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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被战火煎熬的中国人民期望着世道太平。恰恰相反，刚刚迎来光复的中国大地又陷入了内战的炮火之中。 当时在东北地区的所谓“光复军”和一些匪徒联合起来编成国民党军队，并向东北解放区发动了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后来称第四野战军）在当地的部队考虑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不正面战斗，而是迂回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因而暂时放弃了一些解放区。当时国民党军队得意忘形，好像胜利在握了似的。 面对严峻的现实，驻守在朱家坎（现龙江）地区的部队首先进行了扩军工作。这支人民的子弟兵与国民党或满洲军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民军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而且每到一地就开展拥政爱民工作，帮助穷苦百姓恢复家园。所以，老百姓第一次见到这样好的军队，当部队招兵时，各地的适龄青年人非常踊跃报名参军。 1946年3月初，部队来到离我们屯不远的朱家坎征兵，我当即报名参军，附近还有90余人和我一样自愿加入了这支队伍。这90多名新兵编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是50岁左右的宋锡沅，不过他只是个临时性的中队长。我被任命为副中队长，指导员是来自第2旅的干部张喜芳，我们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军事训练的。 军事训练进行了一个多月，励男副旅长到我们中队讲话。他分析形势后说，队伍在几天之内就要启程了，在部队开拔前将要求新兵正式填表登记人伍，因此，如有谁家庭困难可以不填表也可以返回务农。他说完后有一些人回了家，他们都是刚刚结婚或是怕打仗的人。后来过了几个月，这些人又自动回到部队来了。 正式入伍后，过了几天我们部队从驻地移防到齐齐哈尔以西40里的昂昂溪。当时，齐齐哈尔被“光复军”占领，他们企图与进军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联手消灭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把他们消灭。 我们部队到了昂昂溪后，全面投入了作战准备。当时形势很严峻。国民党的大部队已开进东北。美国向中国派遣由750名陆军和250名海军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还派出9万名海军陆战队先后占领了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现北京）和秦皇岛等主要城市。在军事上处于优势的蒋介石动用大量兵力包围共产党根据地，在东北集结51万兵力。 这时，我被分配到旅部敌区工作部做侦察员，这是因为我对齐齐哈尔市地形熟悉。一天早晨，敌工部队长张喜芳把我和其他3名队员叫来后布置了任务。从这天起，我们4人着便装，每天都赶着马车进出市内。我负责侦察齐齐哈尔市西郊地区。有时着学生服到敌兵营附近侦察，有时则着西服到“光复军”常出入的饭馆搜集他们的谈话内容。 4月25日晚9时，齐齐哈尔西郊上空升起3发红色信号弹，这是我军发起攻城战的信号，枪声响彻夜空，城区一片混乱。“光复军”万万没有料到有嫩江做天然屏障的西郊却出现民主联军。他们匆忙应战，抵抗不久就沿着大道仓皇逃向市东地区，一下进入了我们埋伏圈，不知情况的“光复军”成为瓮中之鳖。战斗很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将数千名“光复军”全部俘虏。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军用汽车浩浩荡荡列队开进齐齐哈尔市，市民们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在附近驻防的苏军也在这一天离开齐齐哈尔回国了。 部队进驻齐齐哈尔之后，我们旅的敌工部改编成省政府公安处。尔后，从各部队抽调干部，组成了黑龙江省省政府。省长是于毅夫、公安处处长是我们旅的副旅长励男。 部队进入城市后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宣传群众，具体工作是在大街上张贴庆祝齐齐哈尔市解放的标语，向市民讲解我们的各项主张。 市民都很认真地了解这支部队，特别是第一次见到人民自己的军队而备受鼓舞。 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部队是无敌的军队。齐齐哈尔市被解放后，东北西北部地区全部变成解放区了。这年年末，我返回公安处参加民主检查，总结一年来工作。在民主检查时，侦察队长张喜芳的问题被查出。他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枪法特别准，工作能力也很强，有威信。但他因犯错误，被励男处长点名批评，并被关禁闭反省。大年三十晚上，他突然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曾在大汉奸汪精卫手下干过，他是光复前潜入八路军的国民党特务。逃跑后，在哈尔滨市伪装成汽车司机，继续搞特务活动，几个月后他被抓住。根据公安处励男处长的指示，把张喜芳押解到齐齐哈尔市。当火车爬坡时，他从厕所的窗口跳下车跑向附近的村子。侦察员发现后跟着也跳火车追捕。 “抓住他！”侦察员边追赶边大声喊。 听到抓坏蛋的声音，村民们把张喜芳堵在村路口。追上来的侦察员本来应该喊“张喜芳”，但他按照平时习惯喊了“张队长。” 张喜芳突然转过身指着侦察员说，“那个人是叛徒！”村民们不知真假，把张喜芳放了，准备抓侦察员。张喜芳趁乱之机准备溜掉，但又被后来赶来的侦察员捉住了。 当时，国民党趁我军扩编之机在我部队内部安插了不少特务分子，但是不久他们陆续被查出真实身份，绝大多数被抓获。 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112万人。从此，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战斗进攻能力，而解放区日益扩大。1947年12月，我被调任齐齐哈尔市第3公安分局任侦察股长。1949年10月中旬，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进入沈阳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 我在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了一年。在即将结束进修时，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董玉峰科长找我谈话。他是河北省肃宁县人，1938年参加抗日联军，是位身经百战的干部。他虽然只有32岁，可是由于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看上去好像四十出头的人了。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和蔼可亲。开始他询问了我学习情况和家里情况，后来把话题引到正题。 他说：“听说你讲日语很流利？” “能讲一般的话。” “你能不能翻译《政治经济学》这类书？” “能译出大概。” 对他这种意外的提问，我没有多想什么。 光复后，中苏交往频繁，因而在中国年轻人之中掀起了学俄语热。日语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人学日语。那时满脑子排日思想的中国人，对日本语也有反感。他为什么问我会说日语呢？我觉得有什么特殊的缘由。 我问他：“现在日语有什么用处？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 他回答：“敌人的语言也要学会，将来会有用处。” 董玉峰科长说完笑着瞧我的表情，他又告诉我立刻去政治保卫处接受工作安排。 政治保卫处办公室里已有几名与我一同学习的进修生，他们谁也不知道将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政治保卫处的一名负责人进来见我们几个人。从他的举止来看，至少是处级干部。他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几个进修生说：“有一件特殊的任务，所以把诸位叫来了。时间也许是短期的，还有可能是长期的。具体说的话，目前在苏联被监禁的日本战犯过不久就要引渡到中国。为了收容他们，在抚顺新设了战犯管理所。你们将全部到那里工作。管理战犯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新工作，估计会遇到许多难题。但是，这个事业具有巨大的国内外政治影响，应该认真履行这个任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并与斯大林就两国在政治、经济等许多领域加强合作问题举行会谈，会谈还涉及了处理日本战犯的问题。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为了维持在亚洲的霸权，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挑起了战争，企图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封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来说，粉碎美国的封锁，开辟外交渠道，走向国际舞台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因此，行使国家主权，处理日本战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可迫使西方国家从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出于上述战略上的考虑，经过协商，决定把监禁在苏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 政治保卫处负责人给我们讲了把战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经过之后，要求我们几个人立刻前往抚顺赴任。 战犯管理所对我们来说是个特别陌生的地方。我们几个人都对这意外的工作任务不知怎么办好，大伙沉默寡言。一想到在高墙下与那些战犯朝夕相处，心里有股难以名状的情绪。改造这些豺狼般的战犯谈何容易？我有畏难情绪，接着去找政治保卫处负责人，要求调换工作或上抗美援朝战场上杀敌。那位负责人对我说，应该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指示。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天离开沈阳前往抚顺。抚顺市因有大型露天煤矿而名声远扬，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榨取中国人民血汗最多的地方。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抢过对中长铁路南端（长春至大连）的控制权，于1907、年成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掌握了长春至大连、安东（丹东）、沈阳等地的铁路管辖权，霸占抚顺煤矿，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至光复的40年间，抚顺成了日本的主要燃料基地。在煤矿当劳工的中国矿工们连米糠也吃不饱，却每天要被强迫干上12个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 抚顺市中心区位于浑河以南，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浑河以北高尔山山脚下。历史上有名的高句丽新城就在这座山坡上，山上的白塔是抚顺的象征。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身是抚顺监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为了监禁日本人犯人和朝鲜人犯人于1936年建了抚顺监狱。那时这座监狱设施是比较好的，监房多为平房，共有七栋，面积为4700平方米，可收容1500名犯人。后来，日本鬼子扫荡抚松、通化、集安等地抗日联军后，把抗日联军战士关押在这所监狱，从此抚顺监狱变为收容政治犯的监狱。在这里不知有多少抗日联军战士和爱国志士被严刑拷打至残或被杀，这里是一个地道的死亡之地。日本看守常常把那些被拷打折磨至死的政治犯埋在监狱内。解放后，在整修监狱内花园时屡屡发现白骨。监狱内还有各种刑具、水牢和刑房等。光复后占领抚顺的国民党，把监狱一分为二，一半当作政治犯监狱，另一半充作马棚。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克抚顺后，这所监狱成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直属监狱。 把战犯管理所设在抚顺除了抚顺监狱设施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原因外，还出于形势所需。当时，新中国政府刚刚成立，山海关以内才解放不久，东南沿海许多岛屿和西南地区还未解放。特别是朝鲜半岛形势非常紧张，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基于这种情况，不得不选择东北，而抚顺交通便利，即使朝鲜半岛的战火波及到中国，也有可能及时将战犯转移到东北北部或苏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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