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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村三郎是日本战犯之中极少数抗拒改造的分子之一，因我与他接触较多，有些事情印象很深。 事情发生在日本战犯发动骚动后期。我带领两名看守人员巡查时发现一个监舍桌子上摆着一堆东西，地上还散落着饭团。 “这是什么？是谁干的？” “……” 战犯们低着头，相互张望，谁也不开口。 “是谁干的？”我加重语气继续问。 有一个战犯举手回答：“是我干的。” “你叫什么名字？” “岛村三郎。” 这一天，我第一次认识他。 “这是干什么？” “正在制做围棋子。” 原来，日本战犯们为了制做围棋子，用白炭和煤炭加饭搅拌后，揉成球状，放在桌子上晾干。他们口头说是制作围棋子，实际上是为了戏弄看守人员。就在几天前，有几个战犯故意将多打的饭菜倒入卫生间里。因而，我非常气愤。 我说：“你们是吃饭生活的人类吗！” 我很想大声斥责他们，但考虑讲理不能大吵大叫。 我接着以平静的口气说：“浪费粮食也是一种罪过。因为这次能主动承认，就原谅了。人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就不一定都是坏人，最坏的人是那些犯错误而不承认错误的人。” 几天后，岛村三郎又寻衅闹事，他与看守人员争吵起来。原来，早饭吃过，战犯们按规定都在监舍里读报，唯独岛村三郎站在走廊里大声唱歌，看守过来制止他唱时，他就与看守吵嘴，并用恶语中伤中国政府。看来他这个人不是一般老实人。我找来他的档案，详细了解他的过去，通过几天的研究定下与他谈话的方案。 一天，通知他我找他谈话。他那争吵时的“武士道”精神荡然无存了，耷拉着脑袋进了办公室。 “怎么身体不舒服吗？”说完，我让他坐下，并给了他一支香烟。 “不，不……”岛村三郎手里拿着香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你说一说，有什么要求？” “当然有要求，我要求立即释放。”说完他瞧着我的表情。 “就这些要求吗？” “当然很多，不过都与释放问题有关。” “那当然。不过，你被释放回国之后想干什么？” “没，没有什么志向。”他含含糊糊地回答。 他在等待我说出他与看守吵嘴的事，他的神情显得特别紧张。我自己点燃一支香烟后，把火柴递给岛村三郎，意思是让他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我担心家眷。” “噢，原来你在担心家里人，我也同情你。但是，在日本受痛苦的不只你们一家人。在日本有许多失去父母、丈夫、儿女的家庭受苦受难。你知道这种痛苦是怎么来的吗？日本的灾难和你的不幸，都是你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的。” “战争当然是错误的，但责任怎么在我们个人身上？” 岛村三郎嗓音有些颤抖。 “我身为一名职员，只是执行了国家的命令。战争的罪责应该追究国家和天皇。” 岛村三郎提高嗓门，辩解自己的所谓“理论”。他的结论和主张是“执行国家的命令参加战争的人是无罪的”，因此应该立即释放。如果不批驳他的这种谬论，就不可能解开他思想疙瘩。 我说：“说到战争的责任在国家也是对的，但国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掌握权力的军人、警察、官吏等等一个个成员组成的集团。国家有国家的责任，每个成员也有他个人承担的责任。你在警察机关任职期间，镇压和杀害了无辜的百姓。因此，你应该诚实地反省过去的罪行。中国人民绝对不会放过不认罪的战犯，如果放过他们，他们还会重踏中国大地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放过杀人犯就等于让他回过头来继续杀人。” “是那样，但我没杀过人。”岛村三郎说完把身子转了过去。 “回去后好好反省吧！”我说完让岛村三郎离开了。 这天谈话整整用了一个上午。后来，我与岛村三郎就战争责任问题、民族矛盾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次“论战”。 岛村三郎心想自己是在与社会隔离的特殊机关工作过，他的罪行谁也不能掌握。因而，他辩解自己无罪，要求立即释放。他还煽动同学习小组的其他战犯进行请愿释放的所谓“合法斗争”。但是，正像狐狸尾巴藏不住那样，罪犯的罪行终归被揭穿的。 管理所从抚顺暂时迁移到哈尔滨当天，全部人员是夜间到达哈尔滨车站。翌日早晨，岛村三郎起床后往窗外一望，使他特别惊讶。两层灰色砖瓦楼，长方形的庭院，高高的围墙，这不是过去自己任过职的秘密收容所吗？俗话说冤家路窄，5年之后岛村三郎重又回到曾杀害数千名抗日斗士的犯罪现场。他被这意外的变动吓出一身冷汗，但很快又平静下来。他心想有谁会知道他曾在这所秘密收容所供过职呢？ 这所秘密收容所直属于日伪哈尔滨保安局，是专门用来监禁高级政治犯的监狱。在这所监狱任职的警察和一般普通职员清一色是日本人，对外挂了“第二松花旅馆”的招牌。日本警察出入这里时一概以商人或职员身份进出，他们对手下中国人警察也从来不说出这所监狱情况。 这所秘密收容所不分昼夜审讯拷打“政治犯”，拷问的手段极其恶毒。如往犯人口里灌辣椒水、坐电椅、用烧红的铁板条烙、让犯人赤身穿纸衣后点燃等等。凡是被抓进这所收容所的人全部处死，就是那些被认定为无罪的人也要秘密处死，目的是为了“保密”。岛村三郎曾在这里任理事官，干尽了残害抗日志士的坏事，他每想到过去心里就慌乱。可是他总是故做镇定，以为收容所的前职员已全部回国，中国“政治犯”没有一人活着，没有谁能作证他曾在这所秘密监狱杀害过中国抗日志士。 俗话说漏房偏逢连阴雨，破船偏遇顶头风。一天早晨，岛村三郎看到哈尔滨日报登载的长篇纪实报道，题目是《血染肇州效外白雪的悲惨事件》。岛村三郎按捺不住颤抖的心情一口气读了两遍。 1941年1月末，岛村三郎从龙江省白城县副县长调任肇州县副县长。当时在肇州县境内中共领导的抗联第2路军第12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支队长是徐泽民，队员约600余人。岛村三郎出任肇州县副县长之际，徐泽民领导的游击队袭击了托古村公所和警察所，夺取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后又袭击肇州县附近的肇源县公署，打死13名日本官员，抗日游击斗争席卷了周围3个县。日军紧急调集兵力，组成了数千人的扫荡部队，经过几天激战，游击队伤亡惨重，徐泽民队长也负伤被捕。肇州县监狱关进了许多游击队队员及涉嫌人员。岛村三郎负责审讯被捕的游击队战士。他下令把30名游击队员拉到肇州县效外枪杀，然后点燃汽油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报纸上的文章是英勇就义的游击队员张铭的妻子写的。岛村三郎读完这篇文章心惊肉跳，他暗暗侥幸自己的名字没有暴露，下决心继续隐瞒自己的罪行。 岛村三郎虽然顽固，但抹不掉的事实证据是不能否认的。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和伪满洲国大同学院，出学校门开始从政，他先后出任过三江省警务厅特务课长、哈尔滨地方保安局理事官、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等职。他镇压和杀害了许多中国爱国人士和平民百姓。仅在1939年1月至11月期间，他就逮捕和杀害了2995名抗日爱国志士和无辜的群众。 但是，经过数年的学习改造，最终还是使岛村三郎真心地反省了自己的罪行。他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承认自己犯下的罪状，并要求法庭判他死刑。 他说：“前年，我的大儿子去世了，是看了妻子的信后知道的。这天，我躲在操场角落哭了一天。天下有儿女的父母之心都是一样的。但是，过去我如同披着人皮的野兽，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善良的儿女而不眨眼，这就是我的本质，是军国主义的本质。我对过去11年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深表忏悔。” 说完，他往后退了几步，跪在地上放声哭泣。稍后他起身向法官鞠躬，他说道：“法官先生，判我死刑吧！我无悔无憾。” 最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岛村三郎有期徒刑15年，减去被捕至判决时间，刑期只剩4年。 宣判那天晚上我找岛村三郎谈话。他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 他对我说：“谢谢，这些年来金先生辛苦了。中国人民给了我新生命，我将珍惜这剩余的4年，一定要成为新人。” 4年刑期中，岛村三郎读书、反省，1959年他被释放回国。我现在还想起1959年12月21日——岛村三郎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对其宣布提前释放时的讲话内容。他说：“我现在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得到了提前释放的恩典。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了中国的领土，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财富，并且还杀害了许多的爱国志士，镇压了人民，烧毁了房屋，抢劫了财物，犯下了种种的罪行。我们都是应该受到千刀万剐的人，可是现在却听到提前释放的命令，这决不是应有的事情。现在释放的命令颁布了，惭愧、悔恨、感激和喜悦的心情更加上了感慨无量的心情都一齐涌现在我的心头，我的这种心情实在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我们犯下了侵略中国领土、破坏世界和平的大罪，可是从受到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押以来直到今天，真是受尽了人道主义的温暖待遇，人格得到了尊重，受到了至矣尽矣的宽大照顾与关怀。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的心还是如同恶魔一样，可是各位工作人员却都是耐心的教导我们，要我们成为好人，成为真正的新人。 岛村三郎回国后曾任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理事，他为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做了很多工作，他还发表了长篇回忆录《从中国回来的战犯》。在回忆录中，他主要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犯罪过程和在中国政府宽大人道主义政策感化下，自己思想转变进而迈出新生步伐的体会。（注：我翻译出版了岛村三郎回忆录中文版）岛村三郎在回忆录中描述法庭宣判那天情形时写道，“我流着泪要求宣判死刑，那泪水是我恢复人性后流下的首次眼泪。”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桥勇治在评论岛村三郎回忆录《从中国回来的战犯》一书时，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评语： “1960年春，被判刑15年刑满释放的岛村三郎突然找到了我。那次相逢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变化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是真心地憎恶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正确理解侵略战争本质的特殊人物。对于他脱胎换骨的改造结果，我不得不感到惊讶，以一般的思维是很难理解参加侵略中国的罪犯能够带来这样大的思想转变。岛村三郎不是普通的战犯，他的脑海中侵略思想、“大和思想”、“武士道思想”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一贯把侵略行为视为为日本民族的生存和执行天皇命令的神圣举动。”“岛村三郎在中国被收容期间，被认定是“顽固分子”。在监禁期间，他想方设法抗拒看守和管教人员，当自己罪行暴露之后还企图自杀。在他身上充分表现了四国地区高知县人那种特殊的性格，即主观和固执，因为我与他同乡，对高知县人的性格很了解。”“这本回忆录是记录岛村三郎艰难思想斗争过程的真实写照。这种奇迹并不局限于岛村三郎一人身上，与他一同被收容过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身上都发生过。被法庭审判的伪满洲国28名日本官吏的资料充分说明这一点。那么，这样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岛村三郎在回忆录中无所顾忌地剖析了自己，诚实地记叙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痛苦。” “但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审判并非与中国相同。岛村三郎在回忆录中还详细描写了在苏联被监禁5年的生活过程。中国的审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特有的。在对战犯们的审讯和审判过程中，始终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他们憎恶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但对战犯施以耐心的教育，使他们改造成为热爱和平的新人。所以，他们对罪行严厉，可对战犯个人给予了无微不至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照顾。他们采取许多教育战犯的方法，但始终把改造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改造绝不是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一种战犯自己通过学习、批判、自我批判过程改造思想。”“另外，这本回忆录通过岛村三郎亲身经历，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大地犯下的无数滔天罪行。当时，不仅岛村三郎，许多日本人都相信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的所谓把中国百姓从军阀混战中解放出来、在中国土地上确立‘王道乐土’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谬论。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侵略战争、实施‘三光政策’杀害无辜的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的财富。” “只要读了这本回忆录，谁都会深深地忏悔过去。只有这种忏悔，日中两国人民的和平与友好才能打牢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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