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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犯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原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煽动部下制造骚乱，以此来抗拒改造。 藤田茂出生于祖宗三代武士家庭，从小受到军国主义教育，长大后成为天皇忠实的将领，是武士道精神继承者的活样板。 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顽固执行“三光政策”的刽子手，每到一地他都要烧杀掠夺，战争中他还使用了细菌武器和毒气。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武士道”者，最终还是被中国政府的政策感化了，踏上了诚实改造之路。 藤田茂性格刚直倔强。他反省过去罪行之后，斩钉截铁地与过去黑暗生活决裂，毫不动摇地走向新岸。他在军事法院被判18年徒刑。由于在服刑期间改造表现突出被提前6年于1957年释放。回国后，他被推举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第一任会长，为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做了许多工作。 他被释放那年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但他不辞劳累从日本北端的北海道到最南边的九州进行全国巡回演讲，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与在日本国内正在抬头的军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推进日中友好事业，他率团先后5次访问中国，拜会了周恩来总理等许多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了他为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并向他赠送了一套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中山装。1980年，藤田茂离开人世，享年90岁。临终前，他把子女召到身边，留下了这样一段遗言： 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中国老师给我的恩惠，也忘不了我为之奋斗的日中友好事业。我死了后，一定给我穿上那件中山装，这是最后的嘱托。” 藤田茂的前半生是战争狂的历史尽人皆知，而后半生却为和平运动奔走呼号一直到死，他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思想转化呢？ 回国后，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做了许多演说，都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例如1977年7月7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纪念卢沟桥事变37周年举行的大会上，藤田茂演讲时说： 在山东省干尽了坏事的第59师团最后一任师团长就是我。那么中国人民是怎样对待我们日本战犯的呢？我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这个问题。 1．战犯管理所中的生活 日本战败后的第5年，即1950年7月下旬我们从苏联乘火车被押送到中国东北的抚顺。每天，起床、吃饭、休息时间都是固定的。上午学习，下午室外活动，晚餐后自由娱乐。学习不是强迫的，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我决定，为了不虚度时间，读过去未曾读过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幸运的是，同伴中有优秀的老师，所以我大概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日本经济发展历史。我懂得了所有社会都是以经济作为基础而发展的道理。学习经济学，特别是学习日本近代史时我的脑海里产生了巨大的疑问。用经济学的眼光回过头来看小时学过的日本历史，不得不使人疑虑。对于满洲事变、日中事变等，我怎么思考也理解不透。满洲事变时，我任东京省教育军官，因而对事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说法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反击，引发了满洲事变。可是，从经济角度分析，这不成为事变的原因。事变发生前，田中向天皇呈上的奏章中写道：“日本的国防第一线是在中国的东北。因此，先占领东北而后征服中国是绝对必要的。”1927年，世界经济陷入空前的大萧条，日本经济也不例外。因此，日本侵略满洲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矛盾。满洲事变是因日本的侵略政策引起的。日中战争的导火线——卢沟桥事变也是有日本经济背景，当时日本企图用侵略手段发展国内经济。单纯从军事上讲，《日中条约》规定，日本为了保护旅中侨民，可在中国天津和北京各驻军一个大队。但到1937年初，驻天津和北京的两个日军大队扩充为全副武装的旅规模部队。日本人民谁也不知道这一事实。这个旅的一个中队于这一年的7月7日进行了夜间训练。训练是在当时中国军队中士气较高的宋哲元部队眼皮底下进行的。夜间训练本身就是不慎重的行为。说是日军反击中国军队，可是日中战争已经开战了。日军明文规定军事训练时不允许带实弹。日军立即实施反击，说明日军训练前已做好了作战准备。这怎么能说是正义的战争呢？把这场战争宣传美化成“圣战”的目的是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有计划地发动了侵华战争。通过学习经济学和日本近代史，我清楚地看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的性质。学习过程中，我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感到良心的谴责。经过多方面的学习，渐渐地省悟到我们的对华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特别是不得不叹服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和宽大政策。因此，我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我15岁就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受崇拜天皇的军国主义教育。能够清除扎根于头脑的军国主义思想，绝对不是易事。学习后，听了管理所长的演讲，思想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因为心里有矛盾，思想上理不出头绪来。什么是主义？为了日本，为了国家是什么？为什么战争？由于总是考虑这些问题，后来我竟得了神经衰弱症。我吃不好，睡不着。看守班长为我费了不少心。他弄来安眠药给我吃，可我吃了药无济于事。一天，活动时间出外做体操时，我突然晕倒了。等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医务室病床上。几天后，我恢复健康。此时，开始了对我们日本战犯的预审。 2．军事审判 预审前，已经在中国过了5年。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详细调查清楚我在中国犯下的罪状。在我指挥作战过的地方，有许多中国百姓上诉了我的罪行。 “你认定居民上诉的事实吗？”预审官问我。 我只知当时作战情况，从来不过问杀了多少人，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报告。所以我回答道：“我不记得当时杀害了多少居民，也不知道。如果有那种情况发生，作为指挥官我应该负道义上的责任。” 1956年6月，开始了对我们的军事审判，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理。6月3日，我和其他同伴共8名日本战犯被押送到沈阳军事法庭。 审判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审判时站在被告席上的有我和其他师团长3人、旅团长2人、联队长1人、情报军官1人、军医1人，共计8名。第二次被判刑的人是伪满洲国官吏、警察、宪兵、特务和其他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共计28名。另外，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9名日本战犯也被判刑。 审判前，法庭向每人分发了起诉书日文本，并让我们有何疑问提出来。起诉书中列举了我任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期间犯下的7条罪状。罪状里没有涉及军事上的问题。最大的罪行是奴役和杀害百姓、破坏民居、掠夺家禽和粮食、强奸妇女和杀害战俘等。在此之前，我通过从日本邮寄的杂志已了解了其他国家军事法庭审判过程。波茨坦宣言第9条规定，严惩虐待俘虏者。因犯此罪被处死刑的日本官兵达1200余名。我任师团长时曾指挥过“秀岭作战”，起诉书提到了这件事。我指挥的这次作战中，杀害了战俘86人。这一条罪状，足可以处我死刑。因此，对判死刑，我早有心理准备。 6月9日，开始了法庭宣判。阶梯形的法官席上审判长坐在最高席位，两边是审判员，最下边右侧是检察官，左侧是辩护律师，右侧后边坐的是证人，我们8名战犯面对法官站在中央。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整整念了一上午。 下午，法庭对第1号被告罪行证人做证。证人的证言，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他们那愤恨的眼神和列举的证言，仿佛像一把利剑刺痛了被告的心。所有证人，异口同声要求法庭判处我死刑。在这里，我想说一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名证人。事情是在我担任联队长时发生的。我们接到共军在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的情报。师团部下达了“立即歼灭或生俘”的命令，我接到命令后带领部队向上段村进发。拂晓时我们与55名共军交战，天亮时分结束了战斗。我认为共军还藏匿在村子里，所以下令扫荡全村。我当时位于村东头，我看到村子里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我想部下可能正在搜查，没有更多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起诉书上记载，当时，日军用刺刀刺死男女老少140余人，后将死人扔进水井里，还杀害了12‘名俘虏，烧光100余户民居。这天，站在证人席上作证的是一位62岁的老太太。在那次灾难中，她一家人全部被残害，她自己侥幸活下来了。老太太回忆当时的情景后，气愤得痛哭流涕。我见过许多人们的喜怒哀乐。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太婆那样可怕的脸色，那是一种愤怒、仇恨、悲哀的心理凝聚后暴发的表情。老太太与一般证人不同，她多次试图冲向我，但都被法警搀扶着回到证人席上。我实在支撑不住了，我很难过，很痛苦，仿佛心肺都被掏出来似的，良心受到严厉的谴责，我恨不得钻到地底下。我真的希望充满怨恨的老太太把我打翻在地，咬死我。我便支撑着。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位老太婆充满愤怒、仇恨、泪水的脸。这天，我整整站立半天，听了26名证人的证词发言。时间过得那么慢，真难形容。我意识到，这次必将被判处死刑。是的，听了证人的证词后，我自己也认为应该受到死刑惩罚。“被告，你对今天的证词有何想法？”审判长问。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辩护。因此，我说出了心里想的话：“完全符合事实，很对不起。” 法庭审判经过10天审理结束了。6月19日，法庭开庭宣判。我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这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18年刑期，包括日本投降后在苏联被关押的5年和引渡到中国的6年，共11年刑期。因而，7年之后，我可以回国了。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你对今天的宣判有何意见？”审判长问。“我对这意外的宽大处理表示谢意。在座的26名证人都要求判处我死刑，但这样轻地惩罚我，证人们会同意吗？”这是我由衷的话语。宣判结束后，辩护律师来到我的房间。他对我说：“藤田茂先生，今天的表现十分诚实，我对你站在人民的立场表示满意。”因为我充分理解证人们的心情，真正反省，感谢宣判结果，辩护律师也高兴了。这次军事法庭审判结果，最高徒刑是刑期20年，最低是13年。 3．中国的宽大政策 我被判刑两个月后，看守班长来找我，要我赶紧理发。“还没有到理发的时候”说完我还是去剪了头。理完头发后，我被引到一间屋里。当我开门后惊呆了，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妻子坐在房里。我觉得这一切太突然了，妻子也激动不已，她站在原地不知说什么好。从日本远道到抚顺探监的妻子，以为让她先呆在房里等着探监。她估计探监时按常规隔着铁窗在看守的监视下进行15分钟的会面。所以，她在房里等着看守叫她进监狱会面。可是，我突如其来开门进了屋。看守看我俩站着，他说：“二位慢慢谈吧！”说完他出去了。妻子被眼前的这般优待不知所措。她是听了可以探监的消息后，立即启程来中国的。她已做好心理准备，预料战争罪犯的妻子踏入中国大地一定会挨打挨骂。但进入中国后，受到礼遇，还安排她游览各地名胜。对此，日本人是不可能会想象的。她对中国的热情接待和关照非常感激。上次访问中国之后回来的一位朋友这样对我讲：“中国人都说‘忘记过去战争的事，要着眼未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幸福、和平和友好而努力’。中国人民真不愧为大国人民。他们不再追究受日本侵略的损失……”我听了之后，对他的无知感到可悲。被日本恶魔杀害父母兄弟姐妹的事情怎能忘记呢？祖宗传下来的房屋被烧毁的事又怎能忘怀呢？“忘记过去吧！”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中国人民真实的善意和内心的痛苦。 前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到平顶山访间。1966年访问这里时没有纪念馆，这次再访这里在山脚下建了较大规模的纪念馆。进入纪念馆，眼前是许多遗骸。据解说员讲，这些遗骸全都是从山脚下挖出来的。其中有母亲抱着婴儿的遗骸。死难者的遗骸堆积的像一座小山。 平顶山事件是日军制造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日军以抗日游击队进入平顶山村为由，把全村3000余名百姓赶到一起，而后用机枪扫射、刺刀捅杀，最后浇上汽油焚烧尸体埋掉。平顶山村为死难者立的碑文写道：“牢记血泪史不忘阶级苦。”侵略战争的痛苦是绝对忘不了的。这个纪念馆成为教育后代而牢记历史的见证。我曾在广州参加过宴会。宴会上，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祝酒时说：“我的故乡是河北省。那个地方家家户户都有人被日本人杀害的亲属。我很久不能接受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党和政府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使我们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对待。”从中国的东北到海南岛，只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魔爪伸到哪里，那里就留下了中国人民的血泪。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些，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是抹不掉的。只有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的本质，从思想上憎恶和反对战争，才能理解中国人民关于“忘记过去，为日中友好努力”的心情。只有反省过去侵略战争，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才能巩固日中友好的基础。 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我们，他对我说：“这次中日两国建交是值得庆贺的喜事。这是两个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总理在文件上署名的。中日两国人民应该相互加深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增进信任，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和睦相处。要达到这样关系，还需要时间，为中日友好而共同努力吧！” 我认为，周恩来总理的话是代表了中国人民今天的心情。我将为反对侵略战争、谴责军国主义和推进日中友好，继续努力奋斗，并时刻准备献出我这老夫之躯。” 藤田茂于1971年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友好访华团来到抚顺，在抚顺平顶山“遗骨馆”前忏悔地说：“我们此次蒙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再次来到你们伟大的祖国参观访问。对于贵国政府如此深情厚谊的宽大关怀，我们和我们的家属、亲友以及许多同胞，莫不喜悦满怀、表示感谢。 现在，当我们站在这繁荣强大的国家，追念诸位烈士的时候，面对着各位英烈烈士遗属和全中国人民的惨重损失与巨大悲愤、惭愧的心情绞得我们肝肠俱裂。 因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忏悔：我们从前的罪孽是多么深重啊！每当忆念至此，这对于很多人成为力量的源泉，鼓舞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时机，从各个岗位上行动起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持久和平！呼吁日中友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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