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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惜别可爱的故乡流落满洲大地的五年后，我已经13岁了。13岁的我心里最难受的一件事是这些年由于四处流浪，把学习的机会错过了。我常常在梦境中回味在老家上乃城面小学校念书的情景。那时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为了让子女有出息，还是把我送学校学习。可如今父母因家庭生活困难，只字不提子女学习的事，有时我难过地躺在炕上偷偷地哭泣。 大哥离家去济沁河租种他人田地的那天早晨，曾满含热泪地对父亲说：“我和老二已经成为农夫了，但下边几个弟弟怎么办？就是乞讨过日子，也得让他们念书。” 爸爸和妈妈无言以对，只是老泪纵横。 “人活着总是有办法的，天底下总有一条活路。不管今后如何，先把老三送到学校再想办法解决困难吧！”大哥好像下了什么大的决心似的边擦泪边郑重地说着。 父母无法拒绝大哥诚恳的要求，他们答应送我念书。 二道沟有一位吴先生。他虽然是一位从未执过教鞭的农民，但因他识文断字，村里人就叫他吴先生。他读过《论语》、《孟子》，普通学校（中学）也念了几年，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生活所迫，和年迈的双亲到满洲租地务农。他平生憾事是未能完成学业。听说我要上学很是同情，并亲自到我家对我说：“听说要上学，替你高兴。不过你年龄偏大，个头也高，从一年级开始念书不太好，我还是帮你补习一段，然后再考三年级或四年级怎么样？” 于是，我从别人手里借来了二年级和三年级教科书跟着吴先生学习。吴先生教书很有条理，而且对我非常热情。每当我去找他学习时，他总是放下手中的活给我耐心仔细地讲解课文。对于我来说，能够学点知识，多亏有吴先生这样大恩大德的人的帮助和教诲。 学校在离我们居住的二道沟25里远的李三店。李三店是个小镇，原来这个地方有李氏三兄弟开的客店，所以人们叫李三店，后来演变成地名了。在小镇有所小学校，我考上了该校的四年级。学校总共才有5名教师，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校长白乐善和该校创始人韩善职老师。 流落满洲的朝鲜有识之士认为，必须让后代念书，只有有知识才能光复祖国，所以他们热衷于创办学校。他们俩常常对学生讲：“只有学习好了，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我学习特别认真，因为我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可是，我总觉得时时有中断学业的可能，理由很简单，每月9元的食宿费实在不好筹措。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呢？我曾几次想退学，而且找过韩善职老师。后来，韩老师给我找了一个富户人家，条件是给他的4个儿子早晚接送上学，包吃包住。这样，我的学习得以继续下去。 岁月流逝，一年过去，我升入五年级。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有一天，白乐善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微笑地注视我片刻，说：“这次考试你的成绩不错，我看考中学没问题。”说完，他拿出报考表格，劝我考中学。 考中学是我连做梦也未想到的事情。从我的家境来看根本无力支付我念中学的全部费用。于是我说：“我不能读中学了。” “行不行先得试一试吗，如果不及格回来再念六年级，你不要想得太多，去考一下吧！” 听了白校长劝说后，我充满了信心，决心考中学。接着，我填写了入学表格，还借了六年级课本进行复习。 几天后，我特意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父亲面露难堪地表示：“我知道学习是件好事，可是咱家情况不允许啊……我已经老了，你大哥也不在了，日子越来越难了。” 我这才知道，大哥去济沁河种地后，在夏季发洪水时溺死了。在此之前，也就是我们一家到满洲的几个月后，妹妹也病倒了，她连药都未吃过一片就可怜地离开了人世。天灾人祸，这一年粮食又紧张，全家为糊口而发愁。想到这些，我感到考中学的想法是多么不现实啊！ “我真不懂事，长这么大了，也应该理解父母的苦衷，我回来种地吧！”我对父亲真诚地说。 这天夜里我辗转未眠，眼前出现了为了让我学习苦苦哀求父母的大哥的容颜，同时又浮现出白校长苦口婆心劝我考中学的慈祥的面容。我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和我睡一个被窝的二哥拍了拍我的后背不住地劝我，而我哭得更悲痛了。 第二天早晨。二哥对父母认真严肃地说：“大哥去世后，家里剩下三兄弟了。家里没有一个人念书怎么成呢？老三学习不错，让他继续考中学吧！如果考上中学，我一定想办法解决学费。只要冬天不休息上兴安岭山区伐木，一年的学费是能挣的。” 由于二哥的极力主张，父母终于同意我考中学了。我如愿以偿，考上了龙江省立齐齐哈尔第三国民高等学校。这年正是日军发动“大东亚战争”后的第二年——1942年。 齐齐哈尔是龙江省公署所在地，位于嫩江和松花江汇合口的东部平原上。当时城市人口约15万人，其中有少数朝鲜人。我在这个城市度过了中学时代，并亲眼目睹了日本战败的结局。 齐齐哈尔是军事要塞，城里驻扎着许多日军。日本关东军第2师和第14、第16、第1师都曾先后驻扎在这里。但长驻兵力有两个步兵团，骑兵、炮兵、工兵各1个团，空军加强团，哈尔滨731细菌部队，第516毒气部队。另有伪满洲军1个团。郊外有军用机场、野战兵器工厂、军需补给所等。 齐齐哈尔又是北满的文化都市，市内有日本人中学、高女、中小学校，第1、2、3高等学校，师范学校等。我念的中学是4年制的商业学校，学科有商业法律、商业要领、簿记、珠算等课。学校的宗旨是为满洲培养经济方面的中级人才。该校每学年级有3个班，其中两个班是中国学生、一个班是朝鲜学生。教师中日本人占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只有一名朝鲜人。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学校转变成军事体制。全校编成大队，年级编为中队，班为小队。学生胸前带名签，臂上有标明年级的白色线条。一名日军少佐和伪满洲军上尉为学校军事教官，指导军事训练。 当时的中学生在社会上算是知识分子。日本人把中国学生和朝鲜学生比喻成马戏团的老虎。马戏团的主人为了赚钱必须得养着老虎，但老虎再老实它毕竟是虎。谁也难以预料，某一天老虎被激怒后，回过头来咬主人的脖子。因此，学校的日本校长和教师总是用警惕的眼光监视着学生。 日本帝国主义者最怕被统治的民族之间的团结，故学校严禁学生无故聚会或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而且千方百计挑唆朝鲜学生和中国学生、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打架斗殴。如给予高年级学生特权，只要低年级学生忘系扣子或歪戴帽子，就遭高年级学生打骂，如果谁敢顶嘴就被拉到高年级教室里被打个半死。刚入学的第一年最怕挨高年级学生的打。新生因害怕高年级学生的打骂，都不敢走出教室。其中最怕的是二年级学生。因为他们总是把在第一年级时被上一年级学生打的怨恨全部发泄到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身上。二年级有些坏学生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早早到校门口等候，只要看到新生入校门就找借口打骂。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宣称，从小被打骂才能长大后具备武士道精神。 说是学校，实际授课很少。日军战局不利后，学校演变成服务队，什么建机场、修路、挖防空洞等重体力活都让学生干。没有活儿了，就开始军事训练。 北满抗日斗争开展得很普遍，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也更加残酷。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抢占满洲后，又于1934年成立了所谓满洲国，但在山岳丛林里的抗日游击队很活跃。日军为了维持统治，在边远山乡放火烧村，制造所谓“无人区”。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民众普遍存在反日情绪。 记得是初二的时候。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到齐齐哈尔视察，当时动员市内各中学学生参加欢迎仪式。女学生为溥仪做饭挑选大米粒，男学生参加街道欢迎。我们站在齐齐哈尔火车站到嫩江饭店道路两旁等着溥仪到来。学校要求学生在溥仪路过时都要低头膜拜。但是学生却在小声谴责出卖国家的溥仪。溥仪在护卫队的簇拥下经过我们这里，学生们弯着腰偷偷地看他。我清晰地看见溥仪正从车窗向外张望，胸前金光闪闪，威风凛凛。但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中国最后的一位皇帝在几年后却作阶下囚在抚顺的监狱里与我结下了特殊的因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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