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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本书是对英国工党官方领导者们的一个攻击，由于他们的“宗教情感”，由于他们认为：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同时不为革命作准备，是有益的。托洛茨基看到——这或许是真的——我们的工党是激进的反传统者和博爱的资产者的直系后裔，没有丝毫的无神论、血气和革命性。因此，他充满感情和智慧地发现，他们极缺乏同情心。可以选择一个简短段落来展示他的思想状态： “工党领袖们的教条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拼凑，为适应于工会的需要而作部分地调整……工党的自由党和半自由党的领导人仍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大陆的悲惨失误。” “‘在感觉和意识的王国，’麦克唐纳宣称，‘在精神的王国，社会主义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些话立即暴露出资产者的慈善和自由党左派——它‘服务’于人民，从一个方面，或更真实地说从上面接近他们——的面目。这种方法的根源，整个存在于迷蒙的往昔，那时激进知识分子生活在伦敦的工人阶级区，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 “与宗教文学一起，改良主义大概是最为无益的、在任何场合最令人厌恶的辞句发明形式……对胜利纪元的廉价乐观——明天似乎将比今天好一点、后天似乎又将比明天好一些——在韦伯、斯诺登、麦克唐纳和其他改良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最终表达。……这些大唱高调的权威们、学究们、骄子们和口吐狂言的懦夫们，系统地毒害工党运动，迷惑无产阶级的意识，麻痹他们的意志。改良者们，贸易同盟的保守党官僚们，在这个时刻代表着英国、可能也是世界发展中最为反革命的势力。改良主义、麦克唐纳主义、反战主义，是英帝国主义和欧洲——如果不说世界的话——资产阶级最主要的观点的集中。无论付出何种代价，这些自我满足的书呆子，这些闪烁其辞的折衷主义者，这些热衷名利的人，这些穿资产阶级仆从制服的暴发户，必须向工人们现出原形。让他们现出原形，将意味着他们无可挽回的名声上的破坏。” 好，这就是那位严重警告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绅士，在文章中发出的攻击。我们一定希望，这发自他内心的文章，感觉起来能更好些。请读者注意，只须变动很少的辞句，就可以便属于我的文章进入权利的哲学拳击。这种相似点的理由是明了的。在这些段落中，托洛茨基涉及的是对待公共事务的一种态度，而非终极目标。他恰恰展示了强盗政治家团伙的脾气；对他们来讲，行动即意味着战争，他们被甜美的合理性、博爱、容忍和慈悲的气氛所激怒，在这种气氛中，尽管风在东方或南方呼啸，但鲍德温先生和洛德·奥克斯福德以及麦克唐纳先生却吸着和平的烟斗。“他们在不该有和平的地方吸着和平之烟，”“这是伪善，衰弱的蠢货的象征，老朽和死亡，生命及生命之力的对立面；生命和生命之力，只存在于毫不怜悯的斗争精神中。”只要事情是这么容易！只要人能够通过吼叫而取胜、无论他吼叫得像雄狮或一只舐食的鸽子！ 咆哮占去了托洛茨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简要说明，值得给予较密切的注意。 第一个假说。要使文明得以保存，那么历史进程就使得向社会主义彻底转变成为必要。“不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的一切文明都受到衰落和腐败的威胁。” 第二个假说。难以想象，这种彻底转变能通过和平争论和自动投降而达到。除了以暴力进行答复外，统治阶级什么也不会放弃。“阶级斗争是公开的或伪装的势力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被国家所限制，国家又代表着对立阶级中较强大的势力——换言之，统治阶级——的有组织的工具。”这样一种假设，即工党会通过宪法方式参与政权，然后将“非常谨慎地、非常机敏的、非常聪明地继续履行责任，以至资产阶级不会感到有任何积极反对的必要”，是“开玩笑似的”——尽管这“确实是麦克唐纳公司的最低期望。” 第三个假说。即使工党通过宪法方法或早或迟地获得了权力，反动政党也会立即向权力挺进。统治阶级只要控制着议会机器，就会对议会作出空头承诺；但假如他们被驱逐了，那么，托洛茨基认为，设想他们对于恢复他们一派的权力表现拘谨，是荒谬的。他说，难以设想议会中的工党多数会以最合乎法律的方式，决定将土地无偿充公、对资本课以重税、取消皇位和上议院，“至少可以怀疑，统治阶级不会无斗争地屈服；此外，所有的警察、司法和军事机器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还操纵着银行和整个社会信用以及交通与贸易机器，以至伦敦的包括工党政府本身的日常食品供给都依赖于巨大的资本主义联合体。托洛茨基论证说，显然，这些惊人的压制手段“将带着强烈的混乱被付诸实施，以抵制工党政府的活动，使其运转瘫痪，恐吓它，在它的议会多数中制造裂痕；最终导致金融恐慌、供给困难和企业关闭。”的确，设想社会的命运将取决于工党能否获得议会多数而非取决于当时物质力量的实际对比，是一种“盲目崇拜议会形式的奴化思想”。 第四个假说。总括所有这些观点，虽然以宪法力量为目标也可能是一个好的辅助战略，但如果不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组织就是愚蠢的：物质力量将成为最终决定因素。 “在革命斗争中，只有以最大的毅力才能打击复辟势力、缩短内战时间、减少其受害者数目。如果不采取这种步骤，那最好就根本别拿起武器；如果不使用武器，组织一场广泛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放弃了广泛斗争，那就不会有任何严峻斗争的思想。” 考虑他的假说，我想，托洛茨基的大量论辩是不可答复的。没有比游戏于革命更愚蠢的了，我想这就是他的有意义的话。不过，他的假定是什么呢？他假定社会转变的道德与智力问题已被解决了——存在着一个计划，除将其付诸实施外，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进一步假定，社会被划分成两块──信仰计划的无产阶级和出于纯粹利己原同而反对它的其他人。他不懂得，在说服许多人之前没有一种计划能取得胜利；假如真有一种计划，那它会从许多不同来源获取支持。他如此倾心于他的手段，可他忘了告诉我们它究竟目的何在。 1926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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