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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中学不久，我们家从二道沟搬迁到了不远处的永安屯。家迁到这个村后，那年粮食打得很多，家境也有了好转。到了初三时，弟弟也从小学毕业考入我念的中学，兄弟俩在一个学校读书了，父母非常高兴。放寒假回家，有一天，父亲把我们兄弟几个招呼到一起说：“到了满洲后经历了千辛万苦，现在才有了生机。我们家出了两个中学生，真是了不得的事。现在也不愁吃饭难，你们把书念好也算是对得起我们了。” 他挨个瞧了瞧我们兄弟三人，接着又说：“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那时你们很小，可能记不得。我在远离故乡时，我对祖宗和亲戚犯下了罪啊！” 父亲说到此沉浸在那痛苦的回忆之中，他沉默了片刻便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原由。当时，父亲到牲口市场买了牛后，对收税人员指责税金太高。结果被带到税务所里，挨了打还罚了款。又有一次受骗上当，让人诈去一些钱。从此每况愈下，他不得不典当了家族田。家族田正是一般租种的农田，是为祖先的坟茔地而保存的全体义城金氏的地产。典当了这种田，其罪过是无比的。父亲恨不得早日离开这万恶的世界，但他不忍心撇下幼小的孩子，而是满含愧疚的泪水逃到满洲。讲到此，父亲从怀里拿出了300元日币放在我们面前郑重地说：“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也没有脸见故乡的亲戚们。因此，你们三人中谁拿这个钱回故乡替我还债和向亲人们谢罪，那我将死而无悔。” 这些年父亲从来也没有给我们讲过什么家族田的事。可是他始终记着那个叫他心酸的往事，而且在这10年艰苦的岁月里一分一分地积攒下300元钱。 “你们之间必须得有一个去一趟老家。”说完父亲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兄弟几人。 那时二哥已经成家了，他不好离开家，而弟弟又年龄大小。完成父亲使命的只有我了。正因为有了这件事，在离开故乡11年后我踏上了去故乡的路。 重返曾被迫离别故乡的我，此时心情无比沉重。当我走到黄田洞家乡的路口时心里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我一眼就看见了东西走向的村落和村前的亭子。故乡的景色与我童年的记忆相比只是小了一点，其他一切都那么美丽。我走的路正是我们趁黑夜逃离故乡时走过的小径。我走在路上想到离开故乡的那个晚上我们一家悲惨的样子，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进了村后，我第一个去找我们家族的尊长堂伯叔。一见面他并没有认出我是谁，当我报父亲姓名时他惊喜地起来抱住我。 他说：“你们还活着？父母都好吗？” “是，他们都很好。” “这些年你们一定很辛苦了，不管怎么人活下来就是万幸了。”他把我拉到跟前坐下，并用手抚摸我的头。 我把举家迁到满洲后的主要事情向他讲述一阵。正讲时临近的好几位亲戚来了，他们对我相当热情。 “我这次来是为了代表父亲向诸位亲戚谢罪。期间，诸位尊长因我家的事受累了。父亲一直内疚着。这些年在外背井离乡，生活刚刚好起来，这才有可能回来看一看。”接着我把父亲的话转述了一遍，并把300元钱拿出来送给各位亲戚。 “父亲说，只要赎回家族田，他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 “听了这话就很高兴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无论如何知道你们还活着，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这儿的亲戚大伙齐钱已经赎回了家族田，所以你把这个钱拿回去交给你父亲吧！”堂伯叔说完又把钱推到我的前面。 我无法收回这个钱。我再三说明父亲的意思后，堂伯叔收下了钱，并当众说将把钱作为家族基金留着用。 我不能在故乡住得久了，因为家家户户都缺口粮。收成本来不好，又交税粮，家里剩下的口粮还不够吃一个冬天。我不断地盘算离去的日子。 这次回乡所见的景象惨不忍睹。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半岛变成了他们进行侵略战争的军需后方基地，他们到处抓人拉到军需工厂或矿山，还强行征兵，村子里青壮年所剩无几。总督府为了把朝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炮制了“皇国臣民誓词”，要求每人都得会背，强行将日语作为日常用语，总督府还下令朝鲜人一律改称日本姓名。 在“大东亚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在满洲和朝鲜进行掠夺了。他们甚至要求小学生也要捐“买飞机款”，还收缴了城市和农村的所有铜器用于制造炮弹。一年之内所有铜碗都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配给品”。有些家庭不忍心交出世代相传的铜器皿，如偷偷地把它埋起来，一旦被发现就要挨打或银挡入狱。 在满洲也和朝鲜一样，所谓秋天的税粮实际上是公开的掠夺。不管是丰收年景还是灾年，一律按分配的量收取税粮，有的地方连农民口粮也不留全部抢走。农民虽然种稻子，但他们实际吃不上大米，最后剩下的一点点大米用来换取发霉的高粱米或小米充饥。如有人把大米藏起来，被发现后轻则打的死去活来，重则还有可能被抓进监牢。 民众实在忍无可忍了。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话。 “从五台山下凡的神仙说，今年是最后一次交税粮了。” “白头山出了九十九个勇士，再出来一个就把鬼子全部干掉。” “长白山发现了白色野鸡，白色野鸡出来，天下就要变了。” 类似这样的传言每隔几天就出现一次。无论什么比喻，都在诅咒鬼子就要完蛋了。这种不知出自何人之口的“乡间新闻”传遍了满洲大地，民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就像是洪水冲破河堤那样汹涌澎湃。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到处搜查反日传闻的来龙去脉，但他们无法查清，不得已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所谓“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其目的是为了堵住人们的口嘴。这“两个法”出笼后，一些路人如相互交头接耳或大声欢笑都要被带到警察所审问，只要被带进警察所先是一顿毒打，如果审问时态度不好或表露出反抗情绪，一律被遣送到铁矿或煤矿强行劳动，这些人几乎无一活着回来。 1944年，齐齐哈尔市的所有中学全部休学，学生变成名副其实的劳工队。我们吃高粱米饭和盐水汤，每天都要干重体力活。日本军人动不动就拳打脚踢学生。 那是进行阿民屯军用飞机场扩建工程的时候。我们学校二年级以上的所有学生在机场搭草棚，吃住在工地，干着机场扩建工程。一天下午，我们班有一个学生在休息时间拿出一本书在聚精会神地读。日本人发现后，立即跑过来抓住这个学生（朝鲜人）的衣领后打嘴巴子。被激怒的学生攥着拳头，逼近那个日本监工要和他论理。我是班长，见此情景立即上前制止。因为在工地闹事就会被扣上“怠工分子”的帽子。我劝同学们到了下班后再说。 晚饭时，我们把殴打学生的事通知了全体同学。一时间，不仅是朝鲜同学，而且中国同学也都义愤填膺。200余名学生每人手握一根木棍，包围了日本监工居住的帐篷。正在喝酒的日本人放下手中的酒杯，慌慌张张地躲到角落里。 “就是那个爱动手打人的家伙，你快出来！” “把那个坏蛋拉出来！” 同学们高声呼喊，同时挥动着手中的木棒。正在这时，有一个日本人溜出帐篷跑到日本军本部报告情况。学生和日本人正在扭打在一起时，十多辆大卡车载着日本兵朝工地驶来。日本兵下车后，把学生团团围住。 “为什么无理取闹？”佩着军刀的一名日军少佐站在中央扯着嗓子冲着同学们喊。 “学生看书也犯罪吗？”几个班长和勇敢的同学质问日本兵。 “非常时期看什么书！”少佐又说了一些威胁的话之后上了指挥车。少住走后，日本兵整夜都在包围学生住的草棚。第二天早晨，日本人校长把学生集结在一起训斥道：“难道把你们全部处理退学吗？这次原谅你们。但有一条，不许把此次事件张扬出去，否则的话我将严惩不殆！” 这天，我们被带到别的工地。以后的日子我们学校成了警察署的主要监视对象。一些学生单独上街往往被警察无缘无故地殴打。 我中学毕业那年也就是光复那年。当时，学校的食堂主要由学生自己管理，会计和事务长都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一天，3名学生到中市场的石井洋行买菜往回走，忽然一名警察在西门处举着枪拦路喊：“你们是什么人？” “你看到了，我们是买菜回校的学生。”坐在马车上的一名学生跳下车回答。 “买菜？你们买菜干什么？” “能干什么？吃呗！”一个学生不满地说了一句。 “这小子，嘴巴还挺硬！”警察一把揪住学生的衣领。 一看事情不好，一名同学赶紧跑到学校通知大家。正在吃午饭的数百名学生闻此消息，立刻拎着训练用的木枪冲向现场。吓破胆的警察跑到派出所并锁上了门。同学们用木枪砸碎门窗玻璃，往里投掷石块。屋里的警察纷纷躲到书桌底下不敢出来。 这一砸派出所事件轰动了齐齐哈尔市。但警察局已没有机会查办这次闹事，因为他们的末日即将到了。 几天后的8月8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宣战，全齐齐哈尔市进入战时状态。学校把朝鲜族17岁以下的学生全部疏散回家，只留下18岁以上同学守护学校。齐齐哈尔离苏联国境很近，因而市内日军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8月14日下午。9名朝鲜族学生接到征兵通知，其中就有我。日本人校长撕破自己的被里，写上“武运长久”字条后，给应征的9名学生佩带了。 这天下午被传到日本兵事部后立即被分配到部队。我们9个学生都想到一个地方去，但兵事部有意地把我们9个人全部拆散，我是被分配到炮兵。 到了野战炮兵部队后，有一个少尉接待我们新兵，他说：“你先去洗个澡，然后换军装。现在是非常时期，把脱下的学生服全部烧掉！” 按规定，新兵脱下的衣服和用品放在仓库保管，待复员时再归还本人。可是，日本人可能已预感到他的灭亡，所以要求烧掉学生服。这天分配到野战炮兵部队的学生共有100余名，没有一个能留下自己的学生装。 晚饭后，少尉把一百余名新兵召集一起，讲解战斗任务。他说：“你们全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这没关系。对你们来说，军事技能没有什么大的必要，当苏军坦克过来时，只要你们每人抱着一包炸药炸坦克就行了。” 说完，少尉拿炸药包给我们做了引爆的示范动作和注意事项，然后把我们乘坐的载重汽车开到防卫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等待命令。听了少尉的话，好像苏军坦克即刻就要冲过来。我不想抱着炸药包去拚死，我想应该找机会逃跑。我在观察周围的动静和身边人的表情。忽然我的目光和旁边的一位同学对视着。看样子这个人像是朝鲜人，于是我轻轻地抓住了他的手，他也抓住我的手，并轻轻地摇动了一下。我在他手心写了“是不是朝鲜人”几个字。他马上在我手心写了“是”。我再次写了“逃跑吧！”，他也写了“一块跑吧”的字样。我们就这样暗暗约好了。 夜12时吹响了出发的号声。100余名新兵在少尉的指挥下，跟在满载炸药的车队后面。这是通向死亡之路。于是，我们想跑，但一直没有机会。全体新兵吓得东张西望，不知如何是好。新兵中大部分是日本学生。在死神面前，日本的学生也好朝鲜的学生也好，全都紧张无措。不知是接到新的命令还是什么别的缘故，前边的汽车在市区转一圈后又返回到野战炮兵部队营地。我们在这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是8月15日。早晨起床后发现，日本兵就像是霜打的茄子那样垂头丧气，低着头悲叹。原来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新兵们还不知详情。 8月16日早晨少尉对我们讲话：“你们现在全体回家吧！但穿军装在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得把军装脱掉。马上开仓库门，你们随便挑选衣服穿上走吧！” 仓库门打开后，隔层上放着许多布包，包里有衣服、帽子、鞋。这些是老兵入伍时脱下的。我没有脱军装，而是在军装上边套上一套便装，穿一双新皮鞋。 当时的国际法规定，8月14日以后入伍的军人不能算俘虏，就地解散，这样我们得以离开军队。结束了一天半的日本兵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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