在随后的三年里，蒙博托与反对派展开了拉锯战似的争斗。虽然蒙博托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各种方法使反对派俯首称臣，但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薄弱，西方大国几乎都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派系斗争、民族冲突、经济危机、军人叛乱，所有这一切使扎伊尔陷入日益恶化的境况之中。 1996年8月，蒙博托身患癌症的消息公布。扎伊尔也因政治腐败而患上了癌症。人们在静心等待着一场巨变。蒙博托总统的政权早已腐烂。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偷税漏税使国家预算由80年代的15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3亿美元，这对一个拥有4500万人口的大国来说，可谓微不足道。为了维持国家机器各个部门的运转，自1990年以来，国家只好大量印制钞票。扎伊尔的年通货膨胀率为350～2000%。 此时，扎伊尔东部发生危机。这一危机将1965年曾进行过反蒙博托游击战的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推到了扎伊尔政治舞台的前台。 卡比拉何许人也， 早在1965年，当格瓦拉在非洲进行游击战争时，他与格瓦拉首次在坦桑巴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见了面。格瓦拉对卡比拉的印象是：头脑清醒、务实、信念坚定，他完全懂得首要敌人是北美帝国主义。1967年成立了刚果人民革命党。1975年，卡比拉抓了4名人质，靠着得到的赎金，他建立了自己的抵抗组织，并一直在山区活动。 前苏联于1977年和1978年两次策划前加丹加宪兵入侵沙巴省时，他均未响应。他是个典型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信念，反对任何企图分裂自己祖国的行动。前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认为他是“中非地区最可怕的反叛领袖”，是一个政治经营家，一个搞颠覆的行家。靠着坚定的信心。再加上资金的保障，他将来必定前途无量。前苏联一直对他十分重视。 1984年12月，卡比拉接受了《亚洲》周刊的采访。他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人民应当在那些熟悉阶级斗争的干部领导下团结起来，以便建立一个革命的民主政权。在这个社会里，无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还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都可以领导国家，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了。” 后来，他在军事上并不成功，将自己的游击队撤到扎伊尔东部的山区。从80年代中期起，他在中非地区培养自己的力量，并且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和卢旺达的铁腕人物保罗·卡加梅都成了他的“朋友”。他的军事基地主要靠经营贸易维持，通过扎伊尔东部山区向布琼布拉和达累斯萨拉姆出口黄金。 正是这个人最后推翻了维持了30多年的蒙博托独裁统治。事情的导火线又是在扎伊尔东部。 1996年9月，扎伊尔政府军队和班亚穆伦格人在基伍地区发生冲突。扎伊尔当局谴责卢旺达训练的3000名班亚穆伦格人参加了战斗。一个月后，反政府武装起事的南基伍省乌维拉爆发战斗；反政府武装占领乌维拉后表示：他们意在推翻蒙博托总统，并宣布建立刚果（扎伊尔）解放民主力量联盟。 11月1日，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北基伍省首府戈马，冲突日益加剧。5日，参加内罗毕首脑会议的8个非洲国家呼吁建立一支中立多国部队进行干预；4天以后，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当时的秘书长加利筹备建立一支以人道主义援助为目的的多国部队。 11月15日，安理会授权部署一支以人道主义援助为目的的多国部队。 12月17日，蒙博托总统在离开4个多月后重新回到扎伊尔，以便改组内阁和重新掌握军队。他任命马海莱·列科将军为军队总参谋长，并首次授权指挥总统特别师。到12月25日，反政府武装力量在卡比拉的率领下占领了位于扎伊尔东北部的布尼亚。 1997年1月2日，蒙博托宣布要进行一场“全面和快速的”反击。经过20天的准备和外线作战，扎伊尔政府军以上扎伊尔省首府为基地对反政府力量进行反击，“继续战斗并收复失地。”然而，政府军的努力并未成功。尽管蒙博托元帅还花钱请了雇佣军，并用这些雇佣军使用扎伊尔武装力量的苏制“MI—24”式直升机在瓦利卡莱地区袭击了反政府军队的给养车队，但卡比拉的军队势如破竹。 到1月底，反政府军队已兵分几路，从几个方向同时推进。几天后，位于坦噶尼喀湖边的卡莱米港落入卡比拉之手。随后，他的军队进入了扎伊尔最富饶的沙巴省。蒙博托赶紧从摩洛哥返回扎伊尔，并组织扎伊尔空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空袭行动，轰炸反政府军所占领的地区。结果导致不少平民被害，受伤的人中间也大部分是平民。 2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一项“五点和平计划”，要求交战双方立即休战，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包括雇佣军。金沙萨政权勉强接受了这项计划。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特使穆罕默德·萨努恩完成了在扎伊尔的使命后，离开了金沙萨。 非洲五国外长也参与了斡旋，他们与金沙萨政权会晤，极力进行调解。南非总统曼德拉也极力促成双方的和解，经过与双方接触后，他宣布将在开普敦与卡比拉和蒙博托的代表会晤。然而，扎伊尔当局拒绝了非洲一些国家提出的召开首脑会议的邀请，并首先要求“外国军队”撤离扎伊尔。南非当局与双方商量后，宣布蒙博托与卡比拉的谈判地点设在开普敦。 反政府武装宣布放慢军事行动，表示愿意与金沙萨政权进行谈判，扎伊尔政府则表示拒绝与卡比拉进行任何谈判。反政府军队继续向前推进，其速度远非蒙博托所能预料。 2月22日，反政府军队占领卡利马； 3月15日，反政府军队又占领了基桑加尼。 3月26日，扎伊尔总统的代表与反政府军的代表举行首次会晤。 3月31日，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卢本巴希西北部的卡森加和卡米纳。 4月10日，扎伊尔第二城市卢本巴希被卡比拉的军队占领。 4月13日，反政府武装又夺取了西开赛省的卡南加和沙巴省的科卢韦奇。 5月2日，卡比拉军队占领了离金沙萨以北1000公里处的蒙博托的家乡利萨拉市。 5月4日，蒙博托与卡比拉在刚果黑角近海一艘南非军舰上举行首次单独会谈。 蒙博托时代已经结束了。这种结果就是蒙博托本人也没有料想到的。30多年的统治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被一个山区的游击队首领推翻了，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正是腐败摧毁了他的军队。他筹集的款项发给了各个军队领导人，命令他们去支付军饷，收买人心，购买坦克和其他军火。他没有想到，这些高官们将这些款项私吞后溜走了。早已盼望改变现状的扎伊尔军人已无心恋战。有的倒戈，有的参与抢劫，有的乘机溜走。当卡比拉的军队抵达蒙博托的家乡利萨拉市的时候，政府军早已将利萨拉抢劫一空，然后未进行任何抵抗就撤退了。 正是这次失守使蒙博托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了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决定。他在信中提出，扎伊尔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反政府军领导人卡比拉是夺取全部权力还是将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分享权力。 5月16日，蒙博托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他住了30多年的地方，前往与中非共和国接壤的边境重镇巴多利特。他发布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正式通告：我将不再领导政府事务。 第二天，瑞士政府立即宣布：从1997年5月I7日欧洲时间上午6时起，瑞上将冻结扎伊尔长期的统治者蒙博托及其家属在瑞士的全部资产；之所以颁布这项命令，是因为蒙博托已不再履行扎伊尔总统的权力。瑞士政府还在前一天下令查封了蒙博托早年在瑞士购买的萨维民的别墅。 1997年5月17日。卢本巴希。 洛朗·卡比拉宣布成立刚果民主共和国，并宣布自己就任国家元首。 这无疑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腐败葬送了这个政权。 人民审判了蒙博托为首的腐败集团。 虽然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虽然没有正式的审判书，但扎伊尔人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这个腐败透顶的政权送进了坟墓。 没过多久，蒙博托在摩洛哥凄凉地告别了人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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