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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的任务和职能，抚顺监狱开始全面大修。给监房安暖气，扩大窗口，新建图书馆、礼堂、文化室、医院和浴池等，还把食堂设施更新了。虽然新中国财政困难，但在改善监狱设施方面却花费了不少资金。 我们赴任后，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还未满员。战犯管理所所长是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副所长是东北司法部狱政处长曲初，其他工作人员来自东北公安干部学校和东北军区，看守员来自公安三师，他们都是连排以上的军官。到职不久，我被任命为科员。 根据东北公安部紧急指示，于7月14日组成了战犯接收工作团。团长是操一口流利俄语的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长陆曦，副团长是政治保卫处科长董玉峰，另有数名公安干部、翻译及100名负责押送战犯的警卫人员。我是以翻译身份参加了战犯接收工作团的。 7月16日晚，战犯接收工作团一行乘火车离开沈阳，第二天晚到了目的地黑龙江省绥芬河。在火车站以南不远处有一个住着30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里有几幢俄式风格的小楼房，其他都是中国式的平房。火车站以东是高山峻岭。这里的夏夜热的难以入睡，我们在此住了3天。白天，我上河里洗澡，有时上山上观看当年日本关东军与苏军激战的战场。站在山顶眺望东北方向，可以看到苏联边境城镇格罗捷阔沃市。刑，这些便是引渡到中国的人。 日本主要战犯已于1948年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刑。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虽然不是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犯，但他们在中国领土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法有权单独处理这些日本战犯。 12时，押送日本战犯的专列驶离绥芬河车站。这列客车是战犯很熟悉的伪满洲国时期的旅客列车。他们从门罐车转乘这样干净的客车，脸上流露出满意的表情。 “在车内不允许随便走动。” “谁有事情举手报告。” 20岁左右的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宣布注意事项，翻译口译给日本战犯。这些战士没有携带武器，表情也没有任何恶意。 待战犯们坐在指定座席后，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挨着座席寻问有无病号。战犯们谁也不开口，都默默地坐着。但是，医生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患病的战犯，并给他们打针吃药进行简单治疗。 之后，又给每个战犯发了一斤面包、两个咸鸭蛋等食品，战犯们很快就吃光了。晚餐是每个人一大碗大米饭、炒猪肉、炒鸡蛋和一碗汤，不够了还可以要。有一多半战犯多要了饭菜。我看他们狼吞虎咽般地吃着，便说：“一定很饿了吧！”一名战犯毫不犹豫地回答：“5年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 日本战犯在苏联被收容的5年间，在建筑工地、伐木场和煤矿每天都要干10多个小时的重劳动，吃的是每天一斤黑面包和盐水汤。他们为了充饥，吃野菜，甚至吃老鼠和蛇。因此，今天给他们吃大米饭和炒猪肉，他们便发疯似的吞咽着。 但是，对他们来说最关心的事不是吃饭问题，而是列车前进的目的地。苏联战俘营的负责人不知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对日本战犯交待，要途经中国返回日本。日本战犯听说要回国，高兴得在战俘营内高呼万岁。可是进入中国国境后，列车的前进方向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想，与苏联人没有结下深仇大恨，但在中国他们曾有过杀人掠夺财产等历史。能安全地路过有数千万被害者生活过的中国土地吗？他们的心在颤抖，他们迫切想了解列车的终点。每次列车暂停时，战犯们都瞪大眼睛观察看守们的举动。 第二天凌晨，列车驶抵终点站。在解放军战士严密的警戒下，日本战犯走下了列车。 “这是不是抚顺？” “是那个有露天煤矿的抚顺！” 这些日本战犯对东北地形很熟悉，他们一眼就认出已到了抚顺。他们还以为会在大连车站下车，未曾想来到抚顺。战犯们忐忑不安，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看样要挖煤了却一生了。” “看样活着回去是不可能了。” 战犯们耷拉着双肩，失望了。可是一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他们迷惑不解。在车上给大米饭和炒肉菜，还给喝茶水和发香烟，这是什么意思？看守和医生对他们说话客气，犹如对待普通乘客那样，这又说明什么呢？ 从抚顺车站到战犯管理所距离3里。将官以上战犯和患病战犯乘坐汽车，其他战犯徒步走向战犯管理所。道路两旁有解放军战士警戒，他们都背对着战犯。这情景又使战犯们疑惑，但他们谁也没有解开其中原由。他们在被释放回国时才得知，解放军战士正面冲向街道两旁是为了防止那些由于憎恨日本鬼子而行为过激的百姓。 我负责分配战犯们的监房。狱内共有7栋监房，其中第五、第六栋监禁校级以上战犯；第七栋是患病的战犯，第三、四栋是其他战犯。第一、二栋留给第二批引渡的伪满洲国战犯。校官以上战犯6人一间，尉官12人一间。 过几天后，战犯们洗澡，换穿了新衣服，并分给了被、手巾、香皂等日用品。 开始，绝大多数日本战犯们不清楚他们被监禁在什么地方。其中只有一个人非常了解这个地方，他就是日本占领东北时期抚顺监狱长大村忍。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成为自己建立的监狱中的囚犯。历史的惩罚是无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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