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一、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Bacchus——如果一个英国人叫Bacchus——来源于Bakehouse（面包作坊）。与此类似，罕见的姓氏Malthus（马尔萨斯）的来源是Malt－house（麦芽作坊）。随着世纪更迭，英语中正式姓氏的读音比它的拼写显得更为固定。拼写要受到来自语音和语源两方面的影响，因而变动不定，但如果对不同的拼法逐一检查，就可以十有八九地做出推断。如果做这样的检查（比较Malthus，Mawtus，Malthous，Malthouse，Mauthus，Maltus，Maultous），我们就可以几乎不加怀疑地说，马尔萨斯（Malthus）应该被叫做“马尔特斯”（Maultus），因为 Maultus的第一个元音与酿酒的麦芽（Malt）的发音相同，而在Malthus （马尔萨斯）中，h的发音是大可怀疑的。 我们追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祖上到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就够了，他在克伦威尔时期成为北奥尔特的教区牧师，而在复辞时代职位又被剥夺。加拉米称他为“一个有古风的圣职人员，思维有力，精通至经，富于雄辩和激情，虽然在发音上有缺陷”。但他的教区人员却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神职人员”，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收取苛刻的什一税时十分严格。在一份要求他调离的请愿书中，人们攻击他曾“对在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口出不恭之辞”，而且称“马尔萨斯先生不但说话声音小，而且表达有障碍”。看来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不但与他的曾曾孙有共同的名字，而且都有下腭撕裂的缺陷。他的儿子丹尼尔在著名的西德纳姆医生的帮助下成为国王威廉的药剂师，其后又为女王安妮服务，因此成为物质上富足的人，他的遗孀也拥有了马车和马匹。丹尼尔的儿子西德纳姆使他的家庭富上加富。作为一个法庭职员，南海公司董事，他的富足足以使他为女儿备下一份价值5000镑的嫁妆，他还在伦敦附近各郡以及剑桥郡拥有多处地产。 西德纳姆的儿子，找们的主人公的父亲丹尼尔发现自己能够过上在英格兰人们称之为“自立”的生活，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他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在欧洲广泛旅行，更是遍游本岛”，最后在一处邻里和睦的地方安顿下来，过上了英国小乡村绅士的生活，在这里陶冶性情，培植友谊，闲作篇章，自足守拙。在记载中，他“脾气和善，有一颗仁慈之心．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穷人们都因此蒙惠”。在他死后，《绅士杂志》（1800年2月号，第177员）称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尔·马尔萨斯买下“一处多金附近的小小雅宅，被称作燧石门农庄。这里美景宜人，山峦溪谷，丛林流水，一览无余。如此景致点缀着这位绅士的家园，他们把这里称为‘卢克里’，意为‘群栖之地’”。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这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丹尼尔的次子诞生了，他就是《人口论》的作者。这个婴儿诞生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766年3月9日，两位先贤让·雅克·卢梭和大卫·休谟聚首卢克里。也许他们吻过这个婴儿，就此赐与他种种天赋。 丹尼尔·马尔萨斯不但是休谟的朋友，而且是卢梭的一位即使不是狂热的，也可称得上虔诚的崇拜者，卢梭第一次来英格兰，休谟就努力把他安顿在与丹尼尔·马尔萨斯近邻的萨雷去住，而丹尼尔·马尔萨斯则“非常乐意为他效劳”，渴望成为他的趣味相投的伙伴，对他怀有一颗爱戴之心。但是，像休谟对他这位不安分的客人的许多好意一样，这一计划也破产了。位于雷恩山脚厂的一座小别墅多年以后被指定给范尼·博内用作“让·雅克的避难所”，虽然卢梭从未居住于此，但毫无疑问，这正是丹尼尔·马尔萨斯为他准备的舒适的隐居之所，让·雅克本人在1766年3月8日到这里做了一番检阅，然后他却拒绝了。两个星期之后，卢梭就开始了他在德比郡之巅的沃顿的惨淡居留，在那里，他冷漠、孤寂而令人厌烦，几个星期之内，他就与大卫·休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争吵。 如果当时让·雅克接受了丹尼尔·马尔萨斯的盛情邀请，我想，这场著名的笔墨官司也许不会发生。因为他会发现他的感情有了倾诉的对象，他也会获得安慰和理解。对让·雅克的热情洋溢的崇敬之辞，也许是丹尼尔·马尔萨斯生命中唯一一次彻底打破自己的自我克制。我想他们仅仅会见过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的春天，马尔萨斯到莫捷所做的旅行；一次是1766年3月休谟带领卢梭对卢克里的访问；一次是同年6月马尔萨斯到沃顿去看望卢梭。但从保存下来的马尔萨斯致卢梭的13封信以及卢梭的一封回信来判断，他们的会见是非常成功的。马尔萨斯爱戴让·雅克，而让·雅克也回报以热情与友好，说他“唤起了他的尊重与依恋之情”，并且感谢马尔萨斯的“殷勤好客”。马尔萨斯甚至能够为休谟的品格辩护而不引发争吵，关于他们一起考察野生植物有很多资料。卢梭对他在德比郡散步时不能辨认出地名而大加抱怨，因为他说必须“做一些需要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让我静坐读写更不利于我的了”。后来（1768年）我们发现丹尼尔·马尔萨斯曾为了使卢梭的植物学藏书更加完整而大费脑筋，这时候，卢梭可能正在构思他在1771年完成的著作《关于植物学的要素与一位女士的通信》。两年之后，有不时地处理掉自己藏书的癖好的卢梭把这些书又全都卖给了马尔萨斯，并把自己的一部分植物标本当作礼物送给他。这些书在丹尼尔·马尔萨斯的遗嘱中出现了，其中的一款是：“我把我所有签有卢梭名字的植物学藏书和一盒卢梭先生送的植物标本全部赠送给珍妮·多尔顿夫人”。如今在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的住所——艾尔伯里的多尔顿小庄园的藏书室中，仍然保留着两本这样的书，它们是雷的《英国树木概要介绍》和索瓦热的《通过树叶鉴别植物的方法》，这两本书都有着卢梭的名字。 奥特称丹尼尔·马尔萨斯是卢梭的遗嘱执行人，这看来并不可能。但丹尼尔·马尔萨斯把他的忠诚保持到底，他花费了30个畿尼，订购了六本卢梭的遗著《我的困苦生活的抚慰》，现在，我以这几页文字来虔诚地完成他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成名了，那是因为是卢梭朋友的缘故。” 在丹尼尔1768年1月24日致卢梭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时，“亲爱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们与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我们常常去采集植物。我住在那个您可能还记得的小山坡上……冬天我就做一点阅读（我已经从您的信中感受到影响，因为我被《爱弥儿》迷住了）。我和孩子们做长距离散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里。在一个农庄里总有东西可用，总有一些小的经历。我追逐狐狸，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习惯，同时也激发了我对野生生活的想象力。” 作为《爱弥儿》的作者的朋友，丹尼尔·马尔萨斯有意进行教育试验。罗伯特带来的希望唤起了丹尼尔的爱与雄心，因此决定让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师共同教导他。第一位家庭教师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个学识渊博而风趣的绅士”，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还写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诃德》，用以讽刺卫理公会教徒。16岁时，罗伯特被转交给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一个异教的圣职人员，他“粗野、不安分，观念上自相矛盾，是一个急躁而顽固的辩论者”。他与查尔斯·福克斯通信，是卢梭的信徒，他这样阐述他的教育信条：“家庭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教育青年培养自己的能力，引导他通过身体力行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并使他为自己能够心领神会而兴高采烈”。1799年，威克菲尔德被关进多彻斯特监狱，因为他表达了要让法国革命征服英格兰的意愿。 “一些现存的学生式的信件”说明，罗伯特·马尔萨斯对威克菲尔德十分依赖。威克菲尔德曾是剑桥基督学院的会员，因此关系，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位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在1784年的冬季学期成为墓督学院的一名自费生，时年18岁。1784年11月14日，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间里好好地安顿了下来，讲座明天就开始。上个星期我抽时间把数学复习了一下，昨天参加了考试。我发现将要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我们从机械学以及麦克劳伦、牛顿和基尔的物理学开始。周一和周五的讲座是邓肯的逻辑学，周三和周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我找到一个书商，我将从他那里订购我所有需要的书籍。学院里有一些人很聪明，在这里阅读几乎成为风尚。主要的科目是数学，因为要获得学位主要看这门功课，而多数人的最大目标都是成功地取得学位。我相信这里有一些杰出人物，我与其中的两个相熟识，其中一个与我同年级，他确实非同寻常地聪明，如果他珍惜自己的话，将极有机会获得优等奖学金。我到教堂做过两次祷告。”他的花费已经达到每年100镑。丹尼尔·马尔萨斯写信说，如果开销再增加，教士们将无法让儿子来学院学习，在国外的莱比锡，开销仅需25镑。 这时的剑桥刚刚从长眠中醒来。基督学院曾是睡得最昏沉的，现在却成了精神之源。马尔萨斯在这里受到他的那些精神伙伴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和诱导。马尔萨斯的导师是威廉·弗伦德，他曾是佩利的学生．还是普利斯特里的密友。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三年，即1787年，他因为从圣公会脱离，拥护一元神教派，思想自由以及坚持和平主义而成为剑桥的一场著名论战的中心人物。佩利本人于1775年离开剑桥，但他的《道德法则与政治哲学》，或者称其原名《道德与政治法则》，是在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一年，即1785年在剑桥出版的。我想这本书对这位《人口论》的作者一定影响很大。马尔萨斯还是一群出色的本科生组成的小团体中的一员。这一团体中，毕晓普·奥特，即马尔萨斯的传记作者，和E．D．克拉克教授，一个旅行家，剑桥奇人是较为知名的。在马尔萨斯获得文学学位之后，柯勒律治来到基督学院（在1791年）。当年轻的柯勒律治在那间面向大门，楼梯右边的底层房间里住下来的时候，基督学院不再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了——这样的喃喃之声在庭院中回响不绝。 记得那时，缪斯翩翩而来， 我走上前，等待知识女神的称赞。 她在头顶，为我戴上桂冠， 同我相吻，算是回答我的誓言。 “在那些房间里，我度过了怎样的夜晚啊！”一个那个时代的人写道，“我们一边享用着简单的晚餐，也就是‘填鸭’，像他们说的那样，一边把埃斯库罗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和一大堆辞典推到一边，开始讨论当天的小册子，那些伯克不时写出的小册子。我们完全不必把它们拿到眼前，柯勒律治早上读了，晚上就可以逐字逐句地复述。费伦德的公案正在进展之中，小册子蜂拥出现，柯勒律治统统读过。夜晚来临，伴着我们的尼百斯酒，我们热烈地讨论。” 1793年6月马尔萨斯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参与通过了1793年12月19日的那条命令：“同意：如果未经允许而擅离学院的柯勒律治一月之内不能返回，并且支付对导师的酬金或提供支付的可靠证明，他将被董事会开除。”看来，柯勒律治已经以西拉斯·汤姆金斯·库默贝克的名字被列为第15个暴徒。对柯勒律治在基督学院的经历我只能记述到此了，需要说明的是，这起恶作剧之后，他被判处在学院区禁闭一个月，并要把德米特里·法莱雷奥斯的著作译成英文。后来柯勒律治对《人口论》的攻击是世人皆知的：“最后，看一看这个强大的国度吧，它的统治者和智士们对佩利，对马尔萨斯言听计从！这是非常悲哀的（《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学遗著》，第328页）。 我庄严地宣布，我并不相信那些由人类的无知，虚弱和恶毒造就出来的邪教、异端和宗派比一个基督徒、哲学家、政客、市民以及这讨厌的教条更耻辱（《席间闲谈》，第88页）。” 在学院中，据说马尔萨斯爱好板球和溜冰，获得过拉丁语和英语演说奖金，1786年被选为学院的布伦塞尔奖学金获得者，并在1788年以剑桥数学考试甲等第九名毕业。在他毕业前夕的一封家信中他说自己正在研读吉本的著作，即将读到最后三卷。几个月之后，他在信中写道：“我最近正在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内容涉及那些野蛮民族的发源与发展，而正是这些野蛮民族形成了今天欧洲的精致的政体。吉本还使那一黑暗时期的开端更加清晰，这一时期曾长期占据历史舞台，不能不激起人的好奇之心。在我看来，吉本是个令人愉悦的作家，他的文风是有些地方庄严，但每个地方都充满趣味而且用词得体，尽管对历史著作来说也许文风过于华丽了一些。我将满心欢喜地等待看到他的其后诸卷（1788年4月17日）。” 后来的日子里，马尔萨斯的柔和谦恭的脾气和品行也许有些过分，但他在剑桥是个讨人喜爱的人。奥特说，他的诙谐的性格“在年轻时就已显露无遗，成年之后依然未改，尤其是在剑桥，当他兴起之时，就会做出滑稽的表情，装出独特的声调，这常常给他的伙伴们带来无限欢娱。” 据奥特说，甚至在本科时马尔萨斯就已非常与众不同，因为“（他具有）那种温文尔雅、细心明辨的风格，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他稳健而不急躁，对在剑桥培养的各种学术都平等以待，而并不是仅对其中某一方面倾心有加。” 1793年6月10日，当由驱逐弗伦德引起的风波正处高潮的时候，马尔萨斯被接受为研究员，开始居无定所，直到他于1804年结婚。他已在1788年取得牧师职位，1796年后他就在剑桥和艾尔伯里担任副牧师职务。1803年11月21日，他离开了该教区，由他的亲戚亨利·多尔顿推荐而被任命为威尔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区长，在他的余生里，他就以此作为一个不定居的牧师。 奥特在他的《传记》中收录了一些当马尔萨斯还是学院本科生时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给他的信。其中一封谈论马尔萨斯被选为研究员一事的信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二人间的关系，因此全文收录如下： 我衷心地祝贺你的成功，它给我带来了欢乐，因为这弥补了我的遗憾。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错失了它，因此我更有感慨地向你祝福。 唉！我亲爱的鲍勃，我没有权力谈论怠惰，但当我给你写那封你所不喜欢的信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失败的目标和遗憾的追求感触良深。我想，从对自己年轻时的回忆中我预见到了你，同样的自乱阵脚的倾向，同样的自责的气质，有希望能使我的不幸经历有益于你。这也的确是你所需要的，尽管只是一点点，但已让我更热切地想要告诉你，我写信给你时，比我通常装作的那样心肠更软，然而我的这种方式换来的却是你粗暴的失望之语，这让我感到自作自受。如你所说，你已克服了这些，能做到这样你是很有资格的，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最无懈可击的品格，文雅的风度，最明智、最和蔼的举止，避免了我所痛恨的妄自菲薄；你能让每个人都轻松愉快，带给他们快乐。即使我最易发怒或吹毛求疵，我也不能从一个伙伴身上要求更多了。在我对你的幸福有所期望时，我也未感到还有什么缺憾，除非我的那些期望过于古怪、不近情理或根本就是错误的。在我拒绝向你表达感情，拒绝给你我的嘉许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常常禁不住要握住你的手，流下泪来。 如果我能为你的教堂做些什么，或者你还需要为你做些什么，就写信给我，像我一样。相信我，亲爱的鲍勃，最爱你的， 丹尼尔·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颠的状况的看法》，写于1796年，这时马尔萨斯对皮特政府的批评已是第13年。这篇文章没能找到出版商。由奥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人口问题已经引起他的兴趣：“在人口问题上（他写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说人口总数是富裕程度的标志的话，它所代表的也仅是过去的富裕。” 1798年，马尔萨斯32岁之际，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 正是在与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讨论中，罗伯特·马尔萨斯才逐渐为人所知并最终成名。这一典故来自于毕晓普·奥特，而他正是从马尔萨斯本人那里听来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公正》出版。马尔萨斯父子频繁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平等与幸福，父亲抱有理想主义的观点，儿子则抨击这种观点。毕晓普·奥特这样描述说：“在与父亲进行这种富有生气的讨论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确立了他的事业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为了使这一想法更成熟，他写下他的论点的要义，这形成了后来的《人口原理》。我们不知道父亲是否被儿子说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尔·马尔萨斯强烈地感受到儿子手稿中的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创造性，因此建议儿子将他的劳动成果公之于众。 第一版是约5万字的八开本，与后面诸版相比，这一版几乎完全不同，并且更宜于传世。五年以后以四开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时已成为约25万字的三卷本。正如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释的，第一版的写作是“出于一时冲动，仅利用了在乡村所能接触到的少有的资料，”不过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内容一方面是与完美主义者的辩论，一方面证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这第一篇论文运用演绎的方法，富于哲理，文风大胆而精于修饰，语言华美，情绪饱满；而在其后的诸版中，政治哲学让位给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这位年轻人在执政政府后期写作时所具有的天赋和高涨热情却不见了。“冗长与毫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柯勒律治写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页边的评论：“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第一版很难见到，可见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马尔萨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著作中获得的收益总数不超过1000镑），它一经面市，马上就脱销了，尽管五年之后才出了第二版。这本书立刻引起注意，小册子之间的笔仗也随即展开（据博纳博士说，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来，这种笔仗就没有停止过。反对者们提出理由抨击那一在进化历程中从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并且认为，在有意识地对幸福的追求中，人们敢于从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们手中夺得政权。 佩利本人被说服了，而他从前认为“一个国家可能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就是人口的衰减，人口的增长的目标，在所有国家都应当胜过其他一切政治目标。”《人口论》同样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奥特记载了皮特与马尔萨斯于1801年12月的一次会面：“碰巧这时皮特先生正对剑桥大学做一次竞选访问……在基督学院院长住宅举行的晚餐会上，有几个年轻的旅行者作陪，特别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人。在谈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雅法的大屠杀、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莱尔等轻松话题时，皮特先生也放松下来与大家闲谈。”在1796年，皮特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而到了与马尔萨斯见面的前一年，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在众议院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表示敬意，“对他们的意见他必须要加以尊重，”据说，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论》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富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纪的作家利用过，但由于表达拙劣而没能引起世人注意。 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文科学的英格兰传统之中——植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思想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之中，我认为，在情感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延续性。从18世纪到现在，如果我要如此表达——这一传统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佩利、本瑟姆、达尔文和穆勒，这一传统表达着对真理的热爱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没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学，它代表了公正和民众精神。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脉相承，在实际内容上也息息相联。马尔萨斯身列其间，当之无愧。 马尔萨斯从他的演绎的剑桥方法——无论是数学学位获得者佩利，还是一无神论者采用的方法——到后面诸版采用的归纳性论点的转折起因于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为了搜集资料，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和俄罗斯的一些地方，这些是当时对英国旅行者开放的少数的几个国家。在1802年的短暂和平期间，他还访问了法国与瑞士。北方的旅行是与基督学院的朋友奥特、克拉克和克里普斯相伴而行。E．D．克拉克是个天生的旅行家和收藏家。马尔萨斯和奥特被他的异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惫不堪，而对克拉克，这不过是稍作表现而已。 克拉克和克里普斯又继续了两到三年的旅行，当他们从君士坦丁堡返回时，已经收集了许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其中很多目前保存于菲茨威廉博物馆。他们在家中的朋友们则坐在基督学院的研究员休息室里，怀着极大的好奇和兴趣阅读克拉克的来信。这些信件有许多收录在克拉克的《生活与旅行》。克拉克后来成为基督学院的高级导师（1805年），第一位矿物学教授（1808年），最终成为大学的图书管理专家（1817年）。 与此同时，马尔萨斯在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并在1800年匿名出版（像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样）了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对目前供应的过高价格的原因调查》。这本小册子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已倾向于使用处理具体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在此后与李嘉图的通信中进一步展开。我对这种方法我深有同感，并且认为，比起李嘉图的方法来，这种方法更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按照马尔萨斯的颇令常识的主张，价格和利润主要决定于他所说的（尽管并不很清楚）“有效需求”。李嘉图则采用了苛刻得多的方法，在“有效需求”背后，他一方面归因于货币状况，一方面归因于产品的实际成本和实际差别，认为这些基本因素以唯一的和清晰的方式自行发挥作用。他把马尔萨斯的方法看作是十分浅陋的方法。然而，李嘉图在使他的许多成功的论点要义简单化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偏离了客观事实；而马尔萨斯却使他的说法接近结论，从而紧紧抓住了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东西。李嘉图是诸如货币数量论和汇价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创立者。当人们在观念上痛苦地脱离这些伪算术定律的控制时，人们才能够，或许是100年来第一次，理解马尔萨斯的晦涩结构的真正意义。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在这本早期的小册子中被天才地表达出来。“这一想法对他的震撼之大以致于他骑上马从黑斯廷斯跑到镇里”，在他的“镇里的阁楼”上呆了两天，“熬夜到两点来完成这一想法，以便它在议会开会之前产生出来”。他在思考为什么供应价格上涨之高远远超过收获不足所能产生的影响。他没有像李嘉图几年之后那样归因于货币数量。他把原因归结于劳动阶级收入的提高造成的随着生活费用增加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我极其强烈地感觉到，在王国的多数地区随着谷物价格上升而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的企图，连同国家的富足，这使得提高薪金的企图得以实现，相对说来是造成此次供应价格上涨的仅有的原因，因为这次价格上升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短缺的程度，大大超过了那些以上原因不起作用的国家价格上升的程度…… “让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有50个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于生产上的某些失误，只够供应40个人。如果第40个人可以花两先令买这件商品，而他前面的39个人的出价都不同程度地高于两先令，余下的十个人的出价都少于两先令，根据真实的贸易原则，这件物品的实际价格将是两先令……让我们假设现在有人给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个穷人每人一先令。现在所有的50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先令，即先前确定的价格。根据公平贸易的每条真实原则，这件商品将马上涨价。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问，根据什么原则把能支付两先令的50个人中的十个排除在外？因为依据假设，商品还只能供给40个人。穷人的两个先令与富人的两个先令一样是钱；如果我们不采取涨价而让最穷的十个人（或许他们是）支付不起的办法，就必须掷硬币、抽签、摸彩或者动武来决定谁将被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比对同样的钱进行不光彩的区分的办法更合理的方式来分配一国的商品，而以上这些方法显然偏离了我的目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文明的、已启蒙民族的习俗，根据每一条商品交易规则，价格必定会上涨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点。这一点也许是两个半先令或更多，将成为商品的价格。如果再给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令：每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半先令，价格必然立即随之上涨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类推。” 语言和道理都是简单的，但这却是系统性的经济学思想方法的开端。小册子中还有很多——几乎整篇——都值得引用。这本《调查》是马尔萨斯所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伟大的章节；现在，既然已经从引述开始，我就禁不住引用第二版（第571页）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了更出色的包装（转引自佩因《人的权力》中的评说）：“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个人没被邀请而前去参加宴会一样，女主人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能唤起某些宴席中的宾客的同情的话。而如果有宾客站起来为他让座，其他不请自到人会立刻闯过来要求得到同样的恩赐。如果来者将分食物的消息传开，宴会厅里将会挤满数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就此破坏了，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困乏；宾客们的欢乐被破坏了，大厅中的每个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赖的场面，都是被激怒的人们闹嚷嚷地纠缠不休，因为他们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并没有找到。客人们将后悔不已，他们不该抵制女主人发布的对闯入者的严酷命令，因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够的享用，但她知道她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的人们，因此当她的宴席已经坐满时，她就要客气地拒绝接纳那些新来的人。” 马尔萨斯的另一本小册子《致萨缪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关于他的修改〈济贫法〉的建议案》则无如此幸运。这完全是一次对《人口论》中原理的应用。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就是一项建房计划，一方面想补救惊人的短缺状况；一方面想创造就业。但马尔萨斯急切地指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因为正是由于住房的困难才使得“针对贫民的法律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刺激早婚”。这些法律提高了税率，较高的税率阻碍了建房，而住房的短缺减缓了贫民法律在其他方面刺激人口增加的灾难性影响。“这一倾向使得男女关系过早发生，如果在充足的住房条件的刺激下，我毫不怀疑人口将大大增加，这样大规模的劳动者被随即投入市场，将使得那些独立的劳动者陷入绝境。”经济学是一门本常危险的科学。 1803年，《人口原理》的新版出版，它是精美的四开本，全书600页，标价一个半畿尼。直到这时，马尔萨斯才没有特别职责而专心于经济学研究。他于1804年结婚。1805年他39岁之际，担当了前些年就已做出的任命，即担任新成立的东印度学院的现代历史与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开始是在赫特福德，不久就迁至海利伯里。这是在英格兰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直到1834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海利伯里。他的住所在钟楼下面，后来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居住在这里，他是马尔萨斯讲座的最后一任主持者。马尔萨斯有三个子女，一个女儿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另外一个女儿，普林格尔夫人活到1885年，而他的儿子，雷维伦德·亨利·马尔萨斯于1882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女。 《人口原理》在后面一系列的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和1815年他出版了关于《谷物法》的小册子，1815年出版了他关于地租的著名论文，182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由实际应用的观点考察》。 “海利伯里学院存在的时候，马尔萨斯夫人一直保持着她的欢乐的晚宴的传统，伦敦的学术界精英经常参加她的晚宴。”“马尔萨斯的仆人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结婚之后生活安顿下来。”他的学生们管他叫“老爹”。他是个辉格党成员。他的布道常常是详细阐发上帝的仁慈。他认为海利伯里学院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地方，认为对那些“不但能理解，并且不以之为枯燥”的年轻人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项适宜的研究。他的性情和善，脾气和蔼可亲，品格忠诚，富于感情，并且天性次快——这些都验证了他1798年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所写下的论断：“人生，一般说来，是一件与未来状态无关的幸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除了那些在历史进步大潮中必不可少的罪恶之外，世上再无其他罪恶。” 与这幅画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战中的小册子作者们描绘的冷酷、恶毒，如怪物一般的马尔萨斯的形象。对此，马尔萨斯看来是采取了尽可能不闻不问的态度，但一些朋友门却十分愤慨。在这件事上，西德尼·史密斯把握得更好一些。他在1821牢7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哲学家马尔萨斯上周来到此地。我参加了由未婚者们为他举办的令人愉快的欢迎会。其中只有一位妇女是有小孩的。但马尔萨斯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只要没有发现有身怀六甲的迹象，他会对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礼……。” 《绅士杂志》（1835年，第325页）在讣告辞中告诉我们：“马尔萨斯先生身材高挑，体态优雅，他在相貌上如同他的品行一样，堪称完美绅士的典范。” 约翰·林内尔先生在1833年曾为马尔萨斯画过一幅令人钦羡的画像，现在为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从这幅画像以及同样出自于林内尔之手的著名的马尔萨斯雕像可以看出，他是个红脸膛，有着红或褐色的鬈发，那是一张不同凡俗的俊秀的面庞。马蒂诺小姐在她的自传中写道：“全英国也找不到比马尔萨斯先生头脑更单纯，更具美德，更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了……在所有人当中，马尔萨斯是我不用喇叭经常就能很轻松地听到的人之一；——由于下腭的缺陷，马尔萨斯讲话时的毛病简直不可救药，当他的朋友有意安排我们认识而邀请我与马尔萨斯会见时，我不禁心生畏惧。想到我自己的耳聋，而他不能读出字母表中的一半辅音，以及他的薄薄的嘴唇使我很难把我的助听管给他，我意识到我们的会见将会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幸运的是，我错了。他的第一句话——缓慢而温和，不管辅音怎样，元音响亮而清晰——就使我完全放松下来。我很快就发现他用的元音我实际上都听到过。他发音最差的字母是I，当我毫不困难地听懂他的问话，——‘难道你不想去看看基拉内的湖吗？’的时候，我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们的记忆在经历了卢俊和休谟之后的漫长空白之后，上面这一愉快的场景又让我们回到了我们所熟识的年代。约翰逊博士、吉本和伯克对我们影响之深，以致于我们很容易淡忘了马尔萨斯成长的那个年代，即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那个年轻、激进的英格兰；我们也淡忘了带来沉重失望的法兰西革命以及它对英格兰的毁灭性影响，尽管我们还能在从华兹华斯到柯勒律治到怀有不可扼制的热情的雪莱的作品中了解到它，但我们已经淡忘了这两个重大事件在从18世纪向19世纪的过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随着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过去，马尔萨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知识范围中已经完全被忽略了。卢梭、马尔萨斯之父丹尼尔、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1784年的剑桥同仁们、佩利、皮特以及《人口原理》的第一版仿佛都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明。而马尔萨斯与我们的联系却日渐紧密。他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而这一团体仍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召开聚餐会。他同时还是在他去世之前建立的皇家统计学会的初始会员。他参加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召开的1833年会议。 晚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与李嘉图的亲密关系，为此他写道：“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没有像这样爱过他人，交换看法，我们毫不保留，之后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以致于我不得不设想，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取得一致。”玛丽亚·埃奇沃思与两人都相熟识。她这样描绘他们：“他们齐心协力探寻真理，无论谁是第一个发现者，他们都欢呼相庆；我真切地看到他们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动绞盘，让那痴心眷恋于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始于1811年6月，马尔萨斯“冒昧地引见自己”，希望“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能站在一边，对那些观点上的分歧，我们只需要私下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笔墨官司。”这带来了他们之间从未断绝的亲密关系。李嘉图在周末频频造访海利伯里；而马尔萨斯到伦敦的时候也常常逗留几天，起码要与李嘉图共进早餐，后来的年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盖特科姆公园，李嘉图的家中住上些时日。这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怀有最深切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智力天赋上的对比很鲜明，也很有意思。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李嘉图是抽象思维和演绎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归纳性的和直觉的调查者，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中偏移太远。然而在实际的财经问题上，这位犹太裔的证券商与这位贵族血统的牧师的角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我记录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李嘉图是一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这个辛迪加从事政府债券的操作，相当于目前的“包销”。他的辛迪加通过参与招标从财政部的债券总额中得到了包括各种期限的债券，然后作为投资机会逐步向公众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往往要帮马尔萨斯一个忙，马尔萨斯不用掏一分钱，李嘉图就把一部分债券份额记到他名下，这意味着，只要马尔萨斯持有的时间不是太长，一定的收益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辛迪加的初始价格条件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这样，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马尔萨斯发现自己手中的公债正处在一个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图，只要不是“错的或不方便的”，“就干脆赶紧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诺给我的收益实现了，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李嘉图执行了这一指令，尽管他自己绝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告知他公债可以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周达到牛市的峰顶。在1815年6月27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谦逊地汇报说：“像往常一样，我从对上涨的预料之中获益颇丰，我成了公债的大赢家。”“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老课题，”他接着投入到对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探讨之中。 可怜的马尔萨斯禁不住心中懊恼：“（他写于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认我曾以为第一场战役的胜机属于波拿巴，因为他有进攻的机会；的确，从威灵顿公爵的调兵遣将看来，波拿巴一时曾经胜券在握。然而事后看来，法国人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如果他们拿出了为保卫独立而战应有的力量和热情，一场战斗，无论它如何血腥或彻底，是无法决定法兰西的命运的。” 这一友谊将在历史中长存，因为它产生出了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文字往来。1887年，博纳博士发现了由科勒内尔·马尔萨斯所有的李嘉图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件，然后出版了他的署名的版本。然而对马尔萨斯所写的信件的寻找却是一无所获，这些信件本来应该由李嘉图的家庭成员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些散轶信件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大卫·李嘉图偶然送给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女士的，她乐于收集名人手迹。这位教授同时还声称——极有先见之明地——“大卫·休谟对《国家财富》的评论曾被销毁，而马尔萨斯的这部分信件的遗失将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仅次于此的文字之灾。”对皮罗·斯拉法先生来说，什么也隐藏不住。为编辑即将出版的《大卫·李嘉图著作》的全本和定本（此书是为皇家经济学会准备的，将于近年内出版），斯拉法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发现了那些散轶的信件。这两方面的通信的出版将会大大提高它所包含的趣味。其中的确可以发现经济学理论的种子，也能发现他们论证命题时分歧的线索——在一开始就形成如此大的分歧，除非分歧消除，否则很难认为他们所用的定义是一致的。李嘉图研究均衡条件下产品的分配理论，而马尔萨斯则关注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现实世界中每日产出的数量。马尔萨斯所针对的是我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货币经济；而李嘉图针对的是一个货币中性经济的假想概念。他们很大程度上知道存在分歧的真正原因。在1817竿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李嘉图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在那些经常讨论的题目上的观点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你在头脑中经常考虑那些个别变化带来的直接和暂时的效应，而我则把这种直接效应和暂时效应撇在一边，全神贯注于这些效应所造成的结果，即事物的长期状态。或许你对这些暂时效应评价过高，而我则过于低估。要正确对待这些命题，就需要认真加以区别和注意，并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原因。” 马尔萨斯在1817年1月26日对此做了很有反响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谈及的问题是我们的观点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确实倾向于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虑，因为这是便写作在实践中有益于社会的方法，我也认为这是避免犯拉普他岛的裁缝们所犯的错误的唯一方法，如果失之毫厘，则必谬以千里。另外，我的确认为社会进步包含着不确定因素，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进或阻碍生产与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于忽略了导致国家贫穷或富足的因素，而这正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主要目标。一个作者诚然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欢的假设，但如果他的假设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他就不能从假设中得出任何有实践意义的推断来。你在关于利润的文章中假设实际劳动工资是恒定的；但它是随商品价格波动的（二者在名义上是一回事），利润也是变动不定的，因此你的推断就无法应用到事物的实际状态之中。我们在周围的国家，尤其是在我国，看到的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长短不定的历史时期，而从未见到过你仅仅考虑了的一成不变的社会进步。 但造成我们的分歧的更细致、更本质的原因，我认为是这样。你似乎认为人类的需求和口味时刻在等待着供给；而我则坚决认为没什么比激发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难的了，尤其是要从原有材料中创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难。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所赋予它的价值，供给越适合于需求，其价值就越高，一天的劳动就能换来或曰带来更多的可支配的购买力……我非常肯定地认为，在实际阻碍生产和人口增长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于生产能力的不足。” 一个人如果细读了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觉到，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图的方法居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对经济学的进步可称是一场灾难。在这些信礼中，马尔萨斯一次又一次地谈论着简洁的思想，但头脑笼罩在阴云里的李嘉图却全然无法理解这种力量。 早在1814年10月9日，由福克斯韦尔教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907年，第274页）中的信中，马尔萨斯写道：“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观察，你认为‘由积累欲望引起的需求同消费的欲望一样有效’，即‘消费和积累能同样促进需求’。我知道，对于利润下降，你一般会从积累上找原因，而我则坚信，这是因为生产价格比生产成本相对降低，或者说是有效需求缩减，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原因。” 但从马尔萨斯写于1821年7月的两封信的摘要中可以看到，到那时为止，这一在马尔萨斯头脑中清清楚楚的问题，在李嘉图的头脑中仍然迷迷糊糊。（1821年7月7日）我们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闲置着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对实际产品分配不当，造成继续生产缺乏足够的动机。 为了探讨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我显然要探讨动机问题。我根本不想否认人们有权消费掉全部产出，但根本问题在于，在各部分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是否能最大程度上引起有效需求，从而激发以后的生产。我毫不怀疑地坚持认为，快速积累的意图必然意味着非生产性消费的大幅度缩减，这极大地损害了一般的生产动机，从而必然过早地阻碍财富的增长。这才是最具实际意义的问题，至于是否应该把这种不景气称为供应过剩，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但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即快速积累的意图造成的劳动与利润的分配损害了今后积蓄的动机和能力，从而损害了供给能力和人口就业的增长，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积累的意图，或曰储蓄过剩会对一国造成切实的损害。 （1821年7月16日）对于目前讨论的这一问题，看来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地相互理解了，如果你读了我的最后一章第一部分的头两段，而仍然“认为把巨大的生产力投入生产，其结果对人类不利”，那么我几乎对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绝望了。 我明确声明，我的目标是阐明引发生产力的原因；如果我建议保持一定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显而易见那不过是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动机。而且我依然认为，对于一国的财富来说，随土壤肥力而有所不同的非生产性消费的占一定比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在各种生产动机当中，最核心力当然是使那些运作产业的人获得产出的适当比例。然而你却主张大规模的暂时储蓄，在利润足以促使它投入生产时却开始储蓄，这可能导致对于产品的分配不能引发进一步增加生产的任何动机。 如果把一段时间里没有进一步增加生产的状态不适当地命名为不景气，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它，尤其是在这种不景气不可避免地使正在成长的一代沦于失业的时候。我们从重复的经验中知道，除非有一些工人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工作，否则劳动的货币价格是不会下降的。 问题在于，这仲资本的停滞，以及由于在增加的产品中没有使地主和资本家得到适当的非生产性消费的份额而造成的对劳动需求的停滞，在发生时会不会无损于一个国家，会不会导致幸福和富足的程度降低，而如果使地主和资本家在自然社会剩余中得到非生产性消费的适当比例，从而继续保持生产的动机，就会首先避免对劳动的不正常需求，避免将会发生的这一需求的突然缩减，这样是否导致社会幸福和富足程度的降低呢。 如果资本和劳动停滞不会导致恶果，那么怎样才能说明，对生产者可能有害的过于节俭反而不会对国家有害呢？怎样才能说明，在生产失去动机的时候，增加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不能作为一个适宜的解决办法呢？” 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19世纪经济学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为了重新发现，为了冲破误导我们头脑的重重迷雾，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这本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称罗伯特·马尔萨斯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而在这些信件发表之后，带着更多的同情与崇敬，这一荣誉他将更加当之无愧。 在这些信中，马尔萨斯的确在重述他出版于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第七章第四部分的论点，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者引发的分配，以此作为增加全部生产的交换价值的方式，”它未能打动李嘉图，也未能影响后世的思想，但马尔萨斯使这一论点更加清晰。 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论点的精髓在《政治经济学》中已露出端倪。在本章的第五部分，“对1815年以来劳动阶级的苦难”，马尔萨斯继续应用了这些原理。他指出痛苦应当归因于资源的转向，先前资源投入于战争，投入于储蓄的积累。而在如今的情况下，储蓄不足不可能是问题的原因。储蓄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已不再是一种公共责任。公益事业以及地主和有财产的人的消费才是适宜的解决办法。 下面的两节可以引用为对1815年到1820年所发生的事件的最好的经济分析：“当利润偏低并且不确定的时候，当资本家在那些本应安全地利用他们的资本的地方却遭受损失的时候，当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资本外流的时候；一句话，当问题的性质所体现出来的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证明了对国内资本缺乏有效需求的时候，却建议进行储蓄，并且把更多的收入转化成资本，这不是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吗？这不是毫无意义地反对供给和需求原理这一诸多原理中最首要、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理吗？这不是等于在人们忍饥受饿、流离失所的时候却建议他们操办婚姻之事吗？ “总之，我要说，参与战争的士兵、水手或其他阶级突然转化为生产劳动者会造成生产与消费均衡的紊乱，而治愈这一恶魔的最力所能及、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雇佣穷人参与筑路和公共工程，而地主和那些拥有财产的人致力于建设，改善和美化他们的工地，以及雇佣工人和仆役。” 储蓄与投资平衡问题在书中序言里已全部提出了：“亚当·斯密声称，资本增加源于节俭，每个节俭的人都有益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依赖于消费与居于其上的生产之间的平衡。毫无疑问，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显然也绝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储蓄的原则一旦过度就会损害生产的动机。 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最简单的食物、最破烂的衣服和最鄙陋的住所，那么这世上就绝不会有其他的食物、衣服和住所……两个端点是显见的，需要的是有一个中间点，虽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不一定能确定它，但考虑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愿望这两方面，这一点应该是最能激发财富增长的一点。” 对李嘉图来说，全然无视这一系列思想的意义当然是个重大错误。但马尔萨斯也存在缺陷，即在于他完全忽略了利息率所起的作用。20年前，我本可以反驳马尔萨斯，他所设想的事情的状态，除非利息率首先降低为零，否则不会发生。像往 常一样，马尔萨斯洞察到了什么是正确的，但只有解释清楚过度节俭不会带来利息率降低为零，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它是正确的。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对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来说，除了一般的感情，这三个人物还激发了我们精神上的其他东西。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并未被他们相反的头脑品质所阻隔，而是终其一生在和平与友好中相互交流。 李嘉图去世之前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的最后一句是：“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 马尔萨斯比他的朋友多活了十年。“（他在死前所写）我的观点是公开的。如果我要修改什么，也只能在语言上做些改动，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能改得更好。” 1833年，马尔萨斯去世的前一年，马蒂诺小姐到海利伯里来拜访他。她很高兴看到“绿化得很好的赫兹郡。几乎每天工作之余我们都出去—一五六个人愉快地骑马相聚，踏遍每一条绿色林荫道，欣赏周围的每一片景色。其他教授们的家庭则组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团体——我们没有兴趣谈论学生中的哪一个会成为未来印度的行政官。年轻男人们谈论的风行一时的笑话，郑重其事的相互尊敬，以及不时爆发出的喧闹；年轻女士们的射箭术；波斯语教授那奇特的君子风度；勒巴校长的渊博学识和诚恳的学者风度，以及夏夜聚会中颇有古风的谦恭，所有这些都过去了。” 二、罗伯特·马尔萨斯：百年训谕 在《伊斯兰革命》的序言中，雪莱写道：“形而上学，以及对道德和政治科学的探讨，已经蜕变成了使那些已被破除的迷信再生的妄想，或者是马尔萨斯式的诡辩，算计着使那些人类的压迫者们在永恒的胜利中安然入睡。” 戈德文的女婿如是说，他抨击着《人口原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希望。另外一个诗人，马尔萨斯在基督学院的同窗柯勒律治，其观点也并不友善：“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博纳博士写道：“其余的纸边批语主要是一些感叹语（如‘蠢驴！’），很多都有欠文雅。” 如此看来，无论对于富于革命精神的诗人还是对于富于保守精神的诗人，马尔萨斯都是经济学家中诡辩者的代表——这个露骨而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家伙，偏离了人道主义的本源，他用不言自明的道理证明：所有减轻贫困和灾难的企图都会适得其反；开通的自利行为比一时的慈悲心肠更是一种社会公德；商人们为了那些最红光满面的人——指那些最富于财产的人——的生存而奋斗，而一旦他们无法继续，世界将极有可能陷入悲惨之中。 这两位最具睿智而气质相异的诗人就是这样来解读他们所听到的东西的。他们的控诉矛头指向19世纪的经济学家，但也并非全然错误。今天我们也没能完全逃脱出他们的控诉。 如此纪念马尔萨斯似乎有欠公平。《人口原理》的第一版是为了批评戈德文的《政治公正》，第二版则是为了批评佩恩的《人的权力》，其中有一段是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 当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时，马尔萨斯写了一本小册子，敦促无论如何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 这样提及马尔萨斯的名字仍然忽略了一点，即他的生活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被截然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都起因于他周围的事件和影响。其中的第二部分是一次无效的努力，李嘉图和他的学派正在把他们的理论套在我们的脖颈上，而马尔萨斯却想推翻它。在我前面的引文中，雪莱继续写道：“四散的阴云也已笼罩在我们的小说与诗歌之上。然而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从昏睡中觉醒。我感到了一种缓慢的、逐渐进行中的悄悄的变化。” 在一个脚注中，雪莱把《人口原理》后面诸版中的一些变化慷慨地称之为“公众希望苏醒的标志”。有这样一段，这是《人口原理》第二版中接近结论的那一部分，也正是雪莱头脑中所想的那一部分：“总而言之，由于人口原理的作用，尽管减轻苦难的前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光明，但也远非毫无希望。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人类社会逐渐向前的进步，在出现最近的胡思乱想之前，这正是理性期望的目标。财产和婚姻的法则，以及狭义的自爱原则促使每个个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我们应当感激这些法则，因为正是在这些法则之下，人类的天才得以发挥，人类得以由野蛮走向文明。根据人口原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抛弃使我们升高的这一阶梯，但这绝不说明我们不能借助于它更进一步。社会结构的许多特征也许仍会保持原状。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仍会由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组成。但每个阶级各自的状况，两个阶级之间的比例都可能大大改观，使整个社会趋于和谐与完美。如果在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地发展的时候，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却裹足不前，以至于连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前进障碍都无法解决，这种对照的确令人悲伤。然而，无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显得多么坚不可摧，我们仍然心存希望，因为我们探讨的结果并没有使我们放弃人类社会进步的事业。一点点好处，只要是可以得到的，就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就足以让我们付出努力，让我们满怀憧憬。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人类的美德与幸福能与自然发现的光辉历程齐头并进，但只要我们不自暴自弃，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前者将随后者的进步而进步，并从后者的成功中分享好处，其程度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劳动阶级的苦难主要因为他们的低水平的生活状况引起了马尔萨斯的注意。滑铁卢之战以后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呈现在马尔萨斯面前的是失业问题。正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人口原理。他强调，除非减少劳动供给，否则无法提高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水平。然而在第一版中，他强调的是减少劳动供给的困难，在其后诸版中，他却强调减少劳动供给的重要意义。在他一生中的后半期，他被战后失业的问题困扰着，失业的范围第一次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00年来，本应有人读到他对强大的李嘉图的有力而不容辩驳的抨击，哪怕仅带着一丝同情与理解。就这样，马尔萨斯这个名字因“人口原理”而不朽，而他提出更深刻的“有效需求原理”时的天才直觉却被遗忘了。 然而今天，让我们把马尔萨斯作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吧——最重要的是，把他作为用规范的思维框架面对世事纷坛的伟大先驱吧。马尔萨斯通过一条最佳途径接近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尔萨斯在佩利时期的剑桥大学走向成熟，他开始有志于哲学和道德科学，并运用政治哲学家们的演绎方法。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头沉浸在经济史实和当代世界的问题之中，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并吸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最后，他又回到演绎方法，不过这次是作为专属于经济学家们的纯理论方法。他寻求将规范的思想方法应用于事实资料，并通过直觉选择类似规范原则的方法来透视这些事实，进而解释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总之，在经历了一个道德学家的幼虫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蛹之后，他最终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开思想的翅膀，翱翔于世界之上。 作为结论，让我来为你读出马尔萨斯所写的这一段文字，它总结了一个经济学家应当怎样看待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耳边经常能够听到反对理论和理论家的呼声，它们来自那些自以为在实践中精明强干的人。应当认识到，差劲的理论是非常差劲的东西，他们的作者非但无用，而且常常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但看来这些实践的鼓吹者并不清楚，他们自己也往往会像他们所反对的那样。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属于当时最具危害性的理论家之列。当一个人信心十足地对人讲述他观察范围之内的事实的时候，无论这些事实具有多大的局限性，它们也增加了社会知识总量，从而有益于社会。但是假如一个人竟然从他的局限性的经验中，从他对自己的小农场的经营管理中，从与他相邻的作坊的鸡毛蒜皮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推断，他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理论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然而这是尤为危险的。因为确立理论的唯一基础是经验，而人们往往一听到词汇的音节就被迷住了，甚至不停下来仔细分辨一下局限性经验与普遍性经验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有理由称颂马尔萨斯：他的深刻的经济学直觉，他不但能对变换的经验图景保持一颗开放的头脑，而且一直不间断地以他的规范思想中的原理来解释经验，把此二者结合起来，体现了他非凡的能力。我相信，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现在在他的母校纪念他，应当向他致以永不褪色的敬意。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